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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诗史的文化背景论文
论文摘要：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文化意义，它是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既体现了诗史相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又体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普遍心理，反映出当时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变化。
论文关键词：吴伟业诗史文化背景
明清之际的诗人吴伟业有近一千二百余首诗作留存于世，其中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历来最为人所称道，人多以“诗史”目之。与吴伟业同时的作家尤侗曾评价道：“梅村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艮斋杂说》），最早为吴诗作笺注的程穆衡也认为吴诗“征词传事，篇无虚咏”，可以“诗史”目之，并称其为“少陵后一人”（程穆衡《肇悦卮谈》，见《吴梅村全集》附录四）；陆云士更是把他司马迁相提并论（见《吴诗集览》卷六），评价颇不菲，都揭示出了吴伟业诗歌的“诗史”特征。
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现象，它与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和诗人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是中国文化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影响下的必然产物。
一、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
从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诗歌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传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注重现实性，面向社会人生，关注社会人生的命运，着重表达社会群体意识，诗人总是围绕着人生与自然、人生与社会关系的主题来抒写自己的社会愿望和人生理想。这无论是从草创时期的诗歌，如葛天氏之乐、甲骨卜辞和《周易》中那些具有原始歌谣意味的祷辞，还是从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说，自居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诗，以及明清之际吴伟业的“有关时运升降、时政得失”（《且朴斋诗稿序》）的自觉创作上，都可以得到映证。诚然，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和为数不多的浪漫主义作品，但也应看到，其浪漫主义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李白，作为浪漫主义的大诗人，其创作从根本上讲也没有脱离现实主义，其创作精神、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恰恰同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是相近的。清代刘熙载就看出了这一点，尝评论道：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艺概·诗概》）
总之，中国诗歌始终与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诗歌中社会人生的反映、现实情感的'发抒、现实理想的寄托无疑都呈现出各个时代具体的历史面貌，从外在的时代治乱兴替，到内在的人的心理状态、时代精神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容都展现在诗歌中，从而使诗歌显示出特定时代的总体特征和气象。因此，从根本上说，诗人心目中的创作意识是一种与史家相近的历史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诗歌与历史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这种现象正说明了诗、史相通。
在吴伟业生活的时代，诗、史相通的观点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而形成了一股诗坛思潮，像黄宗羲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就曾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之说，杜浚在《程子穆倩放歌序》中还指出诗可“正史之讹”，钱谦益尝把《诗经》看作是国史，把孔子删诗视为“定史”（《胡致果诗序》），以及吴伟业在《且朴斋诗稿序》中明确提出“诗与史通”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基于当时文学家们对诗、史关系的认识和主张。
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为“诗史”创作提供了先决的条件，使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的结合和统一成为一种可能。而在吴伟业之前，已有司马迁、杜甫等人把这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为吴伟业“诗史”创作树立了榜样。从渊源上讲，吴伟业“诗史”是对司马迁、杜甫传统的继承。
司马迁之《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疑达到了文学与史学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其创作精神，不仅体现在注重实录的唯物史观上，而且还体现在“发愤抒情”的写作态度上，毫无疑问，这对于张扬创作的主体性和凸显主体情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发愤抒情”的创作精神，使《史记》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完成了史学与文学的结合，而成为“无韵之离骚”。
吴伟业则直接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抒情”观来进行“诗史”创作。诚然“发愤抒情”一说由屈原在《惜诵》中提出，并非司马迁独创，但吴伟业所持的“发愤抒情”观，显然直接源于司马迁。他在《北词广正谱》的序言中说：“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在此，吴伟业显然沿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说法而加以发挥。他以“发愤抒情”来创作，无疑使他情感勃发，借诗歌以寄托他于故国沦亡之后的“无聊不平之慨”，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抒情性。
继司马迁之后，再次将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是杜甫。其作品，“如太史公纪传”，为“古今绝唱”，被后人誉为“诗史”。杜甫诗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出现，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充分体现了《风》《雅》以及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还在于它是首次将诗与史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典范，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史之征实、实录精神的汇流。他的创作，无论是述怀，还是咏物、叙事、怀古，都极力融人自己的忧乱伤时之志，鲜明地表达出社会愿望和理想，把他所处的唐王朝那种由盛及衰、万方多难的时代风貌囊括进自己的诗篇之中。
吴伟业则是继杜甫之后全力创作“诗史”的作家，在“诗史”创作史上其创作是第二个里程碑。吴伟业学习继承杜甫开创的“诗史”传统，除了明清之际板荡不安的社会与杜甫所处的“安史之乱”时代相似以外，还有一个文化上的重要原因，即吴伟业意在继承“明七子”的复古传统，其文学思想和创作都有直接秉承七子派的痕迹④。而“明七子”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宗盛唐，在创作中又都自觉地把杜诗作为主要学习目标之一。他们对杜诗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诗缘情”的角度出发，对杜诗中大量的以诗言理叙事的作法大为不满（何景明《明月篇序》），二是自觉地学习杜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艺术手法，“即事名篇”，用诗笔来反映现实，褒善扬忠，斥奸骂谗。
而吴伟业则全然以创作实践来表明他对杜甫诗歌的态度。他对杜诗的学习，同“七子”一样，也体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创作手法上，如《直溪吏》、《临顿儿》、《芦洲行》、《捉船行》诸诗，赵翼谓“可与少陵《兵车行》、《石壕吏》、《花卿》等相表里”（《瓯北诗话》）。靳荣藩评吴伟业的《堇山儿》时说它“全仿古乐府而得其神似”（见《吴梅村全集》卷三诗前集三）。与“七子”学杜所不同的是，吴伟业则直接将现实主义精神自觉地运用到“诗史”创作中，全力结撰“诗史”作品。可以说“七子”的理论和实践是吴伟业学杜的一个铺垫，是杜甫到吴伟业之间的中介和过渡。
二、吴伟业“诗史”创作的契机——明清之际的沧桑剧变
前人论及吴伟业的“诗史”创作，都能认识到时代环境同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关系，如尤侗说他“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四库提要》言其“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等等，就点明了这种关系。我们考察他的创作，不能不着眼于这种关系去进一步探讨：时代环境为什么能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并且产生了哪些影响？
“万古痛心事，崇祯之甲申”，公元十七世纪中叶，正是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两大不同类型的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对故明王朝统治区的人民而言，甲申之变带来的不仅是战争的激烈震荡，而且是深重的民族压迫以及汉族士人难以接受的文化观念。当时民族压迫之巨、民族意识与斗争之烈亘古未有，汉族士人中抗清殉节者有之，甘居林下、耻食周粟者有之，屈节降清、出仕新朝者有之。而大多数人，故国旧君之思仍萦绕脑际，忠孝节义如芒刺在背，礼义廉耻似骨鲠喉，民族意识难以消除。即使在仕清贰臣中，“以降臣之手，写贞士之文”（缪荃孙《（有学集）跋》）者大有人在。
如龚鼎孳，仕清为官，犹“冀后世原心”，其《初返居巢感怀》诗云：“失路人归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许多诗都深挚地表达了这种故国之思以及仕清后的痛悔，说明贰臣所怀有的“肠热之念，知耻之心，交圉于中”（《（有学集）跋》）的心态。明清之际民族意识之强烈，以至影响数代，且不说洪、孔尚任在剧作中极力张扬民族意识，连深荷清廷殊遇的王士祯、生于康熙年间的屈复等人也在诗文中不时流露故国之思。
作为故明官员，尝受崇祯帝厚恩，吴伟业本人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意识，如崇祯十二年正月，身居翰林院编修之职的吴伟业有见于清兵大举入侵、明军节节败退时事，向崇祯帝上疏言退敌御清方略（见谈迁《国榷》卷九十七）。而在诗歌作品中，表达民族意识的例子则更多。如大致写于崇祯十一年的《再忆杨机部》诗：
国事艰难倚数公，登城遥望客征东。朝家议论安危外，兄弟关河风雪中。夜月带刀随破口，清秋摇笔赋从戎。书生表饵非无算，谁立军前跳荡功。
这首诗为佚诗，收入魏耕等人编的《吴越诗选》卷十二。诗中所缺很可能是“虏”字，因时忌而缺。它表现了诗人对抗清名将卢象异和投笔从戎的杨廷鳞等人的钦佩、崇敬，全诗充溢了极强的民族意识，这很可能就是诸诗集不敢收载的原因。又如写于顺治十年的《新蒲绿》，诗云：“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春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沉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此亦佚诗，作于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忌日，当时明遗民私祭先帝于江苏太仓钟楼，吴伟业作此诗为迎神送神之曲（见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顺治十年”条）。而九月吴伟业即取道运河北上仕清，此诗足可说明他仕清时的心态。 “感时独抱忧千种，叹世常流两泪痕”，由于时代环境的因素，人们难以逃避严酷的现实，思想感情尤为强烈深挚，许多人不得不发而为歌诗，以抒其愤激不平之慨。钱谦益尝说：“兵兴以来，海内之诗弥盛，要皆角声多，宫声寡，阴律多，阳律寡，噍杀恚怒之声多、顺成缓之声寡”（《（施愚山诗集）序》），准确地道出了这段历史时期诗文的总体特色。而明清之际的诗文理论中，也有一个突出倾向，即强调“真”，大多要求诗人的感情要真挚内容要真实，风格要真诚，这无疑就是强调诗文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如吴伟业、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持有类似的主张。这种求“真”的潮流正是时代环境在诗坛上的反。
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学术领域出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史学著作的大量涌现，如查继佐之《罪惟录》、谈迁之《国榷》、朱国桢之《皇明史概》、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夏允彝之《幸存录》，等等，不胜枚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疑是人们历史意识的增强。而历史意识的增强，首先应归因于：明朝的灭亡，民族矛盾异常地尖锐化，再加上战乱不断，致使许多人痛感历史真相的湮没无闻，他们遂多以总结明亡教训出发，借史书载一代兴亡之迹，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以示不忘故国旧君之意。如明史学家谈迁，于明亡后尤“注心于明朝典故”，以期完成崇祯一朝之史。他说：
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阉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于此！（《清史稿》本传）
于是他“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目《国榷》”（《清史稿》本传）。
另如吴伟业编《绥寇纪略》、黄宗羲作《汰存录》，等等，都能体现这种心态。
其次，历史意识的增强也归因于：明清易代，非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顾炎武尝痛切地称为“亡天下”，满汉两种文化在此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汉族衣冠文化的存亡绝续受到极大的挑战。而广大的汉族士人并未因深重的民族压迫而消泯心中的民族意识，因而寓民族反抗情绪、存汉族衣冠文化传统成了不少遗民修史著述的衷曲。如黄宗羲，在明亡后起兵抗清，于桂王失败后，“知天下事无可为，乃作《明夷待访录》以见志”（《清诗纪事初编》卷二前编下“黄宗羲”条）。不仅如此，其所作《隆武纪年》、《赣州失事记》、《鲁纪年》等都是深有寄托之作，“皆所以庀史也“（同上）。又如明遗民查继佐作《罪惟录》，极力为明朝张本、为汉族立论之意十分明显。他将史可法、卢象异、杨廷麟、瞿式耜、张煌言等民族英雄列入《抗运诸臣列传》，又在《帝纪总论》中言：“明兴不介尺土，等汉之高祖。顾祓除之义，尤为卓绝。”查氏采用了《春秋》微言大义的传统修史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汉民族立场和尊汉排满情绪。《庄子·天下》云“《春秋》以道名分”，《孟子》亦言：“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查氏《罪惟录》之名即源于孔子之言，由此可见查氏之作深有寄托。
由于修史之风大盛，历史意识增强，影响到了诗文创作特色的诸多变化，许多作家在创作和理论上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向史学靠拢的倾向。首先，在理论上，如黄宗羲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钱谦益与吴伟业等人认为诗、史相通，不仅是有感于诗的特征，也是一种文学主张；其次，在创作上许多作家努力努力去反映现实，借诗文保存具有史料价值的事件，记载自己的真情实感。如汤燕生，作《赭山怀古》四章，诗中抒发亡国之悲以及对故国旧君的缅怀，被吴伟业目为“诗史”而大加赞誉（《清诗纪事初编》卷一前编上“汤燕生”条）。再如吴嘉纪，著名的遗民诗人，其《陋轩诗》中许多作品亦堪称“诗史”。
而屈节诗人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记述有明一代诗人，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存诗，更重要的是借此寄寓故国之思，他自己就把它看成一部“心史”，黄宗羲和李慈铭、金堡都把它看作是一部与金遗民元好问《中州集》一样深有寄托的史学著作④。如黄宗羲在《姚江逸诗序》中说：“孟子日：‘《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人物赖以不坠，钱牧斋仿之为明诗选，处士纤介之长、单联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陈寅恪先生尝引述金堡之言：“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见《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钱谦益在创作中，也常以诗存史，如其大型组诗《后秋兴》，步杜甫《秋兴》之韵，诗从郑成功进军长江写起，直至永历桂王殉难，被陈寅恪先生誉为“明清之诗史”。
修史的时代风气盛行一时，使吴伟业不能不受到极大影响。他身为故明翰林院编修，掌修国史，熟悉各朝各代故实及本朝典故，于社会事件有着特别的敏感，对明亡教训深有体会，社会中发生的风云变幻他也多所闻见，在修史这一点上，其好友也曾期许于他。谈迁于顺治十一年致书，期望吴伟业能据其闻见，将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缀辑成帙，“如陈同父之《中兴遗传》、程篁墩之《宋遗民录》，则衮开幽籍，光回蠹简”（见《北游录·纪文》之《上吴骏公太史书》之二）；挚友彭燕又也曾赠诗于他，以修史期之@。这一切因素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史官意识，使他在存史方面有所作为。他修史目的，在于总结明亡教训，寓哀愤与兴亡之感。抱着这样的目的，他终于修成了《绥寇纪略》十二卷，专记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与社会风云。吴伟业的弟子兼好友黄翼圣之孙黄侃在《绥寇纪略》的序文中说：“呜呼！此书何为而作乎？盖悯明室之沦丧，叹神州之陆沉……其于人材邪正之关军国安危之际，未尝不三致意也。”尤可证其修史动机。
“诗史”，在很大程度上与史相通，其创作必然会受到存史意识的支配和影响，因此明清之际修史之风大盛，存史意识增强，必然会影响到吴伟业“诗史”的创作。然而，这种影响终究是外在的因素。对他本人而言，他于国变后的曲折经历与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这才是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动力。他“身遇鼎革，触目兴亡”，正如他在《临淮老妓行》诗中借老妓冬儿之口说：“老妇今年头总白，凄凉阅尽兴亡迹”。故国之倾覆、中州之陆沉加上他本人的身世荣辱，终使他满怀哀愤之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使他自觉地在创作中坚持写实的原则，自觉地以诗存史，努力地把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广大民众的普遍心态及诗人自己的哀愤之情载入诗作，以成一代“诗史”、心史。因此可以说，明清之际的沧桑巨变是吴伟业自觉将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契机。
文言文到底怎样教 宝坻五中 吴淑静 杨占平 许俊霞 【内容提要】为改变长期以来文言文教学“老”、“慢”、“差”、“费”的教学现状，优化文言教学过程，本文试从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实效两方面，针对文言文教与学的特点，提出具体的做法，以促进文言文教学的发展。
【关键词】 激发兴趣 精讲精练 灵活方法 提高实效 积累迁移 “经过千百年时间的淘洗而流传下来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文言文，是诗文中的极品，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而被选为教材的文言文更是优中选优。但是，无须讳言，长期以来文言文教学处于老（教学方法）、慢（进度慢）、费（费时多）、差（效果差）的状态。
绝大多数学生对文言文不感兴趣，甚至厌恶、畏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也有来自“教”的因素：许多老师仍采取传统的逐字逐句的串讲方式，让学生记笔记，然后从中抽题训练；或者偏重知识教学，把字、词、句的理解、翻译当作重点，其他都交给学生自己解决；或者一味侧重背诵，让学生背课文、背注解、背练习题答案。
这样的课堂，没有体现新课改理念的精神，不能够让学生体验到古文的精髓，谈不到提高学习文言文的能力。因此，我们从事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必须大手笔地、适宜学情地改革我们的文言文教学，让新课改的春风也度“玉门关”。
改革课堂教学，优化教学过程，使教学效率得到最大可能的提高，让文言文焕发出新的活力。 文言文毕竟离我们的生活较远，教法不可能和现代文教法等同，但它并不是外语，和现代文有非常强的传承关系，是“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可借鉴现代文教学如讲究合作、探究、开放的学习方式、个性化教学等成功经验，形成有文言特点的、灵活而实用的教学体系。下面结合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古文教学谈谈文言文教学的具体做法： 一、激发兴趣。
有了兴趣才产生主动学习的可能性，培养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是教好文言的前提。讲课时务必脑子里时刻牵着这根弦。
（一）、教师富有 *** 。还清晰地记得刚上高一时语文老师杨乃林老师讲宋词的那节课，他从温庭筠的《花间词》讲到词风一变的李煜，讲到“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柳永，讲到豪放派词人苏东坡、辛弃疾，讲到清朝的纳兰性德，讲到 *** 。
让我们震惊的是杨老师不看教案，而能把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一边背一边快速写在黑板上，加上他抑扬顿挫的诵读声和评论感悟，彻底把我们折服，宋词真是太美了！我们急忙记笔记，杨老师笑着说：“不用记，不用记，以后咱们还会讲的。”但我们哪肯罢休，生怕落掉一句一字，同桌商量好你记第一句，我记第二句，他记第三句。
真是语言美、艺术美的享受，如坐春风，让我从此迷上古典文学。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夸张溢美。
仔细想一想，您是否也享有过这样的课，让您曾经有过很大的思想触动？创造出这样的课，老师肯定投入了他的 *** 。选入教材的文言文，每篇都包含着作者的理想和情感，都是作者“情动而辞发”的，我们教师在教学中也应引导学生“披文以入情”，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同作者一起或喜或悲，或忧或憎。
应该说，要想在课堂上充满 *** ，教师就应熟悉历史，读懂古人，才能以情 *** 。试想，不懂曹操，怎能理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壮怀激越？不懂苏轼，怎能领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不懂辛弃疾，怎能理解“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无奈与激愤？教师的 *** 有助于学生产生浓郁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学生必会获得美的享受，受到感染和熏陶，从而使自己的价格和精神得到塑造和升华。
（二）、精心设计导语。让每一节古文课的导语符合短小精悍、形式多样、调动兴趣的原则，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
试举几例：以重温旧知识切入，《核舟记》导语可为：“我们学过一篇描写古代艺人技艺高超的作品，还记得吗？还能背出一些语句吗？”同学们是可以回答出的，接着引入新课“今天我们学习的《核舟记》是描写雕刻家高超技艺的文章，请留心写法上的异同”；《湖心亭看雪》导语为：“西湖是有名的风景区，我们学过很多描写它的诗文。想想可以记起哪些？”同学们可以说出几句，像“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等，教师接着说：“我们欣赏的都是西湖春夏的美景，那冬天的西湖什么样哪？一起看看张岱的《湖心亭赏雪》”中的描写；以名人名言、诗文名句导入，《大道之行也》导语为：“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就出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文里，你知道是哪句吗？”学生们已预习课文，大多数可以猜出应为“天下为公”。
《三峡》导语为：“我们先一起背诵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谁能说说“千里江陵”指的什么，“万重山”指的是哪里？”这样引到美不胜收的三峡；以古今对比导入，《捕蛇者说》导语为：“我们的和人民正致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千百年来农民种地缴税制被废止了，而且还给予一定补贴，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作为对比的《捕蛇者说》深刻地揭示了苛刻的赋税给农民带来的深重。
古人说：“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鲁迅也曾说，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写起来就会很快。有的人不重视写作前的准备，对所写的对象只有一点粗浅的认识就急于动笔，在写作过程中“边施工边设计”，弄得次序颠倒，手忙脚乱，或做或掇，时断时续，结果反而进展缓慢。所以，在起草之前要周密思考，慎重落笔。
在动笔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下笔之后，则要坚持不懈地一口气写下去，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拿出初稿。这是许多文章家的写作诀窍。有的人写文章喜欢咬文嚼字，边写边琢磨词句，遇到想不起的字也要停下来查半天字典。这样写法，很容易把思路打断。其实，初稿不妨粗一些，材料或文字方面存在某些缺陷，只要无关大局。暂时不必去改动它，等到全部初稿写成后，再来加工不迟。鲁迅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致叶紫》的信中说：
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的不相信自己——结果一定做不成。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途中，一面炼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我翻译时，倘想不到适当的字，就把这些字空起来，仍旧译下去，这字待稍暇时再想。
否则，能因为一个字，停到大半天。这是鲁迅的经验之谈，对我们写毕业论文也极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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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明1曹永新2
（1.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北京 100044；2.巴斯夫矿产品（山西） 有限公司，山西朔州 036800）
摘要 GJ 5×2 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是国内超细物料加工中最新出现的超细磨/剥片设备，也是目前国内这一领域内最大规格的设备之一。该设备采用了双叶轮搅拌器、方断面双槽槽体和带负荷起动方法等创新技术。设备生产能力大、超细磨效率高、产品粒度细、可连续生产。该设备结构新颖，便于安装、操作和维修。该机已成功应用于某高岭土公司煤系煅烧高岭土剥片中，在～ t/h，的生产能力下，单机产品细度可达-2μm 85%～90%，两台串联可达-2μm 94%。
关键词 GJ 5×2 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超细磨；煤系煅烧高岭土。
作者简介：吴建明（1951—），男，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研究员，从事粉碎工程研究与开发。通讯地址：北京市西直门外文兴街1号，100044。
曹永新（1970—），男，高级工程师，巴斯夫矿产品（山西）有限公司总经理。通讯地址：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036800。
一、概述
近30年来，超细物料加工设备的研究与开发出现了持续而日益快速的发展［1～8］。这是由于：①许多工业矿物和物料粉磨到超细粒度后，会产生更高的表面能，化学反应速度快、吸附量大、填充补强性能好、烧结温度低、且烧结体强度高，且具有独特的分散性、流变性、电性、磁性、光学性能等优良性能，从而满足特殊的应用要求，或产生高性能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因此，各种超细物料广泛应用于现代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等相关领域，如高性能陶瓷、微电子和信息材料、塑料、橡胶和复合材料填料、造纸填料和涂料、高性能颜料和涂料、高性能润滑材料、精细磨料、高级耐火材料、精细化工产品、高档化妆品、纺织助剂、医药和保健品等。超细物料的需求迅速增长，促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②随着矿物加工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细粒选矿方法的进步，已能够实现≤10μm的有效分选。这使以往难于处理的细粒嵌布的有用矿物和尾矿中有用成分的回收进入实际生产阶段，并因矿产资源的日益贫化和短缺，以及有用矿物回收利用深度和广度的日益加强而受到重视。这些新的应用或加工要求都需要采用超细磨，超细磨设备成为这一加工领域的重要而必不可少的装备。
二、国内外搅拌磨机研究与发展状况
（一）国外状况
搅拌磨机最早是由美国联合工艺公司（Union Process Inc.）于1928年发明的，该公司20世纪80年代开发的Attritor 搅拌磨机目前仍是国际知名产品。1939年美国矿山局设计制造了一种浮选前清理矿物表面的设备，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将其改进为USBM立式搅拌磨机，用于高岭土和云母剥片以及氧化铋超细磨。1948年美国杜邦公司（Du Pont）开发出了高速搅拌磨机——砂磨机，主要用于生产油漆工业颜料，使搅拌磨机获得了重大发展。20 世纪50年代日本科波塔磨机（Kopper Tower Mill）公司开发了新型的搅拌磨机——塔磨机，在超细磨和化学处理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20世纪60～70年代，搅拌磨机的排矿装置得到改进，搅拌器转速不断提高。1969～1972年，美国工业矿物工艺设备公司（IMPEX）发明了专利技术——高强度超细搅拌球磨（剥片）工艺，相应研制了FMM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该设备采用方形断面的立式槽体，具有搅拌速度高、超细磨效率高、生产能力大、可连续生产等优点，美国佐治亚州多家高岭土公司使用了这种设备。20 世纪70～80年代，国外出现了采用盘式搅拌器的搅拌磨机，特点是磨腔容积较小，搅拌器为多片圆盘组成，转速较高，圆周速度可达8～10 m/s。介质填充磨腔的60%～80%。由于磨腔容积较小，介质量也少。因此其搅拌器不仅起搅拌作用，还起研磨作用［1］。
目前国际上有三种有代表性的先进搅拌磨机，即盘式搅拌元件的Isa磨机、螺旋型搅拌器的立式磨机（VertiMill）和棒形搅拌元件的Detritor磨机［2］。
澳大利亚Mount Isa Mines铅锌矿和德国Netzsch-Feinmahltechnik公司共同开发的Isa磨机是一种采用卧式盘式搅拌器的高能量密度型搅拌磨机，其圆盘圆周速度高达20～23 m/s，电机功率为～3 MW。其最大规格的型号为M10000，容积为10 m3，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格、功率和能力的搅拌磨机。目前已有25台Isa磨机在澳大利亚、南非、吉尔吉斯斯坦和美国等国投入使用。Isa磨机多用于精矿再磨，使用矿石作介质时可实现自磨。例如在McArthur River 矿山，第一段自磨机排料经振动筛筛出～粒级作为Isa磨机的粉磨介质，将浮选粗精矿从45μm 80%开路磨到7μm 80%。Isa磨机还可以在细磨阶段开路粉磨代替球磨机或塔磨机的闭路粉磨，例如在Kumtor金矿，从135μm 80%开路粉磨到62μm 80%，电耗不到再磨球磨机的一半，还省去了水力旋流器及其给料泵［3］。
立式磨机即日本Kubota塔磨机公司于1950年发明的塔磨机。1979年美国MPSI公司购买了日本的塔磨机专利，称之为立式搅拌磨机，并应用于铅锌矿、金矿等工业部门。立式磨机随企业间的兼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归瑞典Svedala集团所有，90年代末又归芬兰Metso集团所有。该磨机螺旋外缘圆周速度为3 m/s左右，介质为12～30mm的钢球，允许的给料粒度较粗，产品粒度常在10～20μm之间，多用于选矿再磨，目前应用的最大规格设备安装功率为1100 kW。
Detritor磨机也是芬兰Metso集团制造的立式搅拌磨机，搅拌棒端部线速度为11 m/s左右，介质为1～2mm左右的陶瓷微珠或砂子，最佳给料粒度为50μm左右，产品粒度可达10μm以下。目前应用的最大规格设备安装功率为355 kW，澳大利亚Zinifex Century Zinc矿山共使用了21台，其中6台用于再磨，15台用于超细磨。
（二）国内状况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开始引进并研制各种搅拌磨机和剥片机，主要有以下几种。
1.批量式搅拌磨机
在美国联合工艺公司200-SL型搅拌磨机的基础上，国内研制的SJ-90型搅拌磨机和ZJM型搅拌磨机等。该搅拌磨机的主要特点是：槽体为立式圆桶形，固定安装；搅拌器采用圆棒形搅拌件；搅拌速度较低，属于低强度搅拌磨机；槽体、搅拌器等磨损件采用聚氨酯衬；用循环泵使物料外循环以保证粉磨均匀；利用筒体夹层或外部冷却器对物料进行冷却。这一类搅拌磨机超细磨效率较低，规格为中小型，适于小规模批量生产，不适合大规模连续生产，是国内早期广泛制造和使用的超细磨设备。
（MB）系列剥片机和GSDM-400型搅拌磨机
为圆盘式搅拌器的立式湿法连续作业的高强度搅拌磨机。BP（MB）系列剥片机筒体内衬刚玉或聚氨酯弹性体，搅拌器外衬聚氨酯弹性体。早期产品BP80剥片机安装功率为30 kW，筒体容积 m3，整机质量，需8～10台串联连续工作。后放大到MB300型剥片机，筒体容积 m3，安装功率75 kW，整机质量5 t，用于处理煤系高岭土时，4台串联产量可达左右，产品粒度可达-2μm 90%左右。目前最大规格为BP 500型，筒体容积 m3，安装功率132 kW，整机质量 t。
GSDM-400型搅拌磨机结构原理与BP（MB）系列剥片机相似，筒体内衬为航空橡塑或刚玉，搅拌器外衬航空橡塑。工作方式有外循环方式、多台串联连续磨矿方式和批量磨矿方式三种。筒体容积 m3，安装功率30～45 kW。用-325目的朔州煤系高岭土进行超细磨试验时，在30%的最适宜浓度下磨至-2μm 90%，处理能力约为260 kg/h［4］。
3.螺旋搅拌磨机
为螺旋式搅拌器的搅拌磨机，筒体高径比较大，搅拌速度较低，属于低强度搅拌磨机，适用于细磨、再磨或超细磨的较粗阶段，湿式或干式作业。
4.大高径比的大型搅拌磨机
LXJM-3600大型超细搅拌磨机采用棒形搅拌器，容积为 m3，安装功率为250 kW，外形尺寸（长×宽×高）为 m×× m。CYM-5000大型超细搅拌磨机采用多边形筒体、盘式搅拌器，容积为5 m3，安装功率为315 kW，外形尺寸（长×宽×高）为2 m×2 m×11 m。这两种磨机都是近几年问世的，具有较高的搅拌磨强度和生产能力。
三、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的研制与应用
（一）设备的基本结构
研制的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型号为GJ5×2，主要由槽体、电动机、减速器、皮带传动装置、隔离筛、搅拌器和电控柜等部件组成。槽体由底部连通的两个相同尺寸的立方体形槽子组成，容积共10 m3。两槽中一个用作预磨，设有给料口；另一个用作精磨，设有隔离筛和排料口。槽体内装有8～10 t粒度小于5mm的粉磨介质，介质和矿浆体积占磨腔容积的60%左右。每个槽内设有一套搅拌器，槽上方各有一套驱动装置。两槽底部各设有一个卸料口和压缩空气入口。槽顶部设有排气管。制造完成后的设备外观见图1。
图1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研制的第一台GJ5×2 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
工作时，搅拌器高速旋转，对介质和矿浆进行强烈搅拌，使矿物颗粒受到强烈粉磨。被磨矿浆首先从给料口进入预磨槽预磨，然后从底部进入精磨槽精磨，最后经隔离筛从排料口排出。
（二）主要技术性能指标（表1）
表1 GJ5×2 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三）应用效果
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的研究设计工作从1997年开始。1999年7月，第一台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在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制造厂制造完成，并进行了带负荷出厂试验，达到了设计的机械性能。2000年1月，该设备在巴斯夫矿产品（山西）有限公司的前身——山西省朔州市平朔高岭土厂进行了连续72 h的煤系煅烧高岭土剥片单机满负荷试验，达到了预期的技术性能指标，取得了理想效果。自2002年5月起，该设备在巴斯夫矿产品（山西）有限公司正式投入生产。
1.工艺流程和物料
原料为煤系硬质高岭岩，在长期生产中来源于数个产地，性质有所不同，经常将不同产地的原料混合使用。原料经颚式破碎机破碎，然后由雷蒙磨干磨到-45μm，在调浆槽中与水和六偏磷酸钠分散剂配制为浓度45%左右的料浆供给搅拌磨机。
第一台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作为粗磨机使用，而用MB（P） 80型剥片机作为细磨机。以后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逐渐增多，最后增加到6台。这时不仅作为粗磨机使用，也作为细磨机使用，采用非常灵活的连接方式，可以两台串联、三台串联或一台与多台MB（P） 80型剥片机串联。
2.单台应用效果
2002年5月，第一台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投入使用，并进行了考察。考察中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的给料量每30 min测定和调整一次并作记录，其排料粒度每60 min取样一次，4次合为一批测定。考察结果表明，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产品粒度达到-2μm 85%～90%，生产能力达到 t/h左右。在随后的长期生产中，由于原料的不同，物料性质有所波动，生产能力也随之变化，在较难磨物料的情况下，生产能力可保持 t/h左右，达到了设计指标。
3.两台串联的应用效果
由于第一台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的成功应用，巴斯夫矿产品（山西）有限公司又陆续添置了几台该设备，最后达到6台。这时采用非常灵活的连接方式，可以两台串联、三台串联或一台与多台MB（P） 80型剥片机串联。
当两台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串联工作时，随着原料性质的变化，生产能力为～ t/h，最终产品粒度在-2μm 94%左右。这个指标与两个系列的MB（P） 80 剥片机（每个系列由11台串联，10台运转，1台备用）的生产指标相同。由此可见，一台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相当于10台MB（P）-80剥片机。
（四） 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的优越性
1.设备数量少，简化流程
一台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可代替10台MB（P）-80 剥片机，大幅度减少了设备数量，简化了流程。同时减少了操作人员数量，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2.节能
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有明显的节能效果。该设备每台功率仅为150 kW，而MB（P）-80剥片机每台功率为30 kW，10台共300 kW。考虑到两者不同的负荷率，前者比后者节能30%左右。
3.减少占地面积
安装10台MB（P）-80剥片机的场地上可以安装台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按同等生产能力计算，前者占地面积只有后者的40%。
四、结语
通过深入调研和精心的研究设计，成功开发了GJ5×2大型双槽高强度搅拌磨机。该设备采用了双叶轮搅拌器、方断面槽体双槽结构、压缩空气负荷启动方法等创新技术。设备用于巴斯夫矿产品（山西）有限公司煤系煅烧高岭土剥片，在给料粒度为-45μm、生产能力～ t/h的情况下，单台产品粒度可达-2μm 85%～90%，两台串联产品粒度可达-2μm 94%。该设备具有生产能力强、超细磨效率高、产品粒度细、可连续生产、节约能耗等优点。该设备的应用减少了设备数量，简化了流程，减少了操作人员数量，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可减少占地面积和基建投资。该设备整体结构和外形尺寸合理，便于安装、操作、维修。该设备是目前国内最大规格的超细磨设备之一，充分发挥了其大型设备在大规模生产中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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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GJ 5×2 Large Scale and High intensity Stirring Mill with Double cells
Wu Jianming，Cao Yongxin
（Beijing Gene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ng and Metallurgy，PC：100044，Beijing，China）
Abstract：GJ5×2 large-scale and high intensity double cells stirring mill is a newest and largest kind of superfine grinding/delaminating equipment in stirring mill is equipped with inaugurated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stirrer with double impellers，the bin with double cells in square section and the method of loaded starting by high-pressure stirring mill characterizes with larger throughput，higher efficiency in superfine grinding，finer product size and continuate production，the human-friendly structure and dimension convenient for installation，operation and stirring mills had been used successfully for delamination of coal-series calcined kaoline in bast Minerals Products（Shanxi）Limited Company with the results of-2μm 85% -90% of product size in single mill and-2μm 94%in serial two mills with the throughput of t/h.
Key words：GJ5×2 large-scale and high intensity double cells stirring mill，superfine grinding/delaminating，coal-series calcined kaoline.
从本章以上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中国非金属矿业从科技、装备、产品（品种和质量）、管理、资源利用、节能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尽管在不断进步，但与国外先进水平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在非金属矿采矿方面，除去较正规的大型非金属矿山以外，中小矿山一般工艺技术落后，设备陈旧，采矿回收率低；还存在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当前我国不少非金属矿采矿技术的水平还基本上停止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水平。为数众多的小型非金属矿山，存在着乱采乱挖、采富弃贫，严重浪费宝贵矿山资源的问题。
在非金属矿矿物加工方面，我国非金属矿业的广大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多年来开展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涌现了一批新技术、新设备和新产品。目前，国外拥有的非金属矿加工设备和产品，在我国，有的已经引进投入生产使用；有些自主开发成功并实现了产业化。这些新技术、新设备和新产品有的已经接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少数项目和成果甚至居于国际先进和领先水平。
然而，从总体上与国外非金属矿矿物加工的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还有着明显的差距。
在选矿技术和生产方面，我国缺乏针对性强、使用可靠的适用设备，在自动控制上还处于初级水平。
在超细粉碎精细分级、提纯、改性和复合化方面，我国还存在着设备规格偏小，稳定性、可靠性较差，自动控制水平低；表面改性剂品种少、质量较差，以及加工产品质量不够稳定；特种要求的产品（如珠光、着色云母，高长径比硅灰石，高纯石英砂，炼油催化剂高岭土等）的加工技术尚未过关等差距。
在加工能耗、材耗方面，我国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最高可达10倍之多。
在产品的加工程度上，我国各矿种的加工产品只占总产量的20%～30%，国外达到了80%。
在非金属矿加工水平上，我国的 高岭土、石英、膨润土、重晶石、碳酸钙等加工产品品种只有国外先进国家的1/10。高档涂料级（包括高档造纸涂料级）高岭土，高档石墨、重晶石精加工产品，高纯石英砂，炼油催化剂高岭土等产品，我国还需要大量进口，其进口价格达到各相关矿种产品我国平均出口价格的几倍、十几倍，乃至100多倍。
在环境保护方面，国外先进国家的非金属矿业，有严格的法规，完善的监督执行体制，良好的环保意识，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我国非金属矿业在这方面虽有一般性的要求，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开发工作，但推广实施的极少。
综上所述，尽管在不少非金属矿种的资源拥有量和生产出口上，我国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在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品种、产品能耗材耗、资源综合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等方面，我国却是个弱国，还落后于国外先进国家，有待于进一步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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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宏勋.粉体物料的分级原理及其技术装备.见：中国粉体工业通鉴.第二卷（2006年版） .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这个是由中国诗人编辑部主办的，无省市信息。
11月8日，纪念《中国诗人》创办30周年暨诗歌大奖赛颁奖典礼在大东文化馆举行。典礼上，《中国诗人》执行总编罗继仁回顾了30年创办历程，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辽宁省新诗学会会长李松涛宣读了中国诗歌学会的贺涵，辽沈朗诵名家李峻岭、杜桥等人现场朗诵了获奖诗人的作品。沈阳拥有一本全国发行的诗歌杂志“《中国诗人》是沈阳的骄傲，沈阳拥有一本全国发行的诗歌杂志。”李松涛说。全国的100多位诗人参加了此次活动，面对他们，罗继仁非常激动，他说：“《中国诗人》由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主管，1988年8月在上海创办，主要发表原创诗歌作品和理论文章。创刊时，诗坛泰斗艾青先生为这本杂志题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融合，兼容并蓄，开创一代诗风’。后因经济等问题休刊。1999年8月，《中国诗人》由沈阳的诗人们接办，经过筹备，于同年11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复刊号。由于它设计新颕，内容厚重，又具有前卫和先锋性，兼顾老中青三代诗人的写作特点，受到广大读者与作者的欢迎与喜爱，现在已经成为当下诗坛的一大亮色。”没有好诗宁缺毋滥此次《中国诗人》创刊30周年诗歌大奖赛自征稿起，收到3042位国内诗人共8732首(章)作品。最后，大赛共评选出二等奖4名(一等奖空缺)、三等奖7名和优秀奖20名。“当下诗坛还是非常活跃的，创作诗歌的人很多，但好诗却凤毛麟角。我们这次大赛评选非常严格，根据来稿的水准和文学性，最终评委们决定不颁发一等奖。没有好诗宁缺毋滥！”罗继仁说。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琦说：“这次大赛坚持不跟风、不媚俗，尊重诗人的创作风格，以‘诗真、诗美’作为诗的价值取向，挖掘了一批好诗。”82岁总编寄语青年诗人“我今年82岁了，是全国年龄最大的诗歌刊物总编。”罗继仁说。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青年诗人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主力，很多80后、90后诗人开始发表他们的作品。罗继仁说：“当下中国诗歌水准不一、派别较多，很多人都觉得写诗容易，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分分行、发到朋友圈就是诗。其实，那充其量称为‘口水诗’，我建议青年诗人要把精力花费在创造性的活动上，把情感的抒发用最精准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且一定要走到百姓中去。”
《中国诗人》于1988年8月在上海创刊，由著名诗人黎焕颐先生任主编，以艾青、洛夫、昌耀、公刘、邵燕祥等多位诗坛老将组成编委会，使这本年轻的期刊，创刊伊始便响誉海内外诗坛。上海百家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等多家出版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1999年11月移至辽宁沈阳编辑，先后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吉林摄影出版社、沈阳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远方出版社继续出版发行。如今，《中国诗人》已是一部大型的诗歌丛刊，壮大了海内外诗人创作阵容，发表了各种风格流派的诗歌作品，成为当下诗坛不可或缺的诗歌文本。每期以新诗为主、兼容诗歌评论、诗人随笔、诗学争鸣等各类作品。《中国诗人》不跟风潮、不媚时流，尊重诗人的创作风格，提倡文本写作，以诗真诗美作为诗的价值取向，弘扬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中国诗人》在栏目设置上广纳读者的多种需求，每期开设“开卷诗人”“诗方阵”《大视野》“诗对话”“散文诗档案”“诗高地”“诗论坛”，以及为读者和诗人青睐的“诗人雕塑”等多种栏目。《中国诗人》所刊发的作品被全国多家选刊、选本选用，每期均被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吴起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他在军事方面的成就与“兵圣”孙武齐名，后世将二人合称为“孙吴”。除了在军事上有卓越表现外，吴起在内政治理方面也作出过重大贡献，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他在楚国推行的“吴起变法”。短短几年时间，他就让楚国脱胎换骨，取代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中的第一强国。
作为文武双全的杰出人才，吴起完全担得起“举世无双”这四个字。然而，吴起在事业方面却只能用多灾多难来形容。他一生历仕鲁国、魏国、楚国，虽然期间都有出色表现，但结局却总是充满悲剧。
吴起早年跟随曾申（曾子之子）学习儒术。曾申原本对这个聪明好学的弟子充满期待，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吴起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竟然选择不回家奔丧守孝。这让曾申感到极为失望，因为按照儒家的理念，百善孝为先。吴起连孝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学习儒术。于是曾申决定与吴起断绝师生关系。
吴起被赶出师门后，开始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兵法上，并很快在这方面大彻大悟。
吴起在仕途上的第一份职业是在鲁国效力。公元前412年，齐国出兵攻打鲁国。鲁国国君鲁穆公早就听人说吴起深谙兵法，因此想起用他担任主将。不过有人对鲁穆公说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万一将兵权交到吴起手中，他要是联合敌兵，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时的吴起急于想扬名立万，当他听说鲁穆公因上述缘故不敢任命他担任主将后，竟直接将妻子杀死以表明自己对齐人绝无半点袒护。于是鲁穆公任命吴起为将，出征迎敌。吴起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打败了齐军。
然而，初战告捷并没有给吴起带来他渴望得到的荣誉。无论是鲁穆公还是鲁国其他大臣都对吴起杀妻求将之事感到难以释怀。吴起也感受到了周围人的白眼，因此他觉得继续在鲁国待下去也没什么前途了，于是便带着打败齐军的履历投奔魏国。
吴起在魏国很快得到了重用，魏国国君任命他担任西征大军的主帅攻打秦国。在吴起的带领下，魏军大获全胜，占领了秦国河西地区。之后吴起被任命为西河郡守，镇守河西地区。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中，吴起屡败秦军，以至于秦人一听到吴起的大名就不敢带兵来犯。
吴起为魏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国君魏武侯在任命国相的时候，却选择了功劳不及吴起的公叔痤。吴起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公叔痤也担心吴起能力太强会危及到自己的相位，于是便用阴谋离间魏武侯和吴起的关系。结果魏武侯和吴起互起疑心，吴起怕魏武侯迟早会对自己下手，因此被迫逃出魏国投奔楚国。
吴起投奔楚国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一代“战神”了，所以他很快就得到了楚悼王的破格重用，不到一年时间就被提拔为令尹（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最高官衔），成为楚国第一权臣。
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在楚国实施了著名的“吴起变法”。短短几年时间，楚国面貌就焕然一新，国力强大。各国都畏惧楚国的实力，不敢与之争锋。然而在推动变法的过程中，吴起采用了雷霆手段，因此得罪了大多数楚国权贵集团的利益，这也为后来吴起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大批楚国贵族趁机发动兵变射杀了吴起，一位举世无双的大才最终以这种方式落幕，结局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吴起的一生充满了各种辉煌，但也伴随着许多挫折。以吴起的才干和贡献而言，他在事业上经历的各种碰壁显然不能用简单一句时运不济来概括。事实上，从上文中对吴起的介绍可以看出，他虽然精于文韬武略，但也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以及与人难以相处等性格缺陷。这就导致吴起虽功勋卓著，可却总是不招人待见，以至于好事总与他檫肩而过，坏事却接踵而来。
吴起的教训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有非常值得借鉴的地方。才能固然是一个人混迹社会与职场的重要能力，但如果不具备相应的德行，那么他在社会上也必然会遭遇各种碰壁。与其指责社会不公，不如审视自身问题并加以改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从过去到将来，这条选拔人才的标准都不可能会发生什么改变。
参考文献：《史记》、《资治通鉴》
可以写《地区稻谷产业链发展研究》，我就是这个题目，当时也是痛苦啊，还是莫文 网帮忙做的，很专业思路是：在三江平原稻谷产业链的竞争力分析中,利用SWOT框架对黑龙江省建三江地区自然地理、经济基础、要素禀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五,按照前述研究工作的结论,依照循环经济的原则,本文认为黑龙江省建三江地区稻谷产业链的定位应该是打造成具有区域主导能力、具备全国影响力的粳稻种植、加工、贸易、研发“四个中心”。参考下吧
吴起（约公元前440—前381）卫国左氏（今定陶西部）人，战国前期著名军事家、改革家。吴起年轻时胸怀大志，曾离卫国去鲁，拜师曾门，勤于学业，小有名气。娶齐国大夫田居的女儿不妻，因母丧未归，被视为不孝，为曾申（曾参次子）所逐。吴起遂弃文就武，发奋研读兵书，后经鲁相国公休举荐，被鲁元公拜为大夫。公元前 412 年 ( 周威烈王十四年 )，齐国攻鲁，选吴起为将,命他统帅全军，抵御齐师。吴起治军有方，且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与士卒同甘共苦，故军士均能效死从命，终于打败强大的齐国。吴起打败齐国以后，由于齐国加强了离间活动，加之鲁元公原来对吴起就有疑心，不久便被解除了兵权。吴起久闻魏文侯有贤名，能知人善任，即离鲁去魏。被文侯拜为将军，以抗拒秦国和韩国。公元前 409、408 年 ( 周威烈王十七、十八年 )，两度率师伐秦，大败秦军，夺回被秦国占领的西河地区，吴起被任为西河守。据史载，这一时期他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并“辟土四面，拓地千里 ”。魏文侯死后，武侯继立 ，吴起屡遭谗害，遂奔楚。初为宛守，不久被楚悼王任为令尹，于是锐意变法，提出“明法审令”，“要在强兵 ”，“废公族疏远者”，强迫旧贵族到边远地区开荒。“捐不急之官”裁汰冗员，整顿统治机构。他的变法促进了楚国的富强 ,曾北胜魏国，南败扬越，西南拓展到苍梧 ( 令广西西北角 ) 。他的改革措施引起贵族的仇视，公元前 381 年楚悼王死 ,贵族守旧派乘机作乱，用乱箭射死吴起，变法终告失败。《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48篇己佚，今本《吴子》仅有《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对此，有人认为是吴起所著，也有人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 参考文献：《古代军事人物》
如果是对诗词的名词解释，只能是注释如果你引用了另外作者对诗词的解释或者心得体会，算是参考文献。但要有文献的名称，出版社或者卷、期等信息。
艾青著作还有论文集《诗论》、《论诗》、《新诗论》、《新文艺论集》、《艾青谈诗》、《艾青论创作》。艾青的完整诗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质观的延伸和深化，同时又内在的呼应了西方完整观。艾青将诗形和诗质富有辩证色彩的融合在一起，诗质和诗形互为表里，互为依存，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