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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的人学归趋论文

悲剧(Tragoidia)，字面意思为“山羊歌”。各家解 释不一，归纳起 来大约有 这 样几种意思：“(一)比赛的奖品是山羊，(二)演出时歌队围绕着作为祭品的山羊，(三)歌队由扮作山羊的萨图罗斯组成。”总之，与艺术表演中的歌队和山羊分不开。悲剧作为一种典型的艺术形式大概产生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雅典，闻名于世的悲剧作者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都活跃在这一时期。在哲学领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出于自身体系的需要，赋予悲剧以不同的地位。长期以来，学界都将他们的悲剧观乃至文艺观看作是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的。但笔者认为，从表面看，柏、亚二氏在悲剧问题上态度迥异，但这只是他们认识论上差异所致;在最深处，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彻底摆脱柏拉图的影响，毋宁是一种温情的超越与人学的归趋。

一、悲剧在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中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论述集中在《诗学》里，这里先检讨《诗学》的经典化历程，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亚氏悲剧观的接受情况。《诗学》被看成亚里士多德未经正式发表的著作，学界一般认为它还有一个散轶了的讨论喜剧的部分。和《形而上学》、《物理学》、《工具论》以及《尼各马可伦理学》比较起来，它较晚进入学者们的视界。长期以来，它和《修辞学》一起被当作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组成部分，连贺拉斯、维吉尔这样的文艺理论家和诗人都没有阅读过它，当时学者们甚至混淆了它和贺拉斯的《诗艺》。然而，15世纪文艺复兴之时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先是G·瓦拉提供拉丁译本，罗伯泰罗是首先撰写《诗学》评论的意大利学者，其《亚里士多德诗艺诠解》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接着朗巴第和马吉分别发表关于它的研究著作，意大利著名文艺思想家卡斯泰尔维特罗就是用意大利语撰写《诗学》评论的第一人，并且就其中的某些观点大胆地提出反驳。罗伯泰、明托诺和斯伽里格等其他的意大利学者也就其中一些重要观点投入研究。随后法译本、希腊本和拉丁本纷纷出现，甚至德国莱辛的《汉堡剧评》也深受其影响。

二、悲剧摹仿行动

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相对于柏拉图的“摹仿说”，亚氏已经将视角转化到了现实“人”的层面。在柏拉图的“床喻”中，画家的.床摹仿的是工匠做出的床，如此以来，“他就像所有其他摹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或真实隔着两层”。柏拉图从知识或真理的可信度方面否定悲剧的价值，并胶着在他的三重世界(理念—现实世界—艺术)上。

三、悲剧的人物在于实现

在柏拉图看来，悲剧诗人必须被逐出理想国，因为：“诗是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的那个(在我们自己遭到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而我们天性最优秀的那个部分，因未能受到理性甚或习惯应有的教育，放松了对哭诉的监督。”那么，哪些东西是合格的呢?柏拉图认为，我们灵魂中内涵着“激情”、“智慧”、“勇敢”三种组成因素，如果一种艺术作品有损而不是积极协调这三种核心素质，则它就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在和格劳孔的辩论中，正义一直被定义为一种协调能力———对内协调灵魂的三大构成，对外协调城邦中劳动者、士兵和管理者。以“健壮的身体，高尚的智慧”为标志的城邦守卫者是柏拉图追求的人格理想。

四、悲剧摹仿中的可然律与必然律

亚里士多德悲剧观固然在形式上走出了柏拉图“摹仿说”，但在深层次里还是和柏拉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温情的超越折射出了亚氏诗学思想巨大的包容性。亚氏强调“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可然和必然”就意味着悲剧的素材有逾越现实层面的可能性，这与亚氏一向主张的对人的行动的摹仿似乎存在分歧。其实这正是他悲剧观的出色之处。

五、结语

总之，悲剧在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乃至整个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强调诗人要摹仿行动中的人按照可然律必然律推进的实现活动，相对于柏拉图而言，“人”被置于文艺中心。但这种超越只能是温情的人学归趋，因为亚氏体系的圆融辩证特征只能部分地顾及到人的生存。梳理清楚这一点，对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古希腊文艺思想的演进有一定意义。

亚里士多德美学与音乐美学思想浅析

论文关键词:美学“模仿论”“典型说”“美在整一”

论文摘要：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宗教、自然科学和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美学思想的核心即为“模仿论”，反对艺术“天性说”，同时，他还开启了艺术“典型说”的萌芽；提出了美的存在方式为有机整体的观点；界定了艺术的外延；揭示了音乐的特殊性，对音乐本质展开了探讨；高度肯定了艺术广泛的作用等等，这些不朽的关于艺术、美学、音乐的论述犹如大河之源掀起了后世艺术科学发展的滚滚洪流。然而，由于时代视野和阶级的局限，他的美学思想也深深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 一、美学思想的核心——艺术“模仿论” 艺术“模仿论”是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模仿，相互之间有且只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模仿说其实是古希腊的传统说法，赫拉克利特就有过艺术模仿自然的见解，留基伯和德 谟 克利特也有类似的说法。到了柏拉图把模仿说系统化了，但他的模仿说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他认为理念世界才是唯一真正的实在，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模仿，而艺术模仿现实世界则是“模仿的模仿”。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相反，否认“理念世界”的存在，肯定物质的感性世界是真实的，而艺术模仿现实世界，艺术是真实的，进而对模仿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模仿论”的新观点主要在于如下两点：其一认为艺术模仿的主要对象是“在行动的人”[1]7，即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1]21。其二是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的天性，即善于模仿。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的起源有两个原因，而且都出于人的天性。第一，模仿是艺术的本质，而模仿出自人的天性，人具有模仿的本能。第二，音乐感和节奏感也出于人的天性，而音乐感和节奏感是构成艺术的形式方面的重要因素，特别对于音乐、诗歌、更是如此。 天性说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不科学的，甚至显得有些幼稚，但在2000多年前的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在柏拉图那里把艺术看做是少数人的“神灵凭附”，把艺术神秘化了。而亚里士多德的天性说肯定了模仿是人的本能，并且是“人和兽的分别之一”，所以就应得到尊重，这就增添了艺术存在的合法性。 二、“典型说”的萌芽 文艺创作中的艺术典型一般都是实际生活的真实反映，但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鲜明，更有集中性，更带普遍性，从而更富有价值。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按“典型”这个命题来论述，但实际上已涉及典型说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个性表现共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不是处于个别之外，而是寓于个别之中的，他批驳了柏拉图关于理念是在具体事务之外，在现实世界之外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要求每个人物既要有类型特征，又要有个性特征。他认为普遍性是抽象的东西，是各个事物所共同具有的性质。艺术应该由“这个”制作出一个“如此”，即“这个如此”。“如此”就是普遍的、一般的性质，而“这个”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物。 （二）诗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诗比具有更高的真实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的目的不是描述个别现象，而是透过现象深入本质，通过个别的东西去表现普遍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28-29。 （三）触及到了艺术的理想化问题 亚里士多德反对把模仿看做被动地抄袭事物的本来面目，主张把事物加以适当的理想化，进行艺术创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脱离原型，而是以现实事物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可使事物比原来的更美好，或更坏；悲剧人物要求人物比一般人更善良。这里，实际上已触及到了艺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问题了。 总之，典型说的萌芽，是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精华之一，也是他在当时条件下的伟大发现。他为最早的典型说奠定了基础，这是很大的贡献。当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与典型性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典型性与个别性之间的关系等。 三、美的存在方式——有机整体 （一）美在整一 柏拉图把美看做美的理念，一切个别事物的美，看做是“分有”美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则与他截然不同，他不仅不承认美的理念，还把美看做是客观事物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他从具体事物本身去寻找构成美的客观因素，也就是去探索美的存在方式是什么。 在《形而上学》中，他指出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匀称与明确。所谓秩序是时间上的匀称，所谓匀称是空间中的秩序，而从秩序与匀称中见出明确，三者实际是统一的。后来在《诗学》中，他进一步提出“美在整一”的概念。只有整一的东西才能见出秩序、匀称与明确。秩序、匀称、明确是整一所造成的感官印象。亚里士多德强调各部分紧密连接，见出秩序，这就是各部分在整体里不仅是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位置也是不可移动的。这样，整体的各部分一切都是必然的、合理的、有机的整体。他主张美的事物不仅各部分有一定的安排，而其他的体积也应有一定的大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事物美还是不美，首先要取决于美的客观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体积大小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的和谐统一。 （二）寓杂多于统一 多样统一的理论并不始于亚里士多德，最早把这一理论用到美学上的，则是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多样统一的原理，用到了悲剧结构中。他认为事件不妨多，但结局则必须单一，这样才能既丰富又不枝蔓，既统一又不单调。他认为人物性格，也要有多样的统一。人物的性格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每一个人总有一个性格核心和总的方向。 （三）关于“三一律”问题 “三一律”也被称为“三整一律”，用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的定义，就是指“要用一个地点，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并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的充实”。“三整一律”被拆开理解就是包含“时间整一律”、“地点整一律”和“情节整一律”。而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首先提出了“情节整一律”。他从有机整体的概念出发，认为戏剧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情节结构，而不是人物性格。因为以情节为纲，容易见出事迹发展的必然性，所以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悲剧中尤其强调悲剧情节的完整和紧密。 四、艺术的界限 首先是关于艺术与自然科学的区分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事物中带永久性的东西，自然科学的方法是证明，它本身具有连续性，成果可以不断积累、传授。而艺术是一种性的生产状态，艺术以创造为目的，而且必须是从头创作，所以艺术家本人的修养、造诣和情操就显得尤为重要。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要靠天才，而不是柏拉图观点，即认为靠灵感或疯狂。亚里士多德还认为诗要有真情实感，要能把人物描写得活生生的，为此，诗人本身要有丰富的情感体验，否则不可能激起观众的情感。他指出文艺创造过程中是有理性活动的，他要求诗人在创造过程中要具有清醒的理性。 其次是关于艺术与的区别问题。柏拉图认为艺术服从道德要求，艺术家首先应是道德家。其实柏拉图使艺术成为道德说教，是取消了艺术的应有地位。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与道德相近，但二者是有区别的：道德是行为，艺术是生产；道德属于道德家本身，艺术属于广大观众，属于社会，艺术并不依附于艺术家。 再次是关于艺术与技艺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二者的共同点是都体现了运用推理创造事物的才能。不同点主要有：1）目的不同：艺术为了娱乐，技艺为实用。2）对象不同：艺术的对象是整个自然，艺术要表现事物的本质。而技艺只作用于个别、偶然的事物上。3）性质不同：技艺可以因袭、模仿和雷同，但艺术则必须创造。 可贵的是亚里士多德不但指出了艺术与技艺的差别，而且对艺术内部也作了细致区分，建立了最早的艺术分类体系。他根据模仿的手段、对象和方式的不同来细分各种艺术门类。 五、的特殊性 （一）音乐能表现感情 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是表现感情的，是与人类的心灵契合共通的。比如他认为“节奏和乐调是一种最接近现实的模仿，能反映出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一切互相对立的品质和其他的性情”。他认为最适合目的的调式是严格的、从容的多里亚调式，认为竖笛或竖琴之类用于技巧比赛的乐器，不宜用于教育，因为吹竖笛会使人的口形变得丑陋，所以应该采用那些能够使听者变成高尚的人的乐器。 （二）音乐是一种运动 亚里士多德发现了声音的产生是由空气的运动决定的，声音的质量、音量、音色则与动物发声器官及乐器本身有直接的关系。他认为音乐的声音是从有秩序的运动中得到的，音乐的性质，音乐的节奏、旋律，音乐的构成都是由于运动这个因素决定的，尤其是音乐和人的的关系，也是由运动这个因素决定的。音乐的节奏和音调之所以能反映人的品质，就是因为音乐的运动形式直接模仿人的动作的运动形式。绘画和雕刻仅次于诗歌和音乐，就是因为绘画与雕刻不传达运动，不能直接表现道德的性质。 总之，关于音乐具有运动的性质，因而能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或道德品质，这是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来的，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三）音乐具有群众性 亚里士多德没有直接论述音乐的群众性问题，但他无疑认为音乐是“凡人”都能享受到的娱乐，同时，各种年龄和各种性格的人都爱听它，音乐对各种听音乐的人都有净化作用。亚里士多德主张音乐教育不限于听赏音乐，而应当使人在实践中认识这门，所以青少年最好能学会一种乐器。 六、艺术广泛的作用 （一）艺术的认识作用与作用 首先，与柏拉图否认艺术的.认识作用相反，亚里士多德强调艺术的认识作用，肯定模仿能使人获得知识，认为人的最初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因此模仿对认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艺术所模仿的不是现实世界的个别偶然现象，而是必然的普遍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艺术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此，与经验相比较，艺术才是真知识。 其次，艺术还能引起人的快感，因此，除了认识作用外，还有审美作用，也就是具有审美价值。亚里士多德赋予模拟说新的解释，在于他断定人们从模拟过程中得到知识，并且由于求知欲望得到满足，从而产生一种快感。例如，他认为：“具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2]44-45亚里士多德是最早为快感辩护的家，也是最早提出审美过程中产生快感这一重要问题的哲学家。与柏拉图比起来，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感情受理性的控制，它是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的。认为快感不是恶，是正常现象，不应加以压制。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所以能引起快感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快感是由于求知而产生的，另一方面快感也可能不是由模仿所引起，而是“由于技巧或着色或类似的原因”[1]11-12，也就是说，是由艺术的形式因素所引起。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提出不同种类的艺术所激发的情绪不同，它们在各自所产生的净化作用和快感也不同。例如，悲剧所产生的快感只是哀怜和恐惧两种情绪净化后的那种特殊的快感。写善恶报应所产生的快感以及写滑稽性格所产生的快感就只适宜于喜剧而不宜于悲剧。 （二）艺术具有教育作用——艺术能陶冶人的性情 亚里士多德的学思想中心是“中庸之道”，他认为美德就是适中，就是情感需求适度。恐惧和怜悯太强太弱都不好，须求适中、适度。悲剧的卡塔西斯①作用就是使它们成为适度的情感。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陶冶人的情感，使之合乎适当的强度，借此获得心理健康，可见悲剧对社会道德有良好影响。 （三）音乐具有广泛的社会作用 以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为一方把音乐看做是最重要的道德教育手段，也就是说只强调教益。另一方则是怀疑主义的、快乐主义性质的倾向。认为音乐只能供人娱乐，认为音乐与睡眠和酒一样，仅仅是医治疲劳和苦恼的良，仅仅是使人能得到休息的娱乐。亚里士多德则想综合这个两个极端，于是提出了“高尚的享乐”的概念。他认为音乐能达到道德教育、消遣闲暇和精神享受的目的。 首先是音乐具有净化作用。亚里士多德不仅把“净化”作用的思想用于悲剧，而且还用以解释音乐，他的净化论，具有相当广泛的美学意义。他认为：“各种和谐的乐调虽然各有用处，但是特殊的目的宜用特殊的乐调，要达到教育的目的，就应选用伦理的乐调……”亚里士多德不仅认为音乐具有净化作用，还明确认为音乐能对人的性格给予显著的影响。如他认为：“节奏和乐调是一种最接近享受的模仿，能反映出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一切互相对立的品质和其他的性情。”[2]106-107 其次，音乐具有娱乐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听音乐是高尚的享乐。他把音乐列入教育课程，为的是让人们学会消遣闲暇”[3]。他进一步指出“音乐是必须的，它可以使自由的人在闲暇中享受精神方面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之所以高尚，因为它是美与愉快的结合，它能令人心畅神怡。和谐的乐调与人们心灵的和谐相契合，对人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4]。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卓越的教育家，他有关音乐的娱乐作用的论述，实际已包含有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思想。 七、简评 亚里士多德在美学中最大的贡献是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使其自身的美学思想接近了唯物主义。他不仅把模仿论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同时提出了典型说，提出了艺术属于人类创造活动的主张。他要求美的事物必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美在整一的思想包含了美与善结合而又有区别的意思。他也是最早提出寓教育于娱乐思想的第一人。 当然，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生活在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制时代的思想家，这也注定了他身上有他自身无法克服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他的美学思想深受他的哲学世界观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影响，并且最终滑向“神”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是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他不把奴隶当人，为奴隶制的合法性辩护，在美学观点上，主张只有上层贵族阶级的人物才可以担当悲剧主角。 总之，亚里士多德美学观点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学说在欧洲有如万流之源，其影响所及后来各种流派。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何乾山.家、家、音乐家论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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