白凯发表论文

1、从苏州到北京我是从1980年开始在苏州大学读历史本科专业的。当年秋季入学，是所谓“80年代新一辈”，就是说80年以后，整个校园气氛就不一样了。80年以前，校园基本上还是属于“老三届”，比我们大好几岁，大一二十岁的也有，都是已经在社会上工作很多年，然后又入学的，社会经验丰富。但从80年以后，都是高考毕业后进入大学的，面孔都是全新的。我上大学时是15周岁，班上还有比我更小的。苏州大学是我学习很关键的一个阶段，后来为什么会走向历史研究这条路，现在回想起来，是从大学二年级就已经把方向定下来。当时我的老师有董蔡时、段本洛。董先生研究太平天国史，我到美国之后才知道，我的博士生导师之一，黄宗智先生的夫人白凯，Kathryn Bernhardt，曾经赶到苏州跟他研习江南地区的太平天国史。段本洛也研究太平天国，但更多研究经济史。这两位老先生当时给我们开设专业课。董先生的课程名字叫《太平天国史》，段本洛开设的是《中国近代经济史》。我们当时不仅要求要选这些课，而且要求写毕业论文。本科生毕业写毕业论文，美国没有这种做法。美国的大学里往往有HonorsProgram，甚至还有Honors College，我们UT有Plan II，都是针对优秀本科生的。他们毕业前要求要写honors thesis。我当时跟着董蔡时先生做毕业论文，写的是《论左宗棠的经济思想》，这篇文章写完后，董先生大为赞赏。其实我写这篇文章也很受他的影响，他曾写了一本《左宗棠传》。我为了写这篇论文，专门到苏州大学的红楼图书馆，里面有一整套的《左文襄公全集》，特别是里面的奏稿、文牍啊，我都梳理过了。凡是涉及到经济和洋务的资料，全部都加以搜集整理，然后写成了这篇论文。这个写完之后交给了董先生，老先生写了评语，说是“已具备科研能力”。然后他推荐把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学历史》上。这份刊物当时是国内公开发行的。发表文章对我算是一个小小的激励。快毕业时，要开一个全系的师生会议，在小礼堂里，大约是有一两百人。1984年本科毕业论文奖就给了我，很意外，还发了一个奖品，是《现代汉语词典》，我还在用，在家里存放着。现在已经又旧又烂，但舍不得丢。话说回来，虽然已经是80年代，当时大学里用的教材，有些还是文革时期编的。特别是世界史教材，叫《简明世界史》，前面的序言里还说，这套教材是工农兵学员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合编，这些都是文革的遗风在里头，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没有更好的教材。中国古代史的教材已经变了，去掉了文革的痕迹。《中国近代史》，我记得是李侃编的，多多少少还有文革的影响，主要是因为那一代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还是用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的。比如董先生，他研究太平天国，一直在强调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斗争，太平天国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也是一家之言。他这个人是真心觉得要用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看历史的。不过，80年代已经有所谓思想启蒙，有“启蒙史学”在挑战以前的阶级斗争史学。大凡做学生的总有求新的想法，所以老先生讲的我们兴趣不大，但是作为老师，我很尊重他们。包括董老师后来研究左宗棠，替左宗棠讲话，但对左宗棠的定位还是地主阶级当中的开明派，也能自圆其说。但是他本人很开明，他的学生不论写什么，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他都是鼓励的。董先生起初想让我报考他的研究生，自己也有这个打算，但是后来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在招中国经济史方向的研究生，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是就开始准备考试。过年了，人家都回去了，我们毕业班，大约五六个人，都不回去。因为当时考研究生是过了春节的大约二三月份的时候。一旦春节回去，整个一个月就浪费了。所以大家春节都在学校过，系主任在除夕夜还请我们吃饭，收看CCTV的84年首届春晚。结果考上了，去北京近代史所读书，我的导师是樊百川，专业方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到北京跟樊先生学习，樊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十分执着，他很不苟同于那些自我标榜马克思主义的人，认为那些人是搞政治的，他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49年后，范文澜和刘大年执掌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还算学者，刘大年则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在我导师看来，他们把历史搞得政治化了。但是我的导师做历史研究要用那种地地道道的、原原本我当时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张謇。他是民族资本家中最成功的一位，搞了一个企业集团，有十几个厂。我导师说，你就去研究这个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研究，看他的经济基础怎么样决定他的政治态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张謇跟当时的中国政府，跟两江总督，有很多的私人关系。所以，他是新派的资本家，但是又有很多的封建色彩。这两个背景对于他后来戊戌变法也好，辛亥革命也好，对于他政治上有什么影响，让我去研究。我到南通查了各个方面的档案，把他的大生纱厂、南濠别业等等地方走了个透。我的硕士论文就是按照他的思路去研究这个人。实际上是一点趣味都没有，很无聊。我当时是想这么研究：我说这个张謇，他是一个状元（其实还是我的半个老乡，他在我们那里办了个“母里师范学校”。三十年前跟家乡的老人谈起张謇，都还知道有个张四先生），受到儒家传统的训练，他整个的价值观都是儒家的。但是他办厂，又是在搞现代化，所以我的思路，是想看看在传统文化、价值观与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伦理之间有什么样的衔接。但是樊先生坚决否定，如果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研究，那笃定毕业不了。所以，我就完全按照他的思路去写，写是写好了，他个人也很满意，但是我自己一点也不乐意，而且我从此再也不愿去碰张謇。（不过）后来为了开会，还是写了一篇论文，就是《儒家传统与张謇的一生》，也算了结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我们东方学者致使的时间线一般是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然后分为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两大分类，而且从远古时代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条主线

许多对于历史颇有研究的学者们，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探索，发现治史其实只有最主要的两种方案，是较为可行而且效率较高的。一种是从通史开始入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探寻历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规律。在这种方法中，不必为某一个细节浪费太多时间。

另一种方法是在将第一种方法掌握之后，对同时有一定的认知之后再进行。这时候就要在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之上，对于一些关键的点或者是特殊的问题，进行仔细的研究和探索。这时候需要的是一种刨根问底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够发现新的东西，最终才能融会贯通。

在时间线的选择上也十分的考究，许多东方国家的学者在进行历史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时，都会以自己国家的时间线为根据来进行研究和展开。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能够对本国都历史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比较。

我们可以将整个世界的历史比作成一个数学当中的坐标轴。在对历史投入研究的时候，就要进行一个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比较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化，比较各个国家在相同或者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化，还要比较在不同空间和时间里国家的历史所发生的变化。

以史明鉴，对于历史的研究和学习能够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研究也能够发现一些问题，而在现如今也可以通过研究来规避掉一些问题。

东方学者致使的时间线大多数都是以自己国家的历史时间为依据，顺着自己国家历史的某个节点，在一步一步展开，这样就可以清楚的看明白自己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从而清楚历史的关键节点，他与世界历史时间点的也是盒的，所以东方，这只时的时间线就是本国的历史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