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歌曲主题论文

我爱摇滚~ 重复写800次左右就有3000字了

大概在十四年前，我和两个胖子用准备买色情小报的钱换来了这张盗版碟，当时我们觉得中分的蘑菇头很帅，上网的人很素质，我们会在聊天室里给自己起譬如“阳光男孩”这种今天想起来恨不得把自己阉了的网名，然后找个很女生的网名对她说，“你好，可以聊聊吗？你是哪里的呀？”当时我们在众人面前大谈佛洛依德，波德莱尔，卡尔维诺；背地里却抢着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看的面红耳赤不能自持。当时我们披着年少无知的外衣做了很多今天看来脑残无比的事情，只有一件事今天看来是无比的可爱，那就是，在看完这张盗版盘之后，决定扒运煤的火车到北京去，然后把三个小混蛋扔给窦唯何勇张楚他们，说“这腔热血只卖与识货的！”---当时我们天真的认为，所有的明星都住在京城。 我无法确切描述初次看这张唱片时的感受，我只觉得有无数的热情无处发泄，这个世界瞬间显得如此渺小，我们觉得大陆的摇滚是这个星球上最NB的存在没有之一，我们认为只要攒钱买把吉他然后混入他们乐队的话就能体验到比凯撒拿破仑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征服天下时更High的感受，我们把摇滚当作自己的图腾，把这些人当成自己的上帝，我们鄙视一切不听摇滚的异类。我在把老师气的浑身发抖然后骂我是个废物的时候，自我感觉无比良好的对他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垃圾场。”当时我天真的认为，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在这个图腾之中，我将永远如此NB的过下去，因为我的上帝会统治整个世界的音乐爱好者，任何一个人都没理由不爱上他们。 十几年后，他们说，何勇疯了，张楚废了，窦唯老了。中国摇滚界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低潮期，特别是和他们光彩万丈的前辈们比起来，现在的所谓摇滚人不过是弄些个还算过得去的动静，想尽办法把自己弄得特立独行，然后发几张唱片，数数票子，姑娘。当花儿乐队都把自己标榜成摇滚的时候，我想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摇滚二字如此的厌恶。这是周杰伦蔡依林们的时代，这是美丽脸蛋和完美身材的时代，这是凭一首口水歌混同一首歌就能混到你死的时代，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的琢磨着人民的币，大城市的房子，能让美女两眼放光的车子，至于理想，坚持，信念这些不能当饭吃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于现在的娱乐圈。 十几年前，我把张楚放给某女听，她听后说，有点怪怪的不过挺好。我又把何勇放给她听，她说，这人是个疯子嘛？十几年后，我把何勇拿出来给某90后听，她坚持了不到1分钟后跟我说，你这是什么垃圾东西啊？然后带上她的Ipod继续周杰伦蔡依林。看着她摇头晃脑的样子我想，我们小的时候是一堆人围在一个日本产的录音机跟前像圣徒朝拜一样在听这个的啊。不过，那种录音机再也看不见了，记忆中的魔岩三杰，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一直以为我还青春年少，但当我一改往日的冷静开始跟小孩子们争吵周杰伦根本不是摇滚，唱摇滚的也不是一定要留长发摔吉他砸汽车烧房子的时候，看着他们眼中的茫然，我知道，这已经不是我可以昂着头继续装无谓然后冲上去和他们狠狠干一架的年代了。 曾经我想做个亡命徒，做个像他们一样的疯子，时间让我发现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俗人而已。那几个胖子和我一样，早就剪短了头发，把专门磨破洞的牛仔裤扔进垃圾箱，人模狗样的穿着衬衫夹着公文包开始日复一日的上班，等死。 只有一件事，我们拒绝否认我们曾经的信仰，因为麻木的心灵最深处还有着一小块无比柔软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小孩子们问“为什么王菲会和窦唯结婚啊他一点都不帅”的时候露出无奈的笑容，为什么在穿水手衫的时候忍不住想系条红领巾，以及在看到苍老的张楚多年后再次站在台上唱“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的时候，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几个满身伤痕而又媚俗的SB，很多年前，是一群无比骄傲的要改变世界的小亡命徒啊 老实说，窦唯、张楚、何勇的年代不属于我，那时我还太小（还在上小学的），对于摇滚乐这种东西是没法理解的。 所以对于他们的音乐，我属于后来网络发达之后开始补课的，我想对于中国的青年们，这种补课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窦唯、张楚、何勇，他们那时的音乐绝对可以说是经典，既是最中国的，也是最摇滚的。有人郁闷的说，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把中国摇滚继续辉煌下去，为什么就没有出现新的经典的乐手。不奇怪，我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不说。 看看那时的窦唯、张楚、何勇们吧，他们呐喊，他们诅咒，他们反讽，他们……（摇滚要的就是最直接的表达）现在你给我在和谐社会中来个这个试试。所以现在人们用无厘头和恶搞来颠覆权威，在游戏中麻醉自己。甚至一个超女海选都被民主派们高喊为民主的尝试（民主难道是指针对娱乐的吗？民主难道不是个政治词汇吗？）我想我们社会确实是越来越堕落和无聊了。 又：看到何勇在《钟鼓楼》表演时介绍到：“三弦，何玉生，我的父亲。”并深深鞠了一躬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亲。过年无法回家，只能默默的祝你身体健康！

摘要]: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和商界共同思考的热点之一，而且日益成为一种朝阳产业。本文重点讲述的人文摇滚也与其有着历史关联和意义。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本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等诸多层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探索。这些探讨对于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各种文化、艺术的层面中。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艺术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而作为中国音乐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摇滚（摇滚）个体，在艺术与商业接轨的今天，如何独善其身并弘扬音乐的人文摇滚精神。就当前我国音乐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音乐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因素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谁又是这一主题的主导或领跑者?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层面，而是着重从中国内地人文摇滚音乐的音乐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人文摇滚的音乐文化而为推动音乐及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想象性框架和可推敲性理论。因为，人文摇滚是文化产业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人文性的文化形态，完全可以当仁不让地承担透视文化产业的任务，并在未来时间内引领中国文化产业迈出不可估量地一步，翻开崭新的一页。[关键词] 人文 摇滚精神 独立摇滚 人生哲学 生命意义 释放 领跑[正文]中国民众主旋律热情开始淡化，功利和实用观念日渐成为民众主导意识。与此同时，本来就受到了另眼相看的音乐歌手和音乐人的本真理想基本失去了社会基础和文化效果，摇滚音乐人原来的社会角色和艺术立场出现了转换，一部分人自觉融入生活，另一部分人则进入市场运作，人文摇滚音乐作为一种“第三地下角色”，甚至被抑为无意识。这样一种状态，不仅作为一种背景，并似乎成为一种“力量”，直接控制、作用、影响着21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为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文化留下了鲜明的"时间性"印迹。作为历史见证，文化产业的得天独厚都将在这些摇滚文本中得到一份"真实"的记录，并义不容辞的承担起领跑者的任务和名份。一、人文摇滚的层面与渊源1、音乐概述音乐(music)的定义、起源历来很多，关于人类社会音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洪荒时代。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便是原始乐器的雏形。原始时代的人类，他们的劳动生活，可以说是和音乐为伴而开拓发展，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乐是直接从人类的劳动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起源说众说纷纭也如性爱说、模仿说、劳动说等。在这里仅仅采纳中国音乐学家刘蓝的界说：音乐起源于太一说。音乐是一种表演艺术，需要通过演奏、演唱，才能为人们所感知而产生的艺术效果。音乐的分类有很多种，比如：音乐种类分为拉丁音乐、说唱音乐、古典音乐、流行音乐、MV卡拉OK 、影视音乐、儿童音乐、动漫音乐、轻音乐、摇滚音乐、民族音乐、民谣、宗教音乐、节庆音乐、革命音乐、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游戏音乐等等。换句话也就是说，音乐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音乐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表现状态。一定时段的音乐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音乐文化结合体往往有几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审美主观性的将音乐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但后来通过在大学的学习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事物是不能简单的去分类的。）：主导音乐文化、高雅音乐文化、大众音乐文化、精神音乐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几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作品文体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物质层面的，又或是精神的。由于本文是在分析人文摇滚音乐；在此就不做详细论述。下面以流行音乐为例谈一下中国音乐的发展现状。2、摇滚渊源纵观流行音乐发展现状，存在着无处流行的悲哀。再来看看中国摇滚音乐的现状，可现在的摇滚（其实有很多的东西）都变了味了，或许存在着共同的悲哀，有或许是永远也解不开的探索之迷。20年间，除了海外的一些著名歌手还能偶尔引起轰动和追捧外，内地歌手的现场演出还有多少人去听？还有几个人有兴趣办当年那样的演唱会？音乐人许晓峰日前接受采访时说：“去年全国现场演出收入仅有1亿元左右。这说明，中国流行音乐成了一个仅靠唱片公司一条腿走路的‘瘸子’。”“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我紧闭着双眼我紧靠着墙，我装作这肩上已没有长脑袋，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这是崔健新歌《从头再来》的歌词。但是，中国流行音乐，在没有走出原创衰竭、歌者颓丧和市场萎缩之前，该如何从头再来？摇滚在中国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摇滚的特殊就在于它自身的肿胀和虚胖，它总是以一副怒目但也慈悲的姿态现世。这种被哄抬而出的音乐文化形式远远超出它本身的内容和内涵。崔健说过一句话，含义也在于此：“摇滚主要是一种娱乐形式，它的社会功能是别人强加的。”我们在看待这一社会现象时，社会背景总是被我们优先考虑。对于摇滚在中国发展今天这一现状，无论怎样标榜自己叛逆与颠覆性，依旧逃不开大的社会背景。摇滚在中国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被当作一种手段，一个诉求平台，一种社会异化下的宗教活动。中国摇滚大环境可以说一团糟,为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摇滚吵得不可开交,你说我是伪摇滚,我说你是商业化.一些青头小子把头发一染,扯开嗓子大吼几声就是朋克摇滚,说话快的边说边唱两句就是说唱摇滚.我们的老崔年纪大了,可还一直为中国摇滚的发展不遗余力地奔走,究竟中国摇滚将走向何处?是升华还是灭亡?老崔说了:活着就是一种进步,那么,苟延残喘的中国摇滚进步到了哪种地步?我认为中国摇滚的现状是尴尬的。一方面是不计其数的地下乐队和地下歌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流派曲风争奇斗艳。让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面，长时期缺少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摇滚的思想和精神被不断的结构异化，是人们对摇滚的执着初衷发生了动摇。中国摇滚历经了十年，希望大家回头看看，到底留下了什么？一群愤怒叫骂的斗士？一群把手中的乐器作为泡妞的“新杀伤性武器”的音乐发烧友们？还是染着各色头发的“行为摇滚”新青年？中国摇滚可能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强大的社会主流在无意中磨打受众的心灵。可------就在此时，人文摇滚出现了。二 摇滚新血脉----人文摇滚从八十年代初中国摇滚起步，至今，它已走过了从热浪到低谷终归于平静的过程。这些摇滚艺人的艺术态度和精神立场的独特性，贯穿于他们的生活始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独特性中所包含的艺术价值与精神价值，足以上升到一种文化艺术的高度。一、人文摇滚的音乐与精神“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扑灭了梦想，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汪峰《怒放的生命》摇滚在中国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被当作一种手段，一个诉求平台，一种社会异化下的宗教活动。无论在哪个国家，摇滚从未像在中国一样经历奇迹。这种奇迹，被赋予上一种信仰，注射进一种跃跃欲试的思想，成为社会中部分非主流人群的旗帜，燃烧律动在这个时代脉搏下。它倾诉着边缘群体的苦难，人性的压抑与渴求，反体制过程中的磨难与怀疑，社会的不解和探索。在中国多数乐评人的眼中，当摇滚势不可挡地成为一种精神载体时，它的社会功能已在无形中被夸大了。摇滚乐坛的风起云涌和音乐人的推波助澜，造就了在中国摇滚界思想决定艺术还是艺术决定思想的试验。而这一问题有些近似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而这一问题的讨论又有些近似于“物质文明为先还是精神文明为先”的讨论。这一问题在政治课中，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已将其解释详尽了。无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同步发展，以寻求社会主义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的双丰收。2．人文摇滚音乐——灵与肉“忽然间我感到如此快乐的心酸，付出所有的一切只为付出我的梦，忽然我感到如此狂喜的悲哀，拥有一切也不过就这样笑着哭。忽然间我明白泪水映出的岁月，付出所有只为找寻你的梦，忽然间我明白微笑掩藏的悲哀，拥有一切也不过就这样笑着哭。” ——汪峰《笑着哭》无疑，摇滚音乐和摇滚精神要同步寻求发展。无论是出于中国国情，或是现今摇滚人的精神状态的考虑——摇滚，这种有别于其它主流音乐的特有音乐形式，必将在某种程度上发挥其音乐作用与精神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体现，正是灵与肉的完美结合体。我们需要既饱含摇滚精神，反映社会人文思潮又唯美的摇滚风格。无论艺术与商业如何接轨，乐队的存在还是在于作品本身。三、峰高无坦途----人文摇滚的攀登一．在路上寻找灵魂——摇滚人的真理1． 独立的人生信仰“我不知道梦是什么颜色，也许它自有它的颜色，我不知道风要吹向哪里，也许它自有它的方向，我不知道孤独是什么，也许它就象小草一样，我不知道鸟儿为何飞翔，也许它为了寻找故乡，我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也许她可以把我装下，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许我是天空奔跑的迷鹿，” ——汪峰《花火》在那些非主流的地下人群中，有愤世疾俗的“朋克”，有沉郁晦涩的“金属迷”，有忠于另类音乐的黑暗分子——庞杂的人群，旨在维护摇滚的精神——那是所有人道不明但心中仅存的信念。但可以看到，人文摇滚乐并不是官方文化可以接受的事物，而其独立的精神时让大众感觉若即若离。这种独立，从音乐态度上来说，以一种DIY（Do It Yourself）形式存在，无论从词曲到编曲到制作到录音，一条线一气呵成全由摇滚艺人自己完成，这无疑使作品的完成度极高，也更能反映出艺人最原始的思想（比如汪峰自己就有“峰声音乐”）；从生活态度上来说，独立，这要求摇滚艺人要以其最具个性的姿态出现，把一种对生命的信仰，一种自身的人生哲学，散播向听众，以实现他人与社会灵魂的进化与自身的成长。2． 在独立中寻求发展“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地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地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 ----许巍《蓝莲花》当一个人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音乐，他所遭遇的不仅有当代艺术的一般困境，更有他所支持的音乐的特殊困境。有幸做出真正创新的艺术家，其后路程就更加艰辛，而结果，往往只有重复自己或索性放弃自己，妥协进中庸的魅力中去。在这一点上，摇滚是最好的例子。一个优秀的人文摇滚人首先是一个有着独特生命感悟的人，正是这种内在的独特性才使他有可能在艺术上超凡脱众；与此同时，他的独特的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大众的代言人，他的灵魂的叹息与呐喊必须引起人内心强烈而广泛的共鸣，如此，这种音乐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被认同音乐。诚然，在每一个有个性并且不愿放弃自己的独立个性的摇滚人面前，道路一定是曲折的，前途是否光明则完全不可知。这或许就需要摇滚的人们在个性中寻求共性，在独立中寻求支持，在非主流中寻求可主流的事物，使晦涩的摇滚乐成为真正意义上净化灵魂的利器与思想哲学的音乐。发展是必然的，不在发展中爆发，就在发展中灭亡。这是固守自己摇滚信仰的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过程——在独立中寻求发展3.追求与众不同，引领音乐起跑----人文摇滚价值人文摇滚乐，从思想内容、艺术趣味到表演技巧，一般来说，都是难与“阳春”“白雪”相比。它们的市场领域和文化定位都有些不同。“凡是有过沉浸到真正艺术作品的激烈体验的人，都不堪忍受廉价效果的应用，并会坚决主张一种艺术的优越发展…”但是，人文摇滚乐在很多的受众那里很有市场。它是一种“大众文化”，深入到千家万户和各种层次的欣赏受众。那么，人文摇滚乐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在此应该尽我所能指出，才能确凿点明它的领跑之当仁不让。1.较之其他流行音乐形式，人文摇滚乐的潜在影响最大。它不仅是音乐的主流，也改变了其他流行音乐及摇滚乐的面目。人文摇滚乐的声音在电视、电影、广播中随处可闻，它特有的独特音乐节奏渗透于各种流行音乐中。它的流行涵盖面最宽，在崔健建立的摇滚王朝之后添光加彩，升华了主体和意义。与严肃音乐、近期流行的音乐相比，人文摇滚乐的市场更显得热火朝天。人文摇滚乐的唱片、录音带、cd\vcd\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有关人文摇滚的网站已经突破了1300多，而且还有出版社为他们写书和个人传记，有网上消息说有关汪峰的报导、文章也有120多篇。2.引起青、少年、成功人士、社会群体的狂热反应，造成对社会人文思潮巨大的冲击力。过去的摇滚基本上是一种反应青少年文化，反映了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和艺术要求，反过来，又影响和塑造了青少年。但现在的人文摇滚乐关注的不仅仅是青少年，更多的是社会群体，不分年龄、时代，在网上参加有一戏言：“人文摇滚乐不仅使流行音乐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对于服装、发式、语言、生活方式，甚至政治观点等方面都有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社会现象，过去的摇滚常和毒品、性、解放革新联系在一起，现在，人文摇滚不是仅仅在社会的低靡和人性的碰撞中寻找方向，更重要的是发泄社会群体的愤满。3.社会争议极大。对不同的音乐，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是正常的现象。但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音乐形式要人文摇滚那样引起人们的如此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乃至对立。在摇滚创造的舆论时代，人们仅仅是批判地接受，现在对待人文摇滚大不相同。人们开始去分析它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教化功用。与早期摇滚相比，比较悠闲，反叛性少，与大众思想情趣比较接近。当然，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不能看不到短处就说没有，给作品和歌手正确的评价才是我们乃至社会都想看到的结果。还要考虑它对今天我们的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四、人文摇滚与社会思潮尽管面对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以及社会舆论的三重威胁，但人文摇滚音乐文化中仍然占有自己的位置，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新体验"的摇滚创作类型。《笑着哭》、《飞得更高》、《花火》、《蓝莲花》、《怒放的生命》等优秀作品汲取了"崔健王朝"所积累的造型感和修辞经验，精心营造着充满意味的故事空间，设计了种种隐喻式的视听具像，另一方面又用朴实的风格、平平淡淡的节奏来表现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成为这一形态的代表性作品、歌手。在叙事上这些作品更自觉地用偶然性来冲淡情节的戏剧性和因果逻辑性，突出人生的无奈、无序和无可把握；在意识上对将人生困境化戏剧性模式更加不信任，不愿意为人生给出一个完整的结束或者答案；在视野上，它们所关注的不再仅仅是普通人所面对的社会问题，而是每个生命个体所难以躲避的人生问题。无论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或是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甚至包括对音乐艺术美学潜力的发掘，都成为了这一时期人文摇滚文化发展高度的一种标志。由于意识形态逻辑、更由于流行歌曲生产市场化的经济逻辑的的限制，新世纪的中国摇滚音乐文化正如整个社会文化一样，不可能象80年代文化那样充满异类、喧哗、叛逆，个人主义的、标新立异的、天马行空的狂躁被后现代工业所整合，因而，人文摇滚文化中的先锋性、实验性因素被降低到了最低点，甚至非常规的作品以一种边缘的姿态出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汪峰倾向：以开放性替代了封闭性的叙事，用日常性替代了戏剧性，追求……最常态的人物，最简单的生活，最朴素的语言，最基本的情感，歌词往往难以传达他们动荡不羁、迷离斑杂的生存体验，于是他们都借助于音乐的节奏和情绪来表达自我，他们用装饰性的语言影像、鲜艳的色彩、螺旋似的跳动的结构、MTV的节奏、自传化的题材、情绪化的人物，还原他们自己在都市的喧哗与骚动中所感受到的那种相当个人化的希翼、惶惑、无所归依的生存体验。处在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人文摇滚音乐文化就以这样的多元选择形成了其艺术格局，一方面，音乐（流行音乐）观念的更新一直在艰难地发生，但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观念也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一时期人们引以自豪的那种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艺术崇高感在音乐文化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无论是主流音乐作品创作对人文摇滚本体的常规完善或是前卫摇滚作品创作对音乐美学手段的非常规探索，都还缺乏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文化和美学意义上的人文摇滚文化的世纪转折远远还没有完成。代结束语：人文摇滚乐的歌词歌词在摇滚中的作用很重要，它传达出歌曲明确表达的意义和内容。早期的摇滚歌词主要在描写男女青少年之间的浪漫经历，他们在一起度过的美好的时光，等等，很少提到有关性的问题，即便提到，也很含蓄。早期的领军人物崔健的歌词里更是少，几乎NO，从歌曲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那种迷茫和追问。“吃不着铁饭碗象咱家老头子，也不想处处受人照顾象现在的孩子，我们没吃过什么苦也没享过什么福，所以有人说我们是没有教养的一代混子，真要是吃点苦我准会哭鼻子。下海挣点钱儿又tm不会装孙子，说起严肃的话来总是结巴兜圈子，可干起正经的事来却总要先考虑面子，除了眼前的事我还能干点什么，除了吃喝拉撒睡我还能想点什么，嘿若要问我下一代会是什么个样子，那我就不客气的跟你说:我管得了那么多吗？”在这样的歌词里面我们没有杂乱的思想，有的是生活的繁琐…20世纪末，中国的摇滚歌词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情歌音乐还是继续了男女恋情和美好时光的题材；但是民间（边缘）音乐的高涨给摇滚歌词带来新的严肃含义。精心营造着充满意味的故事空间，设计了种种隐喻式的视听具像，另一方面又用朴实的风格、平平淡淡的节奏来表现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成为这一形态的代表性作品、歌手。我的观点还是那样，人文摇滚音乐不仅见证音乐历史的转折，还肩负着领跑的任务和名份。对于摇滚我们不能一概的否定和肯定，要区别作品的好坏。歌词是区别好坏的一个重要方面（不是全部）。摇滚音乐中有好的作品，但我决不承认所有的作品都是好的，还有不少很坏的东西。我们的创作要吸收人类文化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在我们国家的音乐舞台和影视节目中，无论是表演外来的音乐还是自己的创作，我想，都应力求健康、高品位、有益于社会。

聂耳（1912-1935年）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谱写出人民心声的时代歌手。他出生于云南玉溪一个清贫的中医家庭，自幼喜爱花灯、滇剧等民间音乐盒戏曲，并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多种民族乐器。1930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叛徒告密而逃往上海。后来考入明月歌舞团，任小提琴师。1932年参加左翼剧联音乐小组，同时在联华影业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为左翼进步电影、话剧作曲。1935年准备绕道日本赴苏联学习音乐，7月17日不幸在日本鹄沼的海中游泳时逝世。聂耳短暂的一生，为人民留下了30多首传世的歌曲作品。他深入生活，体察劳动人民的感情，谱写人民的心声，在音乐舞台上首次塑造了工人阶级的音乐形象。如《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而《义勇军进行曲》到后来被定为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国歌。他还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下层劳动人民的真实感人的音乐形象，如《铁蹄下的歌女》、《飞花歌》、《塞外村女》等。他选编的民族器乐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则以凝练的手法，抒发了民众乐观、欢悦的情绪。聂耳的音乐创作，深刻地反映了苦难中奋力求解放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充满对未来的胜利信心，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从而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为我国无产阶级音乐开辟了道路。聂耳——中国新音乐史上的一个文化悬念聂耳（1912~1935）、星海同为中国“新音乐”创作的主将。其中，聂耳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不过3年（1932年初至1935年）时间，传世作品只有35首歌曲和6首乐曲（含2首口琴曲、1首歌舞曲和三首民族器乐曲） 。但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和人文环境里，正是这为数不多的珍品，蒂造了一位特殊而杰出的人民音乐家和作曲家。在聂耳的同时代，无论是同聂耳有相同或相异生活经历的艺术同行，还是与他素不相识的政治家或普通民众，大多并不怀疑聂耳音乐创作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即便抛开他在特殊历史境况下，以《义勇军进行曲》（即后来的国歌）等主要代表作起到的重大政治影响作用不谈，仅就其从创作的大量作品具有艺术性水平和社会影响看，其“成活率”之高，一直让人们惊诧：聂耳何以有如此喷薄的能量和激情？二、聂耳音乐创作思维中的一条主线和两条副线聂耳的音乐创作，无论从艺术成就或社会影响来说，均无疑是以声乐作品为高峰。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鼎承了近百年来的新音乐传统，主要承袭了黎锦晖、任光、赵元任等当时作曲名家的创作途径和方法，以西洋作曲法为技术框架，糅合了中西音乐的不同风格因素，最终形成了他作品中具有的明显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应该说，由于艺术创作水平的相对成熟和政治、社会影响的日益显著等原因，这种创作风格在聂耳短暂一生中创作的所有作品里成为一条主线。与此同时，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则存在着两条副线——西方音乐创作风格 和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改编创作的风格。这两种风格主要是存在于其几首器乐作品中。其中，前一种创作风格的作品主要是聂耳的早期作品，带有较明显的对西方音乐学习和模仿的痕迹。后一种创作风格的作品，主要走的是刘天华所开辟的国乐创作道路，即以中国传统音乐为风格基调，体裁形式以改编创作为主。或许，与其声乐作品相比，无论从两种器乐作品的艺术成就（包括原创性成份）或社会影响来看，均难与他上述声乐作品并肩而论。然而，若就对聂耳整体艺术思想及创作观念的形成过程之研究而言，其两种器乐作品所显露出来的种种相关文化信息却十分重要。可以说，这两条艺术创作的副线，一条伸向民间，一条伸向西方，它就像聂耳音乐创作思想展翅翱翔的两翼，也是奠定聂耳音乐艺术成就的两块重要基石。一方面靠着20余载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传统的滋养，另一方面主要受益于最后几年充满了新的快的生活节奏、思想频率的时尚文化环境。这样具有强烈反差的生活经历，用民族音乐学的一句行话比喻，它铸就了聂耳在当时的极其复杂的社会和艺术环境中能够借之而纵横驰骋的中西“双重音乐文化能力”。三、从聂耳日记书信看其音乐创作的乡土因缘和传统回归如前所述，聂耳所创作的器乐曲中，有一类走的是刘天华所开辟的国乐创作道路，即以中国传统音乐为风格基调，体裁形式以改编创作为主。这类作品的主要例子，是1934年5月聂耳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后创作的《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三首民族器乐曲。根据《聂耳全集》，该年7月，他在致三哥聂叙伦的信中写到:“我组织了一个‘森森’国乐队，完全用中国乐器奏中国曲子，加上科学的组织与和声，成为一种中国新的形式。在沪上表演过几次，曾经轰动一时。”对于这批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创作缘由，曾有学者做过较详尽的论述 ，在此不赘。在此仅想讨论一个同文化背景相关的问题，即作为根据民间音乐改编的音乐作品，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创作者必须具有同作品创作主题及艺术文化风格相关的深厚的民间音乐积累，这种积累应当包括音乐素材、表演艺术和文化内涵等多方面因素在内。由此看聂耳的上述三首国乐作品，其中的《翠湖春晓》既是他早期在家乡受到多年民间音乐熏染的积累，也反映了他离乡多年来的乡土文化情结。下文拟根据聂耳日记书信的记载，对其自早期在家乡开始所接受的传统音乐因素具有的文化构成成份略做一点分析。1．从《日记》看聂耳接受的西方音乐启蒙教育在2004年出版的《聂耳日记》里，所记述内容从1926年6月1日（14岁）在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就学时开始，至1935年7月16日（23岁）逝世之前为止，共9年时间。其中，在关于联合中学就学一年多的记述里，除了对彝族火把节、孔庙庙会等民俗活动的点滴描写中，能让人联想到他或许对于民间音乐感兴趣之外，对于自己参加音乐活动的情况几乎没有记载。而在1927年12月到次年11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聂耳对自己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学习期间的音乐活动便有多达10余条记述。其中，涉及在同学家中、昆明美术学校和郊游时聚会奏乐的有4条，涉及在美术学校 练习钢琴的有3条，其余多为参加音乐会，抄写乐谱和阅读音乐书籍诸项，还有一条说到当时有一个电影院需要懂音乐的人，自己被录用的事情 。至于其中占重要位置的聚会奏乐内容里，所使用的乐器和所奏乐曲均大多语焉不详。只是从其中一条说到，他与同学到美术学校奏乐时有人带上短号，以及他与好友庾侯在昆明大观楼的草海里“合奏着一个洋调子，幽雅的、清脆的、不可思议的动人”时，我们可以读出一点他们当时所爱好的是西方音乐的意思。此后，当我们看到聂耳1931年2月9日的日记 时，便才大致揭开了这个谜底。他在此则日记中写道，自己在昆明工作过的电影院送给他一百元钱，他用其中的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并且还提到自己“与violin为三年之友”，由此可知，他学习的小提琴的经历大约可从在省立师范学习期间算起。上述资料可以说明，在聂耳“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后的大约10年（1918~1928）间，与他的“新学”启蒙教育一道，也较全面地接受了来自西方的音乐文化思想，初步接触并掌握了西方器乐音乐的演奏技术及合奏能力，并由此为自己日后进一步从事“新音乐”创作打下了西乐教育的基础。2．感性体验——传统民间音乐的原生文化环境聂耳对于国乐创作所需民间素材及表演艺术的积累，发端于其少年时期对家乡洞经音乐演奏活动的参与。从聂耳前20年的经历看，他虽然也算一个“洋学生”，但由于生活在边疆省份和社会的底层，母亲为少数民族（傣族），他从小对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共处状况及繁盛的民间音乐文化状况耳濡目染，接触较多，因而有一个含有较多原生性传统文化因素的环境氛围。在他的前期日记里，只见涉及民俗活动的只言片语，而不见有关参与民间音乐活动的具体记述。其实，对于他幼年时期参与民间音乐活动的情况，至今已有后人从其亲友口中挖掘出来不少口述史资料。比如，在他的幼年时期，曾随同他的二哥、三哥参加过当时昆明的“宏文学”洞经乐社，作为童生，学习二胡、三弦、竹笛等乐器。而他后来为百代国乐队创作的《翠湖春晓》，便改编自当时的洞经音乐《宏仁卦》（又名《老卦腔》） 。另外，在一张1924年昆明私立求实小学校音乐团的合影中，也能看到聂耳手持三弦坐于其中 。但是，比较前述他所接受的另一方面城市“正规教育”（包括参加以西方音乐为主要内容的演奏活动）来说，这种对于原生态民间文化（包括音乐文化）的接受行为（或相关活动），也许是因为发生的时间较早，或者是因为在他懂事之初，这类活动在他所受的教育内容及知识结构中已不占有显著的地位，故一直未能在他的日记里浮出水面，而是作为某种“内文化”因素，潜藏于他的深层记忆之中。此后，每当到了异地思乡之时、生活窘迫之时，或者自己的革命理想和艺术理想产生碰撞之时，这潜层的内文化因素便屡屡从大大小小的缝隙中凸显出来。1931年聂耳来到上海学习经商，春节期间，大年三十晚上，百无聊赖，兼之思乡心切，便去街上随同街坊“打家什”（打锣鼓），“反觉心境开展了些”。次日晚，“夜里看《顽童小传》，打家什，便是一个元旦”。 又过了几日，聂耳正在学习日文，门口又传来已经听惯的锣鼓声，他在日记里写道：“接着是一种唱调子的童音，这种声音，会在这样的地方听到，实在是有些离奇。”这里，仅凭听到声音，开始引发出他对故乡花灯的初次追忆。一时好奇心的驱使，不能不让他跑下去看个明白。根据他的记叙：开开大门便是：两个穿了破而且旧的中国古装，脚登三寸金莲的少女——不，是男子化装的，还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戴上假胡，在一群人围里摆来摆去。他们摆的步法正如我的家乡的唱花灯一样，不过还觉得有节奏些。因为在他们的假脚上还能照着鼓声的快慢去踏步。至于他们的窈窕和眼睛的使用，简直装作得如同他们所装的那种可憎的女子一样。在我们初看见时，倒没有把他们认作是化装的哩！像那样古装丑恶的女子是不会令人可爱的，现在却围了不少的人在呆看着，我真不解。而我呢？也站了相当长的时候还不想离开。锣鼓声异乎寻常地敲了几下，这两个少女同时唱起来了。正和我在楼上听到的一样。有时好像湖南调，有时又有些相似云南的山歌。总之它会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几乎忘了我现在是居于何处。这段话里，一面是接连的贬义词——“可憎的”“丑恶的”“不会令人可爱的”“围了不少人在呆看着，我真不解”；一面是对之详尽而津津有味的描写，“站了相当长的时候还不想离开”，甚至于忘了自己此时置身何处！看起来有些矛盾和歧义丛生。其实，它恰好反映出这个初出茅庐的外乡小伙子，面对原生性传统文化，既难掩内心的真爱和欢喜，又避不开“正统文化”给予的教育规训，位于“传统与现代”分叉路口，挣扎于“内文化”与“外文化”搏击之间的两难心境。这种在聂耳身上看起来有些矛盾，实则让他不断反省学习，以历练打磨自己身心的事例，在他走出家乡之后，游历四方的过程中经常有所反映。例如，1933年，在他初次来到北平时，多次慕名来到天桥观看北方的民间风俗表演，上述尴尬矛盾的心情还曾多次表现出来 。3．浅移默化——明月歌舞团时期的传统音乐积累聂耳通过参加洞经乐社对国乐合奏产生的粗浅认识，在他后来参加上海明月歌舞团的各种器乐表演（尤其是国乐合奏）活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在这一时期的聂耳日记里，尽管出现最多的是有关每日不可间断的小提琴“基练”（基本练习），但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关于学习三弦，译工尺谱，唱传统戏曲以及参加国乐队演奏活动的记述。关于具体的表演实践，则有演奏《梅花三弄》（前奏曲）、“湖南花鼓戏”等曲目。笔者注意到，在聂耳日记里，记载了在他已经离开明月歌舞团，到了北平游历和考学的1932年9月10日，出席北平“协和国乐研究社”音乐会时，有关其中表演各种中外乐曲、乐队和乐器的很长的一段评述。不仅有对各种丝竹合奏乐、“忽雷”、琵琶等独奏及乐器的评价，还多处出现了将北平国乐队同上海国乐队的水平和曲目做比较的情况。尤其是在国乐演奏方面，他不仅做了非常仔细的观察，并且还有比较中肯、有见地的评价。关于乐曲，他说“《五月锦》便是明月音乐会的《五月落梅花》，虽然有些节拍不同的地方，我们当然很容易听出的……” 。说到乐器演奏：“二胡独奏很平常，像他这样的在上海听过很多。” 这样长篇而密集的音乐评论，在他过去的日记中极少出现。而且，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经过这仅仅一年多在上海音乐界的工作，他在音乐修养上确实是提高很大，眼界也开阔了许多。这对于其后两年的音乐创作，无疑给予很好的理论和实践的准备。4．艺术熏陶——黎派歌舞中中国元素的感染在聂耳创作的初期（萌芽时期），有以器乐为主，并注重动机发展的倾向。后来则越来越强调传统音乐和大众化。他在后期的音乐创作活动中逐渐回归传统，有其自身潜质或先天的一面，即社会人类学所谓的血缘关系和文化人类学所谓的乡土因缘（传统情结）；也有后天的一面，即社会人类学所谓的业缘关系因素。有人指出，其创作曾经受到黎锦晖、任光和田汉等人的影响。总的说来不错。但有必要强调的是，从艺术观念上看，他主要是受到黎氏的影响。对此，前人已有许多论述，在此不赘。同时，在文化和政治观念上，由于与左翼人士走得较近，而逐渐向其靠拢。对于这一点，《聂耳日记》出版以前的那些史料里，包括《全集》在内，记载都比较模糊。而在《日记》的全文得以问世之后。便给予人们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5．理性回归——以音乐创作的高潮和丰产相伴有关民间音乐积累的问题，在聂耳书信及日记里一直提及甚少；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少量的信息几乎都集中在聂耳从明月歌舞团离开之后。这也是他对作曲的兴趣逐渐高涨，有了一些成功作品和无论从艺术事业还是生计来源看都情势较为紧迫的时候。另外，几个明显涉及此类信息的地方，都同云南民间音乐有关。据《聂耳日记》1932年9月23日：在音乐上，最近又忽略了作曲这一工作，关于革命音乐理论的写作，也要同样地注意。第一步工作：收集云南山歌、小调，并创作歌曲。”1933年1月30日：廖伯民此次的来沪，对于我的现实生活给予一个很大的动摇。在先想整个放弃这边，回云南去……最近的决定是：要是他们的旅行团能实现我才回去，目的在收集民间歌谣、乐曲。并不是整个放弃这儿的工作。……听了锦晖处新收的唱片，音乐却有很大的进步，嘴上虽在骂，心里却不安；自己实在浅薄，何敢去批评人？！你骂他不对，你不但不能做出比他好的东西来，连你所骂的都做不出，这有什么意义？！1933年3月7日：音乐上的修养：1.经常地写谱。2.尽可能地参加乐队演奏。3.注意云南的音乐。从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聂耳在创作上对于民间曲调素材的迫切需求，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黎锦晖最新创作成就的鼓舞和剌激。他虽然为了寻求真理，坚持不向任何人妥协低头的态度；但在艺术上却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且，从中也可看出，他对这位昔日的恩师，在艺术水平上的确是由衷的钦敬。1933年5月28日，正值端午节期间，聂耳在上海写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写到:“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研究，请三哥帮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什么调，洞经调、山歌、滇戏牌子都要。千万急!!!”同日，还写了一封信给友人张庾侯:“我要请你帮忙收集一些云南的民谣、民歌、山歌……。” 1934年5月，聂耳到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7月，他在致三哥聂叙伦的信中写道:“我组织了一个‘森森’国乐队，完全用中国乐器奏中国曲子，加上科学的组织与和声，成为一种中国新的形式。在沪上表演过几次，曾经轰动一时。”在该信的空白处还写着:“请替我收集些云南音乐材料如洞经调之类，寄给我。《宏仁卦》已收成唱片。” 可以看出，这时，他对于自己多年来以孜孜不倦的追求所获的成果，开始产生了明显的自信心和由衷的喜悦之感。并且还在为下一步的创作蓝图做着精心准备。可惜的是，仅仅一年之后，也是在7月，他却离开了心爱的音乐创作事业，离我们远去……。四、结语在聂耳短暂的一生中，他的两个理想情结——先进的政治文化和纯粹的艺术追求（指的是小提琴演奏和作曲等纯音乐艺术，而非新音乐创作），贯穿于他的日记始终。然而，真正让他施展才能，成就功业的，却是这两项理想情结的结合点，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地方——新音乐创作之上。正是这两种理想的碰撞，竟然磨擦出了奇异的思想和艺术火花。聂耳在运用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器乐作品时表现出来的熟练和自信，一方面有赖其自身的先天潜质和早年生活环境，即社会学所谓的血缘关系和人类学所谓的乡土因缘。由于他自小对云南家乡民间艺人音乐生活的熟悉，使他能够对各种民间的演奏习惯和音乐素材信手拈来。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受到后来的复杂生存环境，即所谓的业缘社会关系的影响。使他竟然能够在短暂的音乐生涯里，经历了一条由崇信西乐到回归传统的艺术创作道路。如今，这条艺术道路上仍然有无数的后来者默然践行，先行者们的情怀和壮举却已经慢慢远去，渐成历史。让我们记住聂耳！记住他，百年中国的艺术火种和文化学统，将在我们的脚下长继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