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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于1905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是家中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父亲开了一家小印刷厂，家里过着小康生活。父亲要他也从印刷业开始自己的生涯。但他却走上了一条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成为世界著名的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方法：
1.人物生动，形象，富有吸引力，栩栩如生，非常有趣。
2.表达了红色中国的热情，魅力，气质，青春，活力。
3.语言诙谐幽默，读来生气盎然。
《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特色：
1、是斯诺写的关于红色中国的新闻报道集，也可以说是报告文学集；
2、真实的记录事实的真相。作者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核对，以求获得新闻第一手资料；
3、故事情节十分的突出，注重对人物的刻画以及关注事件背后的个人魅力；
4、大量的战地报道，在战争的背景中产生，采访第一手资料，为公众提供最新的战争概况；
5、体现了作者的家庭出身、教育层次、知识结构，文化背景等造就的独特文风，
扩展资料：
【作者】斯诺
【写作背景】
作者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国内外局势】
国内：
红军长征，并在陕甘宁会师。
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
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迫使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国外：
西班牙保守军官发动暴乱，西班牙内战爆发。
德国和意大利签订《柏林协定》，形成“柏林－罗马”轴心。
美国总统选举，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再次被选。
《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
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
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合并后成立的，它迎接了长征中的党中央及中央红军。
抗战爆发后又成了抗日战争的出发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突出性的贡献。
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1937年2月，西北革命根据地就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驻吴起镇（今吴起县）、甘泉县下寺湾、瓦窑堡（今子长县）、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在这里领导和指挥西北革命及全国各路红军突围长征。
作者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
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
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
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四个月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
从陕北回到北平，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英文名《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译名为《西行漫记》或《红星照耀中国》的报告文学终于诞生。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_西北革命根据地
百度百科_红星照耀中国 （埃德加·斯诺创作纪实作品）
1938年2月
《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曾易名为《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纪实文学作品，于1937年10月在伦敦首次出版，于1938年2月首次出版中文版 。
该作品真实记录了埃德加·斯诺自1936年6月至1936年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 。从多个方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精神，瓦解了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 。
斯诺通过对领导人和普通民众的观察和描述，把枯燥的红区党组织、各种文件、会议等内容转变为让读者读起来感到亲切生动的文字 。
《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手法是记录式写作，作者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特色：
1、是斯诺写的关于红色中国的新闻报道集，也可以说是报告文学集；
2、真实的记录事实的真相。作者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核对，以求获得新闻第一手资料；
3、故事情节十分的突出，注重对人物的刻画以及关注事件背后的个人魅力；
4、大量的战地报道，在战争的背景中产生，采访第一手资料，为公众提供最新的战争概况；
5、体现了作者的家庭出身、教育层次、知识结构，文化背景等造就的独特文风。
《红星照耀中国》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也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其中的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角度几近出神入化的程度，大大地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
《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称《西行漫记》，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方法：
1.人物生动，形象，富有吸引力，栩栩如生，非常有趣。
2.表达了红色中国的热情，魅力，气质，青春，活力。
3.语言诙谐幽默，读来生气盎然。
《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特色：
1、是斯诺写的关于红色中国的新闻报道集，也可以说是报告文学集；
2、真实的记录事实的真相。作者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核对，以求获得新闻第一手资料；
3、故事情节十分的突出，注重对人物的刻画以及关注事件背后的个人魅力；
4、大量的战地报道，在战争的背景中产生，采访第一手资料，为公众提供最新的战争概况；
5、体现了作者的家庭出身、教育层次、知识结构，文化背景等造就的独特文风，
扩展资料：
【作者】斯诺
【写作背景】
作者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国内外局势】
国内：
红军长征，并在陕甘宁会师。
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
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迫使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国外：
西班牙保守军官发动暴乱，西班牙内战爆发。
德国和意大利签订《柏林协定》，形成“柏林－罗马”轴心。
美国总统选举，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再次被选。
目录1 内容简介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改革开放后，'红星'重新被'擦亮'，除了早年复社胡愈之团队的译本外，又多了董乐山的新译本。到1984年新华出版社推出《斯诺文集》时，《红星照耀中国》的名字得以恢复，'西行漫记'转为副题，这一年仅文集征订就超过28500册。赏析：来自斯诺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的一篇学术论文显示，1936年斯诺提交给中国共产党人的采访提纲起码包含了十多个方面的宏观问题，涉及外交、抵御外敌入侵、对不平等条约和外国投资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与斯诺在陕北窑洞的首次对谈，很多内容即始于对提纲的回答，这是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而向世界呈现了一个与时俱进、公开透明、开诚布公的形象。2、红星'畅销世界的历史，还告诉我们，诺尔曼.白求恩和柯棣华都曾阅读这本书，它成为促使他们下决心来华工作的主要动因之一;从二战时期，到上世纪末，美国多任总统承认曾阅读'红星'，这本书也成为他们决策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参考;在日本、韩国，学者也把阅读'红星'作为了解20世纪中国的'一把钥匙'。赏析：后来斯诺在1938年1月上海复社的中译本前言中写道：'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3、作为'红星'的主要翻译者之一，胡愈之在1978年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斯诺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这个年轻时曾经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印刷学徒、海员的新闻记者，拥有惊人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这是西方的一些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赏析：在斯诺看来：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4、斯诺对中国的深刻认识源于他对事件本身深度、全方位的参与。他不仅仅准确记录了历史，还准确预测了未来的趋势。'孙华认为。赏析：斯诺个人认为，尽管英文本第一版有一些错误，但'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基本的因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关于这一点的研究，这一本著作是颇有一些价值的。'5、今天，斯诺的部分骨灰就安葬于当年他奋笔疾书'红星'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斯诺墓前仍会定期有人祭扫，但显然不是每个路人都了解这位传奇人物的个中往事。赏析：历史研究发现，1936年春夏之交，宋庆龄促成斯诺与马海德前往陕北，安排接头和护送的就是'红星'中提到的'王牧师'(真名董健吾)。于是，后来读者们能够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开篇中读到，用隐形墨水准备了给毛**的介绍信以及得到北平朋友的帮助等，其主要的促成者和联络人之一就是宋庆龄。扩展资料《红星照耀中国》(原名《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于1905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是家中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父亲开了一家小印刷厂，家里过着小康生活。父亲要他也从印刷业开始自己的生涯。但他却走上了一条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成为世界著名的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作者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
红星照耀中国是指苏联政治家斯大林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发表的贺词中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胜利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也表示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在中国革命中，苏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苏联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武器，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斯大林的这句话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表达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信任，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士气和信心，同时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目录1 内容简介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东方红一号卫星。
1970年4月1日，装载着2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和1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抵达中国酒泉卫星发射场。4月2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即将发射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情况的汇报。4月24日凌晨，毛泽东主席批准实施发射。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从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场发射，21时48分进入预定轨道。
因为化学电池寿命有限，所以东方红一号设计的工作寿命只有20天，但它实际在太空中工作了28天，至同年5月14日停止发射信号，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在运行期间，卫星把遥测参数和各种太空探测资料传回地面。
由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近地点高度较高，因此东方红一号卫星至今仍在轨道上。观测表明，到2009年2月，东方红一号还运行在近地点430千米、远地点2075千米的轨道上。
扩展资料
该卫星外形为近拟球体的72面体，直径约1米，质量为173千克，采用自旋姿态稳定方式，转速为120转/分，利用太阳角计和红外地平仪测定姿态。
东方红一号采用近拟球体的72面体设计外形主要有以下考虑：
一是可使卫星有较大的结构利用空间；
二是在平面上粘贴太阳电池片比在曲面上粘贴更方便可靠；
三是由于卫星采用自旋稳定方式，即卫星自旋轴相对于太阳的取向是不断变化的，在72面球体上粘贴太阳电池片可便于太阳电池片在不同径向的面上适当地均匀布设，使任何时刻太阳电池的总输出变化很小，这对整星能源系统的设计很有利。
另外，在与东方红一号相同外形的中国第2颗人造卫星——实践一号上成功地使用了这一设计方案，寿命超过8年）；
四是采用球形设计，可使卫星飞行时的弹道截面基本不变，所以不用在星上安装探测仪器，就能用卫星的测轨跟踪数据反演推算卫星飞经高度的大气密度值及其变化，从而多得到一些科学数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由以钱学森为首任院长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自行研制，于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发射。该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
卫星设计的工作寿命20天，至1970年5月14日停止发射信号，与地面失去了联系。由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近地点高度较高，因此东方红一号卫星至今仍在轨道上。
东方红一号的具体任务是测量卫星本身的工作参数；探测空间环境参数；为中国奠定卫星轨道测量和无线电遥测技术基础。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和达到这些要求，经专家们多次论证，最后确定东方红一号由结构、温控、能源、《东方红》乐音装置和短波遥测、跟踪、天线、姿态测量7个分系统组成。
卫星上的仪器舱装有电源、测轨用的雷达应答机、雷达信标机、遥测装置、电子乐音发声器和发射机、科学试验仪器等。
1.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于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研制并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自主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截至2000年10月，中国共研制并发射了47颗不同类型的人造地球卫星，飞行成功率达90％以上。目前，中国已初步形成了四个卫星系列———返回式遥感卫星系列、“东方红”通信广播卫星系列、“风云”气象卫星系列和“实践”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系列，“资源”地球资源卫星系列也即将形成。中国是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卫星回收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的国家。中国的气象卫星、地球资源卫星主要技术指标已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国际水平。近几年来，中国研制并发射的6颗通信、地球资源和气象卫星投入使用后，工作稳定，性能良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64/2013/323394.html1.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于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研制并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自主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截至2000年10月，中国共研制并发射了47颗不同类型的人造地球卫星，飞行成功率达90％以上。目前，中国已初步形成了四个卫星系列———返回式遥感卫星系列、“东方红”通信广播卫星系列、“风云”气象卫星系列和“实践”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系列，“资源”地球资源卫星系列也即将形成。中国是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卫星回收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的国家。中国的气象卫星、地球资源卫星主要技术指标已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国际水平。近几年来，中国研制并发射的6颗通信、地球资源和气象卫星投入使用后，工作稳定，性能良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背景资料: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事记2006年09月15日13:46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1960年9月10日，成功地用国产燃料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苏制P-2型弹道式地地导弹，全面检验了各种工程技术设施和配套设备，锻炼，考核了中国第一支导弹试验队伍独立进行试验的组织指挥、技术操作和勤务保障能力，揭开了中国发射近程地地导弹史的第一页。1960年11月5日，成功地发射了中国仿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主持实验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高兴地宣布：“从此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了！”1966年10月27日，成功地发射了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核弹精确命中千里之外的目标，成功实现核爆炸。西方报刊惊呼：“中国这种闪电般的进步，是神话般地不可思议。”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1975年11月26日，成功地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3天后，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至此，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从轨道上回收卫星技术的国家。1980年5月18日，成功地向南太平洋发射了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这次试验，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1981年9月20日，成功地用一枚运载火箭，把一组三颗“实践二号”空间物理探测卫星送入轨道，完成了中国第一次“一箭三星”发射。这样中国便成了继美国、苏联和法国之后，在世界上第四个掌握这种被人称为“一箭多星”的发射新技术的国家。1987年8月，成功地为法国马特拉公司提供了发射搭载服务。这是中国首次为国外卫星提供发射搭载服务，中国的航天技术从此开始走向世界。1992年10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次为国际用户执行了发射任务，即利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发射中国返回式卫星时搭载发射瑞典空间公司的“弗利亚”卫星进入预定轨道，获得成功。1999年11月20日，成功地发射了中国第一艘“神舟”号无人试验飞船，拉开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幕布。2003年10月15日，成功地发射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将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实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2005年10月12日，成功地发射了“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将中国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送上九天，开始了人类探索太空的征程。2006年9月9日，成功地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也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一颗专门用于育种的卫星——“实践八号”。★参考资料：
世界上第一颗卫星于1957年发射，其后各国卫星主要用于探测太空环境和技术试验，至60年代中期，卫星始进入应用领域。中国于1970年4月24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至2000年12月底，中国共发射了48颗人造卫星和一艘试验宇宙飞船。当中包括科学技术试验卫星12颗、返回式遥感卫星17颗、东方红系列通信卫星10颗、风云系列气象卫星5颗、资源卫星2颗和导航卫星2颗，这些卫星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服务。中国的卫星技术发达 中国的卫星返回技术位居世界前列：首次发射卫星便回收成功，至今17颗返回式卫星中，只有一颗因故障未能返回地面，可说是远远超过美国和前苏联的纪录。
我国历次人造卫星 从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卫星到2005年10月，我国已成功发射了近百颗国产卫星、6艘飞船、27颗国外卫星。 实践科学探测卫星我国的实践科学探测卫星共发射了八颗卫星，分别是：1971年3月发射的实践一号；1981年9月20日用一箭三星发射的实践二号、实践二号甲、实践二号乙；1994年2月8日发射的实践四号；1999年5月10日发射的实践五号。2004年9月9日发射的实践六号A星和B星。 中国第一颗卫星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了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该卫星重173千克，星上装有一台“东方红”电子音乐发生器及科学探测仪器设备。其任务是探测空间电离层和地球大气密度，并将有关数据传回地面。因此，东方红一号是一颗具有空间探测性质的技术试验卫星。 实践二号科学探测卫星 实践二号卫星是专门用于空间物理探测的科学实验卫星。卫星重250公斤，卫星主体为一个外接圆直径1.23米、高1.1米的八面棱柱体。1981年9月20日，我国发射一箭三星，实践二号是其中之一。 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 实践一号卫星是在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基础上增加了太阳能供电系统等8个空间技术试验及探测项目。1971年3月3日，实践一号卫星由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卫星在轨道上运行了8年多，向地面发回了大量科学探测和试验数据。 空间物理探测卫星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发射的空间物理探测卫星，主要是“实践” 卫星系列。1971年3月3日成功发射了实践一号卫星。1981年9月20日一箭三星成功发射了实践二号、实践二号A和实践二号B。1994年2月8日成功发射了实践四号卫星。 通信卫星到目前为止，中国共发射了三代通信卫星。第一代通信卫星是1984年发射的2颗通信卫星和1986年2月1日发射的东方红二号实用型通信广播卫星。第二代通信卫星是1988年3月7日、1988年12月22日、1990年2月4日和1991年11月28日发射的载有4台C波段转发器的东方红二号甲通信卫星。第三代通信卫星是1997年5月12日发射的东方红三号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 风云气象卫星风云气象卫星系列包括风云一号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两大类。风云一号和风云二号分别进行过4次和3次发射，在我国天气预报和气象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球资源卫星从1999年10月到2003年10月，我国共发射了3颗地球资源卫星。 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于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研制并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自主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截至2000年10月，中国共研制并发射了47颗不同类型的人造地球卫星，飞行成功率达90％以上。
两弹一星时间分别是：
1、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
2、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有原子弹的国家
3、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4、1970年4月24日21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背景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大国的核讹诈下，于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制订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而毛泽东则在1958年先后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原子弹、氢弹、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术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
“两弹一星”是对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统称，并没有明确具体指哪两颗弹和哪一颗星。
邓小平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两弹一星”部分元勋情况：
1、王淦昌（1907.05.28~1998.12.10）生于江苏常熟，核物理学家，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
2、赵九章（1907.10.15~1968.10.26）生于河南开封，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是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 理的开拓者，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
3、钱学森（1911.12.11~ 2009.10.31）浙江杭州人，汉族，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中将军衔，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王”，2007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4、邓稼先（1924.06.25~1986.07.29）安徽怀宁人，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两弹一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