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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表80多篇论文，以下是近7年来发表的论文：（1）李硕等，（1999）公路网狭义总容量理论及其模型.湖南大学学报（核心期刊），Vol.26, No.1;（2）李硕等，（1999）高速公路交通控制对策及发展方向.中南公路工程（核心期刊），Vol.24, No.2;（3）李硕等，（1999）信号交叉口车辆集结与消散分析.长沙交通学院学报（核心期刊），Vol.15, No.3；（4）Li Shuo, (1999) A Study on the Macro-Capacity Model of Urban Road Net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Journal of USST（核心期刊）,EI收录，Vol.21, No.3;（5）李硕等，（1999）道路交通研究中的数据采集与处理办法探讨.中南公路工程（核心期刊），Vol.24,No.3;（6）李硕等，（1999）深圳梅盐路景观设计分析.湖南现代道路交通， Vol.12, No.4;（7）李硕等，（2000）公交综合发展水平评价的灰色聚类分析方法.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核心期刊），EI收录，Vol.24, No.1;（8）李硕等，（2000）高速公路主线流量对入口加速车道设计影响分析.中国公路学报（国内权威期刊），EI收录，Vol.13, No.2;（9）李硕等，（2000）重力模型在交通分布预测中的应用.湖南交通科技，Vol.26, No.2;（10） 李硕等，（2000）珠江三角洲地区高等级公路车辆折算系数研究.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核心期刊），EI收录，Vol.24, No.3;（11）李硕等，（2000）公路网规划方案的灰色系统评价.中南公路工程（核心期刊），Vol.25, No.3;（12）李硕等，（2002）汽车驾驶员场地考试道路及其设施设计规范.湖南省地方标准（DB 43/158-2002）, 由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02-04-01发布，2002-05-01实施；（13）李硕等，（2004）仿真技术在环形交叉口通行能力中的应用研究.公路交通科技（核心期刊），Vol.20, No.4;（14）李硕等，（2003）交通仿真在线控系统中的应用研究.公路交通科技（核心期刊），Vol.20, No.5;（15）Li, Shuo et. al. (2003) The Relationship Models between Speed and Volume in the Superhighways in Zhujiang Delta Region. Journal of Advanced Transportation, Vol. 17, No. 4，Calgary, Canada，EI收录;（16） Li, Shuo et .al. (2006) Locating Changeable Message Signs for Advanced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s. Canadian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Vol. 80, No. 2,Vancouver, Canada， EI收录.（17）李硕等，（2004） 路段动态特征中的交通组成因素研究.公路交通科技（核心期刊），Vol.21, No.7；（18）李硕等，（2005）信号道路网动态路段行程时间有度排队模型.系统工程学报（国内权威，影响因子高达0.76），Vol20，No.4；（19）李硕等，（2004）动态宏观路段行程时间模型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4，ISSN1006-2820，28卷6期，887-893，EI收录，；（20）李硕等，（2005）高速公路常发性交通拥挤路段实时判定与跟踪研究.中南公路工程（核心期刊），30卷1期，158-160；（21）李硕等，（2005）可变信息标志最优转移率模型及其算法.上海理工大学学报（核心期刊），27卷2期，157-162；（22）李硕等，（2005）A Planning Model for Determining Optimal CMS Locations on a Freeway-Arterial Network。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核心期刊），13卷1期，EI收录，；（23）李硕等，（2003）交通量构成对路段动态特征指标的影响研究.第十一届海峡两岸都市交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ISBN957-2930-0-3，233-240，中国台湾高雄；（24）李硕等，（1999）深圳梅盐路景观设计分与研究.湖南现代道路交通，No.5；（25）李硕等，（1999）交通科学的回顾与展望.湖南现代道路交通，No.5；（26）李硕等，（2000）重力模型在交通分布预测中的应用研究.湖南交通科技，No.2；（27）李硕等，（2002）公路收费费率研究.湖南交通科技，No.5；（28）李硕等，（2005）构筑长株潭三市电子篱笆.城市交通，No.2；（29）李硕等，（2005）TransCAD在长沙县公共交通规划中的应用研究.科学技术与工程（核心期刊），No.6；（30）李硕等，（2005）浅谈公路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分析.交通与运输，No.7；（31）李硕等，（2005）我国大城市停车问题分析与对策.山西建筑，31卷 No.17；（32）李硕等，（2006）连霍高速公路郑州段改建工程保通方案研究.中南公路工程（核心期刊），31卷，No. 2；（33）李硕等，（2006）基于Box-Cox Dogit停车需求预测模型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核心期刊），30卷，No.2，EI收录，。七、著书情况（1） 李硕等著，动态与随机交通网络模型及其在智能交通系统中的应用.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上海；（2） 李硕等著，道路与交通工程词典.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长沙；（3） 李硕等著，汽车驾驶员场地考试道路及其设施设计规范.湖南标准出版社，2002年4月，长沙。
基金委通报北大等 34 所机构科研不端处理结果,52 名学者被罚 10 月 25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了 2022 年第三批次查处的 46 项...
新型冠状病毒的危害主要是导致多脏器衰竭，特别是肺脏、心脏等等，而诱发患者出现临床死亡。新型冠状病毒在短期内过了潜伏期就可以侵犯到肺部，而导致肺部出现大量的炎症感染，严重影响肺脏进行正常的呼吸血氧交换，使患者出现凝血功能障碍、休克、呼吸窘迫综合症，以及酸中毒等等一系列的症状。患者需要进行呼吸机辅助呼吸，同时应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对症治疗，以使患者的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致死率很高，临床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使用中药、西药抗病毒治疗，常用的像干扰素、利巴韦林，以及痰热清注射液、喜炎平注射液等等共同调治。
10 月 25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了 2022 年第三批次查处的 46 项科研不端案件处理决定。上述案件涉及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等 34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52 名学者。其中 32 名学者存在抄袭或抄袭剽窃项目申请书的问题，分别受到取消申请和参与申请国自然基金项目资格 3-5 年、撤销已批准项目、追回经费、通报批评等处罚。其余不端事件则涉及第三方代写代投、篡改代表性论著作者排序、盗用他人基金项目号、重复申请、数据篡改/造假、未经同意使用他人署名等问题，涉事学者受到取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资格 2-3 年等处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大学排名US News 2023 世界大学排行榜公布，中国内地 14 所高校进入全球 200 强当地时间 10 月 25 日，US News 发布 2023 世界大学排行榜。根据公众号“青塔”的统计，中国内地 382 所高校入榜，其中清华大学排名全球 23 位，相比去年进步 3 位，进入全球 TOP30，居内地高校第一。北京大学紧随其后，排名全球第 39 位，相比去年进步了 6 位。此外，还有 14 所大学进入全球 200 强，除了清华、北大外，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89 名）、浙江大学（93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02 名）、华中科技大学（109名）、中国科学院大学（112名）、复旦大学（116名）、南京大学（123名）、中山大学（129名）、武汉大学（150名）、湖南大学（168名）、哈尔滨工业大学（196名）、同济大学（196名）。此外，中国港澳台地区共有 44 所高校入榜。TOP100 高校中，美国高校数量最多，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依然位居前三，和去年保持一致。排名第四到第十的高校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US News，公众号“青塔”）· 新冠疫苗上海启动吸入式新冠疫苗加强接种：吸入后憋气 5 秒据澎湃新闻、中国新闻网等报道，10 月 25 日上午，上海市启动了吸入用重组新冠病毒疫苗（5 型腺病毒载体）加强免疫预约登记，10 月 26 日起启动加强免疫接种工作。据介绍，“吸入式”新冠疫苗的接种过程主要包括雾化和吸入两部分。疫苗液通过雾化设备被雾化成细小的颗粒注入雾化杯，接种者需在疫苗液雾化后 15 秒内完成口含深吸接种，并憋气至少 5 秒，“吸入式”新冠疫苗接种完后，仍需要现场留观 30 分钟。已全程接种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灭活疫苗以及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生产的肌注式重组新冠疫苗（5 型腺病毒载体）满 6 个月的 18 岁及以上人群，均可选择使用吸入用重组新冠病毒疫苗（5 腺病毒载体）开展 1 剂次加强免疫接种。本次加强免疫实施免费接种。根据有关疫苗接种工作指引，已经完成加强免疫接种的对象现阶段暂不进行进一步的加强免疫。重组新冠病毒疫苗（5 型腺病毒载体）由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研发，于 2021 年 3 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批件，今年 9 月 4 日经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建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论证同意作为加强针纳入紧急使用。康希诺表示，该吸入性疫苗通过口腔吸入的方式完成接种，不仅能激发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还可高效诱导黏膜免疫。（澎湃新闻、中国新闻网）· 气候变化柳叶刀倒计时 2022 年度报告发布：依赖化石燃料危及当代人和后代的健康10 月 26 日，《柳叶刀》（The Lancet）发布了“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The Lancet Countdown on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的第七份全球年度报告，报告中指出，持续依赖化石燃料加剧了多重危机对健康的影响，各国政府与企业继续采取的策略日益威胁当代人及其子孙后代的健康与生存。报告显示，持续依赖化石燃料加剧了多重危机对健康的影响，给卫生系统带来了额外压力，这包括粮食安全问题、传染病传播、与高温有关的疾病、能源匮乏以及空气污染暴露所致死亡的风险升高。然而，相较于清洁能源，各国政府与企业继续优先考虑化石燃料，报告覆盖的 86 个国家中，有 69 个国家对化石燃料进行补贴，其中 31 个国家的化石燃料补贴超过了卫生支出的 10% 。报告警告，在各国制定应对这些危机的措施时，企业对化石燃料的持续依赖可能会导致一个致命的未来。然而，如果立即采取行动，以健康为中心的应对措施仍然可以促成美好的未来。加快向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转变，将有助于防止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死亡和疾病进一步增加，并迅速给人们带来健康效益。另外，中国地区的“柳叶刀倒计时报告”将于 10 月 29 日发表。（The Lancet）· 航空航天空间站梦天实验舱舱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近日将择机实施发射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报道，北京时间 2022 年 10 月 25 日，梦天实验舱与长征五号 B 遥四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试各单位正在加紧开展任务准备，全力以赴确保空间站建造任务决战决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 生命演化脊椎动物的声音交流起源于 4 亿年前新西兰的喙头蜥（图片来源：Gabriel Jorgewich Cohen, University of Zurich）声音通讯是许多脊椎动物行为的基础，动物可以通过声音通讯促进对亲代的照顾或吸引配偶。一些研究表明，声音通讯在多个不同分支中经历了独立演化，但无法确定这一适应性状是否存在共同的的起源。在过去的研究中，龟类等爬行动物被认为无法发声和用声音通讯。近日，苏黎世大学 (University of Zurich) 研究者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记录了来自 4 个脊椎动物支系（龟、喙头蜥、蚓螈和肺鱼）的 53 个物种的发声和行为。作者发现，这些物种都有多样的声音库，包括了从啁啾声、短而尖的咔嗒声到复杂的音调。随后他们将这些记录与 1800 个物种的声音通讯演化史数据结合，提出用鼻子呼吸的脊椎动物声音通讯有一个共同祖先，约出现在 4.07 亿年前。这些发现阐明了声音通讯的起源，拓展了我们对不同动物类群声音通讯的认识。相关论文 10 月 25 日发表于《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University of Zurich)· 疫情通报10 月 25 日我国内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297 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944 例根据国家卫建委官网通报，10 月 25 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388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41 例（福建 8 例，北京 7 例，上海 6 例，广东 6 例，天津 3 例，江苏 3 例，云南 3 例，黑龙江 2 例，浙江 1 例，山东 1 例，四川 1 例），含 3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浙江 1 例，广东 1 例，四川 1 例）；本土病例 297 例（山西 126 例，广东 45 例，内蒙古 35 例，北京 19 例，福建 13 例，陕西 12 例，新疆 9 例，湖南 8 例，重庆 7 例，天津 4 例，云南 4 例，安徽 3 例，河南 3 例，江苏 2 例，青海 2 例，上海 1 例，浙江 1 例，山东 1 例，四川 1 例，西藏 1 例），含 11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内蒙古 2 例，陕西 2 例，北京 1 例，山西 1 例，福建 1 例，湖南 1 例，四川 1 例，青海 1 例，新疆 1 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069 例，其中境外输入 125 例，本土 944 例（新疆 129 例，山西 92 例，青海 87 例，福建 80 例，内蒙古 79 例，广东 67 例，湖南 62 例，山东 57 例，陕西 45 例，四川 41 例，湖北 32 例，云南 26 例，河南 21 例，江苏 20 例，上海 18 例，天津 16 例，甘肃 14 例，重庆 12 例，安徽 8 例，河北 7 例，广西 7 例，西藏 7 例，黑龙江 6 例，宁夏 4 例，浙江 3 例，辽宁 2 例，北京 1 例，江西 1 例）。截至 10 月 25 日 24 时，我国内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58 167 例，累计死亡病例 5226 例。（国家卫健委）
彼得·福斯特。新冠最早的论文是来自德国和英国的研究团队共同撰写，第一作者为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福斯特介绍，此次研究目的是为了确定“原始病毒类型”。
用“某度学术”，搜A Structure for Deoxyribose Nucleic Acid ，J. D. Watson and F. H. C. Crick。这是他俩那篇著名的论文。
沃森Watson, James Dewey美国生物学家克里克Crick, Francis Harry Compton英国生物物理学家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科学家威尔金斯等用X射线衍射技术对DNA结构潜心研究了3年，意识到DNA是一种螺旋结构。女物理学家富兰克林在1951年底拍到了一张十分清晰的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1952年，美国化学家鲍林发表了关于DNA三链模型的研究报告，这种模型被称为α螺旋。沃森与威尔金斯、富兰克林等讨论了鲍林的模型。威尔金斯出示了富兰克林在一年前拍下的DNAX射线衍射照片，沃森看出了DNA的内部是一种螺旋形的结构，他立即产生了一种新概念：DNA不是三链结构而应该是双链结构。他们继续循着这个思路深入探讨，极力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根据各方面对DNA研究的信息和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沃森和克里克得出一个共识：DNA是一种双链螺旋结构。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沃森和克里克立即行动，马上在实验室中联手开始搭建DNA双螺旋模型。从1953年2月22日起开始奋战，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终于在3月7日，将他们想像中的美丽无比的DNA模型搭建成功了。沃森、克里克的这个模型正确地反映出DNA的分子结构。此后，遗传学的历史和生物学的历史都从细胞阶段进入了分子阶段。由于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在DNA分子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他们分享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詹姆斯·沃森沃森（出生于1928年）美国生物学家.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DNA被确认为遗传物质之后，生物学家们不得不面临着一个难题：DNA应该有什么样的结构，才能担当遗传的重任？它必须能够携带遗传信息，能够自我复制传递遗传信息，能够让遗传信息得到表达以控制细胞活动，并且能够突变并保留突变。这4点，缺一不可，如何建构一个DNA分子模型解释这一切？当时主要有三个实验室几乎同时在研究DNA分子模型。第一个实验室是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弗兰克林实验室，他们用X射线衍射法研究DNA的晶体结构。当X射线照射到生物大分子的晶体时，晶格中的原子或分子会使射线发生偏转，根据得到的衍射图像，可以推测分子大致的结构和形状。第二个实验室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大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实验室。在此之前，鲍林已发现了蛋白质的a螺旋结构。第三个则是个非正式的研究小组，事实上他们可说是不务正业。23岁的年轻的遗传学家沃森于1951年从美国到剑桥大学做博士后时，虽然其真实意图是要研究DNA分子结构，挂着的课题项目却是研究烟草花叶病毒。比他年长12岁的克里克当时正在做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多肽和蛋白质：X射线研究”。沃森说服与他分享同一个办公室的克里克一起研究DNA分子模型，他需要克里克在X射线晶体衍射学方面的知识。他们从1951年10月开始拼凑模型，几经尝试，终于在1953年3月获得了正确的模型。关于这三个实验室如何明争暗斗，互相竞争，由于沃森一本风靡全球的自传《双螺旋》而广为人知。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沃森和克里克既不像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那样拥有第一手的实验资料，又不像鲍林那样有建构分子模型的丰富经验（他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建构分子模型），却能在这场竞赛中获胜？这些人中，除了沃森，都不是遗传学家，而是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威尔金斯虽然在1950年最早研究DNA的晶体结构，当时却对DNA究竟在细胞中干什么一无所知，在1951年才觉得DNA可能参与了核蛋白所控制的遗传。弗兰克林也不了解DNA在生物细胞中的重要性。鲍林研究DNA分子，则纯属偶然。他在1951年11月的《美国化学学会杂志》上看到一篇核酸结构的论文，觉得荒唐可笑，为了反驳这篇论文，才着手建立DNA分子模型。他是把DNA分子当作化合物，而不是遗传物质来研究的。这两个研究小组完全根据晶体衍射图建构模型，鲍林甚至根据的是30年代拍摄的模糊不清的衍射照片。不理解DNA的生物学功能，单纯根据晶体衍射图，有太多的可能性供选择，是很难得出正确的模型的。沃森在1951年到剑桥之前，曾经做过用同位素标记追踪噬菌体DNA的实验，坚信DNA就是遗传物质。据他的回忆，他到剑桥后发现克里克也是“知道DNA比蛋白质更为重要的人”。但是按克里克本人的说法，他当时对DNA所知不多，并未觉得它在遗传上比蛋白质更重要，只是认为DNA作为与核蛋白结合的物质，值得研究。对一名研究生来说，确定一种未知分子的结构，就是一个值得一试的课题。在确信了DNA是遗传物质之后，还必须理解遗传物质需要什么样的性质才能发挥基因的功能。像克里克和威尔金斯，沃森后来也强调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对他的重要影响，他甚至说他在芝加哥大学时读了这本书之后，就立志要破解基因的奥秘。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沃森向印第安那大学申请研究生时，申请的是鸟类学。由于印第安那大学动物系没有鸟类学专业，在系主任的建议下，沃森才转而从事遗传学研究。当时大遗传学家赫尔曼·缪勒（Hermann Muller）恰好正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授，沃森不仅上过缪勒关于“突变和基因”的课（分数得A），而且考虑过要当他的研究生。但觉得缪勒研究的果蝇在遗传学上已过了辉煌时期，才改拜研究噬菌体遗传的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为师。但是，缪勒关于遗传物质必须具有自催化、异催化和突变三重性的观念，想必对沃森有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沃森和克里克坚信DNA是遗传物质，并且理解遗传物质应该有什么样的特性，才能根据如此少的数据，做出如此重大的发现。他们根据的数据仅有三条：第一条是当时已广为人知的，即DNA由6种小分子组成：脱氧核糖，磷酸和4种碱基（A、G、T、C），由这些小分子组成了4种核苷酸，这4种核苷酸组成了DNA.第二条证据是最新的，弗兰克林得到的衍射照片表明，DNA是由两条长链组成的双螺旋，宽度为20埃。第三条证据是最为关键的。美国生物化学家埃尔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测定DNA的分子组成，发现DNA中的4种碱基的含量并不是传统认为的等量的，虽然在不同物种中4种碱基的含量不同，但是A和T的含量总是相等，G和C的含量也相等。查加夫早在1950年就已发布了这个重要结果，但奇怪的是，研究DNA分子结构的这三个实验室都将它忽略了。甚至在查加夫1951年春天亲访剑桥，与沃森和克里克见面后，沃森和克里克对他的结果也不加重视。在沃森和克里克终于意识到查加夫比值的重要性，并请剑桥的青年数学家约翰·格里菲斯（John Griffith）计算出A吸引T，G吸引C，A＋T的宽度与G＋C的宽度相等之后，很快就拼凑出了DNA分子的正确模型。沃森和克里克在1953年4月25日的《自然》杂志上以1000多字和一幅插图的短文公布了他们的发现。在论文中，沃森和克里克以谦逊的笔调，暗示了这个结构模型在遗传上的重要性：“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我们所推测的特殊配对立即暗示了遗传物质的复制机理。”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沃森和克里克详细地说明了DNA双螺旋模型对遗传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一、它能够说明遗传物质的自我复制。这个“半保留复制”的设想后来被马修·麦赛尔逊（Matthew Meselson）和富兰克林·斯塔勒（Franklin W.Stahl）用同位素追踪实验证实。二、它能够说明遗传物质是如何携带遗传信息的。三、它能够说明基因是如何突变的。基因突变是由于碱基序列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可以通过复制而得到保留。但是遗传物质的第四个特征，即遗传信息怎样得到表达以控制细胞活动呢？这个模型无法解释，沃森和克里克当时也公开承认他们不知道DNA如何能“对细胞有高度特殊的作用”。不过，这时，基因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蛋白质的合成，这种观点已成为一个共识。那么基因又是如何控制蛋白质的合成呢？有没有可能以DNA为模板，直接在DNA上面将氨基酸连接成蛋白质？在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模型后的一段时间内，即有人如此假设，认为DNA结构中，在不同的碱基对之间形成形状不同的“窟窿”，不同的氨基酸插在这些窟窿中，就能连成特定序列的蛋白质。但是这个假说，面临着一大难题：染色体DNA存在于细胞核中，而绝大多数蛋白质都在细胞质中，细胞核和细胞质由大分子无法通过的核膜隔离开，如果由DNA直接合成蛋白质，蛋白质无法跑到细胞质。另一类核酸RNA倒是主要存在于细胞质中。RNA和DNA的成分很相似，只有两点不同，它有核糖而没有脱氧核糖，有尿嘧啶（U）而没有胸腺嘧啶（T）。早在1952年，在提出DNA双螺旋模型之前，沃森就已设想遗传信息的传递途径是由DNA传到RNA，再由RNA传到蛋白质。在1953～1954年间，沃森进一步思考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基因表达时，DNA从细胞核转移到了细胞质，其脱氧核糖转变成核糖，变成了双链RNA，然后再以碱基对之间的窟窿为模板合成蛋白质。这个过于离奇的设想在提交发表之前被克里克否决了。克里克指出，DNA和RNA本身都不可能直接充当连接氨基酸的模板。遗传信息仅仅体现在DNA的碱基序列上，还需要一种连接物将碱基序列和氨基酸连接起来。这个“连接物假说”，很快就被实验证实了。1958年，克里克提出了两个学说，奠定了分子遗传学的理论基础。第一个学说是“序列假说”，它认为一段核酸的特殊性完全由它的碱基序列所决定，碱基序列编码一个特定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决定了蛋白质的三维结构。第二个学说是“中心法则”，遗传信息只能从核酸传递给核酸，或核酸传递给蛋白质，而不能从蛋白质传递给蛋白质，或从蛋白质传回核酸。沃森后来把中心法则更明确地表示为遗传信息只能从DNA传到RNA，再由RNA传到蛋白质，以致在1970年发现了病毒中存在由RNA合成DNA的反转录现象后，人们都说中心法则需要修正，要加一条遗传信息也能从RNA传到DNA.事实上，根据克里克原来的说法，中心法则并无修正的必要。碱基序列是如何编码氨基酸的呢？克里克在这个破译这个遗传密码的问题上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有20种，而碱基只有4种，显然，不可能由1个碱基编码1个氨基酸。如果由2个碱基编码1个氨基酸，只有16种（4的2次方）组合，也还不够。因此，至少由3个碱基编码1个氨基酸，共有64种组合，才能满足需要。1961年，克里克等人在噬菌体T4中用遗传学方法证明了蛋白质中1个氨基酸的顺序是由3个碱基编码的（称为1个密码子）。同一年，两位美国分子遗传学家马歇尔·尼伦伯格（Marshall Nirenberg）和约翰·马特哈伊（John Matthaei）破解了第一个密码子。到1966年，全部64个密码子（包括3个合成终止信号）被鉴定出来。作为所有生物来自同一个祖先的证据之一，密码子在所有生物中都是基本相同的。人类从此有了一张破解遗传奥秘的密码表。DNA双螺旋模型（包括中心法则）的发现，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也是生物学历史上惟一可与达尔文进化论相比的最重大的发现，它与自然选择一起，统一了生物学的大概念，标志着分子遗传学的诞生。这门综合了遗传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信息学，主宰了生物学所有学科研究的新生学科的诞生，是许多人共同奋斗的结果，而克里克、威尔金斯、弗兰克林和沃森，特别是克里克，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英雄。克里克弗朗西斯·哈里·康普顿·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1916.6.8——2004.7.28）生于英格兰中南部一个郡的首府北安普敦。小时酷爱物理学。1934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伦敦大学物理系，3年后大学毕业，随即攻读博士学位。然而，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他的学业，他进入海军部门研究鱼雷，也没有什么成就。待战争结束，步入"而立之年"的克里克在事业上仍一事无成。1950年，也就是他34岁时考入剑桥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学位，想在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研究基本粒子。这时，克里克读到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的一本书《生命是什么》，书中预言一个生物学研究的新纪元即将开始，并指出生物问题最终要靠物理学和化学去说明，而且很可能从生物学研究中发现新的物理学定律。克里克深信自己的物理学知识有助于生物学的研究，但化学知识缺乏，于是开始发愤攻读有机化学、X射线衍射理论和技术，准备探索蛋白质结构问题。1951年，美国一位23岁的生物学博士沃森来到卡文迪什实验室，他也受到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的影响。克里克同他一见如故，开始了对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结构的合作研究。他们虽然性格相左，但在事业上志同道合。沃森生物学基础扎实，训练有素；克里克则凭借物理学优势，又不受传统生物学观念束缚，常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思考问题。他们二人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并善予吸收和借鉴当时也在研究DNA分子结构的鲍林、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等人的成果，结果经不足两年时间的努力便完成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而且，克里克以其深邃的科学洞察力，不顾沃森的犹豫态度，坚持在他们合作的第一篇论文中加上“DNA的特定配对原则，立即使人联想到遗传物质可能有的复制机制”这句话，使他们不仅发现了DNA的分子结构，而且丛结构与功能的角度作出了解释。1962年，46岁的克里克同沃森、威尔金斯一道荣获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后来，克里克又单独首次提出蛋白质合成的中心法则，即遗传密码的走向是：DNA→RNA→蛋白质。他在遗传密码的比例和翻译机制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贡献。1977年，克里克离开了剑桥，前往加州圣地亚哥的索尔克研究院担任教授。2004年7月28日深夜，弗朗西斯·克里克在与结肠癌进行了长时间的搏斗之后，在加州圣地亚哥的桑顿医院里逝世，享年88岁。
英国剑桥大学及德国学者本周发表了一篇探讨新冠病毒传播溯源的研究报告，探讨新冠病毒从武汉到欧洲和北美的传播轨迹。研究发现，病毒毒株可分为A、B、C三种类型，而较为原始的版本"A型"虽然出现在武汉，但在武汉样本中更多的是变异的"B型"毒株，A型毒株在美国和澳洲研究样本上更为常见。题为"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谱系分析"（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的研究报告是由英国及德国学者共同撰写，于4月8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研究人员通过基因网络技术绘制出新型冠状病毒在人体的早期"进化途径"。该研究分析了从病患身上取得的前160份完整病毒基因组，得出新冠状病毒通过突变产生的不同病毒谱系。 "A、B、C"的全球分布 剑桥大学遗传学家、报告主要撰写人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介绍，由于病毒发生了太多快速突变，研究人员无法完整追踪病毒的家族谱系，所以采用数学网络算法，同时找出所有可能的谱系。福斯特表示，这项技术最为人所知的用法是通过DNA追踪史前人类的动向。 研究团队从"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GISAID）的数据库中提取了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之间收集的160个样本，发现三种拥有密切遗传谱系的的新冠病毒类型，将其分成A、B、C三种类型。其中较为原始的毒株A型与在蝙蝠身上发现的毒株最接近。A型虽然也出现在武汉，但并非武汉最常见的毒株。 研究指出，曾经生活在武汉的美国人身上也找到此类毒株。研究发现A型更常出现在美国和澳洲感染者身上，而在武汉更常见的是从A型突变的B型毒株。总体而言，B型在东亚更为普遍，而且较少在未变异的情况下传播至其它地区。研究人员分析，原因可能是武汉出现了遗传学上的"奠基者效应"，或是东亚以外的人群更能"抵抗"这一型的毒株。 由B型变异而来的C型主要出现在欧洲，在早期的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患者身上能找到。虽然在研究中的中国患者样本上没有出现C型，但见于新加坡、香港和韩国。 基本上，在疫情暴发的第一阶段，欧洲、美国和澳洲等东亚以外地区最常见的是A型和C型。B型则是在东亚最为常见。C型早期时出现在新加坡，这也是欧洲第一批感染者身上常见的毒株类型。 这一研究报告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认为这份报告可以成为新冠肺炎不是起源于武汉的佐证。报告主笔之一Peter Forster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鉴于中美之间的政治纠纷，他明白病毒起源的议题是"烫手山芋"，但这份报告以及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并不能给出明确解释。 至于为何A型病毒没有在武汉大范围感染，福斯特分析可能是"A型无法适应当地人的免疫系统"因此变异成B型，另一方面A型病株则适应了美国和澳洲人的免疫系统。 该研究团队目前正将其研究样本扩大至1001个病毒基因组。虽然研究结果尚未出炉，但福斯特表示，第一批感染以及病毒传播发生在去年9月中旬至12月初之间。研究人员认为，采用基因网络技术的分析方式将有助于预测下一个疫情暴发的地点。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的"一号病人"起初被认为是曾与前往武汉的熟人接触而感染，但后者身上并未验出病毒，寻找"零号病人"的过程最终陷入死胡同。福斯特的研究则发现，意大利最早的感染案例或可追溯至1月27日被通报感染的一名德国患者，另一名初期的意大利感染病例则与"新加坡感染群"有关。
反向遗传学 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病毒发病机制和疫苗开发的认识。大型的RNA病毒基因组，如冠状病毒基因组，由于基因组较大且不稳定，很难在大肠杆菌宿主中克隆和操作。 两位通讯作者均来自瑞士的University of Bern Transformation-Associated Recombination cloning TAR克隆 基因组DNA片段和过量的TAR载体在去除细胞壁的酵母细胞中进行混合。每个载体中都含有对目的基因特异的两段序列（标为蓝色和红色）以及酵母的筛选标记HIS3和CEN6（淡蓝色原点）。由于载体过量，酵母细胞便会将DNA片段全部接受。根据具体情况又可分为三类：1）未分到基因组DNA的；2）分到基因组DNA但未被整合到TAR载体上的；3）分到基因组DNA且通过自身同源重组被整合到TAR载体上的。显然我们是只需要第三种情况的阳性克隆，怎么把其它两种过滤掉呢？答案是进行电泳。 下图是对上述过程的简化示意： 2010年5月20日，J. Craig Venter Institute在美国 Science 杂志上报道了首例人造细胞的诞生。向山羊支原体 Mycoplasma capricolum 细胞中转入人工合成的蕈状支原体 Mycoplasma mycoides 的基因组而来，产生的人造细胞表现出的是蕈状支原体的生命特性。利用该平台，研究人员在拿到合成DNA片段后一周内，对新冠病毒进行了基因组改造和病毒拯救。研究团队于1月14日向试剂公司下单，以化学合成方式得到上述14个DNA片段，并在2月4日拿到其中的12个含片段载体（有pUC57、pUC19、pUC57mini和PCC1-His3）。其中片段5 和7 未获得，原因不详。研究团队最终通过对一位来自慕尼黑患者的新冠病毒样本（BetaCoV/Germany/BavPat/2020）进行RT-PCR 扩增，获得了第5和第7个片段。 利用TAR 克隆，研究人员获得了6 组正确组装的新冠病毒构建体的分子克隆。随后用酵母的同源重组系统依据末端重复的序列将这些DNA 序列拼到一起。获得完整的病毒序列后，用T7 RNA 聚合酶将其通过脱落转录，得到病毒RNA，将该RNA 用电穿孔技术导入到非洲绿猴肾细胞（VeroE6 cell）中，使其感染。将用于培养绿猴肾细胞（~2d），含释放出的病毒颗粒的上清液注入到别的培养基中，发现可以感染别的细胞，说明新构建的酵母合成平台可以拯救病毒。 同理，作者团队在鼠肝炎病毒A59（MHV-A59）和MERS-CoV进行病毒拯救的测试，发现效果依旧很好，测试的克隆中正确组装了病毒基因组的YAC均可达到90％，这表明病毒在酵母中的组装效率相当之高。 TAR 克隆系统的一个最重要的优点就是可以先对全基因组进行设计，通过对小的具有重复序列的片段的合成，进而再依靠酵母的同源重组系统进行片段的正确组装，极大的降低了合成的难度，也大幅提高了合成的效率。无需得到变异毒株的临床样本，通过对病毒变异的分析，可以合成构建出该变异毒株的基因组片段，再通过酵母平台进行重建与拯救。论文中还提到对局部片段的重新设计，以测试改变前后对病毒的影响。 总的来说，这一方法即利用酵母人工染色体在酵母体内将合成的SARS-CoV-2的DNA片段进行体外重组，获得全长cDNA克隆。再将cDNA体外转录为RNA，利用电穿孔将病毒RNA转染进哺乳动物细胞，实现病毒拯救。 化学合成的基因组DNA所产生的SARS-CoV-2可以绕开病毒分离物的来源限制，而且还可以对单个基因进行遗传修饰和功能表征。 对于这一篇论文，我起初有许多地方不明白。 首先是病毒的基因组合成，理论上讲，比病毒更高级的生物基因组，并不是没有人合成出来过，因此这篇论文的技术可以说是降维打击了，那为什么还可以发表在顶级杂志 Nature 上呢？ 从时间线上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知，1月11日病毒序列正式被公布（据我所知应该是中国CDC发布的），但是国外第一个提取出病毒毒株的时间却是到了2月26日，与序列的公布整整相差1个多月。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次的Pandemic，一个多月可以新增多少感染者和死亡者，时间就是生命啊！而作者在序列公布后的第3天便下出了订单，在ICTV正式公布新冠病毒名称的第2天便得到了拯救完成的病毒。可以想象，如果以后没有可能及时得到病毒的毒株，我们可以直接根据序列得到病毒的毒株， 这是本篇文章最大的亮点之一，即在此类形势下给人一种研究病毒的范式。 第二个亮点，可以关注到作者不仅做了SARS-CoV-2，还做了MHV和MARS-CoV。看不明白的话给个提示：这三种病毒都是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 ）的！此外，作者在表格中还列出未实现拯救的人呼吸道合胞病毒（hRSV-B）、寨卡病毒（ZIKA virus）和流感病毒（HCoV）。这意味着作者想 通过对一系列冠状病毒的拯救验证来说明这一平台广泛的适用性 ，将难缠的冠状病毒，乃至其他病毒的毒株获取难度降低。这或许对科学界是件好事，但是可能也是件坏事吧… Craig Ventor；冠状病毒亚基因组； 《COVID-19全景综述》，为一张大图，涉及基本信息，免疫学过程等内容， 很震撼且 非 常华丽 ！在 公众号“炫亦”回复“cv”即可获得云盘链接！ [1] Thao, et al. Nature , 2020. [2] Natalay Kouprina & Vladimir Larionov. Nat Protocol , 2008. [3] Daniel G. Gibson, et al. Science , 2010. [4] 孙明伟, 李寅, 高福. 生物工程学报 , 2010.
兰州一985本科生鲁同学发表31篇论文，他肯定不是科研奇才，但他绝对是找到了学术密码的奇才。
按照兰州大学公众号的展示，鲁同学是2016级临床医学本科生，但就短短的本科时间，他却发表了31篇论文，其中6篇是一作身份的SCI，而且还有3篇是中文核心。就这么辉煌的成绩，无论如何也是令人惊讶的，不管鲁同学研究的方向或者研究的深度有多深，这么好的简历是普通人拿不出来的，这不禁让人感叹这位鲁同学是否有一位好朋友。我们从兰州大学介绍鲁同学的研究方向以及鲁同学发表论文所涉及的领域来看，鲁同学无论如何都不算是一个科研奇才，他充其量也就算是掌握了学术密码的奇才。
他不是科研奇才
鲁同学不是科研奇才而是掌握了学术密码的奇才。按照兰州大学公示，鲁同学从事脊髓损伤后神经功能重建研究，然而他的论文却遍及了新冠病毒、静脉血栓栓塞、改革开放调研等领域，再加上他的文章大多数都是综述类型的文章，只需要将他人的拿过来重新用自己的话再说一遍便能够成功发出，这就是妥妥的流量密码啊。在坚固写这么多篇论文的同时，更夸张的是鲁同学是一名医学生，平时他的课程安排以及考试课业任务是很重的，然而他竟然能够兼顾自己的平时学习成绩以及科研研究成果，这简直就只能用天才来形容。用鲁同学本身的高位来看，这么出色的一个人应该去清华北大而不是中山大学。
研究方向广而散
研究方向比较广，而且零散是很多人质疑他是否为科研奇才的关键点。一个人如果真想在某个领域上有一点研究，那么深究下来写个七八篇论文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但如果能够普遍开花，这可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成果了。现在鲁同学能够在多个领域有所涉足并且发刊，除了我有一个好爸爸的假设能够成立，我真的没有办法想到有什么其他的途径能够实现。
兰州一985本科生发表31篇论文，他确实是科研奇才。他在本科的时候就热衷于研究方面发表了学术论文31篇。每一次都为一些地方做出贡献，感觉兰州这个大学非常的有文化实力。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本科生的做法也成为了很多人的榜样，觉得自己一定是要做点什么的。这个人一直都坚持着自己的做法一直都在写着论文。
本科生在兰州大学学习的是临床医学，于是就一直在研究各个行业。他所写的有静脉血栓，还有儿童呼吸道感染抗生素以及其他的损伤。这些文章看起来像是总结性的，但是这个学生每学期都在发表，并且被人称为是旷世奇才。这个本科生在大学的时候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候都在发表论文。让人感觉到原来作为本科生学习也可以这么丰富，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和时间全部都结合起来。
这个本科生把自己的本领和需求展现了出来，让人感觉到了一个认认真真学习的人。能够在上大学的时候还这么用心，这一个本科生以后也是非常有前途的。他被人称为是科研奇才，但不知道的人就不明白他在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没有人否定这个男生的研究成果，也觉得里面是很有突破性的。能够在忙碌的课业期间还依然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说明这个本科生是对自己有信心的。有些人就不愿意去接受调剂，觉得没有获得自己想学的专业，不想去学习，但如果轻易放弃了，可能自己就捡不起来了。要以这个本科生为榜样，在大学当中也要认认真真的去学习，去丰富自己的知识层面。
你好，计算机病毒的预防和诊断的毕业论文
随着Internet的迅速发展我国的互联网用户不断的增加，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位居世界第二。互联网的发展也使得计算机病毒开始渗透到信息社会的各个领域，给计算机网络系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潜在的威胁。为了确保信息的安全与畅通，研究计算机病毒的防范措施已迫在眉睫。计算机病毒的防治目前主要有主动防御技术和启发式病毒扫描技术等，也在朝着一些新的趋势发展。【目前主要有主动防御技术和启发式病毒扫描技术等。本文将从计算机的特点入手，来探讨对付计算机病毒维护计算机网络安全的方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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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声明：本人发表过有关《计算机病毒及防治》的论文，可以谈谈。（2）论文框架如下：1 计算机病毒的概念 1.1 计算机病毒的定义 1.2 计算机病毒的特点 2 计算机病毒的分类2.1按寄生媒体分2.2按破坏程度分2.3按入侵方式分 3 计算机病毒的命名 3.1 计算机病毒的命名规则3.2 常见的计算机病毒 4 计算机病毒的传播途径4.1通过硬件（硬盘、U盘、光盘）4.2通过软件4.3通过网络（局域网、互联网） 5 计算机病毒的防治 5.1 计算机病毒的防治策略 5.2 计算机感染病毒的判断 6 常见的杀毒软件介绍6.1卡巴6.2瑞星
我觉得可以，但是没那么容易，因为这种病毒很容易发生突变，所以需要一定时间来研究。
英国剑桥大学及德国学者本周发表了一篇探讨新冠病毒传播溯源的研究报告，探讨新冠病毒从武汉到欧洲和北美的传播轨迹。研究发现，病毒毒株可分为A、B、C三种类型，而较为原始的版本"A型"虽然出现在武汉，但在武汉样本中更多的是变异的"B型"毒株，A型毒株在美国和澳洲研究样本上更为常见。题为"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谱系分析"（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的研究报告是由英国及德国学者共同撰写，于4月8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研究人员通过基因网络技术绘制出新型冠状病毒在人体的早期"进化途径"。该研究分析了从病患身上取得的前160份完整病毒基因组，得出新冠状病毒通过突变产生的不同病毒谱系。 "A、B、C"的全球分布 剑桥大学遗传学家、报告主要撰写人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介绍，由于病毒发生了太多快速突变，研究人员无法完整追踪病毒的家族谱系，所以采用数学网络算法，同时找出所有可能的谱系。福斯特表示，这项技术最为人所知的用法是通过DNA追踪史前人类的动向。 研究团队从"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GISAID）的数据库中提取了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之间收集的160个样本，发现三种拥有密切遗传谱系的的新冠病毒类型，将其分成A、B、C三种类型。其中较为原始的毒株A型与在蝙蝠身上发现的毒株最接近。A型虽然也出现在武汉，但并非武汉最常见的毒株。 研究指出，曾经生活在武汉的美国人身上也找到此类毒株。研究发现A型更常出现在美国和澳洲感染者身上，而在武汉更常见的是从A型突变的B型毒株。总体而言，B型在东亚更为普遍，而且较少在未变异的情况下传播至其它地区。研究人员分析，原因可能是武汉出现了遗传学上的"奠基者效应"，或是东亚以外的人群更能"抵抗"这一型的毒株。 由B型变异而来的C型主要出现在欧洲，在早期的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患者身上能找到。虽然在研究中的中国患者样本上没有出现C型，但见于新加坡、香港和韩国。 基本上，在疫情暴发的第一阶段，欧洲、美国和澳洲等东亚以外地区最常见的是A型和C型。B型则是在东亚最为常见。C型早期时出现在新加坡，这也是欧洲第一批感染者身上常见的毒株类型。 这一研究报告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认为这份报告可以成为新冠肺炎不是起源于武汉的佐证。报告主笔之一Peter Forster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鉴于中美之间的政治纠纷，他明白病毒起源的议题是"烫手山芋"，但这份报告以及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并不能给出明确解释。 至于为何A型病毒没有在武汉大范围感染，福斯特分析可能是"A型无法适应当地人的免疫系统"因此变异成B型，另一方面A型病株则适应了美国和澳洲人的免疫系统。 该研究团队目前正将其研究样本扩大至1001个病毒基因组。虽然研究结果尚未出炉，但福斯特表示，第一批感染以及病毒传播发生在去年9月中旬至12月初之间。研究人员认为，采用基因网络技术的分析方式将有助于预测下一个疫情暴发的地点。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的"一号病人"起初被认为是曾与前往武汉的熟人接触而感染，但后者身上并未验出病毒，寻找"零号病人"的过程最终陷入死胡同。福斯特的研究则发现，意大利最早的感染案例或可追溯至1月27日被通报感染的一名德国患者，另一名初期的意大利感染病例则与"新加坡感染群"有关。
应该是无从找到病毒根源了，因为变异也是算蛮多次了，让病毒都改变了基因了。
港大研究团队使用他米巴罗汀干粉制剂分别给小鼠和仓鼠做实验，以验证该制剂对不同的病毒都有治疗效果。当中小鼠用于流感病毒，仓鼠用于新冠病毒。步骤一：共三组仓鼠，在病毒感染前分别通过气管内给予同等剂量的安慰剂（盐水）、瑞德西韦、他米巴罗汀干粉制剂。步骤二：给药后两小时，通过鼻内滴注的方式令仓鼠感染新冠病毒。步骤三：四天后，将仓鼠进行安乐死后，通过检测其肺病毒载量、检查肺组织病理变化，发现他米巴罗汀干粉制剂的抗新冠病毒活性与瑞德西韦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