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诗中看唐朝的兴衰论文研究

唐朝兴盛，唐诗繁盛；唐朝衰败，唐诗雄风不再：1.唐朝政治宽松，社会开明，诗人以诗抒怀、借诗言志，解胸中块垒，给了唐诗充分生存发展的空间，诗歌创作达到最高的造诣。2.盛唐以降，雄风不再，唐诗就少了胸襟开阔的底气和霸气，诗歌创作已经很难达到盛唐时期的高度。 唐代诗歌繁盛的原因：1.经济上：唐代发达的经济，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2.政治上：而唐代实行的宽松政治政策,也对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统治者所实行的儒释道并存、广开言路尤其是唐朝的科举考诗赋，是唐诗繁荣的又一社会原因。3.文化氛围上：唐时期，上至宫廷生活，下至百姓生活，无一不可入诗，内容比前代丰富百倍，格律更加成熟完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古体近体两种诗体共生。4.皇帝个人：唐朝极重诗才，统治者大多是诗赋高手，例如唐玄宗时诗道高手，皇室成员皆以学习诗歌为荣，他们起到了不小推动作用。 唐诗：唐诗泛指为创作于唐代的诗，也可以引申指以唐朝风格创作的诗，唐代被视为中国历来诗歌水平的最高时期，因此有唐诗之说，与宋词并举。大部分唐诗都收录在《全唐诗》中，自唐朝开始，有关唐诗的选本不断涌现，而流传最广的当属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 唐朝文学主要成就的特点：唐代文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诗歌领域，中国的古典诗歌在唐朝进入黄金时代。流传下来了两千多位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歌。唐诗在体裁，数量和艺术成就方面都是以任何时期的诗歌都是无法相比的。

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其实这个不亏为一个好的方面,古代的诗词,可谓是一个朝代的侧面反映. 俗语曰:诗以言志.诗人的情怀正是一个朝代的最好写照. 唐朝,从诗词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安史之乱为界,之前称之为初唐,此后为盛唐. 处唐的诗作,大都以建功立业为多,诗中充满了诗人为未来美好的憧憬.其中尤以"初唐四杰"的作品为最. 盛唐的作品多以表达对祖国的美好河山,对山水的留恋为主,少了男儿情节.却多了许多的儿女情长.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为代表,描写了如画的江山和离愁别絮.此诗被闻一多先生评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孤篇盖全唐",可谓是盛唐最好的写照. 此后,面对国势的衰落,诗人又生出了为民疾苦的情绪,但是丝丝屡屡,与总的大流而言,难树一枳. 当然,在中国诗歌的长河中,唐朝是不 可多得的一个部分.希望大家多看看祖国的独特文化,将其发扬,不要让SONY和韩流冲击的忘了老祖宗. 为了明天,多读读诗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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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649年，唐太宗死，子唐高宗李治即位，武则天到感业寺削发为尼。唐高宗即位后将武则天再次接入宫中纳为妃，武则天对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顺，而王皇后也想利用武则天去与萧淑妃争宠，故不断在高宗面前称赞她，更加深了高宗对她的宠爱。在武则天得宠的同时，王皇后、萧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后，高宗决心要废王立武，改换皇后。他事先征求有关大臣的意见，李绩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二位顾命大臣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655年十月，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十一月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不仅如此，长孙无忌、褚遂良又先后被贬官。658年，褚遂良死于爱州；659年七月，长孙无忌于黔州被逼自杀。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许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连。660年以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则天乘机插手政治，开始参与国家大事。在排除异己方面，武则天除了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外，还积极支持高宗打击元老派。后来，宰相上官仪认为武则天干预政事，请求高宗废之，当她知道后，立即使许敬宗陷害上官仪，致使上官仪死于狱中。同时，武则天还抓紧培植私人势力，她建议高宗设置北门学士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措施。北门学士的任务，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与各种表疏，由于北门学士直接参与国家重要政事，武则天掌握他们就更有利于自己参与政事。元百顷、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都是北门学士的重要成员。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 683年十二月，高宗病死，唐中宗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实际上一切政事均由武则天定夺。唐中宗不甘心被其母武则天控制，自作主张把皇后的父亲韦玄贞自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为侍中。此事触怒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唐睿宗。同时，武则天又重用武氏家族，684年，命其异母兄之子武承嗣为礼部尚书，很快又为宰相。684年，李敬业（李世绩孙）、骆宾王等人会集扬州，声称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遂取而代之；李敬业自称匡复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很快聚集十余万人，发布檄文（骆宾王起草的檄文，脍炙人口，武则天看了这篇檄文，也赞不绝口，认为文章精采），公开讨伐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大总管，率军三十万，镇压李敬业。李敬业起兵不久由于其内部意见不一而溃败，其在逃亡中被杀。688年四月，武承嗣为了迎合武则天想做皇帝的需要，使人献上一块白石，上凿文“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武则天欣喜万分，后自加尊号“圣母神皇”。七月，唐宗室诸王开始酝酿起兵反对武则天，参与这次反武斗争的有：越王李贞、韩王李元嘉、霍王李元轨、鲁王李灵夔、江都王李绪（元轨子）、琅邪王李冲（李贞子）等。八月，琅邪王李冲开始募兵，武则天派左金吾将军丘神绩统兵进讨，李冲募兵仅为五千，七日败亡。李贞于豫州举兵响应李冲，武则天派兵十万前往镇压，李贞仅有数千人，也因寡不敌众，兵败自杀。本来，诸王相约起兵，但尚未准备充分，李冲即仓猝起兵，只有李贞响应，其他诸王均未发兵，故而力量不强，致使武则天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接着，武则天又迫使李元嘉、李灵夔、李撰、常乐公主（高祖女）等自杀，其亲党皆受牵连而死。李元轨被贬黔州，于途中死去。以后，又陆续有宗室诸王多人以各种罪名被杀。仅690年八月，一次就杀唐宗室十二人，同时又鞭杀李贤二子。690年九月，侍御史傅游艺上表请求改唐为周。接着，又有百官及帝室宗戚上表支持傅游艺的请求，武则天遂改唐为周，自己又加尊号称“圣神皇帝”，把睿宗改称皇嗣，赐其姓武。武则天为了对抗敌对势力，发展科举制度，开创了“殿试”，还开创了武举，选拔军人，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方便，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等人，都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武则天十分清楚唐宗室与一些大臣对她掌权进而称帝心中不服，怀疑时刻会有人暗算她，故而大开告密之门。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不论是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对告密满意者，加官褒奖；无事实根据者不加追究。这样一来，四方告密者蜂起，许多官员提心吊胆，感到朝不保夕。索元礼、来俊臣等酷吏，都是因告密而得到武则天重用的。武则天时期把政治中心由长安迁到洛阳，从高宗死到她退位的二十多年里，仅有两年住在长安，其余时间都在洛阳，并把东都改为神都。武则天晚年，不断有人劝她传位于儿子，她都犹豫不决。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暐、敬晖等人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宫廷政变，杀死武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武则天退位，迎唐中宗李显复位，李显复国号“唐”。李显重新即位以后，政治上毫无抱负，武则天虽然退位但武氏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政权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由于中宗庸庸碌碌，他的皇后韦氏就乘机参与政事，妄图效法武则天，独掌政权。武三思（武则天侄）与韦后，由私通发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结成武韦集团。韦后嫁女安乐公主于武三思子武崇训。安乐公主也颇有政治野心，于是韦后、安乐公主、武三思狼狈为奸，千方百计欲左右政局。张柬之等人多次劝中宗消灭武氏势力，中宗都置若罔闻。而武三思、韦后诬称敬晖等“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中宗却深信不疑。他按照武三思的意见，表面上分别封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为平阳王、扶阳王、汉阳王、南阳王、博陵王，以示对其尊宠，实际上解除了张柬之、袁恕己的宰相和其他人的职务。不久，武三思又促使中宗把张柬之等五王贬出京师，到外地去做刺史。706年五月，武三思又使人诬告五王参与了驸马都尉王同皎谋害武三思的活动，于是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等人又由州刺死贬为州司马。七月，武三思又陷害五王欲废韦后，与安乐公主内外配合，加罪于五王，中宗又流五王于岭南。接着，武三思又派人赴岭南，杀害五王。武三思除掉五王后，更加肆无忌惮；安乐公主也更为恃宠骄恣，甚至卖官鬻狱。因为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等，都经常凌辱太子，甚至呼其为“奴”。安乐公主竟然要求废皇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707年七月，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动兵变，杀死武三思、武崇训及其同党十余人。由于兵力不强，很快失败，李多祚被杀，太子亡走终南山，最后为其左右所杀。太子死后，安乐公主又嫁武延秀（武承嗣子），他们互相勾结，卖官鬻爵。时韦后欲临朝执政、安乐公主欲做皇太女，二人遂于710年六月，毒死了中宗。但由于太平公主（武则天女）的干预，韦后与安乐公主的图谋没有实现，唐殇帝李重茂（中宗子）先被立为太子，后即皇帝位。原唐睿宗李旦之子李隆基乘中宗被害、武韦集团声名狼藉之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韦后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迫使殇帝让位于李旦，恢复了唐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太平公主自恃有功，擅权弄法与太子李隆基矛盾日深。唐睿宗懦弱无能无力处理二人矛盾，遂让位于其子李隆基。712年八月，太子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尊睿宗为太上皇。唐玄宗即位后，太平公主密谋废掉他。713年七月，唐玄宗与岐王李范、薛王李业（掌太子左右卫率）、兵部尚书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领万骑）、果毅李守德（领羽林）以及内给事高力士（宦官）等合力诛杀了太平公主党羽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萧至忠、岑羲、窦怀贞（此三人皆为宰相），太平公主被赐死于家，其余党王晋、崔湜、僧慧范等皆被处死。同年十月，玄宗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后姚崇成为唐玄宗时的贤相。714年正月，唐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命伪妄僧尼还俗者一万二千多人，同时命令不准再建佛寺。714年二月，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同俄特勒将兵围北庭都护府，都护郭虔瓘击破之，并斩杀同俄特勒。716年正月，唐玄宗以郯王李嗣直为安北大都护，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以安北都护张知运为之副。以陕王李嗣升为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蕃大使，以安西都护郭虔瓘为之副。二王皆不出阁，诸王遥领节度使自此开始。闰十二月，姚崇罢相，宋璟与苏颋同为宰相。717年十二月，以东平王（太宗孙）外孙杨元嗣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嫁于契丹王李失活，次年李失活死。720年正月，并罢宋璟与苏颋相位，而以源乾曜、张嘉贞同平章事（宰相）。723年，张嘉贞与张说不和，嘉贞因事罢相贬官。724年七月，唐玄宗因宠幸武惠妃且王皇后无子，遂将王皇后废后为庶人，十月，王皇后死，宫内皆思慕不巳，玄宗亦悔之。726年正月，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为广化王、奚饶乐王李鲁苏为奉诚王，以玄宗从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中宗女）之女韦氏为东光公主，妻鲁苏。四月，御史大夫崔隐甫与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共弹奏张说，唐玄宗遂罢张说中书令之职。九月，以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杜暹同平章事。731年，毛仲视因宦官高力士诬陷，被唐玄宗赐死。732年，信安王李祎率兵大破奚、契丹，可罕汗远逃。733年三月，以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宰相）。733年十月，萧嵩、韩休并罢相，而以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张九龄（时居母丧）复为中书侍郎，二人并同平章事（宰相）。734年五月，唐玄宗以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林甫自此为相十九年，日惭专擅。735年十二月，册故蜀州司户杨玄琰女杨玉环为寿王李瑁（玄宗武惠妃生）妃，时年十六。737年，驸马都尉杨洄诬奏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潜构异谋（谓三人欲害寿王瑁），同年四月，唐玄宗废瑛、瑶、琚为庶人，流锈于瀼州。不久，瑛、瑶、琚三人赐死于城东驿，锈赐死于蓝田。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数劝玄宗立寿王瑁，但唐玄宗以忠王李璵年长、仁孝而于738年六月，立李璵为太子。742年一月，分平卢别为节度，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745年八月，册杨太真（杨玉环）为贵妃，赠其父杨玄琰为兵部尚书、叔父杨玄珪为光禄卿，从兄杨铦为殿中少监，杨錡为驸马都尉。同年，酷吏吉温、罗希奭得幸，二人皆为李林甫党羽，时人谓之“罗钳吉纲”。 746年正月，以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事。同年，刑部尚书韦坚与河西、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被李林甫诬为谋立太子为帝，遭贬逐。747年正月，玄宗广求天下贤士，诸人（杜甫也在其中）至京师后皆试以诗、赋、论，竟无一人及第，于是李林甫上表祝贺“野无遗贤”。三月，以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御史大夫，当年安禄山自认杨贵妃儿。四月，王忠嗣因李林甫等人的诬陷而辞去河东、朔方节度使。十月，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以部将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同月，玄宗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王忠嗣认为石堡城险固且吐蕃重兵守卫，现在去攻必伤亡数万而劝唐玄宗放弃，玄宗听后不悦，这时将军董延光自请将兵攻石堡城，玄宗遂命王忠嗣派兵助战，王忠嗣应诏但没有完全按董延光的意图行事，董延光过期未能攻克石堡城，遂上言说忠嗣阻挠军计，玄宗大怒，李林甫借机派人诬王忠嗣欲拥兵以尊奉太子，唐玄宗遂征王忠嗣入朝，委三司审问，玄宗久闻哥舒翰名遂召见华清宫，言谈甚悦。十一月，以哥舒翰任陇右节度使；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充河西节度使，自此曾身兼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兵权被夺尽。三司奏忠嗣罪当死，此时哥舒翰正受玄宗宠遇，泪劝赦忠嗣，唐玄宗遂贬忠嗣为汉阳太守。十二月，唐玄宗把天下贡物全部赐给了李林甫。同月，高仙芝因平定小勃律之功被唐玄宗任命为安西四镇节度使。748年四月，高力士加骠骑大将军；六月，迁杨钊为给事中、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十一月，封杨贵妃姐嫁崔氏者为韩国夫人、嫁裴氏者为虢国夫人、嫁柳氏者为秦国夫人，此三人皆美貌，玄宗呼之为姨，出入宫掖势倾天下。749年五月，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于是府兵制彻底破坏。六月，玄宗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六万三千兵攻吐蕃石堡城，吐蕃仅四百人据险而守，唐以士兵死者数万的代价拔其城（果如王忠嗣所言）。750年二月，杨贵妃忤旨，被送归私第。不久唐玄宗后悔，派中使赐以御膳，杨贵妃不受并剪发一撮献玄宗欲离去，玄宗见后立即派高力士召其还宫，从此宠待益深。五月，唐玄宗赐安禄山东平郡王爵，将帅封王始于此。八月，朔方节度使张齐丘因克扣士卒军粮而被贬为济阴太守，朝廷以河西节度使安思顺权知朔方节度事，同月，以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十月，唐玄宗赐杨钊名“国忠”。十二月，高仙芝伪装与石国约和，率兵袭击，俘石国王及其所统部众以归，杀其老弱者。同年，南诏王阁罗凤因遭云南太守张虔陀侮辱而发兵反唐，攻陷云南杀张虔陀，夺西南夷三十二羁縻州，从此唐与南诏间战争不断。751年正月十六，杨氏五宅（铦、锜及韩、秦、虢三夫人家）夜游，因与广平公主（玄宗女）侍从争西市门而挥鞭抽打公主至坠马，驸马程昌裔下马扶公主，亦被鞭打，于是公主泣诉于玄宗，玄宗命人杖杀杨氏家奴，但又于次日免驸马程昌裔官。751年二月，因安禄山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唐玄宗遂以河东节度使韩休珉为左羽林将军，以安禄山代之。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领兵八万，从戎州和嶲州分两道出兵讨伐南诏，南诏王阁罗遣使谢罪并请求归附唐朝，鲜于仲通不允并囚禁了其使者，四月，唐军大败，战死者六万余人，时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奏鲜于仲通有战功。阁罗凤战后北臣于吐蕃，玄宗下制大募两京及河南、河北兵以击南诏，时人闻云南多瘴气而无敢应募，杨国忠遂派御史到各地捉人，锁送到军所。被征者愁怨，父母妻子相送，哭声振野。751年七月，大食兵进攻安西四镇，高仙芝将蕃汉兵三万人击大食，大败而归，士卒死亡殆尽。八月，安禄山率所节度的三道兵共六万人讨伐契丹，以奚二千骑兵为向导。战斗中，奚反叛与契丹合兵夹击唐军，唐军大败，死伤殆尽。752年，李林甫请求解己所兼朔方节度使之职，荐河西节度使安思顺代之。四月，唐玄宗以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五月，唐玄宗加京兆尹杨国忠御史大夫、京畿、关内采访等使，从那时起唐玄宗开始疏远李林甫，杨国忠权震天下。十一月，李林甫死，唐玄宗以杨国忠为右相兼礼部尚书。杨国忠为右相后，征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中丞，吉温至长安后，朝廷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向禄山报告。十二月，以平卢兵马使史思明（玄宗赐名）兼北平太守，充卢龙军使。同月，以安西行军司马封常清为安西四镇节度使。753年二月，唐玄宗赐左相陈希烈许国公爵，右相杨国忠魏国公爵。八月，唐玄宗赐哥舒翰西平郡王爵。同年，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大败大勃律。754年正月，安禄山入朝。当时杨国忠与安禄山交恶，屡次在玄宗面前言安禄山有反心，玄宗召之，禄山闻命即至，从此玄宗更加信任安禄山。六月，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击南诏，南诏王阁罗凤引唐军深入，唐军后继不给、士卒又多染瘴疫，死亡大半，乃率兵退却，南诏乘机追击，李宓被擒，全军覆没。时杨国忠隐其败状、以捷上奏，发兵讨南诏，前后死者近二十万人。七月，哥舒翰奏请置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充神策军使，神策军后逐渐发展成为唐朝的禁军。杨国忠屡次上表诬左相陈希烈，推荐以礼部侍郎韦见素代之，八月，唐玄宗罢免了陈希烈的相位，以韦见素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宰相）。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总共十五万众，号为二十万，从范阳起兵。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唐玄宗以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立即赴洛阳募兵（很快就募兵六万人）、调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以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同时，以荣王李琬（玄宗第六子）为征讨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在京师募兵十一万，准备东征，十二月，高仙芝率军五万进至陕州以备叛军，玄宗派宦官边令诚监其军。安禄山自灵昌渡过黄河，攻陷陈留，继又攻下荥阳。封常清在东都所招募的军队，未经训练，在武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一战，溃败退回洛阳，在洛阳又遭失败，安禄山进占唐东京洛阳。高仙芝帅众至陕州，见叛军来势迅猛，遂退守潼关。封常清从洛阳退至潼关、高仙芝从陕州退至潼关。这是两支临时凑合起来的军队战斗力太差的结果，但监军的宦官边令诚却上奏封常清与高仙芝无故退兵，玄宗相信边令诚，杀了封常清与高仙芝，另派因病在家的哥舒翰去守潼关。当安禄山帅军南进的时候，他的后方也发生了危机。平原太守颜真卿举兵抗击安禄山叛军，常山太守颜杲卿在常山举兵，威胁叛军的后方。同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奉命东征，静边军一战，消灭叛军七千人，继又攻下云中、马邑，打通东陉关，为继续东进开辟了道路。这时，颜真卿联络颜杲卿，切断安禄山的后路，颜杲卿还声言朔方军即将进驻河北，于是河北诸郡响应，有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依附安禄山的仅为六郡。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建元圣武，以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这时在饶阳一带的叛军将领史思明，为了改变对叛军的不利形势，攻陷常山，俘颜杲卿。二月，唐新任命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军一万多人，东出井陉，攻下常山。已经离去的史思明又卷土重来，企图夺回常山。双方相持四十余日，不分胜负，后因郭子仪援助李光弼，在九门大败史思明，继又战于嘉山，叛军全线溃败，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军守将而降唐。756六月，玄宗急于打败叛军，收复洛阳，遂命哥舒翰出关东进。叛军将领崔乾佑于灵宝西原把主力埋伏在险要之处，另以老弱兵引诱唐军东进。结果唐军中伏大败，哥舒翰投降叛军，叛军遂夺关西进，直逼长安。玄宗无可奈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卫队，离京逃命。西行至马嵬驿，由于所随将士饥饿疲惫，怨声载道，陈玄礼等乘机发动兵变，杀杨国忠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又迫使玄宗缢杀杨贵妃。虢国夫人虽已远走至陈仓，也被追上斩首。马嵬事变以后，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灵武。756年七月，唐肃宗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肃宗命郭子仪率军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平定叛乱。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九月，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元帅为皇子李俶）为中军，李嗣业为前军，王思礼为后军，联合回纥兵马，大败十万叛军，收复长安。十月，唐军继续东进收复洛阳。758年九月，肃宗调动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的数十万兵力围攻相州的安庆绪，安禄山部将史思明率军十三万来救。在这些节度使中，郭子仪、李光弼的战功最多，威信最高，肃宗不愿把军权交给他们，所以不设主帅，只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揽全局。759年三月，双方展开激战，鱼朝恩不懂兵法致使唐军大败，史思明杀安庆绪，留子史朝义守相州，自回范阳。四月，史思明称大燕皇帝，年号顺天。七月，鱼朝恩进谗言将相州之败归咎于郭子仪，肃宗遂改以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天下兵马元帅为赵王李系）。八月，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城作乱，康楚元自称南楚霸王。九月，张嘉延攻陷荆州，荆南节度使杜鸿渐弃城而逃。同月，史思明南下攻陷洛阳。十一月，商州刺史韦伦发兵讨伐叛军，俘康楚元，其兵遂溃败。十二月，史思明派李归仁西攻陕州，被唐军击破。760年四月，襄州将张维瑾、曹玠杀节度使史翎，据州反。肃宗以陕西节度使来瑱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平叛，瑱至襄州，张维瑾等投降降。五月，以京兆尹刘晏为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刘晏长期充任此职，总管全国财政成效颇大。七月，李辅国矫旨迁玄宗居太极宫并流放高力士于巫州，玄宗由此忧郁成病。八月，以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761年二月，史思明欲西破潼关，受阻后退回永宁。这时，史思明长子史朝义利用一些将领对史思明的不满情绪，策动兵变杀了史思明，自立为帝，同时又派人到范阳杀了与其争夺帝位的异母弟史朝清。在朝中，自鱼朝恩之后，肃宗开始信用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等操纵军政大权，宦官势力日益嚣张。肃宗同时又宠信皇后张良娣，纵容她干预政事。张皇后和李辅国起初连成一片，结为一党。后来，张皇后恨李辅国专权，欲谋立越王李系为嗣君，张皇后、李系与李辅国、程元振开始对立。762年四月，肃宗病重，张皇后召见太子李豫，欲与其合诛宦官，太子不从，张皇后遂与越王李系合谋。李辅国、程元振得知张皇后阴谋后带禁兵入宫将李系投入狱中，张皇后闻变，慌忙逃入肃宗寝宫躲避。李辅国带兵追入寝宫当着唐肃宗的面将张皇后拖出宫杀掉。肃宗因受惊而病情陡然转重于当天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