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时期,宣传画创作十分活跃。作品多以报刊登载、传单或墙壁画的形式出现。内容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清政府和军阀的残暴与腐败为主,还有的歌颂北伐战士的英勇。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江西革命根据地曾出现许多粗朴而生动的宣传画,如《挣脱枷锁》、《粉碎敌人进攻》等。30年代最突出的是抗日救亡宣传画。1938年,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团结了一批抗日画家,创作了许多抗日宣传画。1932至1934年间,以画家沈逸千为首组织了国难宣传团,携布画先后历十多个省会巡回展出。在40年代,解放区的画家紧密配合抗战任务,创作了许多反汉奸、减租减息、发展统一战线、扩大根据地乃至农业生产、讲究卫生等内容的作品。其形式主要以木刻版画为主,有的利用民间“拉洋片”、“西洋景”的方法,获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宣传画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宣传画家,影响较大的有哈琼文、翁逸之、吴敏、游龙姑、吴性清、钱大昕、杨文秀、周瑞庄 、张汝济等。他们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进行宣传画创作。北京、上海、天津遂成为出版宣传画最集中的地区。50至60年代,宣传画配合群众运动而出现了繁荣。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品有蒋兆和的《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哈琼文的《祖国万岁》,钱大昕的《争取更大的丰收,献给社会主义》,杨文秀的《猪多肥多粮高产》,周瑞庄的《越南南方人民越战越强,坚决打击美国侵略者直至胜利》刘秉礼的《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等。60年代末,宣传画开始出现浮夸、伪饰风,至“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至。“文革”期间,宣传画印行很多,但题材单调,成了为个人崇拜思潮推波助澜的工具。在艺术上则多公式化、概念化,用大拳头、瞪眼睛和装腔作势的形象表示“革命”,虽然到处张贴,却很难有什么艺术力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宣传画创作跌入低谷,一些公共场合宁愿挂花鸟风景画,也不挂宣传画。70年代末至80年代,宣传画又有了复兴景象,但此时的宣传画,风格趋向多样,不再像50年代那样以写实为主。同时,一些画作也出现了与商业广告的合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