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简史论文参考文献

文 | 妖师 所谓五果者，李、杏、桃、枣、栗也。 栗者，板栗也，是中国驯化利用最早的果树之一。参《吕氏春秋》载，“ 果有三美者，有冀山之栗 ”。《史记》亦载：“ 燕秦千树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 即栽培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素有“ 干果之王 ”美誉。枣者，与栗相比亦是不遑多让。《诗·豳风》中有“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魏风》中有“ 园有棘，其实之食。 ”《秦风》中亦有“ 交交黄鸟，止于棘。 ”其中‘棘’，指的就是枣树。 《尔雅·释木》中记录周代枣之品种已有：壶枣、要枣、白枣、酸枣、齐枣、羊枣、大枣、填枣、苦枣、无实枣等十一种之多。参《仪礼·聘礼》载， 枣、栗是古代诸侯相互借路相互问候之际，带给掌管朝觐官员之礼物 ，用两个一斗二升上边有盖的方竹簋，一个装满枣，一个装满栗，一齐献上。 《仪礼·既夕礼》亦云，在土葬前最后一次哭吊的晚上，祭品种要有 枣糗、栗脯 。 同时《仪礼·特牲馈食礼》和《仪礼·有司》中讲，诸侯及士，每月初一祭庙，祭品种除有规定的牲畜外，均有枣、栗，而且枣栗由谁摆放，皆有不同之学问。《礼记》上有“ 枣栗饴蜜以甘之 ”，并用于菜肴制作。 《战国策·燕策一》载，苏秦游说六国时，对燕文侯曰“ 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实于民，此所谓天府也。 ”即枣、栗是当时燕国北方之经济命脉，甚至是帝王参考国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韩非子》中亦载有秦国饥荒时，以枣、栗救民之事。故而民间一直视枣、栗为‘铁杆庄稼’、‘木本粮食’之一。桃者，是谓五果之首。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即发现六七千年前的野生桃核。特别是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掘出外形完整的两枚桃核和六枚桃仁，与今栽培之桃完全相同。 《诗经》中即有 “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 园有桃，其实之淆 ”之语。 其他古籍如《管子》、《尚书》、《韩非子》、《山海经》、《吕氏春秋》等皆有关于桃树之记载，《尔雅·释草篇》曰，“ 旄，冬桃；榹，山桃。 ”《礼记》中甚至将桃列为祭祀神仙的五果（李、梅、杏、枣）之一。 著名植物学家第康道尔于《农艺植物考源》中道，“ 中国之有桃树，其时代数希腊、罗马及梵语民族之有桃犹早千年以上 ”。李者，殷墟出土的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已有“李”字，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亦曾出土过郁李或欧李的核仁。《诗经》中有“ 华如桃李 ”和“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之句。 但所谓“ 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抬死人 ”，李子却是不宜多食。 北魏《食经》有云，“ 味酸，大热……不可多食，生痈疖，伤筋骨 ”。唐·孙思邈尝言：“ 不可多食，令人虚 ”。《滇南本草》中亦载：“ 不可多食，损伤脾胃 ”。 之所以成为“五果”之一，参《尔雅》云，“ 五沃之土，其木宜梅李。 ”杏者，一九九二年河南驻马店杨庄出土了夏代的杏核，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亦有“杏”字。 其中《礼记·夏小正》主要反映夏朝的历法节令，即有“ 正月，梅、杏、柂桃则华……四月，囿有见杏 ”的花信和果期，指明杏在当时已是园囿之物，在我国明确的园艺栽培至少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先秦至秦汉之际《礼记》、《管子》、《山海经》等文献多次记载了杏的分布、以及食用情况。早在先秦，《礼记》即将杏与枣、栗、榛、柿、瓜、桃、李、梅等一起列为宴享、祭祀之食品。 汉以后则出现杏脯、蜜渍青杏等制作加工方法。如此杏不仅鲜食，还可捣烂果肉，薄涂在布帛上晒干，掺入谷物面粉，制成“杏油”、“杏麨”等干粮食用。 其中杏仁不仅可食，亦可入药，《神农本草经》载“ 杏核，味甘温，生川谷，治咳逆上气 ”。 与李子相同，杏被列入“五果”之一，亦并非口味上佳。唐慎微《证类本草》云，‘ 味酸，不可多食，伤筋骨 ’。古籍中少有称赞杏果是美味佳果，《诗经》中涉及植物近一百五十种，亦未见有杏。 故杏者，实则救荒疗饥、应急活命之物，而被尊为五果之一。其他本土水果，如梨、梅、柿、山楂、桑椹、樱桃等，以及后来南方之柑橙、荔枝、龙眼、枇杷、杨梅等。 其中荔枝原产于中国南部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在海南和云南的森林中至今仍有野生荔枝分布。汉·刘歆《西京杂记》载，“ 南越王佗献高帝鲛鱼、荔枝 ”。司马相如之《上林赋》中称其“ 离支 ”。猕猴桃，古称“苌楚”，《诗·桧风·隰有苌楚》曰，“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 ” 南朝谢灵运在《庐山慧远法师诔》中曰“ 粳粮虽御，独为苌楚。 ” 至唐·岑参诗云：" 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 "。即当时已有人工栽培猕猴桃。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云：“ 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故有诸名。 ” 二十世纪初传入新西兰，改良为奇异果，如今新西兰已是世界最大猕猴桃出口国。甜瓜，原产于非洲热带沙漠，后经印度而辗转传入中国。《国风·豳风·七月》中载：‘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 ’ 但此‘瓜’是否特指甜瓜，尚不得而知。但考古人员曾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女尸的胃里发现了尚未消化完的甜瓜籽，考证了甜瓜传入中国的时间，不会晚于汉朝。石榴，原产地伊朗、阿富汗等国，据晋·张华《博物志》载：“ 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 ” 别称安石榴，抑或丹若、沃丹、涂林、若榴。西晋·潘岳《安石榴赋》曰，“ 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 ”华夏民族视石榴为吉祥，象征“ 多子多福 ”。至唐代，流行结婚赠石榴的礼仪，并开始有‘石榴仙子’之神话传说。葡萄，起源于古巴比伦，至今五千年历史。后逐渐传入大宛、乌孙、唐居等西域诸国，由张骞带回葡萄以及葡萄酿酒技术。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道：‘ 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饮之，则然而醉，故有是名。’‘葡’是聚饮之意，‘萄’是大醉之状，因其酿成之酒能使人饮后而醉，故曰葡萄。 ’ 其实在中国上古亦有类似水果，《诗经·豳风·七月》中载，‘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 ’ 《注》曰：薁，蘡薁也。《疏》云：蘡薁者，亦是郁类而小别。晋·宫阁铭云： 华林园有车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 车下李即郁，薁李即薁，二者相类而同时熟。而‘郁’及‘薁’即是一种山葡萄。哈密瓜，种植于新疆已有四千年历史，中国唯有新疆、甘肃敦煌一带出产。 汉武帝平定河西走廊后，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部，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太平广记·阴贵人》载，“ 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时有敦煌献异瓜种，……名穹窿 ”。‘穹窿’即是哈密瓜。开心果，原产于波斯和叙利亚。又名阿月浑子，别称胡棒子、无名子。 《本草拾遗》云：‘ 阿月浑子……生西国诸蕃，云与胡榛子同树，一岁棒子，二岁浑子也。 ’《本草纲目》亦录着，引《海药本草》云：“ 按徐表《南州记》云：无名木生岭南山谷，其实状若榛子，号无名子，波斯家呼为阿月浑子也。 ”唐代后，由中亚传入中国。无花果，原产阿拉伯南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果树之一，自公元前三千年，在西南亚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居民即已开始种植无花果，并作为祭祀的果品。 古埃及、古巴比伦之浮雕、以及希腊神话中，均有关于无花果之记载，《圣经》亦称无花果为‘ 天堂之果 ’。 唐时由波斯传入。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称无花果为‘底称实’，曰‘ 底称实，波斯国呼为阿驿，拂林（叙利亚）呼为底称，树长四、五丈，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蓖麻，无花而实。 实赤色类蓖子，味似干柿而一年一熟。 ’香蕉，发源地位于太平洋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但未经驯化，香蕉中包含很硬的种子。 后由葡萄牙商人，把香蕉从东南亚带入中美洲，经过不断的选育，而籽少肉多，成为如今只香蕉，并开始大规模种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最广泛种植的香蕉品种是「 大麦克 」。 因香味浓郁，皮厚耐储，而深得各个国家喜爱。后却因疫病，而毁灭了几乎整个品种。 如今的主流香蕉，则属于香芽蕉。 「大麦克」虽并未完全灭绝，但却仅存在于东南亚小规模种植园里。 我国野生香蕉和野生芭蕉在古代皆被统称‘芭蕉’。据传，汉武帝起扶荔宫时，收集天下奇花异木时，即有香蕉。西瓜，原产非洲，早在四千年前，埃及人即种植西瓜，后来逐渐北移，最初由地中海沿岸传至北欧，而后南下进入中东、印度等地，四五世纪唐时，由西域传入我国，宋时传入中原。 所以称之为“西瓜”，据明·徐光启《农政全书》载：“ 西瓜，种出西域，故之名 。” 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载：“ 按胡娇于回纥得瓜种，名曰西瓜。则西瓜自五代时始入中国；今南北皆有。 ”在我国的栽培历史悠久。榴莲，相传明朝传入中国，原产于东印度、马来西亚。马来语称榴莲为“ 徒良 ”，中文译为“榴莲”，具有“ 水果之王 ”的美称。 芒果，原产印度及马来西亚。《大唐西域记》载“ 庵波罗果，见珍于世 ”，即芒果。不过亦传芒果是荷兰人在台时引入。 野生草莓中国自古有之，但今日之草莓，属于大果凤梨草莓，却是原产于南美。据《 北满果树园艺及果实的加工 》载，一九一五年一个俄罗斯侨民从莫斯科引入五千株草莓品种‘维多利亚’到黑龙江省亮子坡栽培……菠萝，起源于今巴西，由印第安人于公元前二十世纪至十八世纪开始驯化和栽培。十七世纪伊始，葡人将菠萝种植传入中国澳门。 如今在台湾以及周边地区曰凤梨，二者虽同属，却因生长环境不同而有所区别…… 其中菠萝的叶子边缘有锯齿，而凤梨的叶子却光滑；菠萝的芽眼凹槽呈橙红色，而凤梨的如芽眼凹槽却是深绿色；且凤梨并无肉刺，去皮可吃，味道亦并无生涩、刺激之感。《诗经·木瓜》曰，‘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木瓜虽中国自古有之，但却并非今日之木瓜…… 《诗经》之木瓜，拳头大小，椭圆光滑。 不适生食，味道酸涩，通常蒸食、制药。 而今日之木瓜，却是番木瓜，原产于东南亚，十七世纪明末清初方才引入中国。苹果，古曰“柰”、“来禽”、“林檎”等。‘来禽’、‘林檎’者，有飞鸟来集之意。 尽管中国自古即有与其十分接近之水果，但今之苹果，却是原产于欧洲东南部，土耳其以及高加索一带。一八七〇年前后开始传入中国山东，而中国本土苹果栽培则逐渐消失。 苹果之名则出现于明朝。究其渊源则是‘苹婆果’之简称，‘苹婆’起初写作‘频婆’。 称“苹婆果”者，据说是出自佛经《采兰杂志》云：‘ 燕地有苹婆果，味极平淡，夜置枕边，极有香气，即佛书所谓苹婆，华言于思也。 ’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参考文献转自博宝艺术网。考古验证瓷器最早的产地是在中国，但究竟出于哪个年代尚没有准确的定论。人们将发掘自河南郑州商代（约前15世纪—前9世纪）的高岭土彩釉器皿作为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瓷器。中国在其东汉时期发展出较为成熟的青瓷制法。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也有"中国"的意思。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的发明始于汉代，至唐、五代时渐趋成熟；至宋代为瓷业蓬勃发展时期，定、汝、官、哥、均等窑名重千古；元代青花和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宋瓷传统，宣德。成化窑制品，尤为突出；清代风格古雅浑朴，比前时稍逊，却胜在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熙、雍正、乾隆时所制器物，更是出类拔萃，令人叫绝。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中国瓷器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中国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是世界上最大的瓷器生产国及出口国。宋以前高档瓷器主要用于皇室的生活，在中国陕西省法门寺出土的越窑青瓷名品——秘色瓷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瓷器制艺的颠峰。北宋后中国瓷器制作工艺不断上升，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大量瓷器出口至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北非。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代表工艺品之一。与之相对的日本，也在平安时代开始出现陶瓷艺术制造，结合日本发扬的茶道文化，不断地出现瓷器的著名产地，先后有六古窑、远州七窑等瓷器名产地。而在安土桃山时代一段繁荣的茶道文化中，很多茶人如利休七哲中的牧村兵部、瀬田扫部、古田织部、芝山监物同时也就是著名茶道瓷器的制作者。如果不够详细我们还可以再交流，下面是百度百科的地址，概述较为简单。

是中国.中国的文化一直延续下来.我们的祖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这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由于外族的入侵而失去了独立,中断了古代文明.如公元前525年古埃及被波斯帝国灭亡；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伦被赫梯灭亡；古印度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北部遭到外族入侵,近代又长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古国.中国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考古发现了7000到10000万前农耕文明遗留下来的稻谷、乐器、上古文字等等.根据传说史,4000多年前华夏族逐渐形成,之前几千年为三皇时代,之后为五帝时代.约于公元前21世纪,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之后为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0年）.之后就是春秋及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年—前221年）.夏、商、周皆采用封建制,其中商朝时存在大量奴隶,周朝时封建制已经非常完善,人口也以庶民为主.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世袭王朝.古埃及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大约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公元前47年,西泽大帝进攻埃及的时候,战火波及亚历山大里亚城图书馆.数十万册以古埃及文字书写的经卷付之一炬,其中包括当时最完整的埃及史.这部史书是亚历山大去世后,在埃及自立为王的希腊将军托勒密一世要求埃及的祭司兼学者马内托（Manetho）所写的.这部「埃及史」被烧毁,实为无法弥补之损失.幸而当时有些其它著作引用了一些这本书的内容,人们才能知道古埃及历史的一些片段.直到目前,埃及学者仍然沿用马内托对埃及史的划分,但对许多帝王的兴衰更替,以及确实的年代,仍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古巴比伦古巴比伦（约前30世纪—前729年）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大致在当今的伊拉克境内,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里的人们建立了国家,到公元前18世纪．这里出现了古巴比伦王国.「美索不达米亚」—《圣经》称为「天堂」,是古希腊语,意为「两条河中间的地方」,故又称为两河流域.两河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这平原上发展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颁布了第一部法典,流传最早的史诗、神话、药典、农人历书等,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印度早在公元前约2500年,在现今巴基斯坦,文明即已滋生,古城哈拉巴及穆罕耶达罗的遗迹留有许多这早期文明的烙印.居民已有度量衡及文字,并挖沟渠及运河,在堡垒之下的城市是在一严谨计划下筑成的,神庙、住宅、浴室、街道,几何形的G局及卫生系统的设计排水沟、运河等.出土的遗物非常丰富,包括黄金首饰和宝石、经雕刻过的石头、青铜和土塑小雕像等.黄铜和青铜多半用于制造器具和武器.陶器通常以轮状捏制,用火烧成,并绘上几何、花卉及动物等图案.

是中国.中国的文化一直延续下来.我们的祖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这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由于外族的入侵而失去了独立,中断了古代文明.如公元前525年古埃及被波斯帝国灭亡；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伦被赫梯灭亡；古印度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北部遭到外族入侵,近代又长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古国.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大约出现在,距今5000～6000年前；中国最早的是商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3000年 楔形文字 参考资料: nan1/xxjs/dnzp/2003/2003xly/yxl/XXWZ-2. 也叫“钉头文字”或“箭头字”。 古代西亚所用文字。多刻写在石头和泥版（泥砖）上。 笔画成楔状，颇像钉头或箭头。 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由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所创造。 阿卡得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波斯人等，都曾使用这种文字书写自己的语言。 也是各古国间交换外交文书的通用文字。 考古学家发现大批各种楔形文字泥版或铭刻，19世纪以来被陆续译解，从而形成一门研究古史的新学科——亚述学。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发源于亚洲西部的亚美尼亚高原。 公元前4000年左右，这里就有了最早的居民——苏美尔人。 他们创造了灿烂的苏美尔文明，最能反映这种文明特征的是他们的文字——楔形文字。最初，这种文字是图画文字，渐渐地，这种图画文字逐渐发展成苏美尔语的表意文字，把一个或几个符号组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含义。 如用“口”表示动作“说”；用代表“眼”和“水”的符号来表示“哭”等等。 随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苏美尔人干脆用一个符号表示一个声音，如“箭”和“生命”在苏美尔语中是同一个间，因此就用同一个符号“箭”来表示。 后来又加了一些限定性的部首符号，如人名前加一个“倒三角形”，表示是男人的名字。 这样，这种文字体系就基本完备了。苏美尔人用削成三角形尖头的芦苇秆或骨棒、木棒当笔，在潮湿的黏土制作的泥版上写字，字形自然形成楔形，所以这种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为了长久地保存泥版，需要把它晾干后再进行烧制。 这种烧制的泥版文书不怕被虫蛀，也不会腐烂，经得起火烧。 但美中不足的是，泥版很笨重，每块重约一千克，每看一块都要费力地搬来搬去。 到现在，发掘出来的泥版，共有近一百万块，最大的有2.7米长，1.95米宽，可谓是巨书！ 楔形文字是苏美尔文明的独创，最能反映出苏美尔文明的特征。 楔形文字对西亚许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亚的巴比伦、亚述、赫梯、叙利亚等国都曾对楔形文字略加改造，来作为自己的书写工具。 甚至腓尼基人创制出的字母也含有楔形文字的因素。 楔形文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可是，由于它极为复杂，到公元1世纪，就完全消亡了。在古代的苏美尔，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拿着芦杆或木棒做成的尖头呈三角形的笔，在泥板上写字。 这种字从左到右横着写，每一个笔划总是由粗到细，象木楔一样。 这就是苏美尔人留给后世西方文明的三大珍贵礼品之一的“楔形文字”。苏美尔文字是逐步产生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知，其间由借助图形表达某种观念到文字的出现经过了1000年的演化过程。 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开始刻图像于石或镌印于粘土，以此作为拥有某物的标志：或者用一块岩石表示“铁石心肠”，或者用一颗树表示一幢房屋。大约500年以后，由图形向文字的演化速度大大加快。 到了那时，苏美尔神庙的管理人员使用许多规范化的简图，把它们结合起来保存神庙的财产档案和商业交易档案。尽管这一时期的书写文字仍具有象形文字特征，但已超越了以图画表示人及具体事物的阶段，发展到了用图画表示抽象事物，例如：一只碗表示食物，一个人头加一只碗则表示吃的意思。又过了500年，成熟的文字全面取代了旧有文字，因为到那时最初的图画已变得非常系统化，以致人们不再把它们视为图画，而须视之为纯粹的符号；这些符号有许多已不再表示特定的词，而成为与其他同类符号结合在一起就可形成字词的音节符号。公元前2500年左右，苏美尔地区的这种文字体系达到了充分发展的阶段。 楔形符号共有500种左右，其中有许多具有多重含义，这就使得楔形文字体系比后来的字母文字体系要难以掌握得多。 尽管如此，在两千年间楔形文字一直是美索不达米亚唯一的文字体系；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这种文字甚至成了西亚大部分地区通用的商业交往媒介。从苏美尔时代残存下来、在近代被发掘出来的楔形文字文献都是抄写在泥版上的。 这些泥版中，大约90%是商业和行政记录，其余的10%则是对话、谚语、赞美诗和神话传说的残篇。苏美尔人的对话采用这样的形式：两个角色在辩论中站在对立的一方互相驳辩——夏天对冬天，斧头对犁子，或者农夫对牧人。 由于双方均有许多可以立足的根据，因而辩论通常没有输赢。 另一方面，残存至今的苏美尔谚语则提供了明确的观点。一则令人着迷的苏美尔处世格言这样讲：“仆人呆的地方，必有争吵相伴；理发师呆的地方，必有毁谤传出”。楔形文字流传到亚洲西部的许多地方，它为人类带来了文明的“火种”。 公元前2007年，苏美尔人的最后一个王朝衰亡之后，巴比伦王国把这份遗产继承了下来，并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