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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军事家；以及他们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和他们对中国的影响； 教学重点：圣贤孔子是本主题重点； 教学难点：诸子百家是本科的难点。 教学过程： 我们都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出自哪里？《论语》在论语中有很多比较著名的教育经验，都是孔子提出的。传说孔子有弟子三千。孔子就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在那个时期还涌现出了很多的思想家，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板书：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 一、思想家、教育家——孔子 1.说说你对孔子的了解 2.说说你知道的孔子比较著名的言论 3.为什么孔子离开我们2000多年了，还有那么多人知道他，纪念他？ 4.出示人们纪念孔子的图片； 5.讨论：“古今中外，为什么人们崇拜孔子”？ 6.学生汇报自己租的结论。 7.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方法与孔子的教学方法结合，都是从孔子的教法中借鉴而来。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培养正确的学习态度和科学学习方法； 2.了解我国古代的文化成果，曾强民族自豪感。 教学过程： 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孔子外，还涌现出了很多的教育家，思想家，军事家。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他们被称为“诸子百家”。为什么成为“诸子百家”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很多。 1.老子 2.孙子 3.孙膑 4.韩非子 5.寓言故事：塞翁失马、守株待兔等。 课后反思：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培养正确的学习态度和科学学习方法，了解我国古代的文化成果，曾强民族自豪感。
春秋时期齐国是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就是齐国宰相管仲当时施行的史无前例的改革 当时主要把齐国推向中原第一强国的核心人物是管仲和鲍叔牙其中管仲对齐国的强大起到了最支撑的作用和巨大贡献管仲施行的改革措施在当时就是一种颠覆、颠覆旧有的凝固的传统制度、就好像当今时代的互联网颠覆传统企业一样。管仲的改革分以下几步行政改革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人事改革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兵制改革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经济政策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四库全书管子管子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石壁谋和菁茅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平衡粮价，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同于马克思级差地租。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法制改革管仲以法治国，“事断于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译过来就是：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法制“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译过来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在齐国实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上下齐心，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第二步：就是思想的改革人性趋利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6] 管仲雕像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尤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贪生怕死，贪财好色。齐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基于管仲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有机会得到人性的满足。藏富于民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实现‘富民’，管子认为发展农业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管子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在社会政策方面，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如何调节？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均田分力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顺应时代发展，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导致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管子·乘马》中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四民分业这一方针是把国民分红军士、农人、工匠、商贾四个类别，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区域。管仲指出四民分业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作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历，进步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推进商品出产和流转有很大效果；三是营建专业空气，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然后构成作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建杰出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潜移默化，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把握专业技能。管仲将“工商”与“士农”并排，以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大众，公之本也。”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准则让齐国的制造业技能领先于其他国家，以丝绸为例，中国最早呈现的丝织中间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其时，临淄出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级丝织品，不只齐国国内供应充沛，还许多热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全国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对外开放齐国地处海边，渔业和煮盐业一贯兴旺，管仲规则，鱼盐能够自在出口，关口只挂号而不予交税，以便当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施单一税制，在关口征过了的，在商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关于前来齐国经商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期待，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主张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搭车者供应自个饭食，来三搭车者供应马的饲料，来五搭车者装备可供自在调遣的人员。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为了活泼贩子，管仲乃至首开公营色情业。“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7] 他在国都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倡寮(“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招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而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好像鲁班在木匠业的位置。在这种自在贸易方针的鼓舞下，能够想见齐国商业的昌盛以及商人的活泼，《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富贵现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其时国际上最大规划、最富贵充足的城市，而与其一起的雅典城生齿不到5万。战略合赢齐桓公与管仲屡次商讨富国之策，齐桓公主张对生齿、房子楼台、树木、家畜交税，管仲逐个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财物，自然会导致公民的不满。“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最佳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并提出了“寓税于价”的方法。并给指出“唯官山海为可耳。”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工业，无一民众能够顷刻脱离。他说，万乘之国的生齿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交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若是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斟酌涨价出售，每月能够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交税，不致导致公民的“嚣号”对立，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即“煮沸水以籍全国”。铁的专卖也是相同。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耘仍是做女工，都需求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东西，只需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比，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交税，实践是“无不服籍者”。管仲发起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身下场，兴办公营盐场或公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以为专营即是公营，多入歧途。食盐工业在盐业，管仲实施专卖方针，敞开盐池让民间自在出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买。因为操控了盐业的出售和产值，进而操控了报价，齐国的盐出售到别国去，价格能够举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在冶铁业上，管仲实施的是国有民营。他首要严峻地着重了国家对一切矿山资源的独占，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则宣告，只需一发现矿苗，就立刻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勇于私行挖掘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进而，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出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条件之下，管仲敞开冶铁作坊业，答应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有些，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适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因为自己的经商经历，管仲深知经商之苦，故对“负任担荷，服牛辂马，周流四方”的商人恤怀有加。他虽最早倡导“盐铁”官营，但是并没有禁断民间商人的介入。《管子·海王》篇记载，齐桓公曾要求管仲下令“断山木，鼓山铁”，禁止民间商人经营冶铁。管仲不同意。管仲说：“如果那样去做，会激起民怨，一旦国家危难，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这就是说，如果国家以垄断经营的方式经营冶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得不偿失的。管仲主张制定严格的交易法规以规范市场，将商人的趋利行为纳入一个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公平环境之中，才能使工商经济发展健康有序。他实行的“轻重”之法，即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并重的经济政策使齐国终于跃上春秋五霸之首。[3] 由政府控制资源，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必定份额分配利润，这即是后世十分盛行的“财物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早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周厉王就任用荣夷公大力推行‘专利’政策，其本质也是国家对战略经济资源的掌握。但由于种种原因，周厉王的改革很不得人心，导致改革走向彻底失败。管仲的国家专营政策建立在对周厉王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上，增加了这项关系到齐国富国强兵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管仲推行的国家战略资源专营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对后世王朝国家经营管理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并成为大一统之后的帝国存在下去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统计考核年终总结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每年的腊月最后五天是年终总结，齐桓公亲自临朝听政，议定罚、罪、刑、杀。年终总结之后，就是全年考核。每年正月初开始，就是齐国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时间，也由齐桓公亲自进行。考核的对象是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考核之后，做得好的有赏，最后一名会受到批评警告。在今天，就是末位淘汰。考核结束之后，开始法律学习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颁布，但是在初六开始召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进行学习，认真领会法律精神。为什么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要专门有一个学习班？因为他们还要负责把法令传达到各地。学习班结束之后，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辖范围，必须第一时间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后才能回家，否则这叫做“留令”，属于死罪。同时管仲设立了“啧室”，啧是什么意思？就是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意思，“啧室”就是信访办。“察民所恶，以自为戒。”这是管仲设立“啧室”的目的。信访办的门口写着四句话：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法律是不是简明易行，刑罚是不是审慎公正，政事是不是简单而不扰民，税收是不是少而且方便缴交。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以上这些方面有投诉的，无任欢迎。直接批评国君的过失的，被称为正直之士，他们的意见都会被受理。宏观调控《管子》认为，商品、谷物和货币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这些论点在《国蓄》、《轻重乙》、《揆度》等篇中都有论及。有形的手，无形的手《管子》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乘马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山至数》）并强调了粮食在三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轻重之术有以下几个方面：1．稳定物价的措施。国家采取“敛轻散重”的策略，购进人民所轻者，抛售人民所重者，这样既可以稳定物价，又能使政府从中获利。‘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故人君散之以重。’（《国蓄》）国家还需要采取‘以重射轻’的方法稳定物价。就是用高价收购市场上跌幅较大的商品，以改进商品价低滞销的状态，使物价稳定下来，防止商品飞散他处。因为任何商品都是‘重则至，轻则去’，（《揆度》）商品的价格‘重’，外地的同类商品就会涌人；商品的价格‘轻’，本地的商品就会外流。与‘以重射轻’相对应的措施是‘以贱泄贵’，就是以低价推销的办法，把过高的价格拉下来，这就防止了‘大贾蓄家’囤积居奇而‘豪夺吾民’。（《国蓄》）2．国家采取对粮食、食盐、铁等重要商品进行控制的措施。国家控制了‘民之司命’、‘万物之主’的粮食，就可以控制整个经济，利用对粮食的垄断价格，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管仲建立了国储粮准则，国家收买储备了许多粮食，其数量足以操控商场粮价的动摇，以到达丰饥平衡的成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作粮价，禁止在饥馑之年使用粮食生意欺凌农人，粮价动摇有必要由国家掌控。3.调控货币。《管子》认为，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轻重乙》）为了掌握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管子》制定了一个货币投放与管理的措施，称为‘币乘马’。‘乘’指‘算’，‘马’指计数的‘法码’。《管子》提出的货币投放与管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是：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这样周密的治国理财谋略，必然带来经济的稳定发展。《管子》主张在对外贸易中灵活运用轻重之术：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刺激消费对于国外的富商、官员和百姓，必须提倡“消费主义”，让他们想方设法穷奢极侈。要提倡让他们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普通的蛋品雕画，敬之若稀有之物，吹嘘它的妙用，然后煮食，吸引敌国以十倍之利加以购买；把木柴刻得美轮美奂，然后焚烧，假称这是比万年青松还要珍贵的材料，敌国的富商必然纷至沓来，加速进货，争当代理。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贾贩运的渠道不要阻滞。让外国用这些“无用之物”的富人奢侈消费，让本国制造这些“无用之物”的穷人劳动就业。这样，本国的百姓将安居乐业，敌国也就危如累卵。管仲的商业头脑与战略齐桓公把南方的楚国看成王霸事业上的“假想敌”，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国①。但楚国的军事战斗力很强，这让齐桓公头疼。他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其人民精通格斗的技巧。我们要举兵讨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一个楚国就很麻烦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这一招准管用。”齐桓公于是在与楚国交接的边境上设立了一座小城，并派人到楚国购买活鹿。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管仲让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乐了，对其宰相说：“那个金钱，是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啊！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冒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为炒做这一事件，管仲还煞有介事地对来自楚国的官方采购商人说：“你能给我弄来二十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百斤；弄来二百头，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黄金了。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用也够了。”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来劲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老百姓都放下手头的农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这个时候，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国了！”齐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楚国拿了比往常多五倍的钱，却误了农时，粮食又不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收割的，楚国到时候一定会去收购粮食的。到时候我们封锁边境就行了。”齐桓公恍然，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注：①齐桓公大会诸侯，讨伐楚国，借口是楚国一直不向周王室交纳贡品。齐国主导的诸侯联军出兵进攻楚国是在公元前656年，楚成王派大臣屈完去和齐桓公谈判，接受了齐桓公的责备，并答应向周王室进贡。战争结束。衡山之谋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功夫。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看到赚钱的情况，衡山国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衡山国百姓于是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在夏收前，对衡山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的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在当时乃至至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或启迪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据《汉书· 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较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0家被发展成学派。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出自这里。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但至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汉族思想、文化两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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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制度的本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主要社会制度是农奴制,战国中叶商鞅变法所开创的地主官僚制度之秦模式就是在与农奴制（以及奴隶制残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根几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红线,周秦之际的历史变革就好理解和把握了. 一 春秋 《史记.孔子世家》在总结孔子一生文化贡献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穆）,编次其事.”这里“下至秦缪”一句值得注意.孔子是一意维护西周奴隶制的思想家,经他修编的《尚书》以秦穆公之《秦誓》终篇,一则预见了秦国的走向强盛、代周而兴,一则寓意殷周奴隶制已如那西天的太阳,虽然恹恹不愿下山,却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秦穆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59年至621年；在秦穆公之前,从公元前685年到643年,是有名的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事迹.这便是周代奴隶制秩序最后的斜晖一瞥.《论语.宪问》记录了孔子对齐桓公、管仲的评价,他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矣.”差不多算是仁了啊,差不多算是仁了啊,这稍微有保留的评语是赞叹管仲在中原大致恢复了奴隶制的王朝礼治秩序,而遗憾之处则司马迁认为是齐桓公称霸而未称王,没能达到重建宗法分封天 *** 系的高度,他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管晏列传》）但西周奴隶制盛时的礼治荣景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在西周,土地属于周天子（王）和诸侯（公）代表的氏族集团所有,称为“公田”.天子或诸侯把土地分封给国内的政务官——大夫,叫作“采邑”.士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中下层,是介于贵族和平民、奴隶之间的一个较广大的社会阶层.《国语.晋语》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士也能分得一份公田,参与剥削,以维持他统治阶级的体面,而庶人则是平民中的自由农民,要靠劳力吃饭. 农奴在贵族庄园里劳动,这种现象并不始于春秋,早在西周中叶以前就已出现了.《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嗟我农夫”的叹息,此处农夫便是农奴,他们“为公子裳”、“为公子裘”,他们“献豜于公”、“上入执宫功”,等等；他们不是奴隶,但依附于大小贵族,被束缚在贵族的土地上,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在大量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自由农民生产成本相对过高,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许多破产的农民为了生计,托庇于豪门,成为失掉了一部分自由的农奴.又据《汉书.食货志上》的记载：“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贵族们侵夺农民的土地,使土地和人都变成他们的私属.另一方面,大小贵族在贪欲的驱使下,命人开垦森林、草原,公田之外的私田日益增多,而至迟于西周末年开始应用的铁制农具,大大加快了开辟私田的进程.田地多了,劳动力就显得不足,而奴隶怠工、逃亡等形式的自发斗争不断地发生,贵族们为了保障生产和再生产,有可能改善奴隶的劳动条件,将一些奴隶转化为农奴,以提高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所以农奴的来源是奴隶社会里的农民和奴隶.贵族们的私欲损害了奴隶制政权的公利,私属农奴越多,国家的财税收入相对就越少.到了齐桓公、管仲的时代,列国的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但齐国的世卿大族少,奴隶经济还比较巩固.相对雄厚的奴隶经济支撑了桓公的“尊王攘夷”事业,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管仲“与俗同好恶”的施政呈现出改良的特点.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源头）,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晏列传》）.他的政策一方面强化了奴隶主贵族的国家机器,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一方面反映了领主庄园经济的要求,采取了“四民者勿使杂处”,世代“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国语.齐语》）的固定身份的做法.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农业奴隶就逐渐转化为国家的农奴. 齐桓、晋文之后,中原诸国无力阻挡楚国的北进.楚庄王之时（公元前613～591年）,“观兵于周郊”（《楚世家》）,问周王朝鼎之轻重.公元前608年,鲁国的襄仲杀嫡立庶,由文公次妃之子俀继位,就是宣公,这以后鲁国渐渐“公室卑,三桓强”（《鲁周公世家》）,鲁桓公之族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渐渐把持了鲁国的政权.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之为“履亩”.按田亩实际面积征收租税,势必要重新丈量土地、整顿庄园.这时,鲁、宋、郑、陈都归顺了楚庄王.宣公此举一来是为了限制三桓的势力,加强奴隶制国家的君权,二来也可能是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财,以便向楚国输送贡纳.宣公向三桓争夺权力的斗争似乎并不成功,司马迁在《鲁世家》里甚至完全没有提到宣公十五年的这件大事.软弱无力的斗争等于承认“存在即合理”,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形态日渐取得优势,奴隶制就要为农奴制所取代了. 公元前572年,晋国的栾书杀了厉公,立了襄公的曾孙周,就是悼公,这以后晋国“大夫稍强”.公元前546年,即晋平公十二年,赵武（文子）当了正卿（《赵世家》）,这年晋、楚订立弭兵之约,此后四十年内两大强国之间没有发生冲突,而中原诸国内部公室和大夫的斗争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国,“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晋世家》） 在齐国,“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发放粮食）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田敬仲完世家》）田氏取得了平民和农奴的拥护.公元前539年,齐国的晏婴使晋,跟晋国的奴隶主贵族叔向私下里交谈.叔向说：“晋,季世（末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晋世家》）晏子说：“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国家的量器,小斗）权（交换）私（私家的量器,大斗）,有德于民,民爱之.”（《齐太公世家》）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叔向责备他为政不以礼,子产答复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在晋、楚之间,被迫时而朝晋,时而朝楚,有朝不保夕之感,子产为了补奴隶制之天,在列国中首先发布了成文法典,来应付深重的社会危机.这样做大概最终还是归于徒劳,所以此事《史记.郑世家》也未见记载. 到了公元前526年,晋昭公死的时候,晋国开始“六卿强,公室卑”（《晋世家》）,六卿是韩、赵、魏、范、荀（中行）和智氏.公元前514年,魏献子为政,“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晋公室由此益弱”.（《赵世家》）第二年,赵鞅（简子）、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制定有利于庄园领主的法律,这和23年前子产铸刑书的用意已经完全不同.公元前491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赵世家》） 公元前488年,齐国田乞胁迫诸大夫拥立跟他私交好的阳生,就是悼公,杀了景公生前喜爱的宠姬之子荼,于是“田乞为相,专齐政”.（《田敬仲完世家》）田乞死后,简公之时,其子田恒“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换取人心.公元前481年,田恒杀简公,立平公.田恒相齐,谥为成子. 孔丘在鲁国听到了田成子弑君的消息,这时他已经70岁了.孔丘请求哀公讨伐田恒,哀公让他找三桓.孔丘只好去请三桓发兵,三桓拒绝了他.奴隶制的礼治秩序无可挽回的崩溃了.过了两年,孔丘去世. 二 战国前期 公元前458年,“知（智）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赵世家》）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晋世家》）这时,“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赵世家》）至此,三家分晋的格局业已形成. 魏桓子的孙子就是文侯,公元前445年为魏文侯元年.在《史记》中,李克（悝）是一个帝王师的形象.公元前429年,魏国拔取了中山国,翟璜举荐李悝为中山之守.吴起“闻魏文侯贤,欲事之”（《孙子吴起列传》）,文侯在用吴起之前询问过李悝对吴起的看法,可见吴起向文侯求将当在公元前429年以后.公元前421年,翟璜回顾说,他还曾举荐吴起为西河守,则吴起到魏国是在公元前421年以前.就在这一年,文侯“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魏世家》）.魏文侯举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贤才,使魏国摆脱了落后局面,强大起来. 据李悝说,魏成子为文侯招揽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公元前429年,“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若子夏此时在魏,年已78岁（他比老师孔丘小44岁）,则“文侯受子夏经艺”多半在此之前.我认为子夏等三人有点像汉初的商山四皓,名望很高,文侯师之,以示敬老尊贤,至于治国则主要靠李悝、吴起、西门豹.有人说李悝、吴起、商鞅出于子夏门下,但李悝径以“卜子夏”称之,司马迁记吴起“尝学于曾子”,而非子夏,所以子夏不是李悝、吴起的老师.商鞅的年代还要晚得多,更不可能. 《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其说晚出,不可信.章炳麟说过：“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固着、局限）于刑律而已”,商鞅变法,因时而变,治国之策不必从书中来,亦不必沿袭前人.不能因为商鞅在魏国做过官,就把他和李悝扯上关系.而李悝著《法经》云云,亦恐系伪托.李悝自有其贡献,《汉书.食货志上》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勤于农业,多产粮食）之教……又曰：籴（买米）甚贵伤民（除农民以外的其他平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指人心离散）,农伤则国贫（指粮价太低,农民不愿种粮,国家粮食不够充足）,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善平籴（平衡米价,指官籴）者……使民适足（正好够吃）,贾（价）平则止.小饥（歉收年）则发小孰（熟,丰收年）之所敛（敛藏）,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卖米,指官粜）之……取有余（丰收的年成）以补不足（歉收的年成）也.”此时魏国商业已甚发达,市场粮价波动很大,为了平衡粮价,就由官府发挥调节作用,在丰年多收粮食,在歉收之年少收粮食,保持市场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又在荒年卖出官府于丰年敛藏的粮食,解决粮荒价高的问题.班固撰《汉书》在东汉,所言“农”乃自耕农,而李悝那个时候的农业劳动者仍以农奴为主.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指出李悝发明了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办法,保障了中小农奴主的利益,也有利于平民阶层,由此奠定了农奴制魏国富国强兵的基础.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孙子吴起列传》）公元前395年,文侯的儿子武侯即位,先后以田文、公叔为相,公叔怕西河之守吴起夺了他的位子,就设计使吴起离开了魏国. 公元前391年,齐国田恒的曾孙田和把齐康公迁谪到海上,仅“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武侯会于浊泽,“求为诸侯”.次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田完世家》） 公元前391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楚世家》）魏、齐都在上升,楚国的国力相对减弱.吴起离魏后到了楚国,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就要来了.“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捐弃）不急（急需）之官,废（废止）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破除）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孙子吴起列传》）吴起的改革远比李悝激烈,他以强军为中心,摒弃空谈,裁汰闲官,削减贵族,用节省下来的财物扩充军队、赏赐将士,造成了许多人利益、地位、命运的急剧变化,因而吴起相楚可以说是商鞅变法的先声.但吴起的变法没有触及生产关系领域,也还不是地主阶级的社会变革.公元前381年,悼王死,吴起被宗室大臣杀害了. 当春秋、战国之交,商业和列国之间的贸易愈益繁荣兴旺,范蠡、子贡即是经营商业成功的典范.庄园经济的发展,早已破坏了奴隶制的“经界”；商业的崛兴,又使土地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最终也成了商品.在战国早期,土地的自由买卖很可能已经大量出现了.土地的迅速流转,使领主变成了地主,农奴变成了贫雇农.土地被卖掉了,农奴也被领主抛弃了. 商鞅变法,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商鞅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利益,冲击着旧贵族的既定秩序.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下令求贤,商鞅从魏国西入秦.两年后（《秦本纪》）,经过辩论,“卒定变法之令”（《商君列传》）.有军功者授爵,宗室无军功者革除贵族身份.此外,“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据有）田宅”,实际上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军功地主阶层,而且“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华贵）”.更重要的是,“僇力（尽力）本业（农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恢复自由之身）；事末利（弃农经商）及怠而贫（游手好闲,以致家贫）者,举以为收孥（奴,官奴,指劳改）”.“复其身”三字《集解》、《索隐》、《正义》均未解释,《荀子.议兵》有“复其户”之语,杨倞注为“不徭役”,颜师古注《汉书.刑法志》引文时释为“免其赋税”,因而有人以免其徭役或免其赋税来理解“复其身”.其实,“复其身”是使农奴或奴隶从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农民,在上段话里“僇力本业”和“事末利”相对应,“复其身”和“举以为收孥”相对应.这样,自耕农的数量就大为增加,国家的赋税和兵源变得更加充足.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发布“为田、开阡陌,封疆”的法令,两年后,“初为赋”,“而赋税平”.我认为,“为田、开阡陌”即《商君书》中“垦草”之意,指大面积开荒种地；“封疆”是指在田地周围植树,作为所有权的标志.所以商鞅垦草令的基本内容是鼓励开荒,开垦的田地归私人所有,并且前两年不收赋税,第三年开始征收,但赋税适度、稳定.这项政策培育了一个富足的自耕农阶层,使商鞅的变法拥有了更加广泛的阶级基础.因而军事官僚的地主化、贵族化和自耕农的中产阶级化,构成了变法后秦国社会的两大支柱.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富强之本.商鞅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采取了重农抑商的做法.《商君书.垦令》中记：“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由国家来掌握粮食的流通；又“重关市之赋”,提高市场上的交易税,降低商人的利润率,等等,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农业劳动力、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于是,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在经济上就以重本抑末为其特征. 商鞅变法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公元前354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公元前352年,“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公元前340年,秦、赵、齐一起伐魏,商鞅“虏魏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魏世家》）.由于“秦用商君”,领土向东达到了黄河,且魏国几次被齐、赵击败,而魏国都城“安邑近秦”,于是魏惠王（魏武侯的儿子）就迁到大梁建立新都.农奴制的魏国在同为农奴制的齐、赵等国和地主官僚制秦国的夹击下,接连失败,“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难以复振. 公元前338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秦国的旧贵族集团杀害了商鞅,43年前吴起的悲剧重演了.商鞅死了,但是他首创地主官僚制度秦模式的功绩,却永不磨灭. 三 战国后期 在中原诸强国中,魏惠王第一个称王,魏国第一个衰落.迁都到大梁之后,人以粱惠王称之.惠王因“数于军旅”,就“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当齐国邹衍来到大梁的时候,惠王曾经亲自“郊迎,执宾主之礼”（《孟子荀卿列传》）,表示求贤若渴的心情.惠王卒于公元前319年,而邹衍“适粱”以前已经“重于齐”了,所以他最晚当生于公元前350年. 邹衍深入地研究了历史和社会,他在著作中“先序（叙述）今（现在）以上（上溯）至黄帝,学者所共术（述）,大（大而至于）并世（天下）盛衰,因（于是）载其禨祥度制（天人感应的法则）,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考察）而原（推究）也.……称引天地剖判（剖分）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应验）若兹.”他从茫远往古以来的历史兴衰中总结出社会依循五行变化的规律.在今天看来,这似乎不过是迷信罢了,在当时,却可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历史哲学. 邹衍又细致地观察了自然和地理,他在著作中“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之内的九州算不得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才算是真正的九州）.于是有裨海（小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合中国等九州为一大州）.如此者九（九大州）,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他依据已经掌握的地理知识,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作了天才的猜想.他说中国只占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过去所说的《禹贡》九州算不上九州,整个中国也才不过一州而已.这一观点极大地开阔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并且隐寓将来的中国统一不会再是过去那种联合国式的“九州攸同”的王政,而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已经呼之欲出. 黄帝.中国.在这个时代,人们开始达成共识,以黄帝来代表华夏民族共同的宗祖,以中国来称呼华夏民族共同的疆域,所以黄帝就成了天下一统的象征.宣王之时（公元前319～301年在位）,“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在稷下,慎到、环渊、接子、田骈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可见赵人慎到和楚人环渊是稷下学士中的健者.《汉书.艺文志》列《慎子》四十二篇于法家,篇数仅少于《韩子》（五十五篇）,颜师古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所以慎到的法治思想大都为韩非所吸收了,而慎到自身的学问反而散佚无闻.郭沫若推测环渊整理了老子的遗说,其上下篇即《道德经》；其说可从.黄老道德之术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即君主治国的经验和智慧.因为在当时研究这类学问的目的是统一中国,所以就冠之以黄帝之名；因为两百年前的老子阐明了这类学问最精要的东西,即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所以称之为黄帝老子之术,简称黄老,也就是黄老道德之术. 《老子》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道,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德,是指君主合于道的品格,所以道德即哲学和伦理学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的关键在于“设置对立面”,具体来说,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如“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又如“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老子》代表了农业劳动者的愿望,抨击了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抒发了乱世里的人们对于桃花源式的自由、朴实、宁静生活的向往之情.（请参考拙著《老子寻绎》及文章《老子的道德智慧和 *** 哲学思想》）《老子》的思想超越了那个地主官僚制和农奴制、奴隶制相互斗争的残酷年代,也超越了之后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直到今天仍然能给予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启迪. 《老子》由楚人来整理和完善,不是偶然的.就在稷下群贤毕至的同时,在楚国,屈原为了变法图强而孤军奋战.怀王时代（公元前328～299年在位）,是楚国命运的转折点.如果商鞅式的变法成功,联齐抗秦的策略成功,地大物博的楚国就有可能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最终统一天下.《离骚》和《老子》都在这个年代问世,证明这时的楚国产生了政治革新和文化振兴的迫切要求.“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贾生列传》）.楚怀王昏聩无能,贵族集团 *** 变革、陷害忠良；当权派管理国家犹如儿戏,一再被“虎狼之国”轻易欺,“兵挫地削,亡其六郡”,楚怀王最终“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燕召公世家》）,齐军大败,乐毅统治齐国六年.从此齐国一蹶不振.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不久,屈原“自沉汨罗以死”.一个文化上星汉灿烂的时代结束了. 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吕不韦列传》）.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得知了这个消息,就说动在赵国作人质的安国君之子子楚,用千金帮他讨得了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的欢心,支持他结宾客、造声望.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投机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49年,子楚登上了王位,就是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秦三川郡,汉易名河南）雒阳十万户”.子楚享国日短,三年后,太子政代立,“尊吕不韦为相国”,此时吕不韦至少当在50岁上下. 吕不韦吩咐门下宾客集撰了一部书,自以为囊括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仿照200多年以前孔丘编写《春秋》,叫做《吕氏春秋》.这说明孔丘是他心底最佩服的人物.孔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吕不韦就称为文信侯；孔丘梦想“吾其为东周（在东边做出西周那样的事业）”,吕不韦就把雒阳（周朝的东都）一带作为自己的食邑；孔丘赞赏管仲,吕不韦就自命“仲父”,等等.吕不韦鼓吹统一国家下实行分封制（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违背了政治 *** 集权的历史潮流.战国末年的列国,奴隶制的残花早已零落,所以吕不韦的政略究其实乃是一种广土众民的领主封建制,而《吕氏春秋》则是他要在全天下推行领主封建制的政纲.吕不韦“家僮万人”,驱使奴隶从事商业和手工业,那么他的政策也决不会排斥奴隶制. 因此,吕不韦这个投机商是农奴制及奴隶制在春秋战国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利用一切思想资源,包括稷下的黄老之学,来点缀他的《吕氏春秋》.他为了显示自己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演了一出“一字千金”的话剧.如果嬴政想延续商鞅以来的政治路线,他和吕不韦的斗争就势不可免,发觉嫪毐与太后私乱之事不过导火索而已.公元前237年,免去吕不韦相国职务,让他到三川郡去,这年嬴政22岁.过了一年多,因为列国诸侯、宾客的使者相望于道,来拜访吕不韦,嬴政担心变乱将作,就赐书吕不韦,严辞相责：“君何功于秦”,“君何亲于秦”,吕不韦饮毒酒自杀. 嬴政用李斯之策,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并灭了六国.公元前221年,秦军最后攻破齐国,完成天下一统的大业.此后十年之间,始皇扫除农奴制和奴隶制的残余政治势力,将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推广到了整个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还曾在边地对秦模式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略作调整.乌氏蠃用织物交换戎王的牲畜,巴寡妇清拥有丹砂矿的富厚之利.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汉书.货殖传》）,又礼遇巴寡妇清,“为筑女怀清台”.这和商鞅的政策比较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地主官僚制度的汉模式亦可说发端于此. 公元前210年,49岁的秦始皇在出巡路上病逝.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制度的本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主要社会制度是农奴制，战国中叶商鞅变法所开创的地主官僚制度之秦模式就是在与农奴制（以及奴隶制残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根几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红线，周秦之际的历史变革就好理解和把握了。一 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在总结孔子一生文化贡献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穆），编次其事。”这里“下至秦缪”一句值得注意。孔子是一意维护西周奴隶制的思想家，经他修编的《尚书》以秦穆公之《秦誓》终篇，一则预见了秦国的走向强盛、代周而兴，一则寓意殷周奴隶制已如那西天的太阳，虽然恹恹不愿下山，却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秦穆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59年至621年；在秦穆公之前，从公元前685年到643年，是有名的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事迹。这便是周代奴隶制秩序最后的斜晖一瞥。《论语.宪问》记录了孔子对齐桓公、管仲的评价，他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矣。”差不多算是仁了啊，差不多算是仁了啊，这稍微有保留的评语是赞叹管仲在中原大致恢复了奴隶制的王朝礼治秩序，而遗憾之处则司马迁认为是齐桓公称霸而未称王，没能达到重建宗法分封天下体系的高度，他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管晏列传》）但西周奴隶制盛时的礼治荣景毕竟一去不复返了。在西周，土地属于周天子（王）和诸侯（公）代表的氏族集团所有，称为“公田”。天子或诸侯把土地分封给国内的政务官——大夫，叫作“采邑”。士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中下层，是介于贵族和平民、奴隶之间的一个较广大的社会阶层。《国语.晋语》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士也能分得一份公田，参与剥削，以维持他统治阶级的体面，而庶人则是平民中的自由农民，要靠劳力吃饭。农奴在贵族庄园里劳动，这种现象并不始于春秋，早在西周中叶以前就已出现了。《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嗟我农夫”的叹息，此处农夫便是农奴，他们“为公子裳”、“为公子裘”，他们“献豜于公”、“上入执宫功”，等等；他们不是奴隶，但依附于大小贵族，被束缚在贵族的土地上，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在大量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自由农民生产成本相对过高，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许多破产的农民为了生计，托庇于豪门，成为失掉了一部分自由的农奴。又据《汉书.食货志上》的记载：“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贵族们侵夺农民的土地，使土地和人都变成他们的私属。另一方面，大小贵族在贪欲的驱使下，命人开垦森林、草原，公田之外的私田日益增多，而至迟于西周末年开始应用的铁制农具，大大加快了开辟私田的进程。田地多了，劳动力就显得不足，而奴隶怠工、逃亡等形式的自发斗争不断地发生，贵族们为了保障生产和再生产，有可能改善奴隶的劳动条件，将一些奴隶转化为农奴，以提高他们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农奴的来源是奴隶社会里的农民和奴隶。贵族们的私欲损害了奴隶制政权的公利，私属农奴越多，国家的财税收入相对就越少。到了齐桓公、管仲的时代，列国的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但齐国的世卿大族少，奴隶经济还比较巩固。相对雄厚的奴隶经济支撑了桓公的“尊王攘夷”事业，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管仲“与俗同好恶”的施政呈现出改良的特点。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源头），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晏列传》）。他的政策一方面强化了奴隶主贵族的国家机器，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一方面反映了领主庄园经济的要求，采取了“四民者勿使杂处”，世代“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国语.齐语》）的固定身份的做法。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农业奴隶就逐渐转化为国家的农奴。齐桓、晋文之后，中原诸国无力阻挡楚国的北进。楚庄王之时（公元前613～591年），“观兵于周郊”（《楚世家》），问周王朝鼎之轻重。公元前608年，鲁国的襄仲杀嫡立庶，由文公次妃之子俀继位，就是宣公，这以后鲁国渐渐“公室卑，三桓强”（《鲁周公世家》），鲁桓公之族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渐渐把持了鲁国的政权。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之为“履亩”。按田亩实际面积征收租税，势必要重新丈量土地、整顿庄园。这时，鲁、宋、郑、陈都归顺了楚庄王。宣公此举一来是为了限制三桓的势力，加强奴隶制国家的君权，二来也可能是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财，以便向楚国输送贡纳。宣公向三桓争夺权力的斗争似乎并不成功，司马迁在《鲁世家》里甚至完全没有提到宣公十五年的这件大事。软弱无力的斗争等于承认“存在即合理”，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形态日渐取得优势，奴隶制就要为农奴制所取代了。公元前572年，晋国的栾书杀了厉公，立了襄公的曾孙周，就是悼公，这以后晋国“大夫稍强”。公元前546年，即晋平公十二年，赵武（文子）当了正卿（《赵世家》），这年晋、楚订立弭兵之约，此后四十年内两大强国之间没有发生冲突，而中原诸国内部公室和大夫的斗争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国，“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晋世家》）在齐国，“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发放粮食）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田敬仲完世家》）田氏取得了平民和农奴的拥护。公元前539年，齐国的晏婴使晋，跟晋国的奴隶主贵族叔向私下里交谈。叔向说：“晋，季世（末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晋世家》）晏子说：“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国家的量器，小斗）权（交换）私（私家的量器，大斗），有德于民，民爱之。”（《齐太公世家》）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叔向责备他为政不以礼，子产答复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在晋、楚之间，被迫时而朝晋，时而朝楚，有朝不保夕之感，子产为了补奴隶制之天，在列国中首先发布了成文法典，来应付深重的社会危机。这样做大概最终还是归于徒劳，所以此事《史记.郑世家》也未见记载。到了公元前526年，晋昭公死的时候，晋国开始“六卿强，公室卑”（《晋世家》），六卿是韩、赵、魏、范、荀（中行）和智氏。公元前514年，魏献子为政，“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晋公室由此益弱”。（《赵世家》）第二年，赵鞅（简子）、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制定有利于庄园领主的法律，这和23年前子产铸刑书的用意已经完全不同。公元前491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赵世家》）公元前488年，齐国田乞胁迫诸大夫拥立跟他私交好的阳生，就是悼公，杀了景公生前喜爱的宠姬之子荼，于是“田乞为相，专齐政”。（《田敬仲完世家》）田乞死后，简公之时，其子田恒“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换取人心。公元前481年，田恒杀简公，立平公。田恒相齐，谥为成子。孔丘在鲁国听到了田成子弑君的消息，这时他已经70岁了。孔丘请求哀公讨伐田恒，哀公让他找三桓。孔丘只好去请三桓发兵，三桓拒绝了他。奴隶制的礼治秩序无可挽回的崩溃了。过了两年，孔丘去世。二 战国前期公元前458年，“知（智）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赵世家》）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晋世家》）这时，“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赵世家》）至此，三家分晋的格局业已形成。魏桓子的孙子就是文侯，公元前445年为魏文侯元年。在《史记》中，李克（悝）是一个帝王师的形象。公元前429年，魏国拔取了中山国，翟璜举荐李悝为中山之守。吴起“闻魏文侯贤，欲事之”（《孙子吴起列传》），文侯在用吴起之前询问过李悝对吴起的看法，可见吴起向文侯求将当在公元前429年以后。公元前421年，翟璜回顾说，他还曾举荐吴起为西河守，则吴起到魏国是在公元前421年以前。就在这一年，文侯“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魏世家》）。魏文侯举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贤才，使魏国摆脱了落后局面，强大起来。据李悝说，魏成子为文侯招揽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公元前429年，“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若子夏此时在魏，年已78岁（他比老师孔丘小44岁），则“文侯受子夏经艺”多半在此之前。我认为子夏等三人有点像汉初的商山四皓，名望很高，文侯师之，以示敬老尊贤，至于治国则主要靠李悝、吴起、西门豹。有人说李悝、吴起、商鞅出于子夏门下，但李悝径以“卜子夏”称之，司马迁记吴起“尝学于曾子”，而非子夏，所以子夏不是李悝、吴起的老师。商鞅的年代还要晚得多，更不可能。《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其说晚出，不可信。章炳麟说过：“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固着、局限）于刑律而已”，商鞅变法，因时而变，治国之策不必从书中来，亦不必沿袭前人。不能因为商鞅在魏国做过官，就把他和李悝扯上关系。而李悝著《法经》云云，亦恐系伪托。李悝自有其贡献，《汉书.食货志上》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勤于农业，多产粮食）之教……又曰：籴（买米）甚贵伤民（除农民以外的其他平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指人心离散），农伤则国贫（指粮价太低，农民不愿种粮，国家粮食不够充足），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善平籴（平衡米价，指官籴）者……使民适足（正好够吃），贾（价）平则止。小饥（歉收年）则发小孰（熟，丰收年）之所敛（敛藏），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卖米，指官粜）之……取有余（丰收的年成）以补不足（歉收的年成）也。”此时魏国商业已甚发达，市场粮价波动很大，为了平衡粮价，就由官府发挥调节作用，在丰年多收粮食，在歉收之年少收粮食，保持市场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又在荒年卖出官府于丰年敛藏的粮食，解决粮荒价高的问题。班固撰《汉书》在东汉，所言“农”乃自耕农，而李悝那个时候的农业劳动者仍以农奴为主。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指出李悝发明了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办法，保障了中小农奴主的利益，也有利于平民阶层，由此奠定了农奴制魏国富国强兵的基础。“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孙子吴起列传》）公元前395年，文侯的儿子武侯即位，先后以田文、公叔为相，公叔怕西河之守吴起夺了他的位子，就设计使吴起离开了魏国。公元前391年，齐国田恒的曾孙田和把齐康公迁谪到海上，仅“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武侯会于浊泽，“求为诸侯”。次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田完世家》）公元前391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楚世家》）魏、齐都在上升，楚国的国力相对减弱。吴起离魏后到了楚国，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就要来了。“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捐弃）不急（急需）之官，废（废止）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破除）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孙子吴起列传》）吴起的改革远比李悝激烈，他以强军为中心，摒弃空谈，裁汰闲官，削减贵族，用节省下来的财物扩充军队、赏赐将士，造成了许多人利益、地位、命运的急剧变化，因而吴起相楚可以说是商鞅变法的先声。但吴起的变法没有触及生产关系领域，也还不是地主阶级的社会变革。公元前381年，悼王死，吴起被宗室大臣杀害了。当春秋、战国之交，商业和列国之间的贸易愈益繁荣兴旺，范蠡、子贡即是经营商业成功的典范。庄园经济的发展，早已破坏了奴隶制的“经界”；商业的崛兴，又使土地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最终也成了商品。在战国早期，土地的自由买卖很可能已经大量出现了。土地的迅速流转，使领主变成了地主，农奴变成了贫雇农。土地被卖掉了，农奴也被领主抛弃了。商鞅变法，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商鞅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利益，冲击着旧贵族的既定秩序。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下令求贤，商鞅从魏国西入秦。两年后（《秦本纪》），经过辩论，“卒定变法之令”（《商君列传》）。有军功者授爵，宗室无军功者革除贵族身份。此外，“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据有）田宅”，实际上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军功地主阶层，而且“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华贵）”。更重要的是，“僇力（尽力）本业（农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恢复自由之身）；事末利（弃农经商）及怠而贫（游手好闲，以致家贫）者，举以为收孥（奴，官奴，指劳改）”。“复其身”三字《集解》、《索隐》、《正义》均未解释，《荀子.议兵》有“复其户”之语，杨倞注为“不徭役”，颜师古注《汉书.刑法志》引文时释为“免其赋税”，因而有人以免其徭役或免其赋税来理解“复其身”。其实，“复其身”是使农奴或奴隶从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农民，在上段话里“僇力本业”和“事末利”相对应，“复其身”和“举以为收孥”相对应。这样，自耕农的数量就大为增加，国家的赋税和兵源变得更加充足。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发布“为田、开阡陌，封疆”的法令，两年后，“初为赋”，“而赋税平”。我认为，“为田、开阡陌”即《商君书》中“垦草”之意，指大面积开荒种地；“封疆”是指在田地周围植树，作为所有权的标志。所以商鞅垦草令的基本内容是鼓励开荒，开垦的田地归私人所有，并且前两年不收赋税，第三年开始征收，但赋税适度、稳定。这项政策培育了一个富足的自耕农阶层，使商鞅的变法拥有了更加广泛的阶级基础。因而军事官僚的地主化、贵族化和自耕农的中产阶级化，构成了变法后秦国社会的两大支柱。在古代，农业是国家富强之本。商鞅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采取了重农抑商的做法。《商君书.垦令》中记：“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由国家来掌握粮食的流通；又“重关市之赋”，提高市场上的交易税，降低商人的利润率，等等，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农业劳动力、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于是，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在经济上就以重本抑末为其特征。商鞅变法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公元前354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公元前352年，“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公元前340年，秦、赵、齐一起伐魏，商鞅“虏魏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魏世家》）。由于“秦用商君”，领土向东达到了黄河，且魏国几次被齐、赵击败，而魏国都城“安邑近秦”，于是魏惠王（魏武侯的儿子）就迁到大梁建立新都。农奴制的魏国在同为农奴制的齐、赵等国和地主官僚制秦国的夹击下，接连失败，“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难以复振。公元前338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秦国的旧贵族集团杀害了商鞅，43年前吴起的悲剧重演了。商鞅死了，但是他首创地主官僚制度秦模式的功绩，却永不磨灭。三 战国后期在中原诸强国中，魏惠王第一个称王，魏国第一个衰落。迁都到大梁之后，人以粱惠王称之。惠王因“数被于军旅”，就“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当齐国邹衍来到大梁的时候，惠王曾经亲自“郊迎，执宾主之礼”（《孟子荀卿列传》），表示求贤若渴的心情。惠王卒于公元前319年，而邹衍“适粱”以前已经“重于齐”了，所以他最晚当生于公元前350年。邹衍深入地研究了历史和社会，他在著作中“先序（叙述）今（现在）以上（上溯）至黄帝，学者所共术（述），大（大而至于）并世（天下）盛衰，因（于是）载其禨祥度制（天人感应的法则），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考察）而原（推究）也。……称引天地剖判（剖分）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应验）若兹。”他从茫远往古以来的历史兴衰中总结出社会依循五行变化的规律。在今天看来，这似乎不过是迷信罢了，在当时，却可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历史哲学。邹衍又细致地观察了自然和地理，他在著作中“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之内的九州算不得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才算是真正的九州）。于是有裨海（小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合中国等九州为一大州）。如此者九（九大州），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他依据已经掌握的地理知识，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作了天才的猜想。他说中国只占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过去所说的《禹贡》九州算不上九州，整个中国也才不过一州而已。这一观点极大地开阔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并且隐寓将来的中国统一不会再是过去那种联合国式的“九州攸同”的王政，而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已经呼之欲出。黄帝。中国。在这个时代，人们开始达成共识，以黄帝来代表华夏民族共同的宗祖，以中国来称呼华夏民族共同的疆域，所以黄帝就成了天下一统的象征。宣王之时（公元前319～301年在位），“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在稷下，慎到、环渊、接子、田骈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可见赵人慎到和楚人环渊是稷下学士中的健者。《汉书.艺文志》列《慎子》四十二篇于法家，篇数仅少于《韩子》（五十五篇），颜师古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所以慎到的法治思想大都为韩非所吸收了，而慎到自身的学问反而散佚无闻。郭沫若推测环渊整理了老子的遗说，其上下篇即《道德经》；其说可从。黄老道德之术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即君主治国的经验和智慧。因为在当时研究这类学问的目的是统一中国，所以就冠之以黄帝之名；因为两百年前的老子阐明了这类学问最精要的东西，即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所以称之为黄帝老子之术，简称黄老，也就是黄老道德之术。《老子》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道，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德，是指君主合于道的品格，所以道德即哲学和伦理学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的关键在于“设置对立面”，具体来说，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如“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又如“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老子》代表了农业劳动者的愿望，抨击了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抒发了乱世里的人们对于桃花源式的自由、朴实、宁静生活的向往之情。（请参考拙著《老子寻绎》及文章《老子的道德智慧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老子》的思想超越了那个地主官僚制和农奴制、奴隶制相互斗争的残酷年代，也超越了之后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直到今天仍然能给予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启迪。《老子》由楚人来整理和完善，不是偶然的。就在稷下群贤毕至的同时，在楚国，屈原为了变法图强而孤军奋战。怀王时代（公元前328～299年在位），是楚国命运的转折点。如果商鞅式的变法成功，联齐抗秦的策略成功，地大物博的楚国就有可能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最终统一天下。《离骚》和《老子》都在这个年代问世，证明这时的楚国产生了政治革新和文化振兴的迫切要求。“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贾生列传》）。楚怀王昏聩无能，贵族集团抵制变革、陷害忠良；当权派管理国家犹如儿戏，一再被“虎狼之国”轻易欺，“兵挫地削，亡其六郡”，楚怀王最终“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燕召公世家》），齐军大败，乐毅统治齐国六年。从此齐国一蹶不振。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不久，屈原“自沉汨罗以死”。一个文化上星汉灿烂的时代结束了。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吕不韦列传》）。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得知了这个消息，就说动在赵国作人质的安国君之子子楚，用千金帮他讨得了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的欢心，支持他结宾客、造声望。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投机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49年，子楚登上了王位，就是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秦三川郡，汉易名河南）雒阳十万户”。子楚享国日短，三年后，太子政代立，“尊吕不韦为相国”，此时吕不韦至少当在50岁上下。吕不韦吩咐门下宾客集撰了一部书，自以为囊括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仿照200多年以前孔丘编写《春秋》，叫做《吕氏春秋》。这说明孔丘是他心底最佩服的人物。孔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吕不韦就称为文信侯；孔丘梦想“吾其为东周（在东边做出西周那样的事业）”，吕不韦就把雒阳（周朝的东都）一带作为自己的食邑；孔丘赞赏管仲，吕不韦就自命“仲父”，等等。吕不韦鼓吹统一国家下实行分封制（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违背了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历史潮流。战国末年的列国，奴隶制的残花早已零落，所以吕不韦的政略究其实乃是一种广土众民的领主封建制，而《吕氏春秋》则是他要在全天下推行领主封建制的政纲。吕不韦“家僮万人”，驱使奴隶从事商业和手工业，那么他的政策也决不会排斥奴隶制。因此，吕不韦这个投机商是农奴制及奴隶制在春秋战国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利用一切思想资源，包括稷下的黄老之学，来点缀他的《吕氏春秋》。他为了显示自己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演了一出“一字千金”的话剧。如果嬴政想延续商鞅以来的政治路线，他和吕不韦的斗争就势不可免，发觉嫪毐与太后私乱之事不过导火索而已。公元前237年，免去吕不韦相国职务，让他到三川郡去，这年嬴政22岁。过了一年多，因为列国诸侯、宾客的使者相望于道，来拜访吕不韦，嬴政担心变乱将作，就赐书吕不韦，严辞相责：“君何功于秦”，“君何亲于秦”，吕不韦饮毒酒自杀。嬴政用李斯之策，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并灭了六国。公元前221年，秦军最后攻破齐国，完成天下一统的大业。此后十年之间，始皇扫除农奴制和奴隶制的残余政治势力，将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推广到了整个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还曾在边地对秦模式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略作调整。乌氏蠃用织物交换戎王的牲畜，巴寡妇清拥有丹砂矿的富厚之利。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汉书.货殖传》），又礼遇巴寡妇清，“为筑女怀清台”。这和商鞅的政策比较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地主官僚制度的汉模式亦可说发端于此。公元前210年，49岁的秦始皇在出巡路上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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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春秋：主编： 刘照直 国内刊号： CN41-1217 电话： 老人世界：主编：张玉生 主办单位： 河北省委老干部局；河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湖北省民政厅 国内统一刊号: CN13-1123/C 半月谈：国内刊号： CN 11-1271/D 电话：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家庭医生 总编好像是关勋添 ，电话不清楚，可以帮你再打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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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春秋》是中共河南省委老干部局主办的一份以老年同志为读者对象，面向国内外发行的社科类大型老年综合性期刊。她以内容丰富、知识性、可读性强而深受广大老年读者的喜爱，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影响。创刊20多年来，发行量逐年攀升，期发行量达78万份，稳居全国老年期刊前列。连续多年被省新闻出版局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并蝉联“河南省二十佳期刊”。2013年创“全国百强期刊”坚持“为老年人服务，为老干部工作服务”，是《老人春秋》始终不变的办刊宗旨；围绕“老”字做文章，贴近老年生活，针对老年问题，适合老年人口味，方便老年人阅读，是《老人春秋》刻意追求的办刊特色和风格；引导老年人科学养老、健康养老、时尚养老、和谐养老，是《老人春秋》不变的办刊方向。《老人春秋》共设十二个大栏目，近百个小栏目，图文并茂，多姿多彩。不断满足老年朋友对社会、家庭美好生活的希冀和追求，是老年人的知心朋友和生活伴侣。中文名称老人春秋主办单位中共河南省委老干部局编辑单位老人春秋杂志社创刊时间1992年出版周期半月刊该期刊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民国春秋杂志，停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当局的新闻管控，也有自身的管理不善
是王彦君。《春秋》杂志创刊于1943年8月在上海创刊，陈蝶衣编辑，春秋杂志社编辑、出版。月刊，综合性文艺刊物。撰稿人有茅盾、老舍、陈伯吹、郑逸梅、程小青、张恨水、文宗山、胡山源、徐行客、施济美等。
季羡林 北京大学教授欧阳中石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范 曾 南开大学教授 毕泗生 省政协秘书长王凤胜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高峰岗 省政协文史委办公室主任郑 军 舜耕山庄副总经理张华松 济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志刚 谢主席秘书 郭爱玲 省政协办公厅巡视员李光泉 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省档案局原局长张合孟 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省出版集团党委原书记栾文通 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省工商联副会长张树骅 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袁庆宏 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春秋杂志社社长车吉心 省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副主任、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周 艺 省文化厅副厅长吉保邦 省广播电视局巡视员钟永诚 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李传瑞 省文联副主席丁殿广 省作协党组副书记李来付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山东分会会长唐国强 著名电影演员高 峰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王金铃 作家、山东翻译协会会长孟祥才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陈启智 山东省社科院儒学研究所所长杜文彬 舜耕山庄总经理高峰岗 省政协文史委办公室主任 王克奇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王永波 山东省文化厅文物管理处处长、研究员王钧林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中心教授张富祥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胡新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旭茂 省出版集团总编室主任王桂安 济南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华松 济南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德增 山东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永祥 济南教育学院教授崔大庸 济南市文物局局长秦一心 济南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郑友成 青岛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李务习 淄博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孙本良 枣庄市政协文史委主任于学顺 东营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王茂祥 烟台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吕秀彩 潍坊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刘玉平 济宁市政协文史委主任赵玉良 泰安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王树强 威海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王苏灵 日照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张同桢 莱芜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朱瑞田 临沂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卞锡华 德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张 辉 聊城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徐新民 滨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徐 东 菏泽市政协文史委主任
广西三月三杂志社__星湖路北二里８号广西支部生活杂志社__七星路１２９号 家庭医药杂志社__古城路３１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杂志社广西办事处__明秀西路３０号 《广西农业机械化》杂志社__安吉路５号 广西税务杂志社__园湖路２６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女性天地杂志社__古城路４号 广西金色年华杂志社服务部分部__园湖路３４号 南宁大众科技杂志社__新民路５５号 南宁地区灵水杂志社服务部__民族大道书刊批发场 广西电脑游戏新干线杂志社__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城区民族大道６８号 广西通信技术杂志社__长岗路３５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广西教育杂志社__教育路３号区教育厅院内今日广西杂志社专辑部__园湖南路葛塘巷２２号新景花园Ｃ栋１０４室 歌海杂志社__民主路１１—４号 广西中外少年杂志社__园湖南路９号 美术界杂志社__建政路２８号 南宁大众科技杂志社读者服务部__新竹路２０号 文史春秋杂志社__桃源路３号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桂海论丛杂志社__东葛路２５－１号 《安全生产与监督》杂志社__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城区古城路２６号 《广西人大》杂志社__东葛路１０号 广西经贸杂志社__民乐路１号区经贸委内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宣传与文明》杂志社__七星路１２９号 《金三角》杂志社__星湖路２４号广西党建杂志社__民族大道１０３号 广西党史杂志社__七星路１２８号 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社__新竹路５号 农村工作通讯杂志社广西通联站__民乐路１号 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广西记者站__星湖路２６号 广西同龄鸟杂志社__鲤湾路８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察厅监察之声杂志社__民族大道５４号南方文坛杂志社__建政路２８号
世界历史:美国通史(共6册)(精)300多，世界文明通史(共10卷全彩版)(精)1000多。 中国历史：中国通史（全十二卷共二十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日常学习、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都写过作文吧，作文可分为小学作文、中学作文、大学作文（论文）。那么你有了解过作文吗？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读书为话题作文7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有人说，读书好，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自有颜如玉。读书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
以前，我不爱读书，嫌那些书太多字，我看起来就觉得好烦。但我喜欢听故事。我每天都听故事，好像一天不听故事，生活就变得枯燥乏味。妈妈想到一个办法，可以令我喜欢上读书。他从一本小说中引出一个故事后，讲给我听，我觉得很有趣。当妈妈说，这是从小说中引出的故事时，我惊呆了。我想：小说中有这么好听的故事，如果我经常读书，不就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故事了吗？因此，我就迷上了书。
一有空，我便沉醉于书香之海中。书中的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常常使我热泪盈眶；书中对真理的追求常常使我热血沸腾。
读书给人恬淡、宁静、心安理得的快乐，是名利、金钱不可拟比的。书就像人的精神粮食，缺少了它，生活必定有缺陷。记得莎士比亚曾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一个人没有了知识，就像一个缺少营养的人一样。
一本好书就像一个知识的宝库，一篇好文章就像一盏指路灯。书，是它给我知识，是它教我做人，也是它使我能够健康的成长。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在读书中，细细品味书本中的内容，何尝不是世界上最有乐趣的事。
读书的乐趣在于享受。一本好书，一杯清茶，一个惬意的下午。当午后的阳光悄悄地、静静地洒下来，洒在平整的、光滑的书页上，洒在那一行行安静的文字上，你会发现，读书是一种修身养性的乐趣，可以拓宽你的视野，增长你的见识，开阔你的心胸，荡涤你的心灵。此时的你也会发出和这阳光一样灿烂的微笑吧！因为在这城市的喧嚣中能寻觅到这样一份闲适的美好，享受到读书的乐趣，是何等的不易，何等的难得！
读书的乐趣在于发现。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发现自己没见过的东西以及发现自己不认识的事物等都是一种快乐。看科幻小说你会发现它不是虚无缥缈的谬论，而是对未来的一种想象。在读书时，它带着我去领略地心深处的秘密，神秘岛的沉没，发生海底以下两万里的故事宛如到了无人之地的感受，真是妙不可言。我发现读书时读的书越多，我懂得的就越多，懂的越多我就越快乐。读书吧！朋友，让我们发现读书的乐趣，发现我们这个大千世界的无限生机和无限的魅力吧！
读书的乐趣在于想象。在白雪公主的美貌前，在全自动化的房屋里，甚至是在恐龙的面孔前，给想象插上翅膀，任由它在脑中飞翔。不必在意他人的想法，不必考究事实的真假，大胆地去想象。想象如果白雪公主没有遇到王子，会不会遇到恐龙；想象如果恐龙看到白雪公主会不会惊艳于她的美貌而被人们捉住做成标本；想象如果李白住在全自动化的房屋里会不会受到过度惊吓……也许它们是荒诞的、可笑的，但当你笑过之后，一定会有更乐观的心态，并带着它满怀信心的去做接下来的事情。因为你相信，既然你已经发现了想象的魅力，发现了读书的快乐，那接下来，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好呢？
聪明的你啊，让忙碌的脚步慢下来吧，让劳累的心灵静下来吧，让疲惫的身体放松下来吧！投入到读书中去，你会发现读书的乐趣，它会让你的生活更精彩！
如同空谷幽兰，总是在最美的时节绽放，让我静静地享受那种无言的美。
品一路风景
树影摇曳，缓缓的月光如影般流下，打破了久久的寂静，照在了西楚霸王的脸上。此时，他再也没有了昔日的风采。是啊，面对着一切的变故，那颗久经沙场的心现在也在乌江边颤抖。虞姬已带着遗憾离去了，那个美丽的脖颈已成为了一个遥远的神话，等待着他去书写。可，那双被厚重的茧包裹的手也不经意得将军刀提起。鲜血染红了乌江，也染红了历史。而那一路的风景让我留下了眼泪。享受读书的好习惯，我体会到了项羽内心的煎熬。踏一路歌声
独倚花锄，独守花冢，如水般的你在守望着。“质本洁来还洁去”，这，也许才真正属于你。但那个院子，那个社会，已不允许这样的你生活了。为什么，你要流泪？难道你还在期待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吗？不，你，已经被遗忘了。不要伤心，不要再有悲愁。花语中，在葬满花瓣的孤冢中，宝玉也会专注的望着你。那一路的歌声，也在葬花吟中浅浅的消逝着。享受读书的好习惯，我领略到了黛玉内心的孤寂。
谈一路萦思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独倚窗外，清照在梧桐雨中愁思着。国破之凄，丧夫之痛，改适之苦。易安在寻寻觅觅中争渡着。黄花也在沧桑变幻中破损着。一路漂泊，一路蹒跚。是在等待还是前进，她在抉择着。世事的变幻，战争的离苦，一个流离失所的弱女子在承担着。冷雨之夜，雁声断秋，为什么她的眉毛依然紧锁？曾失的归路，她改捡起吗？那一路萦思，在《漱玉词》中点亮了。享受读书的好习惯，我观赏到了清照内心的释然。
每一个习惯都是一个浅浅的笑意，每一个效益都值得珍藏。在读书的好习惯中，我在享受古人给予我们独特的美。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也会是一种无言的帮助。
英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卡莱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书籍——当代真正的大学！
书籍，对于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是在熟悉不过的了，不知不觉中，书这个看似普通的东西，已经陪我们走过了十几个春秋，也不断充实着我们的人生。
在书中，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来到茫茫的黄土高原，领略千古一帝——秦王扫六合的英雄气概；在兵荒马乱的赤壁，感受曹公与周瑜之间的较量；在民众归顺的唐朝，体验“贞观盛世”的繁荣，他无情的揭开了历史的真相，把一个个赤裸裸的社会呈现在我们面前，他又热情的颂扬，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无不为祖先的聪明才智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此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另外，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 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可见，读书足以长才也！
另外，书籍也可怡情，古人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当你烦闷时，不妨拿起一本书，因为，他会告诉你“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定，相信吧，快乐的日子总会来临！”当你孤独时，他会轻轻的对你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道理，当你无聊时，他会与你一同感受屈原“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无奈，还有“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的执着。还有“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的快乐时光！
的确，读书的好处数不胜数，要不苏东坡为甚麽会发出“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的感叹，高尔基也自称“我扑在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而发明大王爱迪生则是以书为枕。
所以，从现在开始，为了长才，为了怡情，更为了中华之崛起，我们要发奋读书！
若是要谈起我和书的故事，那可真是说也说不完。从小到大，从拼音读本到杂志，再到正式的“书”，我这一路走来都有“书”的陪伴。
我从很小就接触书了——因我性格内向，没什么朋友。在家里看见几本带字的书，为了打发无聊总是会翻开来看的——不过那可谈不上“读书”，充其量只是在“看”故事罢了。而因为看得入神而站得腿脚发麻也是常有的事。每每见我这样，大人们总是要来逗我几句：“小家伙，长大了干什么啊？”而我总是要骄傲地昂首挺胸大声回答“上大学！”在我看来，大学生才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且他们一定读了很多很多的书——这也的确不假，只是那时我还不明白“读书”其实比“看书”要辛苦得多罢了。
家里的书翻来覆去也只有那几本，可是随着年岁渐长，我已经不再满足于这小小的世界了。于是我开始试着找一切有字的东西来读：报纸、杂志、乃至是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五颜六色、字体各异的大小招牌，我常常为了这件事乐此不疲。
我在七岁的时候才得到一本真正属于自己的书。那天爸爸给我带了一本期刊回来，名字叫《儿童文学》，里面全是新奇好玩的故事，一下子吸引了我。让我第一次接触到外面的新鲜事物，也使得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一遍又一遍津津有味地反复翻阅它。这使我的印象犹为深刻。这本书我一直保留着，作为我拥有的第一份财产安静地躺在我的书橱里。直到现在，每次只要我一打开这本书，都还能体会到当时得到它的那种激动喜悦、难以言喻的心情。同时它也使我意识到：一本好书，不仅是文字的'沉淀，也还是情感的载体。
稍大一点，我迷上了儿童小说，像杨红樱、秦文君写的，都很不错。这些富有童趣的故事和充满生活气息的片段，总能时不时地勾起人的回忆。有时读着读着就好象借哆啦A梦的时光机回去逛了一圈，心里总有些隐隐的感动。
还记得去年年初，爸爸带我去市里最大的图书市场——新华书店“看”书。我记得很清楚，雨后初霁，天空中的阴霾还未散去，那家书店就座落在阴影之下。进去之后满眼的书带给我排山倒海般的冲击，真实得令人无法相信。偌大的书店里，随处可见正在读书的人。他们或站或坐，十分随意。爸爸悄悄告诉我，在这里看书，只要你不弄坏书，就算是看上一天也没人管你。而我意外之余更多的是兴奋，我在书架间穿梭，像个守财奴一样东摸摸西看看，细数着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书名，在一个个瑰丽奇幻的梦境里来去自如。那种感觉有如久违重逢的老朋友再度相逢那样地令人欢喜，却又莫名的悲伤。
诗人臧克家说，那些把名字刻入石头的人，名字腐朽得比尸身还快，而那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却被万千人民刻在了心里。刻在心里，又是怎样的一种境界？读书又何尝不是把一种知识、一种情结刻在了人们心里吗？任时光荏苒、年华老去，有些东西在记忆里却永远不会褪色。这大概也是我迷恋书的真正原因。唯有知识是别人抢不走的。唯有书籍是永远不会背叛你的。读书是一种爱好、一种信仰、一种习惯。我爱书，我的书时时为我敞开着大门：它在我郁闷时陪伴我；在我恼怒时安抚我；在我忧伤时慰藉我；在我痛苦时开导我。没有谁能比它更博学、更博爱、更宽广。我已认定它将是我的毕生好友。而书，又是读不完的。朋友，如果人生在世不曾有书相伴，那又会多么寂寞呀。
青春需要用书来扮靓。
一天下午，我正在书房看阳光姐姐写的《青蛙王子副班长》，看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这时妈妈走过来大吼一声：“张佳瑜，我在外面喊了你大半天，你在干嘛呢，不出来？”妈妈的大吼声一下子把我从书堆里叫醒了。“钱放在门口，你马上去给我买盐。”为了不让鼓膜震破，我赶紧把书放下，穿好鞋子，朝商店飞奔而去。由于我满脑子都是书中的内容，走到一半才发现钱忘带了，没办法，我只好跑回家里，把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妈妈，妈妈听后无奈地说了句：“你这个小书迷。”
为了这件事，妈妈还给我订了看书的时间，一次最多只能看两个小时，没办法，我只能遵命了。可是妈妈出去买菜，不在家时，我又会像一匹饿狼似的扑到树堆里贪婪地读书。
我看过许许多多的书，其中《埋在雪下的小屋》、《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让我懂得了遇到困难要勇敢，不能那么轻易就倒下；《爱的教育》让我知道了要和老师、同学、家人和睦相处，让我懂得了要爱家人、爱老师、爱同学……
青春时代，我们开始规划人生，而书正是我们的良师，青春时代，我们开始用真情实感，而书正是我们的益友。
书籍，是人类？望世界的窗口，改到灵魂的工具，打开知识宝富的钥匙。
如果，寂寞是一朵即将枯萎的花，知识就滋润万物的甘露；如果，苦难是一篇浩瀚无涯的海，智慧就是成方破浪的巨轮。
当你寂寞的时候，请打开书本，在知识的雨露中催开心灵的花。一本精美别致的画册，会让你步入没的殿堂，陶冶艺术的情操；一套千古流芳的诗集，会让你感受到祖国大地的美好；一份内容丰富的报纸，会给你讲述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它们就像伙伴，陪伴你度过那些成长的岁月，从此，不会再寂寞。
在曲折的人生旅途中，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坎坷时，请你打开书本，或许你会发现，原来伟人也曾迷茫过，海伦用坚强与苦难对抗，成为文坛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霍金虽然患病在身，但病魔也阻止不了他向宇宙探索的步伐。当你重拾信心时，你一定会感谢它。遇到不懂时，翻开书，可能就会在书中就找到你所求的答案。是书，它让我们走出充满迷雾的森林，赠予阳光般的希望。
读书也是人生的乐趣，它似茗茶，若弹琴，像下棋，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智慧，给人以感悟。当你翻开书页，历史的风烟，人间的温暖，时间的变迁，都会呈现在眼前。
或许，这便是多愁善感的人特有的情感。于是，我专挑这类书来读。
对于悲剧般人生的书,我总有种说不出的哀爱。这种悲愁,发自内心,是最纯的泉,也无法洗透你伤痛的心；是最好的琴,也无法令你弹响心中的乐；是最烈的风，也无法吹散你心中的愁云；是最夺目的光景，也无法动容你嫣然一笑。读着这样的书，我心中便产生如此的情感，哪怕过于凄苍使我黯然泪下，过于投入书章而无法自拔，我毫不犹豫地读下去。悲愁，对我来说，太有感触了。
读着这样的书，是对我们承受挫折的一类总结，读着这样的书，是满心的喜，它让我用一种独特的眼光看我擦身而过的事物。我从容、肃穆，不再埋怨人生，反而独爱这崎岖不平。
是满心舒畅的再一次延续，是夜半钟声的又一次回响，是江枫夜泊的让人停驻。这是愁书给我赏心悦目、神蕴无比的愁。愁思莫过于是一种美。
你好。我是历史专业的大学生我认为《国家历史》《百家讲坛》《百科新说》三本不错
对鲁迅；闽赣边区区域史；清末科举；高等教育；虚拟社区；近代电报史；近代邮政史和中共党史有浓厚兴趣。在CSSCI刊物《船山学刊》、中文核心期刊、CSSCI刊物《贵州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具有博士点授予权大学学报《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广西社科院主办刊物《经济与社会发展》、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刊物《价格月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4学年被福州大学下属学院评为优秀科研奖。 《齐寿山与鲁迅》，《北京社会科学》，期.《郑州日报》，《童年对鲁迅性格的影响》，.《大公报》，《鲁迅喜欢的北方食品》，.《大公报》，《鲁迅维权讨回七十万》，.《济南时报》，《鲁迅“情敌”——高长虹之死》，.《吉林日报》，《沈兼士与鲁迅》，.《新华每日电讯》，《在厦大3个多月,鲁迅“被辞职”》，.《团结报》，《鲁迅的一次诉讼维权》，.第4324期.《民主协商报》，《鲁迅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文史春秋》，《季自求与鲁迅的交往》，2011.第12期.《文史春秋》，《沈兼士与鲁迅交往内幕》，期.《文史博览》，《鲁迅为何在教育部14年未升官》，期. 《羊城晚报》，《百年前中医在拉丁美洲》,2013-6-5. 《羊城晚报》，《比“猪仔”命运更悲惨的“猪花”》，.《羊城晚报》，《秘鲁女子爱嫁广东“猪仔”》，.《羊城晚报》，《为救华工而毁容的美少妇汉娜》，.《炎黄纵横》,《华工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2013-6期.《人民政协报》，《第一位见到列宁的华工领袖（上）》，2013-2-7.《人民政协报》，《第一位见到列宁的华工领袖（下）》，2013-2-21.《联合日报》，《蔡元培为“一战”华工维权》，《传奇故事·百家讲坛》，《法国女郎为何偏爱华工》，期.《政协天地》，《鲜为人知的南洋华侨义勇军》，期.《文史春秋》，《华侨王敬祥和孙中山》，期.《文史月刊》，《菲律宾史上首位华侨将军》，期. 《收藏快报》,《金门华侨王国珍与“山后十八间”》,2013-9-18（522期） 《清末民国闽赣边区的杂粮刍论》，《新西部》(下半月) ，2007/07.《近代闽赣边区地租率的再探讨》，《中国集体经济》(下旬刊) ，2007/09.《民国闽西“独立王国”长期存在的原因》，《文教资料 》，2007/14.《民国时期赣南地区雇农工资初考》，《价格月刊》，期.《清末民国闽赣边区地租率的再探讨（上）》，《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期.《清末民国闽赣边区地租率的再探讨（中）》，《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期.《清末民国闽赣边区地租率的再探讨（下）》，《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期. 《郑观应与清末电报保密》，《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苏区实行邮政检查原因探微（1927-1937）》，《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论苏区赤色邮政的特征（1927-1937）》，《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论苏区邮政检查的操作与纪律》，《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论苏区邮政检查的执行者》，《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论国民党邮电检查的原因》，《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论中央苏区的军邮》，《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论福建船政电报学堂》，《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期. 《贵州政协报》，《晚清福州船政局的洋员及其待遇》，；《团结报》，《晚清福州船政学堂的局限性》，；《科学大观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法国与福州船政局》，期；《人民政协报》，《清末吸引留学生的措施》，；《北京日报》，《左宗棠为何挪用海军军费》，；《浙江老年报》，《一生俭朴左宗棠》，；《北京晚报》，《左宗棠“题款”的扇子》，；《档案时空》，《左宗棠的两位夫人》，期；《联合日报》，《左宗棠的贤内助》，；《档案天地》，《清代借债度日的封疆大吏》，2012年第2期；《炎黄纵横》，《日意格与福建船政》，期；《文史天地》，《北大校长严复为何仕途不顺》，期；《团结报》，《叶祖珪解除俄舰武装》，；《福州晚报》，《丁日昌对福建船政的贡献》，；《福州晚报》，《最后的专职船政大臣裴荫森》，；《人民政协报》，《谈谈詹天佑的几段家事》，2013-6-27；《联合日报》，《詹天佑在中法战争中》，期；《福州晚报》，《潜伏福州船政局的日本间谍》，. 《团结报》，《孙中山与福州船政局》，. 《中华魂》，《孙中山与福州马尾》，2014年第3期. 《赖世璜年表》，《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2009/01.《论赖世璜悲剧结局之原因》，《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 ，2009/05《论赖世璜在割据地区的罪行:兼与廖信春先生商榷》，《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 ，2009/04《论赖世璜的性格特征》，《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 ，2009/03《论赖世璜自卑心理的成因》，《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 2009/02《论赖世璜自卑心理对其性格的影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01 《赖世璜与孙中山》，《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2009/6《赖世璜与李烈钧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2010/01 《陈宧部属出川之后的政治命运》，《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04《陈宧与黎元洪的关系述论(1912～1917)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8/02《论陈宧与川军的关系——兼论陈宧执行袁世凯“削藩裁兵”政策失败的原因》，《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01《陈宧幕僚之特点及其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03《陈宧的用人处事及其败离四川》，《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 ，2008/11《谭献与陈宧》，《船山学刊》，2008/04《论北洋军阀陈宧的另一面》，《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3《陈宧调冯玉祥部入川的动因——兼论研究北洋军阀史的意义》，《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8《重评陈宧与四川独立》，《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7《重评护国运动结束后陈宧离开四川的原因》，《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5《陈宧宣布四川独立的原因》，《文教资料》，2007/16《袁世凯重用陈宧主政四川的原因》，《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4《论陈宧未能像张作霖割据称王的原因》，《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12《关于陈宧若干问题的历史考实——兼与彭勃等同志商榷》，《高等函授学报》(社) ，2007/12《陈宧幕僚中的“反帝制派”在四川独立中的作用》，《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11《陈宧与冯玉祥关系述论(1915～1916)》，《船山学刊》，2007/04《陈宧与张作霖的政治抱负与谋略之比较——论护国后陈宧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高等函授学报(社) 2008/02《近代政治精英陈宧的历史功绩》，《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2《陈宧隐逸23年之久的原因探析(1916-1939)》，《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09《陈宧年表(上）》，《内蒙古农大学报》（社）.2010/02《陈宧年表(下）》，《内蒙古农大学报》（社）.2010/03《关于陈宧与锡良关系的两个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10 《对傅作义扶植自耕农的思考》，《内蒙农大学报》(社)，2007/03《抗战时期傅作义在内蒙河套地区的军需工作》，《内蒙农大学报》(社)，2008/02. 《傅作义重视干部培训》，《民主协商报》，. 就某个问题进行演讲比赛，8位选手-每人演讲5分钟，主持人1人，评委5人，计时员1人。通过上述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因此，虽然任教的课程比较枯燥，可是依然受到绝大多数大学生的欢迎，经常在讲课结束之后，响起学生由衷的、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