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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物质基础,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久不衰,并在世界上独具特色,这与古代经济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古代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 以比较的思维看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
理解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是个避无可避的问题，结合多版教材的论述，从耕作方式、经营方式、生产模式等多角度探讨，通过比较的思维进行分析，帮助大家厘清思路。
1 研究思路
什么是基本特点。特点是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特别或特殊之处，这势必要有参照物，即“与……相比，该事物的特征”;基本即主要。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指它的主要特点。
确定比较角度。应该抓住影响农业经济的基本要素进行探讨，如耕作技术、经营方式、土地制度等。
确定参照物。从纵横两个方向同性质比较，横向是跟世界其他地区对比，纵向是跟近现代中国比较。
2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耕作方式、耕作技术、生产模式
耕作方式：铁犁牛耕是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耕作方式偏重于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原始农业刀耕火种，传统农业铁犁牛耕，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远古社会的刀耕火种，夏商周的石器锄耕，春秋战国开始的铁犁牛耕。耕作方式也可理解为以什么单位进行耕作，同于经营方式。
耕作技术：耕作技术不断进步。广义的耕作技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工具，二是水利工程和灌溉工具，三是具体农业生产技术和 方法 ，含土地使用(休耕、轮作、套作)、田间管理、节气、选种、收获、晾晒、储藏等。狭义上是指在同一种耕作方式上进行的具体技术创新，如从西汉藕犁到东汉一牛挽犁，耕作方式还是铁犁牛耕，但耕作技术却在不断进步。
生产模式：精耕细作。随着农业耕作技术不断进步，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日益完善。它区别于原始农业粗放型的生产模式，特征有①拥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比较发达的水利设施 ②小农户个体经营，农民采取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较多时间和劳动力 ③农产品亩产量逐渐提高。当然，生产模式也可理解为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或自然经济形态。
土地制度：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主要形式
原始社会是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商周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春秋战国开始的土地私有制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基本形态，有别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公有制。
经济形式、经济形态、经营方式
经济形式：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只是农耕经济的补充。农业被统治者看做立国之本，农业税成为封建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形态包括三种：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商品经济(产品交换)、产品经济(共产主义设想中的按需分配)。很显然，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部分用于自己消费，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经营方式：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经营方式是经济单位经营的具体形式，商周时期是奴隶大规模集体耕作，封建社会时期是小农户个体经营，近代资本主义则采取大规模农场经营。小农经济伴随着耕作技术进步和土地私有制确立而形成，它的特点是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②封闭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交换少。③落后性：注重精耕细作，但容易催生满足的社会心态和民族性格。④脆弱性：易受天灾人祸的影响。
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封建经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小农经济是指经营方式，自然经济是指经济形态，封建经济是指封建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三者其实都是指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因此古代小农经济也叫封建经济。
产业结构：以 种植 业为主、家畜 饲养 业为辅
广义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四种产业形式，狭义农业指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农作物的生产活动。在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种植业在第一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均占主体地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种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中所占据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数据显示早在2002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是，第二产业占，第三产业占。
农业起源和生产水平：历史悠久、独立发展、技术领先
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三个农业起源中心，西亚、东南美洲和东亚，东亚的起源中心主要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古代农业历史悠久、独立发展、自成体系，耕作方式先进，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地域分布：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域特征鲜明、经济重心呈现南移过程
经过先民创造性的劳动，原始农业很早就在黄河、长江流域一带出现，逐渐形成南稻北粟的地域特征。中国农耕文明首先在中原地区达到很高水平，而后伴随着北方人口的南迁，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时期，逐渐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3 结束语
很多历史概念和问题本身复杂甚至存在争议，不同教材也是自成体系，教师自身理解上必须整合课程资源，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对于实际教学，与其百般纠结不如潇洒放开，建议按照本省教学要求和教材，立足于学情，必要的时候采用模糊处理，甚至不讲，使知识体系主干化清晰化，减轻学生的负担。
《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陷 》
多少年来，无数从事 经济 思想 研究 的学者一直在思考这样的 问题 ： 中国 古代先秦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的 发展 ，完全可以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济思想相媲美，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果为什么始终未能从“前 科学 ”状态发展成具有近代科学形态的古典 政治 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 理论 ? 本文试通过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同 时代 的西方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等系统经济理论的距离。
一、同时代中西经济思想比较
与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该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也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 工业 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 社会 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然而，在他们之前的约公元前645年，管子就提出一个 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认为从事 农业是一切职业中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柏拉图把农业看作他的“理想国”的经济基础，《理想国》一书中和很大篇幅是论述农业的。与色诺芬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李悝提出了一切财富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其鲜明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 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 自然 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他还在《政治论》中把奴隶制下的社会分工当作自然分工，用天生的人的差别(性别、种族和生理等)来论证奴隶制度的自然与合理。然而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维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然而，远在柏拉图之前的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钱”，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
以上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这一段时期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正式产生之前， 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前性。
二、中西 “自由主义” 经济思想比较
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 实践的 总结 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 现代 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论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但是通篇极力推崇和讴歌“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1)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的动力的，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自己就会不停地运转。这种动力是人的求富的欲望。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批评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论”开始的。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安于现状，没有什么追求。而司马迁认为如果以此作为治国的标准，那就是把百姓的耳目全部遮塞起来，是万万做不到的。
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作为现实政策付诸实施，就必须限制和压抑人民的经济欲望，到头来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他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
相对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思想 方法 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至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也看作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扬“知足”。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富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说是中国 历史 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 哲学 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法家也重视财富生产，但他们主要是从富国强兵角度提出这一主张的，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司马迁的思想则明显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务实和实际一些，继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视增加社会财富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富的动机最终追溯到人类基本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司马迁认为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他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卷》)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马迁的原话说，就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3)主张经济自由化，可以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 规律 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 计划经济的思想。 理论上，他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自由放任思想是贯穿亚当•斯密所有经济观点的主线。斯密主张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因为市场会解决一切。与自由放任思想相适应，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可以发现，斯密主张的“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与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斯密所设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与司马迁所说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之，最下与之争”如出一辙。三、 中国 古代 经济 思想的缺陷
以上通过两个维度的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先进、发达，完全可以与同 时代 的西方相媲美。然而 历史 的 发展 ，以前西方并不系统的经济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 理论 —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 现代 西方经济学等。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 本人认为主要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首先，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理论抽象和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 政治 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抽象。是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 研究 ，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而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
与之相反，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家所建立的经济学范式是其后来以至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升华、推陈出新的坚实基础。因为范式是一门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 分析 方法 。按照美国 科学 哲学 家汤姆斯•库恩的说法，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与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西方古典经济思想提供了一系列经过理论抽象的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这个既定的范式的支配下，古典经济思想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学 问题 进行系统解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这个共同的范式，一方面，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能够有一个以自己的信念或基本观念为背景的概念和文字表达系统，这样相信这个范式的从业人员就有了共同的学术 语言，彼此用这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就可以“交流”了，特别是后代的经济学家就能够继承前人，不断地修正或发展前人研究成果，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将经济学理论愈来愈深化，愈来愈科学化。
这一点几乎是导致中西经济思想发展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应该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致命伤”：那里不同的概念体系、学术语言成为学术交流的严重障碍，也是理论难以形成共识，进行代际交流从而不断走向深入的“鸿沟”。
其次，中国经济思想缺少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司马迁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国经济思想逐渐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这些特性包括：
(1)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将经济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学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轨道。
然而, 中国古代在“道德哲学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伦理色彩。中国人的道德 心理特别强烈，2000多年都在克制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这种强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仅大大地妨碍了经济思想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贫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历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纪西欧思想家披着宗教外衣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夹杂道德伦理意识。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赋敛。抑兼并，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装怪服”，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反对进口“奇巧淫技”……是因为担心破坏纯朴、敦厚的 社会 风气，扰乱了愚钝、麻木的民性，消费标准上的僭越、财富分配上的凌夺，商品交换上的欺诈。 农业生产领域中主佃关系的紧张……是因为世风不正，人心偏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自然 也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整顿。直到晚清，开近代风气的社会激进批评家龚自珍还著书坚持“统之以至淡之心”，来调剂贫富悬殊、维持财富占有上“小不相齐”的局面，以达到王朝久安长治。这种道德伦理对经济思想的制约力较之宗教要更为强大。道德伦理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阻碍经济思想肯定人的谋利动机和谋利行为，反对围绕“利”思考社会经济生活，反对基于此 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2)疏于 理性思维 。司马迁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 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征赋纳税的办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铸钱、行钞议论纷然，就是没有货币理论;土地问题时常出现，土地改革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旧衣锦食肉，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认真研究.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性的，是在这块生养不息的“神州”大地独立产生的。谁能找到它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 影响 痕迹? 谁能说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 文化 的冲击运动中，经济思想受过什么冲击? 因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纯中国的，以整个古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一是纯西方的，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后的经济思想为代表。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纪，也是开放型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马斯.阿奎那一个人几乎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辉煌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像西方古代经济思想那样，自然演化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理论。通过以上中西对比，分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天生缺陷，不难得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落后仍然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合理结果。这也正好印证了经济学本身的历史属性：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没有任何超越历史性质的要素产生，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只能产生于历史发生过的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之中。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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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2001年版。
刘泽华，《中国古代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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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靖、石世奇，《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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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效应是指,在经济过热时,通过货币政策紧缩或抑制经济运行,效果较为明显;而在经济萧条时,通过货币政策扩张或刺激经济运行,效果则不明显。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货币政策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货币政策的论文 范文 一：我国货币政策现状分析
摘要：
近几年我国都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看出其实施应该是有效的，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是在不断提高的。但是，在货币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认真分析这些问题并解决，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关键词: 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金融改革
正文：
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央银行对形势的关注，更加依赖于基层的调查和监测分析工作。而我国货币形势与国际货币形势存在着很大的联系。
一 总体：我国货币政策现状
2011 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运行总体态势良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消费需求保持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对外贸易更趋平衡，内需作为经济增长动力更强，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工业生产增长平稳，居民收入继续增加，物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前三个季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 万亿元，同比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综合交替使用数量和价格型工具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和调整信贷结构。同时，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在各项 措施 综合作用下，货币信贷增长从2009年的高位逐步向常态回归，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金融运行平稳。
当前经济增长趋稳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一段时期内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新情况、新变化、新挑战，但中国经济本身平稳增长的内在动力较强，宏观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二 背景：目前我国金融运行存在的问题
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 报告 》中指出：当前我国金融总体稳定，但仍需要关注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报告》称，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行业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易导致部分行业过热和经济周期波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易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影响，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的大起大落可能导致企业经营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如果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可能会影响实体经济的盈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会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上升，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 目前，中国直接融资发展较慢，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调，债券市场和
股票市场的发展总体滞后，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于银行体系，银行承担了一些本应由金融市场承担的风险，金融风险向银行业集中。相应的，社会保障资金不足、地方政府债务等形成的隐性财政赤字可能向金融体系转移，影响金融稳定。所以，金融系统受外部干预现象仍然存在。长期以来，金融系统大量地承担了企业改制的成本，在企业重组、破产的处置过程中，如果银行债权不能得到保障，就难以避免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另外，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信用约束机制不强，不讲信用及逃废、悬空银行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着金融稳定，甚至波及社会稳定。
三 最终目标：当前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2011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总量、节奏和结构，继续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改进外汇管理，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下一阶段，国民经济在快速回升的基础上有望逐步趋向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举措，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形成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但当前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济运行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局面。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比较脆弱，国际金融环境仍不稳定。国内民间投资和内生增长动力还要强化，持续扩大居民消费、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任务艰巨，节能减排形势严峻，财政金融领域风险不容忽视，价格形势比较复杂，通胀预期管理仍需加强。
四 人民银行的工具：当前人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
2011 年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和调整信贷结构，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促进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
一、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1.适时适度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强对影响流动性供求各个因素的分析监测，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相配合，合理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水平。
2.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组合。
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应对季节性因素及市场环境变化引起的短期流动性波动，视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变化灵活搭配央行票据和短期正回购开展对冲操作，并适时增加7 天期短期正回购操作品种，不断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组合，进一步提高对冲操作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3.合理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弹性。
与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和流动性管理要求相配合，中国人民银行视市场利率走势变化合理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弹性，有效引导市场预期、改进流动性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4.适时开展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
二、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交存制度
从2011 年9 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交存范围，并根据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在3-6 个月内逐步实施到位。这是对存款准备金交存基数的常规性调整和制度完善。继续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根据形势变化对有关参数作了适当调整，通过把信贷增长与逆周期资本要求联系起来，有效引导金融机构保持信贷平稳增长、优化信贷结构。
三、适时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于7 月7 日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适时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对于稳定通胀预期、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巩固房地产调控效果、优化资金配置、居民财富保值等也具有积极意义。
四、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
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加强和改善窗口指导，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防范信贷风险。
五、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
2011 年8 月22 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五部委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10 月13 日，商务部发布《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允许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来华投资。
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继续按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七、继续推进金融机构改革
要求中国农业银行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加大服务“三农”的投入力度，不断提升“三农”和县域的金融服务水平。继续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
八、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继续加大对“热钱”流入检查和打击力度。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推进货物贸易等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
五 传导作用：当前货币政策实施后的影响
一、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高位略有回落
银行间回购、拆借市场交易活跃，成交量总体增加。从期限结构看，市场交易仍主要集中于隔夜品种，回购和拆借隔夜品种的成交分别占各自总量的和，占比同比分别下降 个和 个百分点。交易所市场政府债券回购累计成交 万亿元，同比增长。
二、国债收益率曲线总体有所上移，债券发行规模明显增加
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平稳增长。从交易主体看，国有商业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是银行间现券市场上的净买入方，分别净买入现券4721 亿元和1641 亿元;其他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主要的净卖出方，分别净卖出现券4940 亿元和1422 亿元。交易所国债现券成交988 亿元，同比少成交332 亿元。
三、票据融资小幅增长，票据市场利率震荡上行
票据融资余额小幅增长，票据市场交易活跃。前三个季度，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
票 万亿元，同比增长;累计贴现 万亿元，同比下降。期末商业汇票未到期金额为 万亿元，同比增长;贴现余额为 万亿元，同比下降。第三季度，金融机构继续加强对信贷总量和结构的调整，合理控制票据融资增长。票据融资期末余额比上个季度末增加1363 亿元，比第二季度多增162 亿元。票据融资余额在各项贷款中占比为，同比下降个百分点。受货币市场利率和票据市场供求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第三季度票据市场利率继续震荡上行，总体处于历史高位。
四、股票市场指数整体下行，股票融资有所减少
股票市场指数整体下行。9 月末，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份指数分别收于2359 点和10292 点，比6 月末分别回落和。沪市A 股平均市盈率从6 月末的 倍下降到9 月末的 倍;深市从 倍回落到 倍。创业板指数有所下行。9 月末，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指数收于791 点，比6 月末回落。
五、 保险 总资产继续较快增长
前三个季度，保险业累计实现保费收入 万亿元;累计赔款、给付2873 亿元，同比增长。其中，财产险赔付同比增长，人身险赔付同比增长。
六、外汇市场交易活跃
人民币外汇远期和“外币对”交易规模继续快速扩张。前三个季度，人民币外汇即期成交27667 亿美元，同比增长;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累计成交金额折合13165 亿美元，同比增长;人民币外汇远期市场累计成交1767 亿美元，同比增长。前三个季度“外币对”累计成交金额折合734 亿美元，同比增长。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进一步增加。
七、黄金市场运行平稳
国内黄金价格走势与国际黄金市场保持一致，整体呈震荡上升趋势。第三季度，伦敦下午定盘价最高达1895 美元每盎司，最低为1598美元每盎司，国内黄金(AU9995)最高价为每克395 元，最低价为每克322 元。9 月末，国内黄金收盘价为每克 元，比6 月末上涨了。
六 不足之处：当前货币政策存在的局限性
1、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总量的目标的选择越来越困难，或者选择空间越来越少。整个十五计划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变。在现在宏观经济复杂情况下，跟过去是不一样了。现在是紧缩紧不得，扩张扩不得。我们总量目标是很难选择的。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向同方向性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稳健的财政政策还是在扩张，国债没有任何的减少，比前几年是成倍的扩张。我们财政支出政策不惜扩大赤字，是扩张需求，是属于扩张性的财政收入。货币当局的政策和财政政策方向上产生了差别，一个在扩张，一个在紧缩，但这一种松紧搭配是是被动和无奈的需要调整。
3、从政策实施行为主体政府的行为来说产生了周期性差别。我们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公司，公司是盈利最大化，我们地方政府越来越是财政收入越大化。这就会形成一个关系，支持它发展的经济动力，第一不是财政，第二不是银行，各个地方发展速度和储蓄水平等等高度不相关。一个地方经济增长快慢取决于投资的快慢，投资的快慢取决储蓄的多少储蓄的投资取决于投资的快慢。所以，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周期和反周期的博弈。
4、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在递减。递减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货币流动性陷阱，我们连续降息，我们的储蓄在提高。在流动性陷阱出现或者是显现之后，尤其对是中国老百姓其他的投资 渠道 不畅通的情况下影响并不大。所以形成了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存贷差的压力非常大。如果货币政策采取提高利率的政策，在需求方面使通货膨胀的预期下来也不错，但是人民对通货膨胀预期并没有降低。中国货币政策需求的效应是有了新的限制。
七 总结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稳定，并且呈增长模式。而我国的货币形势也较为稳定，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也暴露出了许多弊端，特别是人民比在近两年不断地升值，这对经济的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所以，货币政策虽然能够调节经济发展说存在的问题，但是它本身是无法几头兼顾的，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光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政府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和调整自身的行为也必不可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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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丛明：正确认识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J].思想理论 教育 导刊，2010(4).
[3] 闫庆悦：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J].济南金融，2008(3).
[4]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课题组：如何把握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N].中国信息报，2010-12-8.
货币政策的论文范文二：货币政策论文
摘要：
本文通过对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进行
分析，细致分析了该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时怎对这些影响，结合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明确指出了我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总之，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趋于稳定，应进行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整，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审慎的政策，通过加息等一系列的手段来减少货币的流动性，有效控制国内通胀，以有效化解美国该项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风险。
关键词：
量化宽松、抑制通胀、资金、金融风险、汇率
1、 引言
2009年3月美国推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分批购买了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相关债券，为挽救美国金融体系免于崩溃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11月3日，美国又推出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决定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在美国实际利率接近为零的情况下，美联储的决定无异于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现金。该项政策将对中国带来较大影响，我们应谨慎应对。
2、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出台的背
景及作用
政策出台背景
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企业缺乏信心，无较大投资意愿，而且美国的银行业由于背上了沉重的呆帐、烂帐包袱，不敢投资，不敢贷款，导致其失业率攀升。如果美国国内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有可能步入一个比较长期的低速增长，甚至于负增长的阶段，出于美国的战略考虑，美国政府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政策目的
美国这次推行的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意图是通过扩大投资与生产，预防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复苏。
政策作用
该政策释放的资金虽然可以使短期内美国的资产价格上升，具体表现在股价上升，但由于美国金融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这项政策最终发挥的作用可能相对有限。目前美国金融机构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或是有毒资产，其行为高度谨慎。尽管目前货币条件很宽松，大量资金在境内存在，但其仍认为贷款风险过高而无贷款意愿。于是发行的货币被各类基金以各种形式投资到外国。因此这笔资金在美国国内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3、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导致外汇储备贬值
中国拥有2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美国向市场注入6000亿美元后，客观上导致美元的贬值，稀释了我国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资产。对于拥有2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将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该项政策极有可能会带来美国国内物价上涨，导致我国大量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缩水，从而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
导致热钱涌入
由于资金过剩，美国以对冲基金为主的各类游资会携大量热钱涌入，引发各类经济问题：一是冲击产品市场，带来物价上涨，引起国内的通货膨胀。二是热钱可能进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会带来短期内资产价格的迅速上升，如不能被资产的回报或潜在回报所支撑，则一定会带来价格的迅速下降，导致资产泡沫的破裂。三是如果管理不善，热钱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出镜，对我国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冲击。
引发原材料价格上涨
如果美国的金融改革受制于政治因素裹足不前，仅靠发行货币解决经济问题，由此带来的货币过剩将会引起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将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形成重大打击，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及城市化，对原材料的需求比新兴国家小，而新兴国家更加依赖原材料，因此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冲击。
衍生问题
如该项政策未达到理想效果，美国政府将就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如处理不当，会对两国经济产生双重冲击。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规模升值，将导致我国部分出口企业出现亏损。但短期内设备、人力等生产要素已经投资，无法撤回，必须坚持生产。而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进口国则在短期内无法找出替代中国供应商的生产商或无法形成生产力，所以短期内的巨幅升值只能通过出口商把出口商品价格抬高，将升值的压力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反而导致美国通胀上升，失业率攀高，消费中国中低端产品的普通美国家庭生活更加困难，对中美两国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4、 我国的应对措施
适当出售美国国债
我国所储备的美国国债券大部分与通胀不挂钩，利息率为固定值，如美国通胀达到4%以上，将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产生负回报。因此我国应在美国国债价格短期内上升的时间点适当售出部分美元储备资产，避免过多损失。
息以应对通胀预期
从2010年三季度的数据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已企稳上升，因此在保增长和控制通胀预期的两难选择里，控制通胀预期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经济现在急需解决的任务，是适当提高存款利率，使其能够高过所公布的通胀数字，以改变消费者对通胀的预期，稳定物价预期，使经济避免过高通胀。2010年1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个百分点，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自2007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上调金融机构个百分点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央行一系列动作的连续出台已经在传递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可以稳定资金，抑制通胀。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做好金融监管工作
从调整我国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着手，减缓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同时做好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降低资金进出的波动幅度，尤其防范资金的大规模流出。通过发展资本市场，通过扩大股市的方式，有序的将银行存款等资金逐步向外引导。
引导资金 出国 投资
应有序、逐步的引导资金出国投资，以有效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还可通过对矿山等资源型的投资减缓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确保房地产市场稳定
还应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通过全面、彻底、系统的 财税 改革使得房地产市场实现真正的市场化，确保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妥善处理汇率争端问题
通过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大大降低，因此在汇率问题上应坚持原则，坚决不允许人民币过快地升值。而应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情况，以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为目标进行渐进式的、可控的调整、升值。
5、 总结
总之，我国应重视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加强研究，谨慎应对，有效化解由此带来的各方面冲击，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健康、较快的增长。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论文
大致说来，货币思想是指人们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及管理等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和认识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大都有统治阶级中的人士思考并提出，属于统治思想和统治理论。有唐一代，货币思想有哪些主要内容，达到了什么样的认识水平，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以下拟对此类问题加以探讨。
（一）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唐代对货币起源的认识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亦称“货币国定说”）。此说在《管子》一书中多处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见于《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观点产生以后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著事例。
（三）关于货币的作用
唐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较为全面。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作为人君之权柄，不可假于人，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要在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用于权百货，准交易，促进商贸活动，发展社会经济，二是通过货币总量的敛与散（即回笼与投放）来调节物价高低，操轻重之柄，既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三是用于权本末，调整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处在封建统治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四是摧抑豪强，制约兼并，限制地方势力的壮大，巩固小农经济这一封建统治基础。
唐代统治阶级中对此发表看法的人很多，以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等人为代表。开元二十二年（734），针对张九龄所提纵民私铸的议案，刘秩上《泉货议》，指出，“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此”。首先从总体上强调货币对调控经济和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接着分五个层次系统阐述货币乃国之权柄，说：“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人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15]贞元十年（785），陆贽指出，“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驰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16]强调货币乃国之利柄。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变通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17]强调货币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白居易认为，“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又说：“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天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天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国人之利咸遂。虽有圣贤，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18]强调货币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和全国经济形势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唐代诏令中也有反映，如玄宗《令所司收换恶钱敕》有云：“钱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逾越。”[19]宪宗《平泉货敕》亦云：“泉货之设，故有常规，将使轻重得宜，是资敛散有节，必通其变，以利于人。”[20]
上述对货币作用的看法各有侧重，有详有略，其中以刘秩的阐述最为全面系统。从我国古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史来考察，白居易所持货币能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关系的看法是新的创见，取得了一定进步。不过，唐代对货币作用的整体看法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的轻重论思想，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管子》轻重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唐人杜佑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说《管子》认为货币乃“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力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21]从本质上讲，轻重论是一种利用货币以调控经济并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论，主张货币要按照国家财政和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由国家垄断制造并掌握使用，把货币同财政利益及政治统治结合在一齐，是一种明显的国家干涉主义。轻重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占居统治地位，是封建统治阶级货币思想的中心内容，成为历代帝制政权视货币为统治工具的思想根源及理论依据。
（四）关于货币的管理
货币管理主要包括对货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管理。从货币起源论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论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管理有着一个总体上的指导思想，即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均要由政府垄断，乃国之权柄，不许私人染指。开元二十二年（734），唐廷就张九龄所拟纵民私铸案展开了讨论，结果，“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22]裴耀卿、李林甫、萧炅等人认为，“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23]刘秩则上《泉货议》，系统阐述铸币权乃“人主之权”，[24]不可假于人。后来，陆贽明确强调货币“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25]杜佑也认为，“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26]总之，虽然张九龄提出了纵民私铸的议案，但是并没有取得认同，货币的生产铸造权为国之特权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发行流通权是国家特权的认识也不模糊。他们认为，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在于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来调节以粮食为主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操轻重之权，既可利用季节差价、丰歉差价以籴入、粜出的方式获取财政收入，又可操控国家的经济大势，保持封建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即通过使用货币这一工具，掌握货币流通，不但达到经济目的，而且达到政治目的。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对此均有明确认识，可见前文，而陆贽的一段话说得最为清楚明白，曰：“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27]此类认识仍是机械的货币数量论观点，认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还没有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以及流通速度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的问题，在水平上也仍停留在《管子》所谓“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及西汉贾谊所谓“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28]的高度。
对如何垄断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唐代统治阶级也有其共识，不仅制定了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法律，而且实行了由政府一手买断铜、锡等铸币材料，不准私自买卖的政策，并配套出台了禁铜令、禁铸铜器令、禁销钱铸器令等法令，详见下文唐代铸币的政策与经管部分。
（五）其他认识
除以上货币思想的主要内容外，唐代统治阶级对有关货币的其他问题也有明确认识。如关于币材，认为铜是最合适的。宪宗在一则诏书中即说：“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29]前述杜佑的观点也认为“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对贵金属金、银作为币材的更大优越性尚无认识。又如对两税法以后的赋税征钱（货币税）问题，多数人持反对态度。陆贽说：“谷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30]韩愈也说：“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钱输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31]白居易则以诗加以讥讽，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计丁口，租必计农桑，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32]这些观点从祖宗成法及所征因所产立论，没有认识到当时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之下所要求的赋税由实物转向货币的必然趋势，都较为肤浅和缺乏说服力。
（六）一点结论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唐代货币思想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和西汉时期的货币学说，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进步，有的观点也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但是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仍停留在国定说和轻重论的认知体系上。这样的认识水平与唐代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相比，明显地过于滞后，并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一是唐代统治阶级仍然认为货币乃国之权柄，是理财、平天下的工具，从而使得他们着力于从财政和政治的原则出发去使用货币，不可能自觉地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办事，也不可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客观需求，造成财政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自然法则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这种矛盾与对立在有唐一代长期存在并逐渐激化，而又无法解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二是面对两税法实行以后严重的钱重物轻（钱荒）的通货紧缩问题，唐王朝并无良策。认为铜材是最佳的铸币材料，金银只能“为器为饰”的落后思想，蒙蔽了统治者的眼睛。即使在岭南和西州等地已广泛使用自然金银和波斯金银币作为货币，以及皇宫中大量使用金银钱作喜钱的情况下，统治者仍然没有受到从中启发，没有看到以贵金属金、银作为货币的更大优越性，无从实现货币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而是极力维护早已落后了的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结果严重制约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人类使用货币的历史产生于物物交换的时代。在原始社会，人们使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比如一头羊换一把石斧。但是有时候受到用于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不得不寻找一种能够为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牲畜、盐、稀有的贝壳、珍稀鸟类羽毛、宝石、沙金、石头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经作为货币使用过。 黄金货币金属货币经过长年的自然淘汰，在绝大多数社会里，作为货币使用的物品逐渐被金属所取代。使用金属货币的好处是它的制造需要人工，无法从自然界大量获取，同时还易储存。数量稀少的金、银和冶炼困难的铜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金属。某些国家和地区使用过铁质货币。 早期的金属货币是块状的，使用时需要先用试金石测试其成色，同时还要秤量重量。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逐渐建立了更加复杂而先进的货币制度。古代希腊、罗马和波斯的人们铸造重量、成色统一的硬币。这样，在使用货币的时候，既不需要秤量重量，也不需要测试成色，无疑方便得多。这些硬币上面带有国王或皇帝的头像、复杂的纹章和印玺图案，以免伪造。 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是商朝的铜贝。商代在我国历史上也称青铜器时代，当时相当发达的青铜冶炼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交易活动的增加。于是，在当时最广泛流通的贝币由于来源的不稳定而使交易发生不便，人们便寻找更适宜的货币材料，自然而然集中到青铜上，青铜币应运而生。但这种用青铜制作的金属货币在制作上很粗糙，设计简单，形状不固定，没有使用单位，在市场上也未达到广泛使用的程度。由于其外形很像作为货币的贝币，因此人们大都将其称为铜贝。 黄金货币据考古材料分析，铜贝产生以后，是与贝币同时流通的，铜贝发展到春秋中期，又出现了新的货币形式，即包金铜贝，它是在普通铜币的外表包一层薄金，既华贵又耐磨。铜贝不仅是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
【摘 要】本文通过对我国货币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出了我国货币在发展中的几次重大演变。 【关键词】货币 发展 演变 一、我国货币发展的阶段 1.古代货币发展史 古代货币的发展史指的是从先秦到鸦片战争前期货币的发展史。中国的古代货币制度，与其它国家不同，不存在什么本位制度，也没有主币副币之分，往往金、银、铜、谷、帛以及后来的纸币都同时不同程度地行使货币的职能，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所侧重而已。各个朝代的货币制度也很不一致，即使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也有种种变化和区别，叙述起来不胜枚举。 在这一期间，我们大致将货币的发展分为先秦钱币、秦汉钱币、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代钱币、辽金西夏、元明清阶段，货币的发展由最早的贝币到秦半两、五铢钱、开元通宝以及北宋纸币“交子”的出现等等。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独领风骚，所以此时中国货币形式的演变、货币理论的研究、货币制度的发展以及货币制造技术工艺的进步，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古代世界上国际经济交往，特别是亚洲各国货币的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一丛艳丽之花。 2.近代货币发展史 在此期间，主要指的是辛亥革命，民国时期，人民政权革命三个阶段。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发行了筹饷券，南京临时政府发行了军事用票和军用钞票，这些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地方省、地、市、甚至县，亦都相继发行了各类众多的钞票，铸行了多钟金币、银元、铜元、镍币等货币。人民政权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发行了银铜纸布等货币，这些统称为人民政权货币，这些币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稳定金融，推进革命形式的发展，扩大任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公共，乃至中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3.当代货币发展史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当代货币的发展史大致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一五”计划时期，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六个时期。自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发行了四套人民币，同时还在一些特殊的时刻发行了一定数量的普通纪念币，贵金属纪念币等；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后，还诞生了香港货币和澳门货币。在建国之初，人民金融业经历了通货膨胀的洗礼，通过“三平”政策，有效的抑止了10余年来的通货膨胀；从58年至76年，人民金融事业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大跃进”时期，人民金融受浮夸和盲目发展的驱使；在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它为把国民经济推上协调发展的轨道做出了贡献；在十年动乱中，它也保守破坏和摧残，曾有两次转轨，又两次受挫而被压制下去。粉碎“四人帮”后，金融事业迈出了新的步伐。 二、中国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的重大演变 1.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 关于中国货币，有人说，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人说，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看法，是因为考证的标准不同。 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众所周知，海贝便是其中之一，海贝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取得了实物货币的地位，这个约是四五千年以前的事情。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在中国货币史上，最早取得支付手段的是一些自然物，商朝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关键词】货币 发展 演变 一、我国货币发展的阶段 1.古代货币发展史 古代货币的发展史指的是从先秦到鸦片战争前期货币的发展史。中国的古代货币制度，与其它国家...
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张涛
编者按：
近期，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新闻层出不穷，显示中国人民银行预期发行的DC/EP相关工作正在加速推进。
8月6日有媒体报道，国有大行多位人士表示，四大行正在深圳等地大规模测试数字钱包应用，为数字货币正式落地进行测试准备。目前，部分大行内部员工已经开始使用，用于转账、缴费等场景。
本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张涛2020年3月19日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的主题演讲及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6月刊的内容整理而来。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简称CBDC），是“可以广泛使用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国际清算银行对中央银行的最新调查显示，有80％的银行正在 探索 CBDC。
CBDC的有益之处
第一，更有效的支付系统。在某些国家/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管理现金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并且在那些没有银行服务地区的农村人口或贫困人口可能无法使用支付系统。CBDC可以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
第二，加强金融包容性。CBDC可以提供公共的数字付款方式，而无须个人持有银行账户。
第三，支付系统的稳定性更高，新公司进入门槛更低。在某些国家（如瑞典和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支付系统集中在一些非常大的公司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央银行将拥有自己的数字货币视为增强支付系统弹性和增强该行业竞争的一种手段。
第四，加强货币政策。一些学者认为，CBDC通过促进金融包容性也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此外，在现金使用成本高昂的程度上，CBDC可以用来收取负利率，从而有助于减轻“有效下限”对货币政策传导的限制。
第五，一种对抗新数字货币的手段。由受信任的政府支持的国内发行的数字货币以本国账户为单位，可能有助于限制私人发行的货币（如稳定币）的使用。这些稳定币可能难以监管，并可能对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传导造成风险。
CBDC的风险
尽管有潜在的好处，但来自CBDC的风险还是会出现，需要采取措施，通过正确设计CBDC来降低风险。
一是银行业部门间的去中介化风险。个人可以将钱从商业银行的存款转移到CBDC持有的账户内；反过来，银行可能会感到压力而增加存款利率或者获得更昂贵（且波动较大）的批发资金，这对银行的获利能力造成压力，并可能导致向实体经济提供更高成本或更少的信贷。可以通过不付息的CBDC（至少在正存款利率的环境中）以及对CBDC持有量的限制来缓解这种脱中介风险。
央行DECP模式下相关资产负债变化示意
二是所谓的“挤兑风险”。在危机时期，银行客户可能会从持有存款转而持有CBDC，这可能被视为更安全的方法，流动性更强。但是，可靠的存款保险可发挥继续阻止挤兑的作用。另外，如果发生挤兑，中央银行将更容易通过CBDC来应对银行的流动性需求。此外，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银行挤兑通常与货币挤兑一致。因此，与本地货币CBDC的存在无关，储户可能会寻求外币避难。
三是CBDC会对央行资产负债表和信贷分配有影响。如果对CBDC的需求很高，那么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大幅增长。另外，中央银行可能需要向经历快速大量资金流出的银行提供流动性。结果，中央银行将承担信用风险，并且必须决定如何在各银行之间分配资金，从而为政治干预打开了大门。
四是CBDC也暗示了中央银行的成本和风险。中央银行提供CBDC的成本可能很高，并且可能对其声誉造成风险。要提供完全的CBDC，要求中央银行在支付价值链的多个步骤中保持活跃，这可能包括与客户进行交互、构建前端钱包、选择和维护技术、监控交易以及应对反洗钱（Anti-Money Laundering，简称AML）和反恐融资（Counter Financing of Terrorism，简称CFT）问题。由于技术故障、网络攻击或仅仅是人为错误而无法满足这些功能中的任何一项，可能会损害中央银行的声誉。
一种综合版本的CBDC
考虑到各国自身的情况，世界各地的决策者都在积极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在所有选择中，中央银行在提供安全替代现金的同时减轻某些成本和风险的一种潜在方法是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以提供综合版本的CBDC（或Synthetic Version of CBDC，简称sCBDC）。私人部门将在中央银行的监督下发行完全由中央银行储备金支持的数字货币。
相对于完全的CBDC而言，sCBDC的优势包括保留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比较优势，私营部门可以进行创新并与客户互动，公共部门可以进行监管并提供结算服务和信任。这将是一个两层系统，与当前的安排不同，即银行向客户提供支付服务，但以中央银行的货币结算。
此外，sCBDC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可能成本更低、风险更低。考虑到中央银行不必进行客户尽职调查，也不必直接负责AML / CFT合规性。而且，中央银行将不负责技术故障、设计用户界面或回答客户问题的服务。
但是，sCBDC将需要中央银行方面的额外监督，并建立明确的标准以获得sCBDC许可证并访问中央银行的储备金。
相对于私人发行的稳定币（包括全球稳定币），sCBDC也具有优势。稳定币寻求通过以资产（包括全球使用的法定货币）作为储备支持，或通过使用算法管理其在市场上的供应来使价格波动最小化。全球稳定币是那些可以通过利用现有的客户网络来提供其他服务或商品而迅速扩展的币种。受到中央银行的储备支持并由中央银行直接监督，sCBDC可能比稳定币更安全。
CBDC及国际影响
以上都与CBDC 的国内影响有关，但也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此也非常感兴趣。一方面，将CBDC用作国际交换手段可以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而跨境支付目前是昂贵、缓慢且不透明的。另一方面，跨境的CBDC可能会在通货膨胀率高和汇率波动大的国家/地区提高货币替代（美元化）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中央银行实施独立货币政策的能力。此外，跨境使用的CBDC也可能对资本流动和管理措施的有效性以及国际货币体系产生影响。
CBDC的 探索
纵观各国在 探索 数字货币的程度及发行此类货币的距离上有很大不同。
一些国家最近启动了试验，以 探索 CBDC的经验。一些国家已经运行或正在准备试点项目，以探讨CBDC的可行性和影响。为此，它们增加了在中央银行分配给CBDC和金融 科技 研究的资源，有时与私营部门顾问合作。还有几个国家正在审查和修订立法，为发布CBDC提供支持。它们正在积极研究竞争性CBDC设计的潜在影响。一些主管部门也在与公众及其立法机关合作，讨论发行CBDC的可能性。最后，还有部分国家没有立即发布CBDC的需要。相反，它们专注于改善现有的支付设计和加强监管。一些人正在 探索 合成的CBDC，而另一些人则在考虑完全不发行CBDC的其他方式来改善支付系统（例如快速支付）。
小结
CBDC已经形成趋势，由中美为代表的国家正在积极推进CBDC的落地， 探索 其可能对未来全球金融系统造成的影响。与此同时，国内部分私营企业、组织也正在积极参与央行数字货币落地相关试点工作。杭州近期发布“六新”发展十大示范场景，鼓励杭州企业积极争取和率先开展央行数字货币的结算试点，这对于在杭区块链企业未来参与央行数字货币相关的衍生场景提供了支持。
关于复杂美
复杂美成立于2008年，拥有撮合交易系统低延时、高并发的核心技术。2013 年启动区块链、智能合约的研发与创新，2014 年申请第一个区块链发明专利：钱包找回功能，并在2017 年 12 月获得授权。5年来，复杂美始终重视技术的自我研发与创新，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显示，复杂美目前已累计申请了400多项区块链技术的发明专利，13项已经获得授权，另据国际权威知识产权机构——德温特专利家族数统计，复杂美与阿里巴巴、IBM同列全球前五。
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作者:杨延超摘要:自提出比特币概念至今,数字货币已被广泛应用.数字货币是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支持,具有去中心化,可编程性,以密码学原理实现安全验证等特征.关于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总体上有非货币财产说和货币说,其中非货币财产说又有商品说,证券说,数据说等学说.具有代表性的商品说,证券说,数据说等均具有无法逾越的理论困局和现实障碍.回归货币的本质,其作为普遍认可的记账符号,国家或私人银行发行仅是构建货币信用的手段,而非必要条件.相比较传统货币,数字货币正是依赖区块链技术,完成了去中心化的货币信用构建.如此,在数字货币货币说的基础上产生了新货币说,一方面,它为建构数字货币的准货币属性提供法理依据;另一方面,也为渐进完善数字货币立法提供理论基础.可以先确定其为准货币的法律属性,在时机成熟时再确认其货币的法律地位.有必要在立法中确认数字货币作为准货币的法律地位,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建构其作为准货币的系列法律制度.数字货币容易被用于犯罪或者逃避金融管制的工具,必须确定监管主体,构建监管规则.展开关键词:数字货币 比特币 法律属性 监管制度 金融监管年份: 2020……(详细全文见学术堂)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货币作为基于网络的支付结算工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文章从电子货币概念出发,在分析了它的发展情况的同时,页针对电子商务的业务流程,对其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最后在其应用过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及解决方案 关键词：电子货币 网络金融 电子商务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电子商务相关的电子支付工具越来越多。这些支付工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电子货币类,如电子现金、电子钱包等;另一类是电子信用卡类,包括智能卡、借记卡、电话卡等;还有一类是电子支票类,如电子支票、电子汇款( EFT) 、电子划款等。本文将针对电子支付的工具之一———电子货币在电子商务中的适用性进行分析与研究。 一、电子货币的基本概念及主要形式 1. 电子货币的基本概念。电子货币是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依托，进行储存支付和流通,应用广泛，可应用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领域；融储蓄、信贷和非现金结算等多功能为一体。可以说电子货币作为当代最新的货币形式,从20 世纪70 年代产生以来,其应用形式越来越广泛。之所以说起广泛是因为电子货币与纸币等其他货币形式相比,具有： （1）快捷方便。在网络上交易，无论买卖双方的地理位置相隔多么遥远，只要双方谈妥生意，一份EMAIL附带着买方的电子货币可以在几秒钟内到达卖方的信箱，卖方得到确认后即可将货寄出，整个交易便已完成。 （3）简化国际汇兑。由于互联网是一个大同世界，电子货币理论上是符合互联网标准的单一货币，无论身在那个国家，其持有的电子货币在网上的相对价值应该是不变的。发展电子货币，可以简化传统货币在国际汇兑时的复杂手续。 电子货币技术解决了无形货币的存储、流通、使用等方面的技术问题,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美国的Mark Twain 银行是美国第一家提供电子货币业务的银行,早在1996 年4 月就获得了一万个电子货币客户。 2. 电子货币的主要形式。电子货币有两种主要形式:智能卡形式的支付卡(如Mondex) 和数字方式的货币文件(如E-Cash 和Cyber-Coin) 。前者主要用于网下的支付,后者用于网上的支付。 Mondex 即是E - Mondex(电子现金) ,它的主要用途在于取代日常小额消费的钞票及硬币。Mondex 卡除了拥有现金的特性以外,同时还具有一个比现金更优良的特点,即是它能安全地通过电子管道(如电话、因特网等) 来作为人对人、人对商家、人对银行的远距转值。我国的电子商务正在起步,网上金融服务开展较少,电子货币系统的建设进展缓慢。Mondex 是目前最接近于现金的电子货币。 E - Cash 是由Digicash 开发的在线交易用的数字货币。它是一种数据形式流通的货币。把现金数值转换成为一系列的加密序列数,通过这些序列数来表示现实中各种金额的币值。用户在开展电子现金业务的银行开设账户并在账户内存钱后,就可以在接受电子现金的商店进行购物。
I’M so sorry ,I don't know!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论文
大致说来，货币思想是指人们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及管理等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和认识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大都有统治阶级中的人士思考并提出，属于统治思想和统治理论。有唐一代，货币思想有哪些主要内容，达到了什么样的认识水平，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以下拟对此类问题加以探讨。
（一）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唐代对货币起源的认识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亦称“货币国定说”）。此说在《管子》一书中多处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见于《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观点产生以后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著事例。
（三）关于货币的作用
唐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较为全面。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作为人君之权柄，不可假于人，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要在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用于权百货，准交易，促进商贸活动，发展社会经济，二是通过货币总量的敛与散（即回笼与投放）来调节物价高低，操轻重之柄，既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三是用于权本末，调整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处在封建统治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四是摧抑豪强，制约兼并，限制地方势力的壮大，巩固小农经济这一封建统治基础。
唐代统治阶级中对此发表看法的人很多，以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等人为代表。开元二十二年（734），针对张九龄所提纵民私铸的议案，刘秩上《泉货议》，指出，“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此”。首先从总体上强调货币对调控经济和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接着分五个层次系统阐述货币乃国之权柄，说：“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人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15]贞元十年（785），陆贽指出，“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驰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16]强调货币乃国之利柄。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变通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17]强调货币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白居易认为，“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又说：“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天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天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国人之利咸遂。虽有圣贤，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18]强调货币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和全国经济形势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唐代诏令中也有反映，如玄宗《令所司收换恶钱敕》有云：“钱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逾越。”[19]宪宗《平泉货敕》亦云：“泉货之设，故有常规，将使轻重得宜，是资敛散有节，必通其变，以利于人。”[20]
上述对货币作用的看法各有侧重，有详有略，其中以刘秩的阐述最为全面系统。从我国古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史来考察，白居易所持货币能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关系的看法是新的创见，取得了一定进步。不过，唐代对货币作用的整体看法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的轻重论思想，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管子》轻重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唐人杜佑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说《管子》认为货币乃“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力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21]从本质上讲，轻重论是一种利用货币以调控经济并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论，主张货币要按照国家财政和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由国家垄断制造并掌握使用，把货币同财政利益及政治统治结合在一齐，是一种明显的国家干涉主义。轻重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占居统治地位，是封建统治阶级货币思想的中心内容，成为历代帝制政权视货币为统治工具的思想根源及理论依据。
（四）关于货币的管理
货币管理主要包括对货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管理。从货币起源论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论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管理有着一个总体上的指导思想，即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均要由政府垄断，乃国之权柄，不许私人染指。开元二十二年（734），唐廷就张九龄所拟纵民私铸案展开了讨论，结果，“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22]裴耀卿、李林甫、萧炅等人认为，“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23]刘秩则上《泉货议》，系统阐述铸币权乃“人主之权”，[24]不可假于人。后来，陆贽明确强调货币“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25]杜佑也认为，“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26]总之，虽然张九龄提出了纵民私铸的议案，但是并没有取得认同，货币的生产铸造权为国之特权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发行流通权是国家特权的认识也不模糊。他们认为，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在于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来调节以粮食为主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操轻重之权，既可利用季节差价、丰歉差价以籴入、粜出的方式获取财政收入，又可操控国家的经济大势，保持封建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即通过使用货币这一工具，掌握货币流通，不但达到经济目的，而且达到政治目的。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对此均有明确认识，可见前文，而陆贽的一段话说得最为清楚明白，曰：“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27]此类认识仍是机械的货币数量论观点，认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还没有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以及流通速度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的问题，在水平上也仍停留在《管子》所谓“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及西汉贾谊所谓“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28]的高度。
对如何垄断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唐代统治阶级也有其共识，不仅制定了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法律，而且实行了由政府一手买断铜、锡等铸币材料，不准私自买卖的政策，并配套出台了禁铜令、禁铸铜器令、禁销钱铸器令等法令，详见下文唐代铸币的政策与经管部分。
（五）其他认识
除以上货币思想的主要内容外，唐代统治阶级对有关货币的其他问题也有明确认识。如关于币材，认为铜是最合适的。宪宗在一则诏书中即说：“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29]前述杜佑的观点也认为“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对贵金属金、银作为币材的更大优越性尚无认识。又如对两税法以后的赋税征钱（货币税）问题，多数人持反对态度。陆贽说：“谷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30]韩愈也说：“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钱输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31]白居易则以诗加以讥讽，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计丁口，租必计农桑，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32]这些观点从祖宗成法及所征因所产立论，没有认识到当时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之下所要求的赋税由实物转向货币的必然趋势，都较为肤浅和缺乏说服力。
（六）一点结论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唐代货币思想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和西汉时期的货币学说，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进步，有的观点也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但是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仍停留在国定说和轻重论的认知体系上。这样的认识水平与唐代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相比，明显地过于滞后，并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一是唐代统治阶级仍然认为货币乃国之权柄，是理财、平天下的工具，从而使得他们着力于从财政和政治的原则出发去使用货币，不可能自觉地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办事，也不可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客观需求，造成财政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自然法则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这种矛盾与对立在有唐一代长期存在并逐渐激化，而又无法解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二是面对两税法实行以后严重的钱重物轻（钱荒）的通货紧缩问题，唐王朝并无良策。认为铜材是最佳的铸币材料，金银只能“为器为饰”的落后思想，蒙蔽了统治者的眼睛。即使在岭南和西州等地已广泛使用自然金银和波斯金银币作为货币，以及皇宫中大量使用金银钱作喜钱的情况下，统治者仍然没有受到从中启发，没有看到以贵金属金、银作为货币的更大优越性，无从实现货币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而是极力维护早已落后了的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结果严重制约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货币问题涉及到如何从效用转化为价格。因此只有效用没有货币，就无从以效用说明价格。以下是我做的一些探讨。请各位过目，批评。五、货币和价格1、 交换媒介：如果参与交换的每一个交换主体都能实现交换，交换对象在交换范围之内一定存在一一对应的互补关系。即每一个出让消费对象都有获得方的需要；而每一个需要获得的消费对象都有出让方的供给。这种互补关系的缺失，意味着交换不能完成。但这只是交换最终完成的必要条件；仅具备这个条件不一定能完成交换。如果交换的范围限于两方，而且两个交换主体之间存在这种互补，这就满足了两两物物交换的条件，交换将按照以上描述的过程进行并得以完成。如果交换主体较多，而这种互补不存在于两两之间，仅间接地存在于三个以上以至更多交换主体之间，物物交换就发生困难。以互补存在于三个交换主体之间为例，见下表：商品 交换主体A B CM Dam SbmN San DcnP Dbp ScpD=需要S=可供从表中可见，在交换范围内存在着互补，但在两两之间不存在互补；这种情况下，要完成交换，只有两种可能：1） 必须使其中一个交换主体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先经交换获得一种自己并不需要的消费对象，在第一次交换后构成待实现的远期的两两互补的关系；而在第二次交换中实现两两互补关系；第二次交换中互补的实现是第一次交换中远期互补的保证和前提。2） 其中一个交换主体先经交换失弃一种自己需要且处于均衡状态的消费对象，在第一次交换后也构成待实现的远期的两两互补的关系；而在第二次交换中实现两两互补关系；第二次交换中互补的实现是第一次交换中远期互补的保证和前提。在这个过程中，那个承担两次交换的交换主体扮演着媒介交换主体的角色，而被交换两次的消费对象承担了媒介交换对象的角色。两两互补的物物交换过程中，对于交换双方而言，交换对象都同时也是消费对象；而由媒介交换对象参与的交换过程中，对于媒介主体而言，媒介交换对象只在最后交换中同时具备交换对象和消费对象性质，而在第一次交换中，只是交换对象。无论媒介方式（1）或（2）都是如此。所以，存在互补却不存在一个两两互补的交换过程中，如果存在一种最终成为消费对象的纯交换对象。它因为最终可以成为消费对象而被单纯用为交换对象，以此为角色，媒介着交换过程的进行。它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交换对象。推而广之，在更大的交换范围内，要完成最终的交换，都需要这样一类特殊的媒介交换对象：最终是一种消费对象，而此前只是纯交换对象。有可能，这类交换对象寄托于几种消费对象，但它们一定都具备同样的性质。以上表为例：设消费对象P具备以上性质；A获得P，出让N；C获得N，出让P；第二次交换A与B：A获得M，出让P；B获得P，出让M；通过两次交换，交换主体三角互补关系得以实现。商品 交换主体A B CM Dam SbmN San DcnP （Dap）（Sap） Dbp ScpD=需要S=可供黑色：1次交换红色：2次交换括号中的商品P起到了交换媒介物的作用；交换主体A起到了媒介交换主体的作用。这是媒介方式（1）的图表演示。媒介方式（2）也可以这样说明（略）具备以上性质的特殊消费对象称为媒介交换对象。、 交换媒介的交换比例的确定对于都是消费对象的交换对象，其交换比例由交换物对各自所有者的边际效用决定；而作为交换媒介物，对于媒介交换主体而言并不需要交换（出让或获得）这个物品。所谓不需要，意味着处于边际效用平衡状态，与谁平衡？与其它交换物品交换后的边际效用平衡，否则会因新的不平衡产生进一步的交换动力。所以，对于起媒介主体作用的A和媒介物品P，一定存在如下平衡：（Sam+ΔSm）/Damo=Sap/Dapo=（San-ΔSn）/Dano因此，与B，C的交换方程组为：第一次交换：（Scp-ΔSp）/Dcpo=（Scn+ΔSn）/Dcno（San-ΔSn）/Dano=Sap/Dapo第二次交换：（Sam+ΔSm）/Damo=Sap/Dapo（Sbm-ΔSm）/Dbmo=（Sbp+ΔSp’）/Dbpo将以上方程组联立并令ΔSp=ΔSp’得：（Sam+ΔSm）/Damo=（San-ΔSn）/Dano（Sbp+ΔSp）/Dbpo=（Sbn-ΔSn）/Dbno（Scn+ΔSn）/Dcno=（Scp-ΔSp）/Dcpo方程组的解 δSm，δSn，δSp是均衡时的交换量；而三个解的相互之比，δRmn，δRmp，δRnp，就是均衡时的交换比例。还可以直接根据A，B，C对待交换物品的平衡方程得到以上方程组：A需要M，可出让N；有边际效用均衡等式：（Sam+ΔSm）/Damo=（San-ΔSn）/DanoB需要P，可出让M；有边际效用均衡等式：（Sbp+ΔSp）/Dbpo=（Sbn-ΔSn）/DbnoC需要N，可出让P；有边际效用均衡等式：（Scn+ΔSn）/Dcno=（Scp-ΔSp）/Dcpo以上构成三元一次方程组：（Sam+ΔSm）/Damo=（San-ΔSn）/Dano（Sbp+ΔSp）/Dbpo=（Sbn-ΔSn）/Dbno（Scn+ΔSn）/Dcno=（Scp-ΔSp）/Dcpo推而广之，只要在交换范围内存在互补，且不存在两两对等的互补交换关系，一定有同等数目待求交换量组成的多元方程组，得出同样数量的交换比例。通过上例还可以看出，如果P作为交换媒介，虽然A并不需要它，但也要与之交换，而交换比例的确定则不是由P对A的边际效用而是由P对B和C的边际效用通过所有参与交换方的边际效用均衡方程组解得的。因此任何一个交换对象与交换媒介的交换比例都要受到众多交换对象及其边际效用的影响。再有，作为交换媒介，与其它交换对象一样，要完成交换，必须在交换范围内存在对该媒介的互补关系，即有该媒介的需要方和出让方。可幸的是，人类需要的消费对象很多是共同的。因此只要交换媒介与这些共同的消费对象确定了交换比例，那么媒介与其它物品的交换比例就由其它物品与这些基本物品的交换比例确定，而无须去解更为庞大的方程组。但是至少要解三元方程，这是由媒介的存在条件（即至少三方参与交换而且相互无互补关系）决定的。3、 货币——最终的媒介交换对象交换媒介一开始就具有了在远期才可交换到所需消费对象的性质，而这就是“信用”的性质。一个能长久发挥作用的交换媒介一定是其“信用”良好的物品。为保证这一点，第一这个交换媒介必须是一种人们需要的物品，即是一种消费对象；第二，这个媒介对那个最终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必须足够大，以至不存在舍弃该媒介的可能；第三，最终消费这个消费对象的消费者必须有足够的为大多媒介使用者所需要的物品以备持有媒介的交换者随时可以交换到。这三点从效用和实物上保障了交换媒介的“信用”品质。但具备了“信用”的物品的现实作用是媒介交换，这个作用要求媒介物品必须具有方便使用，易于携带储存，便于分割，量度，不易损坏等属性。这些属性可以统称为“实用性”。“信用性”与“实物性”的统一，是合格的交换媒介的标准。达到了这个标准的物品，就演化为货币。物品“金“，就具备了这样的标准，于是金成为合格的货币。首先它是一种消费对象，一种高级的装饰性的消费对象，这种高级是指它所满足的是较高层次的需要；而这种高层次的需要只有在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之后才产生，因此，有此需要的人群一定是拥有足够较低级消费对象的主体。这保证了可以有足够的物品与金相交换。第二金是稀缺的。这是由自然储量决定的。这保证了金的既存量较少，保证了金的边际效用较高。这两点保证了金的“信用”品质。从“实用”品质上看，金也是合格的。计量，携带，储存等十分方便。所以金是天然的理想货币。4、 货币的边际效用：一个富人手中的100元货币与一个穷人的100元货币边际效用一样吗？在物物交换过程中，交换物品同时具有交换对象和消费对象两种性质。而货币的这两重性质却是分离的。作为交换媒介，它只是一种纯交换对象；作为纯交换对象它不具有边际效用。而只有在最后它因它的某种自然属性满足人类的某种欲望时，它才成为消费对象，也只因行使这个消费对象功能，货币才具有边际效用。所以对于那些只把货币当作交换对象的货币持有者，不存在对他们而言的货币边际效用。货币的边际效用只取决于最终将它作为消费对象的所有者。当黄金消费者不再需要黄金，即黄金的边际效用降至零时，所有人手中的黄金都将一文不值。而根据货币的成因，没有边际效用的物品不具有“信用品质”，所以一文不值的黄金将不再是货币。反过来说，黄金之所以成为货币，正是在于其边际效用总保持较高水平而且相对稳定。因此富人和穷人手中的货币都具有同样的边际效用。可能，穷人花1元购买的两个面包与富人花100万元购买的一辆汽车在感觉上似获得同样的满足感；似乎两者单位货币对应的满足感是不一样的。但是如上所述，不同种类的满足感是个不可以比较的量。要想可比只能通过交换比例即价格作为转换参数；如果市场上的面包和汽车的价格比就是1：2000000，那么两个面包带来的综合满足感与一辆汽车带来的综合满足感的比只能是1：1000000；而单位货币对应的满足感是一样的。所以货币在将其仅作为交换媒介的所有者手中边际效用都是相同的，都等于货币对那些将其作为消费对象的所有者的边际效用。5、 实物货币向符号货币的转化以上货币的“信用”品质是由货币本身的有用性做最终保障的。保障的目的是使众人相信货币的可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有用性又只是使众人相信的一种手段或方式。如果另外还有一种方式也能够使众人信服，而那种方式的体现物并不具有“有用性”，那种方式也可以成为一种媒介。比如经“可信”之人担保的“借条”，甚至完全的无形担保，都可以媒介一个交换过程。这种人格化的担保，实际是一种“信用”符号。人是符号化的物种，语言、文字是符号的集成；人又可能具有（不一定具有）履行承诺的品质，因此人类确实无必要必须通过实物的有用性及效用大小来构成信用，也完全可能确立一种符号化的“信用”。于是“符号化的信用”加上“实用性”也成为了合格货币的又一种选择。于是随着人类的历史进步，多种“符号”货币相继诞生。1） 纸币：这是一种以政府的权力和实力担保的“信用符号”，在“实用性”上比之金品更为方便。2） 单据：这是以银行的实力担保的“信用符号”，比之纸币更为“实用”简捷。3） 电子货币：也是以银行或政府的担保为信用保证的“信用符号”，是电子化社会的必然选择。但是，非实物货币与实物货币有重要的不同：实物货币的“信用”源于物品的非人为的属性；而符号货币却以“人为”的担保为基础。实物货币与其它物品的交换比例是以各自的边际效用为基础，根据边际效用均衡原则，通过与若干基本消费对象确立基本交换比例进而得出的。而符号货币，它虽然也必须通过与基本物品建立比例关系而确定与所有的交换对象的交换比例，但是其基本交换比例不是由其边际效用决定的而是“人为”的确定的。这种“人为”的比例存在着随意性，这给符号货币的“信用”带来了失效的可能。政府信誉，银行信誉的丧失不是不可能的。为防止这种失效，可以采取符号货币与实物货币挂钩的“金本位”方式，规定单位符号货币的“含金量”；也可以采取控制符号货币量与实物财富量的比例方式。目的是一个，减小“信用”的人为因素。但无论如何，符号货币的信用品质总是低于实物货币。一个社会，货币发行者的信誉越高，实力越大，符号货币的作用空间就越大。而当风险增加人们总是转向实物货币就是符号货币的信用小于实物货币的例证。1、 货币与消费对象的交换比例——价格实物货币出现以后，这个货币可以依照边际效用均衡交换方程与某一个可能的，通常也是最基本的消费对象确定边际效用均衡方程，以此参与多元交换方程组，从而确定均衡方程组的解δSg，进而与其它交换物品的解形成比例关系：如δRgn=δSg /δSn ，δRnp=δSg/δSp ， δRgo=δSg /δSo， δRgq=δSg /δSq，……。形成一系列不同消费对象对应着G不同数值的数列。这种货币与不同交换对象的交换比例数列，就是各个交换对象的价格。设价格为Pg：Pg= δSg/ δSn（n=1,2,3,…)符号货币，则根据与实物货币的挂钩比例确定与各个交换对象的交换比例即符号货币价格，当然也可以人为确定。2、 货币的作用价格出现后，货币有了三重作用：第一， 货币是交换媒介。货币以它的“信用”品质和“实用”品质行使交换媒介的功能；这个功能使货币成为流通手段。第二， 货币是交换比例尺度。使其成为价格尺度的是交换对象和货币的边际效用均衡原理；价格通过一系列的边际效用均衡方程组所确定的各个交换对象的交换比例得出。以此，货币成为边际效用的物化表现，成为交换比例的尺度。第三， 货币是财富的尺度和物化表现。因为价格起到了一种计量单位转换参数的作用。当一定量的物品与其价格相乘得到一个货币量时，这个货币量一方面代表了物品的数量；另一方面，由于价格与物品边际效用的正相关性，还代表了这个定量物品对人的效用程度。而数量多效用高正是人类对财富的本意理解。因此货币量成为了财富的尺度，并由于与任何物品的可交换性，使货币的数量成为财富多少的象征，进而也使货币成为储藏手段。设货币量为ΔSg，那么对于商品M有： ΔSg（M）=δRgm*ΔSm=R（Umm）*ΔSm；对于商品N有： ΔSg（N）=δRgn*ΔSn=R（Unm）*ΔSn；对于商品P有： ΔSg（P）=δRgp*ΔSp=R（Upm）*ΔSp对于商品Q有： ΔSg（Q）=δRgq*ΔSq=R（Uqm）*ΔSq；等等。货币量代表了一切商品的数量和相应的边际效用。货币的这些特质，使它走向神坛：货币是尺度，是价格，是社会的总效用，是所有的消费对象；货币是收入，是损失，是财富。如果市场是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效用就是经济的看不见的魂；而货币则是附了魂的神像，货币确实值得崇拜。
关于货币的小论文需要做到短小、简洁、扼要，不需长篇大论文，一般都是由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组成，可以简单介绍一些货币的产生，发展等等：
1、货币（Money）是通货的一种。俗称金钱。通货是度量价格的工具、购买货物的媒介、保存财富的手段，是财产的所有者与市场关于交换权的契约，本质上是所有者之间的约定。包含流通中的货币、政府债券、银行券等。
2、由于货币属于商品，因此他同所有商品一样也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当处在不同形式的价值运动中的时候，货币所表现出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职能。另外三种职能则是在两者的基础上形成的派生职能。
3、流通手段就是指货币在商品流通中充当交换媒介的职能。在货币出现之前，商品交换是物物直接交换，即商品－商品。货币出现后，商品交换就通过货币作为媒介来进行，即商品－货币－商品。在这里，货币在两种商品交换关系中起着媒介物的作用，执行着流通手段的职能。
4、作为价值尺度，可以是观念上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则必须是现实的货币，但不一定是足值的货币。这是因为，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每次都只是转瞬即逝的事情，人们关心的是它是否能起到交换媒介的作用，而并不关心它的实足价值是多少。
5、只要社会公认它能代表一定数量的货币，代表一定的价值就行。这就产生了不足值货币代替足值货币，以及纸币代替铸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可能性。相对地说，纸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是按照它所代表的金或银的价值，即代表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
《货币金融学》论文的课题的话是有很多的，你可以研究一个金融的一个发展趋势。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虚拟经济现在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如果盲目的更从就容易形成经济泡沫，只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非常之大，你就现在金融危机的现状做一下分析，而且也非常实时，有新意呀！！呵呵 努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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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汉斯出版社的官网上找到了这些文献，你看看中国存款准备金政策及其效应分析—以2010~2011年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为例金融角度看1941年上海“恐怖货币战争”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中的货币锚效应增强了吗？基于时间序列模型的货币供应量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