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报告论文2000字

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摘 要] 中共十六大对刚迈进21世纪的作出了两个清晰而准确的基本判断：一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二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任务。从两个基本判断出发，全面客观地审视我们当今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关键词] ； 国内外环境； 机遇和挑战刚迈入21世纪之时，在十六大清晰而准确地作出两个基本判断：一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二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任务。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人深刻地理解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必将在前进路上不迷失方向；清醒地牢记自己的历史任务，必将为实现奋斗目标而不动摇。从上述两个基本判断出发，全面客观地审视我们当今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21世纪初期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期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保持国际环境的总体稳定。稳中有变、和中有斗、缓中有紧、喜中有忧，对我国利多于弊。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补充，外部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经历了56年的建设，已经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7位，中国进出口贸易居于世界第3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超过日本（第7位），居世界第6位。从整体实力看，中国仍属于国力次强国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以下有利条件：（一）发展需求劲头足第一，居民消费结构迅速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迅速提升的状况。“老四件”（即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持续了几十年，80年代逐步兴起的“新四件”（即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高级音响）现在已司空见惯，进入21世纪之初的“新新四件”（即商品住房、小汽车、通讯、旅游）正迅猛发展。随着居民消费结构逐年升级，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倍增。2000年城市居民消费开支只有2184元，到2004年达7180元，增长达3.3倍；2000年农村居民消费开支只有515元，到2004年达2185元，增长4倍多。上述情况表明，我国消费市场非常广阔，商机无限，广大人民改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无穷尽动力。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据2005年12月经济普查第三号公报发布，我国2004年一、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第一产业为13.1%，第二产业为46.3%，第三产业为40.7%。这表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仍未达到完全合理和优化。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将对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大动作，要重点抓好三件大事：一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二是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三是加强基础产业设施建设。第三，加速城镇化的进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2003年我国城镇化占40.53%，预计2010年达到47%，2020年达到55%。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不仅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同时是保持我国发展需求的势头一项长远的举措。（二）发展基础较好第一，我国有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拥有丰富的科技人力和人文人力资源，并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第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在5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我国“十五”计划期间完成了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如小浪底工程、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已初见成效。南水北调正在筹划实施中。到目前为止，全国高速公路大体联网，最低程度是省内联网。第三，科技教育基础较好。建国以来，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奋斗，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成果，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拥有一支可信赖的有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相当庞大，已拥有保持在校学生一千多万的共计1731所高等学校，全国普及义务教育人口达适龄儿童的98%左右，整个国家的文化科学知识素质有很大提高。2006-7-25 16:25 jerry（三）初步具备发展的体制保障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国内统一的开放的市场逐步形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逐步接轨；政府职能正朝着“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转变，为全面建立起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度而努力。此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四）社会政治保持长期稳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高度重视保持社会稳定。一是正确对待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种种表现，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努力做到及时发现，正确处理，有效处理；二是高度警惕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颠覆和渗透等活动，重拳出击违法犯罪的案件，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二、21世纪初期是中国各种矛盾的凸显期（一）两个基本情况1.我国是个经济大国，却不是经济强国。以2002年为例，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排在世界第6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127个国家中排在第73名。美国等18个国家早已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即第一次经济现代化；现在美国等6个国家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社会的发展阶段，即进入第二次经济现代化进程；其他12个国家也迈入第二次经济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中国目前还在推进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中后期。当今中国，农业社会、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0%，相当于1870年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比重水平。2.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因素，我国东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比重很不平衡。1978―2003年东部经济上升，中部西部经济下降。这说明我国地区发展不协调是非常突出的，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特征，这个不协调不仅存在于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差距。（二）七大主要问题1.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这个问题早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提出来了，到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我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进行了多年，但现状依然是：取得明显进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因此，要下定决心，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途径。2.产业结构不够合理。1978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所变化，但这样的结构，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反映了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结构低水平。这种低水平在第三产业内部表现为，生活性服务长期占主导，生产性服务业处于非主导地位。这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产业、科技开发、信息资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迟缓。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3.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24%，在世界50个主要国家中我国排行24位，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后；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60―70%。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程度高于50%，美国、日本只有5%以下。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4.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这对矛盾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是缺水的大国，人均拥有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个城市有400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我国耕地只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0%。从1996年至2003年底的7年间，我国减少耕地达1亿亩。此外，石油人均储量只有世界人均储量的8.3%，天然气只有4.1%，铜是25.5%，铝是9.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5.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当艰巨，是“重中之重”。我国人口近13亿，农村人口占62.3%，农村中的赤字县占35%，每县平均负债约400多万元，每村平均负债约20多万元，全国贫困县592个。近年来某些农村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返贫”现象。十六大后党中央鲜明地提出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候了，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今后五年到十年，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6.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然而，在经济发展条件下，不能适时解决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就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和妨碍经济发展的尖锐问题。近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突出问题的解决。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变动，产生的社会问题仍是层出不穷。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就业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分配不顺三大问题。较深层次的是教育、文化和医疗三大问题。7.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当前全党必须打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第一，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尚未完成；要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职能有待大力加强。应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2006-7-25 16:25 jerry第二，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挥主导作用；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探索和解决好建立现代企业的途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非经营性资产、自然资源资产的监管制度。继续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制度创新，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第三，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第四，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10月9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核试验，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震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实施核试验的行为，明确表示了“坚决反对”的鲜明立场。美、日、韩、俄、澳等国也纷纷谴责朝鲜的行为。联合国安理会展开紧急磋商，并于14日通过第1718号决议，宣布对朝鲜实施包括武器和战略物资禁运、冻结金融资产、奢侈品禁运等多项内容的严厉制裁。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还宣布了各自进行的对朝制裁措施。 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朝鲜政府于17日发表声明，称核试验是“主权国家自主的、合法的权利”，是保卫国家安全的“积极的防御措施”。声明称安理会决议是根据美国的脚本拟定的对朝“宣战布告”，朝方“强烈谴责和坚决拒绝接受”该决议。不仅如此，来自美日韩等国的信息显示，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第二次或更多次核试验。 目前，美国国务卿正在对日韩中俄等国展开访问，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落实安理会决议并为缓解当前急剧升高的朝核危机寻找解决方案。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应尽快恢复六方会谈，通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美国政府也已表示准备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朝鲜政府在进行核试验的同时，也表示有意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核危机。今后朝鲜政府能否在重返六方会谈上作出积极回应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诚然，由于过去举行的多轮六方会谈事实上未能达到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目的，导致国际社会对六方会谈的前景出现信心危机。但是，即使在目前形势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仍坚信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和外交手段解决朝核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六方会谈虽然并非完美有效的方式，但仍是在目前形势下外交解决朝核危机的惟一为各国接受的现实方式。 因此，只要与会六国能够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建对会谈的信心，进一步改善、充实并强化六方会谈的机制，就能够在外交解决朝核危机的道路上取得新的进展。为此，美朝应该显示灵活，为重启六方会谈作出更多努力。二辩证看待农民工返乡潮 最近一段时间，令人关注的是农民工返乡的新闻。 据安徽媒体11月30日的消息，该省已有4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占外出务工农民工总数的3.6%。这是继劳务输出大省江西之后，又一个能具体报出返乡农民工确切数字的省份。此前，江西省的相关报告称，该省共有30万农民工返乡。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关企业倒闭、农民工返乡的传言不绝于耳，但是，很多传言中的数字很快又遭到质疑。这提醒我们，应对金融危机，最基础、最迫切的工作是掌握准确的、动态的信息，以备决策部门提出相应对策。当然，农民工分散而流动性较强，信息搜集有相当难度，稍有滞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地方政府应该密切关注相关动态。江西、安徽两省能及时掌握较确切的信息，实属难能可贵。 提及“农民工返乡”，许多报道多呈紧张情绪。然而，值得分析的是，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事，但具体情况却需分别对待。 从产业布局来看。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向来就是产业状况的风向标。改革开放30年，大批农村劳动力向东南沿海转移，是因为珠三角、长三角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而现在，在人民币升值、汇率变动、金融危机等因素的作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挤压，一些企业关停并转在所难免。在这样的前提下，歇业的农民工返回家乡，不失为一种选择。可以说，这一次劳动力的返乡休养，或许就是为下一次产业的升级积蓄能量，当然前提是相关地方和部门能积极引导，及早制定培训计划。 从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看。据分析，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几种情况：一是认为当前在城里呆着收入不高，与城市生活相比，回乡生活的成本可能更低，无奈只好回家等待机会。二是国家一系列政策对农村的倾斜，让他们感觉在家乡也可能存在发展的机会。从实际看，这两种情况也不无道理。农民工从农村向沿海转移，是基于一个前提：城市有足够的就业空间。如果这个就业的空间缩小或是投入产出比不合算了，农民工自然有权作出去留的决定。 劳动力的使用随产业的波动而波动，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只是这样一个波动来得太突然，我们一时还不能适应。在经历了长时间、大规模农民工由西向东的转移，不久前才遇上“用工荒”，当这一难题尚未解决之时，我们又猝不及防地要面对大量农民工下岗返乡潮。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看似深不可测并难以驾驭，其实仍有迹可循。返乡潮的提前出现，不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转向的讯号，更是一个需要直接面对并解决的现实经济现象——事实上，我们早就该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了，现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 大批农民工返乡，让我们得以再次思考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富余劳动力如何使用，并进行新的探索。各地各部门已经开始行动了。江西、安徽、湖北等地引导农民工到省内企业工作，并进行培训；教育部也发出通知，让职业学校培训返乡农民工。这些应对的措施都是积极的。如果行之有效，不失为转“危”为“机”的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