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论文

1.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主要矛盾是：1.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2.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历史任务是：1.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2.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2.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落伍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是自给经济，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中国封建政府还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内部，缺乏促使工业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有效机制，造成封建经济发展的迟滞。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和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保守性日益增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入佛教、道教和法家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是社会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政治经济危机。18世纪的中国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危机四伏，而且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而工业革命使许多西方国家迅速强大，因此中国与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近代中国社会因此而落伍了。3.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列强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并享有一系列的特权，使中国丧失了主权，进而在中国形成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局面，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勒索白银2100万银元，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有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是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天津条约》又开放了10个口岸，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需要重新课税，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北京条约》割九龙半岛南端的九龙司，开放天津；《中葡会议草约》规定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 《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勒索白银2亿两，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中俄《爱晖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改定条约》以及以后五个勘界议定书等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等12处“留兵驻守”，勒索到4.5亿两白银，强迫清政府作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对它们的组织的承诺，并规定清政府各级官员如对人民反抗斗争“弹压惩办”不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中美《望厦条约》取得并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这些条约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使资本帝国主义渗透入中国社会，使中国社会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4.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意义:(1)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2)它建立了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分配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措施；《资政新篇》主张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主张，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3)太平天国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也是前所未有的。(4)太平天国起义还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5)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其他回答 按时间排序 按投票数排序0ctz20000 2009-2-24 20:46:09 60.180.80.* 举报 “浅谈“洋务运动””“试谈中日关系 ”电脑硬件安全 2009-7-13 11:33:27 121.18.71.* 举报 南京！中国近代史最为屈辱的记忆直面才会强国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2周年祭，感念中国新派导演陆川先生为大家奉献的大片《南京！南京》小看了一些花絮和简介，被震撼作为中国人我们就是不能忘记历史，以史为鉴。而且应该尽可能的真实的还原历史真相，这不是揭短和挖伤疤，记得此片一直在有关当局的审核中被冠以过于血腥不能发行，我不禁想问72年前的场面比这个不知恐怖和血腥多少倍，那么多的遇难同胞经受过何等残酷的对待。作为一个艺术的表现形式电影能血腥到什么程度，就是再血腥我想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血粼粼的教育和冲击，我们连这个都承受不了何以面对当今的诸多挑战？何以只在每年的哪些特殊日子做一些表面的文章。我们最大限度的还原和展现历史真相是为激起全民族的血性和斗志，这段耻辱我们是如何也不能轻易的遗忘和废弃，因为这是近代中国史上中国所经受的最为野蛮和伤痛血腥的外夷侵略史，其中深刻的教益我们罄竹难书，我们有何必对一部电影遮遮掩掩，万般限制。中国历来以文明礼仪之邦自居，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也不嗜血成性。可是对于民族曾经经受过的屈辱和苦难，我们应该是警钟长鸣、居委思安。倭人们都可以对他们的民族灌输所谓的武士道精神，他们是用活人和活体作为教材，至今甚至连一个最为真诚的反省和道歉都没有，甚至还在公然的在靖国神社供奉着当年对中华民族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还在不停地篡改教科书虎视眈眈的在我南海区域兴风作浪。我们何以胆小到连一部电影过于血腥作为话题不让其公映？我真的不明白我们在遮掩什么能遮掩什么？要知道没有过去的耻辱就没有今日的奋发图强国事渐胜，每个民族都是在屈辱中进行反省才迎头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是如此。我们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真相不是挑衅也不是露丑而是时刻的在头顶悬一把耻辱之剑提醒和教育我们强而更强。因为现代人太容易忘记过去的痛苦了，正所谓好了伤疤就忘痛，还有一些人有奶就是娘，更有一些人稍见成就，就高高在上分不清状况。要知道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并没有多久一直是在磕磕绊绊中摸索前行，70后的人群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见证。所以以愚之见陆川导演的最新力作绝非一般题材影片翻拍的泛泛之作，而是高屋建瓴的一面文艺旗帜，在当今这个喧嚣的世界来说意义非同凡响。少拍一些三国、水浒、红楼、射雕之类的重复题材吧！多些些南京！南京！之作了民族之大幸矣。历史是一面镜子时刻警惕才能国运昌盛，就犹如最近热播的《郑和下西洋》一样，这才是中华民族最应弘扬和表率的精神。我们太需要了0henancbc 2009-10-5 20:32:01 122.78.77.* 举报 中国的近现代史, 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 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是中国的现代史。这个定义极其重要, 它解决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学科范围这个学界长期讨论、并未完全取得共识的问题。1949年以来,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分界, 长期存在分歧。范文澜、刘大年等一向主张, 应该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 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但是更多的学者坚持以1919年为界, 把此前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 此后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这样的分法, 在20世纪50一60年代有一定的理由, 但是, 它最明显的缺点, 是把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分割开来了。1997年, 胡绳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创刊百期的时候, 明确提出应把1840一1949年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我本人随后在年发表长文, 论证了把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必要性。这篇文章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同的意见还是存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明确分期, 不仅可以使中国的大学生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有正确的分期概念, 而且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统一认识, 有极大的好处。它有可能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主流认识。这种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分期, 对于正确认识近代中国时期的历史性质和现代中国时期的历史性质, 是非常必要的。第二, 明确了中国近现代史不同历史时期的主题。中国近代史是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 是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 也就是说, 通过反帝反封建赢得民族独立, 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现代史是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 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可以说, 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中国现代史的主题。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有着不同的历史主题, 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个认识, 我们对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就有了认识的基础大学生领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 人民群众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就有了历史学的基础。第三,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正确阐述了近代历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 关照了历史发展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面向, 是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模范。学术界有一些论著主张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现代化的历史, 应用所谓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教材没有采用这种观点。这是符合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的观点的, 是符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 是符合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从历史观的角度来说, 单纯的革命史观, 简单的现代化史观, 都不是研究和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的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是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正确的史观。因此, 这部教材对于大学生确立正确的历史观, 是极有帮助的。第四, 通过正确的史实分析, 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进程, 阐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的基本问题, 说明了探索的曲折性以及探索所取得的非凡成就。通过这一历史分析, 可以坚定大学生对现代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 坚定他们对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性的认识, 坚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正确性的认识, 也能帮助他们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毗而就的, 是要通过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这样的认识, 对于培养和造就大批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人才, 是极其重要的。总之, 这部历史教材, 通过持久的教学努力, 必将对于培养我国未来人才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 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 它对于中学历史教科书, 特别是中学中国近现代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对于排除一些干扰和杂音, 也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