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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思考论文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一
对于明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最初笔者是从海外政策角度开始探索的。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政策是浮在表层的，在政策演变的背后，影响政治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不是政策变化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变动，或者说是时代的演变。如果仅在政治史的范畴里，停留在政策层面，就难以理清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动。因此，社会变动的原因需要深入到极为复杂多变的社会内部去探求。
在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朝时期。单就研究明代白银本身，已经构成了货币史的重大意义。然而，其意义却又绝不仅此而已。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中译本出版后，白银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时书评如潮。但是，这部书的出版并没有弥补以往白银研究的不足之处，相反倒是使研究的实证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晚明社会出现的令人瞩目的变化，主要是从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角度加以论证和解释。对于以往形成的“规范”认识，近年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层反思和质疑，这说明研究正在走向深化，研究范式的转换势在必行。但是，迄今学术界没有对货币经济在晚明迅速发展的现实给予足够的注意，很少留意白银在明代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以及白银货币化过程的重大影响。事实上，货币经济发展与商品经济发展紧密相联系，却又有着相对独立性。货币变动不一定是商品经济变化的直接和必然的结果，这一点已为货币学家所证实。笔者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考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并试图以此作为一个全新视角对晚明社会变迁进行探索。
二
白银在明代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初，白银不是合法货币，明朝禁用金银交易。翻开《大明会典》，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却没有“银法”。但是，明后期白银普遍通行于全社会，白银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迄今为止，对白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外学术界均以《明史》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根据，认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是有问题的。经过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契约427件中使用通货情况进行分析，明代白银不寻常的货币化过程就彰显了出来。
明代白银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到成化、弘治（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后，才为官方所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明朝成、弘年间以后，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到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随着白银货币化步伐的加快，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货币的流通，就不可能有活跃的市场，贵金属货币流通、循环，注入人们全部社会经济生活，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都是从这里开始，或者说可以在这里得到根据。由此，带来一系列制度变迁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整体的变迁。到嘉靖年间（16世纪40年代），这一货币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隆庆元年 1567 ，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这条法令，是明朝在白银货币化客观现实下，明确“银钱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就在于，这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为合法货币，而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因此，也可视作明朝建立银本位货币体系的证明。
三
由于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促使社会各阶层上上下下产生了对白银的需求。这一巨大的日益增长的白银需求，使当时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的矛盾凸显了出来，求远大于供，白银价值增大，向海外的寻求成为必然。旧的对外贸易模式朝贡贸易不能满足需要，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明朝海外政策发生转变。市场极大地发展，在基本覆盖了全国以后，迅速向海外扩展。
中国海外贸易的开展，直接刺激了日本银矿的发现和开发。与此同时，西方葡萄牙人东来，恰于16世纪40年代到达日本，他们立即发现中日间丝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于是积极参与其间，开展了活跃的中介贸易，并将贸易范围扩大到欧洲。西班牙扩张到亚洲以后，也几乎立即发现了需要白银换取中国商品的事实，紧接着就出现了美洲银矿的疯狂开采和运输。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不能以时间的偶合来说明，而只能以中国需求推动了世界矿产的开发来解释。因此，日本银矿产量的突然急剧增长，应该说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中国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促发的。而谈到美洲白银，我们以往大多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西方开始探寻新航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黄金的需求，而不是白银。美洲白银在16世纪后半期被大量开采出来，与对中国贸易需求有着紧密联系。可以说，正是中国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丹尼斯·弗莱恩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兹提出世界贸易在1571年诞生的.观点。我们认为，如以上述活跃的白银贸易为起点，那么时间应该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也就是中国对于白银产生大量需求，并且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代更为贴切。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世界市场雏形开始出现；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在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历史的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已经显示了出来。
四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发展最为复杂、变动也最大的时期，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白银由民间社会自发崛起。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这一白银货币化进程，形成了强劲的发展趋势，不仅完成了货币体系的转变，而且渗透到全社会，引发了社会巨变。以贵金属白银为标志，明代中国与两个重要历史转折开端相联系，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
简言之，在多层面的深刻变迁上体现了出来：
（1）货币层面，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转变；
（2）赋役层面，从实物和力役向货币税的转变；
（3）经济结构层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4）社会关系层面，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关系转变；
（5）价值观念层面，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
（6）社会结构层面，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鉴于此，我认为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这是我们研究晚明社会的一把钥匙，证明了晚明社会变迁带有根本性社会转型的性质。
另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白银货币化是转型变革中的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整体世界相联系的产物，也即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产物。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而不是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中国才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当世界逐渐形成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之时，明代中国曾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整体世界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此而言，明代白银货币化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整体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它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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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朝建筑的风格特点比较严谨、工丽、清秀、典雅，具有江南艺术的风范。大多数的民式建筑都是使用青灰色的砖墙瓦顶，梁枋门窗大多数都是使用本色木面，显得十分雅致。2、在明朝，官式建筑的高度都是标准化、定型化的，而经常可以得到日照的房屋主体部分，一般情况下都是使用暖色，其中使用最多的就是朱红色。格下阴影部分大多数都是使用绿蓝相配的冷色。这种搭配不仅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悦目的对比。3、清朝建筑的风格是雍容大度、严谨典丽、机理清晰，而且又富于人情趣味。清朝建筑的特点是，城市比较方整，但是城内封闭的里坊和市场变为开敞的街巷，商店临街，街市面貌生动活泼。4、在清朝，城市中或者是近郊一般都有风景胜地，公共游览活动场所也有所增多。重要的房屋建筑完全定型化、规格化，但是群体序列形式很多，手法很丰富。另外私家和皇家园林大量出现，造园艺术空前繁荣，造园手法最后成熟。民间建筑、少数民族地区建筑的质量和艺术水平普遍提高，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多种风格。5、清朝建筑突出了梁、柱、檩的直接结合，减少了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从而简化房屋结构，节省了大量木材，达到了以更少的材料取得更大建筑空间的效果。另外在清朝建筑中还大量使用砖石，促进了砖石结构的发展。6、由于斗拱比例缩小，所以清朝建筑的官式建筑的出檐也相对减少了，柱比例细长，生起、侧脚、卷杀不再采用，梁坊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消失，所以呈现出拘束但是稳重严谨的风格，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7、官式建筑目前已经完全定型化、标准化，需要根据清朝政府颁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来执行，而民间则需要根据《营造正式》、《园治》来执行。另外由于制砖技术的提高，所以使用砖来建造房屋的家庭突然增多，而且城墙大多数都是以砖包砌。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军事学课题。是我国第一本论述古代军事制度史专著。介绍了上起先秦下至清末中国军事制度历史, 诸如各代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体制、军队组织编制、装备、训练、军事法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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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防御倭寇袭扰,明政府在山东沿海设立众多卫所。明代中期以后卫所的军事职能不断削弱,卫所的“民化”色彩越来越浓。清代初期,清政府沿袭了明代卫所管理体系,同时对卫所进行一系列的调整。本文以威海卫为例,研究清代山东沿海卫所的变革。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清政府对卫所体系的重建与调整。清政府对卫所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建和调整,主要有卫所官员由流官取代世袭卫所官,卫军改为屯丁,不再世袭。同时清廷又不断裁并卫所,并在雍正时期达到裁并高潮。 第二章：山东沿海卫所概况。因倭寇袭扰,明初在山东沿海地区设立众多卫所,本部分主要论述明代山东沿海卫所的基本情况,清初如何重建山东沿海卫所体系以及清朝对山东沿海卫所调整概况。 第三章：“民化”中的威海卫。“民化”是指原本为军事单位的卫所逐步丧失其军事性质,并在更多的方面表现出与州县相同的性质。本章主要从威海卫军事职能的变化、赋役制度的变革与卫官职能的变化及卫所绅衿的崛起等四个方面探讨威海卫的“民化”过程。 第四章：卫所发展的困境与改制。本部分主要论述威海卫等卫所在改制前面临的种种困境和山东沿海卫所改制的曲折过程,并分析各种势力在卫所改制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本文认为：清代裁并卫所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卫所丧失了旧有的军事职能,另一方面卫所体制管理效能低下,这决定了清政府必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对卫所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随着卫所“民化”色彩的增强,卫所与州县的差别逐渐缩小,这无疑为卫所归并州县提供了可能。然而,卫所的裁改之路十分曲折。由于山东沿海卫所的特殊性及所人的反对,政府不敢轻易裁并卫所,直到雍正末年,总督王士俊才用强力将山东沿海卫所裁并。
从幼童启蒙课本到宣教工具——1823至1880年间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史学集刊》2009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0年第3期转载。）《上海土音字写法》与高第丕的方言拼音体系，《语文建设通讯》（香港），2009年总第93期。第一本宁波方言英汉词汇集——《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或问》（日本），2008年总第15期。移民、土地与绥远地区天主教的传播，《上海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段振举地亩案与天主教在内蒙古传教方式的改变，《九州学林》（香港）2004年春季卷。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与军管型政区，《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明清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期。别具特色的地理单元的体现——明清卫所方志，《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2期。陕西行都司沿革考实，《学术月刊》2003年增刊。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1期。万全都司建置沿革考实，收入《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齐鲁书社，2001年10月。大宁都司建置沿革考实，《历史地理》2000年16辑。山西行都司移民，《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3期。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1期。上海历史地图集（参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有两篇，都是我们选修课的论文，我留着的。你看哪篇合适就用吧。【一】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的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青花瓷的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青花瓷的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现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从总体上看，釉质白里泛青，青料发色青翠，造型美观大方，装饰有古朴典雅的艺术效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如何继承创新是个争论的话题。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笔者认为这两者关系可以理解为形似和神似的关系。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就像把熊猫放到保护区精心喂养以供参观是一样的，物种的苟延残喘而已，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在青花瓷的传承创新中，只有量变式的模仿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存古人的文明，实属拿来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并不能为此全盘否定之，其存在是传统文化继承的最原始最基础的方式。质变式的创新升华，是传统文化的实质性的传承，是根植于文化土壤的民族文化史的进步，在该项实践中，可以挖掘现代人的文化潜质，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留下至深的脚印。所以，青花瓷艺术的真正生命力不可能在于天价的收藏更不在于时尚的简单模仿，这些浮浅而泛滥模仿的“青花热”只能是给古雅的青花瓷艺术本身蒙上污点。青花瓷的文化的传承发展要依靠质变式的创新，用现代科学的设计思维去传达凝练的文化神韵。【二】青花瓷，作为中国瓷中魁冠，其瓷胎骨细腻晶莹柔润，花色清新明丽幽静雅致，釉色光亮洁净白中泛青，气质典雅清新，极具中国传统墨画之神韵。其对于中国文化的阐述，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是艺术殿堂的瑰宝，是文人艺术家手中的爱物，是收藏家的猎物，是博物馆的珍品，是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标签。从荧屏热播赵雅芝主演的《青花》到风靡大江南北的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从奥运会水上项目的“青花瓷”系列颁奖礼服到北京地铁10号线北土城站的“青花瓷”立柱，“青花瓷”已更多地成为彰显中国文化的载体，担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青花瓷如飓风卷入寻常人的听觉视觉甚至触觉，掀起一股“青花热”潮流。随着大量“中国元素”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亮相，以“青花瓷”这一闻名世界、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正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足以窥见我们的方式深值疑问。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如今在全国掀起的“青花热”，也反映了我们希望青花瓷作为民族骄傲的意愿，以青花瓷独特的艺术手法影响世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敬仰，并能在现代工艺、现代文明的环境下传播并创造一定的经济文化效益。
元、明、清青花瓷器的区别比较 元 造型：器物造型的线条古朴、自然、构图圆弧中带柔，大件器物为主。 胎质：胎较粗松，带生烧味，含沙粒直至明代早期，胎体厚重，在圈足上能见枇杷红(即窑红) 底釉：影青(透明度较好)卵白或曰枢府(较浑浊)。 纹饰：运笔粗矿，自然潇洒。以大笔写意的花卉、人物为主，生活气息较浓。 青料：国产土青，进口青料 烧制工艺：砂底几乎都有窑红、铁锈斑块、粘砂。琢器多有接口，二节或多节。 款识：至今未见 明 造型：浑朴、敦厚。线条圆浑柔和，构图以弧线为主，大件器物早期不多，晚期增多。 胎质：胎骨较细腻(较之元代)，胎色白度好些，密度也较紧，但瓷化程度并不高，较之元代器体要薄而灵巧，部分好的官窑器上能见枇杷红。 底釉：早期：白中泛青(或为枢府釉)，釉质肥厚滋润，给人以含蓄的感觉，甚至是玉的感觉，有古典美感。后期：白度相对增强，釉质较肥厚，光泽不太强，釉色给人以深沉含蓄的感觉。 纹饰：用笔豪放，生动。题材广泛，取于自然，多写意，少写生。有人为意识，但仍以自然为主。 青料：国产青料：浙江土青、平等青(陂塘青)、回青(佛头青)、石子青、进口苏麻离青。 烧制工艺：常见窑红。釉底有缩釉、窑缝。罐类多见接口，器足根尖如鲫鱼背。多为釉底，少见砂底。底少有粘砂、跳刀痕。初有圈，砂底细腻光滑。 款识：始于永乐。宣德款式最多，有青花书款，阴、阳刻款等，楷、篆均有。 清 造型：轻巧、灵秀。线条挺直生硬，构图以直线为主，大件较多。 胎质：胎质较坚硬、致密，瓷化程度好(所谓中国真正的瓷器)，胎质细腻，胎色较白，器体较薄，很少见有枇杷红的。 底釉：底釉发白略泛青，给人以光亮的感觉(康熙、乾隆最白，所谓浆糊白)。釉质细而薄，玻璃化程度好，色泽耀眼，有点刺眼，不够含蓄。 纹饰：用笔纤细，严谨。构图较图案化，甚至是拘谨刻板，较多人为意识。题材多仿古，以吉祥类图案为主。 青料：国产青料：石子青、明珠料、洋蓝。 烧制工艺：少见窑红，缩釉。琢器基本不见接口，器足根圆浑如灯草根。不见涩圈，多为釉底。少见跳刀，粘砂痕。 款识：历朝均有，款式多样，有青花书款，阴、阳刻款，楷、篆均有。
青花瓷歌词赏析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 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 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 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 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 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於碗底 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著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 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第一段其实已经清晰地说明了歌词所描述的对象，“我”一边为素胚上色，一边思念一个曾经邂逅的如青花瓷一般秀丽的江南女子。冉冉檀香中，心中微酸，再也画 不下去，纵是丹青圣手，瓶上的牡丹终究是不如伊人含苞待放的笑容，不知玉人生在何方，不免心自忧伤。从文笔和选用的意象来看，开首直叙，并不词藻华丽，但 是已然奠定全篇清韵雅致的基调。值得一提的是“去到”是典型的台湾的说法，改成“去了”更符合内地的语言习惯。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全文的点睛之语，优雅而深情。有人误认为“天正在等烟雨”等说法，是因为对青花瓷还缺少一定的了解。“天青过雨”是 青花瓷上品中的上品，存世极少，也是最美丽的颜色。这种釉色必须在烟雨天才能烧出来，（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其实主要是湿度）所以说，烟雨天时出现天青色 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天青色等烟雨”不但诗话了语言，而且串联“而我在等你”彰显出伊人于“我”而言多么的可贵。再加上动人优美的旋律，令人如闻天籁。 “炊烟袅袅升起 隔江千万里”画面感极强，一石三鸟，既描述江南美景，也是青花瓷上的常见景色，更以景衬情，唯美的场景给思绪抹上了淡淡的伤感。“在瓶底 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 为遇见你伏笔”依然秉承一边勾勒青花一边展开思绪，而伏笔一词其实对以后的结局作了暗示。“我”是否与曾经邂逅的女子缘悋 一面呢。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 你眼带笑意” 同样的旋律再次吟咏，一个“晕”堪称绝妙，什么是晕？我举个例子，当你把一滴墨汁滴入一碗清水，看他缓缓扩散，这就是晕。人说：“佳句本天成，妙 手偶得之。”在朦胧的月光下，结局竟真的被打开了？朝思暮想的伊人看到了么？“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 你眼带笑意”本句是一个标准的倒装，是的，看到 了，如真似幻，似乎一切都融入了江南的美景里，似乎是个喜剧结局。然而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我”久念成痴，眼前出现了幻觉，朦胧月光消逝，不过更相思。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於碗底 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著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 犹如绣花针落地 帘外芭蕉惹骤雨 门环惹铜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画里 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倒叙手法，交待和伊人匆匆相见，匆匆话别的来龙去脉，依然是一边勾勒一边追忆。不得不说方文山有着天生的对文字的敏感，连续三个惹字用得极妙，虽 然“帘外芭蕉惹骤雨”活剥自前人诗句。顺便说说，这种方式也叫做“无理而妙”，最早来自元曲，显然骤雨不是芭蕉惹来的，这样说没有道理，但是味道就出来 了。 反复吟咏最动人的两段旋律，并重复歌词，直道柔濡的江南烟雨把所有的听众都全部融化……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 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 宣纸上 走笔至此搁一半 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 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 你的美一缕飘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 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 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 你眼带笑意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 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 犹如绣花针落地
有人问你鸡怎么杀？ 你说先抓鸡，抓其翅 ，拔其颈毛，其下放一空碗，用 刀割起拔毛处 ，尽其血入碗 。 又有人问你你怎么当上公务员？你答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上好的大学，学政治系，了解学习相关知识，学成，报考公务员 还有人问你？康熙怎么当上皇位的？你查阅质料得 ，你说你看了电视剧《康熙王朝》着就是答案 。 请问你 淝水之战 北方何以战败？你看了这个成语典故说如何如何？ 就这么简单 。你若解答了上面的问题。你就知道历史论文怎么写。就是论文有个题目，你去解答它，把你怎么想的思路怎么变化而得到答案的思考过程 写上就行。当然 你完全可以查阅摘抄有关资料。
推荐你看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本书侧重于文明史的视角，以活泼生动的形式叙述了世界古代诸文明及欧洲中世文明的兴衰历程，并揭示其主要特征。作者在充分占有原始文献并吸收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执教和研究心得，对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进行了系统而简明的阐述。是一般读者了解和研究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入门读物。
“文明”一词，早在17、18世纪被欧洲启蒙学者提出来以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世纪美国学者摩尔根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时代。1911年，西国埃及学家F·皮特里发表了《文明的革命》，反映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重视。20世纪前半叶，德国的斯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关于文化形态的文明论，尽管有其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却足以引起人们对文明研究的兴趣。特别是古埃及文明作为最古老而又最悠久的文明之一，更具有典型意义。总结一下20世纪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主要成就，尤其是其发展趋势，将促进我们21世纪的古埃及文明及其他古代文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20世纪上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开展古埃及文明是世界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一些早期的世界通史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但在那时谈不上严格的专门研究。20世纪前半叶，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不仅开始作为专门的领域展开，而且被纳入“近东”古文明的范围内。把“近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揭示了埃及在“近东”历史上的地位。1.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20世纪前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重要著作有两部。第一部是G·E·史密斯的《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初版于1911年。史密斯原本是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把人类学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发表了多部有关木乃伊和埃及文明史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其主要论点有二：一是文明起源于埃及；一是埃及文明的向外传播。在该书中，作者强调：“不再有任何疑问，文明的本质因素的确起源于埃及。”“事实上，埃及是文明的创造者。”“依据她对世界文明的实际贡献，埃及在人类学的殿堂中应该占有特别卓越的地位。”史密斯除了充分肯定文明起源于埃及以及埃及文明的重要地位外，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理论或假说。传播论或扩散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欧洲人类学家中相当流行。他们认为全世界的文化都是由一个中心或几个中心向外扩散的，但却完全忽略了文化扩散的其他因素。史密斯作为传播论的一个代表，一再强调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埃及传播或扩散的结果，至少是受到埃及文明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人类学者，史密斯强调“种族的扩散源于东非”。不论阿拉伯人,南波斯人,或其他任何民族,他们的身体特征都非常类似于原始埃及人。[1]史密斯一再强调，西欧的“新石器文化……直接或间接起源于埃及，这一时期的石头制品模仿于埃及第6王朝以前的纪念物。”[2]在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时，他认为，苏美尔人的灌溉农业是从埃及学来的。[3]涉及到人类的风俗习惯和艺术时，作者指出：“埃及作为文明的发明者，在形成信仰，风俗习惯和丧葬艺术中占据了支配地位。”[4]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原因和传播的方式，史密斯认为，“对矿物诸如铜的搜寻变成了文明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铜的经济价值的承认驱使埃及人到国外去找寻珍贵的矿物，进而变成了一种对矿藏的开发过程，于是埃及文明便被传播到了整个世界。”[5]此外，他还谈到了海员和移民活动在传播中的作用。按照史密斯的传播理论，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幅早期埃及文化传播的路线图，其中包括12条路线：以埃及为出发点，直接到克里特、叙利亚、南阿拉伯、苏美尔，印度等；以埃兰和土耳其为出发点的传播路线甚至远达中国。[6]作为20世纪初的传播学派中泛埃及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史密斯在“近东”文明之间、“近东”与欧洲文明之间的文明传播和影响的研究上，做出了贡献。30年代以后，该学派的影响逐渐衰微。原因就在于传播学派的泛埃及主义的偏激和武断，在专业史学家和埃及学家中少有市场，并遭到了他们的严厉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具有过分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概念”，并用“人类文明多中心成长论”取代它。[7]20世纪上半叶，关于古埃及文明研究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A·摩赖的《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该书的法文原版出版于1926年，随后有英文、中文译本问世，并成为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论述古埃及文明的，所以作者在论述埃及社会生活与政治制度时，“均以宗教为枢纽。”[8]关于埃及王权，摩赖强调其神圣性。他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埃及的王衔、国王的登基仪式和赛德节。但是他所使用的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些术语，特别是某些专业术语的“现代化”倾向，需要谨慎对待。例如，他认为，至第6王朝末期，专制主义演变为欧洲的封建制度；[9]中王国第12王朝至新王国第20王朝成为“国家社会主义”；[10]埃赫那吞改革之际，法老欲推行“帝国主义”等等。[11]尽管如此，《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一书以宗教与民俗为纲联系政治、艺术、文学，深刻阐述了古埃及文明之演进，给我们提供了一般历史著作少有的，丰富而有趣的内容。2.古代“近东”文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除了古埃及文明本身的专门研究外，作为“近东”文明一部分的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也开展起来。涉及“近东”文明研究的古埃及文明著作，至少可以举出3部重要著作。首先是法国学者A·摩赖与G·戴维合著的《从氏族到帝国：古代东方的上古期间社会组织》。该书出版于1923年，1926年被译成英文，1936年被译成中文，名为《近东古代史》。《从氏族到帝国》是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又一部力作，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作者指出，文明的发源地在东南地中海地区，即从尼罗河到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4000年或更早些时间，在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没有人类的足迹存在，而此时，埃及人的历史已经开始。[12]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埃及文明的早熟性。其次，谈到埃及文明之形成，作者认为，青铜时代之工业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一个标志，而把语音符号与表意符号结合起来的文字的产生则是文明形成的另一个标志。[13]第三，关于国家之形成的问题，作者谈到埃及神王朝、荷鲁斯的追随者和美尼斯之统一。作者提供了一个埃及国家统一的模式：诺姆——两个王国——统一王国。[14]第四，关于埃及民族的来源，作者驳斥了前王朝时代亚洲民族入侵说，认为埃及人应属于地中海人种。[15]第五，作者认为，埃赫那吞在宗教政策上推行一神教就是帝国主义。[16]虽然这部著作中的某些提法并不完善确切，但是它仍不失为研究“近东”古代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此外，还有柴尔德的两部重要著作。柴尔德是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创立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观念，并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涉及“近东”古代史的代表著作是《远古东方新探》和《人类创造了自己》。《远古东方新探》初版于1934年，以后几经再版，并有法、俄文译本。这部著作以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文明为中心，连带论述了印度与欧洲文明的起源。就埃及早期文明而言，这是一部以考古学为依据系统论述史前埃及到文明形成时期历史的著作之一。其中值得强调的贡献是，作者把埃及史前文化分为巴达里文化—阿姆拉文化—格尔塞文化3个发展阶段。作者不仅做了考古学上的详细论述，而且根据考古资料，揭示了社会的贫富化、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形成等问题。[17]关于一向多有争论的阿姆拉和格尔塞之间的文化是否中断的问题，作者认为，“没有明显的断绝。”[18]这部著作还涉及到了某些史学理论问题。有些学者常常把征服者的文化传播到被征服地说成是“民族迁移”，柴尔德反对这种迁移论，坚持了民族文化独立发展的基本理论。[19]尽管在埃及早期文明起源研究上，柴尔德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有些论述仍令人无法令人接受。例如，所谓“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形式和国王安葬仪式，采用了埃及法老的君主制。”[20]他甚至以为纸草是由埃及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借用”的。他还强调带轮的车和陶轮是从苏美尔传到印度，又从印度传到西亚的奥伦特河地区的。[21]所有这些观点显示了他的“传播论”思想。事实上，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影响是必然的，根本没有必要确定文明是以某个中心或某几个中心的文明向外传播和扩散的。在《远古东方新探》中，柴尔德首次论述了史前人类由食物采集经济到食物生产经济的转化，以及由于手工业和交易的产生而产生了城市文明这两大人类革命，即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柴尔德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人类创造了自己》，初版于1936年，以后修订，多次再版,中文译本名为《远古文化史》。这部著作的重点是论述“近东”的史前到文明时代的三大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和人类知识的革命。柴尔德用了相当的篇幅说明了“食物采集者”的生产活动，和“食物生产经济”的概念。而从前者转变到后者，正是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畜牧的演进。他把这种“变更人类经济”，使人类控制自己的食物补给的转变，称为第一次革命。[22]此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其次，关于城市革命的问题，柴尔德指出：“第二次革命，把许多自给自足的小农村，变成了人口众多的城市；这种城市，用较高级的工业和对外贸易来培养，而且正式形成了国家。”[23]最后，柴尔德提出了人类知识的革命，认为“文字和数学的起源与重量和度量的标准化，在时间上刚好与革命相符。”[24]在这里，柴尔德还特别提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25]柴尔德的由史前向文明过渡过程中的三次革命的学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其新石器时代革命一说，提出了疑义。美国学者布雷伍德甚至提出了用“农业革命”代替“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二、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扩展随着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埃及文明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出现了一大批著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埃及文明的研究成就与特点主要有二：第一是把古埃及文明纳入更广泛的领域中从事研究，重新审视埃及文明的地位。所谓“更广泛的领域”，即在“近东”文明研究的基础上，扩大到地中海文明研究的新领域中，把埃及与希腊、罗马文明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要在全球化视野中评价古埃及文明。第二是在继续扩大埃及文明研究的新领域的同时，古埃及文明专门研究更加深入化，出现了一批别具特色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1.地中海文明新领域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中的重要一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此外，“地中海区域文明”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地中海区域文明”或是“地中海世界历史”，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克里特、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沿岸和岛屿上的一些文明。这个新视野的研究领域中，不仅对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个体研究，更重要的是把地中海周围的东方与西方国家连接在一起，把地中海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区域内国家之间文明交往的研究，这是近半个世纪文明研究中的新课题。在这一方面，有两部著作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C·弗里曼的《埃及、希腊和罗马：古代地中海文明》，1996年出版。弗里曼强调，把埃及、希腊和罗马放在一起，体现了3个文明之间的联系，这是现代学者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6]这本著作的主要特点和论点如下： 第一，把埃及与希腊罗马联系在一起，尽力提供对每个时期的主要事件的评论，同时强调文化和社会史的发展，并展示出作者的判断依据。[27]第二，内容包罗万象，不仅充分论述了3大文明的历史，有些章节还涉及到了“近东”、伊达拉里亚、克里特和波斯等，而且覆盖了每个文明区的经济、文化、宗教及历史背景。第三，强调“东方化”及其重大意义。如果说“希腊化”是人们的一种传统观念，那么“东方化”术语自1980年O·默里提出之后，就得到了广泛响应。弗里曼认为，所谓“东方化”乃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希腊人和东方各民族之间交往的结果。古代“近东”的这些文明既不彼此孤立，也不与外部世界孤立。[28]作者认为，埃及融入了地中海世界，对希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希腊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并且某些人相信，埃及是他们自己文明的发祥地。[29]但是，作者在强调“东方化”的同时，并未忽视希腊文化的本土性以及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并且提出，即使强大的罗马也受到了“东方的冲击”。罗马从东方战争中不仅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而且还带回了丰富的东方文化。[30]第四，对古埃及文明史作了系统简要的叙述。在全书30章中，古埃及仅占了3章。作者正确地肯定了在公元前3100年统一国家产生之前，埃及人便已创建了文明。[31]他对希克索斯时代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那是“丰富埃及文化的时期”。[32]在总结埃及成就时，作者表示，尽管它是相对独立的，但不可避免地将对外部世界有一些影响。[33]应该说，作者关于埃及史的论述过于简略，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把埃及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一环，从整体上论述地中海文明，却是有价值的。第五，作者把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下限定在公元600年，本书的最后两章标题是“新欧洲的产生，395-600”和“拜占庭帝国的演进”。弗里曼指出，传统罗马帝国历史到戴克里先时代便宣告终结，而这部著作则把罗马历史延长到戴克里先以后。作者采用了“后古典时代”的学说，选择了公元600年作为古代世界结束的日期。其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展现罗马几个世纪的长期统治对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34]但遗憾的是，作者对古埃及史的下限基本上维持了传统的作法，即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把随后的埃及历史看成希腊、罗马史的一部分。这表明作者仍然没有把古代埃及文明当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因而也就没有把古代埃及历史与罗马帝国新的结束时间统一起来。涉及地中海区域文明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全书共3卷，内容广泛，深奥，难以阅读，1987年在英国出版。从这部书的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到埃及与希腊的联系。这部著作的出版有其特殊的学术和社会背景。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史密斯的埃及“传播论”随着英帝国主义的扩张而一度流行，那么20世纪下半叶则出现了非洲中心主义。这种学说最初是由非洲的美国人和非洲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在非洲中心主义者看来，古代埃及是黑非洲文明，埃及被认为是很多古典世界文化遗产的渊源。《黑色雅典娜》一出版，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同时也产生了激烈争论。在该书的开端，作者便交待了关于希腊史研究的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然后作者又提出了一个“修正的模式”。《黑色雅典娜》集中论述了公元前2100—1100年之间的希腊文化借用古代埃及和利凡特文化的问题。关于“近东”对爱琴文化或埃及对希腊的不同时期的影响问题，伯纳尔划分了3个时期，分别作了具体的论述：第1次高潮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对外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其中包括克里特，可能还有欧洲大陆。克里特岛壁画上的公牛形象和希腊神话中的公牛的传说，都与埃及的公牛神孟图有关。[35]据说希腊底比斯城的废墟是尖顶的金字塔。底比斯的斯芬克斯传说也是众所周知的受到埃及影响的例证。爱琴海地区信奉的羊头神就是埃及的阿蒙神，因为在埃及宗教中羊是阿蒙神的一个形象。[36]传说中雅典的建立者凯克罗普斯是埃及人。[37]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埃及对希腊文明的影响。[38]古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2个高潮在希克索斯时期，这个时期，在宗教方面对希腊的影响集中于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东等神的崇拜上。作者认为，希克索斯人崇拜埃及的塞特神。在埃及神话中，赛特的职司等同于希腊的波塞东神，而雅典娜就是埃及的奈特神。[39]一般认为希腊语形成于公元前17—16世纪，它的印欧语系结构和基本词汇与非印欧语相联系。作者认为其中大部分词汇源于埃及语和西塞姆语，这恰好与埃及和西塞姆语族的征服，在希腊进行长时间的统治相吻合。[40]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3次高潮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中叶的埃及的第18王朝时期。这一时期，埃及在“近东”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并接受来自爱琴海地区的贡品。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入侵，他们的后继者—希腊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被认为是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后代。[41]此外，作者还提到在雅典、科林斯、底比斯等地建立了埃及的神庙和圣殿。埃及的宗教对罗马的影响，超过了希腊。在罗马，哈德良皇帝尤其信奉埃及神，他甚至试图把他最喜欢的安提诺斯神变成埃及神。[42]伯纳尔搜索了大量资料，证明希腊、罗马文明起源于非洲，特别是埃及，至少说明希腊罗马文明是在埃及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他所搜索的资料和有关论据有其一定的可信度，但也有些是牵强附会的。所以，这部著作也遭到了批评。无论如何，这部著作有其重要价值：针对欧洲中心论，提供了又一部批判性著作；同时打开了人们的眼界，重现了东方文明，特别是非洲文明的历史意义。2.“全球化”历史视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1945年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对于反映这个新形势的历史学的需要也显得越来越迫切了。[43]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强调：“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线，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主要特征之一”。[44]巴勒克拉夫提出的“全球历史观”就是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历史，[45]而不是“国别史的拼揍”，更不是以西方历史为中心，而是“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46]全球化历史观的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而且被巴勒克拉夫唯一推崇的，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著作。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他有多部著作涉及全球史，其中尤以《全球通史》为代表。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引言一开头就表明，这部世界史的主要特点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全球化视野之所以必要，其重要价值就在于：“要确认西方的历史和非西方的历史……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47]巴勒克拉夫对《全球通史》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著作可以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相比拟。《全球通史》分为两册，本文就《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有关古代文明部分做以简短评述：第一，最早的文明在苏美尔，而不在尼罗河。约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已完成了向文明的过渡，而埃及文明起源于约公元前3000年。[48]第二，文明形成的标志是城市中心、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但是，作者强调，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49]第三，古代文明有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和中国几种类型。[50]但是作者没有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纳入古代文明类型中，令人费解。第四，埃及文明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但作者又强调“埃及人创造的文明决不是苏美尔文明的复制品，而有其自己的特色。[51]第五，埃及文明稳定和保守，但决不是静止的。[52]第六，希腊化时代东西文明“合二为一”，“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各自独立的模型”，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化”史观打破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给人们以崭新的视觉。在全球化视野下作者就古埃及文明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点。但是，作者毕竟不是埃及学家，他关于埃及文明晚于苏美尔文明，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埃及没有城市等看法还需进一步讨论。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出版前后，还有几部类似的世界文明史值得介绍。首先在美国广为流行的拉尔夫、伯恩斯等人的《世界文明史》，初版于1955年，先后修订，1991年出版了第8版。《世界文明史》的重要价值在于“世界整体”论。作者认为在通往文明进程中，所有民族彼此互惠；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越来越互相依赖；另外，他们负有共同的责任来确保人类和所有其他生物的存在。[53]尽管作者强调“文明”的最初根基在西南亚和北非，并提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但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称为“寻求商业交往”[54]，当然是不合理的。另外，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称为“极权主义”，[55]显然是把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那么，在《世界文明史》中古埃及文明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呢?作者把埃及和苏美尔文明都称为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在第5版和第8版中，埃及与苏美尔的章节排列颠倒，可以看出，作者后来的倾向性，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为“历史的第一章”。[56]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埃及的文化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谈到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时，他非常谨慎地表示，那是“一种有保留的一神教”。[57]在全球化视野中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为A·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初版于1976年。这部著作从全球角度对世界文明史进行了“全景式考察”，描述了人类文明的区域类型，起源、发展演变过程，以及文明之间的交往。可以说，这部著作是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所提出的“文明论”的具体化。在这部著作中，汤因比把整个世界历史分成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中美洲文明与安第斯文明、拜占廷文明、西方文明等共82章。汤因比的“文明中心”及其转移的论点，具有其重要的价值。他指出：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发挥主导作用。在20世纪，主导作用转移到美国，但在关于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章节中，主导者可能从美洲转移到了东亚。[58]关于埃及文明的历史地位，作者把它看成是“第2个最古老的地域文明”。作者认为，苏美尔文明影响了法老文明，但又指出了埃及文明本身的个性。他说“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59]汤因比以“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为题，论述了苏美尔、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在这里，他谈到，由于蛮族(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传统的内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战的仇外心理”，结果，埃及人驱逐外来者，并且反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60]所谓埃及人的“仇外心理”导致对西亚的战争并非确切，应该探讨其经济、政治和历史等多种社会背景。三、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专题研究的新成就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领域不仅扩大，而且也有了更细微、更深入的多视角的探讨，出现了一批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和系统全面的埃及文明史专著。1.别具特色的多视角研究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随着考古学的进展，近年来埃及早期文明的成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关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可以举出两部代表作。首先是B·J·特里格尔的《早期文明：环节中的古埃及》。这部著作是作者根据1992年4月间在开罗美国大学所作的《作为早期文明的古代埃及》的4个演讲稿撰写而成的。目的是鼓励埃及学家从事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的比较研究，同时把古埃及的研究恢复到比较人类学的层面上来。作者曾经对6种早期文明作了比较研究，出发点是既考虑到古代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相似方面，又要考虑到其独特的方面。[61]在谈到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几种理论与学说时，作者首先联系到人类学，他认为，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文化相对论，但长期坚持“历史单一主义”(Historical Particularism)。20世纪初，F·博厄斯就曾说过“每一文化都是其大部分偶然历史发展的一个独特的产物。”[62]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受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和新世纪论趋势的鼓舞，放弃了传统的历史单一主义而开始更加关注人类行为中的多文化规律。在这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生态学家J·斯图尔德。他的生态理论强调研究多文化中的共性，但却忽略了特性的重要。[63]此外，作者还谈到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相关理论。这些观点在社会人类学家中获得了巨大影响，但许多考古学家相信，过程考古学家对科学与历史、进化与历史、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是无成效的和误导的，因此应被抛弃。我们应该遵循的是较早一代的学者，如柴尔德、弗兰克福特和魏特夫等人的观点，既对早期文明的差别感兴趣，又对其类似之点感兴趣。[64]作者进一步指出，对早期文明特点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埃及，同时，古埃及的独特性对理解所有其他的早期文明同样是重要的。[65]页。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明朝，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建元洪武（1368），到崇祯十七年（1644）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统治时间277年，其间经历了16位皇帝。其中，除惠帝朱允炆因“靖难之役”，下落不明，没有营建陵园外，其余15帝，都依帝制建造了陵园。太祖朱元璋死后埋葬在南京钟山脚下，称孝陵；景帝朱祁钰，因英宗复辟遇害，初以王礼葬北京西郊金山，成化年间恢复帝号，又将王坟稍扩其制，改为帝陵，世称景泰帝陵。其余的13位皇帝均葬于北京昌平县境的天寿山一带，通称明十三陵。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朱世珍），被追尊为仁祖淳皇帝，就安徽凤阳原墓建为皇陵；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被追尊为熙祖裕皇帝；曾祖父朱四九，被追尊为懿祖恒皇帝；高祖父朱百六，被追尊为德祖玄皇帝；因德、懿二祖葬址不详，遂就江苏盱眙熙祖原葬处建陵。葬三祖帝后衣冠，陵名祖陵；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父亲朱佑杬，原为兴献王，朱厚熜入继大统后，追尊其父为睿宗献皇帝，将湖北钟祥原王坟扩建为显陵。明显陵保护范围：东、西、北三面以外罗城为起点向外延伸150米，南面以山曲碑为起点向外延伸300米。建设控制地带（即缓冲区）：东西两面经保护范围界桩为起点分别向外延伸500米，南、北两面以保护范围界桩为起点分别向外延伸600米和550米。 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孝慈高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因皇后谥“孝慈”，故名孝陵。作为中国明陵之首的明孝陵壮观宏伟，代表了明初建筑和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500多年帝王陵寝的形制，依历史进程分布于北京、湖北、辽宁、河北等地的明清帝王陵寝，均按南京明孝陵的规制和模式营建，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故而有“明清皇家第一陵”的美誉。明孝陵坐落在南京市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2003年7月3号决定，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修建工程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动工，于洪武十六年完成了陵墓的享殿等主体工程，先后调用军工10万，至永乐三年（1405年）建成，历时25年。其总体布局分两部分：一是导引建筑的神道，二是陵寝主体建筑。明孝陵在清代曾受到过多次重创，尤其清代咸丰年间的战火几乎让明孝陵地表建筑毁于一旦，康熙手书的御碑甚至倒地破碎。一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曾国藩奉诏祭陵，才着手修复明孝陵。当时，曾国藩派员勘估，明孝陵维修实际需白银20万两，但是清朝财政拮据，结果最后只用了740两银子做了一些小维修，那块「治隆唐宋」御碑也被扶起粘合，至今碑身上还看得到一道补过的裂痕。原本人们可以从石碑左右二边绕过，而在1980年代以后，整个石碑左右都被水泥所固定，一直到屋顶；所以要先从御碑殿出来，才可以看到龟趺的后面。方城的后面是朱元璋及皇后马氏合葬的地宫俗称「宝城」，是一个直径约400米的圆形大土丘。宝城厚实坚固，依山势高低起伏，下砌巨石，上用明砖垒筑，厚约1米；在南边石壁上刻有「此山明太祖之墓」七个大字。整个陵园明朝时曾种植松树十万株，放养悬挂银牌的长生鹿一千头，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损失净尽了。至今明孝陵从未被盗过。史料记载，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下令建陵。第二年8月，马皇后去世，9月葬入此陵墓，定名为“孝陵”。孝陵之名，取意于谥中的孝字，有“以孝治天下”之意，一说是马皇后谥“孝慈”，故名。明孝陵永乐3年（1405年）建成，历时25年。明皇室先后调用军工10万，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明孝陵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形制参照唐宋两代的陵墓而有所增益。建成时围墙内享殿巍峨，楼阁壮丽，南朝七十所寺院有一半被围入禁苑之中。陵内植松十万株，养鹿千头。明孝陵原有红墙周长公里。自下马坊至宝顶，绵延十数里，布局宏伟，规制严谨。自前至后有下马坊、神烈山碑、崇祯时期立禁约碑、大金门、碑亭、渡嵛桥、神道石刻、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殿门、孝陵殿、宝城明楼、崇丘。因屡遭兵火，明孝陵除陵寝地宫外，现仅存神道、下马牌坊、大金门、四方城等。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做了31年皇帝的朱元璋去世，礼葬孝陵。朱元璋及皇后合葬的地宫俗称“宝城”，是一个直径约400米的圆形大土丘，它的四周有条石砌成的石壁，其南边石壁上刻有“此山明太祖之墓”7个大字。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陵墓之一。历经600余年的风雨之后，宝城墙体出现了局部坍塌，墙面剥落，个别地方因为地基沉降逆向撕裂而形成巨大裂缝。南京市文物部门先后投资300多万元，采用东南大学古建筑专家的保护方案，按照修旧如旧的要求，对墙体进行了维修，如“缝合”裂缝，整平“墙面”，对变形的墙体进行修补和防水防渗漏“手术”。为方便游客一睹“龙脉”真容，还修建了一条青石板游览步道，让游客能登上宝顶看到明孝陵全貌。 明十三陵是明朝迁都北京后13位皇帝陵墓的皇家陵寝的总称，依次建有长陵（明成祖）、献陵（明仁宗）、景陵（明宣宗）、裕陵（明英宗）、茂陵（明宪宗）、泰陵（明孝宗）、康陵（明武宗）、永陵（明世宗）、昭陵（明穆宗）、定陵（明神宗）、庆陵（明光宗）、德陵（明熹宗）、思陵（明思宗）。明十三陵坐落于天寿山麓，总面积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距离北京约五十公里。十三陵地处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盆地之中，陵区周围群山环抱，中部为平原，陵前有小河曲折蜿蜒，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十三座皇陵均依山而筑，分别建在东、西、北三面的山麓上，形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陵寝建筑群。明代术士认为，这里是风水胜境，绝佳吉壤。因此被明朝选为营建皇陵的万年寿域。该陵园建于1409～1645年，距今已有300～600多年历史。陵区占地面积达40平方公里，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帝后陵寝最多的一处皇陵建筑群。明代时，于途中的沙河镇北，建有七孔石造朝宗桥。在镇东，则筑有壮丽的巩华城。该城原为嘉靖皇帝祭陵时中途休息的行宫，现仅存遗址。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太行山起泽州，蜿蜒绵亘北走千百里山脉不断，至居庸关，万峰矗立回翔盘曲而东，拔地而起为天寿山（原名黄土山）。山崇高正大，雄伟宽弘，主势强力。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这一优美的自然景观被封建统治者视为风水宝地。明十三陵，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陵又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陵墓规格大同小异。每座陵墓分别建于一座山前。陵与陵之间少至半公里，多至八公里。除思陵偏在西南一隅外，其余均成扇面形分列于长陵左右（见图）。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指导下，十三陵从选址到规划设计，都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明十三陵作为中国古代帝陵的杰出代表，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这种依山建陵的布局也曾受到外国专家的赞赏，如英国著名史家李约瑟说：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艺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他评价十三陵是“最大的杰作”。他的体验是“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沉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汇在一起，一种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英国城市规划家爱德蒙 培根也高度评价了明十三陵的艺术成就，他认为“建筑上最宏伟的关于‘动’的例子就是明代皇帝的陵墓。”他指出：依山而建的陵墓建筑群的布局“它们的气势是多么壮丽，整个山谷之内的体积都利用来作为纪念死去的君王。”他们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明陵建筑与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2003年明十三陵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千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明十三陵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寝建筑中保存得比较好的一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这一文物古迹，从解放初期就开始进行维修，并将十三陵作为全国重点文物加以保护。1957年，北京市政府公布十三陵为北京市第一批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十三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国务院公布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区为全国44个重点风景名胜保护区之一。1991年，十三陵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1992年，十三陵被北京旅游世界之最评选委员会评为“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2011年，国家旅游局批准明十三陵景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明显陵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湖北省钟祥市城东公里纯德山的明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壑献皇帝朱祐杬和母亲慈孝献皇后蒋氏的合葬墓，是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最具特色的一座帝王陵寝。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睿皇帝和母亲章圣皇太后的合葬墓，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圆陵墓面积平方公里，是我国中南地区唯一的一座明代帝王陵墓，是中国明代帝陵中最大的单体陵墓。其“一陵两冢”的陵寝结构，为历代帝王陵墓中绝无仅有。明显陵的建筑格局，从整体看，宛如一个巨大的“宝瓶”，分内外围城，外围城高6米，宽米，长3500余米，红墙黄瓦，随山势起伏，雄伟壮观。外围城南端为两重陵门，称新、旧红门。红门内似如游龙的神道连陵寝，神道两侧建有龙凤门，石雕文武臣、将军、立马、臣马、麒麟、像、骆驼、狮子、獬豸、华表、御碑亭及龙行神道，九曲河蜿蜒其间，其上架有五道汉字白玉石拱桥。内围城建有棱恩门、棱恩大殿、陵恩门、明楼、茔城、瑶台等，建筑宏大，雄伟壮观。特别是呈“8”字形的两大茔城，两座隐密的地下玄宫由瑶台相连，神秘莫测，隐藏着一段动人心魄的宫庭历史。外围城外，原建有陵卫、更铺、军户、礼生乐户等。明显陵布局巧夺天工，工艺浮雕精美绝伦。显陵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建成，前后历时共47年，其围陵面积公顷，整个陵园双城封建，外逻城长3600余米，墙高6米，墙体厚米，红墙黄瓦、金碧辉煌、蜿蜒起伏于山岚叠嶂之中，雄伟壮观，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遗存最为完整的城墙孤品，陵园由内外逻城，前后宝城、方城明楼、棱思殿、陵恩门、神厨、神库、陵户、军户、神宫监、功德碑楼、新红门、旧红门，内外明塘、九曲御河、龙形神道等30余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组成，其布局构思巧夺天工，殿宇楼台龙飞凤舞，工艺浮雕美绝伦、一陵双冢举世罕见，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的瑰宝。显陵之奇特主要源于王墓改帝陵而形成的一陵双冢举世无双的孤例而弥足珍贵。显陵的墓主朱佑杬生前为兴献王，死后葬于松林山，明正德16年武宗驾崩，因其无子嗣，慈寿皇太后与首辅大学士杨廷和遵奉“兄终弟及”之祖训，遗命“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嗣皇帝位。年号为嘉靖，后朱厚熜为自立体系，用武力平息了长达3年之久的“皇考”之争，其间廷杖致死17人，入狱、夺俸、充军、戎边、革职等官员达115余人，从而完成了自己的昭穆体系，这一重大事件历史上称之为“大礼仪”之争。此后嘉靖皇帝朱厚熜便将其父追尊为恭壑献皇帝，并将王墓改为帝陵，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工程，直至嘉靖驾崩建设才停止。显陵以其独特的环境风貌、精巧的布局构思、宏大的建筑规模、丰富的地下宝藏及其珍贵的历史价值而受到国家文物专家的高度重视，八八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九年三月国家文物局又将其作为明代唯一的一座帝陵，向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已投票通过，将我国湖北钟祥市的明显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2000年明显陵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VI）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百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联合国专家让.路易.卢森先生视察显陵后感到十分惊讶，将显陵称之为“神奇的明显陵”，对至今已历时115年仍保持完好的外逻城感到“简直不可思议”。同时对显陵的保护维修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显陵的建造是明嘉靖初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大礼议”的产物。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明武宗驾崩。因武宗没有子嗣，慈寿皇太后和首辅大学士杨廷和决定遵奉“兄终弟及”祖训，在他们炮制的武宗遗诏中“遗命”“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嗣皇帝位”。武宗年间，大学士杨廷和曾帮武宗起草的遗诏，这时却被朱厚熜利用，成为迫使杨廷和改变立场的利器。 因为遗诏的内容是以武宗的语气表示：“皇考孝康敬皇帝亲弟兴献王次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为关键。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诏书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第二年年为嘉靖元年（未采纳群臣拟定的“绍治”年号），是为明世宗。按照封建主义的伦理，朱厚熜应过继给孝宗皇帝做儿子。但世宗为自立体系，效仿朱元璋迫尊四世先祖为皇帝的例子，追尊死去的父亲为皇帝。此举引起朝臣激烈反对，礼部尚书毛澄，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大会公卿召集言官，六十余人联名上疏，极力反对。而以张聪为代表的一小部分人，则阿谀世宗，提出“继统不继嗣”，双方引经据典展开了激烈争论。1524年（嘉靖三年）朱厚熜敕渝礼部“今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反对派见此“大集群臣九卿23人，翰林21人，给事中、御史、诸司郎官及吏部、户 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大理寺属及大学士毛纪、石瑶等200余人，相继跪在左顺门，自早至午”。世宗数次命司礼监传其手偷，令群臣退去，可是群臣依然“伏地如故”，进行抗议。世宗在文华殿听闻门外哭声震天，命太监传谕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图迫使世宗屈服。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庭”。朱厚熜震怒，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朱厚熜再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十六日，朱厚熜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朱厚熜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到了九月，世宗更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编纂《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嘉靖十七年，朱厚熜给明太宗上尊号为“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父亲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神主升袝太庙，大礼议事件至此最终结束。显陵是18座明陵中第12座帝陵，建筑时序属于中期，在明代帝陵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与意义。 月芽城制度 月芽城是方城与宝顶之间的一个月芽形小院，俗称哑吧院。月芽城是供皇帝行覆土礼而设置的。每年清明节，皇帝要在此向宝顶培置13担净洁的黄土。月芽城制度由孝陵开始，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及显陵一直沿用。 前朝后寝制度 明代帝陵是按前朝后寝的制式而布局，前朝即棱恩门、棱恩殿和左右配殿等组成；后寝即方城、明楼、圣号碑、宝城、宝顶及地下玄宫等组成。前一部分是举行日常祭祀的活动中心，棱恩殿中设有三间暖阁，中间放有神寝即皇帝、皇后的神主牌位；后一部分即墓主人棺椁安寝之所。原则上只有皇帝才能进入这一区域。这一制度为显陵所继承。“陵制当与山水相称，恐难概同。”明世宗崇信道教，显陵在继承“天寿山七陵之制”的基础上，又出现一些新的建置。 新旧宝城与瑶台 在明代帝陵中，显陵两个宝城的建置可谓绝无仅有。这一变化的出现与墓主人的身份变化密切相关。前宝城建于1520年（正德十五年），是墓主人为藩王时按其规制所建造的亲王坟。后一宝城建于1539年（嘉靖十八年），是墓主人被迫尊为皇帝后所建造的宝城，两座宝城之间以瑶台相连，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独特的排水系统 显陵以一条弯曲的九曲河，将松林山主脉（祖山）流下的水，巧妙地从陵区排除。九曲河上按地势高低设有聚水泄洪的堤坝，分区段保留了明净的水面，净化了陵区的环境。虽然明代各陵都非常重视陵区的排水、泄洪，开挖或利用天然河流形成御河，然而显陵御河以其排水体系之完善、体系风水理论之完美，与前七陵形成显著的区别。显陵的前后宝城各有向外悬挑的散水螭首16个，将宝城上的水直接排向城外。此前，天寿山七陵宝城是向内排水的，其后修建的永陵、定陵继承了显陵这一排水方式。龙形神道的做法，显陵中轴线上修建有一条弯曲如龙形的神道，其做法是中间铺石板，两侧镶嵌鹅卵石，外边以牙子石修束，俗称龙鳞道，也为明代其他陵寝神路所无。外罗城前端因池塘和东南砂山影响，依山就水建造歇山顶宫门一座，名新红门，面 阔18．5米，进深8米，有券门三洞。门前有下马碑两座，上书“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新红门右侧依原有天然池塘建有外明塘，外明塘后为三道御桥。过御桥为正红门，正红门红墙黄瓦，歇山顶式，面阔18米，进深7．8米，有券门三洞。进正红门神道正中毫立着高大的睿功圣德碑亭，平面布局为方形，面阔进深均为18．3米，占地334平方米，汉白玉台基，下设石须弥座，上为重檐歇山顶，四边各开有券门，正中立龙首龟蚨睿功圣德碑。碑亭后63米处设御桥三座。 过桥便是陵区最主要的墓饰建筑，迎面为汉白玉望柱，通高12米，下为方形须弥座，柱身为六棱形，二层束腰云盘托着圆柱形有云龙纹浮雕望柱头。望柱后排列着石像生群、计有狮子、懈貂、卧骆驼、卧象、麒麟、立马、卧马各一对；武将二对，文臣、勋臣各一对，造型生动，排列有序。其后为龙风门，作为石像生的依托，龙风门设计十分精巧，为六柱三门四楼冲天式牌楼，方柱上悬出云版，上覆莲座，莲座上各雕有一尊朝天吼、正身立火焰宝珠，石墩，坊身仿木作设额枋、花板、抱框，上额枋设有门簪，方柱前后夹有抱鼓石，影壁墙下设须弥座，上盖黄色琉璃瓦，整个龙凤门不仅洁白耀眼而且金碧辉煌。
明朝陵墓特征：
明代陵园建筑的艺术风格比较以前历代都有较大的突破，形成了由南向北、排列有序的相对集中的木结构建筑群。这是明清陵寝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的明代诸皇帝的陵墓区大都集中在北京的天寿山，统称为“明十三陵”。
明代前期，由于皇权专制，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就严禁后妃参政，这个政治特点在葬制上也有所体现。在明英宗以前，除皇后附葬帝陵以外，其他宫妃大多殉葬而死。据史书记载，在宣宗的嫔妃殉葬的队伍中，有一名宫廷女官叫郭爱，擅长诗文，入宫才二十天就被迫去殉葬。
据《李朝实录》记载：殉葬的那一天，殉者先要赴宴，宫内摆设宴席，这时哭声震天，她们被迫站在小木床上，将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套在脖子上，活活吊死，惨不忍睹。明朝这种残酷的人殉制度，一直到明英宗后才被废除。
明代对陵寝的保护，比以前更加严密和制度化。比如，图谋要毁山陵的，以“大逆”罪论，不分主谋从谋一律凌迟处死；偷盗大祀神祗中御用的祭器、帷帐等东西一律斩首；山陵内盗砍树木的斩首，家属发配边军。另外，明代专门设有神宫临军，专门掌管陵寝保卫。还设有一卫驻兵屯军保卫陵寝外部。真可谓壁垒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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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陵墓代表——中都皇陵特点：
中都皇陵是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在安徽凤阳县明中都城西南方向。陵冢高大雄伟，登上陵顶环顾四方，南有丘陵绵亘数百里，北临淮河滔滔东流去，东西二隅地势逐渐内底。皇陵头枕山峰，足登淮水，犹如仰卧在巨大的躺椅之中。
皇陵陵园前的神道石像雕体形高大，雕工精美，都是用巨大的青石细细雕琢而成的。其中的石马是群雕中的佳作，石马背负锦鞍，昂首嘶鸣，鬃毛披动，形态逼真。据说，南来北往的马匹，远远望去总是挣脱缰绳跑到石马前欢跳，这真是可谓以假乱真！可见雕刻技巧之高超了。
陵园里的石碑仅剩下“皇陵碑”和“无字碑”两通，都是龙首龟跌，气势壮观。皇陵碑的碑文是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叙述了他的家庭出身、本人经历以及参加起义军、东渡大江、建立明王朝的峥嵘历程。文字通俗易懂，感情真挚浓烈。无字碑，寓意朱元璋祖辈功德无量，难以用语词表达。今碑以断为三截。
明中都皇陵是明朝第一座帝王规模的陵墓，其豪华侈丽的规制继续了汉唐两宋的传统，开创了明清时代的风格，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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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陵墓
明清陵墓墓室全部用高级石料砌筑的拱券，与无梁殿相似。数室相互贯通，形成一组华丽的地下宫殿。陵墓建筑并非是单一的建筑体，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已逐步与绘画、书法、雕刻等诸艺术门派融为一炉，成为反映古代先民多种艺术成就的综合体。
古代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袄教、景教、摩尼教等，其中以佛教最为兴盛，道教、伊斯兰教次之。现存的宗教建筑无论是数量、技术或者艺术质量，都在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充分反映了建筑艺术各方面的伟大成就。
明清的陵墓都是选择群山环绕的封闭性环境作为陵区，将各帝陵协调地布置在一处。在神道上增设牌坊、大红门、碑亭等，建筑与环境密切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庄严肃穆的环境。中国古代人崇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对待死者应该“事死如事生”，因而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生活用品均应仿照世间。
（一）“前朝后寝”规制，反映了皇权的绝对权威，皇帝生前死后都应有同样的规格生活。
（二）严厉的“下马碑”和禁止出入禁约，反映了皇权的不可侵犯，君臣规矩不许逾越。
（三）十三陵主神道上石兽、文武百官石像为死后的皇帝服役侍立，反映皇权无比威严。
（四）火焰牌楼等神化建筑，象征死去的皇帝威焰仍然冲天，神圣不可侵犯。
扩展资料：
明皇陵主要有皇城、砖城、土城三道，殿宇、房舍千余间，陵丘、石刻群等。明末以来，人为破坏和风雨侵蚀，宫阙殿宇废为遗址，现仅存陵丘及石刻群。
明皇陵与南京明孝陵和北京明十三陵为同一制度，明皇陵虽非帝王之陵，但“宫阙殿宇、壮丽森严”，享殿、斋宫、官厅数百间，皇陵神道总长257米，石像生32对，皇陵碑文为朱元璋亲撰，石象生数量之多、刻工之精美为历代帝王陵之冠，其艺术风格绝妙，堪称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大型石雕艺术精品。
1982年，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皇陵
明代陵墓形式，不管是皇陵还是王陵都为中轴对称，就是有一条贯穿中轴，从最外的牌楼开始，直通到五供台的一条甬道。一般是从石坊、牌楼进入甬道，穿过翁仲石兽，过升仙桥到城门，从城门进去再到棱恩门，经过广场到棱恩殿，殿后过一道牌坊进入主陵区，主陵区首先是五供，之后是供品石台，再后是神道碑，碑后面看到的就是宝顶（墓穴封土），在神道碑和宝顶之间有墓门，从墓门进去就是倾斜向下的墓道台阶，最下段通前墓室，前墓室是下葬时举行仪式和祭祠的地方，前墓室与墓道用金刚墙隔断，但是如定陵已打开，进入前墓室的墓门上有翘角飞檐，通常前墓室两侧有随葬品室，后侧为后墓室，后墓室后部有石台，即棺床，是放棺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