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童年论文研究

​​​​                                         决定孩子未来阶层的，远不止钱！           有人说美国之所以有竞争力，是因为人人都有资格追逐美国梦，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你的机会虽然不是完全均等，但也不至于有天壤之别，美国式的成功主要靠个人奋斗和努力，而不是家庭背景和父母关系，对于这种想法，《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的作者安妮特.拉鲁表示很不同意，因为在他看来，美国社会的不公平正在被不断复制，一个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那么它就很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拉鲁的研究团队花了十年时间去跟踪调查了88个分别来自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贫困阶层的孩子，并对其中12个家庭进行了深度观察，记录和访谈，结果研究人员发现，社会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家庭教育，大到家长的经济能力，小到家长对孩子的态度，家长能够赋予孩子宝贵的文化资本，而这正是决定孩子将进入哪个社会阶层的关键因素。《不平等的童年》出版之后，引发了美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这本书对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如何在两代人之间复制进行了一种深度描绘，作者细致的观察了家长对孩子课外活动的安排，对待孩子的态度，对学校教育的参与程度等等，从中梳理出了一幅不平等的再生产的途径，也揭示了家庭教育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内在联系到底在哪里。          作者安妮特.拉鲁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分层，《家庭教育和儿童》《不平等的童年》，是他的代表作，凭借着学术上的成就，拉鲁在2012年当选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这一荣誉也是对他学术地位的一种高度认可。          这本书不是在介绍育儿技能和育儿理念，他仅仅是在解释美国不同阶层不同教育方式的过程和后果。         通过两个问题来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即美国中产家庭和工人家庭在教育方式上有哪些具体的差异？在介绍这些差异之前，我要先对作者的研究方法做一些背景性的介绍，为了尽可能全面的观察收集到不同家庭的日常生活全貌，作者和他的团队采用了自然主义观察法，根据这个方法呢作者建议受访家庭把研究人员当成家里的宠物狗，既能忽略研究人员的存在，又能让他们随时随地跟着研究人员的目的是了解惯习，惯习是个社会学术语，习惯两个字倒过来念，他的意思呢是不同社会阶层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一些习惯爱好，穿着打扮等等，研究人员想知道，惯习如何赋予了孩子们不同的文化技能社会。使他们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           作者首先在美国东北部某大城市的两所小学里挑选了六男六女，一共12个孩子进行跟踪考察，其中中产家庭的孩子四个，工人家庭的孩子四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四个，这两所小学分别叫里士满小学和思旺小学，里士满小学坐落在市区，生源基本来源于工人和贫困家庭，学校的硬件相对弱一些，偶尔会有教学用具不足却未能及时补充的现象，思旺小学建在城市郊区，周围都是独栋别墅，学生都来自中产家庭，相对而言思旺小学的硬件要好一些，校长和老师们基本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焦虑。但尽管条件不同，至关重要的一点，两所学校的老师教育理念是相同的，例如他们都希望家长可以更多的参与乃至主导孩子的教育，他们也强烈建议家长在跟孩子沟通时要跟孩子讲道理，而不是直接对孩子下指令，在学校课堂上，两所学校的老师也多采用互动的教学方式，以此发展孩子们的梳理能力，重要的区别在于学生的家庭教养，文化上。作者发现，在孩子的课外活动安排，日常沟通对话以及对学校教育的干涉程度方面，工人和贫困家庭基本没有区别，但这两类家庭和中产家庭却有着明显差异。          先来看中产家庭。十岁的加勒特就读于斯旺小学，父母毕业于同一所常春藤大学，家庭年收入达到了17.5万美元，加勒特的课外活动非常丰富，他要参加棒球队足球队，游泳队的训练，还要练习钢琴和萨克斯管，除了萨克斯管课，其他所有活动都在校外进行，为了应付这些课外活动，加勒特的父母需要提前做好时间安排，准备车辆接送，仅仅是带齐所有器具，管好孩子行李装车就够累人的，而课外活动的开销也十分巨大，一个孩子一年在这方面的支出不低于4000美金，此外呢，加勒特在训练或比赛中，父母至少得有一人在场，他们需要不断观察和评估孩子的表现，并给予孩子赞扬，指点或者提醒。          来自黑人中产家庭的亚历山大和加勒特一样，课外生活也相当丰富，包括钢琴，唱诗班，棒球，足球等各种球类以及夏令营活动，在日常交流中身为律师和公司高管的父母，很注意培养亚历山大的说理能力，在怎么说方面，他的父母做出了很好的训练展示，比如很常见的一类对话是母亲问亚历山大，唉，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他不是简单的问一句就结束，而是有意识的引导孩子突出细节，澄清事实，展开信息并进行总结，在家庭内部讨论时，中产家庭的父母也会尽可能和孩子平等交流，他们会倾听孩子的意见，也会给出自己的建议，最终的决策常常是建立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的。十岁的黑人女孩斯泰西和他的母亲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斯泰西报名参加了一个私人体操培训班，但第一堂课就过得不愉快，他妈妈得知后呢，立马就跟活动主办方进行沟通，并迫使主办方承认她女儿的个性化需求，后来这位妈妈发现女儿在体操方面不乏天赋，又立马开始寻求更好的培训班，另外斯泰西的学校举办了天才班的测试测验，智商130以上的孩子就可以进入这个班级，接受更有难度的课程训练，斯泰西的测验得分是128，还不够进入这个班，他的妈妈得知后，立即和天才班的组织老师密切沟通，竟然为女儿争取了一次在校外单独测试的机会，最终斯泰西还真达到了符合标准的分数，顺利进入了天才班。由此可见，在和教育机构的关系上，中产家庭的父母会更支持他们的工作，但同时干涉意识也更强，而在怎么玩和怎么说方面，中产家庭的父母也存在更强的干涉行为，当然这里的干涉不是那种粗暴的干涉，从前面的案例来看总体上是比较尊重孩子的。        相比之下，工人家庭的父母则选择了一条不干涉的道路，例如对孩子怎么玩儿，工人家庭的父母总体态度就是自己玩儿去吧，九岁的泰雷克就诞生在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父母处于分居状态，他跟随母亲生活，母亲高中毕业从事秘书工作，年收入只有不到2万美元，泰雷克的课外活动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看电视，去外面街上玩，去亲戚家串门，去游泳等等。很显然，泰雷克的大部分课外时间也都可以自己安排，父母不需要投入什么金钱和精力，甚至泰雷克的母亲会跟很多工人阶层的母亲一样，认为参加有组织的课外活动对孩子没什么好处，所以虽然泰雷克曾苦苦哀求母亲让她参加学校橄榄球队的训练，但仅仅过了一个学期，母亲就禁止她继续参加了，因为他觉得培养孩子养成多种兴趣，并不是做母亲的义务。在日常沟通方面，工人家庭的父母和孩子对话，基本是命令式的。十岁的男生哈罗德一家，依靠政府救济金生活，他与母亲的沟通简短而朴素，一天到晚母亲都在命令他，如果哈罗德对父母的命令感到不快，他也不会争辩，而是选择沉默，或者吐露几个简单的词。举个例子，爸爸要给他买一条桃红色的毛巾，哈罗德坚决表示反对，但只说了“这是女孩子的颜色”。在工人家庭，十岁左右的孩子与父母很少会有争执，即便有争论，也是一再重复一些简单的词汇，因为父母很快就会给出不容反驳的指令性语言，甚至会用体罚来威胁孩子，对此孩子只能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在学习方面，工人家庭的父母奉行教育应该是老师主导的原则，例如在里士满小学读三年级的白人孩子杨德利，是一个问题学生，但他的父母却很难对学校教育进行干涉，学历社会地位不如老师的他们，在和校方打交道时，明显会有一种挫败感，但在家里，夫妻却对孩子充满了各种指令，甚至会对他进行体罚，而且为了不让学校和警方找自己的麻烦，他们还会注意不留下明显的体罚证据，        现在来总结一下第一部分的内容，作者发现了中产阶层和工人贫困家庭的教育方式，在孩子怎么玩，怎么说和怎么学方面都有着鲜明的区别，他把这两种教育方式分别称为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我们可以把他们当成圈养和放养，采用圈养方式的中产家庭，每年会给孩子的课外活动投入大量金钱时间精力，父母会非常注意跟孩子的日常交流，也会积极干预孩子在教育机构的状态和过程，而实施放养的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主要是自己玩儿，不需要父母投入什么金钱和时间，父母与他们交流时更多的是指令性语言，但对学校父母很少有能力和意识进行评价和干预，值得一提的。在选择放养还是圈养方面，种族因素没什么影响，我们刚刚举的例子里亚历山大和斯泰西都是黑人，但他们的父母遵循的还是圈养，因为他们属于中产阶层，而杨德利这样的白人孩子，他们的父母身处工人阶层，所以选择的还是放养，如果说中产家庭和工人贫困家庭在教养文化上存在明显的差异，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这两种教养方式是如何影响孩子成长的？        我们先来看十年时间不同阶层不同家庭的教养方式，到底会给孩子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首先看看硬标准，也就是文凭，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文凭社会，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学历上的差距将会带来职业发展上的终身差距。使得团队发现出身中产的四个孩子，有三个都拿到了常春藤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工人家庭的四个孩子，只有一人上了一所小型的三线大学，其他三人要么高中辍学，要么只有高中毕业，至于贫困家庭的四个孩子，除了一位女生在社区学院就读之外，其他全部高中辍学，再来看看软标准的性格特点，中产家庭的孩子到了19、20岁后，基本上都上了不错的大学，这些孩子在接受访谈时显得热情天真，有激情，他们往往有着自己的梦想，并制定了长途旅行的计划，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自信和畅想，而工人和贫困阶层的孩子普遍结婚较早，20岁时他们很多人都要忙于生计和育儿，就业和经济压力令他们十分紧张。总体上，他们看起来比较失落，对未来很少能有长远的期待，而十年之前当这些孩子还在读小学时，他们的性格却恰好反过来，在9到10岁这个年龄段，中产家庭的孩子往往表现得十分老练成熟，对于许多事物有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流行事物也常常表现的无所谓，可以说这些孩子对待生活似乎缺乏热情，看待事情也不够天真，反过来呢，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对许多流行明星和事物感到疯狂，他们自娱自乐，沉浸其中，很容易感受到他们的天真烂漫，十年之后不同阶层的孩子们变化明显。        那么两种不同的教养方式，到底是怎样影响孩子成长，继而制造出这些变化来的呢？作者认为，影响孩子成长的不是某个单独的因素，不是收入，不是学历，也不是上了某个兴趣班，或者在日常对话中做了特别改进，而是有一个系统性的综合性的教养，文化逻辑在起作用，比较下来，协作培养也就是圈养的教养，文化逻辑可以给孩子更好的未来，而在具体解释之前，我们需要引入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一个概念，顾名思义，文化资本不是金钱，是非物质的一种状态，具体到个人，好的文化资本可以看作是自信心，自律能力，好奇心，乐观，责任心等等品格特征，文化资本虽然是软性的非物质的，但却并非不可捕捉，它建立在一个人的惯习之上。我们前面提到的研究人员进入孩子们的家庭，是为了记录他们生活中的惯习，这里的惯习就是文化资本的具体载体，例如一个人的衣饰，着装，神情动作，语言表达，说话口音，乃至更隐形的危机处理能力，知识结构和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包含了他的文化资本家庭，这个场合是孩子们形成惯习最重要的地方，父母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将会传递给孩子相应的惯习，这些惯习会逐渐融入到孩子的言行举止之中，最终成为他们自身文化资本的重要部分，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论，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阶层都有自己的文化资本属性，如果你的文化资本跟这个场合的人对不上，那么你就进入不了这个场合，自然也就进入不了相应的社会阶层。我们在前面讲的那个最终上了天才班的女孩斯泰西，就是文化资本在代际之间传递的典型案例，斯泰西的妈妈是公司的高管，当她跟老师频繁交流时，这种行为本身对于孩子来说也是教育，甚至我可以说这是更重要的教育，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觉得有机会争取更好平台的时候，你需要有足够的自信，高超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强大的执行力来确保你可以成功，这时候父母的示范是非常重要的，父母会在无形中展示自己如何利用语言表达社会人脉和专业知识去做成一件事情，而孩子也会受到感染，事实上呢，斯泰西的语言表达一直很好，在进入天才班之后，她也很快跟老师进行了非常高质量的沟通，这也确保了他在学业上成功。而这种在人际交往中察言观色、反应迅速的能力，非常依赖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引导和训练，如果父母有意识鼓励孩子去思考讨论和表达，而不是去压制否定，那么久而久之孩子在跟人交往中的自信包容，友善和敏锐就会成为惯习，一定意义上孩子参加正式的体育艺术活动，不仅仅是学习技能，更是在学习社交训练，沟通和表达，只有充分掌握了人际交往的技能，无论竞争还是合作，这样的孩子才会更游刃有余，与此同时呢，儿时培养培养和坚持的文体特长，也可能构成了他们未来进入精英阶层的通行证，所以从这个案例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产家长要送孩子去参加组织化的文体活动。要在日常沟通中与孩子平等对话，以及积极干预教育机构的各种政策和指令，通过这种系统性的协作培养，最终一个人无处不在的惯习，包括表达方式，兴趣爱好，乃至面部神情，词汇偏好，都会与自身的阶层实现紧密相连，这些惯习本身，也决定了他拥有怎样的文化资本进入怎样的社会阶层。        不过我们也不要把中产的协作培养方式看成是十全十美的，作者认为虽然相比之下呢，这个方式明显更有优势，但这不意味着就没有问题，首先一点，中产阶层父母对孩子课外活动的介入程度很深，这也使得孩子能够自主安排的时间少之又少，另外课外活动过于密集和耗时，偶尔会与家庭聚会相冲突，父母和孩子。因此非常抓狂，孩子更容易陷入失落，相对而言工人阶层和贫困阶层家庭的孩子可以享受充足的自主支配的时光，快乐的童年对于他们来说是真实存在的，其次呢，中产阶层家庭的父母对孩子教育的干涉也可能跑偏，比如作者提到一个叫梅洛尼的孩子，她和妈妈多次因为陪写家庭作业的问题闹得鸡飞狗跳，而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位妈妈对学校教育的干涉过多过大，使得女儿在学校教育和家长教育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妈妈的强势并没能真正帮助女儿在学习上进步，反而令女儿的情绪频繁崩溃，所以，在书的最后，作者针对不同阶层的家庭也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对于中产家庭来说，作者指出了过于忙碌是问题的根源。所以他建议这些家庭应该放慢脚步，少一些培训班，多一些全家人共度的时光，另外他还援引专家的意见，认为在沟通层面，父母可以多一些命令，少一些寻求意见的过程，因为一味遵循孩子的意见会大大增加家庭内部的决策成本，对于工人和贫困阶层家庭作者的建议主要是针对政府公共政策，他建议政府应该给穷人提供社会保险计划和更优惠的税收政策，这样一来这些家庭就可以腾出资金来培养孩子，此外，他还建议州政府向穷人发放儿童津贴和休闲娱乐的优惠券，比如音乐券，美术券，运动券和夏令营券等等。       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二部分，圈养和放养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了固有的优势和负担，圈养的孩子获得了更高的文凭以及更自信的性格状态，其中的关键在于不同的教养方式带给了孩子不同的文化资本，最终这些硬件和软件层面的区别，构成了不平等的再复制不平等的童年。        做个简短的总结，本书作者安妮特.拉鲁教授发现，中产家庭的孩子和工人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家庭教养方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两种方式分别是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通俗的理解呢就是圈养和放养，经过十年的持续记录和观察，圈养的中产家庭孩子成绩更好，性格更乐观和自信。反之，放养的工人和贫困家庭孩子大部分都没有上大学，性格也更自卑，作者认为通过家庭教育，父母将自己所处阶层的惯习传递给了孩子，而这些惯习导致孩子发展出了差异明显的文化资本，进而决定了他们归属哪一个阶层，由此，作者认为，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从童年就开始了，在每个家庭不平等都在复制进行中，对于中国听众来说，不平等的童年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启示，比如中国的80和90后，他们在成为父母之后会觉得自己的童年和孩子的童年有着千差万别，很多父母并不理解，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变化，但是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告诉我们，原因是大部分80和90后父母，过去二三十年里实现了阶层上升。阶层的上升，使得我们对于教养文化的逻辑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呢，我们的童年经验和由阶层决定的育儿方式，产生了经验性的冲突和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从工人阶层上升到中产阶层的80和90后父母，他们中的大部分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在教育理念教养方式的滋养上还远远不够，比如许多父母并不懂得真正平等的看待孩子，更别说尊重孩子，引导孩子与自己平等对话，在安排孩子的课外活动上，许多父母也只是随波逐流，并不懂得观察孩子的状态，尊重孩子的兴趣，因此如何通过家庭教育培养他们良好的惯习，也许是这本不平等的童年带给当代父母最大的启示。 ​​

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看着题目就有吸引力，于是上淘宝买了它。拿到后急切地翻阅，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在眼前浮现……看着这些真实的案例，我会情不自禁地把身边熟悉的家庭与书中的家庭一一对应，发现这些故事不是个案，而是全世界都相似…… 《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安妮特·拉鲁。它是一本社会学的作品。她和她的助手调研了美国的一个地区的12个家庭，深入到这12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中进行观察，并一一记录下来。她的研究揭示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与贫困家庭教养儿童的两种不同方式：前者为协作培养，后两者为成就自然成长。她的研究认为这两种不同的教养方式源自于家庭的社会地位，并会影响到孩子及其生活的世界的联系，及孩子对自己的看法。 中产阶级家庭教养儿童采用协作培养。他们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让孩子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例如篮球队、舞蹈、棒球队等，全家的`生活和闲暇时间会根据孩子的活动安排来调整。这些孩子几乎没有自由活动时间。同时，这些家庭重视孩子的语言能力的培养，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 工人阶级家庭与贫困家庭教养儿童采用成就自然成长。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放养。这些孩子有很多闲暇时间，看电视、玩游戏，同伴多为邻居和亲戚。他们很少或不参加有组织的活动。个别孩子有参加活动，也是父母觉得参加活动，会降低孩子学坏的几率。父母和孩子不讨论活动，对孩子使用指令性语言。 协作培养下的孩子学会了发扬和珍视自己的个性，看起来更加自信。但是这些孩子个个看上去都疲惫不堪，家庭生活大多时候都十分狂乱（孩子多，活动多，经常会有时间冲突）。这种儿童教养方法既带来强大的优势，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成就自然成长下的孩子学会了自娱自乐。他们发明了各种游戏，也从来不抱怨没意思，身上似乎有无限的精力。他们渴望参加有组织的活动。他们与亲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这些孩子走入陌生环境和人群会显得局促和不自在。 这两种教养方式各有长短。 这两种教养方式真切地存在我们的身边。城里的家庭更多采用协作培养，一般孩子课余要参加四五种有组织的活动；乡下家庭更多采用成就自然成长，一般孩子几乎没有参加有组织的活动。我来自农村，读师范时，发现自己一无所长，什么活动都参加不了，很羡慕有特长的同学。有些来自城里的同学他们几乎都有一技之长，如唱歌、跳舞、讲故事等，他们锻炼自己的机会就多，胆子也更大，也就更自信。 我觉得现在有些家庭有些极端，让孩子学得太多，孩子没有自己时间，显得疲惫，也不知道哪种活动才是自己感兴趣的。也有很多家长没有培养孩子一技之长，让太多的时间浪费在电视、游戏中也非常可惜，能培养孩子技能的时间是有限的，应该让孩子有个一技之长，否则会经历我的痛苦。一句话，课外活动不要太多，也不要没有，适度为宜。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完美的教养方式，我们作为家长应该要积极摸索适合自己家庭、适合孩子个性的教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