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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其前身为1930年创立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自成立以来，南京土壤研究所一直肩负着为中国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服务的重任，凝聚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面向全国的土壤资源，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先后荣获国家级科技奖励40余项，省部级科技奖励200余项，逐步发展成为在土壤科学领域研究实力雄厚、分支学科齐全并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的国家级研究中心和高级人才培养基地，为我国乃至世界土壤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研究所，该所确定的战略发展目标是：针对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中国家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土壤学的发展需要，面向我国主要土壤类型，围绕土壤资源与管理、土壤肥力与调控、土壤环境与健康三大研究领域，为我国食物安全、土壤生产力的提高和环境质量的改善提供决策依据和关键实用技术；积极参与国际土壤科学前沿的竞争，丰富和发展现代土壤学理论，建成国际一流的土壤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有固定人员：252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93人。研究员：32人（含院士2人），副高级研究人员：68人，中初级人员：93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3人，"百人计划"及"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入选者：4人。（以上数据截止至2005年9月30日） 博士后流动站及学位授予点： 现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以及农业资源利用一级学科博士学位和3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 拥有研究生180人，其中博士86人，硕士94人。在站博士后18人。（以上数据截止至2005年9月30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围绕土壤资源与管理、土壤肥力与调控、土壤环境与健康三大研究领域现设有9个研究室。 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 土壤资源与遥感应用研究室； 土壤－植物营养与肥料研究室； 土壤化学与环境保护研究室； 土壤物理与盐渍土研究室； 土壤生物与生化研究室； 土壤与环境生物修复研究中心； 土壤利用与环境变化研究中心； 农业生态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其中农业生态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包括中科院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土壤分中心； 封丘农业生态国家实验站； 鹰潭红壤生态开放实验站； 常熟农业生态实验站； 三峡工程生态环境秭归实验站。 此外，该所还主办被SCI收录为源刊的《PEDOSPHERE》（土壤圈）以及《土壤学报》、《土壤》等3份中英文学术期刊；图书馆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特约图书馆，藏有中外文书籍和期刊23万册；土壤标本馆保存和陈列了我国不同类型及部分其他国家的近6万号土壤标本；土壤与环境分析测试中心是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认定的国家计量认证合格单位，拥有20多台大型分析测试仪器。 中国土壤学会和江苏省土壤学会均挂靠在该所。面向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国家需求，以土壤资源与管理、土壤肥力与调控、土壤环境与健康、土壤生物与安全为核心研究领域，在中国科学院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基地、生态与环境科技创新基地的组织下，推动系列重大科研计划的实施，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竞争，为中国土壤资源合理利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决策依据和技术支撑。同时，瞄准国际土壤学发展前沿，强化现代土壤学理论的研究，继续发挥在中国土壤科学研究中的引领作用，产出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原始创新成果。加强支撑平台建设，充分发挥野外台站功能，提高基础数据的获取能力。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的改革，打造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全面推进国际化进程，建成世界一流的土壤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围绕土壤资源与管理、土壤肥力与调控、土壤环境与健康、土壤生物与安全4大重点领域，把研究工作整合为8个主要研究方向，并组建了相应的8个研究团队，形成新兴学科领头、传统学科发展、理论与技术结合的研究体系。 方向1 土壤资源演变规律与可持续利用 方向2 土壤养分与植物营养调控 方向3 土壤污染机制及其对土壤健康质量的影响 方向4 土地利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及其反馈 方向5 土壤生物功能与食物和环境安全 方向6 区域农业与生态环境建设 方向7 农业与环境技术研发 方向8 现代土壤学理论研究目前该所正主持承担着"土壤质量的演变规律与持续利用"、"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环境质量演变机制与调控原理"2个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项目、"太湖河网区面源污染控制成套技术"、"南方季节性缺水灌区节水农业综合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2个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863）项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要农田生态系统氮素行为与氮肥高效利用的基础研究"等一批国家和有关部门下达的重大科研任务。沈仁芳 沈仁芳，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致公党江苏省委委员。1965年10月出生于浙江萧山。1986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现浙江大学）土壤农化系，获农学学士学位；分别于1989年和1993年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4-95年英国RothamstedResearch博士后一年，1998-2000年在日本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获STA支持工作2年，2000-2002年在日本香川大学获JSPS支持工作2年。2002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任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长期在国内外从事土壤化学、植物营养、植物生理、环境化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植物耐逆境（养分胁迫和毒害元素胁迫）的生理机制、作物养分高效吸收利用机制、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污染控制对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前后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SCI论文19篇。主持的主要课题：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重要方向项目和国际合作伙伴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和创新群体项目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课题和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等。林先贵 林先贵，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南京土壤所-香港浸会大学土壤与环境联合开放研究实验室主任、南京中科院跨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5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土壤和环境微生物学科领域的研究，在菌根真菌、土壤微生物生态学、污染农田土壤生物修复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曾多次获得国际科学基金会（IFS）的资助，先后主持或参加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科院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等多项研究项目；在生物技术应用方面所主持的开发项目主要有灵芝等药用真菌的系列保健产品、生物肥料、设施渔业水质净化工艺与设备等，大部分成果已转化为商品。目前正在主持的国家项目有国家自然基金、国家“863”重点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等。获得过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和三等奖（2006）各一项，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1999）。公开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2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 研究方向：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环境微生物及其应用。熊毅 熊毅，1910—1985年，土壤学家，贵州贵阳人，曾名其毅。 1932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曾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主任。1947年赴美国留学，1951年获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历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毕生从事土壤研究工作，首先发现水稻土的淡色层是铁锰还原淋溶的结果，提出了水稻土形成与灰化过程和区别；在中国开创了土壤粘土矿物和土壤胶体化学的研究；组织并领导了华北平原土壤调查研究，对华北平原旱涝盐碱危害提出了综合治理的原则和措施，在国内首次采用“井灌井排”法治理盐碱地取得了重大成就。晚年从事土壤生态系统方面的研究，对太湖地区水稻土资源及其合理利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 主编了《土壤胶体》、《华北平原土壤》，合编了《中国土壤》等专著，先后发表科学论著、学术报告等二百余篇。赵其国 赵其国，著名土壤地理学家。1930年2月25日出生，湖北武汉人。1953年华中农学院农学系毕业。曾任南京土壤所所长，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国际土壤学会盐渍土分委员会主席，国际土壤学会土壤环境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农业研究委员会主任，国际山地研究中心理事，南京土壤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及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长期从事中国及世界土壤地理与土壤资源研究工作。在热带土壤发生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红壤具有古风化过程及现代红壤化过程两种对立统一的特征。指出红壤元素迁移的顺序、红壤化过程目前仍在进行的论据，以及红壤相对与绝对年龄的范围。指出运用红壤渗透水组成、游离铁等作为红壤化过程指标的重要性，并首次对红壤的定量分类提出具体区分标准，对红壤的发生研究与定量分类指出了新的途径。总结了以橡胶为主的热带作物开发利用与红壤分布及土壤性质的相互关系，首次提出以热量条件、土壤性质为标准的热带作物利用等级的评价方案，为制定热作发展规划与布局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近年来，为促进土壤科学的发展，提出了“土壤圈”研究的新方向，建立了中国土壤学界第一个开放实验室－“土壤圈物质循环开放研究实验室。在长期从事中国南方红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总结，提出土壤分区整治、退化土壤改良，以及土壤生态与环境评价的多种规划与开发方案。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 研究人员进行土壤调查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2003年由国家科技部批准建设，其前身是成立于1987年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圈物质循环重点实验室，依托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现任实验室主任是沈仁芳研究员，副主任是周东美研究员和徐华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周健民研究员。实验室现有工作人员48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2名，研究员26名，“973”项目首席科学家4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获得者4名，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引进人才6名。 实验室重点研究高强度人为活动下土壤资源的演变规律和退化防治措施；土壤养分供应与植物营养调控原理与方法；土壤污染及其修复理论和技术；土壤利用与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土壤生物过程及其调控技术。主要目标是：建立以土壤质量为核心的现代土壤学，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建立土壤资源信息系统，实现土壤资源数字化管理；发展水肥高效利用与农业清洁生产及污染土壤修复理论和技术体系；提出农业与环境协调的发展模式，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提高土壤生产力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服务。 2000年以来实验室共承担国家和地方各项科研项目200多项，其中国家“973”重大基础研究项目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1项；获得国家和省部委科技奖励9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各1项，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200多篇，其中SCI刊物论文400多篇。 实验室积极与国内外相关学术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和交流。实验室设有开放基金，为国内外学者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工作平台和经费资助。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重点实验室 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重点实验室是于2007年2月以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与环境生物修复研究中心为基础成立的。 该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与发展目标是综合地运用地学、化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的先进理论、方法和技术，主要针对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土壤环境污染问题和国家迫切需要的土壤环境污染监测和修复技术，围绕土壤环境监测与安全、土壤环境过程与健康、土壤环境修复与管理等三大研究领域，以环境污染物质为主要研究对象，多尺度地重点研究土壤内部、界面与相邻环境介质的物质功能、过程预测、监测评价、污染修复和风险管理等内容，旨在建立现代土壤环境学和土壤修复学基础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为改善土壤环境质量，确保农产品安全，保障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以及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关键技术；建立国际一流的土壤环境科学和土壤修复技术研究中心和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在国际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科技研究中发挥引领与示范作用。土壤资源与遥感应用实验室 运用土壤学、土壤地球化学、信息科学的手段研究土壤资源的形成、分类、演化及其环境效应。通过土壤及其生态环境的监测研究不同利用条件下土壤资源质量演化的机理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3S”技术等研究土壤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研究和建立土壤-地体数据信息系统。从事土壤及其生态环境监测、预测、恢复、改良等方面的新方法新技术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可为国民经济有关决策和评价部门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也为从事农业、环境、生态科学工作者提供重要的先进技术。目前，研究室共有在职研究人员15人，博士后1名，博士研究生5名，硕士研究生11人。 该所先后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同如英国洛桑试验站、日本农业环境研究所等一批国际著名研究机构签订了长期全面合作协议。设有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德国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共同资助的"中德土壤与环境联合实验室"以及与香港浸会大学共建的"土壤与环境联合开放研究实验室"，并是"全球土壤修复网络（GSRN）"亚洲分中心的挂牌单位。在知识创新工程二期实施期间，研究所先后主持承担了3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项目，2项“十五”国家重点科技专项（863计划）专题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项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以及11项院重要方向性项目等。研究所共被SCI收录论文251篇，被EI收录论文63篇，被ISTP收录论文11篇，被CSCD收录论文857篇，出版学术专著13部。申请发明专利26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有14项发明专利获得授权，16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授权。我所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分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际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作为参加单位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此外，还获得了多项有关组织颁发的专项科技奖励。 《土壤学报》是由中国土壤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承办的中文（含英文摘要、图、表和关键词）核心科技学术期刊（双月刊）。 《土壤学报》反映土壤学各分支学科有创新或有新意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刊登土壤科学及相关领域，如植物营养科学、肥料科学、环境科学、国土资源等领域中具有创造性的研究论文、研究简报、前沿问题评述与进展和问题讨论。该刊主要读者对象为土壤学及相关学科的科技人员、高等院校师生和管理干部。《土壤学报》的前身是《中国土壤学会会志》，于1948年12月创刊。1952年更名为《土壤学报》。1955～1956年定期出版，为半年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起由半年刊改为季刊，全国各地邮局发行。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科研工作停顿，《土壤学报》也被迫停刊。1978年8月经中国科学院批准正式复刊。该刊为16开本，每期144页，国内外公开发行。2002年起由季刊改为双月刊。该刊历任主编：1948年主编是宋达泉教授；1950～1954年主编是马溶之教授；1955～1983年主编是熊毅教授；1984～1996年主编是鲁如坤教授。现任主编是季国亮教授。该刊编辑部现有编辑人员4人。
1990.6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 获理学博士学位。1990.7进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1992.3-93.3作为日本科技厅特别研究员在日本国家农业环境科学研究所合作研究。现在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从事全球变化区域响应研究。先后发表论文70多篇，其中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30多篇。2000年以来，采用国际先进的FCAE(Free-Air Controlled Enrichment)方法,研究农田生态系统对大气组成以及温度变化的响应与适应。该项研究涉及植物生理、作物栽培、土壤、生物地球化学、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微气象、系统控制等学科领域，是在国际前沿的综合性研究。通过国际合作，2001年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水稻/小麦二氧化碳FACE系统平台。就是在田间开放体系中，建立了模拟未来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3个FACE圈（面积各约200M2）和相应的对照体系，其FACE圈内的CO2浓度高于周围大气环境200ppmv，并由实时控制系统加以实现。由于FACE圈内外没有任何隔离设施，气体可以自由流通，因此系统内部通风、光照、温度、湿度等条件十分接近于自然生态环境。FACE技术是研究生态系统对大气组成与气候变化响应的最佳模拟手段，FACE平台犹如未来世界的一个窗口。今年又建成了臭氧FACE系统，作为研究近地层臭氧浓度升高对生态系统影响的试验平台，同时在设计温度FACE方案，准备由单因子（分别模拟大气二氧化碳、臭氧浓度升高）的研究扩展到多因子（同时模拟大气二氧化碳与臭氧浓度、温度升高的未来情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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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版式1.1 软件排版用微软Word软件排式，用A4 纸（297×210）纵向排式，文字从左至右通栏横排、打印。1.2 页面设置页边距为上2.5cm, 下2.5cm, 左2.5cm, 右2 cm,装订线0，页眉边距为1.5cm,页脚边距为1.5cm。1.3 行间距固定值20磅2.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文字排式（包括中英文标题、正文文字、引文、注文、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2.1论文题目、专业、学生和指导教师、摘要、主题词等排式2.1.1论文题目排式用小2～3号字，字体选用标宋（或黑体），居中排。论文题目的文字字数较少或较多时，按“2.3.3标题长度与转行”规定处理。2.1.2“专业”、“学生”和“指导教师”等排式“专业” 选用楷体4号字，排在论文（设计）题目的正下方，与论文（设计）题目之间空1行，居中排。“学生 □□□”与“指导教师 □□□”排为一行，选用楷体4号字，排在“专业”下方，与“专业”之间空1行，居中排。如有多位教师，可用“，”号间隔。2.1.3摘要排式摘要以摘录或缩编的方式复述本论文主要内容。要求：概括地、不加注释地摘录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或简洁的介绍本论文阐述的主要内容及取得的进展。编写摘要应注意：客观反映原文内容，不得简单地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要着重反映论文的新内容和特别强调的观点。摘要宜采用第三人称过去式的写法（如“对……进行了研究”，“综述了……”等；不应写成“本文”、“我校……”等）。摘要不分段，以400字左右为宜。选用5号楷体字；“摘要”两字加黑。2.1.4主题词（关键词）排式主题词是表达论文主要内容的词或词组，是论文的重要检索点。主题词一般由3～5个词或词组组成。主题词直接从论文题目或论文正文中抽取。主题词在摘要后另起一行排。主题词的字级、字体和排式与“摘要”的相同。主题词与摘要之间不空行；主题词与正文之间空1行。2.2正文排式一律横排，通栏，文字选用小4号宋体。2.3标题排式标题可分为章（一级）、节（二级）、小节（三级）等。最小一级标题的字级应与正文文字的字级相同。2.3.1 标题的字级、字体（如标题级别较多，可在3号字与小4号之间用技术处理的方法区别，如加黑或不加黑）一级标题用小3号字，字体选用标宋黑体；二级标题用4号字，字体选用4号宋体加粗（或黑体）；三级标题用小4号字，字体选用楷体；最末一级标题用小4号字，字体选用宋体加黑（或黑体）。2.3.2 标题占行一级标题文字上下各空一行；居中排；二级标题的上面空一行，居中排；三级标题及其以下标题上下不空行，居左排。在两级标题连排的情况下，可省1～2行。2.3.3 标题长度与转行标题文字较多时，可按密排标题方式处理，即字与字之间不加间空。标题文字少时，可按疏排标题方式处理，即在字与字之间加间空。间空一般是两字间空两字，三字间空一字，四字间空半字，五字及五字以下不间空。标题文字长度占两行或两行以上的，可按多行标题方式处理，即应转行。标题转行：在标题文字的行长超过主体文字4/5行长的情况下，必须转行，转行标题文字居中排。标题转行不能割裂词义，如人名、地名、国名等，专有名词不能断开，虚词、术语、符号等不能转为下一行的第一字。在有副标题的情况下，应注意主题与副标题的关系与比例。2.4引文排式短句引文排式：与主体文字相同。大段引文排式：整段引文，另段起排，每行行头、行尾均缩进两格。引文上、下应各空一行。引文应变体。引文行头、行尾不加引号。诗歌等第一行的行头可后退四格或更多。2.5表格排式表格用字的字级用5号字（宋体）；表头（即表格名称）用5号黑体。每一表格应统一编号，该编号应在正文中相应处标明。表格宽度不能超过版心。续表（即一页未排完，下一页接着排的表）应在接排面的表上方加“续表”或“表×（续）”等字样，如续表不止一页，则需加上“续表一”等字样。如表格较大，也可用B4纸制成横表，按A4规格折叠后，装订入册。2.6图片排式手绘图、摄影照片、计算机制作图、印刷品等彩色、黑白图照均应清晰、清楚、准确，层次丰富。图片裁切或遮幅后不能造成不良效果。图片的长度和宽度不能超过版心尺寸。2.7目录排式目录中的标题不能超过三级。一级标题用小3～4号字；二级标题用4～小4号字；三级标题用小4号字。标题字体按由重到轻的原则选择。如一级标题用4黑，二级用4号字，三级用小4号字。标题文字居左，页码居右，之间用连续三连点连接。标题需转行的，转行后的标题文字应缩进1字处理。2.8 书眉排式“四川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或“四川大学本科毕业设计”用5号字居左排，论文题目或设计题目用5号字居右排；书眉与正文之间用下划线分隔。2.9 页码排式用5号字排在页脚居中。2.10 序言和后记排式字级与正文相同。字体可选用仿宋体或楷体等。版心宽度可略小于正文版心宽度。2.11附录排式附录应标明序号，各附录依次编排。如“附录1”排在版心左上角。“附录”用四号黑体字。附录文字的字级用5号字。3.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参考文献的著录要求文科类各学院对论文（设计）的引、注、参考文献的著录要求，由各学院根据学科特点自行制订统一、规范的具体要求，并报教务处备案。理工医各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参考文献著录要求：引用资料、文献，均应说明来源。著录引文的参考文献采用顺序编码制。顺序编码制：按文章正文部分（包括图、表及其说明）引用文献的先后顺序连续编码。编码置于方括号中，用上标的形式（置于右上角），直接放在引文之后（如〔1〕；〔15,18〕；〔25－26〕）。3.1 专著著录要求、格式3.1.1专著著录格式主要责任者者.书名.其他责任者.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次例1：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订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76例2：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西沙群岛考察组.我国西沙群岛的土壤和乌粪矿.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3.1.2专著中析出的文献著录格式 析出责任者.析出题名. 析出其他责任者.见：原文献责任者.原文献题目.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在原文献中的位置例1：黄蕴慧.国际矿物学研究的动向.见：程裕淇等编.世界地质科技发展动向.北京：地质出版社，1982：38－393.2 连续出版物（期刊）著录要求、格式析出责任（著）者. 析出题（篇）名. 析出其他责任者.原文献题名（刊名），版本.在原文献中的位置 例1：李四光.地壳构造与地壳运动.中国科学，1973（4）：400-429例2：赵均宇.略论辛亥革命前后的章太炎.光明日报，1977-03-24（4）3.3 会议录、论文集、论文汇编著录要求、格式著者.题（篇）名.In（见）：整篇文献的编者姓名ed.( 多编者用eds.),文集名，会议名，会址，开会年，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次3.4 学术报告著录要求、格式著者.题（篇）名.报告题名，编号，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次3.5 学位论文著录要求、格式著者.题（篇）名.学位授予单位，编号或缩微制品序号，年3.6 专利文献著录要求、格式专利申请者.专利题名.专利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3.7其他私人通讯和未发表著作一般不能作为参考文献引用，如必须要引用时，应标明通讯人或著者的姓名、题（篇）名、地址和年、月、日。等你写完论文，发表的时候该如何发表呢？你肯定不知道吧！不知道吧！不知道吧！当然是找我啦啦啦啦找我啦啦啦
那么，月壤和地球土壤有啥不同？它能用来种菜吗？咱们嫦娥系列得到的月壤研究成果和 阿波罗登月 带回来的月壤研究成果完全一样吗？为什么一定要取得月壤？
实际上，除了嫦娥五号带回来了珍贵的月壤，嫦娥四号登月之后通过不少仪器也对月壤做了研究。这样说的话，嫦娥四号的新发现是什么？为什么说这一发现让大家判定嫦娥四号带回的月壤与美国的差别大？ 月壤中仅1吨就价值637亿的罕见物质 ，到底是什么呢？
在科学家表示 嫦娥五号带回来的月壤十分干燥 ，并 不适合种菜 之后，许多人表示非常遗憾。不过，咱们的嫦娥四号最新发现已经出炉，它到底发现了些什么？
原来， 哈尔滨工业大学国家实验室、中科院航天信息研究所、加拿大瑞尔森大学 等多个单位联合对嫦娥四号的月球 探索 数据进行研究，得到了有关月壤的喜人新发现。他们新发现整理归纳之后把名为 《“玉兔二号”月球车2周年的月球背面移动与科学 探索 》 的论文发表在了著名期刊《Science Robotics》上，引起了人们的激烈讨论。
嫦娥四号并没有采集月壤样品并带回地面，但是它在探测过程中却获得许多宝贵的数据。 月球车玉兔二号 之上装着三台仪器，分别是 全景相机、探月雷达、成像光谱仪 ，它们对后续获得更多的月壤数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 嫦娥四号的着陆区在冯·卡门撞击坑中 ，可以探到月球遭遇撞击的 历史 。
此次论文披露了最新的发现，即这里的月壤相较于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中的月壤应该 承压的能力更强 。这一发现是根据 玉兔二号运动时与地面的作用信息 得到的，并且根据图像的拍摄可以看出，咱们的玉兔二号在行进过程中车轮上粘上了不少月壤， 这些月壤呈现出“块状”的特征 。
这不禁让研究人员很奇怪，毕竟 中国首辆月球车“玉兔号” 在 探索 月表的行进过程中，轮子基本没有被土粘到过。对于这一点，研究人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里的 月壤“内聚力”明显更强 ，里面应该有不少 凝集物 。
而前面说 此处月壤的承压能力更强 ，其特性与咱们地球上的沙壤土更像。按理来说，沙壤土应该是不容易粘连的，可嫦娥四号在这里测得的月壤数据却这么诡异，因此还有许多的问题等待人们解开。
这项发现表现出 中国测得的月壤数据与美国的差别很大 ，这是否说明美国的 “阿波罗登月造假” 并非空穴来风呢？倒也不能，因为 嫦娥四号登陆的位置和阿波罗计划登月的位置不一样 。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下，月壤呈现出很大的差别是很正常的。除了有差别性存在，还有相似性存在。
所以 不能因为不同地区月壤数据的不同 ，就直接断言阿波罗登月是假的。
不过可能会有人认为，美国的月壤可能是 探测器带下来的 ，这样的话他们也不能用月壤证实他们的清白。这样说也有道理，这些年阿波罗登月的疑云一直挥散不去，可能只有等到 未来其他国家成功实现载人登月 ，找到当年他们登月的痕迹，才能彻底的解开这个谜题了！
说起来， 为什么人类对月壤一直这么热衷呢？ 当年美国送给我国1克，都能成为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所以月壤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首先，人类现在的 科技 程度尚且 不能支持我们大规模的开发月壤 ，所以想将月壤作为新能源，还有一段非常艰难的路要走。那么，既然都不能开发，为什么我们还要费劲儿地将月壤运回地面，做这么多的研究呢？
原来研究月壤对于 探月工程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月壤和地球土壤的差别是很大的，比如咱们在上文说最新的论文披露的嫦娥四号月壤新发现，就能看出 月壤的特性有时难以捉摸 。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跟 月球上的地理环境有关 ，那里不仅 没有大气也没有生物 ，所以月壤的形成和演化和地球土壤形成演化的过程可谓是天差地别。
如果想 按照地球土壤的基本情况去设计“探月计划” ，那必然是会失败的。要知道探月计划中不管是月球车着陆行进还是未来实现载人登月， 月壤的特点对探月仪器和宇航员的行走都有影响 。举个例子，像嫦娥四号发现月背的月壤有着超强的“内聚力”，那是否意味着人在那里行走的话会出现“陷落”的情况呢？这很难说。
并且由于 月球的重力很弱 ，所以月壤颗粒的 电磁性是有改变的 。简言之，它们看起来和咱们地球的土壤差不多，可是却非常的尖利，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可能会被划伤。
此外研究 月壤其实也可以揭开地球身世之谜 ，毕竟作为咱们地球的卫星，月球伴着地球走过了无数“荒芜”的岁月。岁月的痕迹在地球上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月壤中却有着不少来自地球的物质，通过这些物质， 我们可以回顾古老地球的 历史 。
说到这儿，想必大家都明白了，月壤之所以一直是科学家眼中的“香饽饽”，是因为它确实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当然，月壤中某些物质的价值也是人类重视它的原因，要知道通过多次 探索 研究，月球上的罕见物质 氦-3 ，一吨就值637亿。
许多人可能表示这物质怎么能贵的这么离谱呢？难道说咱们地球上就没有吗？
氦-3之所以身价这么高，是因为它可以作为 可控核聚变的燃料 。对于可控核聚变，许多人可能不了解，它相当于现阶段全 世界最重视的一种新能源 。如果能够实现，那么未来我们将 步入完全不同的时代 。
所以作为可控核聚变燃料的氦-3一下就成为了各国都想要的资源，毕竟 它在聚变过程中产生的辐射很小 ，是清洁安全的燃料。可是这种物质在地球上实在是太稀少了，总量大约为 2 10^4千克 ，这对人类来说怎么可能够用呢？
可是后来人们通过研究月壤，发现 由于没有大气和磁场的保护 ，月壤和太阳风粒子的亲密接触就显得十分容易。正因如此， 月壤中含有丰富的氦-3 。
要知道，各国因为石油资源在这些年间都发生过多少的摩擦。未来， 不可再生的石油肯定是会枯竭的 ，到那时哪个国家先掌握了高新能源技术，就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所以氦-3的价格才会这样水涨船高，如果未来人们真的能去 月球“采矿” 的话，在有足够能源的支持下，人类的 科技 将会迎来 飞跃式的发展 。
花也好人也好，月亮圆人也团圆，心里有很多挂念，自会有人知道。这个寓意就是花好月圆人团圆，大概表示的就是一种团圆。
目前的地月系年龄测定表明：月球在地球诞生不久后就相伴在地球左右，经历了几十亿年的磨合后， 现在月球的公转周期恰好等于地球的自转周期， 这导致月球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球，另一面则永远隐藏在了黑暗中。
尽管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就将人类的足迹留在了月球上，但六次登月的降落点仍然在月球正面，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依旧没被揭开。
直到2018年12月12日，我国的嫦娥四号成功降落在 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 ，人类才第一次看到月背面的真面容。
三年以来， 我国通过嫦娥四号累计获得探测数据3780G ，取得了月背面表层形貌、矿物组成等多项研究成果，不过里面的绝大部分数据是我们普通群众无法理解的，只要知道这些数据是人类 探索 月球的一大步就足够了。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嫦娥四号又发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和五十多年前美国登月的大不相同。于是又引起一波热议：
美国登月是不是造假了？
为什么和我国探测结果会不相同？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Science Robotics》近期刊登了一篇名为 《“玉兔二号”月球车2周年的月球背面移动与科学 探索 》 的封面论文，这篇论文由中国科学院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等家联合机构共同发表。
文中指出：科学家基于嫦娥四号在月背面采集的月球土壤样本，进行了月壤物理学力学特性分析，和此前美国阿波罗登月时采集的月壤完全不同。
这是怎么回事?
都是在月球提取样本，为什么会不一样？
研究结果表明，在玉兔二号月球车给出的月壤力学特点中，月壤风化层的承压特性和地球上的干沙和沙壤土类似， 也就是说在地球上也能找到和月壤特征类似的区域 ，和阿波罗计划中获得的月壤相比，玉兔二号发现的月壤具有更强的承压性。
根据多个不同地点拍摄的图像也能观察到，玉兔二号车轮粘有大块团状土壤，但玉兔二号车轮本身并不会导致粘土， 这就说明嫦娥四号着陆区附近月壤内聚力很大 ，包含高比例的凝集物，当车轮碾压时它们更容易团聚到一起。
从 历史 记录上来看，作为当时航天竞赛的巅峰产物，美国用于载人登月的阿波罗计划从1961年持续到了1972年， 总耗资达到了254亿美元 ，占据了当年美国全部科研经费的五分之一。
最后的结果是阿波罗计划累计登月六次，带回了超过380公斤的月壤，并且赠送给了中国一克月壤， 虽然这一克月壤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 ，还被一分为二送到了北京天文馆一份，但我国也凭这0.5克月壤前后发表了14余篇科研论文。
所以说在官方层面对于美国登月是没有怀疑的，而且如果美国当时真的造假，真的是在好莱坞摄影棚里拍摄的登月画面的话， 苏联肯定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拆穿美国，以此来在航天竞赛中彻底战胜美国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所以说美国载人登月的真实性是不需要怀疑的，只是他们后来没再去过月球而已。
至于嫦娥四号的月壤和阿波罗带回来的月壤不同，主要是因为我国探测器的着陆地点，取样地点都和阿波罗登月时的着落点不同。
上面我们提到，嫦娥四号是第一次降落在月背面的探测器，它的降落点在南极的冯-卡门陨石撞击坑，而阿波罗在月球正面的月海上， 两者的距离就相当于地球的赤道和南极。
要知道地球上隔几米的距离土壤都可能会有不同，更别说从撒哈拉沙漠中取一把沙子，再从海边的沙滩上取一把沙子，然后把两者进行对比研究了，所以月球上不同区域的月壤存在差异是完全正常的情况。
因为苏联解体后美国没有了压力，完全不需要再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进行载人登月了，毕竟它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是彻头彻尾的赔本生意。
不过近些年来随着 科技 的发展，各国已经有了对月球进行开发的一些想法了， 包括中美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准备在21世纪进行载人登月 ，并且都准备在月球上建立科研基地，实现对月球资源的细致摸排和开采。
它是一种清洁安全且高效的核聚变燃料，地球上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百斤， 但月球上有上百万吨 ，假如以后有能力进行大量开采，能源危机就将不复存在。
除了氦-3外，月球还有上百种矿物质， 仅月海的玄武岩中就有着百万亿吨可开采的金属钛， 它在航空工业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在人类对月球进行开发后，也许它还可以反哺航空工业的发展。
我觉得现在的学术论文里面是存在数据造假的情况的，因为他需要能够给你自己的学术论文有一些要求的话就会造假。
近日，日本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承认其特定据点助教山水康平的论文存在数据捏造与篡改行为。研究所负责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山中伸弥为此道歉，并考虑将目前一段时间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这也是既小保方晴子事件后，日本又一起干细胞论文造假丑闻。
捏造数据只为让论文更加好看
据日本官网《朝日新闻》报道，京都大学iPS细胞调查与申请中心（CiRA）声称一项内部调查显示了该研究的不足。因有人质疑这份论文的有效性，2017年京都大学成立了相关诚信委员会进行调查。
该论文声称已创造出该论文声称已经创造出具有与进入血脑屏障的细胞相似的特征的脑内皮细胞，而这个屏障可以通过限制到达它的分子活动以此保护大脑。根据山水康平的研究，从iPS细胞中产生出的这种脑内皮细胞，将有助于产生药效用来抵御大脑疾病，如阿尔兹海默病等。这一发现曾被称之为“未来大脑疾病治愈的新希望”。
经核实，出现在论文中的11处数据存在捏造与篡改行为。它们包括6个主要数据的捏造与另外5个数据为补充文章而进行人为篡改。事后，京都大学向美国《干细胞报告》杂志申请论文撤回，并发表致歉。
山水康平告诉委员会，数据的捏造是为了论文的整体美观，且全为他一人所为。而委员会表示该数据上的造假是为了强化论文的论点，而人为操作的数据在支持论文的结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当科学家对正确的数据进行研究时，得出的结论却是无法产生脑内皮细胞。
对此CiRA的负责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山中伸弥表示十分后悔，深刻反省。他表示在科研人员的培养方面，未来将尽更大的努力杜绝以此现象的再次发生。
干细胞领域造假频繁
2014年理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小保方晴子STAP细胞论文造假事件曾震动日本，引发全球关注。"学术女神"小保方晴子身败名裂，她的博士学位也被早稻田大学取消，她的一名导师、干细胞科学家笹井芳树自杀身亡。尽管如此，2017年8月，东京大学著名细胞生物学家渡边嘉典的5篇论文又被曝造假。
接二连三的学术造假丑闻让日本科研界颜面无存，与此同时，干细胞这一领域也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热点。为什么干细胞领域造假频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物信息学研究组组长韩春生对此作出了回答。
韩春生表示，利益驱使是学术造假的根本原因。干细胞临床转化是未来重要的课题，也是市场经济的一块肥肉，各国科学家都力争第一。在重大的利益面前，必然会有不择手段现象的发生。
这一说法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李卫的赞同。科学是伟大的，但并不是每个科学家都是。
学术造假是全球性问题
其实不仅在日本，各国均有出现论文造假事件。早在2005年，被誉为“韩国克隆之父”的黄禹锡因克隆胚胎干细胞数据造假而辞去了首尔国立大学教授一职。在我国，此类事件也时有发生。
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的报告《2018年科学和工程指标报告》显示，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发表科研论文最多的国家。为了增强中国科研公信力，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李卫表示，健全的制度是科研进展的重要保证，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李卫提到，对于学术造假，中国的处分并没有日本等国那么的“斩尽杀绝”。不论以何种手段处理，例如之前的韩春雨事件，后续处分还尚未到位，相关部门在监管方面还有待加强。不过对于科研界的同胞来说，造假者将彻底失去威信，日后在科技经费、项目申请、文章发表等都会很难进行。这一举措，也算是给所有的科学家敲响了一记警钟吧。
科研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文造假对各国的科研信誉都会造成重创。在这条整顿振兴的路上，我们还任重道远。
58%。中国博士数量众多，但平均分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如果美国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为100%，其次是英国，含金量约84%，日本58%，德国44%，中国博士平均含金量可能只有10%。当然，这是平均分数，具体到个人要看其成果。博士学位一般是研究性学位（researchdegree），获得该学位的资格除了要通过基础的资格考试等之外，主要是要看研究成果。而研究成果的衡量主要是看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因此，不同国家博士学位的平均水平可以通过博士学位获得者在知名刊物发表论文的平均数量以及论文被引用平均次数来定量衡量。
日本的道教研究开创时期，从事道教研究的都是汉学家和一些「中国通」。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朝野把目光投向隔海相望的中国土地上的资源和市场，因此，日本开始重视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当时的一般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先驱，还称中国过去的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泉和灵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武内义雄的《老子原始（其人和著作）》，津田左右吉的《道家思想及其发展》，幸田露伴的《道教思想》，小柳司气太的《东洋思想研究》、《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东洋思想研究续编》、《老庄思想和道教》等等。
小柳司气太（1870－1940年），日本佛教僧侣。1894年修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1921年以《朱子的哲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来中国考察。在中国期间，小柳司气太住进了道教全真龙门第一丛林 ── 北京白云观，取得了道教宫观生活的第一手资料。1923年，小柳司气太以授课讲义为底本写成了《道教概说》，出版后不久，就由商务印书馆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小柳司气太的主要贡献是：收集和整理了大量道教的历史资料，开始运用较为科学的方法，像研究其他宗教一样，不带偏见地研究中国的道教。
小柳司气太提出的许多观点，诸如：道教起源于神仙家、上古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结合；道教发展史可以区分为开创期、完成期、唐宋期、分派期和衰亡期等，至今仍有影响。
小柳司气太的研究的明显缺点是：将道教研究局限在道教自身的范围之中，还没有将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因此很少去探索道教和社会政治、道教和科学文化的关系以及道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
从1930年代起，日本军国主义 *** 加紧了对华侵略的步伐，日本的道教研究也纳入了对华战争的需要。设在沈阳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和设在上海的「东亚研究所」就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风俗和宗教作了全方位的研究，收集了大量侵华战争需要的情报。其调查研究的成果就包含在战后出版的《中国农村风俗调查》（六卷本）中。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些学者仍然从事著严肃的宗教研究，包括道教研究。作为这一时期的道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平野义太郎的《道教的经典》、《功过格》，五十岚贤隆的《太清宫志》，橘朴的《中国思想研究》、《道教和神话传说》，福井康顺的《太平经的一个考证》、《道教的基础研究》、《东洋思想史研究》，吉冈义丰的《道教的实态》、《道教研究》、《道教经典史论》、《道教和佛教》（多卷本），等等。这些代表著作中有些出版在战后。
福井康顺（1898－1991年），日本佛教僧侣。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并在该校大学院修业完毕后，到中国留学，师承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873－1961年）。津田左右吉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满铁调查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任研究员，后因著作中比较客观地论述日本古代史，被诬侵犯皇室尊严而判罪。他的一些古代史研究著作也被禁止发行。津田左右吉的史学观点和治学方法对福井康顺有明显的影响。福井康顺以《道教的研究》一书获文学博士学位，著有《灵宝经的研究》、《列仙传考》、《老子道德经序诀的形成》等论著，1987年出版了《福井康顺全集》（六卷）。福井康顺之子福井文雅是当代日本道教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福井康顺的研究方法的最好的承继人当推吉冈义丰。
吉冈义丰（1916－1979年），毕业于智山专门学校（今大正大学），在中国学习期间，曾继小柳司气太之后，住进了北京白云观。他写的关于道教宗教生活的回忆，被公认为具有珍贵价值的亲身体验。福井康顺和吉冈义丰，他们都比较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将道教附属于儒、佛的观点，而是将道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系统来研究。并且其道教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即道教研究的领域已经扩大到了历史、考古、文献、方志和年表等方面。他们的研究方法比较严谨，明显地受到我国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影响，其对于《道藏》的历史以及《灵宝经》、《周易参同契》、《列仙传》等研究都是旁征博引，互相参照，细致考证，钩稽异同，言必有据，多有发见的。但是，他们的研究眼光只是局限在宫观中的和书本上的道教，方法上也由于过分重视考据，因此还没有将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尚未来得及深入到道教在中国社会、文化、科技和民俗领域中的作用和地位。
这一时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世界范围的对华研究的加强。同时，战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对于综合研究的重视，日本道教研究迅速得到恢复，并且有了许多发展。这一恢复和发展的标志是1950年日本成立了日本道教学会。
日本道教学会在它的成立声明中称：「道教被认为是一种渗透在中国人的全部生活之中的宗教。对每个东亚专家来说，特别是汉学家，它的重要性无疑是明显的。考虑到对于中国作系统研究的趋势正在发展，道教研究不能再被忽视了，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同事组织了日本道教学会。学会的任务是艰巨的。道教研究本身是一个庞杂的领域，但是，如果没有对东亚其他宗教的广泛研究以及对其他学科的相应研究，那么就不可能对道教有任何透彻的理解。在详细调查了道教研究的现状以后，我们决定采取将各个方面综合在一起的方法。」
日本道教学会的成立，把原来属于日本的中国佛教史学会的道教学者都吸收进来并固定在日本道教学会之中。据报道，现在日本道教学会已有会员达600余人。学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出版了机关刊物《东方宗教》，持续刊行至今。从1989年起，日本道教学会开始颁发每二年一次的日本道教学会奖，奖励年轻的新研究者。
作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学者和著作，除了福井康顺、吉冈义丰及其著作以外，还有：金谷治的《老庄的世界 ── 淮南子的思想》，木村英一的《中国民众的思想和文化》，宫川尚志的《六朝史研究．宗教编》、《六朝宗教史》，大渊忍尔的《道教史研究》、《敦煌道经目录》，酒井忠夫的《近代中国的宗教结社研究》、《中国善书研究》，泽田瑞穗的《增补宝卷研究》、《校注破邪详辩》，福永光司的《庄子》、《老子》、《气的思想》、《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日本思想》、《道教与古代日本》、《道教的镜与剑》，洼德忠的《庚申信仰的研究》、《庚申信仰的研究 ── 岛屿篇》、《道教史》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人们不难看到战后恢复期的日本道教研究出现了四个特点：
第一，对于道教历史的研究已经从文化史的角度深入到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例如：著名的六朝史专家宫川尚志教授对于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研究，大渊忍尔教授的《黄巾的叛乱和五斗米道》，洼德忠教授的《中国的宗教改革》中对于全真教出现所包含的政治和社会内容的探索，以及其他作者写的关于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的研究文章。这些著作都把道教现象作为农民阶级或者士大夫阶级的叛逆者的社会运动来研究和讨论，结果就加强了对群众运动的宗教外衣的分析。宫川尚志就分析过道教之所以称为庶民宗教，就是因为六朝时期的道教传道人，大多出自寒门。这个寒门阶层中的叛逆者，利用图谶自称为帝。以张陵、张鲁、张角为代表的道教教团也是如此。以宫川尚志为代表的论点代表了一种关于道教社会作用的有意义的新论点。
第二，对于道教史的研究已经从一般的书面文献研究深入到从它同现实的民间信仰、迷信、风俗、节庆等联系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例如：著名的洼德忠教授对于中国民间信仰作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调查，像灶神、城隍、土地和后土信仰的调查，就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宗教信仰习惯的认识。洼德忠（1913－），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战后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退休后历任驹泽大学教授和大正大学教授。他在连续七次印刷的《庚申信仰》一书中，就日本本土、冲绳和朝鲜南部的「守庚申」民俗作了广泛的调查和比较研究，指出这一民俗出自中国道教。洼德忠教授的著作不仅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道教，而且对于道教在东北亚、东南亚的传播研究也作了重要的贡献。洼德忠教授在他独特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编写的《道教史》一书，被收在山川出版社的《世界宗教史丛书》之中，并已出版了中译本。由于它比较多地从中国民俗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进行论述。因此，与以前的道教史著作相比更加生动。
第三，对于道教的历史研究，已经从一般文化的角度深入到了道教多种多样的方术，诸如：医学、药物学、炼丹术以及道教的法术，连同占卜、占星、堪舆等等，进行观察和分析研究。道教的炼丹术就是追求长生的一种方法，而另一方面，非科学的方术作为道教的宗教活动形式一直传承不止。这些非科学的方术，被一般人称为迷信。这一时期中，日本加强了道教和科学的关系研究，并以此作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对于加深对道教本质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薮内清以及他周围的专家学者，这一时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和《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等著作，为日本的道教研究增添了新的有意义的篇章。例如：关于陶弘景的研究，在1930年代，小柳司气太认为陶弘景的学说大多来自佛教，《真诰》一书有的出自《四十二章经》，有的脱胎于「如是我闻」之句，等等。在1960年代，宫川尚志对于陶弘景的研究，其观点有了发展，认为陶弘景不是一个独创的深邃的思想家，而是一个佛教、道教和神仙家等各种学说的综合家。在1970年代，由緟内清主持的研究室编辑的《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中发表有赤堀昭的论文《陶弘景和〈集注本草〉》，论文指出陶弘景的隐居只是一般地追随六朝时代的社会潮流，而不是完全与世隔绝。他只是利用隐士的名声来达到列身于官僚的目的。陶弘景的思想体系不仅是佛教思想渗透进了道教的体系，而且是由道、佛、医、药和天文等等范围广阔的思想所构成的。
第四，对于道教的研究深入到了从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二次大战以后，随着宗教学特别是比较宗教学研究的进展，以及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加强，日本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土生土长的道教向海外传播的历史以及道教对海外华人至今具有的影响问题。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道家和道教思想的学者福永光司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道教对于日本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的研究论著。福永光司（1918－），194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自青年时代起就对中国哲学思想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无奈随军下南洋时，随身戎装中，一直带着一部《庄子》。战后，福永光司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福永光司教授在他主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期间发表的《道教的天神降临授诫》一文中，指出了道教具有完整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他认为：在对于道教神学或者教义作为基轴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考察时，我们坚持认为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的蓄积。
正是从这一科学而客观的立场出发，福永光司教授一反过去日本学者鄙视道教的立场，发表了有关日本的天皇制度和社会文化同道教的关系的论著，出版了《道教和日本文化》、《道教和古代日本》、《道教和日本思想》、《道教和古代的天皇制》等书籍。其中对于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同日本「天皇」和神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所作的客观而令人信服的研究是日本学术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福永光司的研究，在日本，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在日本的史学界、道教学界中，曾经引起过不少争论。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福永光司教授的研究，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对于日本思想史、日本政治史、道教传播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972年9月，中国和日本恢复了邦交关系。日本学者的道教研究的视野和兴趣、目的都有一些发展和变化。日本道教研究的 *** 期的主要特点有：
1972年以前，日本道教研究与欧美的道教研究接触交流比较少。1968年在意大利举行的首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就没有日本学者参加。1972年，在日本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以后，日本的道教学者进入了国际学术交流的行列，同欧美各国的道教学者有了广泛的接触，道教研究的国际交流非常兴盛。日本学者承认，欧洲人对于道教研究起步较早，积累了大量材料，并且建立了很好的学术传统，有不少第一流专家。研究的国际化扩大了日本学者的视野和思考领域。
日中邦交恢复以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关心程度大增。因此，对道教感兴趣的中青年学者越来越多。在日本道教学会成立35周年纪念讨论会上主要发言人中有7名学者的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40岁以下的4名，最年轻的只有32岁。近年来，除日本道教学会以外，日本各地还成立了一些新的团体，如：大正大学的「道教谈话会」，关西地区的「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会」以及关东地区的「道教文化研究会」等。
日本道教研究长期依附于中国哲学和佛教研究之中。1974年，京都大学的福永光司教授受聘于东京大学，担任该校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第三讲座「道教」的讲习，首次开设了「道教学」专业课程，培养了一批新一代学者。到了1983年，在第31届国际东洋学会上建立了「儒教和道教」作为独立的第四部会。1985年，在巴黎大学举行了题为「道教和日本文化」的日法学术讨论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召开了「道教仪轨及音乐国际讨论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不论在日本或者是在世界范围，道教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经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
多次重印的《道藏》、《续道藏》和《道藏辑要》，为道教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关于敦煌文书的目录和图录也相继整理出版，特别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以及其他帛书文献的发现和出版，对于道教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的道教研究原来比较著重经典和历史。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大陆道教、台湾道教、香港道教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道教，都已成为日本的道教研究的新对象。同时，开始重视对于道教科仪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早稻田大学的福井文雅的《中国思想研究和现状》、《欧美的东方学研究和比较论》、《道教的历史和构造》等；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的《中国乡村祭祀研究》、《中国的宗族与演剧》、《中国巫系演剧研究》等；东京大学教授蜂屋邦夫的《中国道教的现状 ── 道士、道协、道观》、《中国的道教 ── 它的活动和道观的现状》、《金代道教研究》等；京都大学教授麦谷邦夫的《道家、道教中的气》、《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及其它》、《老子想尔注索引》、《真诰索引》等。
蜂屋邦夫（1938─），196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196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原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退休后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蜂屋邦夫的专业活动原来集中在中国思想史，著有《仪礼士冠疏》、《仪礼士昏疏》、《关于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读老庄》等。1980年代以后，蜂屋邦夫多次访问中国，亲眼看到中国大陆道教的复苏，于是，对于道教倍加关心。1987和1988年，蜂屋邦夫两次到中国调查，在1990年发表了《中国道教的现状 ── 道士、道协、道观》。1990年以后，又四次来中国调查，在1995年发表了《中国的道教 ── 它的活动和道观的现状》。蜂屋邦夫认为，「同佛教寺院相比较，道教的特色呈现出外观的多样性。以殿的配置、联额的表现和祭神的组合等情况而言，在八十所道观中各有个性。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总体的具象。以道士的信仰和生活等内层方面而言，它们似乎没有像可以见到的道观的外在方面那样有显著的不同点。但是，就主要神格的地域特色、交流地区的范围和信徒朝拜情况，以及道士的生活面而言，各个道观也是有程度不同的特色的。」[1]
麦谷邦夫（1948─），197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系，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专业是中国思想史，一直以中国道教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著述有：《陶弘景年谱考略》、《初期道教中的救济思想》、《南北朝隋唐初道教教义学管窥》、《道教中的各种天界说》、《道家、道教的气》等。从1974年起，麦谷邦夫就在道教研究中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道教经籍索引。已经出版的就有《老子想尔注索引》和《真诰索引》等，极大地方便了各国学者的道教研究工作。
丸山宏（1959─），毕业于筑波大学比较文化学科，1989年取得筑波大学大学院历史人类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单位。现任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丸山宏曾多次赴台湾考察道教仪礼。由于语言才能出色，能说普通话、闽南话和英语，能阅读法语文献，因此，在道教研究中视野开阔，并且力图结合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时又注意吸取传统研究方法的优点。在日本新一代道教研究学者中，丸山宏著作丰硕，立论稳妥，颇为令人注目。他的《玉坛发表科仪考 ── 台南道教仪礼的历史谱系探索》，发表于1991年，当时他年仅三十二岁。此文在1991年获得了日本道教学会颁发的第一届道教学会奖。由本田济教授签署的「评审结果报告」指出，「该论文在对于当今台 *** 南县和高雄县的正一派道士进行的玉坛发表仪式进行精密调查的基础上，对于行仪技法上溯至古代东晋，特别是对其最具特征的取天气罡法的研究，以文献证明它与宋代开始的天心正法相一致。也就是说，该论文是以实地调查和文献考证相结合而组成的。根据实地调查进行研究，以前也是有过的。但是，该论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组合了历史文献的验证。就这一点而言，它开拓了以前研究中未曾见过的新的方法论」。
日本的道教研究经过近百年的积累，按照道教文化综合体的特点，其独立的道教学大致已经形成十个门类：
在 *** 期中，日本道教研究的重点，在思想史方面是三教关系史的研究、「气」的研究、道教定义的研究；在道教经典方面是道藏研究、道藏目录的编制、道教文献、敦煌出土文书、道教史料和新修道藏的问题；在道教文学方面是确定研究的范围和方法；在道教民俗方面是重点调查中国大陆的民俗、道教仪礼以及文献和仪礼实际的比较研究；在道教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方面是加强炼丹术和养生术的研究。因此，这一 *** 期的研究规模比较过去要大得多。
首先你得确定下你的论题吧，你可以通过查阅资料等等方式来找灵感，可以看下（土壤科学）等等这样的资料参考吧
谈净土洁食问题“万物土中生，食以土为本”， 土壤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据统计，200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约为22亿吨，其中我国粮食产量约5亿吨。这些粮食均是在全球17亿公顷（我国占 1．2亿公顷）耕种土壤上生产的。正是因为这些土壤能提供作物生长的养分和水分，也就是具有土壤“肥力”，才能使粮食获得稳定的产量，才能维系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一方面，土壤中如果没有充分的养分和水分，没有“肥力”，就不可能使作物正常生长，更谈不上获得稳定的产量，而另一方面，土壤中的养分元素含量，对作物生长讲，经常是供需不平衡的，必须注意调节，特别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向土壤中加入了不利于作物生长的各种“有害”元素，使土壤及水体发生污染，就会导致农产品品质恶化，影响人体健康。因此，土壤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质量的好坏。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引发农产品质量不良的因素，包括自然与人为两个方面，其中生态环境，即水、土、气、生等方面的污染，是导致农产品品质不良的重要根源。以往人们关注的是“蓝天、碧水”，认为只要天蓝，水碧，就能保证农业环境及其产品质量安全。岂不知，除了“蓝天、碧水”外，更重要的是保证土壤质量的安全，只有保证了“净土”、才能保证“洁食”，才能保证人类生命的健康与安全，最终才能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相反，如果没有“净土”，土壤中的有害气体将影响大气，土壤中的有毒物质也会影响到水体，致使天不再蓝，水不再碧，即使天蓝、水碧，也会有毒害物质飘在空中，溶在水中，或进入土中。因此，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而言，“净土、洁食”比“蓝天、碧水”更加重要，都是同等重要的战略性安全问题。土壤污染是农产品不安全的源头不洁净的土壤是指遭受不良物质污染的土壤。土壤污染包括重金属污染、农药和持久性有机化合物污染、化肥施用污染等多方面。随着人口增加及经济发展，我国面临的土壤环境安全问题越加突出。据统计，我国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面积达2000万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1／6。因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近700万公顷，使粮食每年减产100亿公斤。其中，在一些污灌区土壤镉的污染超标面积，近20年来增加了14．6％，在东南地区，汞、砷、铜、锌等元素的超标面积占污染总面积的45．5％。有资料报道，华南地区有的城市有50％的农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的污染。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的城市有万亩连片农田受镉、铅、砷、铜、锌等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也曾发生千亩稻田受铜污染及水稻中毒事件，一些主要蔬菜基地土壤镉污染普遍，其中有的市郊大型设施蔬菜园艺场中，土壤中锌含量高达517毫克／千克，超标5倍之多。其次，我国农药总施用量达131．2万吨（成药），平均每亩施用931．3克，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特别是随着种植结构的改制，蔬菜和瓜果的播种面积大幅度增长，这些作物的农药用量可超过100公斤／公顷，甚至高达219公斤／公顷，较粮食作物高出1～2倍。农药施用后在土壤中的残留量为50％～60％，已经长期停用的六六六、滴滴涕目前在土壤中的可检出率仍然很高。据调查，一些名特优农副产品中，有机磷检出率100％，六六六检出率95％，超标2．4％。另在全国16个省的检查结果，蔬菜、水果中农药总检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20％～45％；因蔬菜、水果农药残留引起人畜中毒死亡事件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自1997年至2001年共发生因蔬菜农药残留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28起，中毒415人，个别地市高毒、高残留农药每年造成急性中毒5～7宗，受害人数约300人。类似的急性中毒事故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有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沿海大部分地区的大田耕地土壤中持久性毒害物质大量积累，2000年太湖流域农田土壤中，15种多氯联苯同系物检出率为100％，六六六、滴滴涕超标率为28％和24％。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低浓度有毒污染物的影响是慢性的和长期的，可能长达数十年乃至数代人。第三，过量施用化肥也会造成土壤污染。90年代，全世界氮肥使用量为8000万吨氮，其中我国用量达1726吨氮，占世界用量的21．6％。我国耕地平均施用化肥氮量为224．8公斤／公顷，其中有17个省的平均施用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上限225公斤／公顷，有4个省达到了400公斤／公顷。据31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目前在农业结构改制后的蔬菜、瓜果地里，单季作物化肥（折合纯养分）用量通常可达569～2000公斤／公顷以上，如一些蔬果种植大县的化肥平均用量已达1146公斤／公顷；滇池区蔬菜花卉基地，一季作物氮磷肥用量（纯养分）达687公斤／公顷，最高可达3300公斤／公顷；其化肥用量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90公斤／公顷），较之世界用化肥首户的荷兰还高出一倍多；每年农田使用化肥氮进入环境的氮素达1000万吨左右，有些地区饮用水及农产品中，硝态氮和亚硝态氮的含量均明显超标。2000年下半年，华南地区有的城市监测到菜地土壤硝酸盐含量超标率为33．1％；据中国农科院对某地32种主要蔬菜调查，蔬菜硝酸盐含量比80年代初增加了1～4倍，其中有17种蔬菜硝酸盐含量超过欧盟提出的最低量标准；2001年长江三角洲的个别省份农产品出口由于监测不合格而损失数亿美元。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的土壤污染正在向不同尺度的区域性发展，并对各种农产品品质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土壤及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主要表现为：1．持久性微量毒害污染物已成为新的、长期潜在的区域性土、水环境污染问题；2．大气中有害气体细粒子和痕量毒害污染物构成了土壤与大气的复合污染，城市光化学烟雾频繁并加重；3．农田与菜地土壤受农药／重金属等污染突出，硝酸盐积累显著，已严重影响农产品安全质量及其市场竞争力；4．珠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氯农药残留普遍，已发现一些多环芳烃和多氯联苯等有害污染物的潜在高风险区。造成如此严重的污染，除了自然原因外，人为活动是产生土壤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农业集约化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农业资源高强度的开发利用，使大量未经处理的固体废弃物向农田转移，过量的化肥与农药大量在土壤与水体中残留，造成我国大面积农田土壤环境发生显性或潜性污染，成为影响我国农业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应当指出，由于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潜伏性和长期性，其严重后果仅能通过食物给动物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因而不易被人们察觉。因此，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土壤质量，控制与修复土壤污染，才能实现农业安全，保证人畜健康。值得商榷的几种认识针对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社会上有各种提法。如�建立“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绿色食品”、“生态农业”等。的确，21世纪的农业应该建立以“生态农业”为标志的现代化农业，但生态农业并不等于或不能完全保证农产品是安全的。如果不能从本质上实施生态农业的基本原则，杜绝有害物质的介入，不能通过整个农业生产体系与全程质量控制来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则上述的这些提法均是无济于事的。下面就相关问题进行商榷。1．“有机”不能替代“无机”，有机肥并非是最“洁净”的人们一般认为有机肥培肥土壤是最安全的。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第一，农业增产的实践证明，1公斤化肥，可增产5公斤～10公斤粮食。我国粮食的增产，有30％～35％是靠施用化肥取得的，化肥的贡献不容忽视。正确地说，化肥和有机肥的配合施用才是最有效的增产措施。第二，从对环境的污染看，无论是化肥还是有机肥，只要施用不当，均会出现污染。过量施用化肥是有害的，但有机肥若用量过大，腐熟不全，施用季节不当，也会对水圈、生物圈与大气圈产生污染。特别应注意的是，当前农村中的有机肥有不少是来自含化学激素或重金属等饲料饲养的畜禽排泄物，不少企业制造的商品有机肥的原料也不纯净。因此，有机肥也会变成引发土壤污染的根源。第三，目前社会上提出的“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以及A级、AA级“绿色食品”等，是以不使用或少用化学合成物质（化肥、农药、食品添加剂等）为主要标准的，其中以有机食品为最高等级。然而，这些标准还有待于国家对土壤与农产品质量标准与监测体系全面建立和完善后才能真正做到。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2． “无土栽培”不能代替“净土”种植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已广泛建立了农业科技示范园或基地，并以高度集约的方式，进行无土栽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解决了部分城市的蔬菜、瓜果供给，获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但从国家的粮食总体需求来看，至少在近阶段（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仍然不能取代广阔的农业耕地。因此，必须在发展无土栽培蔬菜、瓜果的同时，继续强化全国耕地土壤肥力的培育与土壤污染防治，用“净土”生产粮食，造福于人民。3．目前的“生态农业”并非等于安全农业所谓“生态农业”是以生态理论为基础，以现代生态农业技术为手段，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通过农业与环境，生态与经济的平衡，达到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的最终目标。在建设生态农业过程中，必须注意贯彻生态学原理，做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持系统功能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将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列为首位，建立多层次的持续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并按区域特点建立生态区域模式。从而使现代生态农业在促进地区与国家经济发展方面起重要推动作用。生态农业是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与国家及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核心是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其中土壤与环境质量是农业生态工程的重要内容。这是一项需要投入实力，坚持不懈，科学实施的宏大工程。而目前多数地方多只是停留在口号和概念上，尤其不注意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大家应对此有清醒认识。4．“净土”不等于“洁食”的确，洁净的土壤只是生产质量安全农产品的基本保证。事实上，洁净基地生产出的清洁农产品，还需经过储存、运输、深加工、市场流通直至餐桌等诸多过程。只有经过了这些全过程质量控制，最后到达餐桌仍是清洁的，才算农产品的真正安全。因此，在农业安全生产中，除了从防治土壤污染这个源头抓起外，还必须注意防治产地环境、生产过程、流通环节中所产生的污染问题，并通过建立与制定国家与地方一系列的农产品规范，完善质量认证、监测、管理、法制等体系建设，严格控制农产品的“全程清洁”生产，才能使农业安全得到可靠保障。保护和治理土壤与环境质量的建议1．开展全国土壤质量本底调查，建立全国土壤质量监测网络，为实现农产品的安全生产提供保障我国土壤资源丰富，土壤类型复杂多样，不同利用方式、不同投入水平、不同管理模式均对土壤质量产生影响。虽然已经进行过两次全国性的土壤普查，但最近的一次已经过去了20多年，当时所获得的有关土壤环境质量的信息甚少，不能满足当今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的需要。如最近在太湖地区进行的土壤质量调查，其结果表明土壤质量的空间变异很大，环境质量状况令人担忧。如果不全面摸清各地土壤质量本底情况，针对不同质量土壤进行农业清洁生产，就根本不能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壤质量的本底调查十分紧迫。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在推动全国性的与土壤质量有关的调查，如国土资源部的农业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土壤污染调查；农业部的耕地质量调查与评价以及中国科学院的土壤质量研究等。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各部门的侧重点均有所不同，缺乏必要的统一与整合，造成工作重复和资源浪费。因此，建议国务院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加强资源和技术的整合，逐步、分区、分阶段地开展基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国性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与评价工作，并建立长期的动态监测体系。2． 尽快修订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加强土壤有机与激素类污染物质的监测和研究，并尽快与国际接轨目前，就农业生产中污染物而言，FAO（联合国粮农组织）迄今已公布了相关限制标准共2522项，美国则多达4000多项，其它发达国家的控制标准达数百项甚至上千项，而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中仅涉及62种化学污染物，所颁布的无公害农产品标准中，也仅规定了农药残留、重金属和硝酸盐含量控制标准，这与发达国家的限制标准不相适应。此外，美国、德国、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对PCBs（多氯联苯）、PAHs（多环芳烃）、PCDD／PCDFs（二恶英类）等与人体健康威胁最大的有机污染物（环境激素）也制订了有关的质量控制标准。而我国新近颁布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仍是引用现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且重金属仅限5种，农药仅限六六六和滴滴涕，其它有机污染物未涉及。因此，建议加强土壤中环境激素类物质的监测和研究，尽快修订有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农产品质量标准，尽快与国际接轨。3．大力开展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土地质量保护和修复的研究开展农业清洁生产是解决农产品品质的根本措施。据江苏的经验，必须在摸清土壤与环境质量本底，抓好“净土”这个源头的基础上，选好主要农产品，明确技术规程，通过试验示范抓好并建立五大体系，即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技术规范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监测与认证体系；质量安全农产品管理与市场信息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与执法体系。对大面积遭受污染的土壤，必须开发行之有效的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并对有关环境技术基础与原理，如土壤污染形成机制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措施；持久性微量毒害物的环境行为、生态毒理及人体健康危害；污染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环境生物修复；农业面源污染及水体富营养化的修复过程与机理；痕量气体污染、细粒子污染及酸雨的形成、危害机制与防治等进行深入研究，以恢复和提高其土壤与环境质量水平。与此同时，应发展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与产业。此外，应将生态环境资产损失计入生产成本，以绿色GDP指标来衡量和考核地区经济发展成就。4．制订土地质量修复和保护规划，加强规模化和标准化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的建设应利用土壤环境质量调查与评价的结果，制订土地质量修复和保护规划，包括质量安全农产品发展的生产基地布局、结构调整、污染防治、污染土壤修复、农业清洁生产规划等，加强污染土地整治与修复的资金投入。同时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胶东半岛、京津塘和东北等地区进行规模化和标准化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建设，逐步在全国建成一批安全、优质（营养、保健）、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出口创汇能力。此外，应加强环保法规建设，健全管理体制和机制，制定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在保证国家现行环境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区域性新法规。在控制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的工作中，重点应该包括制定合理的土壤质量保护条例、湖泊和近海养殖规划，实施规模化畜禽养殖和生态养殖，建设农村集中居住社区和污水废物集中处理，合理使用有机肥，推广使用绿色农药，推广精准施肥技术，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等。重视土壤、水体和大气持久性有毒物质及其长期危害效应的监测。5．加强土壤与环境质量的宣传与科普工作，进一步提高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必将严重影响到我国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食物链安全、人体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必将影响到我国农业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命运。因此，土壤环境质量的健康和安全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及人民健康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要大力开展土壤与环境质量的宣传与科普工作，让全社会都知道只有“净土”才有“洁食”，只有“洁食”才能“健康”，只有“健康”才能“稳定”，只有“稳定”才能保证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净土、洁食”与“蓝天、碧水”是同等重要的国家生态与环境安全发展的长远战略。因此，我们建议国家要像治理沙尘暴，治理长江、黄河与水土保持一样，刻不容缓地对待和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土壤与环境污染问题。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使我们的天空更蓝，水更清，土壤更洁净，食物更安全。
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策略与技术论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策略与技术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摘要：
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土壤污染问题十分严重，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为此在新时期要高度重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有效治理，避免土壤结构被大量破坏造成土壤中的矿物质流失。通过对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原因和问题进行分析，制定科学高效的应对措施，保证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整体水平全面提高，确保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效率大幅度提高，保护土壤生态，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
士壤重金属污染;治理问题:对策
引言：
土壤作为社会发展重要基础，必须要高度重视对土壤生态环境的妥善保护与科学处理。重金属作为土壤环境最重要的指标，由于受到工业农业的快速发展，土壤中的重金属物质含量显着超标，对于整个土壤的破坏十分明显，严重影响了土壤安全，在新时期需要重点关注土壤重金属物质，并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减少土壤重金属造成的破坏与损伤，确保土壤重金属得到有效控制。
1、土壤重金属危害
重金属是指通过自然环境难以有效降解的各种物质。包括铅汞等，这些重金属物质如果进入到人体会引发重金属中毒，对人体造成明显损伤，而在土壤和水源中会大量淤积，也会导致水生动物和植物的生长发育受限，不利于生态环境土壤污染的农田，如果种植农作物也会造成大量的重金属进入农作物内部，植物中含有大量重金属就会通过饮食进入人体而导致食品安全问题[1]。土壤重金属污染越来越严重，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威胁。为此要有效处理重金属污染，降低土壤中重金属含量。
2、土壤重金属污染主要成因
目前对于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成因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其中自然因素是指在自然环境中发生的火山爆发和土壤自身形成的因素，而人为因素则涉及工业农业交通等多个领域，也是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关键因素。例如在干旱地区为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解决缺水问题，往往会采取大面积灌溉的方式造成土壤养分流失，或者在灌溉中所使用的水资源受到污染，导致金属含量超标等，必然会使土壤出现金属污染问题，此外在工业领域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金属冶炼对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冶炼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的重金属废水，如果没有对重金属进行妥善无害化处理，而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会造成土壤的重金属污染[2]。在城市发展中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汽车保有量显着增多，而车辆也会生成大量汽车尾气，这些汽车尾气会直接污染大气，经过雨水冲刷会导致重金属污染物渗入到土壤内部。
还有部分有机肥料来自城市建筑垃圾、河道淤泥等，这些原材料本身富含大量重金属元素。在进入到土壤后也会造成土壤重金属含量显着升高，对土壤结构造成破坏。我国地形复杂，面积范围广大，土壤种类丰富，这也使得土壤污染问题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在农业发达的西北地区具有良好的土壤环境，而在中南地区由于工业密集，所以土壤污染问题严重。在发达地区为了提高农作物，往往会使用大量的化肥农药，这样就会造成农业用地日积月累受到严重的污染，致使蔬菜粮食存在农药残留，而且农业用地污染问题大部分都以有机或无机复合为主，造成土壤无法复原。当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以后，基本无法恢复，土壤之中也会富含大量的胶体致使重金属物质不断富集，长此以往重金属污染也会日益严重，在人类正常的生活与工作中，耕地的酸碱值会发生明显变化，而且化学反应也会使重金属的离子价态和形态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且大多数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无法通过人类的感官进行准确识别，往往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以后才能发现，这样也就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难治理难度不断增加。
3、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治理策略
目前在土壤污染防治中，需要高度重视对土壤环境的妥善监测，通过对土壤中的重金属指标进行快速准确监测，能够判断土壤内部重金属富集的具体情况，为此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建设土壤监测监管机制，采取相应的设备，对土壤的组成成分进行全面分析，提高土壤检测数据的科学性，例如成立土壤监测部门，按照专业的监管机制，安排专业人员对土壤相关数据进行全方面检测，确保土壤环境得到妥善处理，在土壤数据监测完毕后，还要将有关数据上传至监管部门，明确各个地区土壤的重金属含量，确保土壤重金属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一旦发现异常超标情况，则需要采取科学的解决，确保土壤重金属物质处理的效率全面提升，满足土壤重金属污染监测的实际需求。由于我国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开展的时间比较晚，为此在新时期要积极加强土壤污染的有效预防，制定高效目标，坚持以预防为主，保护优先，树立完善的风险监管意识，从而确保土壤污染治理的.整体水平全面提升[3]。
要主动采取分级风险管控措施探索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全新方案，提高控制管理的水平，同时要做好技术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对土壤污染的具体状况进行准确的排查，保证土壤污染问题得到清晰有效的控制与解决，建立土壤重金属污染相关信息化平台（表1），实现资源共享，通过设立全国规模的土壤污染监测管理网络，保证对土壤污染监测点覆盖到市县级，做到监管数据实时更新。确保土壤管理的效率全面提升。要逐步建立污染土地目录或者土地使用污染目录，严格控制土壤的实际使用途径。加强监管存量，对源头严格防控，有效提高农业污染的监督管理力度。要坚决从源头加强土壤保护，避免土地随意滥用。
表1基于GIS系统土壤环境风险控制管理体系
4、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的主要技术
4.1、生物治理
当前的土壤生物治理可以通过植物微生物等手段减少土壤重金属含量或降低其毒性。在植物治理中，需要积极培育能够吸附重金属物质的植物，有效去除土壤中的大量重金属物质。这种方案成本低廉，技艺简单，具有大范围推广应用的实际意义。另外可以通过微生物对土壤进行改良，但这种技术对微生物要求比较高，而且治理周期比较长，还会存在一定的风险问题[4]。
4.2、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可以通过重金属改良剂，根据不同的金属特点采取相应的化学反应，确保对重金属进行有效抑制，使这些潜藏在土壤中的重金属能够快速凝聚，减轻土壤对重金属吸收，避免造成恶劣影响。还可以直接使用金属拮抗剂，因为金属之间存在许多的相互作用，金属的特性也并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的伤害，通过化学防治可以通过有益金属对重金属相互作用产生拮抗性，减轻重金属的活跃度[5]。
4.3、生态修复技术
在农业生态修复中通过农艺修复或生态修复等不同的方法，可以保证土壤中的水分含量，耕作制度得到有效控制，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对土壤中的水分进行控制，有效改善土壤的pH，而且有部分重金属在氧化还原下会不断迁移发生变化，此外造成土壤氧化还原的主要因素在于水含量增多，所以在修复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水含量的有效调控，增强氧化还原整体效能，避免重金属的快速迁移，促进土壤修复的整体质量水平全面提高。生态修复能够对土壤的水分肥力进行快速还原，改善当地的环境气候条件，有效控制重金属污染物所处的环境介质。在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时，生态修复技术的效率比较缓慢，在短时间内并不能看到显着的效果。
4.4、工程治理技术
工程治理技术能够通过工程机械理论，加强对污染土地治理。目前常用工程治理技术包括换土法、克土法以及深耕翻土法等，是指被污染的土壤中增加干净土壤，并且快速将被污染土壤与外界隔离，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物浓度。换土法则是直接将被污染的土壤快速挖掘，并搬运别处进行妥善处置，换上干净土壤。深耕翻地法是利用机械，使上部重金属污染物迅速向下部翻转，保证表土表面重金属污染浓度降低。在运用工程治理技术中，需要根据不同的技术要求选择科学的治理方法，通常污染程度比较轻的土地可以采用深耕翻土法，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则需要采用换土法以及克土法，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换土法时对被挖出的污染土壤要及时进行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4.5、联合修复技术
由于土壤重金属污染物的成分多样化，不同地区的污染类型，污染程度也各不相同，凭借单一的技术很难达到预期的修复效果，为此要积极针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具体情况，采取联合修复的方式，通过对植物和微生物联合物理和化学联合等多样化的修复手段，能够促进土壤恢复效果，减轻土壤受污染的程度[6]。
4.6、改良剂改性修复
改良剂改性修复，主要是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中加入固定配方的改良剂，使改良剂与重金属之间出现明显的吸附作用、抗结作用以及氧化还原作用，但这样的技术最终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物活性显着下降。石灰石、碳酸钙、硅酸盐等各种改良剂相互作用还能够促进土壤的养分得到显着变化。
5、结束语
我国目前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十分严重，而且防治工作起步晚、技术落后，给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控造成严峻挑战。针对污染物有效防治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治理，确保土壤重金属污染物的改良效果全面提高，促进我国土壤资源的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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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净土洁食问题“万物土中生，食以土为本”， 土壤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据统计，200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约为22亿吨，其中我国粮食产量约5亿吨。这些粮食均是在全球17亿公顷（我国占 1．2亿公顷）耕种土壤上生产的。正是因为这些土壤能提供作物生长的养分和水分，也就是具有土壤“肥力”，才能使粮食获得稳定的产量，才能维系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一方面，土壤中如果没有充分的养分和水分，没有“肥力”，就不可能使作物正常生长，更谈不上获得稳定的产量，而另一方面，土壤中的养分元素含量，对作物生长讲，经常是供需不平衡的，必须注意调节，特别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向土壤中加入了不利于作物生长的各种“有害”元素，使土壤及水体发生污染，就会导致农产品品质恶化，影响人体健康。因此，土壤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质量的好坏。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引发农产品质量不良的因素，包括自然与人为两个方面，其中生态环境，即水、土、气、生等方面的污染，是导致农产品品质不良的重要根源。以往人们关注的是“蓝天、碧水”，认为只要天蓝，水碧，就能保证农业环境及其产品质量安全。岂不知，除了“蓝天、碧水”外，更重要的是保证土壤质量的安全，只有保证了“净土”、才能保证“洁食”，才能保证人类生命的健康与安全，最终才能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相反，如果没有“净土”，土壤中的有害气体将影响大气，土壤中的有毒物质也会影响到水体，致使天不再蓝，水不再碧，即使天蓝、水碧，也会有毒害物质飘在空中，溶在水中，或进入土中。因此，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而言，“净土、洁食”比“蓝天、碧水”更加重要，都是同等重要的战略性安全问题。土壤污染是农产品不安全的源头不洁净的土壤是指遭受不良物质污染的土壤。土壤污染包括重金属污染、农药和持久性有机化合物污染、化肥施用污染等多方面。随着人口增加及经济发展，我国面临的土壤环境安全问题越加突出。据统计，我国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面积达2000万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1／6。因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近700万公顷，使粮食每年减产100亿公斤。其中，在一些污灌区土壤镉的污染超标面积，近20年来增加了14．6％，在东南地区，汞、砷、铜、锌等元素的超标面积占污染总面积的45．5％。有资料报道，华南地区有的城市有50％的农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的污染。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的城市有万亩连片农田受镉、铅、砷、铜、锌等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也曾发生千亩稻田受铜污染及水稻中毒事件，一些主要蔬菜基地土壤镉污染普遍，其中有的市郊大型设施蔬菜园艺场中，土壤中锌含量高达517毫克／千克，超标5倍之多。其次，我国农药总施用量达131．2万吨（成药），平均每亩施用931．3克，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特别是随着种植结构的改制，蔬菜和瓜果的播种面积大幅度增长，这些作物的农药用量可超过100公斤／公顷，甚至高达219公斤／公顷，较粮食作物高出1～2倍。农药施用后在土壤中的残留量为50％～60％，已经长期停用的六六六、滴滴涕目前在土壤中的可检出率仍然很高。据调查，一些名特优农副产品中，有机磷检出率100％，六六六检出率95％，超标2．4％。另在全国16个省的检查结果，蔬菜、水果中农药总检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20％～45％；因蔬菜、水果农药残留引起人畜中毒死亡事件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自1997年至2001年共发生因蔬菜农药残留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28起，中毒415人，个别地市高毒、高残留农药每年造成急性中毒5～7宗，受害人数约300人。类似的急性中毒事故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有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沿海大部分地区的大田耕地土壤中持久性毒害物质大量积累，2000年太湖流域农田土壤中，15种多氯联苯同系物检出率为100％，六六六、滴滴涕超标率为28％和24％。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低浓度有毒污染物的影响是慢性的和长期的，可能长达数十年乃至数代人。第三，过量施用化肥也会造成土壤污染。90年代，全世界氮肥使用量为8000万吨氮，其中我国用量达1726吨氮，占世界用量的21．6％。我国耕地平均施用化肥氮量为224．8公斤／公顷，其中有17个省的平均施用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上限225公斤／公顷，有4个省达到了400公斤／公顷。据31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目前在农业结构改制后的蔬菜、瓜果地里，单季作物化肥（折合纯养分）用量通常可达569～2000公斤／公顷以上，如一些蔬果种植大县的化肥平均用量已达1146公斤／公顷；滇池区蔬菜花卉基地，一季作物氮磷肥用量（纯养分）达687公斤／公顷，最高可达3300公斤／公顷；其化肥用量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90公斤／公顷），较之世界用化肥首户的荷兰还高出一倍多；每年农田使用化肥氮进入环境的氮素达1000万吨左右，有些地区饮用水及农产品中，硝态氮和亚硝态氮的含量均明显超标。2000年下半年，华南地区有的城市监测到菜地土壤硝酸盐含量超标率为33．1％；据中国农科院对某地32种主要蔬菜调查，蔬菜硝酸盐含量比80年代初增加了1～4倍，其中有17种蔬菜硝酸盐含量超过欧盟提出的最低量标准；2001年长江三角洲的个别省份农产品出口由于监测不合格而损失数亿美元。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的土壤污染正在向不同尺度的区域性发展，并对各种农产品品质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土壤及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主要表现为：1．持久性微量毒害污染物已成为新的、长期潜在的区域性土、水环境污染问题；2．大气中有害气体细粒子和痕量毒害污染物构成了土壤与大气的复合污染，城市光化学烟雾频繁并加重；3．农田与菜地土壤受农药／重金属等污染突出，硝酸盐积累显著，已严重影响农产品安全质量及其市场竞争力；4．珠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氯农药残留普遍，已发现一些多环芳烃和多氯联苯等有害污染物的潜在高风险区。造成如此严重的污染，除了自然原因外，人为活动是产生土壤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农业集约化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农业资源高强度的开发利用，使大量未经处理的固体废弃物向农田转移，过量的化肥与农药大量在土壤与水体中残留，造成我国大面积农田土壤环境发生显性或潜性污染，成为影响我国农业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应当指出，由于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潜伏性和长期性，其严重后果仅能通过食物给动物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因而不易被人们察觉。因此，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土壤质量，控制与修复土壤污染，才能实现农业安全，保证人畜健康。值得商榷的几种认识针对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社会上有各种提法。如�建立“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绿色食品”、“生态农业”等。的确，21世纪的农业应该建立以“生态农业”为标志的现代化农业，但生态农业并不等于或不能完全保证农产品是安全的。如果不能从本质上实施生态农业的基本原则，杜绝有害物质的介入，不能通过整个农业生产体系与全程质量控制来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则上述的这些提法均是无济于事的。下面就相关问题进行商榷。1．“有机”不能替代“无机”，有机肥并非是最“洁净”的人们一般认为有机肥培肥土壤是最安全的。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第一，农业增产的实践证明，1公斤化肥，可增产5公斤～10公斤粮食。我国粮食的增产，有30％～35％是靠施用化肥取得的，化肥的贡献不容忽视。正确地说，化肥和有机肥的配合施用才是最有效的增产措施。第二，从对环境的污染看，无论是化肥还是有机肥，只要施用不当，均会出现污染。过量施用化肥是有害的，但有机肥若用量过大，腐熟不全，施用季节不当，也会对水圈、生物圈与大气圈产生污染。特别应注意的是，当前农村中的有机肥有不少是来自含化学激素或重金属等饲料饲养的畜禽排泄物，不少企业制造的商品有机肥的原料也不纯净。因此，有机肥也会变成引发土壤污染的根源。第三，目前社会上提出的“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以及A级、AA级“绿色食品”等，是以不使用或少用化学合成物质（化肥、农药、食品添加剂等）为主要标准的，其中以有机食品为最高等级。然而，这些标准还有待于国家对土壤与农产品质量标准与监测体系全面建立和完善后才能真正做到。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2． “无土栽培”不能代替“净土”种植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已广泛建立了农业科技示范园或基地，并以高度集约的方式，进行无土栽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解决了部分城市的蔬菜、瓜果供给，获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但从国家的粮食总体需求来看，至少在近阶段（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仍然不能取代广阔的农业耕地。因此，必须在发展无土栽培蔬菜、瓜果的同时，继续强化全国耕地土壤肥力的培育与土壤污染防治，用“净土”生产粮食，造福于人民。3．目前的“生态农业”并非等于安全农业所谓“生态农业”是以生态理论为基础，以现代生态农业技术为手段，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通过农业与环境，生态与经济的平衡，达到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的最终目标。在建设生态农业过程中，必须注意贯彻生态学原理，做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持系统功能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将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列为首位，建立多层次的持续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并按区域特点建立生态区域模式。从而使现代生态农业在促进地区与国家经济发展方面起重要推动作用。生态农业是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与国家及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核心是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其中土壤与环境质量是农业生态工程的重要内容。这是一项需要投入实力，坚持不懈，科学实施的宏大工程。而目前多数地方多只是停留在口号和概念上，尤其不注意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大家应对此有清醒认识。4．“净土”不等于“洁食”的确，洁净的土壤只是生产质量安全农产品的基本保证。事实上，洁净基地生产出的清洁农产品，还需经过储存、运输、深加工、市场流通直至餐桌等诸多过程。只有经过了这些全过程质量控制，最后到达餐桌仍是清洁的，才算农产品的真正安全。因此，在农业安全生产中，除了从防治土壤污染这个源头抓起外，还必须注意防治产地环境、生产过程、流通环节中所产生的污染问题，并通过建立与制定国家与地方一系列的农产品规范，完善质量认证、监测、管理、法制等体系建设，严格控制农产品的“全程清洁”生产，才能使农业安全得到可靠保障。保护和治理土壤与环境质量的建议1．开展全国土壤质量本底调查，建立全国土壤质量监测网络，为实现农产品的安全生产提供保障我国土壤资源丰富，土壤类型复杂多样，不同利用方式、不同投入水平、不同管理模式均对土壤质量产生影响。虽然已经进行过两次全国性的土壤普查，但最近的一次已经过去了20多年，当时所获得的有关土壤环境质量的信息甚少，不能满足当今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的需要。如最近在太湖地区进行的土壤质量调查，其结果表明土壤质量的空间变异很大，环境质量状况令人担忧。如果不全面摸清各地土壤质量本底情况，针对不同质量土壤进行农业清洁生产，就根本不能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壤质量的本底调查十分紧迫。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在推动全国性的与土壤质量有关的调查，如国土资源部的农业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土壤污染调查；农业部的耕地质量调查与评价以及中国科学院的土壤质量研究等。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各部门的侧重点均有所不同，缺乏必要的统一与整合，造成工作重复和资源浪费。因此，建议国务院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加强资源和技术的整合，逐步、分区、分阶段地开展基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国性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与评价工作，并建立长期的动态监测体系。2． 尽快修订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加强土壤有机与激素类污染物质的监测和研究，并尽快与国际接轨目前，就农业生产中污染物而言，FAO（联合国粮农组织）迄今已公布了相关限制标准共2522项，美国则多达4000多项，其它发达国家的控制标准达数百项甚至上千项，而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中仅涉及62种化学污染物，所颁布的无公害农产品标准中，也仅规定了农药残留、重金属和硝酸盐含量控制标准，这与发达国家的限制标准不相适应。此外，美国、德国、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对PCBs（多氯联苯）、PAHs（多环芳烃）、PCDD／PCDFs（二恶英类）等与人体健康威胁最大的有机污染物（环境激素）也制订了有关的质量控制标准。而我国新近颁布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仍是引用现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且重金属仅限5种，农药仅限六六六和滴滴涕，其它有机污染物未涉及。因此，建议加强土壤中环境激素类物质的监测和研究，尽快修订有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农产品质量标准，尽快与国际接轨。3．大力开展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土地质量保护和修复的研究开展农业清洁生产是解决农产品品质的根本措施。据江苏的经验，必须在摸清土壤与环境质量本底，抓好“净土”这个源头的基础上，选好主要农产品，明确技术规程，通过试验示范抓好并建立五大体系，即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技术规范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监测与认证体系；质量安全农产品管理与市场信息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与执法体系。对大面积遭受污染的土壤，必须开发行之有效的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并对有关环境技术基础与原理，如土壤污染形成机制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措施；持久性微量毒害物的环境行为、生态毒理及人体健康危害；污染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环境生物修复；农业面源污染及水体富营养化的修复过程与机理；痕量气体污染、细粒子污染及酸雨的形成、危害机制与防治等进行深入研究，以恢复和提高其土壤与环境质量水平。与此同时，应发展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与产业。此外，应将生态环境资产损失计入生产成本，以绿色GDP指标来衡量和考核地区经济发展成就。4．制订土地质量修复和保护规划，加强规模化和标准化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的建设应利用土壤环境质量调查与评价的结果，制订土地质量修复和保护规划，包括质量安全农产品发展的生产基地布局、结构调整、污染防治、污染土壤修复、农业清洁生产规划等，加强污染土地整治与修复的资金投入。同时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胶东半岛、京津塘和东北等地区进行规模化和标准化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建设，逐步在全国建成一批安全、优质（营养、保健）、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出口创汇能力。此外，应加强环保法规建设，健全管理体制和机制，制定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在保证国家现行环境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区域性新法规。在控制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的工作中，重点应该包括制定合理的土壤质量保护条例、湖泊和近海养殖规划，实施规模化畜禽养殖和生态养殖，建设农村集中居住社区和污水废物集中处理，合理使用有机肥，推广使用绿色农药，推广精准施肥技术，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等。重视土壤、水体和大气持久性有毒物质及其长期危害效应的监测。5．加强土壤与环境质量的宣传与科普工作，进一步提高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必将严重影响到我国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食物链安全、人体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必将影响到我国农业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命运。因此，土壤环境质量的健康和安全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及人民健康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要大力开展土壤与环境质量的宣传与科普工作，让全社会都知道只有“净土”才有“洁食”，只有“洁食”才能“健康”，只有“健康”才能“稳定”，只有“稳定”才能保证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净土、洁食”与“蓝天、碧水”是同等重要的国家生态与环境安全发展的长远战略。因此，我们建议国家要像治理沙尘暴，治理长江、黄河与水土保持一样，刻不容缓地对待和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土壤与环境污染问题。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使我们的天空更蓝，水更清，土壤更洁净，食物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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