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海拉陵高里论文范文资料

海拔高度一般在1000米以上,面积广大,地形开阔,周边以明显的陡坡为界,比较完整的大面积隆起地区称为高原。高原与平原的主要区别是海拔较高,它以完整的大面积隆起区别于山地。高原素有“大地的舞台”之称，它是在长期连续的大面积的地壳抬升运动中形成的。它以较大的高度区别于平原，又以较大的平缓地面和较小的起伏区别于山地。有的高原表面宽广平坦，地势起伏不大；有的高原则山峦起伏，地势变化很大。世界最高的高原是中国的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原为南极冰雪高原。 广阔的平坦高地，通常四面八方全是陡崖，但有时周围是高山。高原最本质的特征是∶地势相对高差低而海拔相当高。高原分布甚广，连同所包围的盆地一起，大约共占地球陆地面积的45％。 世界十大高原（海拔） 名称 平均海拔（米） 面积 （万平方公里） 青藏高原 4500 250 帕米尔高原 4000 10 玻利维亚高原 3800 35 厄瓜多尔高原 3000 2 南极冰雪高原 2500 1280 埃塞俄比亚高原 2200 45 墨西哥高原 2000 35 云贵高原 2000 30 亚美尼亚高原 2000 30 格林兰冰雪高原 1900 187 高原的类型 按高原面的形态可将高原分几种类型：一种是顶面较平坦的高原，如中国的内蒙古高原；一种是地面起伏较大，顶面仍相当宽广的高原，如中国青藏高原；一种是分割高原，如中国的云贵高原，流水切割较深，起伏大，顶面仍较宽广。黄土高原是中国四大高原之一，高原大部分为厚层黄土覆盖。陕西黄土高原地层出露完整，地貌形态多样，是中国黄土自然地理最典型地区。 不同高原的类型反映高原的起源及其随后受侵蚀的历史。最常见的是构造高原，非洲大部分是这样一种隆起的大陆块，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次大陆的德干高原也是同样的地形。规模小得多的高原有断层块和地垒，它们是沿边缘断层系统隆起的高原，或是相邻断块沉降时仍居高处的部分。地垒通常比较大的断层块更易分辨。翘起断块是个变异，这样的高原具有一个比较陡的边和一个徐缓倾斜的地面。 包围在山系以内的高原称为山间高原。在美国，这种类型的景观分布于内华达山脉和落矶山脉之间，常用盆地和山脉(basin and range)这个术语来表示。然而，盆地和山脉地形的分布是世界性的。它包括中亚细亚的大部分、西藏、四川的一部分和蒙古。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和伊朗都由山间高原构成，有些作者甚至扩大到把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都归入山间盆地一类里。山间高原在安地斯山系内也很常见；世界上可通航的最高水体的的喀喀湖，拔海3,810公尺(12,500呎)，就位于这样一个高原上。山间高原、地垒和断层块通常与年轻的褶皱山脉有关。 其他类型高原由坚固的岩石构成。喷出大面积玄武岩熔岩流的火山造成了许多高原。如∶爱尔兰北部的安特里姆(Antrim)玄武岩高原、美国西北部的哥伦比亚-蛇河流域、衣索比亚以及印度德干高原的西北部。高原海拔高，气压低，氧气含量少，利用这一低压缺氧环境，可提高人体的体力耐力素质，故其成为体育界耐力训练的“宝地”。1968年第1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高原城市墨西哥城举行，来自非洲高原的运动员，囊括了中长跑和马拉松的5项冠军及5项亚军、2项第三名的好成绩。此后，高原成了世界各国体育界中长跑、马拉松、竞走等耐力项目的训练“宝地”。 另外高原地区接受太阳辐射多，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高原区水的沸点低于100℃，如用普通饭锅煮饭，则会夹生。 高差小是高原与山脉的不同之处，尽管其产生方式可以相同。不过，高原地区易受河流和冰川的侵蚀和切割。古老的褶皱山系受到侵蚀之后，隆起成为高原，于是开始再一次经受侵蚀作用。例如∶比利时的亚耳丁、斯堪的那维亚的菲耶尔德(Fjeld)高原以及阿帕拉契山系内的阿利根尼-坎伯兰高原。在其他地方，切割作用更加彻底，所以原始的高原表面几乎没有什么残馀。这种原始表面是从一致的峰高推断出来的，所以，对于是否有这样的侵蚀面存在，已经在地貌学者当中引起了争论。苏格兰高地就是这样一个地区，那里已假定有原始侵蚀面，但个别几个平面是否存在常有争论。除了对选定侵蚀面提出问题以外，隆起的地区还可能经历过严重的翘曲作用，因而我们无法肯定是先前的一个海拔低的平原隆起的结果。 在干旱和干旱地区，切割作用常导至形成平板状地体，尤其是如有坚固的盖顶岩石存在的话。这就是美国西南部典型的边疆景色，那里的原始地面已被侵蚀成为台地和地垛(较小的平顶山)。由于地势高，高原常造成其独有的局部气候。在盆地和山脉地形中，高度连同周围大山造成的遮雨效应一起发生作用，产生出乾旱和半乾旱环境。形成年代较短的高原一般比较平坦，而年代较长的则因长期受风化侵蚀，比较低矮，而看起来和山地一样。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西端实际就是这种像山的高原，或称台地。 青藏高原的形成 青藏高原有确切证据的地质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5亿年前的奥陶纪，其后青藏地区各部分曾有过不同资料的地壳升降，或为海水淹没，或为陆地。到2.8亿年前（地质年代的早二叠世），现在的青藏高原是波涛汹涌的辽阔海洋。这片海域横贯现在欧亚大陆的南部地区，与北非、南欧、西亚和东南亚的海域沟通，称为“特提斯海”、或“古地中海”，当时特提斯海地区的气候温暖，成为海洋动、植物发育繁盛的地域。其南北两侧是已被分裂开的原始古陆（也称泛大陆），南边称冈瓦纳大陆，包括现在的南美洲、非洲、澳大利亚、南极洲和南次亚大陆；北边的大陆称为欧亚大陆，也称劳亚大陆，包括现在的欧洲、亚洲和北美洲。 2.4亿年前，由于板块运动，分离出来的印度板块以较快的速度向北移动、挤压，其北部发生了强烈的褶皱断裂和抬升，促使昆仑山和可可西里地区隆生为陆地，随着印度板块继续向北插入古洋壳下，并推动着洋壳不断发生断裂，约在2.1亿年前，特提斯海北部再次进入构造活跃期，北羌塘地区、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横断山脉脱离了海浸；到了距今8000万前，印度板块继续向北漂移，又一次引起了强烈的构造运动。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地区急剧上升，藏北地区和部分藏南地区也脱离海洋成为陆地。整个地势宽展舒缓，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其间有广阔的平原，气候湿润，丛林茂盛。高原的地貌格局基本形成。地质学上把这段高原崛起的构造运动称为喜马拉雅运动。青藏高原的抬升过程不是匀速的运动，不是一次性的猛增，而是经历了几个不同的上升阶段。每次抬升都使高原地貌得以演进。距今一万年前，高原抬升速度更快，以平均每年7厘米速度上升，使之成为当今地球上的“世界屋脊”。 青藏高原的形成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9个发展阶段 （1）震旦纪时期：青藏高原分为古冈瓦纳大陆与祁连海两个主体，古冈瓦纳大陆处于西边，即现在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和唐古拉山脉一带，祁连海位处青藏高原东部，即现在的昆仑山脉与祁连山山脉一带； （2）寒武纪到奥陶纪时期：古冈瓦纳大陆下沉，祁连海向其扩展，原特提斯洋范围大大收缩； （3）奥陶纪到志留纪时期：古冈瓦纳大陆进一步下沉，祁连海逐渐消失，原祁连海位置抬升； （4）泥盆纪到二叠纪：出现冈瓦纳古陆和中特提斯海洋及欧亚大陆，青藏高原中部再次下沉为海洋； （5）二叠纪到三叠纪：原祁连海中部和东部一带再次上升为大陆，西部则下沉为深海，冈瓦纳古陆的浅海与其相连； （6）侏罗纪：中特提斯海已抬升为陆地，海洋向西部和北部扩张，形成新特提斯； （7）侏罗纪到白垩纪：新特提斯收缩，拉轨岗日首先隆起，南面形成小面积的海域； （8）白垩纪到早第三纪：新特提斯全部闭合，欧亚大陆基本成型； （9）第三纪：由于欧亚板块激烈碰撞，促使大规模的火山和地震的活动，使青藏高原的抬升急剧加剧。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其边缘的喜马拉雅山8848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但是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高大的，据地质学家考证，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一带原来是一片大海，后来大陆板块碰撞抬升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并且这最高的高原和山脉在地质历史时代还处在婴儿期，还会继续增高。 黄土高原的形成 印度板块向北移动与亚欧板块碰撞之后，印度大陆的地壳插入亚洲大陆的地壳之下，并把后者顶托起来。从而喜马拉雅地区的浅海消失了，喜马拉雅山开始形成并渐升渐高，青藏高原也被印度板块的挤压作用隆升起来。这个过程持续6000多万年以后，到了距今大约240万年前，青藏高原已有2000多米高了。 地表形态的巨大变化直接改变了大气环流的格局。在此之前，中国大陆的东边是太平洋，北边的西伯利亚地区和南边喜马拉雅地区分别被浅海占据着，西边的地中海在当时也远远伸入亚洲中部，所以平坦的中国大陆大部分都能得到充足的海洋暖湿气流的滋润，气候温暖而潮湿。中国西北部和中亚内陆大部分为亚热带地区，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沙漠和戈壁。 然而东西走向的喜马拉雅山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团的向北移动，久而久之，中国的西北部地区越来越干旱，渐渐形成了大面积的沙漠和戈壁。这里就是堆积起了黄土高原的那些沙尘的发源地。体积巨大的青藏高原正好耸立在北半球的西风带中，240万年以来，它的高度不断增长着。青藏高原的宽度约占西风带的三分之一，把西风带的近地面层分为南北两支。南支沿喜马拉雅山南侧向东流动，北支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开始向东流动，这支高空气流常年存在于3500—7000米的高空，成为搬运沙尘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由于青藏高原隆起，东亚季风也被加强了，从西北吹向东南的冬季风与西风急流一起，在中国北方制造了一个黄土高原。 在中国西北部和中亚内陆的沙漠和戈壁上，由于气温的冷热剧变，这里的岩石比别处能更快地崩裂瓦解，成为碎屑，地质学家按直径大小依次把它们分成：砾(大于2毫米)，沙(2—0.05毫米)，粉沙(0.05—0.005毫米)，黏土(小于0.005毫米)。黏土和粉沙颗粒，能被带到3500米以上的高空，进入西风带，被西风急流向东南方向搬运，直至黄河中下游一带才逐渐飘落下来。 二三百万年以来，亚洲的这片地区从西北向东南搬运沙土的过程从来没有停止过，沙土大量下落的地区正好是黄土高原所在的地区，连五台山、太行山等华北许多山的顶上都有黄土堆积。当然，中国北部包括黄河在内的几条大河以及数不清的沟谷对地表的冲刷作用与黄土的堆积作用正好相反，否则的话，黄土高原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厚度不超过409.93米。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也是沙土的沉降区，但是这里是一个不断下沉的区域，同时又发育了众多河流，所以落下来的沙子要么被河流冲走，要么就被河流所带来的泥沙埋葬了。 中国古籍里有上百处关于“雨土”、“雨黄土”、“雨黄沙”、“雨霾”的记录，最早的“雨土”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50年：天空黄雾四塞，沙土从天而降如雨。这里记录的其实就是沙尘暴。 雨土的地点主要在黄土高原及其附近。古人把这类事情看成是奇异的灾变现象，相信这是“天人感应”的一种征兆。晋代张华编的博物志中就记有:“夏桀之时，为长夜宫于深谷之中，男女杂处，十旬不出听政，天乃大风扬沙，一夕填此空谷。” 1966—1999年间，发生在我国的持续两天以上的沙尘暴竟达60次。中科院刘东生院士认为，黄土高原应该说是沙尘暴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积累了过去几百万年以来沙尘暴的记录。中国西北部沙漠和戈壁的风沙漫天漫地洒过来，每年都要在黄土高原上留下一层薄薄的黄土黄土高原的开发 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一带曾是中华民族祖先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曾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古代夏、周、秦朝的文化都是在这里孕育成长的。 今天的黄土高原包括陕、甘、宁、晋、豫、青和内蒙古7个省、自治区的大部分或一部分，共有200多个县，总面积约59.9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8亿亩，人口近7000万。在这个广大地区内，约有43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水土流失严重，每年每平方公里的水土冲刷量，由几千吨到1万吨。据调查估计，每年要从地面冲蚀掉0.5厘米的肥沃土壤。这个地区的耕地约2亿亩，由于长期水土流失的结果，使自然环境、生产条件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落后，部分地区亩产粮食只有30～50斤。1977年7月，一场150多毫米的暴雨酿成的洪水从附近高地毫无阻拦地直泄而下，曾经淹没了大半个延安城。有人估计，黄土高原年平均侵蚀模数（每年在单位面积内流失的泥沙量）一般为每平方公里5000～15000吨，陕西北部和山西北部的一些地方甚至高达每平方公里15000～30000吨。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达16亿吨以上。由于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不仅严重危害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而且还严重地威胁着黄河的安全，使黄河下游的河床不断淤高，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悬河”目前黄河下游河床已高出地面3～8米，有的地方高达12米，早已高过开封城墙，严重威胁着下游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黄土高原在地形上，主要可以分为3个部分。 （1）六盘山以西甘肃中部的高原，海拔约2000米左右。高原中有若干狭窄的河谷平原，如兰州附近的黄河谷地，临洮附近的洮河谷地等，都是高原中最富庶的地方。当我们漫步于黄土高原时，你还会看到在那麦黍油油的农田下方，有着一排排整齐的窑洞，那就是黄土高原上一部分农民的居所。 （2）陕西北部的高原，海拔约800～1000米，地势较低，四周有更高的山岭环绕着，在构造上成为盆地，所以许多地理、地质学家又把它称为陕北盆地。陕北高原的东面隔着黄河有山西的吕梁山；西面是甘肃的六盘山，高度都超过2000米以上；南面铜川和宜君间的山地海拔仅1200～1500米；北面与毛乌素沙漠相通，没有显著的界线，但靖边以北的白于山海拔达2000米，可以看作高原的北界。陕北高原的平缓地面上间或有较高的石山兀立，海拔约1100～1400米。陕北高原的地层大部分是水平的，河流的侵蚀作用表现得特别强烈。 （3）在太行山与吕梁山之间为山西高原。山西高原因有许多断层和局部盆地，地形比陕北和甘肃高原更为复杂。太行山东坡陡峭，向西平缓倾斜，实际上构成了山西高原的一部分。山西高原的东部边缘海拔2000米以上，向西渐渐降低，所以高原地面海拔多在1500～2000米之间。这个高原上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局部盆地，如平定、沁县、长治等盆地。吕梁山的形状与太行山相似，最高山峰海拔在2500米以上，整个山岭也是东坡峻巍，西坡缓斜，渐与陕北高原相连接。介于吕梁山与太行山之间的山西中部有一条狭长的低地，海拔400～800米，从太原一直伸展到晋西南黄河河岸。其中太原附近的平地范围最广，长约150公里，宽约50公里，构成山西高原中最大的局部盆地。低地大致与太行山和吕梁山的走向平行，而汾河循着这个低地流入黄河，因此把这个低地称为汾河低地。因低地两侧常有显著的断层，所以从地质构造上看，汾河低地实在是一个典型的地堑。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于黄土高原的治理和开发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生产方针和治理措施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使黄土高原面貌的改变较慢。国家有关部门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初步提出了今后在西北黄土高原建设上所要采取的方针。对于占黄土高原相当大的面积、水土流失又最严重的丘陵沟壑地区，应以林牧为主，农林牧全面发展，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并按照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把黄土高原划分为4个不同类型的区域： （1）农业区，包括渭北、陇东、晋中、延安市以南等一些地方。这里属于半湿润温和与寒温气候，年降水量500～600毫米，年平均气温10℃以上，塬面较多，生产潜力较大。这些地区应主要发展农业，做到粮食自给有余，部分县应建成商品粮、棉、油基地。要积极营造护田林、护坡林，在源面和丘陵缓坡地区适当种植牧草，发展养畜业。 （2）林牧区，包括陇南、宁南、晋西北、延安市以北等地区的丘陵沟壑地带。这里属于森林草原及其向草原过渡的地带，半干燥寒温气候，年降水量400～500毫米，水土流失十分严重；东部与风沙区临界，已受到风蚀威胁；开垦的面积很大，植被遭受严重破坏；农业受地形和气候影响，产量低而不稳。这个地区应以植树种草，发展林牧业为主，在“川”台地及缓坡上适当修建基本农田，争取在常年情况下粮食自给。 （3）牧区，包括陇中、宁南、晋西北、榆林北部、内蒙古北部的一些地方。这里属于草原带和荒漠草原带，半干燥寒冷气候，年降水量多数在400毫米以下，冬季长而寒冷，春夏多旱多风，土质沙性大，风蚀和水蚀都很严重，作物生长期短，发展农业的不利条件较多。这个地区应主要发展畜牧业，大力营造防风林、放牧林，适当发展农业，粮食争取基本自给。 （4）林区，包括子午岭、黄龙山、崂山、乔山、六盘山、陇山附近各县的部分地区和吕梁山区的一部分地方。这里降水量较多，地势较高，多数为土石山地，土层较薄，现在还残存一些次生林。这个地区应以林为主，严格保护现有林区，积极发展水源林以保障这个地区农牧业的发展。 总之，高原的主要农作物是青稞，它是大麦的一种；特有的牲畜是牦牛，连同藏山羊、藏绵羊是青藏高寒牧区的三大主要牲畜。黄土高原应当根据不同类型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情况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分别制定农林牧生产的发展区划和实施规划，要以水土保持为中心，改土与治水结合，治坡与治沟结合，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结合，积极建设基本农田，大力造林种草，以中小流域为单位，集中治理和连续治理，这样就一定能够加速对黄土高原地区的综合治理和合理开发。

中国笛子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先辈们点燃篝火，架起猎物，围绕捕获的猎物边进食边欢腾歌舞，并且利用飞禽胫骨钻孔吹之（用其声音诱捕猎物和传递信号），也就诞生了出土于我国最古老的乐器——骨笛。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骨哨、骨笛（距今约七千年）、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7孔贾湖骨笛（距今约9000年）是世界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黄帝时期，即距今大约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生长着大量竹子，开始选竹为材料制笛，《史记》记载：“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豀、斩而作笛，吹作凤鸣”，以竹为村料是笛制的一大进步，一者竹比骨振动性好，发音清脆；二者竹便于加工。秦汉时期已有了七孔竹笛，并发明了两头笛，蔡邕、荀勖、梁武帝都曾制作十二律笛，即一笛一律。 笛在古代称为“篴”。到了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有：“笛，七孔，竹筩也”的记载。 1978年，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两支竹篪，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支竹笛，出土的篪和古籍中记载的汉篪，除长度略有出入外，其他形制完全相同；出土的笛除与记载相同外，并在墓内的竹筒上写有篪的字样，显然是古代竹笛，古代的篪和笛非常相似，历来有人篪、笛不分，说成是同一乐器，实际是有区别的。从出土篪、笛可以看出：篪， 6孔，闭口，能奏五声加一变化音，全身髹（xiū）漆；笛， 笛子7孔，开口，能奏七声加两个变化音，不髹漆。战国时，篪是祭神或宴亭时演奏的主要旋律乐器之一，笛也非常流行，屈原学生宋玉的《笛赋》中也曾讲到当时南方的笛，与今日之笛已十分相像。 笛在汉代前多指竖吹笛，秦汉以来，笛已成为竖吹的箫和横吹的笛的共同名称，并延续了很长时期。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传入横笛，亦称“横吹”。它在汉代的鼓吹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两支竹笛，都属横吹类的笛乐器。 北朝时，笛子不仅极为普遍，而且有所发展，形制、长短、粗细变化较大。到了北周和隋代，开始有了“横笛”之名。隋朝后期，出现了能演奏半音阶的十孔笛。 从唐代起，笛子还有大横吹和小横吹的区别。同时，竖吹的篪才被称为箫，横吹则称之为笛。唐朝吕才，制“尺八”，竖吹，并传入日本；在古都奈良的正仓院中，珍藏着我国盛唐时期制作的4支横笛。其中有牙和雕石横笛各一支，竹质的两支，它们长短不同，但都开有7个椭圆形音孔。刘系作七星管笛，蒙膜助声，是为笛加膜的第一人。 在晋时已有竖笛，吹头加一木头，使气从缝隙中通过，射向两哨孔边陵发音。 宋笛制多样，有叉手笛、龙颈笛、十一孔的小横吹、九孔的大横笛、七孔玉笛等等。 元朝以后笛子与现在类似，由于戏曲的蓬勃发展，笛子成为很多剧种的伴奏乐器，并按伴奏剧种不同分为两类：梆笛和曲笛。 20世纪六十年代，赵松庭发明排笛，将2至4根不同调的笛子扎在一起，音域可扩大三个八度以上，音乐富于变化，易于演奏。 笛子虽然短小简单，但它却有七千年的历史。大约在四千五百多年前的时候，笛子由骨制改为竹制。在公元前1世纪末汉武帝时，笛子称为"横吹",它在当时的鼓吹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7世纪开始，笛子又有了改进，增加了膜孔，使它的表现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演奏技术也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到了10世纪，随着宋词元曲的崛起，笛子成了伴奏吟词唱曲的主要乐器，在民间戏曲以及少数民族剧种的乐队里，笛子也是不可缺少的乐器。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笛子的起源非常古老。很久以前，我国就有关于“笛子”的记载。 《风俗通》记载为汉武帝时丘仲制笛。马融《长笛赋》则说是出自羌，本四孔，京房加一孔、 《说文》在诠释“笛”字时说：“笛，七孔篇，羌笛三孔。”《乐府杂录》的记载更干脆： “笛，羌乐也。”杜佑的《通典》中也有“汉灵帝好胡笛”的记录……从这些材料看来，关于笛的起源问题，已不能详号、笛这一管乐器的来历，尽管有很多说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汉朝时张骞通西域后，从新疆、中亚细亚一带传入。笛在外国起源同样很古老，最值得我们注目的是公元14至15世纪间，西班牙殖民者将秘鲁等地的固有文化做了最彻底的摧毁、在这以前，秘鲁本地的印第安人建立了“印加王国”，印加人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考古学家在出土的印加文物中发现，印加人拥有各式各样的乐器，其中就有很多笛子，而且还有由不同材料(如兽骨和陶土）精工制造的笛、从地理环境看，这些笛和其他乐器，都是印加人的创造，不大可能由另外什么地方传来。由此看来笛确实是一个极古老的民间乐器。

网上可以查到很多资料不过我想你如果要写出有血有肉的东西我建议你亲自去安塞去考察一次

青藏高原人文资源概览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政区上辖青海和西藏二省，不仅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生态价值，还拥有独具特色的人文资源。得益于高原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雪域文化和高寒气候，藏民族在这里世代繁衍生息，发展了独特的宗教、历史、民俗、建筑、医药、语言文字、手工艺和民族民俗等高原文化。在三万年前左右，青藏高原就开始有人类活动。除了一些分布在河谷地带外，主要集中在藏北高原和青海的湖区。例如，藏北的第二大湖色林错和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都发现了十分重要的石器遗址。而西藏的山南地区更是整个藏文化的发源地，桑耶寺、雍布拉康等记载着松赞干布之前的三十二代藏王对西藏政治和宗教的经营。西藏自古以来就与中原汉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此后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先后入藏，更是加快了藏汉文化交流。1268年、1287年和1334年，元朝中央还曾三次派官员在西藏清查户口，设立驿站。连通青藏的“唐蕃古道”和川藏交汇的“茶马古道”也因此成为整个青藏高原对外文化交流的承载体，至今还保留着大量文化遗址。 公元10世纪后期，佛教传入青藏高原后与高原原始苯教斗争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并发展形成了许多教派，主要的有：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宗教迅速对整个高原人文资源形成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色拉寺等一大批寺庙和宗教建筑相继出现，寺院文化、神山圣湖为主的宗教文化广泛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整个高原的建筑、文化、民俗、政治等也开始刻上宗教的痕迹。青藏历史悠久，流传着大量的典故和传说，以口头传授的形式代代相传，如传奇史诗《格萨尔王传》就是藏文学中的瑰宝。直到吞弥·桑布扎发明藏文，这些文化遗产的保留沿袭也有上千年了。高原的语言文字和传说典故都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医药也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早在公元前3世纪，藏族就有了“有毒必有药”的哲理性论据。历史悠久的放血法、火疗法、涂摩疗法等藏医传统和《四部医典》等经典医著独具高原特色，藏药更以它的纯天然、无污染、纯净高效而成为人们首选的绿色药品。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还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高原民俗民族传统文化，包括衣食住行、民族歌舞、民族服饰、民族节日、民族手工艺等。具有民族特色的藏粑、青稞酒等饮食传统，雪顿节、藏历年等民族节日，紧张热烈的草原赛马会，唐卡、藏刀等民族手工艺造就了多彩的民族风情。青藏高原海是歌舞的海洋，这里居住的藏、蒙、回等民族天生能歌善舞。藏族谚语说：会说话的就会唱歌，会走路的就会跳舞。现在，高原的天籁之音和曼妙舞姿依然备受欢迎。青藏高原的人文资源，沿袭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生态文化，在宗教和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下，依然保留着雪域文化和高原文化的原貌。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以黄山作为主题，详细的描述自己看到的美景进行描述和感叹，最后进行总结。正文：

国庆前夕，爸爸妈妈决定带着我去享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我非常兴奋，因为曾听人说过，黄山有四绝：奇松，云海，怪石，冬雪，每一绝都美不胜收。

坐在旅游车上，一路前行，我的心却早已飞到黄山了。车子行驶了五个小时，终于来到了如诗如画的黄山脚下。

我们先来到了“棠越牌坊群”，这里有七座牌坊，雄伟壮观，是全国罕见的牌坊最多的地方。这七座牌坊都是当年皇上特批为鲍氏家族而建的，每一座牌坊都有一段感天动地的故事。

第二天凌晨三点多，我们就被导游叫醒，要坐索道上山。如果说赶着去乘索道的人络绎不绝，那么等索道的人真可谓人山人海了。等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才如愿坐在索道车厢中。低头向下看，一千多米高的悬崖深涧，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但头一次乘坐索道的新奇很快压倒了害怕。

下了索道我们就直奔光明顶，光明顶海拔1860米，地势平坦，是赏云海的最佳地方。天还麻麻亮，山里非常冷，虽然穿着几件厚衣服，但还是被冻得手脚僵硬，有些人甚至长吁短叹：“我们花钱买罪受啊！”但登上光明顶，每个人都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

放眼望去，巍峨峻拔的山重重叠叠，山下全是悬崖峭壁，浓雾弥漫在四周，雄伟的高山若隐若现，犹如仙境一般。这雾好像山爷爷呼出的热气，又犹如仙女的白衣裙，缠绵悠长，柔软滑爽。俯视山下，奶白色浓浓的云海，一眼望不到边。

黄山上的石更是千奇百怪，座座石山，没有人工打磨，却胜似人工打磨，它们的造型，鬼斧神工，壮丽雄伟，有的像调皮捣蛋的猴子，有的似婀娜多姿的美女，有的如历尽沧桑的老人……

黄山的松称四绝之首，探海松，黑虎松，连理松，龙爪松等姿态各异，但最著名的还是迎客松。迎客松位于玉屏峰左侧，倚青狮石破石而长，树高10米，胸径0.64米，树的年龄已有一千年了。

瞧，它一则树枝伸出，好像在欢迎远来的客人，又好像在为人们指路，它的顽强不屈，生生不息，在石山中茁壮成长，它经过多少磨练，无人知晓，但我们知道它是坚强的代表！

黄山之旅让我享受了一场视觉的盛宴，但更让我赞叹的是大自然造化之神奇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