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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1、评中级职称，一般需要在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发表三篇建筑类论文；2、建筑类论文发表的相关期刊有《建设科技》、《城市建设》《中华民居》《山西建筑》《建筑节能》等等，这些都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一些，注意是相对于核心期刊；3、建筑类论文发表，可以自己写论文之后联系杂志社，进行审稿等事宜；也可以委托代理发表，现在很多期刊网站都可以代理发表论文，根据我和同事评职称发表论文的一些经历，建议联系专业、权威的网站，比如论文时代、文曲星论文网等。
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一方面，前辈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童 《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起，构成扎实、严谨、客观、史论结合的治学风貌。
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广的关于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不断涌现，开放的社会带来新学新知对传统建筑史学的挑战，并突出表征在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对传统建筑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甚而出现以论带史的研究状况。
然而，学术的演进除了有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其自身发展也存在内在逻辑。
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途径、认识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律，便成为客观的也是现实提出的历史课题。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从中心移向边缘
如果说，自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等于本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始至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原为中心进行发散，以汉民族建筑活动为主题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
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
在郭先生的计划中，将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纳入到东方建筑研究的范畴。
他的几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论“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谈“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迁来、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传播问题。
从中心移向边缘也突出表现在乡土建筑研究上。
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为划分的民居书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态构成既受到不同地区之材料及构筑、不同民族之生活习俗和观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种类型通常又跨越几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类型，是为研究难点，香港龙炳熙先生《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将民居划分为八类外型，涉及边缘问题，尤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民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受礼制的规限较少，其标准方法可谓卓见。
陆元鼎先生近几年连续成功地召开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学术会议，或选址在西南边陲、西部边疆，或定点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交流，实际上对边缘区域民居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可从《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边缘地区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见一斑。
陈志华先生则倡导“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认为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十分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一书，对环境封闭、独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的规划、百姓喜闻乐见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较过去常见的对住宅本身和祠堂的关注，无疑拓宽了视野。
这种变化正如陈先生所说：没有民众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 。
这也可视为以帝王将相建筑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向民众历史和乡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2. 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
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跃。
探讨型制、手法、空间、技术及观念等，基本上属于对历史上单个或群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一种不近不远的中观把握。
而要达到对建筑史上若干问题的深入理解乃至规律性的认识，则需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和视角。
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国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时，就力主林木互见。
如元代的宫殿和城市建设，就触及 *** 的地位和蒙人的习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层面，又涉及细微如器皿这样的生活内容，对“酒海”的考证和认识，不仅关系对饮具的理解，更影响至对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诸问题的认识。
再如张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独具慧眼的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的好书。
书中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张先生是语言学家，富于趣味，但相当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其开创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亦不无裨益。
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将地名考证与相关学科联系，从而展示见树见林的城市意义，是一重要特色。
葛剑雄先生关于中国史上移民与地名关系的探讨，对揭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规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古建筑保护理论，如何从物质层面跃进到文化层面，如何从技术手段、科学管理深入到进行系统的保护问题，在80年代，研究还相当不完善。
朱光亚先生在近年做了许多工作，“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和“一个古老村落的包含和发展研究”，均从个案入手，却上升到宏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发展模式选择问题。
早在8 0年代，龙庆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龙先生由具体的防洪、防涝、防潮、防风、防蛀、抗震、减灾等工作的开展而关注人聚环境的思考，是十分有远见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见著、见木见林的研究。
3. 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
以今人思维、生活、观念理解历史，总是一种旁观的态度。
然而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出现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
如想关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关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类似的方法论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就是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朱建飞（Jian Fei Zhu）的“天朝战场：中国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监、皇后、妃子、宫女对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争夺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宫生活的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从四个层面来探讨外朝和内宫、宫殿和城市的布局与空间关系的，进而分析封建帝国灭亡的原因，其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
关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赖德霖先生的博士论文较《中国近代建筑总揽》更进一步，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重视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师自身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还有较多的国际行为，传教士、商人、建筑师等参与其中，一批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国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建筑文化移植》一书，美国郭杰伟的《亨利·K·墨菲：一个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和《两个美国营造技术输出商对中国的意义》论文等，均进一步注意到个体的人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关系。
在园林方面，探讨空间、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是80年代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9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其中探讨在“壶天”和“芥子”中叠山理水，构建完善、精美生活环境的关系方面，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
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听曹汛先生谈起他在研究园林时，常迷入文学情境进行文史方面的考证，会上发言时短未能尽意，有幸的是后来读到曹先生的两篇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和绍兴沈园的错定”和“故苏城外寒山寺，一 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更是将建筑史上的疑点，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诗作以及相关背景的考证解答出来。
曹先生不仅考出史料的虚假，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对这些难言之隐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专和广博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另开一派研究风气。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
在这近三百年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一朴学传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这一思潮的考证学，曾成为清学的中坚。
本世纪初，梁、刘二先生开创的建筑历史学科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展现的力求忠实、博证和归纳、比较风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头，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对建筑史学术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给后人进一步从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成就了永不磨灭的价值。
80年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除史论结合外，还有以论带史、论由史出等提法。
“重写”也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
最早大概重写的是文学史，然后是哲学史、文化史、建筑史等。
不过，“重写”两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
就中国建筑史而言，“重写”，除了人们希望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外，更是因为人们对过去以背景控制的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认识不满，丰富的建筑现象往往变成了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
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落入排列组合的俗套。
对于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我理解是更注重历史建筑及其发展，而非建筑历史的论述。
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实质上是要发展更多更实在的人类建筑活动内容。
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建筑又属于“形下”范畴，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关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丰富的文人那里又会孱入神话虚言。
在研究中，这就有个“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运用问题。
“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历史叙述、成定论的内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将相的建筑活动，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时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经过精心粉饰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断而难辩建筑本身形成的真伪。
如坛庙和陵墓，过去多年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建筑，实际上若从“型”的角度去认识，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唇齿相依，而隶属礼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
史发展中，这种思想促进了建筑与自然的相互协调与融合，从而使中国建筑有一种和环境融为一体的，宛若天成的气质，建设者们主要从善择基址，因地制宜，整治环境，心理补偿
比如：《城市建设》、《建筑与文化》、《建筑》、《建筑知识》等等
施工方面《施工技术》、《工程质量》属于核心期刊
《Domus国际中文版》 2006年，独具战略眼光与前瞻力的《Domus》正式进驻中国，在北京创立了《Domus国际中文版》，并全力推进中文版的全球影响力，以整合亚洲资源，推动中国建筑、设计发展，为21世纪东西方交流发展搭建最广阔的国际平台。 在原版《Domus》的全球资源与影响力基础上，《Domus国际中文版》自创刊伊始便立刻成为中国设计类杂志的第一品牌，吸引了所有活跃在中国的设计界人士与机构的关注；而它对中国建筑及设计文化、品牌的发展亦立刻现显出巨大的推动力，2007年受邀参加香港双年展，2008年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极大地激发、活跃了中国本土设计、品牌与国际间的交流、互动，使世界感受到巨大的“中国能量”。 与追求小众趣味的某些新生媒体不同，《Domus》与《Domus国际中文版》始终站在纵观全局的高度，旨在推动设计产业与普罗大众的全面互动，相信设计不是圈子文化，而是激活整个社会潜能的催化剂。尤其在有着13亿人口、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新兴设计师与消费者群体正在迅速扩大，这其中的潜能远超乎想象。如何引导他们的设计文化观念、搭建设计品牌与设计师、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平台、推动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是《Domus国际中文版》的重要目的。我们深信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权威媒体与设计品牌的战略合作必将启动最巨大的社会能量。MARK中文版《订阅》 风靡全球的荷兰《FRAME》杂志出品的国际建筑领域的双月刊《MARK》。 一本崭新的以国际建筑趋势为导向的杂志.它融合了一些著名建筑师的掷地有声的作品，新锐建筑师前卫的作品，甚至还有建筑道路上开拓者的试验性作品。它是一个以视觉为介质的媒体，我们坚信精美的图片所能带给读者的视觉冲击力和感召力！ MARK中文版是全球顶尖的以国际建筑设计与创新趋势为导向的专业期刊，它融合了著名的建筑师掷地有声的作品，还有新锐建筑师的前卫作品，甚至还有建筑道路上开拓者的实验性作品。和《FRAME中文版》一样，《MARK中文版》也持续了无与伦比的视觉品质，读者在每一页的阅读中都能畅快淋漓地遨游在建筑的世界中，不被打扰地感受建筑的魅力。《MARK》是全球顶尖的以国际建筑设计与创新趋势为导向的专业期刊，它融合了著名的建筑师掷地有声的作品，还有新锐建筑师的前卫作品，甚至还有建筑道路上开拓者的实验性作品。世界建筑《订阅》《世界建筑》是国家一级杂志，中国建筑科学类核心期刊。 它创刊于1980年10月，由清华大学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世界建筑》是介绍国外的建筑思潮和理论、建筑设计、城市设计、景观建筑作品和进行建筑评论的专业刊物，是中国建筑界了解世界建筑动态的主要窗口，中外建筑师对话的平台，中外建筑文化交流的桥梁。 《世界建筑》为中英文双语月刊，每月发行量5万余册，读者包括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建筑院校师生以及规划设计管理部门。 《世界建筑》开设的栏目包括：作品选例、城市规划、建筑技术、建筑历史与理论、青年建筑师、建筑论坛、建筑教育、书评、全景视窗等。 除了出版杂志，世界建筑还举办学术讲座，设计竞赛和展览。由世界建筑杂志社主办的两年一度的“WA中国建筑奖”已成为中国建筑界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奖项之一。建筑细部《订阅》以高品位的德国Detail杂志为核心内容。以专业的图片表现和细部特写镜头展示了国内外优秀建筑、景观、室内作品细部的外观效果、技术构造与手法表现。域《订阅》建筑过程中的简约就意味着把建筑规划想象成为上文中所述及的一次脑力工作---这种脑力工作与那些在建造过程中仅仅有能力将各种不同的建筑要素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组合到一起并使之保持静态的稳定性完全不同，在这种脑力工作中，建筑装饰不仅仅是出于美化建筑物的目的而将一些装置安装在建筑物之上，在这种脑力工作中，最终的目的不是简单地使土地的使用带来最大的收益和产出。能够将简约的设计与平庸的设计、有意义的布局与随意的安排、无用的规划与有用的规划、景观的流逝与景观本身区分开来的，只有项目本身以及项目背后的思想。正是建筑设计这一行为，连同其内在的复杂性，通过简洁、通过“净化”的手段，借助于个人 ---即建筑师和一干人等的智力和知识，或者借助于许多人的知识，将最真实的本真呈现了出来，从而向我们展示出生活的意义和奇妙。 还有很多。这里我简单介绍下。来我空间看看呗。或者百度一下灵感库。
1、3698，暴雨灾害。
2、3699，科教导刊。
3、3700，湖南中学物理。
4、3701，稀有金属与硬质合金。
5、3702，模糊系统与数学。
6、3703，建设机械技术与管理。
7、3704，广东造船。
8、3705，广东土木与建筑。
9、3706，现代计算机。
10、3707，西部交通科技。
什么是省级期刊，省级单位主管主办的期刊就是期刊省级，比如天津市教育委员会主管主办，虽然天津是直辖市，但是也是省级单位，他主管的期刊也是省级期刊。
反过来，国家级单位主办主办的期刊就是国家级期刊，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这是国家级期刊。
在人为桥梁之前，自然界由于地壳运动或其他自然现象的影响 ，形成了不少天然的桥梁形式。如浙江天台山横跨瀑布上的石梁桥，江西贵溪因自然侵蚀而成的石拱桥（仙人桥）以及小河边因自然倒下的树干而形成的 “独木桥”，或两岸藤萝纠结在一起而构成的天生“悬索桥”等等。人类从这些天然桥中得到启示，便在生存过程中，不断仿效自然。开始时大概是利用一根木料在小河上，或氏族聚居群周围的壕沟上搭起一些独木桥（桥之所以始称“梁”，也许便是因这种横梁而过的原故），或在窄而浅的溪流中，用石块垫起一个接一个略出水面的石蹬，构成一种简陋的“跳墩子”石梁桥（后园林中多仿此原始桥式，称“汀步桥”、“踏步桥”）。这些“独木桥”“跳墩子桥”便是人类建筑的最原始的桥梁，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由低级演进为高级，才逐渐产生各种各样的跨空桥梁。我国的桥梁，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西周、春秋为主，包括此前的历史时代，这是古桥的创始时期。此时的桥梁除原始的独木桥和汀步桥外，主要有梁桥和浮桥两种形式。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多数只能建在地势平坦，河身不宽、水流平缓的地段，桥梁也只能是写木梁式小桥，技术问题较易解决。而在水面较宽、水流较急的河道上，则多采用浮桥。 第二阶段以秦、汉为主，包括战国和三国，是古代桥梁的创建发展时期。秦汉是我国建筑史上一个璀灿夺目的发展阶段，这时不仅发明了人造建筑材料的砖，而且还创造了以砖石结构体系为主题的拱券结构，从而为后来拱桥的出现创造了先决条件。战国时铁器的出现，也促进了建筑方面对石料的多方面利用，从而使桥梁在原木构梁桥的基础上，增添了石柱、石梁、石桥面等新构件。不仅如此，它的重大意义，还在于由此而使石拱桥应运而生。石拱桥的创建，在中国古代建桥史上无论是实用方面，还是经济、美观方面都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石梁石拱桥的大发展，不仅减少了维修费用、延长了桥的使用时间，还提高了结构理论和施工技术的科学水平。因此，秦汉建筑石料的使用和拱券技术的出现，实际上是桥梁建筑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故从一些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约莫在东汉时，梁桥、浮桥、索桥和拱桥这四大基本桥型已全部形成。 第三阶段是以唐宋为主的，包括两晋、南北朝和隋、五代时期，这是古代桥梁发展的鼎盛时期。隋唐国力较之秦汉更为强盛，唐宋两代又取得了较长时间的安定统一，工商业、运输交通业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等十分发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东晋以后，由于大量汉人贵族官宦南迁，经济中心自黄河流域移往长江流域，使东南水网地区的经济得到大发展，经济和技术的大发展，又反过来刺激桥梁的大发展。因此，这时创造出许多举世瞩目的桥梁，如隋代石匠李春首创的敞肩式石拱桥--赵州桥，北宋废卒发明的叠梁式木拱桥--虹桥，背诵创建的用筏形基础、植蛎固墩的泉州万安桥，南宋的石梁桥与开合式浮桥相结合的广东潮州的湘子桥等。这些桥在世界桥梁史上都享有盛誉，尤其是赵州桥，类似的桥在世界别的国家中，晚了七个世纪方才出现。纵观中国桥梁史，几乎所有的重大发明和成就，以及能争世界第一的桥梁，都是此时创建的。 第四阶段为元、明、清三朝，这是桥梁发展的饱和期，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创造和技术突破。这时的主要成就是对一些古桥进行了修缮和改造，并留下了许多修建桥梁的施工说明文献，为后人提供了大量文字资料。此外，也建造完成了一些像明代江西南城的万年桥、贵州的盘江桥等艰巨工程。同时，在川滇地区兴建了不少索桥，索桥建造技术也有所提高。 到清末，即1881年，随着我国第一条铁路的通车，迎来了我国桥梁史上的又一次技术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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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文庙，俗称孔庙，位于安溪县城南隅(今大同路东侧)，始建于宋咸平四年(1001年)，原在县治西南隅，宣和六年(1124年)迁于县治东。绍兴十二年(1142年)，县令杨干迁学于今址。历代是崇祀孔子的地方，素有“秀甲江南”、“名冠八闽”之誉。现存建筑为清初重建之遗物。2006年6月，安溪文庙被国务院核定、文化部确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溪文庙背踞凤山，前滨龙津，笔峰拱峙。自始建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近900年间，历经重建、重修、增建达30多次。宋绍圣年间(1094－1097年)重修时，安溪县第一个进士张读曾作《重修文庙颂》，以纪其事。此后，其较大规模的修建有：嘉定六年至九年(1213－1216年)，县令赵彦侯更立庙门华表；咸淳元年(1265年)春，钟国秀领县事，见大成殿栋桡腐之而倡修，苏君巍等分董其役，于旧址增高二尺，拓广东西两庑，是年腊月动工，次年五月竣工，梁椿选作《宋令钟国秀重修大成殿记》；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因兵乱，殿宇被毁。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永乐二年(1404年)、正德十六年(1521年)、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545－1548年)等又经重建(见林有年《安溪县重建庙学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文庙再毁于倭寇，知县陈彩重建，吏部郎中傅夏器作《明令陈彩重建学记》。清初，安溪文庙用了相当长的时间、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进行重建和维修。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邑人李光地、知县孙镛、教谕林登虎组织一批工匠至山东曲阜孔庙参观，四年后重建文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通运输不方便，又无起重设备，建筑这样宏伟而精美的工程，充分显示了安溪人民的智慧和才华。乾隆二十年(1755年)，文庙又经过较大规模的维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重视做好安溪文庙的日常管理、保护和维修工作。1984年间，省人民政府拨款，安溪县人民政府指定林园主持，薛世浩负责工程管理，叶青琳为工艺监修，对照墙、棂星门、戟门、东西庑、大成殿等均按原貌修新。台胞高新平捐赠汉白玉石雕孔子神像一尊，供奉于大成殿。1994年，侨亲李陆大捐资，安溪县人民政府指定李建国主持，薛世浩为修建委员会主任，对整座文庙重新油漆，建“泮宫”、“腾蛟”、“起凤”门楼，修建崇圣殿、训导廨、教谕廨，并对明伦堂进行修葺。千年文庙，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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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桥位于县城西部祥云渡。横跨晋江西溪，连接祥云与北石两岸。宋时，附近有凤池桥，县令杨承祖建于开禧年间(1205—1207年)，朱熹的学生陈宓于嘉定三年(1210年)出任安溪县令后，将桥改建为石址木梁桥，在桥面上盖有廊屋46间，后被大水冲毁。安溪大桥长237.88米，桥面行车道宽7米，两边人行道各1米，高12.4米，为8孔9墩台钢筋混凝土T形梁，下部为沉井基础。1962年10月开工，1963年6月15日通车。随着经济发展，该桥负荷量较大，桥面偏窄。2003年10月，在原桥上下游各进行同跨数同跨径的两车道拓宽改造，为预应力空心板梁、单桩柱式墩台梁桥，载重标准为汽车20吨、挂车100吨。2004年10月30日，大桥竣工并正式通车。加宽后的大桥桥面组合为6车道，净宽21米，两边各建有净宽1.75米的人行道，造型优美、宽敞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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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建筑的特色摘要： 洁白的粉墙、黝黑的屋瓦、飞挑的檐角、鳞次栉比的兽脊斗拱以及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绵亘着一幅宗族生息繁衍的历史长卷，穿行其间，思绪随着青石板巷步移景异，遥远的历史记忆渐渐复苏。 关键词： 古建筑作为极具个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徽州的老房子是在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胸中小五岳，足底大九州”的徽州人，他们服贾四方，或成巨富荣归故里，将域外更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境内，穷极土木，广侈华丽以明得志，构筑起一幢幢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故此，早在晚明时期，“入歙、休之境而遥望高墙白屋”就成为徽州村落的独特景观。与“五岳朝天”并称的“四水归堂”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徽州老房子多是以天井采光、通风及与外界沟通。外墙很少开窗，因此老房子总给人一种幽暗凄迷的感觉。我真正领略徽派建筑是在西递村。这是一个被现代社会遗忘的旧梦。现代的阳光还没有照耀在它青灰的屋瓦上，在都市的喧哗这之外，它抱残守缺，在皖南的清澈中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朴素的民间生活。西递村在黟县，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徽派建筑群。从远处望去，西递村是一片线条简洁的黑瓦铺成的屋顶和高大的白墙，黑白相间，错落有致。迈入老屋你会发现，这些老屋内部繁复精致与外部的简洁纯粹形成鲜明的对照，徽派建筑中著名的三雕——木雕、砖雕、石雕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徽派建筑的形成徽派建筑的形成过程，受到了徽州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和人文观念的影响。这里原来是古越人的聚居地，其居住形式为适应山区生活的“干栏式”建筑。中原士族的大规模迁入，不仅改变了徽州的人口数量和结构，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中原文明与古越文化的交流融合，直接体现在建筑形式上。早期徽派建筑中典型的“楼上厅”形式，楼上厅室特别轩敞，是人们日常活动休憩之处。这是因为山区潮湿，为了防止瘴疠之气，而保留了越人“干栏式”建筑的格局。同时，由于大量移民的涌人，人稠地狭，构建楼房也成为最佳选择，但多依山就势，局促一方，为解决通风光照问题，中原的“四合院”形式又演变成为适应险恶的山区环境，既封闭又通畅的徽州“天井”。而山区木结构的房屋又易于遭受火灾，为了避免火势的蔓延，便又产生了马头墙。早期的徽派建筑形式，正是外来移民与原住民文化交融的产物。明朝中叶以后，徽商崛起，雄据中国商界。致富后的徽州商人，将大量资本返回家乡，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建筑的投入。他们修祠堂，建宅第，造园林，竖牌坊，架桥梁，盖路亭，给徽州乡村面貌带来了巨大变化。由于“贾而好儒”的特点，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徽商们在建筑中注入了自己对住宅布局、结构、内部装饰、厅堂布置的看法，促使徽派建筑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建筑体系，使徽派建筑不仅具有实用性，还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徽派建筑的特色徽派建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村落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和园林等建筑实体中。其风格最为鲜明的是大量遗存的传统民居村落，从选址、设计、造型、结构、布局到装饰美化都集中反映了徽州的山地特征、风水意愿和地域美饰倾向。徽州村落的选址大多严格遵循中国传统风水规则进行，山水环抱，山明水秀，追求理想的人居环境和山水意境，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受传统风水“水为财源”观念的影响，寄命于商的徽州人尤其重视村落的“水口”，建构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水口园林。徽式宅第结体多为多进院落式集合形式（小型者多为三合院式），体现了徽州人“聚族而居”的特点。一般均坐北朝南，倚山面水，讲求风水价值。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厢房，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院落相套，造就出纵深自足性家庭的生活空间。民居外观整体性和美感很强，高墙封闭，马头翘角，墙线错落有致，黑瓦白墙，色泽典雅大方。装饰方面，清砖门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使房屋精美如诗，堪为徽式宅第的一大特色。徽州的祠堂和牌坊也是徽派建筑中的重要建筑形式。村皆有祠，祠一般均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而散缀各地的各式牌坊，则是古代徽州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统的建筑流派，徽派建筑一直保持着其融古雅、简洁、富丽于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徽派建筑工艺特征徽派古建筑以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多用料硕大，且注重装饰。其横梁中部略微拱起，故民间俗称为“冬瓜梁”，两端雕出扁圆形（明代）或圆形（清代）花纹，中段常雕有多种图案，通体显得恢宏、华丽、壮美。立柱用料也颇粗大，上部稍细。明代立柱通常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为丁头拱）、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线脚。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修使工艺技术与艺术手法相交融，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境。梁架一般不施彩漆而髹以桐油，显得格外古朴典雅。墙角、天井、栏杆、照壁、漏窗等用青石、红砂石或花岗岩裁割成石条、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合成图纹。墙体基本使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徽派建筑还广泛采用砖、木、石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砖雕大多镶嵌在门罩、窗楣、照壁上，在大块的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人物、虫鱼、花鸟及八宝、博古和几何图案，极富装饰效果。木雕在古民居雕刻装饰中占主要地位，表现在月梁头上的线刻纹样，平盘斗上的莲花墩，屏门隔扇、窗扇和窗下挂板、楼层拱杆栏板及天井四周的望柱头等。内容广泛，多人物、山水、花草、鸟兽及八宝、博古。题材众多，有传统戏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渔、樵、耕、读、宴饮、品茗、出行、乐舞等生活场景。手法多样，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和镂空雕等。其表现内容和手法因不同的建筑部位而各异。这些木雕均不饰油漆，而是通过高品质的木材色泽和自然纹理，使雕刻的细部更显生动。石雕主要表现在祠堂、寺庙、牌坊、塔、桥及民居的庭院、门额、栏杆、水池、花台、漏窗、照壁、柱础、抱鼓石、石狮等上面。内容多为象征吉祥的龙风、仙鹤、猛虎、雄狮、大象、麒麟、祥云、八宝、博古和山水风景、人物故事等，主要采用浮雕、透雕、圆雕等手法，质朴高雅，浑厚潇洒。徽州古建“三绝”徽派建筑以祠堂、牌坊、民宅最具特色，号称“古建三绝”。祠堂有宗祠、支祠、家祠等不同类型，建筑方面有严格的区分，不能随心所欲。一般都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牌坊以石制为主，仿木结构，有四柱冲天式、八柱式、口字式等多种式样，造型雅致。根据功用可分为旌表坊和题名坊两类。旌表坊必须经朝廷颁旨才能兴建，只有官绩显赫、孝行义举突出的人以及贞女烈妇，才有资格享受。题名坊一般建在府邸、书院、祠堂、墓门道前，作为庄重、权威的标志。民宅的形式一般俗称为“三间屋”，有明三间、暗三间、回廊三间之别。徽州宅居基本格局的形成传统徽州宅居最基本的格局是三间式，一般为三开间、内天井，民间俗称为“一颗印”。平面布局对称，中间厅堂，两侧厢房，楼梯在厅堂前后或在左右两侧。入口处形成一内天井，作采光通风用。在此基础上建筑纵横发展、组合，可形成四合式、大厅式和穿堂式等格局。四合式大多为人口多的家庭居住，也可说是两组三间式相向组合而成，可分为大四合与小四合。大四合式前厅与后厅相向，中间是大天井。前厅是三间式，但地坪较高，为正厅堂；后厅亦为三间式，但进深可略浅，地坪面较前厅低。前后二厅以厢房相连，活动隔扇，楼梯间有设于厢房的，也有设在前厅背后的。内部木板分隔，外墙均为砖墙出山马头墙。天井则根据地形可大可小，也有的在前厅背后再设厢房、小天井。这种大四合式住宅前后均有楼层。小四合式前厅三间与大四合式同，后厅则为平房，也更小，进深浅，一般中间明堂不能构成后厅，而作为通道，两个房间供居住，天井也较小，楼梯均在前厅背后。大厅式住宅的大厅，主要是用于迎接贵宾、办理婚丧大礼和开展祭祀活动等，也作为日常起居场所，它往往是整座住宅的主体部分。大厅多为明厅，三间敞开，两根圆柱显示着大厅的气派。也有用活动隔扇封闭的，以便于冬季使用。一般大厅设二廊，面对天井。大厅式住宅可从正中入口设屏门，平常从屏门两侧出入，遇有礼节性活动则由屏门中门出入。也有在侧面开边门出入，天井下方则设客房。还有由正门出入，门两侧设二厢房者。穿堂式又名回厅，穿堂的位置均在大厅背后，与大厅相连，为由大厅进入内室的过渡建筑。大部分为木地板，小三间与大厅背向，入口则由大厅正面隔屏的两侧门进入。穿堂部分有一明堂，两个小房间，可供客人居住，也可家中人居住。这种穿堂式建筑比正式三间式小，有天井采光。徽州人有聚族而居的习俗。有的大户人家宅屋成片相连，一百多个天井，但也只是上面几种基本格局的拼接组合而已。徽州是复杂的——它亦动亦静、亦俗亦雅。行商坐贾囊中银两的碰击声，交织着乡儒学究的吟哦；精工细作的木雕窗棂，映衬出自然的山水如画。徽州留给后人的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实为一巨大宝藏。它有太多的智慧、启示、经验、鉴戒，值得我们去发掘、提炼、思考、总结。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摘要］ 徽派建筑以其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我国最传统的建筑流派之一。它有许多可供现代建筑设计参考和学习的地方。本文主要是在分析徽派建筑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徽派建筑风格对现代建筑设计的影响，以提供借鉴作用。
［关键词］ 徽派建筑;民居特点;现代建筑;影响
徽州民居建筑深深的受到当时徽州地域环境和人文风情的影响，是我国较为成熟的古代建筑流派。徽州建筑工艺精湛，造型多样，色彩鲜明，充分体现了从古至今徽州人民辛勤劳动的智慧才干。但是现今我国的建筑设计师往往追寻西方式的建筑风格，偏向模仿别国的建筑设计，忽视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建筑文化，使得传统建筑风格得不到很好的传承。因此，在中国建筑业的发展中，我们要格外重视传统建筑风格对于现代建筑设计的影响，将徽州传统民居建筑与现代风格相结合，创造出更多优秀的建筑作品。
1徽派建筑的民居特点
1．1统一规划的整体美
徽州建筑拥有统一规划的整体美。徽州民居的整体平面局面对称，四周均用黑瓦高墙围起，中间为厅堂，用于日常的礼节性使用，如迎接宾客，举办酒席等，是整座住宅中的主体部分。两侧则为厢房，用于生活起居使用，在入口处形成天井，作为民居通风采光使用。这种规整一致的建筑风格与当时徽州的社会背景和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在程朱理学封建宗法制度的理论影响下所产生的时代产物，它代表了当时的时代风格。
1．2青山绿水的自然美
徽州建筑拥有着青山绿水的自然美。徽州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温暖的亚热带气候使得境内的山林树木繁茂，依山傍水。在徽州建筑中极大的使用到了这些青山绿水的自然特色，在总体布局上重视对周遭环境的规划，村落一般依山傍水，将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幽静典雅的'家居环境，如诗如画，保持了人与自然的自然和谐。大多住宅在山水美景的映衬下，散落在丛林之间，宛如一幅幽雅的水墨画，就像质朴的空气般，渗透着东方的美景。
1．3舒适适用的智慧美
徽州建筑拥有着舒适适用的智慧美。中国南部地区住宅建筑大多存在隔热通风问题，但是徽州建筑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问题，并改进了建筑的方式，形成了以天井为中心形成的四合院形式，并加以开放大厅、深檐、屋檐和杆式等建筑结构。这一建筑风格是非常符合当时徽州商人的重要地位，徽州四合院是由庭院所组合而成的，这种四方形的运用避免了外逃的财源，同时这种结构满足了中国古代大家族的基本需要，和谐地统一了家庭、家族和社会，对促进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有一定的贡献。
2徽派建筑对于现代建筑的影响
2．1建筑颜色上的呼应
现代建筑大多重视个人风格展示，所以在色彩上的表达会更多丰富，主要由明快，鲜艳的色彩而构成，在建筑表面主要会使用到绿色、白色、浅蓝色居多。而徽州建筑相比于现代建筑更为神秘，半掩半盖，半遮半露，黑白分明，在蔚蓝的天空中，能够明确的勾画出民居的轮廓，增强了民居的空间性和层次性，是非常具有个性特色的现代艺术，微派建筑与现代建筑的结合，完美的将各种色彩进行搭配，建筑之间形成碰撞感，使建筑更加大气迷人。
2．2建筑材质上的交融
建筑材质上的使用对于建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材料是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徽派建筑中广泛的采用砖、木、石雕、青石板为材料，建筑材料上的使用可以反映出徽派建筑的重要布局，使得徽派建筑亦雅亦俗，几种材料上的使用能够很好的拼接起宅屋，映衬出自然的建筑风格而现代建筑设计中也会经常使用到这些材料，在装饰、装修中会大量木制家具、饰物，同时在现代建筑中，砖、水泥、瓷砖都是建筑的原材料，与徽派建筑中追求的强烈、流畅、朴素的美感是相一致的。
2．3景观意境上的相通
在新儒学的影响下，徽派建筑认为天人合一是建筑与自然最和谐的状态，因此在徽派建筑中很容易找到和谐的景观现象，在住宅、民居、村落、街道、街道、内部空间和外层空间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情况。徽派建筑的特色是山水、园林、建筑与景观之间的完美结合。而现代建筑设计也是将景观与环境相互的结合在一起，通过景观与环境之间的完美融合，体现现代人的生活态度，但是现代建筑设计中在建筑建成后再添加景观，当然，也有一些现代大师在自然环境中建造新建筑。
2．4思想理念上的启发
建筑的发展不仅在技术和建筑材料的发展，而且在建筑思维的发展。目前，建筑的功能需求和心理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导致建筑空间的组织变化越来越适应人们的需求，力求给人们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徽州建筑受到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影响，极大的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不仅符合自然规律，而且具有科学性和趣味性。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范，对现代建筑有着深刻的思想启示。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要形成和谐统一的建筑风格，不排斥外来文化，努力将自身特色与其他优势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艺术表现形式。
3结语
徽派建筑的文化体系和建筑形式影响着现代地域建筑和特色建筑的发展。将徽州建筑的特色元素与现代建筑相结合，设计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新徽州建筑”已成为当代建筑师的一项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潘谷西．中国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樊炎冰．中国徽派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西递是一个船形的村落，东西长700米，南北宽300米，村里保留了数百幢明清古民居，建筑和路面都用大理石铺砌，两条清泉穿村而过，99条高墙深巷使游客如置身迷宫。走进西递，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处高大的牌坊，正面的醒目处刻着“胶州刺史”四个大字，这是明万历时胡文光所建的牌坊。胡文光是进士出身，曾做过山东胶州的州官和长沙王的内府长史，得到明廷的器重，所以牌坊的规格很高，远远望去巍峨耸立，气度不凡。 走在西递巷子里的青石板路上，手扶高高的墙壁，仰头观望高低错落的马头墙，看到的不仅仅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更多的是西递本身的历史和对历史过程的思考，多回味一下这些建筑的历史，就会更深的了解徽商、徽州人和中国文化。
徽派建筑的历史渊源：
古徽州盛行敦本敬祖之风，各村均建祠堂，且有宗祠、支祠、家祠之分。据《寄园寄所寄》载：“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合度。”
黟县南屏全村共有30多座祠堂，宗祠规模宏伟、家祠小巧玲珑，形成一个风格古雅的祠堂群。村前横店街，200米长就有八座祠堂。“序秩堂”、“程氏宗祠”为两大宗祠。
另有三座支祠和三座家祠，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封建宗法势力的博物馆。古徽州名门望族修祠扩宇、营建支祠，规模胜似琼楼玉宇，以显示家族的昌盛。
这些大祠堂，用料硕大厚实，有的竟采用整块长达6.7米、高1米多，宽80公分的大木料作月梁；用整根圆周2.3米、高7.8米的大木料作厅柱；开凿出整块10米多长、5米多宽的大石板作台阶。
祠堂的“享堂”、“寝堂”采用一色的名贵木材，如银杏等，称“白果厅”；也有重梁叠架，称“百梁厅”。祠堂大门多作“五凤楼”，高墙翘角。整座祠堂庄严肃穆，体现出族法族规的神圣威严。
建筑特点：
歙县明清民居、祠堂随处可见，牌坊存有八十四座。还有不少古桥、古寺、古塔。使人步入歙县仿佛走进了一座古典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在中国最美乡村婺源，完整的保存了古徽州的所有神韵。
其结构多为多进院落式（小型者多为三合院式），一般坐北朝南，倚山面水。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室，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亦有“四水归堂”的吉祥寓意。
民居外观整体性和美感很强，高墙封闭，马头翘角者谓之“武”，方正者谓之“文”，墙线错落有致，黑瓦白墙，色彩典雅大方。
在装饰方面，大都采用砖、木、石雕工艺，如砖雕的门罩，石雕的漏窗，木雕的窗棂、楹柱等，使整个建筑精美如诗。作为一个传统建筑流派，徽派建筑融古雅、简洁、富丽为一体，它至今仍保持着独有的艺术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