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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主要矛盾是：1.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2.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历史任务是：1.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2.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2.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落伍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是自给经济，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中国封建政府还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内部，缺乏促使工业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有效机制，造成封建经济发展的迟滞。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和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保守性日益增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入佛教、道教和法家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是社会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政治经济危机。18世纪的中国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危机四伏，而且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而工业革命使许多西方国家迅速强大，因此中国与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近代中国社会因此而落伍了。3.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列强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并享有一系列的特权，使中国丧失了主权，进而在中国形成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局面，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勒索白银2100万银元，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有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是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天津条约》又开放了10个口岸，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需要重新课税，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北京条约》割九龙半岛南端的九龙司，开放天津；《中葡会议草约》规定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 《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勒索白银2亿两，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中俄《爱晖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改定条约》以及以后五个勘界议定书等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等12处“留兵驻守”，勒索到4.5亿两白银，强迫清政府作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对它们的组织的承诺，并规定清政府各级官员如对人民反抗斗争“弹压惩办”不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中美《望厦条约》取得并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这些条约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使资本帝国主义渗透入中国社会，使中国社会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4.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意义:(1)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2)它建立了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分配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措施；《资政新篇》主张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主张，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3)太平天国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也是前所未有的。(4)太平天国起义还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5)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其他回答 按时间排序 按投票数排序0ctz20000 2009-2-24 20:46:09 60.180.80.* 举报 “浅谈“洋务运动””“试谈中日关系 ”电脑硬件安全 2009-7-13 11:33:27 121.18.71.* 举报 南京！中国近代史最为屈辱的记忆直面才会强国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2周年祭，感念中国新派导演陆川先生为大家奉献的大片《南京！南京》小看了一些花絮和简介，被震撼作为中国人我们就是不能忘记历史，以史为鉴。而且应该尽可能的真实的还原历史真相，这不是揭短和挖伤疤，记得此片一直在有关当局的审核中被冠以过于血腥不能发行，我不禁想问72年前的场面比这个不知恐怖和血腥多少倍，那么多的遇难同胞经受过何等残酷的对待。作为一个艺术的表现形式电影能血腥到什么程度，就是再血腥我想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血粼粼的教育和冲击，我们连这个都承受不了何以面对当今的诸多挑战？何以只在每年的哪些特殊日子做一些表面的文章。我们最大限度的还原和展现历史真相是为激起全民族的血性和斗志，这段耻辱我们是如何也不能轻易的遗忘和废弃，因为这是近代中国史上中国所经受的最为野蛮和伤痛血腥的外夷侵略史，其中深刻的教益我们罄竹难书，我们有何必对一部电影遮遮掩掩，万般限制。中国历来以文明礼仪之邦自居，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也不嗜血成性。可是对于民族曾经经受过的屈辱和苦难，我们应该是警钟长鸣、居委思安。倭人们都可以对他们的民族灌输所谓的武士道精神，他们是用活人和活体作为教材，至今甚至连一个最为真诚的反省和道歉都没有，甚至还在公然的在靖国神社供奉着当年对中华民族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还在不停地篡改教科书虎视眈眈的在我南海区域兴风作浪。我们何以胆小到连一部电影过于血腥作为话题不让其公映？我真的不明白我们在遮掩什么能遮掩什么？要知道没有过去的耻辱就没有今日的奋发图强国事渐胜，每个民族都是在屈辱中进行反省才迎头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是如此。我们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真相不是挑衅也不是露丑而是时刻的在头顶悬一把耻辱之剑提醒和教育我们强而更强。因为现代人太容易忘记过去的痛苦了，正所谓好了伤疤就忘痛，还有一些人有奶就是娘，更有一些人稍见成就，就高高在上分不清状况。要知道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并没有多久一直是在磕磕绊绊中摸索前行，70后的人群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见证。所以以愚之见陆川导演的最新力作绝非一般题材影片翻拍的泛泛之作，而是高屋建瓴的一面文艺旗帜，在当今这个喧嚣的世界来说意义非同凡响。少拍一些三国、水浒、红楼、射雕之类的重复题材吧！多些些南京！南京！之作了民族之大幸矣。历史是一面镜子时刻警惕才能国运昌盛，就犹如最近热播的《郑和下西洋》一样，这才是中华民族最应弘扬和表率的精神。我们太需要了0henancbc 2009-10-5 20:32:01 122.78.77.* 举报 中国的近现代史, 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 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是中国的现代史。这个定义极其重要, 它解决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学科范围这个学界长期讨论、并未完全取得共识的问题。1949年以来,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分界, 长期存在分歧。范文澜、刘大年等一向主张, 应该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 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但是更多的学者坚持以1919年为界, 把此前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 此后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这样的分法, 在20世纪50一60年代有一定的理由, 但是, 它最明显的缺点, 是把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分割开来了。1997年, 胡绳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创刊百期的时候, 明确提出应把1840一1949年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我本人随后在年发表长文, 论证了把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必要性。这篇文章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同的意见还是存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明确分期, 不仅可以使中国的大学生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有正确的分期概念, 而且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统一认识, 有极大的好处。它有可能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主流认识。这种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分期, 对于正确认识近代中国时期的历史性质和现代中国时期的历史性质, 是非常必要的。第二, 明确了中国近现代史不同历史时期的主题。中国近代史是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 是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 也就是说, 通过反帝反封建赢得民族独立, 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现代史是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 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可以说, 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中国现代史的主题。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有着不同的历史主题, 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个认识, 我们对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就有了认识的基础大学生领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 人民群众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就有了历史学的基础。第三,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正确阐述了近代历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 关照了历史发展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面向, 是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模范。学术界有一些论著主张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现代化的历史, 应用所谓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教材没有采用这种观点。这是符合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的观点的, 是符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 是符合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从历史观的角度来说, 单纯的革命史观, 简单的现代化史观, 都不是研究和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的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是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正确的史观。因此, 这部教材对于大学生确立正确的历史观, 是极有帮助的。第四, 通过正确的史实分析, 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进程, 阐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的基本问题, 说明了探索的曲折性以及探索所取得的非凡成就。通过这一历史分析, 可以坚定大学生对现代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 坚定他们对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性的认识, 坚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正确性的认识, 也能帮助他们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毗而就的, 是要通过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这样的认识, 对于培养和造就大批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人才, 是极其重要的。总之, 这部历史教材, 通过持久的教学努力, 必将对于培养我国未来人才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 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 它对于中学历史教科书, 特别是中学中国近现代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对于排除一些干扰和杂音, 也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 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拜访”完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名著呵。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更奇特的是，我似乎是在读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不仅一般道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即可了。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1. 新与旧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熟的。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再拿我们最引以为耻的文革来“说事”。它究竟是历史的逆流畸形，还是革命的继续？我们应从其爆发的原因说起。无论其客观原因（国内左倾，国外“修正”）还是毛泽东的主观原因（打倒官僚主义、建设更加高尚的社会主义）都是大势所定，都是革命进程的因素“作怪”。毛泽东不过是煽风点火（也决非一时头脑发热）,四人帮等不过是添油加醋而已。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2. 农民被抛弃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只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中国农民亦是如此，近代以来，官员致仕不再还乡，农民中有文化有钱财有志向的都纷纷涌向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一些货真价实的土豪劣绅。除了几个戴眼镜的乡村建设者和国家征税征兵时会想到他们外，大多数农民也被抛弃了。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3. 文人的作用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中国近代文人的位置虽然没有这么显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从林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呐喊，就不会有雄狮的觉醒怒吼。4.宗教特征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拖延。”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5.自由与平等本书还有一个重大观点，就是法国人民为了平等，宁愿舍弃自由。“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看出我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在他们眼中，私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思想，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直到最后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力感到心灰意冷，终于抛开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个甜头。”托克维尔说得好：“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中国革命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中央集权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通过以上分析，似乎应该能证明我前面所言非虚了吧。当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但是人们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承认，所以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套用此话，“必须承认，所有这些相似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伟大、激烈的中国革命自然也有自身的原因和特征，不能完全搬用该书来解释比拟，但如果我们想深刻地描述透析中国这场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应该是少不了的楷模和参考
近代中国的报刊业发展始于十九世纪初，即清朝的嘉庆年间。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近代中国的第一份中文报刊的创始人竟然是外国人。1815年8月5日（嘉庆二十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考》（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这份月刊以介绍基督教的教义和宣扬基督教为目的，当然其中也有少量的介绍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它揭开了中国期刊史的序幕，在中文报刊史上它的出现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而且它的地位也是非常之高的。在《察世俗每月统计考》出版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人也开始了自办报刊，但国人办的报刊却一直未曾出现在国人的眼前，相反在华外报一直是中国报刊业的主角。自《察世俗》之后，像《天下新闻》、《万国公报》、《依湿杂说》、《各国消息》、《新闻报》等等的外报一直占据着中国报刊业的市场。作为早期的华文报刊，它们为后来中国人自办报刊提供了范例，但庆幸的是它们并未影响到未来中国报刊业的走势。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外报中不乏好的期刊，比如众所周知的《申报》就是在华外报的杰出代表，由于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申报》被誉为中国现代报纸的开端和标志。至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直到19世纪60年代它们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最早的几份国人自办的报刊都出现在香港。要说中国人最早创办的报纸当属《中外新报》，它的前身是1857年11月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大约在1865年初改名为《中外新报》。作为国人创办的近代第一份报纸，《中外新报》算是发行比较长的报纸，直到1919年才停刊。在《中外新报》出版后的第七年，即1872年4月，香港又出现了一家华人主办的报纸----《华文日报》，这份由陈霭亭先生创办的报纸以向国人灌输世界新知识、让侨胞了解国内政俗为目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该报成为香港众所周知的大报。此后的1874年2月，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该报以政论见长，十九世纪末，更形成了争论报刊主流。它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宣传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报纸，因而《循环日报》成为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报纸之一。除香港外，国人在内地也创办了一批报纸，诸如广州的《羊城采新实录》（1872年创刊）、《西国近事汇编》（1873年创刊）、汉口的《昭文新报》（1873年创刊）、上海的《汇报》（1874年6月16日由容闳创办）、《述报》（1884年创刊）、《广报》（1886年创刊）等等的一系列报纸，其中的《西国近事汇编》是清末最早的官办近代报刊。在随后的维新运动中近代中国报刊创办更是达到了第一个高潮。由于报刊对于扩大维新变法的思想、推动改良运动的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在1894年至1898年间，在北京、天津、上海、长沙、香港等许多城市出现了百余种报刊，而属于改良派和支持改良运动的报纸就达70多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外纪闻》、《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湘报》、《国闻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在维新运动之后的革命与运动中，也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报刊，这些报刊的出现极大的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增长了人们的见识，这也为之后各个革命的成功和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舆论基础。1900年到1910年间，《选报》、《外交报》、《东方杂志》、《时报》、《政论》等等的报刊层出不穷；1911年到1920年间，以《中华民国公报》《新青年》《晨报》《每周评论》《新潮》《银行周刊》等等报刊较为著名，影响较大；1920年到1930年间，《政治周报》《楚光日报》《热血日报》《汉口民国日报》《中央日报》《中国青年》《世界日报》等等报纸闻名遐迩。这一系列的报刊杂志，成为了中国近代舆论界的主力军，指引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到大革命时期，我国的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也基本定型，中国的新闻界的发展也逐渐步入了正轨。在后期的抗战中，我国舆论界的发展日臻完善并在鼓舞抗日将士的士气，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也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新闻舆论界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此我国的新闻舆论的发展朝着实时、真实、准确的方向发展，而且慢慢的步入了世界报刊业的行列，让国人更好地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融入到了世界这个大的交流圈，促进了我国的全面发展。求采纳，答案我私信发给你了
“落后就要挨打。”在我看来，这个道理贯穿着整个历史。回顾过去，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日寇侵华，无一不在印证着：昔日的中国因为懦弱而受尽欺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强大，也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却不能轻易忘记这些灾难深重的屈辱史，在这段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以号称当时的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在1840年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战败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野蛮和屈辱。 后来，英法在185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此后又陆续有英法俄的《北京条约》、1885年中法的《中法新约》、1894年中日的《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等等。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如果没有这些侵略战争，我想，中国的现状可能要好得多。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不知道让我们中国人倒退了多少年。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建国以后的发展十分迅速，我们几十年里就完成了别的国家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就像我们从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只用了七年的时间，但美国却要花去200年。虽然我们现在和美国、英国等国还有一些差距，但要考虑到两国不同的历史背景。 其实，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像林则徐、关天培、左宝贵、丁汝昌等批爱国将领的涌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造成沉重的打击，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一致，让人民看到了希望。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所以，不必去盲目崇拜美国、日本，我们应该崇拜我们中国人自己。 还记得，小时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社会主义好》，歌词的最后那一句“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相信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听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不是凭空编造的，它们的存在是有依据的。 提到中国，又会忍不住想到让我们全体中国人自豪的“红军长征”。长征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代代相传，就像是保存精神火种一样。 长征途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荡漾，那种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永雄气概，那种互帮互助、亲密团结的合作精神，那种严守纪律、全心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都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前进。但在无数的光环下，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出色的战士，他们或许没有令人们为之称赞的英勇事迹，但“长征精神”在他们身上，同样是熠熠生辉。 在这里叙述一个长征故事——“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 这是发生在红军过草地途中的一个感人故事。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感到无比沉重！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二万五千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了一圈，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走了一圈。我们红军历尽艰难，突破重围，翻雪山，过草地，渡赤水，还要飞夺泸定桥。从 1934年秋开始到1936年10月，这段历程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胜利树立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里程碑。 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历史，给我的带来震撼的不仅仅是长征，还有辛亥革命，百万雄师过长江，五四运动等等。在此就不一一叙述它们给我带来的是如何的感受了。 知史可以明得失。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大多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经验或教训，这对于我们今后的为人处世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史使人明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
●《上海公报》 Sino-US Joint Communique 28 February 1972 中美联合公报 1972年2月28日 《申报》（Shun Pao）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原先全称《申江新报》，创刊于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为英商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防务后，因为《申报》为中国国民党党产而宣布停刊。前后总计经营了78年，共出版25600期。 《新华日报》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1938年1月11日－1947年2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型机关报，它是由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并一直持续至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于1949年4月在南京复刊，1952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机关报北京晚报是北京市最早主办的市级报纸之一， 于1958年3月15日正式创刊，1964年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报头。新闻报》（1893～1949）《新闻报》创刊于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1893年2月17日）。《亚东时报》（1898～1900）《亚东时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七（1898年6月25日）创刊,册报。封面有日、清两方的纪年，署“明治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七日”。《上海新报》（1861～1872）《上海新报》（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创刊于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七日（1861年11月19日），由北华捷报馆创办，字林洋行发行,是上海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张中文报纸。历任主编先后为美国传教士詹美生、华美德、英国牧师傅兰雅和最后一任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字林沪报·晚报》（1895）《字林沪报·晚报》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1895年5月10日）创刊，由字林沪报馆出版发行，创办人蔡云松。该报是上海由中国人最早创办的中文晚报。该报创办时正逢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社会各界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意识增强，商业行情也朝夕不同，因此该报的出现，受到部分市民的欢迎。但该报发行时间不长，原因是当时上海还未兴夜市，商店和洋行一般都在下午5时下班，晚报不能及时送达。报馆虽曾允诺“雇专人递送，五点前准到”，但很难实现，不久停办。具体时间不详。《上海晚报》（1898～?）《上海晚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1898年8月2日）创刊，由时务日报馆和游戏报馆联合发行。创办此报的背景是，当时上海发生法租界扩界酿成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时务日报》揭露法领事馆的阴谋，支持甬人起而斗争，触怒了法总领事，禁止《时务日报》在法租界发行。时务日报馆的叶瀚（浩吾）、汪诒年（仲阁）等联合《游戏报》主编李宝嘉（伯元），创办《上海晚报》，以便更换报名渗入法租界地区。半月后，《时务日报》改名《中外日报》出版，该报曾随《中外日报》附送一天，所载内容就是“演说四明公所全案”。《上海晚报》在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平息后仍继续出版，每天下午五时送报。内容注重上海当地的社会新闻，有《论茶楼》、《论酒馆》、《论公家花园》、《论总会》、《论礼拜堂》等有关上海十里洋场的生活话题，还附载有《滑震笔记》（即福尔摩斯探案）流行性小说。戊戌政变后不久，《上海晚报》停办，原因不详。《通信晚报》（1910～?）《通信晚报》于清宣统二年十月（1910年11月）由沪宁车站附近的进行社创办,宗旨为“捷便靠实，补各日报所不及，并以集各日报之精萃，可省时节力，作茶前酒后之谈笑资料”。该报是专摘各日刊可读性材料的综合性文摘报，没有自己的评论和消息，每天下午出版，专供火车旅客在旅途中阅读消遣。在此之前，进行社曾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间出版过《旅客》周刊，内容有社说、选录、记事、小说等,但刊期较长，对经常乘火车来往于淞沪之间的短途旅客来说，缺少新鲜感，因此增出《通信晚报》,很受旅客欢迎。后来《旅客》周刊停办，进行社集中力量出版《通信晚报》。《通信晚报》同时也在茶肆酒楼和娱乐休闲场所叫卖零售。主笔郭步陶，后成为《新闻报》著名记者。《通信晚报》何时停刊不详。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1868～1907）《中国教会新报》（The News of Churches）创办于清同治七年七月十九日（1868年9月5日），由《中华新报》主笔、英国传教士林乐知出资创办，创办初期目的只为传教。年出50本，聘请两名“秉笔华士”作助手。该报为册报,每期4张,共8页,约7000字,印《圣经》图画。《字林沪报》（1882～1899）《字林沪报》创办于清光绪八年四月初二（1882年5月18日）,日刊。总主笔由《字林西报》总主笔巴尔福兼任，另聘戴谱生、蔡尔康为华人主笔。
诶，大家都一样一样，LS的，你也看MIT噢
和我一样。。同病相怜啊。。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史纲要》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必开课程,它对当代大学生整个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能够引导当代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精选，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
【摘 要】20世纪不仅是五千年古代文明历史的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也同样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幕帘。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妇女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解放的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所以说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于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一、原因背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这样一个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压迫和束缚着她们。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下，政治方面失去自由，经济方面不能独立，妇女仅仅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生活苦不堪言。
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进行了不屑的努力。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妇女就已经参加一些解放运动，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总体来说比较零星分散，没有找到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是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却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接着新文化运动伴着“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做出猛烈的抨击，这中间就有对于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关于旧有观念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战士们同样不惜笔墨，将西方关于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妇女，希望她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人格，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西方，摒弃自卑的心理，投入运动，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热情地呼唤着广大妇女们思想觉醒，“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二、表现特点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从传统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五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
包括在校的女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之前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着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使得她们的身心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女学生在听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却有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校等在内的6个女校的女生积极参与起草了上海学生致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呼吁北京政府“本公理人道，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毋任感祷。”部分女大学生忍耐不住心中的烈火，在当天晚上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一齐冲出学校，在监狱外面示威甚至表示出了可以与男学生一起坐牢的态度，以此向当地政府做出反抗。这便为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迈出了第一步，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操。在此同时，新民学会和觉悟社勇敢地破除封建陈规，在男女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互敬的关系，这种创举也有力地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鼓励了青年的男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进行锻炼，进一步恢复了妇女正当的交际权利。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打破传统男女观念，男女社交公开是极其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的阶层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的藩篱一经冲破，封建礼教再也不可能恢复它无所不至的权威地位了。
(二)反对妇女传统的贞洁观念
1918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贞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激起千层浪，在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女人是半边天，如果妇女没有解放，用李大钊的话来说时“半身不遂”。李大钊同样号召妇女解放，尤其是在鲁迅1918年7月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形成的。胡适也认为中国法律关于贞操问题的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⑧我国传统社会“三纲”中有“既嫁从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说的“嫁”就是指女子与丈夫结婚以及女子与未婚夫去订婚，这样情况下，女子成为“人家之人”。据此，胡适提出了几条引申意见：“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三)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权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很少有女子去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这样的一种状况，1919年邓春兰、谢楚祯作为进步女青年先后用书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表妇女要求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适也为此专门写下《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文中具体阐述了男女同校的种种好处，这样一种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提高妇女的自身素养，使男女平等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和充足的知识滋养，从而完善半边天，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职业。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女子争取教育平等权利初见成效。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课程内容同样实现了平等。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一些相对进步的社团也打破男女界限，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可能这一时期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来说依旧微乎其微，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为男女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开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中国传统，争取教育平等的行为是一种既对自己也对社会的挑战，再现了五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影响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方向，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帮助一批知识女性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作为理论武器，从而武装了我国早期出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更为广大下层妇女所接受，为妇女解放运动朝着更为正确的轨道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下，也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女性与男性、社会、家庭的协调一致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18.
[2]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7.
[3]《新青年》六卷二号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1470.
[5]沈传亮. 五四时期女性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3)：23.
[6]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376.
[7]郭秀文.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J].学术研究(历史学版)，1999(6)：7.
[8]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9.
[9]陈文联.“五四”思想界对封建贞操观的批判[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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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文章你只需要对他的生平简单描叙中间不杂评论之语。最后评论：由你所摘要诉述的文章里，以一种马后炮的态度对他作一些客观的评论。是对是错对在那里错在哪里别人怎么做别人应该避免这样的错误还是勉励后人向他学习。再发表一下感慨。ok了。别人写了你抄袭给老师。不厚道呀。。。。
中国近代史论文2008-12-23 11:25《“回眸”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回首中国的近代史，有愤怒，有悲痛，有感慨，有自豪。愤怒帝国主义的无耻侵略，悲痛中国人民的受苦受难，感慨仁义志士的为国捐躯，自豪中国人民的伟大与坚强。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将中国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历次的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量的中国人民。他们截取中国的经济劫掠中国的财富，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强占中国租界，强租中国港湾。在外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蹂躏下，中国几乎已经没有独立的领土主权可言，“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是当时爱国志士发出的悲愤呐喊。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随着帝国主义的压迫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人民再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各地的起义不断，其中以义和团运动声势最好大，对帝国主义的打击最大，意义也重大，这次起义使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能实现瓜分中国的图谋。 在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的时候，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方案。直到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有志之士，发动了新骇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的社会出现了一丝光明，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中国又一次的面对了新的危机。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能改变中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统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此时的中国也迎来了新的曙光。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的舞台，显示了他们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带领着中国人民一步步地向自由与解放迈进。其中牺牲了很多的民族英雄，他们为祖国奉献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和青春。在这场漫长的解放道路上我们党经历了很多艰难与险阻，其中十万里长征谱就了他们英雄的赞歌。 在这部近代史中有一段时期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那就是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遭受了难以形容的灾难，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同胞的残忍屠杀，是每一个中国人需要铭记于心的。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和在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面对日本们的空前侵略中国人民采取了一致对外的政策，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制日本的侵略，终于在1945年的八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在这曲折的百年中，中国经历了动荡的百年，在摸索中前进了百年，这一百年告诉了我们太多的东西，作为一个国家不能闭关锁国，作为一个民族更不能软弱无能，任何时候都应该团结在一起，随时随刻为祖国奉献。 百年屈辱中我们自强不息，在硝烟与炮火中我们没有被打垮，反而一新面貌站了起来。痛定思痛，我们现在不要有懈怠心理，尤其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走在时代的前沿，掌握先进的技术，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希望采纳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建立中华民国,提出三民主义,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爱国知识分子反对列强,为詹天佑出国留学,建设了京张铁路,使外国列强不再嚣张;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使参加抗战的人民受到了鼓舞;中国共产党经过27年的武装斗争,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了改革开放,使我们受益匪浅问一句,你哪个学校的?
我的家族近代史：那风雨飘摇岁月中的记忆回首我泱泱华夏数千年历史，其中最不乏的便是战争的岁月。一九四九年十月，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的土地上站着一群见证者，见证着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风雨的洗礼后真正地伫立在世界之林！中国也这在这一刻向世界证明，何为中华儿女的风骨、何为大国气概。中国的近代史，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我们也只能从课本上或资料上知晓一二，然而再完备的资料也不能描绘出那段历史的精彩与深刻。虽然我们没有经历，但我们的祖父祖母一代却是从那段日子生活过来的人，他们的记忆虽不如史书之缜密、资料之严谨，却可以更加形象生动的为我们阐释战争岁月的那段历史。他们的细致言传，使我产生了以此文详细记录的想法，并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在那段历史奋斗的先人崇高的敬意。此次记叙本文章的目的就是记录一下近代史中有关我家族的故事。所谓近代，便是从一八四零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所为近代史，便是在这段时间内无数革命先烈用泪水与汗水甚至生命铸就出的史诗般的华章。近代史是一部辛酸史，更是一部励志史，这是一段代表了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历史。与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深的铭记，这段历史需我们拿出最崇高的敬意来慢慢品读。近代史的开端便是那场臭名昭彰的鸦片战争，当鸦片被当做一种另类武器投入大清国的时候，一个王朝的恶覆灭亦或是一个民族的一场劫难的降临已是冥冥注定。当我问起祖父那是一个怎样的岁月的时候，祖父为我讲述了当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对这场战争的描述。“我到现在还记得父亲提起那段历史时他眼中复杂的神情，是恐惧？是愤怒？亦或是历经多年仍无法释怀的悲伤。你曾祖父告诉我，那时候全国上下都被这一种东西抢去了魂儿，这东西可碰不得，若是碰了，便会让人六亲不认，不出几日富人变穷，穷人更穷。那时候啊，鸦片像长了翅膀是的，几乎是有人的地方就能看见长长的烟袋，深陷的眼窝，还有鬼一样的人干儿。朝廷的老爷们对它爱不释手，普通百姓也是不受控制的去吸，甚至呀，保家卫国的将军们士兵们都抽了这个玩意儿。而那些个洋人根本不把人当人，只要有白花花的银子揣进自己的兜里，那死了再多的人也和他们没有关系。”我听了这些话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听了爷爷对曾祖父神情着重的描述我没有一丝丝的怀疑，心里只有对这段沉重历史的震惊与无奈。鸦片战争，这是毁了无数个家庭的噩梦，更是清政府逐渐走向腐败的强力催化剂。一想到曾经无意看见的网络照片里面吸食鸦片的人们，便不难联想那是怎样一个灰暗的时代，似乎无边无际永无尽头。回想今天我们的幸福光景，心中莫名升起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与其说是一种惭愧，倒不如说是对今日珍贵幸福生活的珍惜。而享受当代和平生活的我们，理应珍惜这些可以让人安逸奋斗的日子，可以说我们承蒙了先人的荫护，如若贪图享受无所作为，那便枉为青年，枉为我中华之青年。在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便打开了进入中国的大门，其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便彻底的让中国沦为了人间地狱。清政府高层仍自顾不暇，又哪里会管那些底层平民百姓的死活。而我的族人，在那个时代便是并没有多大社会地位的劳动人民，他们饱经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残害。我曾奶奶说过，那个年代并不是想着吃多少能不能吃饱，而是每天都在绞尽脑汁的想着什么东西能吃能填饱肚子不至于饿死。那时候的人们啊，活的都不如现在的一头牛，起码牛能吃饱，而那时候，人干的比牛多，吃的却连牛都不如。“你们年轻人在书本上学习到的那些洋人们干的事一点都没错，像一把火烧了圆明园，搬走了无数咱们国家价值连城的宝贝；签他们洋人自以为是制定的协议，说好听了是协议，说不好听就是明抢！让我们国家失去了多少土地！；还有那数不清说不尽的赔款，分明就是看我们好欺负。但你们年轻人了解的这些事，还不及那帮人做过的丑事的九牛一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什么是滔天的恨意。尽管现在我们的国家发展的这么好，和当初的那些个敌人们也搞起了合作，但在我们老一辈看来，这种恨意永远都不会消失，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耻辱，历史能随时间淡去，但这些耻辱是怎么也忘不掉的。”听了这些话，我足足愣了有几分钟之长，爷爷告诉我这些都是出自曾祖父之口，我的震惊并不是仅仅因为曾祖父言语上的这些表达，更加震惊到我的是，曾祖父作为一个当时社会的底层人民居然对民族的仇恨有着如此深刻的执念，可想而知这段历史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怎样的存在。“铭记历史，不忘使命。”此刻牢牢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挥之不去。再往后，便是他日本帝国“堂而皇之”的的侵华战争。落后就要挨打，此为必然。中国在经历了之前那些沉重的打击之后已经变得残破不堪，而此时日本趁虚而入，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这次的这段历史，我问了祖籍山东的姥姥，而这次，姥姥非常平静的为我讲述了那段惨绝人寰的日子。“我记不起那段日子都发生了啥，但我一回忆起那段日子的时候，我就记得天空是黑的，从来都没蓝过。那时候日本人每次来到村子的时候，我们全村人都要不要命的跑出去躲起来，有的跑得慢的孩子就会爬上树藏着，可眼尖的小日本怎么会看不见，直接拿枪朝那树上扫去，把孩子打下来之后，再用刺刀一刀一刀的剜他的肉，孩子才那么小啊，他做错了什么，就这么被日本人折磨死。日本人走了之后，他爹娘看见这孩子死得如此模样，哪还能受得了，直接疯了去。”听完这些之后，我看见姥姥淡如止水的目光中，似乎涌出了几滴浑浊的老泪。解放以后，我们中国便迎来了新生。以前我对历史的作用也并非十分参透，但听了家族中老人们口中讲述的之后，我便知晓了了解历史的重大意义。历史的警示作用无论何时都不会消失，这就像华夏的风骨，不会消失也不被允许消失。文章接近尾声，我的内心却仍是思绪万千，但最清晰的仍是那句话：历史会随时间淡化，但却永不会被忘记。铭记历史，是我们的责任，亦是对无数先烈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