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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姓源于黄帝，乃黄帝之后
贾姓来源主要有二：一出自姬姓。周康王继位时，封堂弟公明于贾。春秋时，贾被晋所灭。贾伯的后裔便以国为氏，称贾氏。二出自狐偃之后。
上面的太多字了，我来说简单点的吧！贾姓由来：出自姬姓．周康王封唐叔虞的小儿子公明于贾（今山西临汾），春秋时贾国被晋灭亡，其子孙以故国名为姓．这就是贾姓的起源了．
贾姓出自殷商末期贾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有关远古贾国的情况，历史上仅有如此记载：殷商时代，现在的山西省贾乡一带有贾国。出自商、周时期官吏贾正，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贾正，亦称贾师，在周王朝中称作贾师，在鲁国称作贾正，职责是与胥师共同掌管政令实施以及处罚，兼担监督和管理都城中的贸易活动。
出自殷商末期贾国，属于以国名为氏。有关远古贾国的情况，历史上仅有如此记载：殷商时代，现在的山西省贾乡一带有贾国。
出自商、周时期官吏贾正，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贾正，亦称贾师，在周王朝中称作贾师，在鲁国称作贾正，职责是与胥师共同掌管政令实施以及处罚，兼担监督和管理都城中的贸易活动。
姓氏渊源：
源于子姓，出自殷商末期贾国，属于以国名为氏。有关远古贾国的情况，历史上仅有如此记载：殷商时代，如今的山西省贾乡一带有贾国。按殷商末期周族成为华夏大地上四大诸侯之一，且能够以周地为出征点一举攻击殷商来看。
那个子姓古贾国在周武王姬发灭商的一系列战争举措实施前已经荡然无存了，或已经臣服于周武王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殷商后，子姓古贾国不复存在，其国贵族与子民或以国名为姓氏称贾氏。
出自商、周时期官吏贾正，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贾正，也叫贾师，在周朝称作贾师，在鲁国称作贾正。其职责是与胥师（掌管市场物价的官吏）共同掌管政令实施以及处罚。
兼担监督和管理都城中的贸易活动，调节物价，稳定市场。在贾正、贾师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的，后来简化称作贾姓。
《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记载，商的始祖叫做“契”，他的母亲是简狄，帝喾的次妃。传说，契的母亲简狄同她两个妹妹到河里去洗澡，看见燕子生下一只蛋，就捡起来吃了，因此怀孕生下了契。契是尧的同父异母哥哥，长大后契帮助禹治水有功，被舜封在商地，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赐姓子氏。其部族以地为号称“商族”，契成为商族始祖，是商朝建立者商汤的先祖。 从契到成汤，共迁都八次，最后定居于亳。 殷商文化，起源于商部落的发源地商地（今河南商丘市），商丘是商部落的肇兴地、商业的发源地、商朝的建都地等。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于商丘，是全国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殷商文化是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古代文明，不仅相当进步而且日臻成熟。 商人重贾而周人重农，这是殷周文化之根本区别。 来自华夏，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来自我们的祖先 商族的来源，自古有很多种说法，比如陕西说，认为商族发祥于陕西商洛或者关中地区；东方说，认为商族发祥于河南商丘，或者山东；晋南说，认为发祥于山西永济或者垣曲永济一带；河北漳水说；河北东北及环渤海湾一带说；东北说，认为发祥于辽西一带或者幽燕；北京说。“陕西说”的依据是一些古代文献。 《书 汤誓》郑玄注：“契始封商，遂以商为天下之号。商国在太华之阳。” 《史记 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商喾之子禼所封也。” 《史记 六国年表》云：“夫做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较大，直到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前，这种说法一直属于主流说法。 但是，自从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到现在已经100年了，在陕西范围内，没有发现任何先商文化遗迹，因为“陕西说”没有考古材料作为支持，所以这种说法已经少有人赞同了，多认为此说法只是汉晋学者的推测。“东方说”的依据是 历史 文献和一些考古材料。 东方说的首创者是王国维。他认为“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惟周独起于西方”。王国维认为最早的“商”在河南商丘，亳在山东曹县。他的东方说得到了很多著名学者的支持，比如徐中舒、和龚维英等。但各家观点也并非完全一致，有商族起源豫东说、山东说等。由此不同，当然所言先商文化遗存就不同，或言为河南龙山文化豫东类型（造律台类型），或言为山东龙山文化，包括大汶口文化。 这个说法在考古材料上也有不足。东方说并没有建立在确凿的商文化遗存的基础上，虽然公认河南龙山文化与公认的二里冈期商文化有少量联系，但是它们之间显然缺环较大，不可能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然发展延续。“东北说”尽管有少量文献记载，但是，东北、内蒙古的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以上，与商族建国的年代（距今3500年）相距太大，而且红山文化与二里冈期商文化根本没有必然的密切联系，中间缺环太多，而这个缺环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及由东北、内蒙古向中原迁徙的路线，东北说者又难以确指。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商族如果在东北地区活动，则不可能于夏周二族及尧舜酋邦建立一个密切的酋邦联盟。所以东北说难以成立。晋南说，相对而言，在文献和考古材料方面，比以上几种都充分一些。商族在建国前曾活动于山西中南部，但是晋南说者认为垣曲商城为汤始居亳，且不说该城规模较小，根本就不具备商王都的气魄，而且该城的始建年代也与商汤居亳的年代不一致。而且此学说者之说商族最早活动于山西，但是具体在哪里，有哪些先王遗存，都说不出来。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商族发祥地在河北磁县，也就是漳水说。用“下七垣文化”代替“先商文化”的命名。下七垣文化是商族建国前300年间的文化遗存，期间商族并没有活动于陕西关中、晋南、豫东东部、山东、东北等地。下七垣文化直接发展成二里冈期下层商文化。 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一带，北至河北省中部，西至太行山，东至河南省濮阳市，南至沁河、新乡市一带，都已经发祥有下七垣文化遗存。此外，下七垣文化的势力也曾深入豫东西部地区。至于豫东东部的商丘地区，则是东夷文化的岳石文化的，不见下七垣文化遗存。 下七垣文化的直接来源，一是继承了当地的河南龙山文化后岗类型的很多文化因素，二是来源于晋南、晋中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社文化以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下七垣文化中来自晋中、晋南地区的文化因素，是该文化的主导因素，或者说是处于通知地位的商族所带来的文化因素，说明商族在河北磁县形成下七垣文化之前，商族的活动区域在晋中、晋南地区。 商始祖契至汤，曾八次迁徙。 契居番，是一迁。 《商颂》云：“帝立子生商” 《荀子 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世本》：“契居番” 《水经 渭水注》引《世本》作“蕃”。 番即商，是最早的商地，即今天的河北磁县。 昭明居砥石，是二迁。 《荀子 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砥石为泜石传误。泜石，即泜水和石济水的混名。泜水，今于河北隆平县北入宁晋泊。今石济水已经不存在了，泜水犹在，其地在今河北元氏、平乡一带。 昭明又迁商，是三迁。商即河北磁县。 相土居“商丘”，是四迁。 《世本》云：“契居蕃，相土徙商丘。” 古本《竹书纪年》“帝相即位，处商丘。” 这里的“商丘”，在《左传》里为“帝丘”，而“帝丘”在河南濮阳。故相土居的“商丘”是河南濮阳。 商第六代先公冥，是五迁。 今本《竹书纪年》：“帝少康十一年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说明商侯冥时商族活动中心在豫北、冀南的古黄河流段。 王亥迁殷，是六迁。 今本《竹书纪年》曰：“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 这里的商侯指王亥，殷在安阳 上甲微居邺，为七迁 《路史 国名纪卷三》：“上甲微居于邺” 邺在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 成汤灭夏前居亳都，为八迁。 《吕氏春秋 具备篇》：“汤尝约于郼薄矣，武王尝穷于毕裎矣。”高诱注：“薄或作亳。” 《吕氏春秋 具备篇》：“汤其无郼，武其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高诱注：“郼岐，汤武之本国。” 由此可见，郼薄对于成汤，就像毕裎对于周武王一样重要。 郼亳，在河南内黄靠近濮阳的郼地。尽管商族建立商朝前八迁，但是迁徙的范围不出冀南、豫北地区。而这个地区恰好与下七垣文化范围一致。下七垣文化并不能填满整个先商时期的时间段落，它只是先商文化中中期和后期的文化，而且下七垣文化不仅包括商族，也包括居于漳水附件黄河地段的“河伯”族和居于河北易水的“有易”族。下七垣文化准确的应该成为以商族为主体所创作的物质文化。 殷商的特征是人牲，巫文化比较发达。目前考古还未明确指出其发源地。可能是夏部朝中行使巫术群体的一次夺权，也可能是夏朝的汤部落利用 社会 动荡攻击夏王庭不敬神或敬神不虔诚，号召人们敬天敬神的一次武装夺权， 历史 上部族武斗似家常便饭。关键是周代商，武王看到人牲的罪恶，哥哥被煮吃了，自己差点也成了案板上的肉，还有就是参与反叛的姜子牙也有类似情节，废止祭神用人是周武王号令天下的正义之旗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殷商的祖先来自哪里这是在考古都存疑的问题。远古以来新石器时代的半坡文化，龙山文化似乎不能说是殷商的绝对母体。有一种假说殷商的祖先来自于内亚的迁徙部落，杂糅了当时太行山东西的地方部落。由此可见，殷商与古埃及的文明，两河文明有类似的地方。文字的象形，喜欢高大淳朴的石像等。他们的历法与占卜更加与两河流域的历法接近，占卜法更像埃及。 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过程中的一个亮点，其实中华文明比我们想像的还要早，说是5千年的文明，其实说五万年前就有文明了，也说得过去。
殷墟青铜器以司母戊大鼎最为有名，器型大气，装饰繁复，是青铜器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折射出殷商社会信鬼神，占卜风靡的神秘之气
殷墟青铜器 三羊尊
殷墟青铜器 三羊尊
高33.1、口径39.2厘米。重11300克。大喇叭口，方唇，束颈，折肩，腹微弧下收，高圈足，圜底。底饰大方格纹，颈部饰蕉叶纹，下饰夔纹一周，雷纹衬底。肩饰对称的三组饕餮纹，各组饰一凸起的羊首，界以扉棱，雷纹衬底。腹饰鸟纹一周，其下饰三组饕餮纹，均以扉棱为鼻界，雷纹衬底。足部饰对称的饕餮三组，均以扉棱为鼻。出土时，器表粘有丝织品、残迹。
殷墟·出土青铜器
教学目标：
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形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本章的学习目标是了解殷墟出土的铜器的器物分类以及制作方式。
学习建议：
1.结合历代青铜器的形制规格研究安阳殷墟青铜器的形制。
2.结合安阳殷墟遗址的地层关系，分析殷墟青铜器的历史分期。
3.结合安阳殷墟青铜器的纹饰演变发展状况分析殷代青铜器的发展变化。
重点难点：
本章学习的重点是了解和认识安阳殷墟青铜器的主要形制和器形规格，难点在于通过历代青铜器规制比对了解安阳青铜器的重要性。
教学内容
安阳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并经甲骨文及考古发掘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以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更加有利于保护这一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形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以青铜礼器鼎、簋、觚、爵、斝，兵器戈、矛、钺、刀、镞，工具锛、凿、斧、锯、铲，乐器铙、铃、钲等为代表的殷墟青铜器，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
层层叠叠的线条把动物形象加以抽象变化，采用极精细的几何纹和深浅凸凹的浮雕，构成形形色色的图案，布局严谨，庄严凝重。其夸张而神秘的风格，蕴含着深厚粗犷的原始张力和艺术的魅力，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殷墟在青铜冶铸方面辉煌的成就使其成为世界古代青铜文明的中心之一。公元前16 世纪至前11 世纪为中国的青铜时代。也就是夏代的晚期至西周。商代的晚期，即殷商时期为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这里出土的许多青铜器都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之作。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以礼器为大宗，制器精美厚重，出现了象司母戊鼎、牛方鼎、鹿方鼎、司母辛鼎等一大批工艺高超的重器。在造型上常常以实际的或想象中的动物形象作为原型，器面的花纹装饰崇尚繁缛，流行雷纹、饕餮纹、夔纹等为主的通体装饰，给人以稳重、庄严而神秘的视觉感受。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充分显示出那时的冶炼技术，已由矿石混合冶炼，发展到铜、锡、铅按比例混合冶炼的阶段，其独特的单、多块陶范铸造法、失蜡法等的铸造工艺，融合了上古的科技与艺术、雕塑与绘画的完美结合。例如：司母戊大方鼎。
殷商时代,祭祀与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两件大事。祭祀用的礼器与战争用的兵器主要是用青铜铸造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研究青铜武器,多从形制、类型、分期等方面进行探讨。殷墟发掘迄今已经70多年了,70多年来,在殷墟发掘的殷代墓葬已有七八千座,其中大多数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掘的。
后母戊鼎，亦称司母戊鼎，出土于河南安阳，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原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而得名后母戊鼎。发现于1939年，1959年开始作为镇馆之宝收藏于国家博物馆。通过研究考证，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后母戊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后期铸造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这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
三羊尊即商三羊尊。该尊为大口广肩型，厚唇外折，细颈上有三道凸弦纹。肩部等距离地装饰三只高浮雕形式的卷角羊头，间以回形纹为地的目形纹饰。腹部较肥硕，纹饰更为华丽，在回纹地上有三组兽面纹，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了兽面上最能传神的眼睛，增加了肃穆庄重的气氛。圈足较高，上边有两条凸弦纹，中间有三个等距离的较大圆形孔，这是商代铜器的典型特征之一，圈足的下部在回纹地上饰有六组兽面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指出当时的工匠对于青铜合金配比与机械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且对于操作也有相当严格的控制。殷墟二期高等级墓葬随葬青铜器中高锡青铜的使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它可能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当时获得的锡矿资源,似乎比殷墟的其他阶段更为丰富。而青铜器中铁含量的差异可能代表原料来自不同地区的矿源,其冶炼水平也可能参差不齐。
迄今为止,安阳有大量的熔炼和铸造的遗迹发现,却从未有冶炼的迹象,因此殷墟青铜器矿料的来源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原青铜矿料是从南方盛产铜、锡的地区输入的。但他们的论证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商周时期铜料之大宗在北方是来自中条山矿区及其迤西地带,在南方则主要是产自荆州和扬州地区。
铜器纹饰的“方向性”,就是指青铜器上二、三或四组主题纹饰中,有一组或二组纹饰是正面纹饰,其余则为侧面纹饰。正面纹饰所在一面应是器物在当时商人极为重视的祭祀活动中向前放置的方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纹饰的方向性。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实际上就是青铜器的方向性,对青铜器纹饰方向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青铜器的方向性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出青铜礼器在使用过程中的部分祭礼信息,而且还涉及到青铜器的使用方式、铭文的铸作意图等问题。
殷墟青铜器纹饰,尤其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作为商和周初青铜器装饰纹饰之中心特征的动物纹样,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确实是洋溢着一种原始质朴的美感和强烈的神秘性。学术界对青铜纹饰的代表意义具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类,认为其代表一定的含义。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代表古代的图腾,或是代表自然界或神话传说中的神怪等神话动物;有人认为它们是萨满面具的再现,具有一种神圣的功能,是可与上天或神灵世界沟通的工具;也有学者通过对虎食人卤、饰双虎对食人头纹饰的大铜钱以及兽面纹头盔等器物纹饰的分析,认为这些图案代表着一种超自然的神力,暗示了死亡之途。
殷商时代,祭祀与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两件大事。祭祀用的礼器与战争用的兵器主要是用青铜铸造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青铜器的研究多集中在青铜礼器上,对青铜武器的研究较少,即使是研究青铜武器,也多从形制、类型、分期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青铜武器组合的论著很少。研究青铜武器的组合,对研究殷商时代武官和士兵的武器装备、军制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殷墟文化第一期随葬青铜武器的墓共10座,6座属于一期早段，4座属于一期晚段,组合方式有三种。(1)铺、戈、嫉。(2)戈、矛。(3)戈。此期三种组合,每种组合内均含戈,单出铜戈的墓有8座,占全期总墓数的80%。
本章小结：
目前对殷墟为赌注商代青铜器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与甲骨学一样，成为殷商文明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对殷墟青铜器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进一步推进三代文明研究，彰显三代青铜文明在世界四大文明中的独特地位。
思考练习：
1.殷墟铜器的分类有哪些。
2.殷墟铜器的纹饰的特点及意义。
3.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
拓展学习：
文献资料：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编著《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刘一曼：《论安阳殷墟墓葬青铜武器的组合》，《考古》2002年03期，2002年3月。
康石磊：《殷墟仿铜陶礼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刘煜：《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综论》，《华夏考古》2009年01期，2009年3月。
岳洪彬、苗霞：《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研究》，《殷都学刊》2004年02期，2004年6月。
赵国燕、郭金福：《殷墟青铜器陶范材料的组成及结构研究》，《安阳工学院院报》2009年06期，2009年12月。
岳洪彬：《殷墟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研究》，《考古》2002年04期，2002年4月。
视频：
《青铜文化与殷墟青铜器》
有着相关的历史故事，也有着著名的文化名城，通过不断的迁移，加上佐禹治水有功，所以才会有商丘。起源于夏商，因为和当时的起源学说，还有当时的发展情况有关系。
近两年时间里，52岁的贾平凹一直呆在家里写他的长篇小说。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正在修改第三稿的贾平凹拒绝透露它的书名。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个长篇小说在精神上和《浮躁》有些关系，只不过它写的是近20年来中国大地上的变化和生活在大地上人们的生活变迁。” 4月上旬的一天，在病中的贾平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陪伴着我们聊天的，除了我们周围的奇石、陶罐、字画、拓片、佛像，还有几张狐狸皮和老虎皮。 因为一篇在报纸上发表的新版《废都》序言，不愿意显山露水的贾平凹又一次被迫出现在公众面前。这部当年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的小说从出版到现在已有十年了。 继获得法国文学三大奖之一的女评委奖以后，2003年，《废都》获得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 我们回不去了 记者：听说你又在写长篇小说，快要收尾了吧？ 贾平凹：这是一部写近20年农村变化的长篇小说，主要是写乡下的一些事情，写现在农村为什么大量的农民离开、写农民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这样一个事情。现在已经写到第3稿了，写法和前几部小说也不一样，向现实生活贴近，原来我没有写过第3稿的，最多在第2稿上改就完成了。 记者：又是农村，它和早期的《商州》系列小说有什么不同呢？ 贾平凹：我早期的《商州》主要写的是那里在80年代初的美好乡村生活。那个时候农村是安静、美好的，民风纯朴，生活过得不是特别好，但是自得其乐。 我20岁以前，从农村走过来的，确实是很憎恨农村的那种生活，原来贫困的日子，农村那种现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又很留恋，对故乡又恨又爱的。就是这种复杂感情…… 人虽然那时候活得很艰难，但是，在艰难和贫穷的生活里也有美好和快乐。我父亲教书，母亲是农民，尽管进城多年，但是农村一直是我心里最软弱的一部分。现在农村和以前不一样了，基本上是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原来自给自足、安静的生活是过不成了。农民渐渐离开了土地，消失在远方的城市。这些年，看着城市化进来了，现代化进来了，工厂也来了，污染也有了，森林也没有了。 像以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彻底消失了，从老房子里搬到了水泥盖的新房里，环境也在改变着：农村快没有人了，村里的青壮年大都去了城市，盖好了大房丢在老家，只剩下老弱病残和还在上学的孩子留在农村。 在这部小说里，我想完整描述20年的中国农村生活的变化。 记者：我们能够回去吗？ 贾平凹：现在不可能再回去了，中国只能走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我们对此无可奈何，农民还是苦。面对那么多的问题，毫无办法，我只能把它记录下来，这是很辛酸的一件事。 记者：你好像有意识在调整自己，离现实越来越近了。 贾平凹：这一次我想离现实更近些。通过不断的写作，我一直在调整着我对文学的认识与理解，亲近那些与我们灵魂相伴的文字。现实生活也是我在小说里一直在表现的内容，这么多年在我的创作中，我一直在坚持描写现实社会生活，试图反映这个时代的真正面貌。因为不管你小说怎么写，你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面对的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大背景，作家无法回避这一点。我对这个时代现实的立场和忧患，都体现在我的作品中了。今天我们除了物质的需要、精神的需要外，灵魂还需要着什么？ 记者：在创作上你一步一步退回到了你自己的故乡“商州”，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写城市的失败而作出的选择？ 贾平凹：我承认我对城市生活不如我对农村生活了解多。但是我所描写的城市西安，在中国也算是一个大城市了，它和北京、上海都不一样，它更加接近于乡村，我熟悉的城市人大多数都是一些从乡村来到城市这一阶层的人。比如在《废都》、《白夜》里写的也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漂泊的人，《土门》写的是在城市和农村交界的地方。我虽然写农村，但是我总是在写城市人记忆中的农村人。这个城市不是现代化特别浓重的城市，西安和别的城市比较起来，农村气息还比较重，我生活的环境就是这么一个范围。 现在我在创作上重新返回商州，并不是我写城市不成功、接受了别人的批评，重新回到自己得心应手的领域，完全不是这样。我写作主要是根据题材的需要，一写到狼，你就必然得回到农村，城市不可能产生狼，也许我下一部作品就会写到城市了。即使是返回，也是螺旋式的返回，而不像以前那么直接。 记者：中国作家的生命力都比较弱，很多作家一旦写出成名作，就再也写不出超越自己的作品了。但是你在这一点上却做得很好，你有什么心得？ 贾平凹：确实如此。与外国作家相比较，中国作家的文学生命力相对比较短，到底是啥原因我也搞不懂。每个作家都希望把自己的生命力尽量延长一些。但是，我自己知道自己该干些啥，咱也不合适搞行政，或者开会作报告，那也不是我的本行。作家就是作家，得写自己的作品。尽管我现在当上了官，但是我能够不参加的活动我就不去，这些热闹事情热闹活动既浪费时间又没有意思。这又不是我的本行，我也不要什么政绩。我不写字我不舒服，而且这么多年，写作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别的东西取代不了的欢乐。我50岁的人了，名利啊都看得淡了，现在如果说我对文学还有什么奢望，那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满意，别人的反应能够肯定自己的作品，这就心满意足了，我相信把作品写好，是不会被埋没的。 稿费，只给了4万 记者：有评论认为，对于过去的1990年代，《废都》应该是最好的读本，它深刻写出了那个时代文化人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处境中真实的精神状态。 贾平凹：十年以后，现在还有人在反对《废都》，但是人比当年少多了。肯定的人多了，我走到哪里去，现在还有人跟我说《废都》的，但是也没有法子。 当年问题的焦点主要在性上，很容易就把你打倒在地；当时也有人说格调太灰，但是现在没有人说性了，因为现在超过它写性说爱的作品太多了。在这个作品里，我想写出当时京城那批知识分子那种悲观、失望、绝望，说到底就是写了一批失去了理想、失去了信仰以后，知识分子的一种混浊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它写得非常好，我觉得很真实很深入的表现出那个时期人的一种苦闷的心理。 记者：因为这本书，你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因为这本书，你被很多评论认为堕落了，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贾平凹：它带给我个人的灾难是最多的，也因为它，扩大了我的读者群。比起畅销书作家，我更希望成为长销书作家，喜欢我的作品的人说好得不得了，不喜欢的人骂得一塌糊涂。随着年龄增长，我对于外界的评价心态平和多了，说好的或者说不好的，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写作。 记者：这部小说据说现在有盗版两千万册，你拿了多少版税呢？ 贾平凹：发表和出版小说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稿费只给了我4万元。出事以后，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记者：你怎么会去江浙锻炼的呢？ 贾平凹：过了几年，在中国作协建议下，中宣部、中组部安排，他们希望我写写中国的改革形势，当时要求我去南方看看，选了两个地方，一个是集体致富地，华西村；我去了那里以后挂职副书记，对那里的情况也有一定的了解以后，提出来想到各地走走，不愿意呆在一个地方，当时我想的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浙江、江苏，一点也不了解，既然来了应该大体上把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了解一遍，那段时间我把大部分地方都走了一遍，收获特别大。 这时期我没有写一部改革题材的小说，而是写了《华西村日记》，出了一本书。 记者：你近些年在国外经常获奖，在国内拿的奖反而不如以前多了，你对获奖有什么看法？国外的奖项对你是不是有误读？ 贾平凹：当然，获奖总是代表一种肯定，我这几年没有获国内奖，从心里看也想得（奖）。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咱得不上，咱也没有更多的怨言。不是说我得上了就赞扬人家，也不是说我得不上我就骂人家。对写作而言，好像是用不着这些东西。咱保持平静的心态，得不上继续写，得了奖，也继续写。至于国内的奖和国外的奖有什么不同，我没有什么意见。他们是不是真正理解了我的作品，我也不知道，因为咱不懂外语，他们读的我的作品也不是中文，而是翻译的外国文字。 那是我的声音 记者：作为《美文》主编，你对现在年轻人的文学状态有什么看法？ 贾平凹：现在的写作面貌变化非常大，越来越多元化，每一茬作家风格都不同，层出不穷，十年为一个阶段，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面貌。 韩东、邱华栋、棉棉、卫慧这些年轻人的作品我都看过，更加年轻的一些作家，像韩寒、郭敬明这些少年作家的作品我没看过，他们笔下的生活是我不了解的，也是我不理解的，我看报纸上报道过，因为我看的主要是一些文学杂志上的作品，了解一下文学的发展情况。 记者：对那些少年作家出版热怎么看？ 贾平凹：很多十几岁的年轻人出版书了，还有一些七岁八岁的孩子也出版书了，我想我那么小的时候，啥也不懂。 加上我一直在写这个长篇小说，也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东西，任何活动也不参加，有时候，收到了文学杂志，会翻翻看看。看书少了。 记者：你的写作好像在《废都》以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叙述方式，像以前，一提起你的作品，大家就会说想到孙犁或者是明清小说、魏晋小品文，能够捕捉到你作品背后的影子。现在你的作品摆在大家面前，大家反而不会说话了，对评论家构成了某种智力上的挑战，你的这种努力是基于哪些考虑？ 贾平凹：现在我确实遇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有好多评论家对我说，你那个作品不好说。我看我以前的作品都不满意，无论它曾经给我带来过多么高的评价。因为那些作品基本上还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试验阶段，我不知道自己适合写什么样的作品，那个时候，我的写作还没有进入到职业写作的阶段。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着自由自在的写作方式，我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可以说，我的这种努力得益于我的小说观念和对小说看法的改变，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说话方式，哪怕它不好，那也是我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声音。 记者：你现在散文随笔写得少了，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也写得少多了，给别人写跋写字画画也少了，你是不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交给长篇小说了？ 贾平凹：我觉得写长篇小说能够兼顾好多东西，散文随笔毕竟包括不了更多东西，趁现在我年纪还可以，精力也旺盛的时候多写一些长一点的东西，因为小的东西写得太多吧，有时候浪费了你的才华，耗了你的精力。从这一点考虑吧，有时候在写长篇小说完了以后，时常歇一歇的时候顺手写一写小文章吧。我现在画画写字纯粹是一种商业行为了，主要是养家糊口的东西了。 记者：刚才你说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写作，那么有很多人说你在写《废都》之前，是处在一个高峰期，而在《废都》以后，你的作品就不如以前了，但是也有人说你现在才进入高峰期，你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你觉得自己还能够保持几年的状态？ 贾平凹：别人那么看，我自己倒不以为然，搞写作吧，谁也估计不来，因为当时《废都》出来以后，很多批评文章把我骂得很难听，说我江郎才尽，写不出东西了。但是自己的感觉吧，还能够写一些作品。别人说了你肯定不舒服，但是自己也不因此而灰心丧气，慢慢写就是了，具体能够写得怎么样，那我也不知道。到底现在是高峰，还是低谷，也不管它了，回家写就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作家写一辈子，不管出现哪种情况，分几个阶段都很正常，尤其他写什么作品，能够写成什么样子，我觉得都有宿命的因素在里头。
散文有大美
——贾平凹散文整体导读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后改称“平凹”，中国当代着名作家。贾平凹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黄土高原、西北地域动人的山水草木、浓厚的乡土文化、淳朴的生活方式对他的一言一行皆有深远的影响。即便他以后身处城市多年，创作笔触仍离不开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笔触间流露出浓浓的乡音乡情（如本书中的《商州又录》《五味巷》）。可以说，有了西北黄土地的滋养和润泽，贾平凹的散文才显得厚重大气。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创作实践者更是一位有影响的散文理论的创立者。他从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和主编《美文》杂志的编辑实践出发，深感散文题材越写越窄，写作路数越来越模式化的弊端，提出了“大散文”的概念。他在阐述这个概念的时候称：“‘大散文’讲究的是散文的境界和题材的拓宽，它并不是提倡散文要写大题材，要大篇幅。”具体是指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感，有生活真实；同时，散文的题材要拓宽，什么都可以写入散文。而在创作手法上，散文亦应转益多师、为我所用。贾平凹“大散文”写作观念的提出，对于当代散文创作内容偏浅、情感偏轻、境界偏小的趋向，是一种反拨，也引发了文坛的相关争论。
引用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郜元宝先生的话来做一个总结：无论对于时时反顾的隐秘沉沦的民间世界，还是对于时时瞻望的时代精神，贾平凹都十分认真，刻意的虚伪做作与他无缘，因此他的作品蓄积着当代中国丰富的精神文化信息，不管怎样，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才气的值得尊敬的作家。
我们不妨从这本书的目录看起。所选二十二篇文章，分为三类。三类的标题分别是：“生活与记事”、“人物与精神”、“风物与民俗”。
“生活与记事”所选七篇，大体为贾平凹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其中不乏对幼时艰难的家庭生活的回忆（《纺车声声》），对幼时美好的人和事的回忆（《我的小学》《风筝》《月迹》《月鉴》），对成长过程中难忘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的回忆（《祭父》《六棵树》）。散文是纪实的，作家又总是从写自己开始的，所以这一类从内容来说，可以看作是贾平凹的自述类文章，独立成篇固然可看，纵向观照，又成作家的生长编年史和精神发展史。在这一辑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艰苦的生活条件对作家的磨炼，我们可以看到慈爱的母亲怎么逼迫他幼时读书才不至于辍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于艰难时代中仍然无悔地追求美和真。
“人物与精神”所选五篇，前三篇可以看作是前一辑内容的延续：《初人四记》记叙了贾平凹少年时期生活中遇到的喜怒哀乐，以一个少年的视角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状貌，这不也是“生活”的内容吗？当然侧重点在人。《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写自己从小到大，特别是大学以来，是如何一步步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无悔跋涉的，这和《纺车声声》、《我的小学》在时间线上不是一脉相承吗？《我不是个好儿子》和《祭父》在内容上堪称姐妹篇，是对自己母亲一生的深情回忆。这三篇确实可以归入“人物”，可同时也都是“生活”——这提醒我们，叙事类的文章，写人和叙事应该是统一的、融合的。这一辑的最后两篇的内容，用“人物和精神”来概括，才名至实归。这两篇的笔法不同于普通的写人文章，它们采用了类型化的手法，点面结合，努力勾勒某一类人的特点，笔触却并不粗放，反而细致富于个性；又在对这类人的刻画中，折射出时代的影子和社会的变迁，这确实是既有“人”，也有“精神”。
“风物与民俗”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贾平凹“商州系列”的散文这是极富地域风情和生活体验的写作。《商州又录》就如作者所说，写的是陕西省商洛市（即作者的家乡）的“山光水色、人情风俗”，而下面几篇或长或短的文章，即使只看标题（《陕西小吃小识录》《吃面》《茶事》），也可看出端倪，无非是陕西一带的吃喝玩乐、世俗生活。对比前两辑，我们可以发现，自述类的散文，是对自己生活的回忆和梳理，这是从作家个人的内部视角出发而兼及对外部环境的叙写；“人物与精神”的后两篇，作者的视角已经由内而外，试图突破个体，写出某个人群的特征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到了“风物与民俗”里，贾平凹可以说在出入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既有对外在山水民俗的细致刻画，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而存在；同时又有对世俗生活和民情风俗的切实体验，以一个体验者的身份而存在。两者糅合，才是贾平凹所谓“大散文”应有的视域：“写大的境界，追求雄沉，追求博大感情；拓宽写作范围，让社会生活进来，让历史进来。继承古典散文大而化之的传统，吸收域外散文的哲理和思辨。”
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以后，我们进一步通过一些实例的分析，来看一看贾平凹散文的艺术特色。布封说：“风格即人”这句简短的箴言可以看作我们读文学作品的重要圭臬。文学是表现人的，不仅在内容上如此，在艺术风格上更是明白可见作家的性格、阅历、品味、兴趣。我们不妨通过这本散文选集窥得一个立体的贾平凹。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散文的文体特点，在这里可以概括为继承和创新并重。
贾平凹提出“大散文”的概念，他说“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这虽然是自由而灵活的散文创作观，但却并不意味着贾平凹的散文是不讲规矩和章法的。相反，他的散文在中国古典散文写作中吸收了诸多营养，在文体选择层面尤其如此。比如，《我的小学》《祭父》《我不是个好儿子》这样的文章，就是吸收了中国古代散文中人物传记类或行状类的文章，回忆叙写身边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其文细节生动、情真意切。《祭父》这篇文章的标题，更让我们联想到古代文学史中的诸多着名的祭文，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再如《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此文以书信为体例，一则确实是致远方小妹的挂念劝诫之意的合适文体，一则是有意摹古。中国古代散文中，尺牍占有重要比例。这种私人场合（与亲朋）交往的文字媒介，常常真情流露，无所顾忌。贾平凹此文，从拟题到文字书写，都在向古人书信致敬。再如本书“风物与民俗”中的系列文章，如《河南巷小识》《陕西小吃小识录》，倡导“大散文”者落笔却不回避其“小”，这样的文体明显可以从众多的古代笔记中找到：一物一记，点到为止，绝无多言。
当然，贾平凹的散文文体，除了上述继承之外，还有一些仅仅借用评述言辞、文学史知识是无法归类、总结和指称的。比如他的代表作《商州又录》，往简单了说，可以说这是十一篇散文的组合。但是往细处看，却又发现如此判定仍嫌粗疏。比如，一二篇可以看作写景散文，三、四、五、六写人，都是常规笔调；但“八”忽然写了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采药老人，飞鸿雪泥，余音袅袅，直如前人笔记小说；回看“六”，又和海明威《印第安人营地》何其相似乃尔，可以看作是翻写外国小说的商州散文。难怪很多论者，对“商州”系列的文章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争论不休。其实，这正是贾平凹散文的高明之处，在这里，他的创作不刻意讲究文体规范，却又幻化无迹，借用多种文体，从而打散文体带来的束缚，扩大了散文写作的疆域。他在《商州又录》的小序里说“我更不知道这算什么样文体”时，一定是得意多于困惑的。
其次，贾平凹的散文有着多样的语言风格，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他首要的语言风格，可以说是清新优美与质朴浑厚并重。《月迹》里写月亮，看上去几乎是孩童的稚拙语调：“我们就都跑出门去，它果然就在院子里，但再也不是那么一个满满的圆了，尽院子的白光，是玉玉的，银银的，灯光也没有这般儿亮的。院子的中央处，是那棵粗粗的桂树，疏疏的枝，疏疏的叶，桂花还没有开，却有了累累的骨朵儿了。用了多处叠词，并不刻意加上富丽的词藻，一派天真浑成，骨子里却是精心写作的态度，把月亮的纯净优美写到十分，语言本身也不带一点尘滓味道。这样的语言，在《月鉴》《风筝》等描写作者儿童时代、少年时代的文章里有多处体现，大家阅读的时候可以好好品味。”
贾平凹的散文，尽可能遴选质朴平易、亲切自然的文字来写人状物，文章自有一种厚度。《商州又录》的好几篇开头，都是平白如话“这个冬天里，雪总是下着”、“西风一吹，柴门就掩了”、“秋天里，什么都成熟了”，写得自然又随便，但下文语言描写的奇崛处，却往往与之相映衬（枯死的是软弱，柯枝僵硬……满山树的柯枝，使它分不清哪一丛是老鹿的角），质朴的词句里，可见丰富奇特的想象和宽广博大的人文视野。
但是，贾平凹的语言，也有贴近乡土人情、不避俚俗但求真切的那一面，比如《六棵树》里对于秃子的体征和言行的纯自然主义的描写既可说是优点，也可能被评论家诟病。
除此之外，贾平凹尚有夸张、幽默、风趣甚至略带荒诞的语言风格，使得我们在读完某些篇章之后莞尔一笑，乃至捧腹大笑。在这本书里，此种语言风格集中体现在《闲人》和《弈人》这两篇，作者简直是通过这两类人，写出了社会的一幕幕活剧！“闲人一气吃下一百二十串羊肉串，喝下十瓶啤酒”，离生活尚不远；“将老子端起来”，使其知道儿子的存在，有点离经叛道；为了逃避寂寞，挂在钟楼上自杀，“而且报话的大钟是每一小时要长鸣一次”。这样的了结生命的方法，已经远超常态，做了文学的变形，显示出属于哲学的荒诞意味，在读者的瞠目结舌、啼笑皆非之中，显现出作者非凡的文字表现力。
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贾平凹的散文，善于取譬设喻、随物赋形贯穿他多篇散文的几个重要意象，值得我们细细把玩咀嚼。
值得注意的意象之一是贾平凹散文中的“月”。“月”本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文学意象，其意义指称如故乡、团圆、相思、亲情等，前人之述备矣。但是贾平凹在《月迹》这篇笔调近乎透明的散文里，居然用最为童稚的笔调，写出了“月”之新意！如果要概括的话，那就是妹妹的一句话：“月亮是个好。”这么简单似涂鸦的话语，却又总结、提炼、升华了月之意象的几乎所有古典语义，还在新时代下（此文写于1980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诚哉！此文、此句不由让人回想起鲁迅当年所写的同样是简单稚拙的《好的故事》。我们甚至可以说，从这篇纯净的文字中，从月亮意义的重构中，已经可以初窥贾平凹的日后大散文观的雏形，比如对古典的继承和再创造。同理，《月鉴》中的月之内涵，大家也可以细细品味。
值得注意的意象之二是贾平凹散文中的“山水”。这在本书《商州又录》里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可作如下几个层面的解读。其一是自然山水风光之美，这在《商州又录》一二篇里体现得特别明显。其二是人活动的背景，如第三篇写“女人从窗子里往外看，对面的山头上，孩子的爹正在那里犁地。一排儿五个山头上，山头上都是地”，写的是山里人家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环境里。其三是“山水”和人的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人的生命的见证、延续和归宿。如第六篇写一个山里男人艰难地等待他的儿子出生，最后一句话是“又一个山里人”；第九篇写“在水里钻了一生，死了却都要到山顶上去”的山里人，写在这同时妊娠的女人祈祷儿子顺利产下，“咱山上河里总盼着一个劳动力啊！”，到了这一层，山水有灵，即是人生。
还有一些意象，虽然不像以上所提那样在贾平凹的散文创作里具有整一性和连贯性，可也在文中或为线索，或有寄托，如纺车、风筝、台阶，都值得单独拿出来想一想。
在对贾平凹散文的艺术特色作了以上总结之后，我们最后谈谈该如何结合他散文的特点进行阅读。
一、长短拾取。贾平凹的散文长短皆宜且好写长文。这里短文不赘，单说长文。大家一定要学会“长文短读”，如果是组合式的（如《商州又录》），就先概括每一篇的含义，再看看篇与篇之间的关联为何；如果是单篇的，一定要注意节与节之间的“经脉关联”，甚至可以先采用速读、跳读的手法把握此篇的整体写作方向和脉络，再走向局部细品长文其实并不难读，适当的方法练习，加上经由阅读经验获得的对作者写作意图的某种预设和估计，使长文阅读变成一个有趣的探索文心的过程。
二、形象把握。上面已经说了，贾平凹的散文里有一些精心择取和营构的意象。除此之外，他的散文里还有各色人等，刻画如在目前这些都值得我们在阅读时去赏鉴。对于意象，除了把握形象本身的美，还得关注作者于其中的寄寓。而关注作者的寄寓，就必得在文本中了解作者的心胸——他与古人如何对话，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创新，他属于自己的艺术生命究竟哪些继承了古人，哪些又脱化了古人。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要期望在某几篇文章或这本书的阅读当中就透彻掌握，但理应作为基本读书方法时时实践。对于人物形象我们可以去揣摩形象本身的特点，可以看看这是个体还是群体，可以找寻个体中的共性，可以找寻群像中的个性，可以看看人物和作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作者写人物事迹时，是沉浸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还是有意或无意地跳出来了。如此，对人物形象的把握，才算立体而完整。
三、语言涵泳。贾平凹散文的语言，风格多样，自成一家，这在上文已有评析。对一个作家语言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多读。默读当然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方式，放声朗读则可以从声音层面检验作家的语言有无美感，反复诵读其中的精彩段落直至能背，则是初步完成对美好语言的礼赞。下一步就是动一动笔头，抄写之，仿写之。特别是仿写以后，虽然纸上文字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但内心对遣词运句的方法理解，又会深入一层。最后，你放开这本散文选，去读其他书，似乎忘了你背过、抄过、学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流淌，语言的灵魂会慢慢沁入你的骨髓。
四、参照比较。让我们偷懒引用本书中《读书示小妹十八岁生日书》一篇中提到的读书方法来说明此点：“多找这位作家的书来读”，“再读外人对他的评论，所写的传记”，“也可再读和他同期作家的一些作品”，“明白当时是什么社会，如何的文坛，他的经历、性格、人品、爱好等等是怎样促使他的风格的形成”。这就是精研文本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的读书法，即“知人论世”，通过时代背景、文学背景来了解一个作家具体的写作风格作品。贾平凹本人读书极多，在散文文体和写作上有借鉴极广，因而他的散文集是一本能引发更多阅读的书。或者说，大家以后有了更广的阅读面之后，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有哪些书，哪些文章可以和本书的写作互相参照验证。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 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 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 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1]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商洛地杰人灵，喝丹江水长大的山里娃贾平凹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一位“奇才”、“鬼才”，成了商洛人闯世界的一张“明信片”。 贾平凹，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鲁迅文学奖得主，1952年农历2月生于丹凤县棣花镇。商洛六县一区的诸多地方以“商”字命名，如“商洛山”、“商山”、“商州”、“商南”、“商镇”等等，人们习惯上便以“商州”代替了“商洛”。贾平凹的诸多叙及商州的作品，其实谈的就是广义的“商州”。 贾平凹与商州父老乡亲 平凹与商州的父老乡亲一往情深。 笔者多次采访过平凹的弟弟再娃（现居老家丹凤县，中学教师）、妹妹红霞（现调入西安）。他们和平凹长得很像，但个子都比平凹高一些。他们告诉笔者：平凹前些年每年总要回来几次看看他们。一般政府有事邀请或是家里有什么大事时回来，要么就是下乡体验生活。他们也每隔一段时间去平凹那儿一次。政府有人去西安办事时总要去问问他们有什么话或东西要捎。平凹也常常通过他们捎信、捎钱、捎东西给家里。近些年有了电话，联络就更方便了。 平凹的妹妹透露：前些年，平凹常回家乡过春节，家乡的长辈、兄弟姐妹侄子们以及政府的一些官员常围着他转，要题词题字、写春联、婚联、讲故事、代鸣冤屈，干什么的都有。近几年平凹因为太忙就很少回去了。不过他已把年近古稀的母亲接在西安家中居住，以尽做儿子的孝心。 1993年8月，笔者去采访平凹的妹妹。这时，适逢平凹的《废都》出版，在商州已经开始发行。据笔者在一家书店调查，仅仅一天，价值十几元一本的《废都》就卖出去了70多本，实在是少有的轰动。今年5月，平凹的长篇新作《秦腔》上市，在故乡商州价值38元一本的《秦腔》，一家书店仅仅一天更是卖出100多本，由此可见商州的父老乡亲对平凹及其作品的厚爱。 贾平凹与商州文化艺术界 贾平凹在商州有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原商州市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艺苑实业公司经理毛龙丹，是搞根雕艺术的，他和平凹有20多年交情。平凹在给龙丹所题的书法作品中写道：“木在地下是盘根，掘出地面成艺术。其雕则有慧眼；龙丹雕根，谁雕龙丹乎？”作品下面题的小字是：“观龙丹根雕艺术作品甚为喜欢，山野之人能有才能角色，甚是感叹与祝贺。”最后盖上了一枚平凹书画作品上常用的“商山平凹”的篆章。 原商洛师专美术系的王家民（现为西安理工学院教授），是平凹的好友、乡党、初中的同学。他在西安艺术大学学习时与平凹来往极频。这人是满肚子热闹，人间风流话，天上神鬼事，无所不晓。是他，促成了平凹与原夫人韩俊芳女士的第一次见面。一次家民去平凹处串门，平凹唱起了秦腔：“有为王打坐在长安地面，盼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家民捂了耳朵，叫嚷：“宁看狗咬仗，不听平凹把戏唱！”于是约平凹去见在艺术戏剧院进修的乡党韩俊芳女士，说她的唱腔才叫地道。贾平凹与韩俊芳这一对“才子佳人”的结合（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在共同生活了十多年后离婚了），家民实在是功不可没。他们在艺大的招待所里，平凹讲狼，家民讲鬼，直聊到深夜。也是这次，聪明的平凹利用算卦之机，顺利地了解到俊芳的生辰年龄。 平凹的艺术领地和根基在商州。尽管全国许多学者、作家、评论家如邹荻帆、胡采、肖云儒、王愚、王仲生、费秉勋、孙见喜、李星等人写过大量的评论文章评价贾平凹的作品，有的人还出版过专著，但商州搞贾平凹毕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在《鬼才贾平凹》、《贾平凹前传》的作者、著名作家、评论家孙见喜的倡导下，平凹故乡惟一的一所高等院校—商洛师专成立了贾平凹暨商洛文化研究所（前身为商洛师专贾平凹研究小组），学校拔出经费，购置了大量贾平凹的作品和研究平凹的有关书籍。从1999年起，商洛师专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还开设了“贾平凹暨商洛作家研究”选修课。今年贾平凹的老家丹凤县还将投资7000万修建“贾平凹文学艺术苑”，该项目以“文学旅游”为主题，依照贾平凹故里丹凤县棣花镇棣花街的人文地貌为基础，再现丹江文化、神话传说等。苑内计划修建贾平凹文学馆、创作馆、旅游商务建筑等；并定期承办文学主题论坛、举办文学训练营等。该苑将分批建设，2010年前后竣工。设计景区内现存的人文景观已经初具规模，整个景区与贾平凹有关的部分能占到1／3。贾平凹对该项目一直非常支持，从开始的策划会到后来的评审会，他都参加了，而且还在会上发了言，积极支持家乡建设。另外，商州区文化馆、图书馆等单位还成立了“贾平凹图书馆”和“贾平凹文学创作基金会”等。 商州搞平凹研究已初出成果。作家、评论家孙见喜（商州籍，现居西安）出版有《贾平凹之迷》、《鬼才贾平凹》、《贾平凹前传》等，还主持有“贾平凹之友”网站，作家何丹萌（商州籍，现居西安）出版有《贾平凹透视》，商洛师专教授郭三科有《浅议贾平凹对动词的锤炼》、《贾平凹的幽默》、《听贾平凹谈语言艺术》、作家田冲（商州籍，现居西安）的《商州人谈贾平凹》、《商州人心目中的贾平凹》等文章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另外，贾平凹暨商洛文化研究所20多万字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贾平凹语言世界》、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的《贾平凹的心阈世界》（邰科祥著），均已正式出版，商洛市文联副主席胡晋生的散文集《贾平凹在镇安》，也由作家出版社公开出版。这些著作或文章的出版和发表，对从事贾平凹研究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贾平凹作品与商州 商州，东南鄂地，西北关中，两边挟了雄秦秀楚，其文化形态也是杂色的。杂色往往杂种，杂种必然优势，这也许就是商州也偶尔爆出一些耀目的科技文化名星的历史原因吧！ 平凹今年53岁，已出版作品100多部，仅长篇小说就有10多部，可谓著作等身。他的著作除中文版（分繁、简体字两种）外还有法文版、英文版、日文版、越南文版、韩文版等。其先后在国内国际获大奖50余次，真可用桂冠满身来形容。 平凹的作品以商州为题的就有《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合称《商州三录》）以及《商州》（长篇小说）、《商州世事》（中篇小说）、《商州散记》（散文集）等。在平凹的早期作品尤其是游记中，涉及商州山水地名的几乎俯拾即是。 平凹为了深入了解商州故土，深刻把握历史趋势，准确概括社会心态，曾几回故里，几下州河，走遍商洛山川。平凹拥有自己的艺术领地—商州，平凹的商州系列作品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平凹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视角，他对故乡商州的民俗心态洞若观火。 平凹笔下的商州是迷人的。上及远古，下迄当代，无论是传说、历史，还是民风民情，在平凹的笔下都有反映。 平凹把商州写得清新而又幽怨、古朴而又美丽，自然而又真实，似梦似幻而又非梦非幻。台湾已故作家三毛女士被平凹笔下的商州迷住了，她写信给平凹，要平凹为她借一辆自行车，她要骑车走一趟商州。假如三毛真来了商州，她笔下的商州又会是这样的一番情景呢？ 值得一提的还有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这部中篇小说和《浮躁》这部长篇小说。前者在北京《十月》杂志发表后，西安电影制片厂将之改编为电影《野山》，获得了文化部新时期10年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家协会金鸡奖、第六届最佳影片大奖，在法国、荷兰播映时受到观众的好评，英国出版公司还出版了英文版《野山—鸡窝洼的人家》一书。而其荣获美国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浮躁》，荣获茅盾文学奖提名的长篇小说《怀念狼》、《高老庄》，以及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秦腔》等，均是以商州为背景的。目前，平凹已有10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和舞剧等，并且已经上演。 商州人心目中的贾平凹 贾平凹与故乡商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故乡在商州，他是“商州这块黄土地上长出的树/树上开的花/花头挂的果”（引自拙作《贾平凹》一诗），还因为他的艺术领地和根基在商州。 原《商州报》编辑、与平凹有20多年的交情的作家侯占良说，如果说平凹的文学业绩是浩淼广博的大海，我和我们商州的业余作者则像浪花一样仰望着海，依附着海，追随着海、爱海没商量。更深夜静辗转床榻之际，我们忍不住羡慕平凹兄文章的博大精深。这是浪花对大海的崇拜。 虽然平凹近几年因工作忙很少回故乡商州了，但偶尔回来一次，只要在公开场合一露面，朋友们一下子就粘住了他。你拉他，我拽他，勾肩搭背，争着合影或与他说句话。够不着的人，从人缝里踢一脚进去，也算是接触了名人。 商州人以贾平凹为骄傲，以谈贾平凹为光荣，但也并非人人都说“好好好”。原因很简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平凹把商州人的劣根性也写进了书里，传的满世界都知道，就有人不满。一些人对平凹的作品颇有微辞：“这个挨球的，咋光写商州人馍里掰出虱子、换老婆、站在屋檐下端着个比头还大比锅底还黑的老碗喝稀糊汤（玉米熬成）、在猪圈里拉屎让猪拱屁股哩！” 贾平凹成了大名人，商州的大小人物都争着和他拉关系。有一位不曾读过书的商州少年，逢人便说：“你知道吗？贾平凹是我爷爷哩！”逗得人笑得直不起腰来。有言是“大树底下不长草”，可在商州这块一脚能踢出三个诗人的土地上，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与平凹一比高下。有人说“文人相轻”，可商州文人们除了对平凹喜欢和崇拜外，绝没有嫉妒。 贾平凹是一位作家，但又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还是一位诗人、书法家、画家、收藏家、文学评论家、语言学家。1986年广东花城出版社曾为他出过一本诗集《空白》；他的书画作品曾在西安、深圳、苏州、石家庄等地公开展出过，出版有《贾平凹书画集》（ 陕西美术出版社 出版） 《贾平凹书道德经》（书法集，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贾平凹千幅书法精品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西路上》（手稿影印本，三秦出版社出版）《贾平凹书画艺术论》《贾平凹语画》等，并担任书画组织--太白书院的院长。他的书法作品还入编某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语文课外读本·九年级上(初三)》。他还出版过五部文艺评论集。 贾平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有人说他是“文坛怪杰”，有人说他是“独行侠”，有人说他是“鬼才”……贾平凹的秉性气质呈多元化组合，而且他的创作生涯如日中天，他还在不断地探索、追求，在寻找人生的最佳坐标点……
贾宝玉：率性、多情、温和、善良、富有同情心，单纯，没有功利心。2.林黛玉：敏感、细心、淡泊、真实、易伤感，绝顶聪明，悟性极强。 3.薛宝钗：外表冷漠，内心炽热。雄心勃勃4.王熙凤:尖酸刻薄、两面三刀、心狠手辣 林黛玉，林如海与贾敏的独女。因父母先后去世，外祖母怜其孤独，接来荣国府抚养。虽然她是寄人篱下的孤儿，但她生性孤傲，天真率直，和宝玉同为封建的叛逆者，从不劝宝玉走封建的仕宦道路。她蔑视功名权贵，当贾宝玉把北静王所赠的圣上所赐的名贵念珠一串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她和宝玉有著共同理想和志趣，真心相爱，但这一爱情被贾母等人残忍地扼杀了，林黛玉泪尽而逝。薛宝钗，金陵十二钗之一，薛姨妈的女儿，家中拥有百万之富。她容貌美丽，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她热衷于“仕途经济”，劝宝玉去会会做官的，谈讲谈讲仕途经济，被宝玉背地里斥之为“混帐话” 。她恪守封建妇德，而且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得到贾府上下的夸赞。她挂有一把錾有“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的金锁，薛姨妈早就放风说∶“你这金锁要拣有玉的方可配”，在贾母、王夫人等的一手操办下，贾宝玉被迫娶薛宝钗为妻。由于双方没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贾宝玉又无法忘怀知音林黛玉，婚后不久即出家当和尚去了。薛宝钗只好独守空闺，抱恨终身。 王熙凤，金陵十二钗之一，贾琏之妻，王夫人的内侄女。长著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她精明强干，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信任，成为贾府的实际大管家。她高踞在贾府几百口人的管家宝座上，口才与威势是她谄上欺下的武器，攫取权力与窃积财富是她的目的。她极尽权术机变，残忍阴毒之能事，虽然贾瑞这种纨�子弟死有余辜，但“毒设相思局”也可见其报复的残酷。 “弄权铁槛寺”为了三千两银子的贿赂，逼得张家的女儿和某守备之子双双自尽。尤二姐以及她腹中的胎儿也被王熙凤以最狡诈、最狠毒的方法害死。她公然宣称∶ “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她极度贪婪，除了索取贿赂外，还靠著迟发公费月例放债，光这一项就翻出几百甚至上千的银子的体己利钱来。抄家时，从她屋子里就抄出五七万金和一箱借券。王熙凤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在加速贾家的败落，最后落得个“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下场。 李纨，字宫裁，贾珠之妻，生有儿子贾兰。她出身金陵名宦，父亲李守中曾为国子祭酒。她从小就受父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育，以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几个贤女便了，每日以纺织女红为要。贾珠不到二十岁就病死了。李纨就一直守寡，虽处于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 ”一般，一概不闻不问，只知道抚养亲子，闲时陪侍小姑等女红、诵读而已。她是个恪守封建礼法的贤女节妇的典型。 贾元春，贾政与王夫人之长女。自幼由贾母教养。作为长姐，她在宝玉三四岁时，就已教他读书识字，虽为姐弟，有如母子。后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吏。不久，封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贾家为迎接她来省亲，特盖了一座省亲别墅。该别墅之豪华富丽，连元春都觉太奢华过费了！元妃虽给贾家带来了“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但她却被幽闭在皇家深宫内。省亲时，她说一句，哭一句，把皇宫大内说成是“终无意趣”的“不得见人的去处”。这次省亲之后，元妃再无出宫的机会，后暴病而亡。 贾迎春是贾赦与妾所生的，排行为贾府二小姐。她老实无能，懦弱怕事，有“ 二木头”的诨名。她不但作诗猜谜不如姐妹们，在处世为人上，也只知退让，任人欺侮。她的攒珠垒丝金凤首饰被下人拿去赌钱，她不追究，别人设法要替她追回，她却说∶“宁可没有了，又何必生气。” 她父亲贾赦欠了孙家五千两银子还不出，就把她嫁给孙家，实际上是拿她抵债。出嫁后不久，她就被孙绍祖虐待而死。 贾探春，贾政与妾赵姨娘所生，排行为贾府三小姐。她精明能干，有心机，能决断，连王夫人与凤姐都让她几分，有“ 玫瑰花”之诨名。她的封建等级观念特别强烈，所以对处于婢妾地位的生母赵姨娘轻蔑厌恶，冷酷无情。抄检大观园时，她为了在婢仆面前维护作主子的威严，“令丫环秉烛开门而待”，只许别人搜自己的箱柜，不许人动一下她丫头的东西。“心内没有成算的”王善保家的，不懂得这一点，对探春动手动脚的，所以当场挨了一巴掌。探春对贾府面临的大厦将倾的危局颇有感触，她想用“兴利除弊”的微小改革来挽救，但无济于事。最后贾探春远嫁他乡。 贾惜春，金陵十二钗之一，贾珍的妹妹。因父亲贾敬一味好道炼丹，别的事一概不管，而母亲又早逝，她一直在荣国府贾母身边长大。由于没有父母怜爱，养成了孤僻冷漠的性格，心冷嘴冷。抄检大观园时，她咬定牙，撵走毫无过错的丫环入画，对别人的流泪哀伤无动于衷。四大家族的没落命运，三个本家姐姐的不幸结局，使她产生了弃世的念头，后入栊翠庵为尼。 秦可卿，金陵十二钗之一，贾蓉之妻。她是营缮司郎中秦邦业从养生堂抱养的女儿，小名可儿，大名兼美。她长得袅娜纤巧，性格风流，行事又温柔和平，深得贾母等人的欢心。但公公贾珍与她关系暧昧，致使其年轻早夭。 贾巧姐，金陵十二钗之一，贾琏与王熙凤的女儿。因生在七月初七，刘姥姥给她取名为“巧姐”。巧姐从小生活优裕，是豪门千金。但在贾府败落、王熙凤死后，舅舅王仁和贾环要把她卖与藩王作使女，在紧急关头，幸亏刘姥姥帮忙，把她乔装打扮带出大观园。后嫁给一个姓周的地主。 史湘云，金陵十二钗之一，是贾母的侄孙女。虽为豪门千金，但她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史鼎抚养，而婶婶对她并不好。在叔叔家，她一点儿也作不得主，且不时要做针线活至三更。她的身世与林黛玉有些相似，但她没有林黛玉的叛逆精神，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薛宝钗的影响。她心直口快，开朗豪爽，爱淘气，甚至敢于喝醉酒后在园子里的大青石上睡大觉。她和宝玉也算是好朋友，在一起时，有时亲热，有时也会恼火，但她襟怀坦荡，从未把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后嫁与卫若兰，婚后不久，丈夫即得暴病，后成痨症而亡，史湘云立志守寡终身。 妙玉，苏州人氏。她祖上是读书仕宦人家。因自幼多病，买了许多替身〈旧时迷信认为命中有灾难的人应该舍身出家做僧、道，有钱人家买穷人家子女代替出家，叫替身〉，皆不中用。只得入了空门，身体才好，故一直带发修行。父母已亡，身边带两个老嬷嬷，一个小丫头服侍。她极通文墨，极熟经典，模样又极好。十七岁时随师父到长安都修行，师父圆寂后，被贾家请入栊翠庵带发修行，但她“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刘姥姥喝过的茶杯，她嫌脏，不要了，而给宝玉喝的茶杯却是自己日常用的绿玉斗。宝玉生日，她特地派人送去“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 ”的字帖。后贾府败落，她被强人用迷魂香闷倒奸污，劫持而去。
《红楼梦》中大观园的生活豪华奢侈，但盛极必衰，导致贾府衰败的原因有很多，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由于后继乏人，贾府即使不被抄家，也必然一步步走向衰落。《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先是提到了贾府暗藏的各种危机，接着他话锋一转，“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可谓一语中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详细地分析一下贾府在代际传承上遭遇到了怎样的麻烦。宝二爷的传奇身世让他备受瞩目，唯一的哥哥死得又早，于是他成为复兴荣国府的最大希望，虽然老爸贾政认定这个抓周时抓了一大把胭脂化妆品的儿子是个好色之徒，但这个含着宝石出生的帅小伙还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尤其是董事长贾母，对其疼爱之情，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贾宝玉住进了“怡红院”，他成天在脂粉堆里生活，做了些什么事，且看作者的描述：“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致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这便是贾兄的每日生活写照。难怪政老爷担心。可巧又有老祖母的万般溺爱：“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况且你又做了那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进去住，他吩咐你几句，不过不教你在里头淘气。他说什么，你只好生答应着就是了。”一副宠爱有加的生动场景。读至此，我真的有了更多的伤感。政老爷辛苦教子，可有母命难违，虽然忧心于家族命运，无奈老母亲的庇护，连教育孩子都显得力不从心。在整个家族中，唯独严厉的政老爷却不能在教育子女上有计可施，只能屈服于女性的权威。这样放任了宝玉，实则为放任了家族命运的加剧衰减。批书人说得好，若宝玉有凤姐的点滴操心，也不至于让家族走向衰败。贾宝玉的魅力，除了有钱，长得帅之外，还在于他文艺特长突出，尤其文学天赋极高，堪称《红楼梦》里的第一才子，贾政在大观园落成后，找机会试了试贾宝玉的才学，结果技惊四座，广受赞誉，但是贾政实在太严肃了，虽然心里高兴，可不但没有趁机鼓励两句，反而一再责骂，遇上这样的爹也是贾宝玉一生悲剧的根源，他明明弄不了八股文，不好仕途上进，你何苦步步紧逼？就让他“且去填词”，也不至于空得了一位举人，失去了一个诗人，贾宝玉最终看破红尘，出家了。看来，为人父母的，不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子女身上，而是要培养他们对自家产业的兴趣。他要是不顺从，更不要强迫，不然会落个鸡飞蛋打，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江南一位富家子弟，因为迷上了动漫事业而不愿继承家族生意，被长辈逼急了，竟然举刀自残，剁掉了自己的四根手指，断指以示毫不与父辈妥协。当今社会的富二代们。父辈辛苦挣下偌大的家业，孩子则躺在优越的物质条件上睡享其成，开着宝马撞死人的蒋佳君，叔叔的口气多大，该赔多少我们知道赔偿。现在的孩子，学习无所谓，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家里的资产够他吃几辈子了，还需要拼搏干什么？我想不论是为官者还是富贵者，或者以工作忙碌顾不及教育子女来搪塞，或者以教育也不听为理由，或者是以有足够的实力让他们享受最好的学校教育为借口。总而言之搪塞到头来耽误的还是自己的子女，毁坏的还是自己的孩子。中国的家长没有几个不把孩子看作个人私有财产的，我说这话可能会被争议，但我还是觉得这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中国没有一个父母不把享受先放给子女，然后把艰难留给别人哪怕留给自己。愈是富贵家庭愈是觉得孩子满身贵气，愈是有钱人家，愈是觉得让孩子享足荣华富贵还觉得心里过不去，甚至觉得不够骄气便不是富家儿郎，不够傲气就显不出特权和价值。如同《红楼梦》里的怡红公子，丫环成群仆人成堆，前呼后拥，还唯恐哪方面照顾不周。有那么多人照顾着还怕被丫环拉拢坏了，于是贾宝玉的母亲不惜一切代价害死晴雯、金钗，撵走芳官等人。真是含在嘴里不仅怕化了，捧在手里不仅怕飞了，就连婚姻也不能太平民化了，恋爱也不能不遭受父母弹劾。锦衣玉食不足，玩乐享受不够，抖风显威天地还不够大，最好是走出中国冲向亚州，然后走向世界！也许，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赶不上贾宝玉，宝玉只是爱在脂粉堆里过活，他还没有过激的行为。他不爱学习，不求上进，但至少他的肚子里还装有东西，他从某种角度讲，也并没有危害到整个社会。家族的衰败，有他不上进的错，也是他的力量所不及。而当今的富二代们，他们不只是挥金如土，他们正在成为社会的毒瘤，他们疯狂飙车，他们疯狂豪赌，他们整天沉迷于酒色赌，他们甚至......而父母的溺爱，祖父母的溺爱，也是这些毒瘤们繁衍的沃土。慨叹！宝玉之“怡红”尚且误家，当今之富二代们的疯狂，又会误了什么？深思。其实，无论管穷二代还是富二代，其实都是中国人的二代，从公民的角度上来分析，没有二致。他们都应当去同样的小学，念同样的中学，读同样的大学，所谓的贵族学校，大部分有民营的成分，尚没有专门的贵族大学，平等教育，才是根本的健康教育方式。典型的杭州富二代胡斌案，反反复复，最终落得牢狱下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富二代统一的心态，即他们高人一等，自己是特殊公民，花钱可以买来一切，包括他人的生命，自己拥有天马行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自由。只要有了这样的心态，类似于胡斌的案件就会频频发生，再加上法律的漏洞、人为的法外“开恩”，则这样的案件就难以遏止。那么，富一代们别打错了算盘，搞特殊只能让孩子更特殊。贾宝玉为啥经营不了荣国府？因为他生在官宦世家，长在特权窝里，养在蜜罐子里，这样的孩子只能学会吃胭脂，办不了大事。如果说他办了什么大事，那就是为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典型的富二代形象，只是因为这个典型具有“情种”的特质，才给后世的人们以好感，否则，富二代的贾宝玉就一事无成。“富不过三代”果然应在了他身上，当今的富一代们不可不深思。要想使富二代们真正成人长大挑大梁，那只能让他们做一个真正的普通公民。该干嘛干嘛，该上学时上学，该当兵时当兵，千万不要让孩子首先学会耍特权搞特殊。直升飞机送孩子上学，根本不是一件好事，让孩子出入高档娱乐场所，并非好事，你从穷窝里爬出来，对人情世事有基本的免疫力，但孩子没有，这就是富二代为什么成不了气候的根本原因，贾宝玉已经给出了全部答案。部分富二代的一生没落在风花雪中。正象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忽啦啦似大厦倾！当饱受贫寒的时候，才知连生存的能力都没有！所谓适者生存、弱肉强势，所谓弱势、强势的有无，并不完全维系于权利和金钱之间啊！当有一天猛醒，让迷失的道德和良知回归，却原来早就堕入人世间虚芜的陷井！金钱教育着实堪忧，富二代的精神迷失却成了社会的一大症结。或许此时，富二代们的父母还沉浸在虚妄的满足中。但愿这世上不该发生的悲剧不要再上演了！但愿物欲横流的浮华不要让良心失去道德的底线！但愿更多的富二代都能够真正的自强自立，靠自己的双手，打拼自己的人生！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与其摆富显阔，不如积善敛德。恶积为大，必然危害子孙，善积虽小，必然福佑后人。不知被富贵冲昏头脑的富人们、权贵们什么时候能够想到自省，想到反思呢？都说孩子身上总是留着父母的影子，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想想吧！钱和权到头来怎么不是一场空，而为人父母者该给孩子留下什么样的荫护呢！人性的自私难道不是灭绝后代子孙的一把利剑吗？李刚父子的痛哭，是否是真的令权贵们清醒和反思呢？又是否能够因此震撼权贵阶层、开悟他们的良知呢？
梦·幻·真——试论“梦境”意象与《红楼梦》的小说创作 摘 要 本文在“梦境”意象的文学回溯中揭示中国古典文学的“梦文化”背景。结合这一背景提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梦境”意象运用的扛鼎之作。进而通过考察《红楼梦》“梦境”意象的创作方式、创作成果，及其在推动情节结构、刻画人物性格等方面的关键性作用来论证这一观点。最后从《红楼梦》“梦境”意象的悲剧意识、象征意义、阴阳观念及潜意识四个方面考察其审美价值。关键词 “梦境”意象 梦文化 审美价值 悲剧意识 象征意义 阴阳观念 潜意识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梦境”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作意象，一直受到作家的垂青，更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梦文化”背景。①而对于《红楼梦》“梦文化”的研究，学界长期以来存在“宏观”和“微观”之分。所谓“宏观”研究，甲辰本《红楼梦》梦觉主人序言曰：“辞传闺阁而涉之于幻者，故是书以‘梦’名也……红楼富女，诗证香山，悟幻庄周，梦归蝴蝶，作书者藉以为此之‘红楼梦’”。此类研究偏重“红楼一大梦，繁华迹已陈”的理解。这种研究方向一直占据着“梦文化”研究的大片江山，并被广为接受。但不足之处在于往往会将受众的理解导向一种消极的“虚无主义”和轮回之说，这一点是不值得提倡的。所谓“微观”研究，是近年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其通过分析文本中切实描述的“梦境”意象，并借鉴心理学和审美学的理论，以达到进一步深入解读《红楼梦》情节结构、人物刻画及审美价值的目的。目前“微观”方向的研究，多侧重于“贾宝玉梦游太虚境”和“秦可卿托梦凤姐”两个重要的“梦境”意象，并且无论从人物性格、情节结构、主旨揭示等各个角度来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可是笔者遍阅资料后发现，对于《红楼梦》文本中除上述两回之外的其余三十处“梦境”意象，几乎鲜有人问津。这显然影响了对于《红楼梦》“梦境”意象的全面解读。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沿袭了“微观”研究的套路，试图在中国古典“梦文化”的背景下，将注意范围扩展到《红楼梦》全文涉及的三十二处“梦境”意象的解读上，讨论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在“梦境”意象创作上的突出成就及审美价值。一、“梦境”意象的文学回溯《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作者依据《淮南子·览冥训》“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记载敷衍而生一则“顽石被弃”的神话。而这则神话用甄士隐的南柯一梦来表现，确是意味深长。梦，《说文》注为“ ”。《墨子》解为“卧而以为然也。”科学地讲，梦是大脑皮层与中枢神经共同作用与人而产生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从这个意义出发，梦就是人类的影子，见证了人类的进化与繁衍。从梦境产生的心理依据和现实依据出发，可以寻找到梦境与神话的连接点。神话本来就是人类童年的梦。随着大脑思维的进化与发达，人类产生了“梦”这一在当时看来无法解释却又神奇的现象。先民们坚定地认为，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灵魂与肉体的暂时性分离。于是乎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人的思维可以不依赖肉体而单独存在，灵魂这个“魅影”只是寄居在肉体之中。在这样一种“灵魂不灭”的观念下，先民们将变幻莫测的自然力统统人格化，自然而然地构想出种种“神灵”。由此开始，人类童年时期的集体无意识信仰——即“万物有神”的神话便产生了。因此，“梦境——灵魂——神灵——神话”，这个公式真实地记录了神话的产生过程。在此过程中，当然地充斥着先民们原始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但梦境催生了神话这一文学最初形态的说法，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由此顺着文学的发展脉络前进，我们不难发现，先秦时期的《诗经》与《楚辞》歌咏了许多梦占之事，而《离骚》完全是以一半的篇幅来叙述梦幻之境。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魏晋以后，“梦境”意象的创作更是频频现于当世。以诗词曲赋而言，阮瑀的《止欲赋》、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李贺的《梦天》、苏轼调寄[江城子]的《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陆游的《我梦》、郑光祖的[双调·蟾宫曲]《梦中作》等等，皆为不世名篇。而在小说、戏曲领域，从唐传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到明中叶的风俗史《金瓶梅》，再到“康乾盛世”的世情书《红楼梦》；从元人杂剧《蝴蝶梦》，到明代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再到清初的“戏剧双璧”《长生殿》、《桃花扇》。“梦境”意象，连缀着中华五千年的漫漫文学史，支撑起一片“梦文化”的广阔天空。而《红楼梦》“梦境”意象的创造，更是同类作品中的扛鼎之作。 二、《红楼梦》——“梦境”意象创造的扛鼎之作承接上文对中国古典文学“梦文化”背景的梳理，笔者认为，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在“梦境”意象的运用方面，达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以下试作分析。１． 数量众多、人物复杂《红楼梦》全著共创造了三十二处梦境（本文后附全书所摘三十二处梦境），涉及书回共二十九回，仅从数量上就是其它历代作品所无法比拟的。其中前八十回中大小各异共写了二十个梦，同一回写了两个梦的有四个回目（十二回、十三回、三十四回、七十七回），一个梦跨两回的有两次（二十四至二十五回、四十八至四十九回）。在后四十回中共写了十三个梦，其中一回两梦的有两次（一百十三回、一百二十回）。书中人物做梦次数最多的是宝玉，共十一次；其次是凤姐，共五次，黛玉两次；此外尚有甄士隐、贾瑞、秦钟、小红、香菱、柳湘莲、尤二姐、贾母、妙玉、马道婆、甄宝玉、袭人、贾雨村、一个小丫头等十四人各一次。关照此前的文学作品，其中多是描一梦之境，或是书一人之梦，而像《红楼梦》这般写梦如此之多、人物关系如此之复杂的作品，的确为古今中外所仅见。 ２． 梦笔生花、构思精妙《红楼梦》的梦境描写，或长或短，或详或略，或直接铺开，或间接对比，灵活自如。例如最长的一处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长达五千余字，另有较长的包括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五十六回的甄贾宝玉梦中梦，八十二回的黛玉惊梦等等。而最短的是第十三回，“宝玉梦中听闻秦氏死了”，只十来字。间接写梦的包括九十三回包勇转述之梦，一百十七回马道婆梦见妙玉被杀等等。再例如五十一回和七十七回中“宝玉梦中叫袭人”与“宝玉梦中叫晴雯”的两段一正一反对比式的梦境描写，极见作者用笔之妙。晴雯袭人皆为宠婢，贾宝玉与花袭人早已“偷试云雨情”，而晴雯却到死都担着虚名。然此梦境对比之下，宝玉心中孰轻孰重，作者笔端孰褒孰贬，立现分明。小说构思了一个带有梦幻色彩的楔子式的结构，用“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为开篇，从甄士隐这样一个引场人物的角度为故事整体框架打上了一条因果链。这条因果链起自“以泪偿灌”，结自“林黛玉归位”，以梦起，至梦结。其实，这种以“梦境”创造楔子式的结构并非《红楼梦》始，《三国志平话》中司马貌阴间断狱、《西游记》中魏征梦斩老龙等等已经开过先河。但《红楼梦》技高一筹之处在于，作者更注重“楔子”和整个故事框架的缜密联系，更注重“楔子”的首尾贯穿。清代红学家王希濂在《红楼梦总评》中说：“《红楼梦》也是说梦，立意作法，别开生面，前后两大梦，皆游太虚幻境，而一是真梦，虽闻册听歌茫然不解；一是神游，因缘定数，了然记得。” ②这里所涉及的所谓“前后两大梦”，正是《红楼梦》梦境描写最精妙的构思之处。作者用宝玉这“前后两大梦”，又为整个故事设置了一条兴味线，借“梦境”描写，一再伏笔，制造预警和悬念，以吸引读者的关注。从人物名称的设计，到诗词歌赋中的隐意，这些伏笔和悬念在书中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蓄势和铺垫作用，和后续情节时时呼应，前顾后注，梦笔生花，足见作者的功力与用心。相比较此前的同类作品，多是将“梦境”意象单纯地作为情节结撰的一部分，很少设计如此精妙的伏笔构思。这也是《红楼梦》成功的一大亮点。《红楼梦》中有这样一部分文字，严格来讲并不能划为“梦境”意象的范畴，因此笔者也并未将其收入文后三十二处“梦境”描写中。但这一部分文字所书的人物状态，是颇值得细玩的，笔者试将其称为 《红楼梦》中的“白日梦”。例如二十八回“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一节中宝玉的一“呆”一“怔”；三十回“龄官画蔷，痴及局外”，“里面的原是早已痴了，已经画了有几千个蔷字，外面的不觉也看痴了，两个眼珠儿只管随着簪子动”；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宝玉站着只管发起呆来”，把袭人当成了黛玉，“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待袭人说他中了邪“方才如梦初醒”。这些“白日梦”，皆为一种入迷的幻觉。歌德说：“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就在于通过幻觉产生一种更高于真实的假象。”③《红楼梦》正是妙笔生花地运用这种“白日梦”，创造出了一种“更高真实”的“梦境”意象，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３．“梦境”意象与小说情节结构的发展学界普遍认为，《红楼梦》比较彻底地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取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接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④。青埂峰下的顽石由一僧一道携入红尘，经历悲欢离合，又由一僧一道携归青埂峰下，这是统盖天地的神话世界；另一方面，宝黛爱情起承转合的悲剧线则是以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为舞台上演的；第三，贾府及整个社会由盛而衰的过程，才是现实世界的照应。全书由神话世界、理想世界、现实世界构成了一个立体交叉重叠的宏大结构。在这三条线索并进交叉的过程中，“梦境”意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神话世界：回顾全书，我们不难发现，《红楼梦》在神话世界这一层面大抵包括了“青埂峰僧道”和“太虚幻境众仙”两个部分，而这两个部分在文中恰恰是依托了甄士隐和贾宝玉的梦境来表现的。“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这一梦如前文所讲，是一个楔子式的总括全文。书起第一回，便有甄士隐伏几入梦，见一僧一道携石入世，遂引出了其下一系列的悲欢离合。这一僧一道，更是在书中多次成为宝玉梦中的“惊梦人”。“贾宝玉梦游太虚境”则更是曹雪芹精心雕琢出的一个奇幻神话世界。在此一梦中，警幻以金陵上中下三等女子的终身册籍令宝玉熟玩，更“令其再历饮馔声色之幻”。梦中的神话世界，预示了书中主要女性的生活道路和结局，定下了“悲金悼玉的红楼梦”的全书基调。因此，《红楼梦》的第一重线索——神话世界，可谓完全是由“梦境”意象创造并展开的。作者用一种匠心独运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在神话世界这一层面上，推进了小说情节结构的发展。（2）理想世界：在以大观园为背景的理想世界中，曹氏着力表现的是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以悲剧。宝黛之爱，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之爱。而“梦境”意象，就像一个一个的关节点，被牢牢地卯在了这条爱情线上。请看：第一回目中“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以泪偿灌”无疑就是宝黛爱情前世今生的起笔，这才有了第三回宝黛初见时“何等眼熟到如此”、“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几番笔墨，才有了三十二回宝玉“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的肺腑直言。三十六回“绣鸳鸯惊梦绛芸轩”，一句“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因缘’”的梦语，更是绛珠仙子与神瑛侍者“以泪偿灌”的殷殷前盟。八十二回，“病潇湘痴魂惊噩梦”，八十九回黛玉梦中听人叫宝钗“宝二奶奶”，这些“梦境”意象都是宝黛爱情悲剧而终的预言和标志。九十八回“宝玉梦至阴司”，追访黛玉香魂，将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哀痛之情，渲染到了极至。直至书末一百十六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林黛玉归为仙位为止，宝黛的这条爱情线才趋于完整。通贯全文，作者在表现《红楼梦》的第二重线索——理想世界的时候，以一次又一次的“梦境”意象，将宝黛爱情的前世今生、起因发展，连贯成形，最终导向无能为力的悲剧。（3）现实世界：作者在《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即明白说明：“曾经历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梦境本是虚幻，原无真实可言，但文学作品中的“梦境”艺术，是把现实生活梦幻化或把梦幻境界现实化，用荒诞离奇的手法表现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表现作者的人生理想和审美意蕴，《红楼梦》亦是如此。以现实层面论，《红楼梦》最大的现实性就在于其对于封建制度本身的强烈批判。这种批判性通过宝黛爱情的生离死别、十二金钗的红颜薄命和贾府的衰败没落得以全方位表现，同时也达到了揭示这种制度必然灭亡趋势的效果。而“梦境”意象由于渗透了这种强烈的批判性而具有其他作品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例如，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王熙凤一场，这一梦境虽然不长，但在内容上却十分重要。借秦氏之口，道出贾府这一家世显赫的百年旺族，目前虽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但不过是瞬间的繁华，“盛宴必散，乐极生悲”，已成为贾氏门庭必然的发展趋势。面对这种“大厦将倾”的危机，退步之计应该在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和家塾所需之资，不能“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其实这就是现实中贾府这个“百足之虫”垂死挣扎的照应。再例如，第十六回秦钟临终梦鬼判一梦，刚开始鬼判们还假装铁面无私，似乎公正，可是听到“贾宝玉”的大名，都忙了手脚，吓得露出真相现了原形，也肯通融了。这是在讽刺鬼判们同现实中人一样，溜须拍马，惧怕显贵。小说本身的现实意义决定了“梦境”意象的创造，类似这样的“梦境”描写在《红楼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从现实层面上讲，“梦境”意象的创造的确大大地推进了小说情节结构的发展。 ４．“梦境”意象与人物性格的刻画《红楼梦》构思了近百个人物作不同程度的刻画，以人物思想性格形成和发展的轨迹来展开故事情节。《红楼梦》大量“梦境”意象运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出于塑造和深化典型人物的思想性格，从性格逻辑为情节发展寻找内因。一方面，通过“梦境”描写，可以使人物的显性性格层面更加清晰化与明朗化。最典型的例子莫如尤三姐的两次入梦。尤三姐是一个社会下层妇女，却不甘被纨绔玩弄，努力捍卫自己的人格，勇敢地追逐自己的婚姻，由于柳湘莲的误解，她不惜以死抗拒社会的不公，维护自己的尊严。六十六回，柳湘莲梦见尤三姐手捧鸳鸯宝剑的一番倾诉，更有力地表现了这位女性对爱情和尊严至死不渝的追求。六十九回，尤二姐被王熙凤迫害致死之前，尤三姐托梦所谓“将此剑斩了那妒妇”的一席话，鲜明地表现出尤三姐强烈的反抗精神。因此，平心而论，无论抽去哪一个梦境，尤三姐的形象都不会如此光彩照人。另一方面，通过“梦境”描写，能够发觉人物的深层心理，揭示人物性格的隐性层面。例如五十六回甄、贾宝玉互梦的一场梦境描写，有学者撰文指出，这一梦境反映的是宝玉性格中相对隐秘的孤独个性。⑤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作家往往从人物性格逻辑出发去虚构情节，而人物的性格轨迹常常是延伸到“梦境”中去的。《红楼梦》正是从传统“梦文化”背景中吸取了这种把“梦境”与人物整体性格相联系的创作方法，以“梦境”作为开拓人物思想性格的“行为场”，展现人物全面而深邃的思想特征。
语言论文开题报告
开头报告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就是为大家整理的语言论文开题报告，欢迎大家阅读！
一、研究或设计的目的和意义
《金瓶梅》作为是中国的第1奇书，自问世以后，就为中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的及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的两大派系。而《红楼梦》在批判的继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后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为了世情小说最伟大的作品。在“54”文学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评价，鲁迅等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成就后，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直到现在，《红楼梦》、《金瓶梅》仍是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好书。成为中国作家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然而，探讨两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可以对两大名著中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以供后人借鉴。从而启发后世的世情小说的创作，使今后的世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悲剧性达到1个更高的巅峰。
二、研究和设计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
中国的两大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学术热点。被称为中国第1奇书的《金瓶梅》从106世纪末问世后，研究者1开始不是很多，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对《金瓶梅》的研究渐渐的由微入深，被学术界称为“金学”。并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现如今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兰、俄、日、朝、越、蒙等10几多种文种。对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并称其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1个伟大的创新。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并对其的创作时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会矛盾和小说中所剖视扭曲的人性、悲剧性，性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并对其形成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有着10分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红楼梦》是《金瓶梅》的1个重大的突破。引起了众多的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了1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红楼梦》在国外有多种的译本：英、法、日等10几种语种的译本。并且国内外众多的评论者对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会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剧，人物性格，个性化的文学语言，写实与诗化的融合，浑融1体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然而，贾宝玉与西门庆作为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位男主人公。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都对其2人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现实原型，性格内涵，性的体验，个人悲剧等都做出了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作为是《金瓶梅》的1个延续、1个发展，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有着1定的联系，对其2人的研究在今后应趋向于2人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的诠释及分析。
三、主要研究或设计内容，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思路：
(1)总论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从《红楼梦》与《金瓶梅》题材类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论点。
(2)分论
全文分3个部分
第1部分：阐述西门庆的悲剧性
西门庆1个市井无赖、流氓、淫棍，1个精明的商人，靠着他对金钱的占有肆意的挥霍、放纵，以自我为中心来实现他对放纵，及其通过金钱获得了强大的权利，随意的鄙弃人间，在此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的黑暗、。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的悲剧。 第2部分：阐述贾宝玉的悲剧性
贾宝玉1块晶莹剔透的宝玉1个显耀的贵族，他的个性、他的自我、他对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与封建传统相背道。他作为荣国府的唯1继承人，他肩负着荣国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论证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与贾宝玉、西门庆的悲剧性
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在贾宝玉与西门庆的行为中被肆意的践踏，新兴的与传统的极大的对立，但是封建的旧势力是无比强大的，最终，贾宝玉是失败的，西门庆是失败的，形成1个永恒的悲剧。
四、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所必须具备的工作条件及解决的方法：
1. 在图书馆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
2. 利用百度上网搜索最新相关信息。
3. 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最终完成毕业论文。
五、工作的主要阶段、进度与时间安排：
1、论文的选题：20XX年1月
2、完成论文的开题报告：20XX年1月
3、完成论文的提纲：20XX年1月
4、撰写论文：20XX年2-3月
5、修改论文：20XX年4月
6、完成定稿：20XX年4月
六、阅读的主要参考文献及资料名称：
[1]管曙光编:《金瓶梅之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明/兰陵笑笑生著，司徒博文译：《金瓶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清/曹雪芹、高鄂著，张秀枫主编：《红楼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清/曹雪芹著，杨国祥、杨德宏主编：《红楼梦》，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
[5]张国星编：《鲁迅胡适等解读〈金瓶梅〉》，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6]尹恭弘著：《〈金瓶梅〉与晚明文化》，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严明、田晓春等编著：《中国古代文学史(2)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3、4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10]张国星编：《胡适鲁迅王国维解读〈红楼梦〉》，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11]智喜君著：《〈金瓶梅〉与欲》，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
[12]张业敏著：《〈金瓶梅〉的艺术美》，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张国风著：《〈红楼梦〉趣谈与索解》，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4]朱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朱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王蒙著：《王蒙话说〈红楼梦〉》，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王朝更替原因及启示除古代中国外，全球其他地区的王朝覆灭后往往意味着人种、文化、宗教的更替，古罗马、印度、拜占庭等都是如此。但中国的王朝却仅仅意味着座天下者的不同，其它一切照旧。这使中国文明获得了使西方史家十分称奇的连续性。使中国文明连续不断的原因是很多的，有制度、文字、宗教等方面的因素。但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则是汉人很早就在东亚大陆上确立了人口、文化方面的绝对优势。没有这些优势，中国像西罗马帝国这样早早彻底覆灭不是不可以想象。中国文明的的另一特点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超过三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可见，中国文明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因此遭到外族的奴役。在没有过于强大的敌国外患的古代，这种周期性的变乱还不至于有亡族、亡文化之祸，但在号称“新战国”的今天，再发生这样的变乱，则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文明的总体连续性与周期性的振荡有什么关系吗？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吗？以后的中国能在继续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同时避免振荡或者减轻振荡的烈度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这种周期性的振荡是如何产生的。其实类似的问题前人也问过。黄炎培曾问过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显然，毛泽东认为腐败是造成王朝衰败的根源，而民主是扼制腐败的良方。毛泽东的回答真的找到了问题的实质了吗？我看却未必然。因为腐败是中西共有现象，而周期性动荡则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共有现象显然不能成为特有现象的原因。那么，这一问题的本质到底何在呢？其实只要大家翻翻中国史书，就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时，起来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死对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我们可以证明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之下，大规模流民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传统中国一向崇尚多子多福，人口的自然增长几不能节制。按徐光启等的研究，在承平年代，大概每三十年人口就会倍增。而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全国的可耕地有限，粮食生产总有个极限。当全国人口数超过全国土地的极限供养人口时，流民的出现将不可避免。这与腐败、土地兼并及社会制度都无必然联系，只要耕地不能增加，人口增长速度不减，生产力不能进步，这问题始终会产生。可以作为上述理论佐证的是中国人口史上有一个现象：几乎每一个皇朝由盛由衰拐点也是该王朝的人口高点。如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达到西汉的最高点6000万，随后则有王莽篡位及改制以及后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如唐天宝年间全国人口数达到8000万，随后就出现“安史之乱”，如国泰民安，恐怕不会有这么多人跟着胡儿安禄山作乱；17世纪初（明朝的后期）中国实际人口达到破天荒的2亿之巨，随后就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起义；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达到了4.3 亿，随后就有太平天国大起义。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人口数为什么会增加，这显然与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关，但就是这样，在特定时代，可养活人口总有个上限。①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一些所谓“盛世”的末期人口数实际上已超过当时王朝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一些风吹草动般的事件如兵变、外患、自然灾难都会成为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展开剩余90% 0
记得第一次知道贾谊这个名字是在高中，那时在学他很有名的政论文《过秦论》。当时虽不能完全理解文中内容，但却被文章的气势和才气所感，每每诵读，都感觉胸中激荡，久久不能平静。从老师的讲授中，略略知道，贾谊是因为梁怀王不慎坠马，自伤而死。但其中更深的原因，并不很清楚,对贾谊也并没有特别的印象，在略带一丝不解的无知中，渐渐把贾谊忘到了脑后。不久前偶读苏轼的《贾谊论》，让我在对贾谊的自伤而死感到深深惋惜的同时，也对自己在追求理想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有了新的认识。苏轼开篇便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在苏轼看来，人应该有两种才能:第一是才干，就是智商要高，要有学识；第二是要具备充分发挥并利用自己才干的本领。苏轼认为，正是贾谊缺少第二种才能，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意思大致是说，一个人所追求的理想远大，必须有所等待；所追求的目标宏大，则必须有所忍耐。这也是苏轼一以贯之的主张，在评价张良的《留侯论》中:“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比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忍小忿而就大谋”，一个人必定要“爱其身”，要有“方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和豁达，才可以逐渐实现自己的愿望、抱负，才可以没有什么怨恨。一个人“有所待”和“有所忍”，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善处穷”。这里的穷，并不单指经济上的困难，还包括政治上的不得志等不愉快的处境，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学会在困境中生存，不因“穷”而懈怠，放弃自己的理想。应以古哲先贤为榜样，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应常以“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自勉，而绝不应“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苏轼哀贾谊道：“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这也是在告诫后人，一个人不但要有远大的理想，还要有宽广的胸怀，不但要有卓越的才华，还应审时度势，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非此不能“取远”，非此不能“就大”。
对于贾谊，大家都不会陌生。他是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极具才华。可是，有才华并不代表就能够仕途顺遂。贾谊在担任太中大夫时，受到大臣周勃和灌婴的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虽然三年之后被召回长安成为了梁怀王太傅，但后来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因歉疚也抑郁而终了。 由此可见，贾谊的一生还是很坎坷的。怀才不遇，遭受冷落，眼看自己的才智抱负无用武之地，因此才会有以吊屈原来叹息自身命运的《吊屈原赋》。 贾谊的辞赋著作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最为著名的就是《吊屈原赋》了。 《吊屈原赋》是在贾谊被贬长沙时所作。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深深的悼惜，这其实就是对他自身的处境感到悲伤，因为他们的经历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因此他将对自己命运的悲愤不平与对屈原经历的忧愁悼惜结合在了一起，表达了他对世间能人怀才不遇而奸人小人得意的局面的不满。 那么，贾谊与屈原他们的经历到底有着哪些相似之处，使得贾谊选取屈原这个人物来作为自己感怀的对象？ 首先，贾谊与屈原都是满腹经纶才华之人。贾谊十八岁便“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在政论文和散文上都成就颇高。屈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开创了新诗体—楚辞，为中国的十个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其次，他们都曾仕途顺遂过，前期没有坎坷。贾谊弱冠之时就被孝文帝赏识，此后一直官运恒通。屈原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最后，他们都遭受到小人的污蔑，被贬谪。贾谊贾谊在担任太中大夫时，受到大臣周勃和灌婴的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屈原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 正是因为这些相同之处，才会使得贾谊选取屈原这一历史人物作为对象，来间接感怀自己。可是，从《吊屈原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这篇赋的很多思想感情都与屈原的《楚辞》有很大的不同。《吊屈原赋》中贾谊描绘了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乱的黑暗世界，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遇的愤慨与对屈原的同情。但是他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做法。贾谊主张的是“远浊世而自藏”以保全自己，这才符合“圣人之神德”。那么他们的作品表达的思想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呢？ 这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贾谊虽然也怀有儒家思想，但是除此之外，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的旷达精神。所以在《吊屈原赋》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并没有那么深沉，；对于自身理想没有实现上，贾谊也没有那么执着，反而更豁达，像是看破世俗，更加彻悟了。 虽然从《吊屈原赋》中可以感受到贾谊的豁达通脱，但其实细细品味，还是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隐忍着深沉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