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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在甲骨上刻字的人无从考证，因为早期的甲骨文大多是商代官员、祭祀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所写，也有可能是由专门的专业人士书写。在商代时期，甲骨文字主要用于预测天文、占卜等领域，受到政治、宗教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无从考证第一个刻字的人是谁。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珍稀文献研究/非纸质文献专题”栏目），以首篇位置发表了名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的学术论文（2019年3月再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转载）。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独立研究人身份，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写作，用长达3万字的考辩论证，向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学术史中的诸多重要疑案，发起了新一波学术冲击。在《新论》论文的第一、二章里，作者首先运用所拟“现代学术发现三大必要条件”的快刀，来斩断和清除甲骨文发现之争的百年乱麻；随后有力推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说”，以合理弥补、科学修正“中国甲骨文发现人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的学术缺憾，使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中国甲骨文的学术发现史，不再有懈可击。第一步作为例行程序，论文总结梳理了学术界关于甲骨文发现的研究现状：“甲骨文发现至今已近120年，海内外学术界基本认同1899年为学术意义上的甲骨文发现年。然而论及具体发现过程和发现人，至今仍无法达成共识，只能将两种、或更多说法如数列出。”较为权威性的结论，先后由学术权威董作宾、胡厚宣、李学勤、王宇信、范毓周等教授作出，内容基本一脉相承：最早对甲骨文作出购藏和鉴定的是王懿荣，同时开始接触并搜求的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较具代表性的宗述，是朱彦民教授在近年（2008）《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关于甲骨文发现研究诸说的概括与评议》一文中的总结：“甲骨文发现这样一个极为初始又极为重要的课题，并没有完全研究清楚和彻底解决，而是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意见。……对于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这是最为分歧的一个方面，迄今有：王懿荣、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罗振玉、胡石查、陈介祺、潘祖荫、古董商、小屯村民等十多种不同的说法。现在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前三者即王懿荣、王襄、孟定生是甲骨文发现的最早人物。”第二步，《新论》作者直截了当，明确指出：“根据本文前述的‘正确鉴定诠释’是现代考古学术发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则‘古代/村民/估人发现说’之类的主张不必再提再议。”并援引有“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李济对此作过的有力说明：同期殷墟考古（1928-1937）已发现隋墓曾频频打破商文化层，带字甲骨碎片早已被发现并掺入回填土中，但当然不能说隋代人发现了甲骨文。第三步，针对学术界争议很大的“王襄、孟定生同时发现说”，作者认为“因其缺失现代考古发现必需的及时、公开、确凿、或可查证的原始书证记录”，从而导致此说无法成立。具体理由实际上已为许多学者所指出，可归结为四：1. 其最早、公开可查的文字书证，仅来自于王襄自己在1933、1935年的两篇题跋，不能作为在该文发表30多年前的、有利于自己的原始确证。2.王襄自说的唯一可以做证的当事人——范姓古董商的说法，有罗振常1911年最早实地调查记录，还有加拿大牧师明义士1914年的实地调查记录，均指出范估当年多次谈及最初的买甲人，都明白只提到王懿荣一人，没提王-孟。3. 逻辑常识推断也明显不利于“王-孟发现说”。王襄在1899年只是一位不到23岁的科举备考生，其学识明显不足以鉴定和诠释甲骨文；孟虽比王大9岁，但终其身只是一位书画家。王襄自己也承认不讳：“其文多残阙，字尤简古，不易属读。尔时究不知为何物。予方肆力于贴括业（应科举试-笔者注），遂亦置之，不复校理”，后来他致力研究、出书时，已是 “罗王之学”成果早已公开发表了十来年之后1920年后的事情；且其初期研究，也曾向罗振玉、叶玉森讨教、交流（据胡厚宣文）。4. 既然王、孟当时即无学名、又财力“寒素”（王自述），按常识古董商不会优先向他们出售甲骨。王襄两次回忆当时范氏很高的要价“字偿一金”、“字酬一金”，明显是经过王懿荣判断认购后的提高要价。故王-孟即使在早年购藏了少量甲骨，也应在王懿荣之后。最关键的是，他们既没能及时地留下原始文字（直接证据）、也没有足够学术能力（逻辑推断），在初见甲骨文时作出正确鉴定诠释。故当年的王-孟二人，与范姓估人并无明显差别，更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足以成为此一科学发现的发现人。第四步，作者论证了仅有“王懿荣”、“刘鹗”二位发现人可议之后，指出“刘鹗发现说”完全无需牵扯那篇内容道听途说、1931年才见报的汐翁“龟甲文”；只凭刘鹗遗留的1902年相关原始日记（11月5日“晚间刷龟文，释得数字，甚喜”等）、1903年公开出版的1058片有字甲骨原拓和自序的《铁云藏龟》（内容即有“为殷人之确据也”的鉴定、还有四十余字的释读）、及1904年登载于《时报》的广告（详述见后），再加1902年日本内藤湖南登门访问初见甲骨的回忆文字、1904年孙诒让《契文举例》中的援引《藏龟》研究文字等作为有力旁证辅证，即可构成一联串确凿、完整的证据链，充分满足前述现代学术发现的三项全部条件。第五步，指出“王懿荣发现说”之“重大缺陷依旧，这就是迄今仍没能发现王氏任何确凿文字、或其它任何原始直接证据，证明王公在1900年前后发现甲骨并做出过正确的鉴定诠释”。其率先购藏甲骨之说的辅证，仅来自刘罗的早期著述判断、和王氏后人的后期著作；况且现存的几项间接证据，最多也只支持王懿荣最早收藏甲骨文、具备鉴定甲骨文的能力，但都不是原始直接证据。故合情合理、几全其美之法，是把王懿荣的“收藏发现人”与刘铁云的“鉴定传播发现人”合二为一，把二人一起定为“甲骨文联合发现人（Co-discoverer）”，将甲骨文学术发现确定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说”。至此，《新论》作者总结道：“如此裁决，应是既有足够现代学术规范支撑、又符合中国特殊历史国情的万全之策。它至少可有四大好处：一在国际科学规范上更加严谨完备，华夏文化源头甲骨文之百年公案可得到稳妥的、至少是阶段性的解决；二可使甲骨文发现时间不致推迟，仍然维持1899年不变；三是王懿荣的历史贡献不被埋没；四则肯定褒扬了中国学术转型期学人间相惜-相继-相成的佳话。“其实，此‘王刘联合发现说’之说，正与前‘中研院’院长、中国近代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李济在其生前最后一本专著《安阳》中，对王懿荣和刘鹗二人的评价论断不谋而合、异曲同工：‘如果王懿荣是中国古文字学新学派的查理﹒达尔文，刘铁云就像托马斯﹒赫胥黎一样与他并列，这已是被一致公认的事实。’遗憾的是这个评价已被学术界遗忘久矣。……衷心期待在一百多年的争论之后，我们无需再向世界同行费力解释，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甲骨文的发现人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新论》此说的提出，使“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在史实和学术上的明显缺憾，被百年后论证的“合伙人”刘铁云的证据链圆满补足。
甲骨文发现于：清末甲骨文是写在下列的哪个上的？：龟甲甲骨文是写在哪上面的：龟骨甲骨文是写在哪上面的？：龟骨甲骨文最先出土于：河南甲骨文的发明地是：安阳事实上，关于甲 骨文发现的年代，归纳起来至少有1894年、1898年、1899年、1998－ 1899年之间、1900年等几种说法。关于甲骨文发现者，大家提到的有 王懿荣、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胡石查等人。下面简单把这些 情况介绍一下。 甲骨文发现于1894年之说比较晚出，影响也比较小，胡厚宣先生 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胡石查提早辨认甲骨文的问题》（载《第 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编集， 1993年10月）。据胡先生文，胡石查发现甲骨之说，漏洞不少，不可 为据。因此，此说可以略而不谈，读者如有兴趣，可以阅读胡先生文。 在各种说法中，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是大家说得最多的。但是关于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年代，起码有1898、1899、1898－1899年之间、 1900年有四种说法。先看王懿荣1900年发现甲骨文之说。 刘鹗的《铁云藏龟》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此书自序写于 1903年的9月，其中有这样的话：“龟版己亥（1899）岁出土在河南汤 阴县属之牖里城。既出土后，为山左贾人所得，咸宝藏之，冀获善价。 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 厚值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这一段话清 楚地说明王懿荣看到甲骨是在庚子岁即1900年。有人就据此而认为甲 骨发现是在1900年。如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拾遗》《总论》第8页上： “王文敏公，名懿荣，字廉生，福山人。……光绪二十六年河南汤阴 附近，地名小屯者，土中出古龟甲兽骨，上刻古文，公始定为殷商遗 物，得之至为宝贵，古龟甲刻辞之见重于世，自公始发之。”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珍稀文献研究/非纸质文献专题”栏目），以首篇位置发表了名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的学术论文（2019年3月再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转载）。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独立研究人身份，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写作，用长达3万字的考辩论证，向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学术史中的诸多重要疑案，发起了新一波学术冲击。在《新论》论文的第一、二章里，作者首先运用所拟“现代学术发现三大必要条件”的快刀，来斩断和清除甲骨文发现之争的百年乱麻；随后有力推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说”，以合理弥补、科学修正“中国甲骨文发现人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的学术缺憾，使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中国甲骨文的学术发现史，不再有懈可击。第一步作为例行程序，论文总结梳理了学术界关于甲骨文发现的研究现状：“甲骨文发现至今已近120年，海内外学术界基本认同1899年为学术意义上的甲骨文发现年。然而论及具体发现过程和发现人，至今仍无法达成共识，只能将两种、或更多说法如数列出。”较为权威性的结论，先后由学术权威董作宾、胡厚宣、李学勤、王宇信、范毓周等教授作出，内容基本一脉相承：最早对甲骨文作出购藏和鉴定的是王懿荣，同时开始接触并搜求的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较具代表性的宗述，是朱彦民教授在近年（2008）《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关于甲骨文发现研究诸说的概括与评议》一文中的总结：“甲骨文发现这样一个极为初始又极为重要的课题，并没有完全研究清楚和彻底解决，而是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意见。……对于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这是最为分歧的一个方面，迄今有：王懿荣、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罗振玉、胡石查、陈介祺、潘祖荫、古董商、小屯村民等十多种不同的说法。现在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前三者即王懿荣、王襄、孟定生是甲骨文发现的最早人物。”第二步，《新论》作者直截了当，明确指出：“根据本文前述的‘正确鉴定诠释’是现代考古学术发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则‘古代/村民/估人发现说’之类的主张不必再提再议。”并援引有“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李济对此作过的有力说明：同期殷墟考古（1928-1937）已发现隋墓曾频频打破商文化层，带字甲骨碎片早已被发现并掺入回填土中，但当然不能说隋代人发现了甲骨文。第三步，针对学术界争议很大的“王襄、孟定生同时发现说”，作者认为“因其缺失现代考古发现必需的及时、公开、确凿、或可查证的原始书证记录”，从而导致此说无法成立。具体理由实际上已为许多学者所指出，可归结为四：1. 其最早、公开可查的文字书证，仅来自于王襄自己在1933、1935年的两篇题跋，不能作为在该文发表30多年前的、有利于自己的原始确证。2.王襄自说的唯一可以做证的当事人——范姓古董商的说法，有罗振常1911年最早实地调查记录，还有加拿大牧师明义士1914年的实地调查记录，均指出范估当年多次谈及最初的买甲人，都明白只提到王懿荣一人，没提王-孟。3. 逻辑常识推断也明显不利于“王-孟发现说”。王襄在1899年只是一位不到23岁的科举备考生，其学识明显不足以鉴定和诠释甲骨文；孟虽比王大9岁，但终其身只是一位书画家。王襄自己也承认不讳：“其文多残阙，字尤简古，不易属读。尔时究不知为何物。予方肆力于贴括业（应科举试-笔者注），遂亦置之，不复校理”，后来他致力研究、出书时，已是 “罗王之学”成果早已公开发表了十来年之后1920年后的事情；且其初期研究，也曾向罗振玉、叶玉森讨教、交流（据胡厚宣文）。4. 既然王、孟当时即无学名、又财力“寒素”（王自述），按常识古董商不会优先向他们出售甲骨。王襄两次回忆当时范氏很高的要价“字偿一金”、“字酬一金”，明显是经过王懿荣判断认购后的提高要价。故王-孟即使在早年购藏了少量甲骨，也应在王懿荣之后。最关键的是，他们既没能及时地留下原始文字（直接证据）、也没有足够学术能力（逻辑推断），在初见甲骨文时作出正确鉴定诠释。故当年的王-孟二人，与范姓估人并无明显差别，更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足以成为此一科学发现的发现人。第四步，作者论证了仅有“王懿荣”、“刘鹗”二位发现人可议之后，指出“刘鹗发现说”完全无需牵扯那篇内容道听途说、1931年才见报的汐翁“龟甲文”；只凭刘鹗遗留的1902年相关原始日记（11月5日“晚间刷龟文，释得数字，甚喜”等）、1903年公开出版的1058片有字甲骨原拓和自序的《铁云藏龟》（内容即有“为殷人之确据也”的鉴定、还有四十余字的释读）、及1904年登载于《时报》的广告（详述见后），再加1902年日本内藤湖南登门访问初见甲骨的回忆文字、1904年孙诒让《契文举例》中的援引《藏龟》研究文字等作为有力旁证辅证，即可构成一联串确凿、完整的证据链，充分满足前述现代学术发现的三项全部条件。第五步，指出“王懿荣发现说”之“重大缺陷依旧，这就是迄今仍没能发现王氏任何确凿文字、或其它任何原始直接证据，证明王公在1900年前后发现甲骨并做出过正确的鉴定诠释”。其率先购藏甲骨之说的辅证，仅来自刘罗的早期著述判断、和王氏后人的后期著作；况且现存的几项间接证据，最多也只支持王懿荣最早收藏甲骨文、具备鉴定甲骨文的能力，但都不是原始直接证据。故合情合理、几全其美之法，是把王懿荣的“收藏发现人”与刘铁云的“鉴定传播发现人”合二为一，把二人一起定为“甲骨文联合发现人（Co-discoverer）”，将甲骨文学术发现确定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说”。至此，《新论》作者总结道：“如此裁决，应是既有足够现代学术规范支撑、又符合中国特殊历史国情的万全之策。它至少可有四大好处：一在国际科学规范上更加严谨完备，华夏文化源头甲骨文之百年公案可得到稳妥的、至少是阶段性的解决；二可使甲骨文发现时间不致推迟，仍然维持1899年不变；三是王懿荣的历史贡献不被埋没；四则肯定褒扬了中国学术转型期学人间相惜-相继-相成的佳话。“其实，此‘王刘联合发现说’之说，正与前‘中研院’院长、中国近代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李济在其生前最后一本专著《安阳》中，对王懿荣和刘鹗二人的评价论断不谋而合、异曲同工：‘如果王懿荣是中国古文字学新学派的查理﹒达尔文，刘铁云就像托马斯﹒赫胥黎一样与他并列，这已是被一致公认的事实。’遗憾的是这个评价已被学术界遗忘久矣。……衷心期待在一百多年的争论之后，我们无需再向世界同行费力解释，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甲骨文的发现人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新论》此说的提出，使“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在史实和学术上的明显缺憾，被百年后论证的“合伙人”刘铁云的证据链圆满补足。
1914年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1933年董作宾发表论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陈梦家《甲骨断代与坑位——甲骨断代学丁篇》李学勤在《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
一，105班，赵俊红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王八担”、“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于1898年为古董商、金石学家所识别，之后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大规模挖掘，有大量的龟甲兽骨出土，加上别地的零星采集，至今已收集十几万片，其中单篇文章最长者达百余字，可以看出应用文雏形。（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2年第3期《应用文的雏形——甲骨文》） 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个故事：在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王懿荣的人，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觉得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人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做“甲骨学”。 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5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1000多字。 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几片刻有图案符号的兽甲骨(资料照片)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是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及在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甲骨文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2.甲骨文对历史所起的作用、影响和意义3.甲骨文与文化遗产的密切关系4.甲骨文所代表的时代文化和背景5.甲骨文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性
近日，破译一个甲骨文可以获奖10万元的“悬赏令”时隔3年再次引发网友热议，这一出自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悬赏令”中称，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北青报记者23日从中国文字博物馆工作人员处获悉，2016年博物馆首次征集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至今，仅有一人获得10万元最高奖金。北青报记者获悉，获奖者为当时在南开大学任职的蒋玉斌，其获奖论文释读了甲骨金文中的“蠢”字。专家介绍，“悬赏令”发布后，激发了不少年轻学者的热情，目前仍有逾千字的甲骨文等待释读。事件甲骨文发现120年之际 博物馆“悬赏10万认字”再引热议“悬赏认字，这笔钱真的好拿么？”近日正逢甲骨文被发现120年之际，不少网友关注到了中国文字博物馆此前发布的“破译甲骨文悬赏令”，这条悬赏令称，破译未经释读的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可奖励10万元。“认一个字就能拿10万元钱，这样的好事是真的么？”对于网友的疑问，北青报记者联系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向北青报记者证实，这一悬赏令不但有效，而且已经有人拿到了10万元的奖金。2016年11月，中国文字博物馆首次发布《征集评选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奖励公告》，宣布对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对存争议甲骨文作出新的释读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5万元。2019年5月23日，中国文字博物馆再次发布《征集评选第二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奖励公告》（以下简称《奖励公告》），重申了上述奖励措施。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此次征集成果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31日，逾期将不予受理。与此同时，根据《奖励公告》，释读的成果应以未发表的成果为主，也可以是2016年10月首批成果征集评选公告发布以来至此次公告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在国内核心期刊、论文集上公开发表的甲骨文考释类论文。解读悬赏为破解甲骨文释读瓶颈 需经2名同行专家推荐根据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公告，之所以要“悬赏认字”是为了“充分调动海内外甲骨文研究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解决甲骨文释读目前面临的瓶颈问题，推动甲骨文释读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然而，想要获得这笔奖金并不容易，根据《奖励公告》的要求，参评者须撰写《甲骨文释读成果科学论证报告》，经2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后，报送中国文字博物馆。随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组织甲骨文释读成果评选专家委员会，对所征集的研究成果进行严格评审和科学鉴定后，提出建议奖励成果和作者名单。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研究成果作者才能获得奖金。一名中国文字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首次评选中的审议专家云集了国内各地10多名知名学者，对递交上了的成果进行了严格的审议，“有些释读报告可能因为记录这种文字的甲骨文数量有限，属于‘孤证’，虽然释读很精彩，但因为‘孤证不立’，没能获奖。能够获奖的都是经过专家们一致认可的成果。”成果3年来仅1人获全奖 获奖论文释读“蠢”字2018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公布了首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获奖名单，当时就职于南开大学的蒋玉斌获得了一等奖，其获奖论文题为《释甲骨金文的“蠢”—兼论相关问题》。首都师范大学王子杨则获得了二等奖。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向北青报记者证实，一等奖即为全额将金10万元，二等奖为5万元。自从2016年首次发布《征集评选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奖励公告》至今，仅有以上两人获奖，获得全奖的更是只有蒋玉斌一人。北青报记者从知情人处获悉，目前，蒋玉斌已前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任职，根据该研究中心官方微信号发布的蒋玉斌获奖论文显示，该论文结合甲骨卜辞等文献资料，对卜辞中用于作乱方国名称前一个用为“蠢动”之“蠢”的字进行了释读。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表示，首次征集活动中，全国各地约有几十篇论证报告提交到博物馆，除了一部分来自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有一部分来自普通人。今年5月第二次征集活动进行至今，中国文字博物馆再次收到了几十篇论证报告，这些报告将经过专家的严格评审和科学鉴定，选出新的获奖者。专家“悬赏认字”年轻学者热情 仍有上千字待释读长期从事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的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彦民告诉北青报记者，目前已知的甲骨文单字各方统计并不相同，但整体而言，大约在4300字左右，这个数字也随着考古发掘和新材料的出现不断增加。与之相比，经过120年来几代研究学者不断考证，相对能够确定含义的单字只有1500个左右。“这几年来，不少年轻学者加入到甲骨文的释读工作之中，带来了很多成果，但相对而言，由于多数常用字已被成功释读，当前的甲骨文释读工作确实处在一个瓶颈期，新的释读成果也需要一个长期理解、接受的过程，因此确认含义单字的增长速度并不快。”“之前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认字’的悬赏之后，确实激发了不少人研究甲骨文的热情，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研究者，比如据我所知，此前获奖的蒋玉斌、王子杨都是新生代的研究者。”朱彦民介绍，目前，甲骨文研究界仍在努力释读一些尚未确认含义的关键字，“这些关键字的解读，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祖先的社会和文化，有时一块甲骨上就一两个字是‘拦路虎’，一旦破译了这些关键字，我们就能够了解整片甲骨中的内容，进而了解到我们此前不知道的历史。”“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成为了释读甲骨文的主力军。相比他们的前辈，现在的年轻人可以通过网络更方便的获得甲骨文的材料，也能够轻松地和其他研究者分享成果和收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甲骨文的释读工作将诞生很多值得我们期待的发现。”朱彦民说。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王八担”、“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于1898年为古董商、金石学家所识别，之后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大规模挖掘，有大量的龟甲兽骨出土，加上别地的零星采集，至今已收集十几万片，其中单篇文章最长者达百余字，可以看出应用文雏形。（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2年第3期《应用文的雏形——甲骨文》） 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个故事：在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王懿荣的人，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觉得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人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做“甲骨学”。 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5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1000多字。 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几片刻有图案符号的兽甲骨(资料照片)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是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及在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3000多年以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古老文字。要比象形文字进步一些，发展出大篆，小篆等以后的文字
emmmmm是原始人类刻在一些动物骨子上的字，要是想了解详细你可以去看看一本书《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书名是叫这个来着、、吧】虽然看起来似乎好像大概是讲美术史的，其实开头有讲到甲骨文，没想到吧，文字最开始也就是画画=-=
近日，破译一个甲骨文可以获奖10万元的“悬赏令”时隔3年再次引发网友热议，这一出自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悬赏令”中称，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北青报记者23日从中国文字博物馆工作人员处获悉，2016年博物馆首次征集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至今，仅有一人获得10万元最高奖金。北青报记者获悉，获奖者为当时在南开大学任职的蒋玉斌，其获奖论文释读了甲骨金文中的“蠢”字。专家介绍，“悬赏令”发布后，激发了不少年轻学者的热情，目前仍有逾千字的甲骨文等待释读。事件甲骨文发现120年之际 博物馆“悬赏10万认字”再引热议“悬赏认字，这笔钱真的好拿么？”近日正逢甲骨文被发现120年之际，不少网友关注到了中国文字博物馆此前发布的“破译甲骨文悬赏令”，这条悬赏令称，破译未经释读的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可奖励10万元。“认一个字就能拿10万元钱，这样的好事是真的么？”对于网友的疑问，北青报记者联系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向北青报记者证实，这一悬赏令不但有效，而且已经有人拿到了10万元的奖金。2016年11月，中国文字博物馆首次发布《征集评选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奖励公告》，宣布对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对存争议甲骨文作出新的释读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5万元。2019年5月23日，中国文字博物馆再次发布《征集评选第二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奖励公告》（以下简称《奖励公告》），重申了上述奖励措施。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此次征集成果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31日，逾期将不予受理。与此同时，根据《奖励公告》，释读的成果应以未发表的成果为主，也可以是2016年10月首批成果征集评选公告发布以来至此次公告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在国内核心期刊、论文集上公开发表的甲骨文考释类论文。解读悬赏为破解甲骨文释读瓶颈 需经2名同行专家推荐根据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公告，之所以要“悬赏认字”是为了“充分调动海内外甲骨文研究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解决甲骨文释读目前面临的瓶颈问题，推动甲骨文释读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然而，想要获得这笔奖金并不容易，根据《奖励公告》的要求，参评者须撰写《甲骨文释读成果科学论证报告》，经2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后，报送中国文字博物馆。随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组织甲骨文释读成果评选专家委员会，对所征集的研究成果进行严格评审和科学鉴定后，提出建议奖励成果和作者名单。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研究成果作者才能获得奖金。一名中国文字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首次评选中的审议专家云集了国内各地10多名知名学者，对递交上了的成果进行了严格的审议，“有些释读报告可能因为记录这种文字的甲骨文数量有限，属于‘孤证’，虽然释读很精彩，但因为‘孤证不立’，没能获奖。能够获奖的都是经过专家们一致认可的成果。”成果3年来仅1人获全奖 获奖论文释读“蠢”字2018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公布了首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获奖名单，当时就职于南开大学的蒋玉斌获得了一等奖，其获奖论文题为《释甲骨金文的“蠢”—兼论相关问题》。首都师范大学王子杨则获得了二等奖。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向北青报记者证实，一等奖即为全额将金10万元，二等奖为5万元。自从2016年首次发布《征集评选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奖励公告》至今，仅有以上两人获奖，获得全奖的更是只有蒋玉斌一人。北青报记者从知情人处获悉，目前，蒋玉斌已前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任职，根据该研究中心官方微信号发布的蒋玉斌获奖论文显示，该论文结合甲骨卜辞等文献资料，对卜辞中用于作乱方国名称前一个用为“蠢动”之“蠢”的字进行了释读。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表示，首次征集活动中，全国各地约有几十篇论证报告提交到博物馆，除了一部分来自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有一部分来自普通人。今年5月第二次征集活动进行至今，中国文字博物馆再次收到了几十篇论证报告，这些报告将经过专家的严格评审和科学鉴定，选出新的获奖者。专家“悬赏认字”年轻学者热情 仍有上千字待释读长期从事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的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彦民告诉北青报记者，目前已知的甲骨文单字各方统计并不相同，但整体而言，大约在4300字左右，这个数字也随着考古发掘和新材料的出现不断增加。与之相比，经过120年来几代研究学者不断考证，相对能够确定含义的单字只有1500个左右。“这几年来，不少年轻学者加入到甲骨文的释读工作之中，带来了很多成果，但相对而言，由于多数常用字已被成功释读，当前的甲骨文释读工作确实处在一个瓶颈期，新的释读成果也需要一个长期理解、接受的过程，因此确认含义单字的增长速度并不快。”“之前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认字’的悬赏之后，确实激发了不少人研究甲骨文的热情，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研究者，比如据我所知，此前获奖的蒋玉斌、王子杨都是新生代的研究者。”朱彦民介绍，目前，甲骨文研究界仍在努力释读一些尚未确认含义的关键字，“这些关键字的解读，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祖先的社会和文化，有时一块甲骨上就一两个字是‘拦路虎’，一旦破译了这些关键字，我们就能够了解整片甲骨中的内容，进而了解到我们此前不知道的历史。”“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成为了释读甲骨文的主力军。相比他们的前辈，现在的年轻人可以通过网络更方便的获得甲骨文的材料，也能够轻松地和其他研究者分享成果和收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甲骨文的释读工作将诞生很多值得我们期待的发现。”朱彦民说。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珍稀文献研究/非纸质文献专题”栏目），以首篇位置发表了名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的学术论文（2019年3月再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转载）。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独立研究人身份，经过三年多的潜心研究写作，用长达3万字的考辩论证，向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学术史中的诸多重要疑案，发起了新一波学术冲击。在《新论》论文的第一、二章里，作者首先运用所拟“现代学术发现三大必要条件”的快刀，来斩断和清除甲骨文发现之争的百年乱麻；随后有力推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甲骨文说”，以合理弥补、科学修正“中国甲骨文发现人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的学术缺憾，使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中国甲骨文的学术发现史，不再有懈可击。第一步作为例行程序，论文总结梳理了学术界关于甲骨文发现的研究现状：“甲骨文发现至今已近120年，海内外学术界基本认同1899年为学术意义上的甲骨文发现年。然而论及具体发现过程和发现人，至今仍无法达成共识，只能将两种、或更多说法如数列出。”较为权威性的结论，先后由学术权威董作宾、胡厚宣、李学勤、王宇信、范毓周等教授作出，内容基本一脉相承：最早对甲骨文作出购藏和鉴定的是王懿荣，同时开始接触并搜求的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较具代表性的宗述，是朱彦民教授在近年（2008）《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关于甲骨文发现研究诸说的概括与评议》一文中的总结：“甲骨文发现这样一个极为初始又极为重要的课题，并没有完全研究清楚和彻底解决，而是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意见。……对于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这是最为分歧的一个方面，迄今有：王懿荣、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罗振玉、胡石查、陈介祺、潘祖荫、古董商、小屯村民等十多种不同的说法。现在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前三者即王懿荣、王襄、孟定生是甲骨文发现的最早人物。”第二步，《新论》作者直截了当，明确指出：“根据本文前述的‘正确鉴定诠释’是现代考古学术发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则‘古代/村民/估人发现说’之类的主张不必再提再议。”并援引有“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李济对此作过的有力说明：同期殷墟考古（1928-1937）已发现隋墓曾频频打破商文化层，带字甲骨碎片早已被发现并掺入回填土中，但当然不能说隋代人发现了甲骨文。第三步，针对学术界争议很大的“王襄、孟定生同时发现说”，作者认为“因其缺失现代考古发现必需的及时、公开、确凿、或可查证的原始书证记录”，从而导致此说无法成立。具体理由实际上已为许多学者所指出，可归结为四：1. 其最早、公开可查的文字书证，仅来自于王襄自己在1933、1935年的两篇题跋，不能作为在该文发表30多年前的、有利于自己的原始确证。2.王襄自说的唯一可以做证的当事人——范姓古董商的说法，有罗振常1911年最早实地调查记录，还有加拿大牧师明义士1914年的实地调查记录，均指出范估当年多次谈及最初的买甲人，都明白只提到王懿荣一人，没提王-孟。3. 逻辑常识推断也明显不利于“王-孟发现说”。王襄在1899年只是一位不到23岁的科举备考生，其学识明显不足以鉴定和诠释甲骨文；孟虽比王大9岁，但终其身只是一位书画家。王襄自己也承认不讳：“其文多残阙，字尤简古，不易属读。尔时究不知为何物。予方肆力于贴括业（应科举试-笔者注），遂亦置之，不复校理”，后来他致力研究、出书时，已是 “罗王之学”成果早已公开发表了十来年之后1920年后的事情；且其初期研究，也曾向罗振玉、叶玉森讨教、交流（据胡厚宣文）。4. 既然王、孟当时即无学名、又财力“寒素”（王自述），按常识古董商不会优先向他们出售甲骨。王襄两次回忆当时范氏很高的要价“字偿一金”、“字酬一金”，明显是经过王懿荣判断认购后的提高要价。故王-孟即使在早年购藏了少量甲骨，也应在王懿荣之后。最关键的是，他们既没能及时地留下原始文字（直接证据）、也没有足够学术能力（逻辑推断），在初见甲骨文时作出正确鉴定诠释。故当年的王-孟二人，与范姓估人并无明显差别，更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足以成为此一科学发现的发现人。第四步，作者论证了仅有“王懿荣”、“刘鹗”二位发现人可议之后，指出“刘鹗发现说”完全无需牵扯那篇内容道听途说、1931年才见报的汐翁“龟甲文”；只凭刘鹗遗留的1902年相关原始日记（11月5日“晚间刷龟文，释得数字，甚喜”等）、1903年公开出版的1058片有字甲骨原拓和自序的《铁云藏龟》（内容即有“为殷人之确据也”的鉴定、还有四十余字的释读）、及1904年登载于《时报》的广告（详述见后），再加1902年日本内藤湖南登门访问初见甲骨的回忆文字、1904年孙诒让《契文举例》中的援引《藏龟》研究文字等作为有力旁证辅证，即可构成一联串确凿、完整的证据链，充分满足前述现代学术发现的三项全部条件。第五步，指出“王懿荣发现说”之“重大缺陷依旧，这就是迄今仍没能发现王氏任何确凿文字、或其它任何原始直接证据，证明王公在1900年前后发现甲骨并做出过正确的鉴定诠释”。其率先购藏甲骨之说的辅证，仅来自刘罗的早期著述判断、和王氏后人的后期著作；况且现存的几项间接证据，最多也只支持王懿荣最早收藏甲骨文、具备鉴定甲骨文的能力，但都不是原始直接证据。故合情合理、几全其美之法，是把王懿荣的“收藏发现人”与刘铁云的“鉴定传播发现人”合二为一，把二人一起定为“甲骨文联合发现人（Co-discoverer）”，将甲骨文学术发现确定为“王懿荣-刘鹗联合发现说”。至此，《新论》作者总结道：“如此裁决，应是既有足够现代学术规范支撑、又符合中国特殊历史国情的万全之策。它至少可有四大好处：一在国际科学规范上更加严谨完备，华夏文化源头甲骨文之百年公案可得到稳妥的、至少是阶段性的解决；二可使甲骨文发现时间不致推迟，仍然维持1899年不变；三是王懿荣的历史贡献不被埋没；四则肯定褒扬了中国学术转型期学人间相惜-相继-相成的佳话。“其实，此‘王刘联合发现说’之说，正与前‘中研院’院长、中国近代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李济在其生前最后一本专著《安阳》中，对王懿荣和刘鹗二人的评价论断不谋而合、异曲同工：‘如果王懿荣是中国古文字学新学派的查理﹒达尔文，刘铁云就像托马斯﹒赫胥黎一样与他并列，这已是被一致公认的事实。’遗憾的是这个评价已被学术界遗忘久矣。……衷心期待在一百多年的争论之后，我们无需再向世界同行费力解释，人类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甲骨文的发现人自身并没留下一字证据。”《新论》此说的提出，使“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在史实和学术上的明显缺憾，被百年后论证的“合伙人”刘铁云的证据链圆满补足。
中国文字博物馆甲骨文悬赏期限是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