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有关的论文研究

197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人们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非常崇敬,有个记者问其中一位：“在您的一生里,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所大学、哪所实验室里学到的呢?” 这位白发苍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平静地回答：“是在幼儿园.” 记者感到非常惊奇,又问道：“为什么是在幼儿园呢?您认为您在幼儿园里学到了什么呢?” 诺贝尔奖获得者微笑着回答：“在幼儿园里,我学会了很多很多.比如,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饭前要洗手；午饭后要休息；做了错事要表示歉意；学习要多思考,要仔细观察大自然.我认为,我学到的全部东西就是这些.” 所有在场的人对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回答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实上,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他们终生所学到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幼儿园老师教给他们的良好习惯.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伟人之一.作为科学家、作家、外交家、发明家、画家、哲学家的富兰克林博学多才,他自修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并引导美国走上独立之路.富兰克林的成功也是来自于他对习惯的运用. 富兰克林在年轻时就发明了一种方法,他首先列出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13个条件：节制、沉默、秩序、果断、节俭、勤奋、诚恳、公正、中庸、清洁、平静、纯洁和谦逊；然后,富兰克林决心获得这13种美德,并养成习惯；为此,他设计了一个成功记录表,每一项美德占去一页,画好格子,每天晚上反省时若发现有当天未达到的地方,就用笔作个记号.就是把这些美德化为习惯使富兰克林走向了成功. 富兰克林在79岁时,把自己的一生记录在了自传当中.在那本不朽的自传中,富兰克林花了整整15页纸,特别记叙了他的这一伟大发明,他认为,他的一切成功与幸福都来自于这个伟大的发明,那就是对习惯的控制. 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写道：“我希望我的子孙后代效仿这种方式,有所收益.” 事实正是如此,习惯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你也许听说过“林旺”的故事. 林旺是一只小象,它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放进了动物园,鼻子被一根链条拴在了木桩上. 有一次,林旺想挣脱铁链到猴山看看猴老弟,没想到用力过猛,铁链把鼻子挣得生疼.“哎呀,这条铁链太牢了!”林旺含泪舔着自己流血的鼻子,心想：“我这头小象是挣不开这条铁链的.” 半年后,林旺又想到大街上去转转,一挣链条,又把鼻子挣得生疼,它又想：“我这头小象是挣不开这条铁链的.”经过两次的失败,林旺再也不敢去挣那条铁链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林旺长成大象了.这时候的林旺完全可以挣脱铁链到外面潇洒走一回了,但是,经过前两次的失败,林旺已经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不可能挣脱这条铁链的,它再也不想到外面去玩了.终于,林旺老死在象房里了,直到死,林旺也没有实现潇洒走世界的愿望. 可见,习惯决定了林旺的一生碌碌无为.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科学归纳法的奠基人培根,一生成就斐然.他在谈到习惯时深有感触地说：“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因此,人从幼年起就应该通过教育培养一种良好的习惯.” 1998年,世界巨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应邀到华盛顿大学演讲,当学生们问“你们怎么变得比上帝还要富有”时,巴菲特的回答是：“非常简单,原因不在于智商.为什么聪明人会做一些阻碍自己发挥全部功效的事情呢?原因在于习惯、性格和心态.”比尔•盖茨听后也表示十分赞同.由此可见,很多成功人士都非常看重习惯的作用和影响.那么,什么是习惯呢? 在最新版的《新华词典》中,对于“习惯”是这样释义的：“长时期养成的不易改变的动作、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事实上,广义的习惯不仅仅是动作性的、生活方式性的或社会风尚性的,还包括人类所有的优点.甚至包括“善良”“仁爱”这样永恒的主题,也需要进行不断修炼,才会真正化为行动性的习惯. 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就是小时候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和天生的一样牢固.近代英国教育家洛克在其《教育漫话》中说道：“儿童不是用规则教育就可以教育好的,规则总是被他们忘掉.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必须做的事,你便应该利用一切时机,给他们一种不可缺少的练习,使它们在他们身上固定起来.这就使他们养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以后,便不用借助记忆,很容易地、很自然地发生作用了.” 确实,儿童期是形成习惯的关键时期.孩子的心灵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你播种一种思想,就会收获一种行为；播种一种行为,就会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就会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就会收获一种命运.习惯对于孩子的生活、学习以至事业上的成功都至关重要.我国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则说：“习惯养得好,终生受其益,习惯养不好,终生受其累.”事实上,习惯是一种惯性,也是一种能量的储蓄,只有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才能发挥出巨大的潜能.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和终身的幸福,每一个父母都需要高度重视孩子的习惯培养. 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曾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叶圣陶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习惯.他说：“我们在学校里受教育,目的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我们离开了学校,仍然要从多方面受教育,并且要自我教育,其目的还是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习惯越自然越好,能力越增强越好.”叶圣陶先生非常重视少年儿童良好习惯的培养.20世纪40年代,叶圣陶先生就提出了“教育就是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个理念,并专门写了《习惯成自然》和《两种习惯养成不得》等文章. 培养儿童的良好行为习惯,也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陶行知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师从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大师杜威.归国后,他终身致力于中国教育的改造,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都十分丰富. 陶行知认为,儿童期是人格和习惯形成的最佳时期.他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一文中写道：“从福禄倍尔发明幼儿园以来,世人渐渐地觉得幼儿教育之重要；从蒙台梭利毕生研究幼儿教育以来,世人渐渐觉得幼稚园之效力；从小学注意比较家庭送来的与幼稚园升来的学生性质,世人乃渐渐觉得幼儿教育实为人生之基,不可不趁早给他建立得稳.儿童学者告诉我们凡人生所需之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换句话说,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要顺其自然,自然成为社会的优良分子；倘使培养得不好,那么,习惯成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决了不易变.” 那么,怎样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呢? 一、好习惯要在生活中培养 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说：“家庭是习惯的学校,父母是习惯的老师.”事实正是如此,孩子习惯的养成主要在家里,父母应该注重在生活中培养孩子的各种良好习惯. 陶行知先生认为,各种知识和技能学习最好在生活中进行,习惯培养更应该如此.他在《生活教育》一文中写道：“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说‘生活即教育’,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 德国哲学家康德从小就在父亲的教育下养成了严谨的生活习惯.据说,他每天散步要经过镇上的喷泉,而每次他经过喷泉的时候,时间肯定指向上午七点.这种有条不紊的作风正是哲学家严密思维的根源.可见,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一个人的成功起着积极的作用.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是孩子习惯形成的摇篮,6岁前的儿童主要生活在家庭中,家庭生活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小朋友叫阳阳,由于父母工作繁忙,阳阳从小就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奶奶对阳阳非常宠爱.他们对阳阳总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当阳阳进入幼儿园时,还不会独自上厕所,不会自己吃饭,不会自己睡觉……阳阳在生活中根本就没有学到良好的自理习惯!这时候,阳阳的父母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把阳阳接到家中,对阳阳进行生活习惯的训练. 由此可见,生活即教育,父母应该积极为儿童创造适宜的家庭环境,同时,父母应当经常在行为、举止和谈吐等方面给儿童一个最好的榜样,讲话时要注意礼貌、举止要文雅,表现出高尚的情操、道德行为和良好的习惯.如果能够经常这样以身作则,这种长期熏陶使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最佳的教养,通过日积月累,让儿童的良好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二、好习惯要在实践中培养 在实践中养成习惯,要不断身体力行,使习惯成自然.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非常重视在做中学.因此,他主张在做中养成习惯,即在实践中养成习惯.他在《教育的新生》一文中写道：“我们所提出的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有行动之勇敢,才有真知的收获.” 叶圣陶先生也认为,要养成某种好习惯,要随时随地加以注意,身体力行、躬行实践,才能“习惯成自然”,收到相当的效果. 什么是“习惯成自然”呢? 叶圣陶是这样解释的：“成自然就是不必故意费什么心,仿佛本来就是那样的意思.”他举例道：“走路和说话是我们最需要的两种基本能力.这两种能力的形成是因为我们从小就习惯了,‘成自然’了；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如果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程度,只是勉勉强强地做一做,就说明我们还不具有那种能力.” “通常说某人能力不强,就是说某人没有养成多少习惯的意思.比如说张三记忆力不强,就是张三没有把看见的、听见的一些事物好好记住的习惯.说李四表达能力不好,就是说李四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说出来的习惯.因此,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就越强.做人做事,需要种种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 良好学习习惯形成的过程,是严格训练、反复强化的结果.现代控制论创始人、美国著名数学家维纳,在回忆父亲对他早期学习习惯的严格训练时说：“代数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困难,可父亲的教学方法,使我们精神不得安宁,每个错误都必须纠正.他对我无意中犯的错误,第一次是警告,是一声尖锐而响亮的‘什么’,如果我不马上纠正,他会严厉地训斥我一顿,令我‘再做一遍’.我曾遇到不止一个能干的人,可是他们到后来一事无成.因为这些人学习松懈,得不到严格纪律的约束.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正是这种严厉的纪律训练.”父亲严格的训练,终于使维纳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后成为誉满全球的科学巨人. 三、要抓住教育的关键期 自从奥地利动物心理学家洛伦兹发现动物行为发展的关键期,并荣获诺贝尔奖后,人类广泛地开展了对自身各种能力与行为的发展关键期的研究. 研究发现,孩子习惯的养成有一个关键期的问题.幼儿园和小学是培养生活习惯与学习习惯的关键期,而到了中学,就是改造习惯时期了. 在儿童时期养成的良好习惯,孩子可以受益终身；在儿童时期养成了坏习惯,就有可能终身受到伤害.因此,在养成习惯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利用儿童的关键期.如果错过关键期,对习惯的改造将要比塑造艰难得多.抓住关键期进行习惯的培养,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下表是一些儿童习惯养成的关键期.年龄2岁3岁3岁半4岁4岁半5岁5岁半6岁习惯计数能力规则意识观察力语言能力交际能力生活观念思维能力创造能力要使孩子养成一种好习惯,父母一定要注意孩子第一次出现的行为.例如,孩子第一次骂人的时候,他并不是道德驱使,而是觉得好玩.这时候,孩子会观察父母或其他成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如果成人的态度是冷淡的、严肃的,孩子就会明白：“大人不喜欢我的这种行为.”由此,他会减少这种行为.如果这时有成人对孩子的行为表现出赞扬、夸奖或者高兴地笑等反应,孩子就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受到成人喜欢的,由此,他会增加这种行为出现的频率,从而养成不良的习惯.因此,父母一定要注意抓住教育的关键期来教育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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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 ——评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悠 哉/文出于教学需要，《燕园梦》作者、中国文学大师悠哉从单位图书馆借阅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向远教授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以下简称“该书”）。回家后细细翻阅，悠哉大吃一惊！“笔部队”这个奇怪的名词，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它极大地拓展了我对现代日本文学的印象，真可谓“醒眼看日本”的一部极好学术论著。遗憾的是，这本1999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仅仅印刷3000册。在时下喧嚣和浮躁的中国学界，这个印数自然是区区不足道的。也许正是这个原故，它迟至十年以后，才姗姗地进入我的眼界吧？悠哉大师素日不写学术著作评论的，但是既然读到好书，不介绍有辜负之意，因此拨冗聊写一篇，向广大网友进行介绍和宣传。（顺便说明：除太宰治的《惜别》图片摄自悠哉藏书，其余图片摄自本书）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于东亚海岛，从此开始自己雄心勃勃的拓疆国策。与此相呼应，思想界也出现贬低中华的论调。据该书介绍：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1875）第一次将中国和日本、土耳其列为“半开化”国家，提出日本正在成为西方那样的文明国度，因此理应成为东亚盟主。他甚至画好了“支那帝国分割图”。此后，经过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冈苍天心《东洋的理想》、保田与重郎《蒙疆》、夏目漱石《满韩处处》（109）、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1921）、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大东亚战争私感》（1942），日本文学里充斥着贬低中国的宣传，在日本发表后，效果无疑是负面的。这里需说明一下：夏目漱石《满韩处处》和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如今有译本，但是书名改了，比如芥川龙之介的书译作《中国游记》。据王向远说，夏目漱石的东北之旅是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的邀请，那么很显然：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作家私人旅行。1931年，伊藤永之介为配合“满蒙危机”的政治宣传，在《万宝山》中歪曲描写了“万宝山事件”。1932年，直木三十五的《日本的颤栗》歪曲描写了上海“一.二八”事变，叫嚣“战争真是太好了！”1932年横光利一出版《上海》，正面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言论……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大量移民，相应地又出现所谓“大陆开拓文学”，成立了以荒木巍、福田清人、近藤春雄为首的“恳话会”，炮制了80多部作品，最著名的是菅野正男《与土战斗》、和田传《大日和村》、《殉难》。又冒出所谓体现“建国精神”的“满洲文学”，代表作品有安西冬为《军舰茉莉》，其中的《春》写道：“一只蝴蝶，向鞑靼海峡那边飞去。”乍看平淡无奇，但是明白日本人将我国东北喻为“蝴蝶”（面积轮廓似蝴蝶形状），就明白其险恶用心了。就这样，日本文学家在侵华政策的支持下，一步步地“协力”侵华战争，终于走进“笔部队”。通常我们喜欢说：日本侵略者是“武装到牙齿的”。殊不知这个比喻并不确切，应当说：他们武装到国民的灵魂才是。而这项工作，自然少不了他们的“灵魂的工程师”——日本现代作家——的特殊“功劳”。该书共14章，从第5章起，集中论述日本这支特殊的“笔部队”。请大家耐住性子，待悠哉大师慢慢道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陆续有日本记者、作家派往中国，进行“协力”军事的报道和宣传。例如：吉川英治、木村毅、小林秀雄、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石川达三等。其中尾崎士郎的《悲风千里》影响很大。还发生一件有意思的事件：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描写日本军攻陷南京后的烧杀和掠夺，作者的想法是“把战争的真相告诉社会”。不料在《中央公论》发表后遭到当局逮捕，法院判他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理由是：“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与此同时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却畅销120万册。这两个事件促使军部和政府强化对作家从军创作活动的管制。1938年8月20日是个关键的日子。许多日本作家收到菊池宽（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的快递明信片，通知他们到内阁情报部开会。与会者有菊池宽、尾崎士郎、横光利一、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片冈铁兵、林芙美子等。最后确定22位担任军部的派遣作家。他们从军部领取高额的津贴，发给军服、军刀、手枪、裹腿等，俨然一批出征的将军。出发前，日本报纸进行大肆宣传，称作“笔部队”。来到中国后，他们先是采访攻克武汉的日军，有人又到南京、杭州。第一批后，军部又组织了第二支“笔部队”（为省篇幅，名单略）。他们回国后，无一例外地撰文谈观感，进行军国主义宣传。值得一提的是林芙美子，她是“笔部队”里唯一的女战士。回国后写了《战线》和《北岸部队》。此外还有军人作家。例如藤田实彦《战车战记》、谷口胜《征野千里》、日比野士郎《吴淞渠》、冻田博《分队长日记》、上田广《建设战记》、火野苇平《士兵三部曲》等……还有难以计数的侵华诗歌作品。应当说，他们是以另一种身份加入“笔部队”的。此外还有所谓“宣抚文学”，大肆进行欺宣传。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因《活着的士兵》而惹祸的石川达三，这时看准风头，幡然醒悟，戴罪立功，他再次来到中国，写下《武汉作战》、《敌国之妻》等正面歌颂军国主义的作品。又担任“日本文学报国会”成员。1942年他积极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战后，石川达三根本否认《活着的士兵》的那些描写，胡说什么“战争是两国干出来的，不应该说坏事只是一国干的”；根本否认南京大屠杀，声称“我没有看到屠杀事件”。奇怪的是：对这样一个日本作家，中国长期以来竟然认识模糊。例如：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第十卷“外国人士作品”，把石川达三尊为“国际友人”，节录了他的《活着的士兵》；又将他战后写的《风中芦苇》作为“反法西斯文学”列入。王向远教授认为，“这些都是不妥当的”。悠哉大师也认为，这的确很欠严肃。说实话，我在图书馆书架上也见过石川达三的作品，还不曾翻阅。但是，读过这部学术著作，了解到石川达三竟然是这么一个混蛋，我今生是绝不会去阅读的。从今往后，但凡看到这名字，我就深恶痛绝！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1月3日在东京的帝国剧场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抨击英美文化，鼓吹“亚细亚文化”、“日本拯救亚洲”和“大东亚精神的强化普及”。1943年在东京又召开第二次会议。1944年移到南京，又召开第三次会议。这些把戏，自然是“思想文化战”的步骤，是“笔部队”的另一种形式。值得介绍的是佐藤春夫的电影故事《亚细亚之子》（短篇小说名《风云》），它以郭沫若（化名汪某某）和郁达夫（化名郁某）为原型，丑化中国抗日文化人士。佐藤春夫声称：“一切都是宣传第一，一切都注重实效。”作品主人公“汪”和他的日本妻子，被美化为“亚细亚之子”。郁达夫读到此书后，义愤地写下《日本的娼妓和文士》，指出“在这中间他处处高夸着日本皇军的胜利，日本女人的爱国爱家的人格的高尚”；“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1943年日本召开“大东亚会议”，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日本文学报国会”决定以其五大原则为主题，“刊行构思规模宏大的小说，向大东亚各国国民宣传皇国的传统和理想，渗透共同宣言的大精神”。其中太宰治分工“独立亲和”，为此他撰写了长篇小说《惜别》，描写鲁迅在日本仙台的留学生活。王向远教授称：“《惜别》对鲁迅形象的歪曲，首先表现在作者对鲁迅对日俄战争的态度上。”“太宰治对鲁迅形象的歪曲，还表现在他笔下的鲁迅对日本文化的评价上。”“更荒唐的是，在这里，太宰治借老医生的口，认为鲁迅由医学转向文艺，是由于认识到日本天皇制的优越性的缘故。”悠哉之所以详细介绍太宰治的长篇小说《惜别》，决不仅仅因为它描写了鲁迅，而是因为：《惜别》被于小植译成中文，2006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鲁迅研究专家）在序言中，首先介绍了竹内好专著《鲁迅》的观点和他对《惜别》的批评，接着他说：“竹内的批评有合理性，但也有简单、片面之处，遮蔽了《惜别》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本体’存在于鲁迅的复杂性之中，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惜别》作为小说固然是在‘想象’鲁迅，但小说对于鲁迅文化观的表述、对于弃医从文动机的解释、对于侮辱信作者动机的解释，都有启发性。”咳，真是见鬼了！两位中国学者，对于太宰治的《惜别》，评价竟然如此不同！个中委曲，叫人实在难以参透！虽说悠哉忝得“中国文学大师”称号，却没有资格对王、董二位的学术观点评头论足。毕竟，我只是读过《惜别》，却谈不上专门研究。该书第十三章叫“日本有‘反战文学’吗？”。据王向远教授研究，日本左翼作家在日本侵华战争后全都转向了。日本文学界所谓的“抵抗文学”，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根据法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抵抗文学”一词虚构出来的谎言。例如川端康成，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协力”战争，在行动上却是积极参与的。日本军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卖力地参加了。王向远教授断言：“川端康成决不是当代中国不少读者印象中的‘超越时代和政治’的作家。”奇怪的是：对川端康成，悠哉大师也存在这般印象。还有《细雪》的作者谷崎润一郎，文洁若在《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称：“谷崎一向反对日本侵华的不义战争。”但是王向远教授称：谷崎和川端一样，也是在行动上积极参与和“协力”战争的。日本军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参加了。当新加坡陷落，谷崎高兴地挥笔写下《新加坡陷落之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建立了赫赫伟绩……迄今为止，皇军所征之处，公名正大。”高慧勤、叶渭渠、文洁若等日本文学翻译家，为什么要不顾历史事实，向中国读者这样宣传日本作家呢？萨特曾因福楼拜没写过政府镇压巴黎公社的文字而加以谴责，他们对这些日本作家为何如此开恩呢？我以为，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写得很好，它廓清了悠哉大师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糊涂认识。本文题为《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并非说整个日本现代文学是侵华的，而只是说：它的确烙上了“侵华”的印记，或深或浅地。王向远教授的若干论断也许值得探讨。但是，我敢担保说：这是一部用于“讲真话”的、很严肃的学术著作！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才在这篇短文里“撮其要”概述了该书内容。至于深入评价，不是我所能做到的。我觉得，宣传这部学术著作意义很重大。想想吧：该书于1999年初版，仅仅印刷3000册！十年过去了，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爱好者里，究竟几人拜读过这部著作呢？想到这一点，我不胜忧虑，不胜惆怅！从此以后，中国文学大师悠哉对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日本名作家，不得不很有些讨厌了。世界上有一种罪恶叫“忘恩负义”；他们早年皆深通汉学，受惠于中国悠久文化的润泽，却是这般狠心地充当孽子！ 2009-3-6纪念"七.七"69周年:石门里斩杀侵华日本军官军刀行动---兼记由此带来的一次烧杀惨案---当年英雄有谁知1941年早春，中国人民拯救中华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山东半岛胶莱平原北海地区军民，在共产党和在许世友将军的领导下，与日寇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莱城东三十里南王行政村有八个自然村，该地南依嵯峨险峻的崮山山脉，北接军事要道206国道，有河谷良田2500亩，岭地3500亩，盛产红薯甜瓜闻名齐鲁。境内沟谷纵横，道路曲折险要，密林遮村，是我八路军和革命干部休整养息的地方。该地有一条河流叫太阳河，上游五里处是埠上石桥交接处的雁岭哭儿沟石门里，形势险峻，水草茂密，易进难出，常年流水汩汩，北入王河入海。太阳河东岸太阳山上有古老的庙殿，叫太阳庙，建于明洪武年间，庙殿南北长一百步，东西广五十步，南北庙堂相对，东西厢房相应，廊道相连，飞檐凌空，气势恢弘，钟声飞越远近十几里。每年二月二六月十八九月十八赶庙日，远近州县贾客云集，少童白叟红男绿女齐集庙场，庙门外大戏锣鼓开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太阳庙殿据高临下，周边山脉相连，几十里村落尽收眼底。1940年日寇在莱城东部地区建立了军事据点，中间广阔地带一带却无法控制。1941年正月底，崮山八区获莱城我地下工作者密报，日寇驻军出动100多人东出扫荡，准备勘察日光山庙宇地理形势设立据点，打开莱城东部“非占领”状态，强化“绥靖”政策。正月二十七日上午，寒风刺骨，天干冷干冷的。南王村民兵指导员张令信接区里通知，带领民兵周九丁等人，去村西大沟埋设地雷，阻止敌人东进。张令信身材高大，有豪气，练八卦，敢为事。1937年加入共产党，曾与郑耀南长子郑梦华参加胶东干部学校学习，在《大众日报》社做保卫工作，后任潍县抗日政府公安三科科长，潍北锄奸队队长，亲手处决汉奸和还乡团骨干十几人，曾跟着许世友司令员做过事。周九丁身材高伟，有勇力，在当地是有名的掐电线埋地雷能手。上午十时许，敌人不走大沟，绕行西石桥村，在村西稍做休整，然后北行过马家庄。张令信等人看鬼子改变行军路线，带领同伴扒出埋在大沟小路上的地雷，从大沟东侧绕马家庄返回村隐蔽。中午十一时，鬼子队伍在南边家村（有说在南菊寺村）吃饭，饭后向驿道方向开拔。有一骑白马挎洋刀鬼子中校军官中午醉酒，落在队伍后，独骑过太阳河，东行上庙殿西侧西北二里许，掉队醉卧不醒。南王村村民王梦彦拾粪经过发现情况，迅速回村报告村长王仁洁，王仁洁让他马上回去监视，自己去东村约民兵指导员张令信，及民兵周九丁，张升奎，周元丁，张升志（外号小野猫）等五人，一起去鬼子军官醉卧处。王梦彦曾在哈尔滨做事，会几句日语，大家商议好先让他上前找机会说话，大家待机行事。王梦彦腰里缠着布腰带，肩上铁锨撅着粪筐，打扮成拾粪农民的样子，上去借火抽烟，这时军官已醒来，问，南边的什么村子？王梦彦回答说是南王村。又问西边的什么村子？答说南边家村和北边家村。军官拿出地图，指点着看了一会，说，你说的对，你的大大的良民。军官就从衣兜里掏出香烟，给王梦彦一支，自己手拿着一支。王梦彦遂上前给军官点火，张令信斜刺里从后面靠近军官，猛不定抱住军官的腰，死死不放手。这时军官呜啦呜啦大喊，翻身回手抽刀，刀鞘长，抽不出。张令信与军官在地上滚打，滚出十几米。令信大喊，来人啊！周九丁四人遂上前缚敌，争奈刀光闪亮，寒气逼人，无法下手。小野猫张升志上前，用铁锨砍伤军官抽刀手臂，军官刀落。令信大喊，解裹腿！大家遂解下军官裹腿带子，奋力绑好军官手脚，解下军刀。把军官抬到马背上，一人牵马，四人挟持，二人护卫，从胡子沟过河道，送宋家区政府。区里没人，遂商议处决军官。就顺南王河道至上游哭儿沟石门里。石门里经年流水，隆冬不冻。水下有细沙，深有数米。周九丁手起刀落，将军官斩首。在河床上挖了大坑，尸首埋在河床下，上面用沙掩好，流水如旧。放走战马，埋好战刀，自觉万无一失，遂分头四下里躲避。不巧远处有村八岁小孩乳名满仓者，和外号林老五者二人看到。林老五在村里是无赖，不懂义理。此时为1941年，正月二十七日，中午二时左右。当日鬼子队伍行至石郭庄一带，发现军官失踪，遂拉网满坡往西搜索。军官白马返回，鬼子知道军官出事，就在南王一带大肆搜寻。一帮铁匠师傅被鬼子打得头破血流。傍晚，队伍没回莱城，就在武官和南菊寺宿营过夜。当日夜降小雪，漫山遍野一片银白。正月二十八日凌晨，敌人调集驿道平里店小庙后据点队伍400多人，重返南王一带找人。南至坎上坎下东西埠上，一直到北面的宋家集教书庄，西边到武官清明沟村，漫山遍野到处是马队奔驰。老百姓提前接到上级通知，大部分躲藏进山了，只有老弱病残没来得及转移，被赶到各村的场院里拷打审讯。南王东村有30多人被赶到村南大荒里，张令信母亲徐氏，周九鼎父亲，以及张令信埠上的一个远房姑舅徐永春亦在其中。小孩满仓被鬼子用糖果诱惑，给鬼子指出军官尸体掩埋地址，林老五向鬼子指认出张令信母亲徐氏和周九丁父亲。徐氏和周九鼎父亲被带至石门里。鬼子从河道里挖出军官尸体，当场枪杀了徐氏和周九鼎父亲，然后用担架抬着尸体，送到小庙后据点。时为1941年古历正月二十八日上午10时许。关于满仓提供军官尸体地点，林老五指认张令信母亲和周九酊父亲的细节，系解放后民间传说, 据当事人张令信说,是他远房姑舅兄弟徐永春解放后说出实情。那时林老五已逃逸东北，至死不归。对满仓则因为年幼无知没法处理。下午2点，鬼子返回，遍村放火，一时烈炎张天，浓烟滚滚，正值东南风起，烟尘飘至掖北海边，缭绕不散。村民踏雪站在南岭顶上，眼巴巴看着家园毁于一炬。大火烧到第二天早上，仓谷糠秕烟雾三日不息。东西两村烧毁房屋1000余间，粮食12万公斤，烧死牲畜三十多头，桌椅柜箱无计其数。西村仅存三家没烧。周发堂家院墙高，胡秸烧不到房檐，免于一炬。王玉琪大门朝北，老头用铁耙顶门，翻墙外逃，鬼子没有进去。王梦寿老婆躺在家正屋，大喊有瘟症，鬼子也没敢进去。笔者家父在世日，说仅存三样东西：一张土耙子，一只驴鞍子，一个呱嗒，三样东西都有火炭痕迹也！事过三十年时修葺老屋，墙壁内里皆火红色，墙里顶梁立柱皆为黑炭。南王石坑出产黄褐色石料，古辈用这种石料建房。房屋墙面经大火焚烧皆成红色。大火焚烧时，来不及走掉的老人都被烧死。鬼子漫山遍野搜寻人，有承认南王人的，格杀无论。王宝山和老婆用驴驮着三个孩子，跑到大台，鬼子问：是那里人？他的老婆精神有毛病，说是南王的，王宝山立刻被抓走，在小庙后干河子村被活扒了心，祭祀死了的军官。北边村村民边锡元当时也被抓到干河子，王宝山被害情况他曾亲眼看到。东村王群被抓后，被扔到粪坑里淹死，春天往外扔粪时才掘出来。许多亲戚不敢收留南王人。张秋英母亲用驴驮着孩子投奔马家庄姑母家，被亲姑姑拒之门外，后投奔边家亲戚张节家住了半年。也有死里逃生的，王永德被鬼子马队追赶时恰好内急，一闪身蹲进道旁的土坑里，马队从头顶跨过去，躲了一劫。南王遭劫后，北海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各区民工出钱出物出工，用一个春天帮助建房，流落他乡的人才慢慢返回乡里。有许多人家移居外乡，至今没归。周发云一家搬到山后村，王克义一家搬到龙冢庙村，至今未归。有没及时建好房子的人家，就多年住在废墟里，周发成一家人就住在窝棚里三年多。有新媳妇结婚住在牛屋的，有公婆与媳妇同居一炕的。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时，村里仍然残垣败壁，瓦砾遍地，满目荒凉。家家户户也很少有柜椅的，连盛粮食的瓮也没有，都是盛在用土墼砌的土仓里。冬天到了，深夜老鼠肆虐，粮食常常被一宿倒光。有月子里孩子被老鼠咬伤鼻尖耳朵者。又家家户户很少有房门的，用草廉遮风，冬天屋里似冰窟，幼儿长夜啼哭不住。奔东北谋生者有百多人吧，哈尔滨几乎有了南王村。笔者有远房伯父叫王梦志者，今年八十有九，自奔东北没返乡里，年前病倒，嘱咐儿女他死后把骨灰安葬回老家日光庙遗址西坡，拳拳之思乡情感人泪下！愿天下人珍惜今日安宁康定生活，为富国强兵尽匹夫之责也！当年擒敌英雄大多过世，张令信老人尚在。二龙周九鼎1947年在斗争地主浮财时，因给被斗争对象通风报信，激起民愤被村民活埋而死。其他人皆病老而死。张令信老人今年八十有九，已拄拐，身体有病。记忆尚好，对当年火烧案情能断断续续记起。老伴九十，也患有疾病。今年正月初一我去看访了张令信老人，我走出老人家门时，天空正飘着清雪，距那个火烧的日子正月二十八日，还有二十七天。可是已过去整整六十年了。张令信老人执意送我，我回头远望风烛残年中的当年缚敌英雄，心有戚戚然！南京正在遗忘和毁灭亚洲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请大家帮助转帖和置顶)南京正在遗忘和毁灭亚洲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南京市利济巷2号是现存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2003年，八十二岁高龄的朝鲜籍慰安妇朴永心老人来到利济巷2号指证日本人在此犯下的罪行。侵华日军在南京曾设有四十多处慰安所，现存的不过五六处，而有慰安妇亲自证实的仅此一处。 利济巷2号是亚洲最大的慰安所遗址，专家充分肯定了保留该处遗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朴永心老人离开南京后，该处房屋因地产开发而面临拆除的命运。后经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在舆论之下，南京市政府做出了暂不拆除的决定。此后，该幢房屋和周围相关建筑逃过一劫，但居民的动迁并未停止，绝大多数居民已迁出利济巷2号。南京市政府虽暂不拆除此房，但一直未对它的未来做出规划。永久保留？原址建立纪念馆？易地重建？拆除？一年来没有答案，也没有妥善的保管。[注：南京市进行民国总统府前地块改造，曾要拆除一座民国碑坊和两座清代宗祠。后来经过报道，引起关注，拆迁单位表示碑坊不动，宗祠日后重建。可在地块建筑拆完之后，碑坊也拆完了。三四年后，宗祠也不知在何处。总之是不了了之了。]利济巷2号已有七十余年房龄，由于无人居住，大部分门窗已经严重损坏，雨水直接注入室内，浸蚀墙体。一楼填满垃圾，天花板大面积脱落。七十高龄的危房在风吹雨淋，无人照管的情况下还能矗立多久？南京遗忘了它，看着它走向毁灭。去年，南京大屠杀的活证据李秀英老人走了，对日本右冀而言又少了一个“绊脚石”。人证会消失，可物证却能永久留存。利济巷2号是最好的物证，但如果我们连这么重要的物证都无法妥善保管，又如何去指控日本的罪行？我们的子孙又如何认知历史，知晓罪恶？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难道真要把我们的遗忘当作送给日本人最好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