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基督教的文学毕业论文怎么写

二、轴心时代的变革 轴心时代是二十年代带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提出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之交的600年时间以内，在旧大陆的三个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伟大的人物。三大文明就是指西方、印度和中国。而这些伟大的人物对自己的文明所产生的影响，是其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望其项背的，他们基本奠定了这三种文化的精神脊梁。比如说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后来的耶酥都出现在这段时间，印度的佛教创始人释迦摹尼，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全部都是出现在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 我认为，就这个概念的提出来说，是雅斯贝尔斯的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有两个问题他没有阐述清楚。第一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近乎奇迹的情况？第二是在这个时代中西方文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在一本书里谈到：首先看中国，它的变革是经历了一个三步曲的过程。轴心时代来临之前的商代，中国和其他原始文明一样，都是一种亲代文化，都带有很浓郁的迷信色彩。我们最早的甲骨文就是一种专门用于占卜的宗教文字，为祭祀所用。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文明最早产生于寺庙之中，庙就是最早的城市中心。“尊神祀鬼”是殷商人的特点。帝是他们崇拜的最高神，帝在甲骨文里是代表一种花蕊，象征着生生不息的本根，也就是对生殖的崇拜。 周朝取代商代，不仅仅是政权的更替，更为主要是宗教的变化。周人不再相信自然神，天成为至高神，天和周人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神。那么他根据什么来保佑人们呢？是根据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所以，周代呢就把德看作是取得天命的一个核心。而周代的“德”还不是指内心的道德，而是指外在的礼仪。“遵礼守法”是为德，“非礼枉法则无德”，所以周朝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朝代。“遵礼敬德”是周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他们的精神内核的变化。 接下去是先秦的孔子孟子们所进行的儒家思想的变革。变革的最重要的就是把外在的礼仪规范转化成为一种内心的道德自觉——仁。这个变化是中国轴心时代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所以孔子一生当中都在谈一个字“仁”，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仁”是“礼”的基础，人首先要有内在之仁，才会有外在之礼。所以“礼蹦乐坏”的实质是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所以，表面上看孔子好像是一个守旧派，面对“礼蹦乐坏”感到很悲哀，而事实上他是一个革新派，他不是要恢复周礼，而是要把周礼的外在之礼建立在内心之仁的基础上。尽管对“仁”有很多种理解，我们认为最为经典的就是“仁者爱人”，就是爱人之心。后来，我们又把它进一步理解为“忠恕之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欲欲人，己欲达达人”啊！说到底也就是仁爱之心。 到了孟子，对此又有了系统化的解释，他认为“仁”就是“亲亲”嘛。就是每个人都爱自己的亲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推出一个社会的泛爱关系，然后，他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一个人只要去向自己本性发掘，就一定能把自己本性中的美好善良的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善人和圣人。因此，只要每个人都“修身、齐家”就能“治国、平天下”，最后达到一个大同的理想世界。 这就是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完成的一个重大变革，这个变革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现世的人自我的道德修养，而不太关注外在的上帝鬼神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国儒家把大同社会的理想最后落实到每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工夫之上。 同样，西方文化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它是一个超越的过程，而不是内敛的过程。到最后，中国文化强调一切从内心做起，西方文化强调一切由外在的上帝决定即上帝决定论。中世纪有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不是出于上帝的特殊意志。（笑）中国文化强调内心的修炼，“内盛外王，成己成物 ”，由内向外。所以，这就是中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发生的根本变化。 三、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完成了由外向内的收敛的过程以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在内心的道德上下工夫了。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特别是儒家的知识分子对外在的宗教逐渐淡漠起来，他们更多是注重自己内心的道德自觉，而不是外在的上帝决定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具有人文主义的色彩，而不是神本主义。 但是，中国人对六合之外的东西是不太谈的，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儒家知识分子对鬼神一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推崇父母在世的时候尽孝，君主在世的时候尽忠，讲究的是现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道德标准，而不讲究彼岸的那些东西。其实这个思想在周公旦的时候就说的非常清楚了：“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归”，也就是说，说的是鬼神，其实是用鬼神来推行道德教化，是劝告你此生此世好好的做善事。孔子也始终对鬼神之事不感兴趣，“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孔子的很多话语都表明了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一次他的一个弟子问他“人死后，有知也？无知也？”，孔子的回答可谓充分表现了他的大智慧：“吾欲言有知，又恐孝子贤孙妨生送死；吾欲言无知，又恐不孝子孙弃而不葬；至于死后有知无知，死后自知之”。（大笑）也就是说，论鬼神的目的是为了起到教化人从善的，无论多么高深玄奥的东西，都必须以现实的行为准则为落脚点，从善、积德，方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在西方，学术界称它是一种伦理文化。 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它是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它不断地超越现实，对六合之外的事情更为关注。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在此只是做一个总结。下面讲第四个问题

有点难写哎~~是通俗文学了~深刻思想是提炼不大出来的~可以分析男主角的形象，复仇主题，与宗教的关系，也可以和中国的复仇小说进行比较，做一篇比较文学的论文。

要从基督山伯爵历经磨难，但是并没有泯灭人性，他爱憎分明。以及当时通过三个陷害他的人的一生而反应的社会状况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