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博弈论论文题目在哪

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为对策论，或者赛局理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使用严谨的数学模型研究冲突对抗条件下最优决策问题的理论。目前在生物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都有广泛的应用。博弈论也应用于数学的其他分支，如概率，统计和线性规划，生物学家使用博弈理论来理解和预测进化（论）的某些结果。博弈论主要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游戏或者博弈）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博弈论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博弈论是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博弈论考虑游戏中的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表面上不同的相互作用可能表现出相似的激励结构（incentive structure），所以他们是同一个游戏的特例。其中一个有名有趣的应用例子是囚徒困境悖论（Prisoner's dilemma）。具有竞争或对抗性质的行为成为博弈行为。在这类行为中，参加斗争或竞争的各方各自具有不同的目标或利益。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和利益，各方必须考虑对手的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并力图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或最为合理的方案。比如日常生活中的下棋，打牌等。博弈论就是研究博弈行为中斗争各方是否存在着最合理的行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这个合理的行为方案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博弈论根据其所采用的假设不同而分为合作博弈理论和非合作博弈理论。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团体理性；而后者主要研究人们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如何选择策略使得自己的收益最大，即策略选择问题，强调的是个人理性。目前经济学家谈到博弈论主要指的是非合作博弈，也就是各方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如何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最后达到力量均衡。在这一点上，博弈论和经济学家的研究模式是完全一样的。经济学越来越转向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人与人之间利益和冲突、竞争与合作，而这正是博弈论的研究对象。此外，博弈论以不同的所持信息又可以分为完美博弈、完全博弈和不完全博弈（贝叶斯博弈）；以博弈进行的次数或者持续长短可以分为有限博弈和无限博弈；以表现形式也可以分为一般型（战略型）或者展开型，等等。博弈论在国际贸易中的运用如：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面临着保持贸易自由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难选择。贸易自由与壁垒问题，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均衡是贸易双方采取不合作博弈的策略，结果使双方因贸易战受到损害。X国试图对Y国进行进口贸易限制，比如提高关税，则Y国必然会进行反击，也提高关税，结果谁也没有捞到好处。反之，如X和Y能达成合作性均衡，即从互惠互利的原则出发，双方都减少关税限制，结果大家都从贸易自由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而且全球贸易的总收益也增加了。 当代博弈论的主要理论家有：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约翰·C·海萨尼、莱因哈德·泽尔腾，他们3人因对博弈论的突出贡献而同时获得1994年的瑞典银行经济学奖）；罗伯特·奥曼（Robert J. Aumann）、美国人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他们2人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肯·宾摩尔、戴维·克瑞普斯，阿里尔·鲁宾斯坦等。

参考例文2篇另一篇已经上传：

《博弈与均衡：论中国电视剧的产业生态和文化生态》

冯 巍

来源：《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4期

内容提要：中国电视剧在21世纪新十年蓬勃发展，产业生态和文化生态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但二者的相生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而这恰恰是中国电视剧健康发展的关键，必须进行统筹考虑。可以从正确认识制播体制改革、充分重视剧本题材创意、理性选择投融资策略、恰当应对政府新规出台这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与文化价值链之间的关系。电视剧艺术的发展不仅呼唤完善运营模式、加大资本投入，也呼唤提升创意关注和加深文化内涵。如果中国电视剧能够实现从以资本逻辑为导向到以文化逻辑为导向的战略转型，就意味着不仅践行了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艺术使命，而且推动了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在相生互动中的产业升级。

关 键 词：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文化导向/艺术使命

作者简介：冯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在站博士后。

中国电视剧在21世纪新十年蓬勃发展，同时也面对着形影相随的种种危机和责难。如果只是以大力推进电视剧产业的雄心壮志相鼓舞，显然远不能切实地解决各个层面的现实问题。业界、学界和相关决策层都认识到这一点，积极开展深入的探索。其中，电视剧的产业生态和文化生态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并分别受到了日益明晰的解读，在政策上、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所进展，但二者之间的相生互动关系还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着，而这恰恰是中国电视剧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亟需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两者之间不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密切的正向关联，必须进行一体化的统筹考虑。

从2003年起，中国电视剧的年度发行量开始超过1万集，当年总计489部10381集。国家广电总局也于次年开始在官网发布“年度全国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核发情况的通告”(见表1，有关统计依据国家广电总局的官网数字重新计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现实题材的比例一直占据首位，口碑效应却长期没有明显地超过历史题材(包括重大题材)。这恐怕不是产业角度的单向思考，或者借古喻今的创意姿态能够一言以蔽之的问题。即使在电视剧局面一片大好的情景下，政策驱动因素的调整、成本驱动因素的失控、创意驱动因素的疲软、受众驱动因素的混杂，仍然潜藏着一个令人忧虑的未来。一边是电视剧产量激增，每年约50%未获准发行而无缘与观众见面；一边是电视剧播出精品供应不足，少有力作可买可播，以至于损害了产业结构，导致产业生态失衡。更重要的是，这种产业生态的不平衡，其中的纠结主要可以归因于电视剧的文化生态问题，即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诸如娱乐主导、内容雷同、解构经典、文化缺失，等等。与此同时，电视剧在新世纪以来还置身于其他类型电视节目大变革、大创新以及海量互动新媒体内容兴起，并逐步蚕食传统媒体的激烈竞争环境中。如何艺术地建构文化承载的现代形态，才是电视剧创作需要仔细推敲的关键。加强精品电视剧的比重，就成为改善中国电视剧整个文化生态并因之进一步平衡产业生态的必然举措。

如果在政策驱动因素于变化中走向完善、成本驱动因素于调控中走向强健的同时，创意驱动因素能够在创新中走向多元，受众驱动因素能够在细分中走向明晰，必将大大有利于电视剧制播双方为构建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良性循环做出的努力。迄今为止，就中国电视剧的产业价值链与文化价值链的博弈而言，以下四个走向特别重要，也是业界和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

一 从制播一体、制播分离到制播整合

电视剧的制作、发行、播出，构成了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三个基本环节。由于自产自销的传统发行方式仍占据中国电视剧产业的主导地位，电视剧发行公司往往从属于制作公司即影视企业，制作、发行和播出就构成了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同时，原有的制播一体化的体制，使得电视剧的制作、发行、播出这三个环节无法发挥相互制衡的功能。新媒体渠道、音像渠道，以及其他发行渠道，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拓展。换言之，政策体制不顺畅所带来的价值链界限不明晰，阻碍了电视剧定位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因此，制播分离的决策，对于理顺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意义非比寻常。这一决策可以化“单一行为主体”为“产业行为群体”，由一个长期闭合的价值圆环建构出一条既分立又关联的、不断延展的价值链条。

2009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首次专门针对制播分离改革发布了指导性政策文件《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就目前的运作情况来看，对于电视台而言，所谓的“分离”不是带来制播“分裂”，而是更应该理解为“分制”，即电视台的“一台两制”——“将部分内容制作资源从现有的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进行公司化改造，以增强其市场活力，使不能进入市场流通的电视台因而获得市场流通的可能。”①这将有助于提高体制内的广电机构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的可能，同时避免产业链上下游的恶性竞争。对于民营电视剧制作方而言，中国电视剧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在新的价值链明晰之后，“台管台控台属”制作方、民营制作方与电视台播出方在价值链上的适当衔接，就成为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制播双方在新的层面上整合的呼声，近两年也为此越来越高。电视剧产业以电视台为中心的投资、预购、定制、自制，已经日渐成为一种重新寻求制播整合的方式。

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电视剧制作的管理方式在2006年从规划立项变为备案公示。这就给予了电视剧制作方最大限度上的创意自由，当然也对制作方的未来市场预测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仅以家庭伦理剧为例，作为最受中国观众欢迎的题材选择，不管电视剧市场如何风云变幻，这种类型剧从《渴望》(1990)以来就一直热度不减，但其中讲述的人生故事发生了特别醒目的变化。从1997年的《牵手》到2001年的《让爱做主》、《来来往往》，再到2004年《中国式离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婚姻变得如履薄冰，令人每时每刻都恐慌不安。2009年的《蜗居》虽然不能归入家庭伦理剧，但却因为把第三者和房子联系在一起，为其找到一个时代色彩强烈的理由，触动了人们最敏感的神经。2010年-2011这两年，“幸福”的回归占据了主导地位，从2010年《金婚风雨情》(2010)、《金婚》的幸福史诗，到《老大的幸福》、《媳妇的美好时代》唤起人们追求幸福的集体共鸣，再到2011年《幸福来敲门》预示着“幸福”开始降临。

在电视剧的文化价值取向“从隐忍包容式、悲情破碎式到主动幸福式的转变”②中，可以看到受众主体的强烈诉求改变了家庭伦理剧的题材创意走向。“只有改变单纯的制作方模式，将受众作为一个特殊元素纳入到电视剧的创作之中，才能在电视剧的受众生存中激发电视剧艺术的生命魅力并永保不败之地。”③当一部又一部的家庭伦理剧成为“话题剧”，其对广大观众日常生活的呼应与震动，以及各媒介渠道相应的热播与热议，推动着电视剧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共时性地从失衡走向平衡。然而，近来“后宫剧”的盛行，却以另一类型演绎了让人不安的家庭伦理关系，其对现实人生的隐喻需要多加警醒。

二 从导演中心制、制片人中心制到编剧中心制

从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的转向，充分表征了电视剧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最新定位。在这两种架构中，题材创意即剧本创作虽然都处于核心制作环节，但编剧作为群体却是价值链上最薄弱的一环。这显然背离了知识产权时代的总体走向。从2005年中国首家专业剧本公司“黄金档影视文化”成立，到2010年中国首家编剧经纪公司“喜多瑞”成立，编剧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虽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种种迹象表明编剧已经萌生了作为一个群体的自觉意识。

电视剧题材创意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为产业价值链的活水源头，而且体现为文化价值链的智慧结晶。优质的剧本，能够把这两条价值链很好地衔接起来并推动二者的良性循环，同时激活电视剧的经济效能和文化效能。无论是从电视剧制播方的战略角度看，还是从电视剧艺术的健康发展来看，编剧在创意上增强差异化，都是增强一部电视剧竞争优势的关键。作为所占比例较小但正在增长且最终能改变电视剧成本结构的价值活动，剧本创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编剧在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中经济地位的合理保障，必然会成为提升电视剧文化内涵的利好因素。

2008年2月24日，“中国电影编剧论坛”发表了《2008编剧维权声明》和《2008影视编剧自律公约》，102人署名号召维护编剧的合法权益。尽管这一声明没能提出编剧与制片方如何建立有效合作关系的举措，但这种规范的行业性约定，还是对业界、学界和相关决策层产生了一定的震动。这绝非单兵作战所能够达到的效果。2011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首届会员就有二百多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电视剧编剧组织。即使编剧中心制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和进步显然已经开始推动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进一步优化。电视剧文化最终会走向哪里，仍然要受到社会-时代宏观情境的制约，但创意主体的上述自律举措可以直接影响政策主体、产业主体和受众主体的相应调整。这些举措对于文化价值链的优化作用，以及对于产业价值链与文化价值链相生互动的优化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 关于投资—融资

中国目前电视剧的主要资金来源分为六类，即自有资金、合作方投资、电视台预购、银行借贷、上市融资、政府赞助与奖励基金。其中，后三类所占比重日渐提高，上市融资则正在掀起热潮。中国的电视剧产业群雄并起，正处于价值链重构的关键期。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58家国有电视剧制作机构完成了转企改制，影视制作经营机构已经发展到近5000家。当前景变成了“钱”景，继华谊兄弟成为中国“电影第一股”之后，华策影视成为中国“电视剧第一股”。根据Wind资讯所提供的信息，中国上市影视公司GICS分类(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lobal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tandard)包括17家，申银万国分类(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包括22家，中证分类(中国证监会)包括22家。除去重复的公司，实际上共计有40家，而从其经营范围的描述来看，与电视剧制播直接相关的公司有10家。这其中既有民营企业，也有国营企业(见表2)。

过度压低剧本和电视剧制作的成本来保障经济收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恶性循环。尽管上市“钱”景乐观，也确实有利于电视剧产业链的优化，但在电视剧制播成本总体大幅上扬的今天，通过上市融资之类的渠道实施成本优先战略，显然不是改善电视剧产业生态的首选策略。电视剧制播方清醒地认识到，差异化战略才是最优化价值链的选择，开始致力于追求具有独特性的低成本资源和具有高买方价值的高成本资源的组合，借以创造各方认同的价值与独特性成本之间最大的差额。这种差异化战略主要体现为创意战略，其中，题材创意的独特性即剧本的独特性非常重要。一味地低成本，不利于提高剧本的独特性。提高剧本购买成本，获得优质剧本，以便提高电视剧制作方的议价实力，吸引优秀演员的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片酬议价，或者可以不必须是名演员担纲主演，就降低了总成本，即通过采取差异化战略作用于成本。这样，在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优化过程中，剧本购买环节就越来越得到关注。这恐怕也是编剧维权态度日益强硬的根本缘由。

从剧本的题材创意问题，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文化价值链的思考。这一文化价值链应该产生的不是文化浮躁、文化炒作所带来的“文化垃圾”，而是文化反思、文化创新所带来的文化精品。电视剧艺术具有文化经济特性，意味着电视剧的产业属性不能脱离其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载体之一的文化属性而独立存在。“电视剧文学剧本，具有显示我们时代先进文化的文化蕴含和美学品格，具有创造能够索引时代也能够引领时代的美学价值，具有它应有的综合的系统的实践性很强的社会功能。”④然而，一部电视剧究竟会发出谁的文化声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仅要考虑电视剧制播方的选择，也要考虑电视剧观众的选择。热播剧就是一个时代的经典文化文本，不仅蕴涵着叙述者的文化社会诉求，而且折射出接受者的文化期待视野。那些成为“事件”的电视剧，除了具有艺术上的经典价值之外，作为民族精神的时代文化症候和社会文化思潮的代言人，唤起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和心理共鸣。这种共鸣往往具有伦理意义上的文化效应，“追”不同类型的电视剧，“追”不同维度的电视剧话题，呈现了各种亚文化群体从中获得的不同文化认同和情感投射。

四 关于“限娱令”和“限广令”

电视剧有事业无产业固然会阻碍电视剧艺术的市场化蓬勃发展，有产业无事业也会给电视剧艺术的持久健康发展带来负面效应。电视剧娱乐化的选择，不能否认资本驱动的因素。资本总是致力于把符号从与真实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将其投入纯粹的流通。⑤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位列第一的电视剧生产大国。然而，即使电视剧的经济价值增值了，文化价值是否也正向增值了，却是一个需要质疑的问题。学界从新世纪伊始就从广泛的意义上展开了关于文化生态平衡问题的讨论，其中，特别关注到中国所面临的文化生态失衡的困境。

尽管“文化生态是一种观念性的、潜移默化的东西，在它发展的初期往往会遭到人们的忽视，而难以引起足够的认识”⑥，但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和文化实践的层面来看，由于文化生态的普遍存在，及其系统内部各种文化因子交互融通形成了环环相扣的“文化链”，其中任何一个的变化都会带来连锁反应，甚至导致社会总体文化结构的深刻变革，“如果失去了文化生态视角，看不到特定时期的文化生态失衡，便很可能导致‘话语飘移’，为各种各样的‘伪问题’所遮蔽和迷惑，而真正的主流话语却得不到彰显。”⑦就中国电视剧的发展而言，由于这一艺术形式深深介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养成已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如果回避电视剧已然失衡的文化生态问题，就会引发更严重的文化滑坡，同时也必然会影响电视剧产业发展自身的良性循环。

2011年，电视剧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大变革、大洗牌的格局已经初见端倪。“调控之手”新规出台与资本扩张的呼应，造成了新的产业生长点。2011年10月到11月问，国家广电总局先后下发了“限娱令”和“限广令”，并且都规定从2012年1月1日正式开始执行。“两限令”在客观上成为刺激电视剧产业再攀新高的举措。部分卫视将2012年的“综艺节目时段”改为“电视剧时段”，已经导致电视剧的市场需求量增加、价格上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频道和江苏卫视则另辟蹊径，联手研发了一种全新的节目模式，即职场创意偶像真人剧中秀，并在2011年10月30日首度推出了《一心一意爱上你》。中央电视台第八频道2012年的开年电视剧《大戏法》，也是带有浓厚的“剧中秀”色彩。考虑到电视剧早已“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这种创新功过如何现在还难有定论，但显然需要加以认真的审视。至于电视剧植入广告、剧集时长和剧集间广告时长的具体变化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取消剧中插播广告显然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通过电视渠道收看电视剧的方式，在与视频网站的竞争中，重新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尽管在广告收入方面电视与网络的竞争重新疑云密布。

“两限令”的出台，显然并非一时冲动。2011年4月在济南召开了首届全国电视剧工作会议，参会者涵盖了电视剧管理机构、制作机构、播出机构三方和有关部委的代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加强引导·提升品质·努力开创电视剧繁荣发展新局面》的工作报告，相当于发布了中国电视剧发展的一个“总动员令”。在肯定“电视剧成为当代社会主流艺术形式”的同时，提出“十二五”时期电视剧发展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提升电视剧品质”，实现创作质量、产业发展质量和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⑧2011年5月，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的自办刊物《第八频道》试刊号发行，在扉页广告之后以醒目的大字将自身定位为“人类情感的窗口民族精神的家园”，阐述了“奏响一个旋律，做强一个品牌，把好一个关口，守望一片园地，建立一套机制，深化一个主题，放大一个平台，走出一条新路”的八句箴言。作为电视剧专业频道的“国家队”，这样的定位不仅是在响应相关决策层的号召，也是在引导电视剧业界自身的前进方向。

在中国电视剧热闹而非繁荣的产业生态中，不仅出现了制片方争夺定价权、营销拓展话语权、播出平台抢占好剧版权的现象，还存在着编剧捍卫著作权、导演出让拍板权、明星炒作议价权、广告滥用插播权的问题⑨。如果这些电视剧产业链条上的利益方不能理顺其相互关系，不仅会因各方自身利益的非理性失衡而阻碍电视剧在中国的“产业式”推进和繁荣，也会损害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电视剧文化生态平衡，损害观众应该拥有的多元化的文化价值选择，最终会不利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健康生长和理性建构。“‘文化创意’的提出，本意在于提请人们注重当今世界普遍出现的一种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的精神滑坡现象，自觉加大对文化的投入，靠文化提升人的素质，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⑩电视剧艺术的发展不仅呼唤完善运营模式、加大资本投入，也呼唤提升创意关注和加深文化内涵。如果中国电视剧能够实现从以资本逻辑为导向到以文化逻辑为导向的战略转型，就意味着不仅践行了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艺术使命，而且推动了产业生态与文化生态在相生互动中的产业升级。

注释：

①尹鸿：《“分离”或是“分制”——对广电制播分离改革的思考》，《现代传播》，2010年第4期。

②赵曙薇：《“幸福剧”的文化价值取向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年第11期。

③刘婷、赵晓倩：《集体心理寻唤——新世纪电视剧创作与受众心理互为关系研究》，《当代电影》，2009年第7期。

④曾庆瑞：《“电视剧文学”刍议》，《文艺报》，2009年7月16日。

⑤[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⑥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⑦孙卫卫：《文化生态——文化哲学研究的新思路——兼论中国当代文化生态及其培育》，《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⑧田进：《加强引导提升品质努力开创电视剧繁荣发展新局面——在全国电视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电视研究》，2011年第6期。

⑨吴仕逵、刘雅娜等：《中国电视剧“钱规则”》，《第八频道》(试刊号)，2011年5月。

⑩仲呈祥：《警惕文艺媚俗化、功利化倾向》，《艺术教育》，2010年第4期。

博弈论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从各自选择的行为或是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在经济学上博奕论是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 什么是博弈论？古语有云，世事如棋。生活中每个人如同棋手，其每一个行为如同在一张看不见的棋盘上布一个子，精明慎重的棋手们相互揣摩、相互牵制，人人争赢，下出诸多精彩纷呈、变化多端的棋局。博弈论是研究棋手们 “出棋” 着数中理性化、逻辑化的部分，并将其系统化为一门科学。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得出最合理的策略。事实上，博弈论正是衍生于古老的游戏或曰博弈如象棋、扑克等。数学家们将具体的问题抽象化，通过建立自完备的逻辑框架、体系研究其规律及变化。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以最简单的二人对弈为例，稍想一下便知此中大有玄妙：若假设双方都精确地记得自己和对手的每一步棋且都是最“理性” 的棋手，甲出子的时候，为了赢棋，得仔细考虑乙的想法，而乙出子时也得考虑甲的想法，所以甲还得想到乙在想他的想法，乙当然也知道甲想到了他在想甲的想法… 面对如许重重迷雾，博弈论怎样着手分析解决问题，怎样对作为现实归纳的抽象数学问题求出最优解、从而为在理论上指导实践提供可能性呢？现代博弈理论由匈牙利大数学家冯·诺伊曼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立，1944年他与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作出版的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对于非合作、纯竞争型博弈，诺伊曼所解决的只有二人零和博弈--好比两个人下棋、或是打乒乓球，一个人赢一着则另一个人必输一着，净获利为零。在这里抽象化后的博弈问题是，已知参与者集合(两方) ，策略集合(所有棋着) ，和盈利集合(赢子输子) ，能否且如何找到一个理论上的“解” 或“平衡” ，也就是对参与双方来说都最“合理” 、最优的具体策略？怎样才是“合理” ？应用传统决定论中的“最小最大” 准则，即博弈的每一方都假设对方的所有功略的根本目的是使自己最大程度地失利，并据此最优化自己的对策，诺伊曼从数学上证明，通过一定的线性运算，对於每一个二人零和博弈，都能够找到一个“最小最大解” 。通过一定的线性运算，竞争双方以概率分布的形式随机使用某套最优策略中的各个步骤，就可以最终达到彼此盈利最大且相当。当然，其隐含的意义在於，这套最优策略并不依赖于对手在博弈中的操作。用通俗的话说，这个著名的最小最大定理所体现的基本“理性” 思想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 2.在经济学中，“智*博弈”（Pigs’payoffs）是一个著名博弈论例子。 这个例子讲的是：*圈里有两头*，一头大*，一头小*。*圈的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圈的另一边的投食口就会落下少量的食物。如果有一只*去踩踏板，另一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踩动踏板时，大*会在小*跑到食槽之前刚好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踩动了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吃到另一半残羹。 那么，两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答案是：小*将选择“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 原因何在？因为，小*踩踏板将一无所获，不踩踏板反而能吃上食物。对小*而言，无论大*是否踩动踏板，不踩踏板总是好的选择。反观大*，已明知小*是不会去踩动踏板的，自己亲自去踩踏板总比不踩强吧，所以只好亲力亲为了。 “小*躺着大*跑”的现象是由于故事中的游戏规则所导致的。规则的核心指标是：每次落下的事物数量和踏板与投食口之间的距离。 如果改变一下核心指标，*圈里还会出现同样的“小*躺着大*跑”的景象吗？试试看。 改变方案一：减量方案。投食仅原来的一半分量。结果是小*大*都不去踩踏板了。小*去踩，大*将会把食物吃完；大*去踩，小*将也会把食物吃完。谁去踩踏板，就意味着为对方贡献食物，所以谁也不会有踩踏板的动力了。 如果目的是想让*们去多踩踏板，这个游戏规则的设计显然是失败的。 改变方案二：增量方案。投食为原来的一倍分量。结果是小*、大*都会去踩踏板。谁想吃，谁就会去踩踏板。反正对方不会一次把食物吃完。小*和大*相当于生活在物质相对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竞争意识却不会很强。 对于游戏规则的设计者来说，这个规则的成本相当高（每次提供双份的食物）；而且因为竞争不强烈，想让*们去多踩踏板的效果并不好。 改变方案三：减量加移位方案。投食仅原来的一半分量，但同时将投食口移到踏板附近。结果呢，小*和大*都在拼命地抢着踩踏板。等待者不得食，而多劳者多得。每次的收获刚好消费完。 对于游戏设计者，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案。成本不高，但收获最大。 原版的“智*博弈”故事给了竞争中的弱者（小*）以等待为最佳策略的启发。但是对于社会而言，因为小*未能参与竞争，小*搭便车时的社会资源配置的并不是最佳状态。为使资源最有效配置，规则的设计者是不愿看见有人搭便车的，政府如此，公司的老板也是如此。而能否完全杜绝“搭便车”现象，就要看游戏规则的核心指标设置是否合适了。 比如，公司的激励制度设计，奖励力度太大，又是持股，又是期权，公司职员个个都成了百万富翁，成本高不说，员工的积极性并不一定很高。这相当于“智*博弈” 增量方案所描述的情形。但是如果奖励力度不大，而且见者有份（不劳动的“小*”也有），一度十分努力的大*也不会有动力了----就象“智*博弈”减量方案一所描述的情形。最好的激励机制设计就象改变方案三----减量加移位的办法，奖励并非人人有份，而是直接针对个人（如业务按比例提成），既节约了成本（对公司而言），又消除了“搭便车”现象，能实现有效的激励。 许多人并未读过“智*博弈”的故事，但是却在自觉地使用小*的策略。股市上等待庄家抬轿的散户；等待产业市场中出现具有赢利能力新产品、继而大举仿制牟取暴利的游资；公司里不创造效益但分享成果的人，等等。因此，对于制订各种经济管理的游戏规则的人，必须深谙“智*博弈”指标改变的个中道理。 3.背景知识：纳什博弈论的原理与应用 2002年03月21日17:44 北京晚报1950年和1951年纳什的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论的重要论文，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竞争和市场的看法。他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解，并证明了均衡解的存在性，即著名的纳什均衡。从而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纳什的研究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后来的博弈论研究基本上都沿着这条主线展开的。然而，纳什天才的发现却遭到冯·诺依曼的断然否定，在此之前他还受到爱因斯坦的冷遇。但是骨子里挑战权威、藐视权威的本性，使纳什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终成一代大师。要不是30多年的严重精神病折磨，恐怕他早已 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了，而且也绝不会与其他人分享这一殊荣。 纳什是一个非常天才的数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1950至1951年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时做出的。然而，他的天才发现———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即“纳什均衡”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48年纳什到普林斯顿大学读数学系的博士。那一年他还不到20岁。当时普林斯顿可谓人杰地灵，大师如云。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列夫谢茨(数学系主任)、阿尔伯特·塔克、阿伦佐·切奇、哈罗德·库恩、诺尔曼·斯蒂恩罗德、埃尔夫·福克斯……等全都在这里。博弈论主要是由冯·诺依曼(1903—1957)创所立的。他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天才的数学家。他不仅创立了经济博弈论，而且发明了计算机。早在20世纪初，塞梅鲁(Zermelo)、鲍罗(Borel)和冯·诺伊曼已经开始研究博弈的准确的数学表达，直到1939年，冯·诺依曼遇到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并与其合作才使博弈论进入经济学的广阔领域。 1944年他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著的巨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出版，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的初步形成。尽管对具有博弈性质的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例如，1838年古诺(Cournot)简单双寡头垄断博弈；1883年伯特兰和1925年艾奇沃奇思研究了两个寡头的产量与价格垄断；2000多年前中国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孙膑利用博弈论方法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等等都属于早期博弈论的萌芽，其特点是零星的，片断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不系统。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提出的标准型、扩展型和合作型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合作型博弈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巅峰期。然而，诺依曼的博弈论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由于它过于抽象，使应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博弈论的研究知之甚少，只是少数数学家的专利，所以，影响力很有限。正是在这个时候，非合作博弈———“纳什均衡”应运而生了，它标志着博弈论的新时代的开始！纳什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学生，他经常旷课。据他的同学们回忆，他们根本想不起来曾经什么时候和纳什一起完完整整地上过一门必修课，但纳什争辩说，至少上过斯蒂恩罗德的代数拓扑学。斯蒂恩罗德恰恰是这门学科的创立者，可是，没上几次课，纳什就认定这门课不符合他的口味。于是，又走人了。然而，纳什毕竟是一位英才天纵的非凡人物，他广泛涉猎数学王国的每一个分支，如拓扑学、代数几何学、逻辑学、博弈论等等，深深地为之着迷。纳什经常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自信和自负，充满咄咄逼人的学术野心。1950年整个夏天纳什都忙于应付紧张的考试，他的博弈论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他感到这是莫大的浪费。殊不知这种暂时的“放弃”，使原来模糊、杂乱和无绪的若干念头，在潜意识的持续思考下，逐步形成一条清晰的脉络，突然来了灵感！这一年的10月，他骤感才思潮涌，梦笔生花。其中一个最耀眼的亮点就是日后被称之为“纳什均衡”的非合作博弈均衡的概念。纳什的主要学术贡献体现在1950年和1951年的两篇论文之中(包括一篇博士论文)。1950年他才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题为“非合作博弈”的长篇博士论文，1950年11月刊登在美国全国科学院每月公报上，立即引起轰动。说起来这全靠师兄戴维·盖尔之功，就在遭到冯·诺依曼贬低几天之后，他遇到盖尔，告诉他自己已经将冯·诺依曼的“最小最大原理”(minimax solution)推到非合作博弈领域，找到了普遍化的方法和均衡点。盖尔听得很认真，他终于意识到纳什的思路比冯·诺伊曼的合作博弈的理论更能反映现实的情况，而对其严密优美的数学证明极为赞叹。盖尔建议他马上整理出来发表，以免被别人捷足先登。纳什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根本不知道竞争的险恶，从未想过要这么做。结果还是盖尔充当了他的“经纪人”，代为起草致科学院的短信，系主任列夫谢茨则亲自将文稿递交给科学院。纳什写的文章不多，就那么几篇，但已经足够了，因为都是精品中的精品。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国内提一个教授，要求在“核心的刊物”上发表多少篇文章。按照这个标准可能纳什还不一定够资格。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尔里斯当牛津大学艾奇沃思经济学讲座教授时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文章，特殊的人才，必须有特殊的选拔办法。 纳什在上大学时就开始从事纯数学的博弈论研究，1948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更是如鱼得水。20岁出头已成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家。特别是在经济博弈论领域，他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是继冯·诺依曼之后最伟大的博弈论大师之一。他提出的著名的纳什均衡的概念在非合作博弈理论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后续的研究者对博弈论的贡献，都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之上的。由于纳什均衡的提出和不断完善为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囚犯的两难处境 大理论中的小故事 要了解纳什的贡献，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非合作博弈问题。现在几乎所有的博弈论教科书上都会讲“囚犯的两难处境”的例子，每本书上的例子都大同小异。 博弈论毕竟是数学，更确切地说是运筹学的一个分支，谈经论道自然少不了数学语言，外行人看来只是一大堆数学公式。好在博弈论关心的是日常经济生活问题，所以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其实这一理论是从棋弈、扑克和战争等带有竞赛、对抗和决策性质的问题中借用的术语，听上去有点玄奥，实际上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博弈论大师看经济社会问题犹如棋局，常常寓深刻道理于游戏之中。所以，多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入手，以我们身边的故事做例子，娓娓道来，并不乏味。话说有一天，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财物被盗。警方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是，他们矢口否认曾杀过人，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然后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审讯。由地方检察官分别和每个人单独谈话。检察官说，“由于你们的偷盗罪已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可以判你们一年刑期。但是，我可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我只判你三个月的监禁，但你的同伙要被判十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就将被判十年刑，他只判三个月的监禁。但是，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都要被判5年刑。”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该怎么办呢？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坦白或抵赖。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一年。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所以，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他们选择坦白交代是最佳策略。因为坦白交代可以期望得到很短的监禁———3个月，但前提是同伙抵赖，显然要比自己抵赖要坐10年牢好。这种策略是损人利己的策略。不仅如此，坦白还有更多的好处。如果对方坦白了而自己抵赖了，那自己就得坐10年牢。太不划算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选择坦白交代，即使两人同时坦白，至多也只判5年，总比被判10年好吧。所以，两人合理的选择是坦白，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被判1年刑)就不会出现。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5年的结局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因为，每一方在选择策略时都没有“共谋”(串供)，他们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虑社会福利或任何其他对手的利益。也就是说，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局中人(也称当事人、参与者)的最佳策略组合构成。没有人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获得更大利益。“囚徒的两难选择”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人追求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也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他们两人都是在坦白与抵赖策略上首先想到自己，这样他们必然要服长的刑期。只有当他们都首先替对方着想时，或者相互合谋(串供)时，才可以得到最短时间的监禁的结果。“纳什均衡”首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不妨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位经济学圣人在《国富论》中的名言：“通过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从“纳什均衡”我们引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两个囚徒的命运就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纳什均衡”提出的悖论实际上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因此，从“纳什均衡”中我们还可以悟出一条真理：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但它必须符合以下黄金律：按照你愿意别人对你的方式来对别人，但只有他们也按同样方式行事才行。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前提是人所不欲勿施于我。其次，“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在现实中非合作的情况要比合作情况普遍。所以“纳什均衡”是对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合作博弈理论的重大发展，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从“纳什均衡”的普遍意义中我们可以深刻领悟司空见惯的经济、社会、政治、国防、管理和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现象。我们将例举出许多类似于“囚徒的两难处境”这样的例子。如价格战、军奋竞赛、污染等等。一般的博弈问题由三个要素所构成：即局中人(players)又称当事人、参与者、策略等等的集合，策略(strategies)集合以及每一对局中人所做的选择和赢得(payoffs)集合。其中所谓赢得是指如果一个特定的策略关系被选择，每一局中人所得到的效用。所有的博弈问题都会遇到这三个要素。 价格战博弈： 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大战、冰箱大战、空调大战、微波炉大战……这些大战的受益者首先是消费者。每当看到一种家电产品的价格大战，百姓都会“没事儿偷着乐”。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厂家价格大战的结局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而且价格战的结果是谁都没钱赚。因为博弈双方的利润正好是零。竞争的结果是稳定的，即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结果可能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对厂商而言是灾难性的。所以，价格战对厂商而言意味着自杀。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引伸出两个问题，一是竞争削价的结果或“纳什均衡”可能导致一个有效率的零利润结局。二是如果不采取价格战，作为一种敌对博弈论(vivalry game)其结果会如何呢？每一个企业，都会考虑采取正常价格策略，还是采取高价格策略形成垄断价格，并尽力获取垄断利润。如果垄断可以形成，则博弈双方的共同利润最大。这种情况就是垄断经营所做的，通常会抬高价格。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厂商用正常的价格，双方都可以获得利润。从这一点，我们又引出一条基本准则：“把你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假定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的基础上”。事实上，完全竞争的均衡就是“纳什均衡”或“非合作博弈均衡”。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厂商或消费者都是按照所有的别人已定的价格来进行决策。在这种均衡中，每一企业要使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要使效用最大化，结果导致了零利润，也就是说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非合作行为导致了社会所期望的经济效率状态。如果厂商采取合作行动并决定转向垄断价格，那么社会的经济效率就会遭到破坏。这就是为什么WTO和各国政府要加强反垄断的意义所在。 污染博弈： 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的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按照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有企业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采取不顾环境的策略，从而进入“纳什均衡”状态。如果一个企业从利他的目的出发，投资治理污染，而其他企业仍然不顾环境污染，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价格就要提高，它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甚至企业还要破产。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的有效的完全竞争机制”失败的例证。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的盲目发展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在政府加强污染管制时，企业才会采取低污染的策略组合。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与高污染同样的利润，但环境将更好。 谢谢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