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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科生参加工作5年后可晋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2年后可晋主治医师，唯一不同的是本科生晋主治考外语，研究生不用考。2、本科生在晋完主治医师5年后方可晋副主任医师，而硕士研究生在晋完主治医师3年后就可以晋副主任医师。在晋完副主任医师5年后方可晋主任医师。本科毕业到主任医师至少要15年。3、博士研究生参加工作2年后就可以晋副主任医师，在晋完副主任医师3年后，就可以晋主任医师了。医疗技术专业职称有医师\药师\技师\护师系列包括医士\医师（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中专或大专刚毕业职称是医士；考得执业医师证自动晋升为医师医士和医师都称为初级职称；从事医师工作本科四年硕士二年专科六年可以考主治考试合格自动晋升为主治医师也就是所谓中级职称；本科或硕士毕业中级职称后五年各项条件合格可以评副主任医师；博士毕业中级职称后三年可以评副主任医师也就是副高；本科或硕士毕业副高职称后五年各项条件合格可以评主任医师；博士毕业副高职称后三年可以评主任医师也就是正高。所谓正高，副高，中级，初级，是指职称而言，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医院中主任医师，主任中医师，主任药师，主任中药师，主任护师，主任检验师，都是正高职称，依次类推。大学的附属医院中教授，副教授是指在学校中兼职教课或带研究生资格的人物，两种评定方法不同。本科毕业参加工作一年后，经院内考试，评定初级职称，聘任5年后根据论文，工作表现，等一套评分系统，够格后报卫生局，由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定。副高，和正高，需要有课题，和专著，并报卫生厅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定。硕士毕业，直接评定初级，3-5年（各地标准不同）后评定，博士毕业1年后评定主治，再过2年评定副高。博士后出站当即评定副高。但是根据医师法的规定，不管何种文凭和学历，首先要通过医师资格考试，才能从事临床工作。如果既想当主任医师，又想当教授。你必须到一家大学的附属医院工作，这样才能实现你得理想。如果你还想带硕士研究生，那你必须有硕士学位，如果你还想带博士，那么你还得有博士学位。如果你还想带博士后，你必须要有壮士学位，甚至是烈士学位。在每一次的晋升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是需要公开发表职称论文。论文要求编辑医生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晋升条件及论文发表要求条件：取得副主任医师资格满五年，本科以上学历并取得学位者。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2篇或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3篇。科研：在期刊杂志发表的综述1篇或新技术引进1项。外语：合格计算机考试：合格继续教育：近三年的继续教育学分。条件：取得主治医师资格满五年，本科以上学历并取得学位者。取得主治医师资格满4年，硕士学历毕业。论文：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2篇。科研：优秀综述1篇或新技术引进1项。外语：合格计算机考试：合格继续教育：近三年的继续教育学分。中级职称聘任条件：通过全国专业技术4门考试合格。论文：1篇（省市级）。外语合格计算机合格。继续教育：近三年的继续教育学分。（2005年聘任主治医师必须参加下乡支农）。辅系列人员：凡符合对应专业职称晋升条件的辅系列申报中级以上职称人员，必须参加院职称评审委员会通过并公示。其它硬件条件另行咨询。注意：各地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发表论文数量和学分要求数量均存在差异，具体请务必咨询当地卫生机构。医生职称论文 - 发表难易 中国公开发行的医学期刊，1981年为173种,1982年为200种,1983年为224种，1984年为246种,1988年为497种，截至1990年底,已达516种（其中检索性期刊64种）。从载体形态看，过去只有单一的印刷出版型，又出现了缩微型、视听型和机读型。当然印刷出版型仍为今天主要的载体形态。从出版周期上可分为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年刊等.从职称评审角度，分为普通级、省级、国家级、核心期刊；而我国医护人员从业数量与期刊版面比例，导致了医生发表论文不易的难题；医生职称论文 - 发表途径 目前医生职称论文的发表途径主要有：1，自然投稿：即由医护人员自己向出版社投稿，由于医护人员数量庞大，发表论文的刚性需求存在，往往出版社很难及时审阅。通过率不高，周期较长；2，中介代理投稿：由专业论文投稿公司代理投稿，目前网络上这种比较多，但与此同时，一些非法期刊、假刊、不能满足评审的副刊频出，以及代理公司资质参差不齐，导致医护人员很难辨识；
VX添加：（提供）186（论文）6491（写发）6045（服务）一、文章质量要符合发表的基本要求文章的质量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但也有一个大致通用的标准，即，观点正确，文字通畅，逻辑严密，结构合理，结论有创新，等等。如果您有了这样的文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投稿的事情了。但是，由于我国学术界的特殊情况，文章质量达到发表的要求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或者经过我们的修改就可以发表。关于质量，可以参考日本质量专家的话，质量的核心是实用性。二、文章的选题要符合刊物的定位，不能乱投稿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刊物或者杂志都有自己特定的宗旨、栏目和专业定位，投稿前必须先对此进行了解，弄清楚目标杂志是哪个方面的。还要搞清是季刊、双月刊、月刊还是半月刊、周刊，这直接影响您的稿件发表的速度。风险提示：并不是所有的杂志发表了论文都有效的。杂志有正规的有非法的，因为期刊行业开始了收费发表论文，所以很多不法分子使用非法期刊征稿，其目的无非就是敛财。非法期刊发表的论文属于无效的。如何辨别期刊的真伪?通过新闻出版局工作人员的回答：凡在国家新闻出版局查询系统里查询不到的刊物，均为非法刊物。所以作者可以通过国家新闻出版局的数据库进行刊物查询。三、文章格式要规范，还需控制字数学术性期刊的格式是非常严格的，医学论文的格式可以参照你所投刊物的要求去做。至于字数，因为很多刊物是按计空格字数收费的，所以，您要根据需要确定文章的字数，省得花冤枉钱。所谓的版面设计实际上是一本杂志的页面，一般为16开的标准。但由于一些期刊对字体大小有不同的要求，其特点是不同的。加上除了文字外，还包括标点符号、空格等。在论文中，如果它涉及到图像、形式、空间占用一定的空间，而且还可以根据一定的字符空间。因此，每个期刊的版面编排都是有限的，所以一些核心期刊对论文的数量有一定的限制。如一些对文章提交的论文在6000-8000字的字数适当规定的核心期刊，文本空间一般从5000到10000字的要求，包括简介、语篇分析、结果和结论等内容。太少的话不能充分讨论。除公共知识外，公共知识和公共事业的第一次出现，应标明对外汉语的汉译或对外汉语的全称。四、提前投稿，尽量提前2—3个月投稿一般的学术刊物，从接收稿件到样刊出来，需要2-3个月。如果是核心刊物，则需要半年，或许更长时间。虽然最近几年，有很多刊物变成了月刊、半月刊，甚至旬刊，但还是提前准备为好。比如现在投稿的文章，发表时间一般安排在3月份之后，这样发表的文章在6月份的使用中就绝对没有问题。而每年4月份的职称评审通知，通常是在当年出通知。等作者收到通知再发表论文，通常就会错过了时间。五、版面费起到破财免灾的作用在期刊上发表论文需要支付版面费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所以作者们也不用在版面费上纠结，关键是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花点钱也是必要的了。六、选择合法刊物，避免非法期刊发表医学论文不是随便找个期刊就可以的，期刊必须具有合法性，是合法期刊。不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刊号的刊物，都是非法刊物。根据我的判断，目前我国大约有1000-2000家非法刊物，或不规范的刊物。对大部分普通作者来说，是很难判断刊物的合法性的。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以免上当。VX添加：（提供）186（论文）6491（写发）6045（服务）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飞速发展，医生的地位是越来越高。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医生学术论文，谢谢你的阅读。
浅谈临床医生的创新
【摘要】临床医学的特点是研究未知数最多的人类自身，在临床诊疗工作中探索与创新的本质是排除错误，不断进步，服务病人。但近几年来，国内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医生们宁愿做“太平医生”而不敢创新了。本文就此问题做一简要浅析。
【关键词】临床医生 探索 创新 风险
中图分类号：R19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1)11-301-02
我常喜欢看中央电视台CCTV10科教频道的一个品牌栏目----探索与发现，也经常由此想到临床工作一线的医生，在日复一日大量而又繁琐的临床工作中，有没有探索和发现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医学是一门仍在探索的科学，人类对自身和疾病的认识，至今还是处于“童年阶段”。面对充满未知的医学世界，医生们只有不断探索，才能获得或发现新的认识。一部医学史，充满了探索与发现，才成就了今天的医学。我们临床医生现在所学习、认识、掌握和应用的医学，无论西医还是中医，无论内科还是外科，无论手术还是用药，都是由无数“医学哥伦布”先驱们为我们所探索、发现和揭示的。探索与发现的起点有时清晰，有时模糊，却永无止境。
临床医生们身边的病例和诊疗工作中有着许多未知与疑难的问题，带着疑问去查找文献资料，求教老师或同仁，参与会诊讨论，上网发帖求助，使出浑身解术利用各种渠道来寻求解决办法，这就是在探索。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奥秘，找到了新的、好的诊疗技术、方法或术式，甚或会有小小的创新与发明，这就是发现。看似很普通，很平常，却深刻地反映出科学活动的思维认识过程，目的是找到客观存在的事物或规律，以帮助医生们战胜疾病。
然而，世事都有两面性，探索就意味着冒风险。最近几年，国内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医生“带着钢盔开着坦克”行医，自我防护意识越来越强，该做的手术不做了，该冒的风险不冒了，该创新的不创新了。临床医生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愿做“太平医生”。在医患关系和谐的年代，医生的失误往往能够得到患者的理解，这才促使医生不遗余力地为患者治病，从而加快医学的进步。对于现在的医患关系紧张状况，大多数临床医生的内心都充满了矛盾与苦闷。我们既希望探索医学禁区，又害怕患者无理取闹，使本来单纯的医学问题，最终上升为法律纠纷。为此，许多医生不得不选择“无为而治”。
一代名医张孝骞曾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现在国内从医的谨慎。医生面临的病人个体差异巨大，诊疗过程时刻存在犯错误的可能。因此，有些医生感叹，如果把每个医疗过程倒过来分析，多数都能发现一些治疗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为此，美国医学会于1999年发表了著名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公告，指出：公众必须认识到医生也是人，也会犯错误，把所有医疗缺陷的责任都归结在医生身上是不公正的。有资料显示，即使在医疗技术更发达的西方国家，医疗缺陷的发生率仍高达10%～15%，比一些恶性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都多。
我们目前对医疗缺陷还缺乏理性对待的态度，医生对自己的医疗缺陷有种神经质的忌讳。与此同时，我们国家对医疗缺陷缺乏一个切实可行的应对办法，飞机失事，国家有一套赔偿标准来安抚家属，可是对医疗缺陷却没有明确的赔偿标准，于是医疗纠纷中的争执和天价赔偿屡屡见诸报端，这更加剧了医务人员对医疗缺陷的逃避。如此，在面临患者质疑的时候，就把医德、规章抛在脑后，通过修改病历来“保命”。而我国法律规定的医生“举证责任倒置”，也使我们医生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当前医生和医院的隶属关系，使得某个医生的过失，成为某个医院的过失。一旦发生了赔偿，一般也需要医院承担大头。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在共同利益的作用下，会不遗余力地为医生修改病历创造条件，甚至敦促、指导当事医生修改病历。
相比起来，国外医生的独立执业的管理方式就显得合理些。在很多国家，医生尽管和某些医院发生工作关系，但其利益是独立的，其和保险公司直接挂钩，病人找医生看病，然后到保险公司报销，包括医疗缺陷，也可能由保险公司来买单。可是一旦某位医生经常遭到患者投诉，赔偿超过一定数量的时候，保险公司就可能和该医生解约，而医生一旦失去了保险公司的支持，就意味着病人找他看病没有保险公司报销，那么一般也就很少有患者会找他，他也很难和医院签订工作合同。这种医生自己为自己负责的模式，既可以增强医生的责任感，也可以避免医院和医生因为利益关系，玩“猫腻”共同应付患者的情形。面对医疗缺陷，如何让医生相对独立出来，应该是当前医疗改革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没有失误也可能失败，没有失误并不意味着成功。没有错误就等于完美无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更何况，从来不犯错误的医生是没有的。医生们的这种“无为而治”，不仅阻碍了医学进步，也损害了患者的根本利益。医生应该怎么办?医学应该怎么办?
医生这个职业，是相当特殊的职业。因为人命关天，所以，对这个职业的要求更高一些。就拿大学本科来说，正规的医科大学的学制要比普通大学多上一年。毕业以后，必须要当相当长时间的住院医师，要有相当长时间的实践，才有可能真正当上医生。但是，医生又是个高风险职业。除了确实因为医术不高或因为疏忽可能发生人命关天的问题外，来自病人家属的误会也不得了。因为医生接触病人，而没有一个病人不希望自己尽快好起来，医生又不能保证每个病人都尽快好起来，这样，势必会发生医生和病人的摩擦，经常听到的新闻是某某医院某某医生又受到了病人家属的攻击。受攻击的医生中，应当有不少人是无辜的。不是他们不想治好病人，而是他们回天乏术。这个回天乏术不是医生的手段不高强，而是病人已经病入膏肓。
医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医学的特点是研究人类自身，而人类自身的未知数是最多的。医学的局限性在于认识的局限，而认知也是相对的，也许是片面的，过后是错误的。医学原理也会如此。科学并不会说“我什么都知道”，科学只知道一部分。“包治百病”肯定是谎言。医生对病人说话一定要留有余地。什么都能治，就意味着什么都不能治;没有任何副作用，就意味着没有作用。医学的局限性还在于方法的局限性，100年前没有输血、没有抗生素、没有真正的麻醉。疾病不可能被人类征服，它们总是伺机反扑，或者“提升水平”，把人类推向陷阱。
医生的注意力要集中到患病的人的体验上，而不仅仅集中到疾病的过程本身。治疗并不意味着治愈某种疾病，有时候意味着体恤，减轻痛苦而已。2004年4月《英国医学杂志》曾刊登这样一段话：对于有些“病”(至少60余种)，没有必要采取什么方法去治疗，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有什么方法有效，也许不治疗比用什么方法去治疗更好，也许最好的方法是不去治疗。
医疗也有很大的风险性，因为医疗的特点是在获的人体上实施诊断和治疗。医疗的风险性存在以下几种，诊断风险：误诊、误伤。用药风险：毒副作用、剂量耐受差异、过敏。手术风险：麻醉、出血、损伤、感染。风险在于疾病的复杂、认识的局限、技能受阻，也有责任心和经验不足。医疗是服务性行业，却是特殊的、极大风险的服务。医学是一辆行使在高速路上的破车。各种媒体电台将医学推向尴尬，使医生陷入无奈。医生的手谨慎而颤抖。医生只能以“尽可能”“尽力而为”的表达得到理解。
作为临床医生，要有为科学、为患者献身的精神。一名医生如果不愿冒险，就只能成为“修机器”的匠人，而不能成为医学大师。医生的冒险精神不仅来自于对真理的追求，也来自于对患者的感情。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医生深怀仁爱之心，患者都是通情达理的。当然，患者理解医生也是有条件的。在临床中，尽管误诊是客观存在的，但医生不能以此为借口，无视生命的尊严，随意让患者付出无谓的牺牲，承受无谓的痛苦。患者可以宽容正常的失误，却无法宽容因敷衍塞责、草菅人命造成的失误。
中国古代政治家、哲学家说：做事要“通天理、近人情、达国法”。作医生也当如此，对医生而言，天理即为自然规律、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人情即为人的思想、意识、情感和意愿。而国法即为诊治的原则、规范、技术路线、方法技巧和政策。临床医生在日常诊疗工作中探索的本质就是排除错误，不断进步，服务病人。“先病家之忧而忧，后病家之乐而乐”，充分体现了医学仁爱的真善美精神，这种精神正深深地植根于现代医务人员之中。无论时代和社会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仍然是中国医学的主流。
郎景和教授的这样一段话，很值得我们临床医生好好回味的：珍视自然的每一种状态，是客观地看待科学。科学不是万能的。认识无限，而我们认知的程度和探索的范围总是十分有限的。疾病的诊治要遵循两个原则：科学原则与人文原则。科学的原则是针对病情而言的，需要对疾病的病理、生理、治疗方法和技术路线而采取科学谨慎的原则;人文原则是针对人情而言的，需要对病人的心理、意愿、生活质量、个人与家属要求而采取人文关怀的原则。
现金的医学模式是：生物-心理-社会。医生要将科学与人文交融：有完备的知识基础，优秀繁荣思维品质，有效地工作方法，和谐的相互关系，健康的身心状态。医生与病人和病人家属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交流是诊断、治疗、医学发展和医疗纠纷防范的关键环节，也是医德的表现。新时代的临床医生必须是细心的观察者、耐心的倾听者和敏锐的交流者。
临床医生们的探索与发现之路就是一条临床医学研究之路，是理论联系实践、修炼求道、功成自然之路。临床科研的土壤就在临床诊治的病例、病案之中，关键是善于发现问题，要有思维、学术的敏感性，抓住问题就去研究、去探索，在探索中产生创造性。临床医生在工作中的探索与发现之路更是一条深入云端的羊肠小道，需要咱们临床医生们具备一种执著的献身精神，一种事业激情，一种睿思智慧和一种行动习惯，不是为了寻求功利，而是为了选定的目标和使命而去苦苦探索的。真正使医生能力和智慧提高的是病人。病人是病理现象的展现者。只有这时(在病人面前，而不是在书本上)，医生的双眼才能焕发智慧。病人是医生真正的老师。专业和技能的学习和提高是必要的。人文修养和哲学理念具有根本性、终身性。不要把自己限定在一个狭窄的领地内，我们需要学习的更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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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主治医师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篇以上，包括2篇，前两作者2、评副主任医师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4篇，其中核心期刊2篇主持承担厅局级科研课题1项(前2位)或省级科研课题1项(前3位)或国家级科研课题1项(前4位)，均不包括列题或横向课题到位经费5万以上。3、主任医师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5篇，其中核心期刊3篇主持厅局级课题2项或省级课题1项或国家级课题1项，均不包括列题，或横向课题的到位经费15万以上。不过具体要求还是要看医院的政策，有的医院会严格点，有的则比较宽松。（学术堂提供更多论文知识）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2.3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2.5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经济、科技、陆军和空军我就不用说了，高下立判。 我主要说一下海军方面比较突出的对比： 如果中日发生军事冲突，很有可能是以海军和空军力量为中心的局部冲突。从海军的情况来看，在舰艇数量方面，中国东海舰队远远多于日本第2护卫队群，但在各种电子机器等舰艇性能方面则是日本领先。据悉，中国东海舰队有30多艘3000吨级以上驱逐舰，而日本第2护卫队群包括2艘宙斯盾驱逐舰在内仅有8艘驱逐舰。在东海舰队的舰艇中，从俄罗斯进口的8000吨级现代级驱逐舰具备被称为美国航母杀手的SUNBURN 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等的攻击力。虽然日本宙斯盾驱逐舰在探测能力方面要优越于中国新型舰艇，但对舰导弹（鱼叉）的射程却在150公里以内，不如中国部分新型导弹。据悉，在东海舰队还部署了从俄罗斯进口的4至6艘基洛级潜艇，但日本的新型潜艇性能比中国领先。
中日城市垃圾处理的比较研究金式容 杜秀宗 胡彦斌 陈周明(华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泉州,362011)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垃圾处理流程和管理体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成立专业化拉圾服务企业,实行垃圾有偿服务、严格生活垃圾分类放置、规范拾荒者队伍等措施以提高城市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程度。关键词 城市垃圾;企业化经营;分类放置;拾荒者;中日比较1 我国城市垃圾处理现状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每年的垃圾生成量已达1. 0 亿t 以上,历年累积垃圾已达60 多亿t ,人均年产垃圾440kg。按9 %的增长率推算,到2010 年中国城市垃圾生成量将高达2. 4 亿t 。目前,我国垃圾占用土地5. 4亿m2 ,且每年以占地约3 000 万m2 的速度发展,全国2/ 3 的城市已经陷入垃圾重围。以北京为例每天要产生490 多万t 垃圾。北京附近现有7 000 多座“垃圾山”,约533hm2 耕地被占。从垃圾处理方法看,70 %城市垃圾直接填埋。填埋不仅占用大量土地,又因大多无渗沥液处理设施而造成对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在大气的污染。焚烧法不仅产生SO2 ,NO2 ,CO ,粉尘等大气污染物,而且它们在含氯塑料存在下还会产生光气和二口恶英等有毒气体,后者还具有致畸致癌作用。这些都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环境。由此可见,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城市垃圾处理的任务十分繁重。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垃圾,我国现有垃圾管理体制还不健全。政府既执行监管职能,又具体组织垃圾的清运及最终处理,呈现“政企不分”的局面。另外,由于整个垃圾处理行业缺乏资金投入和科技投入,缺少宣传和舆论导向,城镇80 %以上的垃圾只是简易填埋处理。无害化处理率很低。基本上没有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三化”处理机构。不仅垃圾污染严重,也造成了可利用资源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把垃圾处理推向市场,实行垃圾处理向产业化发展。并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推动城市垃圾处理向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迈进。在这方面,日本城市垃圾处理的各项有关措施和管理体制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2 我国城市垃圾处理及存在问题沿袭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模式,我国城市垃圾处理仍然是国家行政部门直接管理和实施。仅有少数企业参与了对部分的“可再生利用垃圾”实施回收再利用. 作为垃圾资源化基础的垃圾分类这一环节十分薄弱。而倒是城市拾荒者在垃圾分类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需要。两国政府及各界人士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都应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致力于稳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3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已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达666亿美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中日两国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保持了协调与合作。作为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民间友好往来是中日关系独特的传统优势。两国年人员往来已由邦交正常化之初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435万人次。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已发展到226对。每周飞行于两国之间的各种航班多达500架次。 但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右翼政治势力愈加活跃，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大开倒车，不仅一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局面，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 日本在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也没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正确、全面的历史教育。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土壤，右翼势力不时跳出来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而日本政府则以种种借口，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倾向更趋突出。最近再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有损它在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就曾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因此，中日两国都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我认为要全面地去看代日本!大和民族的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现在的极右翼势力十分顽固拒不承认战争罪行也令我们非常愤慨。但我们也不应只看到日本的这一方面，虽然在我心中一样地瞧不起或者愤恨这个死不认错的民族，但全面地看日本人也不是一无是处。 日本人能够从其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带来的灾害中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自然有其民族的可贵之处，他们一样有其艰难困苦和勤劳善良的一面，也有其忍辱负重改革自新的一面。随着其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他们虽说自以为何等地优越或者何等地自负，但从来没有放弃向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化学习，而且日本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团结注重集体荣誉感。 这些说多了也许让人觉得我如何崇拜日本，其实我认为每一民族都不应自高自大，都应该取其他民族的长处以及优秀的素质为我所用。我们一样，日本也一样。日本的科学技术值得我们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管理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现在日本与我们的贸易已相当大，我们的文字及礼仪日本人不是多年以前就一样借鉴和吸收吗？ 我们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科技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进步，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的经济实力比我们现在要强，承认这些也没什么可耻，因为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超过日本，总有一天会让日本人感到惭愧---为他们曾经所做的一切而惭愧。我们自然不能接受一些日本人给我们近似侮辱的举动，但我们知道发愤图强，一个能够面对自己包容一切的民族、一个能够面向未来不断进取的民族会有更多理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经济硬实力中国更强，中国对外依存能力要低于日本；至于经济软实力毋庸置疑日本绝对领先中国（说个笑话：中国抵制日货可以上街砸日系车，日本愤青抵制中国，跑到大街上竟找不到华系车或者华系数码产品砸）科技方面日本领先于中国，但是，在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也应学会反思，人才流失是中国不得不提起的伤痛军事实力这个不容易说，因为中日军事博弈不单单是这两个国家的事，如果非要说的话，我觉得陆军中国有优势，海军，空军装备不如日本精悍。此外我要补充下，如果你连一个国家的大门都进不去，那么其实有再强大的陆军也无济于事
经济上日本人均收入比中国人均高的不止一大块，如果中国要开战的话粗略估计要花费60个亿(个人）美金，为什么呢？进行战争一定不要在中国领土内，如果在中国境内，首先遭到攻击的一定是沿海城市（毕竟日本是岛国）众所周知，中国国民经济大部分都在沿海一带，战争纵然是胜利了，结果也是灾难性的。加上烈士抚恤金和一些装备的费用这些还是保守估计。军事上中国科技不如日本，在电子信息战和一些高端科技的应用上我们做的还不到位，当然有人说我国的陆军是最强的，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陆军为什么强大？有很多因素，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多。中国陆军完全是考人命填出来的，悍不畏死。战争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真的和日本开战，要么不打，要打就要把损失降到最低 。中国的核武器属于威慑性的，中国早有申明就核武器问题做出过声明，如果使用核武器，那就不会是日本和中国的问题，进而演变成世界大战。海军潜艇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多的，这方面绝对占优势（纯手打）
经济、科技、陆军和空军我就不用说了，高下立判。 我主要说一下海军方面比较突出的对比： 如果中日发生军事冲突，很有可能是以海军和空军力量为中心的局部冲突。从海军的情况来看，在舰艇数量方面，中国东海舰队远远多于日本第2护卫队群，但在各种电子机器等舰艇性能方面则是日本领先。据悉，中国东海舰队有30多艘3000吨级以上驱逐舰，而日本第2护卫队群包括2艘宙斯盾驱逐舰在内仅有8艘驱逐舰。在东海舰队的舰艇中，从俄罗斯进口的8000吨级现代级驱逐舰具备被称为美国航母杀手的SUNBURN 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等的攻击力。虽然日本宙斯盾驱逐舰在探测能力方面要优越于中国新型舰艇，但对舰导弹（鱼叉）的射程却在150公里以内，不如中国部分新型导弹。据悉，在东海舰队还部署了从俄罗斯进口的4至6艘基洛级潜艇，但日本的新型潜艇性能比中国领先。
经济上日本人均收入比中国人均高的不止一大块，如果中国要开战的话粗略估计要花费60个亿(个人）美金，为什么呢？进行战争一定不要在中国领土内，如果在中国境内，首先遭到攻击的一定是沿海城市（毕竟日本是岛国）众所周知，中国国民经济大部分都在沿海一带，战争纵然是胜利了，结果也是灾难性的。加上烈士抚恤金和一些装备的费用这些还是保守估计。军事上中国科技不如日本，在电子信息战和一些高端科技的应用上我们做的还不到位，当然有人说我国的陆军是最强的，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陆军为什么强大？有很多因素，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多。中国陆军完全是考人命填出来的，悍不畏死。战争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真的和日本开战，要么不打，要打就要把损失降到最低 。中国的核武器属于威慑性的，中国早有申明就核武器问题做出过声明，如果使用核武器，那就不会是日本和中国的问题，进而演变成世界大战。海军潜艇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多的，这方面绝对占优势（纯手打）
要看日语内容多不多了，如果日语内容太多可能会有点不好发查了下以往的经验，可以考虑下面的刊物这三本比较稳妥，可以一试，如果不急的话，《今古文创》要性价比高很多，起发不到一千四。注意上面这三本都不收定金（只有靠谱的机构不收），但确实要收版面费，《汉字文化》审核要久一些一定要找到靠谱的渠道发哈。捷投学术·米老师：极少有普刊收定金与审稿费！切勿再交智商税！捷投学术·米老师：【捷投学术】咚咚咚，如何找到靠谱的投稿机构呢？（即如何防备黑心中介）
中国物理研究和日本相比，差距虽然存在，但还有待加大力度。中国拥有众多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经验和技术储备也是相当丰富的。近年来，中国物理学科发展迅速，致力于为国家科学发展做出贡献。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环境条件来看，中国的物理研究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而与日本相比，中国物理学科发展仍然有较大差距，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科研政策，加大力度和投入，培养更多卓越的物理学家，以促进国家在科学研究上的进步。
中日城市垃圾处理的比较研究金式容 杜秀宗 胡彦斌 陈周明(华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泉州,362011)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垃圾处理流程和管理体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成立专业化拉圾服务企业,实行垃圾有偿服务、严格生活垃圾分类放置、规范拾荒者队伍等措施以提高城市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程度。关键词 城市垃圾;企业化经营;分类放置;拾荒者;中日比较1 我国城市垃圾处理现状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每年的垃圾生成量已达1. 0 亿t 以上,历年累积垃圾已达60 多亿t ,人均年产垃圾440kg。按9 %的增长率推算,到2010 年中国城市垃圾生成量将高达2. 4 亿t 。目前,我国垃圾占用土地5. 4亿m2 ,且每年以占地约3 000 万m2 的速度发展,全国2/ 3 的城市已经陷入垃圾重围。以北京为例每天要产生490 多万t 垃圾。北京附近现有7 000 多座“垃圾山”,约533hm2 耕地被占。从垃圾处理方法看,70 %城市垃圾直接填埋。填埋不仅占用大量土地,又因大多无渗沥液处理设施而造成对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在大气的污染。焚烧法不仅产生SO2 ,NO2 ,CO ,粉尘等大气污染物,而且它们在含氯塑料存在下还会产生光气和二口恶英等有毒气体,后者还具有致畸致癌作用。这些都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环境。由此可见,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城市垃圾处理的任务十分繁重。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垃圾,我国现有垃圾管理体制还不健全。政府既执行监管职能,又具体组织垃圾的清运及最终处理,呈现“政企不分”的局面。另外,由于整个垃圾处理行业缺乏资金投入和科技投入,缺少宣传和舆论导向,城镇80 %以上的垃圾只是简易填埋处理。无害化处理率很低。基本上没有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三化”处理机构。不仅垃圾污染严重,也造成了可利用资源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把垃圾处理推向市场,实行垃圾处理向产业化发展。并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推动城市垃圾处理向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迈进。在这方面,日本城市垃圾处理的各项有关措施和管理体制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2 我国城市垃圾处理及存在问题沿袭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模式,我国城市垃圾处理仍然是国家行政部门直接管理和实施。仅有少数企业参与了对部分的“可再生利用垃圾”实施回收再利用. 作为垃圾资源化基础的垃圾分类这一环节十分薄弱。而倒是城市拾荒者在垃圾分类
东亚三国在文化上是平等的吗？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以前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现在日韩学习西方不学中国，将来中国会建立不同于西方的新东方文化，日韩到时候会给自己找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L.Perelomov和A.Martynov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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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比较文学老师就是研究日本文化的，我们听了好多的中日文化比较，这是研究生的论文范围，请恕本人的寡学，了解日本才能在这些方面谈，对比建立的了解基础 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