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生性研究的论文

“我国零售商品价格行为研究—来自长三角十五个市超市的微观证据”.《管理世界》，2013.11，与陈思宇、李腾 “制度距离与跨国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13.9，与舒元、徐裕敏 “遗传距离对国际技术扩散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国际贸易问题》（forthcoming），与翟爱梅、李昂 “双边贸易距离有多远：一个文化异质性的思考”.《国际贸易问题》，2013.9，与翟爱梅、李腾 “遗传距离对跨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理论和中国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forthcoming），与翟爱梅、关楠 “外部供给、地理距离与中国粮食市场整合研究”.《统计研究》，2013.9，与欧阳艳艳、汪璐 “区域一体化能否促进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基于ASW理论框架的实证检验”.《学术研究》，2013.8，与翟爱梅、程晓平 “中国城市边界效应下降了吗-基于一价定律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12卷第4期，2013.7，与舒元、郑华懋 “海峡两岸一体化对双边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基于ASW理论框架的实证检验”.《中国经济问题》，2012.11，与翟爱梅、李腾 “汇率波动、异质效应与跨国城市边界效应” .《经济学家》，2012.11，与翟爱梅、魏运新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FDI与省区双边贸易流量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 2011.2 “债务重组对公司治理的效应分析—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经济管理》，2011.1，与张娜 “贸易开放度、行业生产率与中国省区经济增长”，《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1，与史卫 “中国省际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研究” ，《管理世界》，2010.7，与舒元 “基于面板协整分析的中国省区ELG假说检验” ，《财贸经济》，2010.9，与史卫 “区域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趋同分析-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九城市的实证分析”，《统计研究》，2010.1，与郑华懋 “基于HP滤波分析的中国牺牲率长期影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3，与舒元 “中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估计”，《统计与决策》，2009.24 “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广东产业专业化的协整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08.11，与汪建成 “基于VAR模型的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假说检验”.，《财贸研究》，2008.2，与张娜 “贸易开放度、产业专业化与中国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问题》，2007.12，与舒元 “贸易开放度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影响机制”.《学术研究》，2007.12，与谭秋梅 “基于VAR模型的中国FDI与通货膨胀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7.10，与舒元 “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基于社会福利的分析框架”.《南方经济》，2007.2 “中国牺牲率的估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统计研究》，2006.5，与舒元 “国有商业银行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11，与张娜 “政策性负担与国有商业银行激励机制的相关性研究”，《管理科学》，2005.11，与张娜 “跨国公司在华R&D的影响因素分析::双头垄断市场的模型分析”，《科研管理》，2005.1，与刘登 “我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波动的实证分析”，《统计与决策》，2006.6，与张娜、刘登 “跨国公司在华R&D动因及其影响的经济学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6.1，与张娜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综述论文

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体，追求最大利润是企业的根本性目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否对企业绩效造成影响以及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一直是理论界和企业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中有争议性的议题，到目前为止都尚未有统一的结论。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倾向：一是二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同意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满足了利益相关者从而降低了企业交易费用，减少了成本，不仅如此，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增加品牌价值和为股东带来财富。二是二者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同意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然要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成本，这与企业存在的目的--实现利润最大化背道而驰。三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也有研究认为二者之间是不相关的。

（1）二者正相关

Jones(199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工具，其核心在于通过有效管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来获得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刘彦平（2003）认为企业树立以员工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将会获得员工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忠诚和支持，从而大幅度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绩效。Schnietz（2005）以西雅图的所有企业为样本，结合西雅图贸易谈判失败的案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企业在危机中比不承担社会责任或很少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生存下来的概率要大。赵晓冬（2006）等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利润、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市场份额、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长远发展之间进行分析，认为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回报。Moser和Martin(2012)对215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发现从总体上来说，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有的学者思虑较为全面，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中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内生性问题。尹开国（2014）等实证证明在企业社会责任外生假设下，当期企业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反之亦然，在企业社会责任内生假设下，当期企业社会责任与当期财务绩效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侯巧铭、张寒月（2015）同样充分考虑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生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存在双向正相关关系。

也有学者另辟蹊径，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加入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来分析二者的关系。如蔡月祥（2015）等以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为中介变量，运用问卷调查获取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声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正向的影响，而知名度和美誉度能够降低对企业的经营成本，但企业盈利能力并没有显著提高。郭倩倩、胡兵（2016）基于营销战略视角，证实了营销能力对企业社会绩效水平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具有的正向调节效应，即营销能力能有效发挥企业社会绩效的市场价值效应。

（2）二者负相关

Friedman(1970)认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实际上是管理者擅自在向股东课税，实际上就是在消耗公司的资源，增加公司的成本，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越好其财务绩效就会越差。Michael C.Jensen(2001)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是与企业所追求的目的--企业价值最大化相违背的，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Barnett(2007)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不必要的成本，会增加企业的财务负担。王怀明、宋涛（2008）通过对180家上市公司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Aneel Karnani(2010)认为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不可兼得，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然会损失一部分利益阻碍企业财务绩效的增长。钟瑞庆（2013）的研究显示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确实承担着过重的成本，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无法付诸实施的根本原因。窦鑫丰（2015）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企业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反而存在着显著的滞后效应。

（3）不相关或不确定关系

少数学者经过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Chen 和Metcalf(1980)研究了污染控制表现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它们之间没有显著关系。Aupperle(1985)对福布斯杂志企业名录中的818家企业高管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中包含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117项指标，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长期及短期绩效均无相关性。陈玉清等（2005）认为在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很弱，但不同的行业之间的差异很大。

有的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确定的，长期和短期它们的表现都各不相同。温素彬（2008）等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货币资本利益相关者、人力资本利益相关者、生态资本利益相关者、社会资本利益相关者，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模型，以46家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数据为依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当期的结果来看，大多数企业社会责任变量对当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为负，但是从长期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杨皖苏、杨善林（2016）基于中国情境，以大、中小型企业为样本，分别实证检验了大、中小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和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都不会引起其短期财务状况的恶化，但在长期绩效方面大型企业多呈正向关系，中小型企业则负向关系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