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丘殷商文化研究的思考论文

《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记载，商的始祖叫做“契”，他的母亲是简狄，帝喾的次妃。传说，契的母亲简狄同她两个妹妹到河里去洗澡，看见燕子生下一只蛋，就捡起来吃了，因此怀孕生下了契。契是尧的同父异母哥哥，长大后契帮助禹治水有功，被舜封在商地，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赐姓子氏。其部族以地为号称“商族”，契成为商族始祖，是商朝建立者商汤的先祖。 从契到成汤，共迁都八次，最后定居于亳。 殷商文化，起源于商部落的发源地商地（今河南商丘市），商丘是商部落的肇兴地、商业的发源地、商朝的建都地等。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于商丘，是全国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殷商文化是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古代文明，不仅相当进步而且日臻成熟。 商人重贾而周人重农，这是殷周文化之根本区别。 来自华夏，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来自我们的祖先 商族的来源，自古有很多种说法，比如陕西说，认为商族发祥于陕西商洛或者关中地区；东方说，认为商族发祥于河南商丘，或者山东；晋南说，认为发祥于山西永济或者垣曲永济一带；河北漳水说；河北东北及环渤海湾一带说；东北说，认为发祥于辽西一带或者幽燕；北京说。“陕西说”的依据是一些古代文献。 《书 汤誓》郑玄注：“契始封商，遂以商为天下之号。商国在太华之阳。” 《史记 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商喾之子禼所封也。” 《史记 六国年表》云：“夫做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较大，直到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前，这种说法一直属于主流说法。 但是，自从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到现在已经100年了，在陕西范围内，没有发现任何先商文化遗迹，因为“陕西说”没有考古材料作为支持，所以这种说法已经少有人赞同了，多认为此说法只是汉晋学者的推测。“东方说”的依据是 历史 文献和一些考古材料。 东方说的首创者是王国维。他认为“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惟周独起于西方”。王国维认为最早的“商”在河南商丘，亳在山东曹县。他的东方说得到了很多著名学者的支持，比如徐中舒、和龚维英等。但各家观点也并非完全一致，有商族起源豫东说、山东说等。由此不同，当然所言先商文化遗存就不同，或言为河南龙山文化豫东类型（造律台类型），或言为山东龙山文化，包括大汶口文化。 这个说法在考古材料上也有不足。东方说并没有建立在确凿的商文化遗存的基础上，虽然公认河南龙山文化与公认的二里冈期商文化有少量联系，但是它们之间显然缺环较大，不可能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然发展延续。“东北说”尽管有少量文献记载，但是，东北、内蒙古的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以上，与商族建国的年代（距今3500年）相距太大，而且红山文化与二里冈期商文化根本没有必然的密切联系，中间缺环太多，而这个缺环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及由东北、内蒙古向中原迁徙的路线，东北说者又难以确指。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商族如果在东北地区活动，则不可能于夏周二族及尧舜酋邦建立一个密切的酋邦联盟。所以东北说难以成立。晋南说，相对而言，在文献和考古材料方面，比以上几种都充分一些。商族在建国前曾活动于山西中南部，但是晋南说者认为垣曲商城为汤始居亳，且不说该城规模较小，根本就不具备商王都的气魄，而且该城的始建年代也与商汤居亳的年代不一致。而且此学说者之说商族最早活动于山西，但是具体在哪里，有哪些先王遗存，都说不出来。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商族发祥地在河北磁县，也就是漳水说。用“下七垣文化”代替“先商文化”的命名。下七垣文化是商族建国前300年间的文化遗存，期间商族并没有活动于陕西关中、晋南、豫东东部、山东、东北等地。下七垣文化直接发展成二里冈期下层商文化。 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一带，北至河北省中部，西至太行山，东至河南省濮阳市，南至沁河、新乡市一带，都已经发祥有下七垣文化遗存。此外，下七垣文化的势力也曾深入豫东西部地区。至于豫东东部的商丘地区，则是东夷文化的岳石文化的，不见下七垣文化遗存。 下七垣文化的直接来源，一是继承了当地的河南龙山文化后岗类型的很多文化因素，二是来源于晋南、晋中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社文化以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下七垣文化中来自晋中、晋南地区的文化因素，是该文化的主导因素，或者说是处于通知地位的商族所带来的文化因素，说明商族在河北磁县形成下七垣文化之前，商族的活动区域在晋中、晋南地区。 商始祖契至汤，曾八次迁徙。 契居番，是一迁。 《商颂》云：“帝立子生商” 《荀子 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世本》：“契居番” 《水经 渭水注》引《世本》作“蕃”。 番即商，是最早的商地，即今天的河北磁县。 昭明居砥石，是二迁。 《荀子 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砥石为泜石传误。泜石，即泜水和石济水的混名。泜水，今于河北隆平县北入宁晋泊。今石济水已经不存在了，泜水犹在，其地在今河北元氏、平乡一带。 昭明又迁商，是三迁。商即河北磁县。 相土居“商丘”，是四迁。 《世本》云：“契居蕃，相土徙商丘。” 古本《竹书纪年》“帝相即位，处商丘。” 这里的“商丘”，在《左传》里为“帝丘”，而“帝丘”在河南濮阳。故相土居的“商丘”是河南濮阳。 商第六代先公冥，是五迁。 今本《竹书纪年》：“帝少康十一年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说明商侯冥时商族活动中心在豫北、冀南的古黄河流段。 王亥迁殷，是六迁。 今本《竹书纪年》曰：“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 这里的商侯指王亥，殷在安阳 上甲微居邺，为七迁 《路史 国名纪卷三》：“上甲微居于邺” 邺在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 成汤灭夏前居亳都，为八迁。 《吕氏春秋 具备篇》：“汤尝约于郼薄矣，武王尝穷于毕裎矣。”高诱注：“薄或作亳。” 《吕氏春秋 具备篇》：“汤其无郼，武其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高诱注：“郼岐，汤武之本国。” 由此可见，郼薄对于成汤，就像毕裎对于周武王一样重要。 郼亳，在河南内黄靠近濮阳的郼地。尽管商族建立商朝前八迁，但是迁徙的范围不出冀南、豫北地区。而这个地区恰好与下七垣文化范围一致。下七垣文化并不能填满整个先商时期的时间段落，它只是先商文化中中期和后期的文化，而且下七垣文化不仅包括商族，也包括居于漳水附件黄河地段的“河伯”族和居于河北易水的“有易”族。下七垣文化准确的应该成为以商族为主体所创作的物质文化。 殷商的特征是人牲，巫文化比较发达。目前考古还未明确指出其发源地。可能是夏部朝中行使巫术群体的一次夺权，也可能是夏朝的汤部落利用 社会 动荡攻击夏王庭不敬神或敬神不虔诚，号召人们敬天敬神的一次武装夺权， 历史 上部族武斗似家常便饭。关键是周代商，武王看到人牲的罪恶，哥哥被煮吃了，自己差点也成了案板上的肉，还有就是参与反叛的姜子牙也有类似情节，废止祭神用人是周武王号令天下的正义之旗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殷商的祖先来自哪里这是在考古都存疑的问题。远古以来新石器时代的半坡文化，龙山文化似乎不能说是殷商的绝对母体。有一种假说殷商的祖先来自于内亚的迁徙部落，杂糅了当时太行山东西的地方部落。由此可见，殷商与古埃及的文明，两河文明有类似的地方。文字的象形，喜欢高大淳朴的石像等。他们的历法与占卜更加与两河流域的历法接近，占卜法更像埃及。 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过程中的一个亮点，其实中华文明比我们想像的还要早，说是5千年的文明，其实说五万年前就有文明了，也说得过去。

殷墟青铜器以司母戊大鼎最为有名，器型大气，装饰繁复，是青铜器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折射出殷商社会信鬼神，占卜风靡的神秘之气

殷墟青铜器 三羊尊

殷墟青铜器 三羊尊

高33.1、口径39.2厘米。重11300克。大喇叭口，方唇，束颈，折肩，腹微弧下收，高圈足，圜底。底饰大方格纹，颈部饰蕉叶纹，下饰夔纹一周，雷纹衬底。肩饰对称的三组饕餮纹，各组饰一凸起的羊首，界以扉棱，雷纹衬底。腹饰鸟纹一周，其下饰三组饕餮纹，均以扉棱为鼻界，雷纹衬底。足部饰对称的饕餮三组，均以扉棱为鼻。出土时，器表粘有丝织品、残迹。

殷墟·出土青铜器

教学目标：

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形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本章的学习目标是了解殷墟出土的铜器的器物分类以及制作方式。

学习建议：

1.结合历代青铜器的形制规格研究安阳殷墟青铜器的形制。

2.结合安阳殷墟遗址的地层关系，分析殷墟青铜器的历史分期。

3.结合安阳殷墟青铜器的纹饰演变发展状况分析殷代青铜器的发展变化。

重点难点：

本章学习的重点是了解和认识安阳殷墟青铜器的主要形制和器形规格，难点在于通过历代青铜器规制比对了解安阳青铜器的重要性。

教学内容

安阳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并经甲骨文及考古发掘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以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更加有利于保护这一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形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以青铜礼器鼎、簋、觚、爵、斝，兵器戈、矛、钺、刀、镞，工具锛、凿、斧、锯、铲，乐器铙、铃、钲等为代表的殷墟青铜器，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

层层叠叠的线条把动物形象加以抽象变化，采用极精细的几何纹和深浅凸凹的浮雕，构成形形色色的图案，布局严谨，庄严凝重。其夸张而神秘的风格，蕴含着深厚粗犷的原始张力和艺术的魅力，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殷墟在青铜冶铸方面辉煌的成就使其成为世界古代青铜文明的中心之一。公元前16 世纪至前11 世纪为中国的青铜时代。也就是夏代的晚期至西周。商代的晚期，即殷商时期为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这里出土的许多青铜器都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之作。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以礼器为大宗，制器精美厚重，出现了象司母戊鼎、牛方鼎、鹿方鼎、司母辛鼎等一大批工艺高超的重器。在造型上常常以实际的或想象中的动物形象作为原型，器面的花纹装饰崇尚繁缛，流行雷纹、饕餮纹、夔纹等为主的通体装饰，给人以稳重、庄严而神秘的视觉感受。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充分显示出那时的冶炼技术，已由矿石混合冶炼，发展到铜、锡、铅按比例混合冶炼的阶段，其独特的单、多块陶范铸造法、失蜡法等的铸造工艺，融合了上古的科技与艺术、雕塑与绘画的完美结合。例如：司母戊大方鼎。

殷商时代,祭祀与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两件大事。祭祀用的礼器与战争用的兵器主要是用青铜铸造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研究青铜武器,多从形制、类型、分期等方面进行探讨。殷墟发掘迄今已经70多年了,70多年来,在殷墟发掘的殷代墓葬已有七八千座,其中大多数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掘的。

后母戊鼎，亦称司母戊鼎，出土于河南安阳，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原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而得名后母戊鼎。发现于1939年，1959年开始作为镇馆之宝收藏于国家博物馆。通过研究考证，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后母戊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后期铸造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这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

三羊尊即商三羊尊。该尊为大口广肩型，厚唇外折，细颈上有三道凸弦纹。肩部等距离地装饰三只高浮雕形式的卷角羊头，间以回形纹为地的目形纹饰。腹部较肥硕，纹饰更为华丽，在回纹地上有三组兽面纹，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了兽面上最能传神的眼睛，增加了肃穆庄重的气氛。圈足较高，上边有两条凸弦纹，中间有三个等距离的较大圆形孔，这是商代铜器的典型特征之一，圈足的下部在回纹地上饰有六组兽面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指出当时的工匠对于青铜合金配比与机械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且对于操作也有相当严格的控制。殷墟二期高等级墓葬随葬青铜器中高锡青铜的使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它可能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当时获得的锡矿资源,似乎比殷墟的其他阶段更为丰富。而青铜器中铁含量的差异可能代表原料来自不同地区的矿源,其冶炼水平也可能参差不齐。

迄今为止,安阳有大量的熔炼和铸造的遗迹发现,却从未有冶炼的迹象,因此殷墟青铜器矿料的来源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原青铜矿料是从南方盛产铜、锡的地区输入的。但他们的论证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商周时期铜料之大宗在北方是来自中条山矿区及其迤西地带,在南方则主要是产自荆州和扬州地区。

铜器纹饰的“方向性”,就是指青铜器上二、三或四组主题纹饰中,有一组或二组纹饰是正面纹饰,其余则为侧面纹饰。正面纹饰所在一面应是器物在当时商人极为重视的祭祀活动中向前放置的方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纹饰的方向性。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实际上就是青铜器的方向性,对青铜器纹饰方向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青铜器的方向性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出青铜礼器在使用过程中的部分祭礼信息,而且还涉及到青铜器的使用方式、铭文的铸作意图等问题。

殷墟青铜器纹饰,尤其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作为商和周初青铜器装饰纹饰之中心特征的动物纹样,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确实是洋溢着一种原始质朴的美感和强烈的神秘性。学术界对青铜纹饰的代表意义具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类,认为其代表一定的含义。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代表古代的图腾,或是代表自然界或神话传说中的神怪等神话动物;有人认为它们是萨满面具的再现,具有一种神圣的功能,是可与上天或神灵世界沟通的工具;也有学者通过对虎食人卤、饰双虎对食人头纹饰的大铜钱以及兽面纹头盔等器物纹饰的分析,认为这些图案代表着一种超自然的神力,暗示了死亡之途。

殷商时代,祭祀与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两件大事。祭祀用的礼器与战争用的兵器主要是用青铜铸造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青铜器的研究多集中在青铜礼器上,对青铜武器的研究较少,即使是研究青铜武器,也多从形制、类型、分期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青铜武器组合的论著很少。研究青铜武器的组合,对研究殷商时代武官和士兵的武器装备、军制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殷墟文化第一期随葬青铜武器的墓共10座,6座属于一期早段，4座属于一期晚段,组合方式有三种。(1)铺、戈、嫉。(2)戈、矛。(3)戈。此期三种组合,每种组合内均含戈,单出铜戈的墓有8座,占全期总墓数的80%。

本章小结：

目前对殷墟为赌注商代青铜器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与甲骨学一样，成为殷商文明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对殷墟青铜器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进一步推进三代文明研究，彰显三代青铜文明在世界四大文明中的独特地位。

思考练习：

1.殷墟铜器的分类有哪些。

2.殷墟铜器的纹饰的特点及意义。

3.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

拓展学习：

文献资料：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编著《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刘一曼：《论安阳殷墟墓葬青铜武器的组合》，《考古》2002年03期，2002年3月。

康石磊：《殷墟仿铜陶礼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刘煜：《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综论》，《华夏考古》2009年01期，2009年3月。

岳洪彬、苗霞：《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研究》，《殷都学刊》2004年02期，2004年6月。

赵国燕、郭金福：《殷墟青铜器陶范材料的组成及结构研究》，《安阳工学院院报》2009年06期，2009年12月。

岳洪彬：《殷墟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研究》，《考古》2002年04期，2002年4月。

视频：

《青铜文化与殷墟青铜器》

有着相关的历史故事，也有着著名的文化名城，通过不断的迁移，加上佐禹治水有功，所以才会有商丘。起源于夏商，因为和当时的起源学说，还有当时的发展情况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