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论文康熙起居注

皇帝的儿子中，作为储君而册立的叫太子、或皇太子；此外的其他儿子则称王子。不过，我们这样说也远非绝对。在元朝，立为储君的弟弟也称皇太子；早期蒙古的诸王子，也例以太子称呼。任何事情，大概都是不乏例外可寻的。作为储君，太子的问题，也就被认为是关系国本的大问题。唐宋务光上书，说：“臣闻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所以守器承桃，养民赞业。”（《新唐书》卷一一八本传）因此，册立太子，在当时是一个国运攸关的严重问题。《白虎通》所谓：“国在立太子者，防篡煞，压臣子之乱也。”（卷四《封公侯》）后汉人袁宏也说：“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统，一民心也。”（《资治通鉴》卷四三）显然，择立皇太子、培养皇太子，并保证传位的顺利完成，确是一个关涉国家根本的重大政务；同时，也一直成为折腾和苦恼老皇帝，使他往往死不瞑目的老大难问题。皇帝这个富有天下、贵极人寰的位子太诱人了，古往今来，引来了无数“英雄”为之争夺厮杀。天下未定之时，争在群雄，演成竞争的残酷搏杀；天下即定，然老皇宴驾，同样也给觊觎者留下了希望，只不过这时大多是争在宫阃。兄弟子侄之间，为了抢班而骨肉相残、腥风血雨的事也是史不绝书的。从西周开始，王位继承的原则，基本上是明确的，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郑玄注：“适，谓适夫人之子，尊无与敌，故以齿。子，谓左右腾及侄娣之子，有贵贱，又防其同时而生，故以贵也。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梯……”（《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按说，有了这样经典生的详尽规定，皇位的继承是不会发生问题了，但事实却是大谬不然。据杨鸿年、欧阳鑫两先生所著《中国政治史》统计，秦汉两代共二十六个皇帝，以嫡子继承皇位的只有西汉时三位；东汉竟没一位。两宋十八个皇帝，以嫡长继承的仅三位。明十六个皇帝中仅五位。（《中国政治史》）可见嫡长继承这条规律，在实际生活中，远非决定性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无嗣或嫡长死亡等自然原因之外，决定的因素无非是两条：一是老皇帝的喜爱；二是继位竞争者之间实力的对比。首先，即使是以嫡长的身份，得立为太子，但太子位能否保得主，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老皇帝的喜爱。隋文帝之于太子杨勇、唐太宗之于太子承乾，康熙之于太子允礽，都是喜爱发生变化，而终遭麦黜的。太子这个位置，是候补的皇帝。对老皇帝而言，他意味着取代。他们之间，虽亲为父子，但权势所熏，确有熊掌难熟，干掉父皇帝的事情。刘宋的太子劭弑父文帝，既得太子位的杨广弑父隋文帝都是例子。至于政见不一，习性有差，这本是人情之常，但一旦发生在皇帝与太子之间，往往就会上升为原则的分歧。因此，作太子的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过日子。他的处境是非常特别的。旧对于臣下言，这位未来的君主现在却是空有势而没有权。臣子们无论是拥护者或者是反对者，都希望在他身上投机。对于亲附也的人，他却不敢接近，因为那样将招来老皇帝的忌刻，认为他是在结党谋位。对于不满他的人，他又无力阻止他们借机进谗，动摇他的地位。因此，东宫永远是是非丛生，谗毁交集的所在。作太子的时间越长，被废黜的可能就更大。一旦老皇帝爱有所移，太子就会轻而易举地以“失德”而终被废黜。夜长梦多，日久变生，这也更刺激了熊掌难熟的心理。皇帝对皇后的色衰爱弛也往往影响作为嫡长的太子的储君地位。刘邦有宠于戚夫人，移爱于戚夫人所出之赵王如意，便要废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只是因为别有原因，终于作罢。汉武帝的儿子据，卫皇后所出，七岁立为皇太子。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遂以巫蛊诬太子。太子杀江充而举兵自卫，兵败自杀。唐高宗的太子忠，本后宫刘氏所生。由于王皇后不育，收为己子，故得立为太子。及王皇后被废，武氏有宠，忠不自安，因辞得允，降封梁王，然仍不兔废为庶人，终身禁铜。当皇后不保时，儿子遭殃，这也是情理中的事。可见在择定继承人问题上，关键仍在于皇帝的意愿。唯一能够改变这种意愿的，无它识能是竞争者本人的实力。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朱棣的靖难之变，都是依靠自己的实力，剪除作了太子的哥哥与推翻侄皇帝。取而代之。在暴力面前，嫡长继承的道德规律就显得苍白无力。也有的时候，太子的废与立，外朝的权臣起着很大的作用，甚至完全操持在权臣、权宦、外戚的手中。这同样也是实力影响太子命运的事例。当雍正还是王子时，他的谋士戴择曾上书为他策划。书中说：王子的地位很难处，“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竿，被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一》）。这无疑正是作皇太子的尴尬处境。不幸的是在皇帝当中，即使不是英明之主，他们对权力的丧失也大多是十分敏感的；儿子又通常总是几个或一大群。太子为了博取老皇帝的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伪，即善于伪装。在这方面，后来成了隋炀帝的杨广就是最好的标本。隋文帝直到临死，才看出他的真面目，痛悔莫及地说：“独孤（文帝后）误我。”为了对付自己的竞争对手，就只有拚死地争，即勾结党羽，发展势力，以求一逞。所以，没有巧妙的伪装，没有拚死的争夺，要想保住或争得太子的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是位即使得到手，但由继承引起的旧怨还远没有结束，为了彻底剪除旧日的竞争者，一场残酷的报复与杀戮，还要继续进行。刘宋的前废帝刘子业为了巩固帝位，把恐为外患的诸叔“皆聚之建康，拘千殿内，殴捶陵曳，无复人理。湘东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祜指肥壮，帝为竹笼，盛而称之。以或尤肥，谓之猪王；谓休仁为杀王，休祐为贼王。以三王年长，尤恶之，常录以自随，不离左右。东梅王伟，性凡劣，谓之驴王”。“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杭，实以泥水，裸或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为欢笑。前后欲杀三以十数；休仁多智数，每以谈笑佞泱说之，故得推延。”（《资治通鉴卷一三○）雍正即位之后，将他的兄弟允禩更名为“阿其那”（或谓意为狗），允搪更名“塞思黑”（或谓意为猪），残酷虐待致死。允、允禵均遭迫害。所有这些，无一不是围绕继承这一问题所引发的暴行。应该指出：嫡长继位制度是落后的宗法制度的核心，是一种僵死、丧失任何活力和阻塞任何发展的自杀性制度。自己的嫡长用明是一个弱智、白痴，但是也只好让他来继承皇位。晋武帝的儿”惠帝，“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晋书》卷四《惠帝》）。晋武帝当然知道他根本负担不了国君的重任，但废嫡必然引起诸子的纷争。因此，他尽管对儿子惠帝很不满，也只能按照常规，把皇位传给他。其结果，是“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贿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西晋败亡，如此其速，和这低能儿皇帝是直接关连的。这种以天下为我私产的制度，其结果是：其得天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其既得之后，则但求子孙万代，永保私产，而根本不问子孙是何等人样？有何德才？最终却是坏了国家，也同时毁了他们拚死争来的基业。太子所居日东宫。不过在西汉时候，东宫、东朝，指的却是皇太后，因为她的宫殿在长乐宫之东。把东宫当成太子的代名词，至少不晚于东汉。《后汉书·班彪传》载：“时，东宫初建。”就是证明。太子的东宫又称震宫，《易经》以震为长男，其方位为东，故云。（《东汉会要》卷二《杂录》）汉制：东宫置太傅、少傅，以辅导太子。其属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先（或作洗）马、舍人。又有詹事，统领率更，家令、丞、仆，中盾、卫率，厨、厩长丞。唐制则设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各一人；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各一人，以道德辅教太子，官不必备，唯其人，无其人则缺。通常多以朝臣之德高望重者兼任。譬如：唐太宗就曾特令魏征领太子太师。詹事“统东宫、三寺、十率府之政令，举其纲纪，而修其职务”（《唐六典》卷二六）。从总体上讲，东宫的官制以詹事府拟于外朝之尚书省，左右春坊拟中书。门下，三寺拟五监九寺，戍卫东宫的十率府拟十六卫禁军，是比拟外朝而小其规模建制的。太子既身系国本之重，因此，对其教育与培养就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西汉的思想家贾谊、戴德等人都认为秦之速亡，是与对太子的教育培养密切相关的。他们都认为殷、周之所以享国长久，都是因为在这方面有过成功的经验。“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团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时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日少保、少傅、少帅，是与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新书·保傅》）《大戴礼记》的作者戴德，在《保傅》章中，同样强调这些观点，要求把太子自幼即以正人、正道相薰染，使“少成若性，习惯之为常”。古者太子八岁人小学，十五人太学，承师问道。“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吏，有彻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之。”“于是有进善之，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鼓使诵诗，工诵正谏，土傅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攘，化与心成。”（卷三）历朝的君主，大体上都是企循用这种古典式的儒学教育来培育太子的。大抵幼年的皇子，通常就以宫内有文化的妃嫔宫娥教读，如宋神宗时张夫人“久在宫掖，尝教哲宗、道君（徽宗）读书”。宋朝宫中专设有资善堂，设翊善、赞读、直讲等，教皇子书。东宫还曾特设小学教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三）明朝建大本堂，教育诸皇子，后移至文华殿东厢房，教师多在阁臣与翰林中指派。“每早各官皆绣服进，俱行叩礼后分班立。东宫自座上背诵先日之书，毕，东讲官直上至地平前立，内侍授以牙签，手执指书而讲。《四书》讲毕，从西而下，横折过东，还班。西讲官从下横折过东，直上地平前，讲经如东仪。讲毕，从西下，横折还班。盖左进而右退，折旋中矩，礼也。书册皆向上。讲毕退食后，东宫乃易，金镶宝石或玉钩条，向西窗下习仿书一张。各官易素袍复进，通讲三日之书。”（《謇斋琐缀录一》）中期以后，讲读已流为形式。孝宗时东宫詹事吴宽上书：“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明会要》卷十四《东宫出阁讲学》）万历时，皇长子常洛出阁讲学，时已十四岁。二十年中辍学就达十二年之久。这样的学习，其效果自不难想见。清皇朝对于皇太子、皇子的教育是十分严格的。康熙就说过：“自古帝王，莫不以预教储贰为国家根本。朕恐皇太子不深通学问，即未能明达治体，是以孳孳在命，面命耳提泊幼时勤加教育，训以礼节，不使一日遐免。”（《康熙起居注》第1638页）为了锻炼太子的实际工作能力，老皇帝往往让他们有机会参与政务。如梁武帝以萧统为太子（昭明），“自加元服，帝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南史》卷五三）。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六年，用群臣请，“下诏皇太子燕王（真金）参决朝政，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元史》卷十《世祖纪七》）。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命政事启皇太子裁决奏闻”（《明史》卷二《太祖纪二》）。也有的皇帝，因健康、出征或享乐等原因，以太子监国，权理政务。这当然不失为一个老皇帝在世时，培养锻炼太子的有效办法。但是，如果太子不是十分小心谨慎，而是执意推行自己的主张，违拂老皇帝的意见，后果也往往不堪设想。譬如真金在主政之后，决意把汉化运动继续推向前进，这就惹起了在这方面已趋保守态度的忽必烈的不满。所以，至元二十一年，忽必烈突然彻底改组了中书省，使真金所倡导的继续推行汉化的路线夭折。这时，恰巧有人上书，以忽必烈年高，患风湿，艰于行动，建议他传位太子。一些不满真金的官员乘机煽动，忽必烈大为震怒。尽管由一些蒙古重臣出面调解，平息这一危机，但真金也因此忧惧而死。由此可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太子的基本保全之术，就是缄默与顺从，否则是很容易招致灭顶之祸的。所以，说来说去，太子自我保全的基本原则是“职当视膳问安，不宜言外事”（唐王叔文语）。《礼记》载：“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后退。”（《文王世子第八》）晨昏定省，才是作太子的最基本的任务。文王、武王的这一套就是千古不易的标本。东汉制度，太子五日一朝，因坐东厢省视膳食。其非朝日，使仆中允旦旦请问而已。（《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当然，恪守晨昏定省，也不一定能保住太子的职位，但是，在谨行定省之外，不言外事，无疑是保全自己的惟一办法。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太子一旦被废，他的命运是远比一般人更悲惨的。东汉时候，被废的太子，还可以保全首领；隋唐以后，一旦被废，则很少有可以得到善终的。可见太子也的确不是好当的。在继位问题上，我们往往见到，继位的新皇帝有时还是一个幼稚的孩童，甚至是初生不久、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这种情况，东汉最为突出：所有皇帝中，除光武帝得寿六十二岁、明帝四十八岁。章帝三十一岁之外，和帝十岁即位，在位十七年，二十七岁死。殇帝始生百日即位，十月后即夭折。安帝十三岁即位，在位十九年，三十二岁死。顺帝十一岁即位，在位十九年，三十岁死。冲帝二岁即位，在位不足一年夭折。质帝八岁即位，数月后即为梁冀毒死。桓帝十五岁即位，在位二十一年，三十六岁死。灵帝十二岁即位，在位二十二年，三十四岁死。献帝九岁即位，一生充当了董卓、曹操手中的傀儡，遂至亡国。连续九个皇帝都是在未成年时即皇帝位的。在这种主少国疑的严重形势下，称之为皇太后的母后，就不能不挺身出来承担保护幼主、操持政务的重大使命，而在中国皇权史上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谓之“临朝称制”。颜师古解释说：“天子之言，一日制书，二日诏书。制书者，谓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称。今吕太后临朝行天子事，决断万机，故称制诏。”（《汉书》卷三《高后》）吕后临朝，几移刘祚。由于这一教训，汉武帝严母后之制，所宠铭弋夫人生子弗陵，武帝爱之，欲立为太子，于是借故谴责钩大夫人，令人持去，送掖廷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顷之，帝闲居，问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资治通鉴》卷二二）这个办法首先是太不近人情；其次也更无补而且有害于实际。在小皇帝尚无法管理国政的情况下，他唯一可以依靠和相信的只有母后；没有母后的护持，肯定情况会更糟。因此，汉武帝的这个作法并没继续实行。但是在北魏时期，凡立嗣子，辄先杀其母，成为一代制度。（《资治通鉴》卷一一五；参考《陔余丛考》卷十六《元魏子贵母死之制》）故当时妃嫔之中，皆私自祝愿生诸王、公主，而勿生太子。（《资治通鉴》卷一四七）及到宣武帝元烙立皇后胡充华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这个制度也就从此取消。母后临朝无代无之，是与封建皇权制度相始终的制度。因此，尽管封建统治者再三立法，防止母后临朝干政，如曹魏黄初三年，诏：“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士之爵。以此诏传之后世，若有违背，天下共诛之。”（《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刘宋武帝（裕）在临终时，也亲为手诏：“后世若有幼主潮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资治通鉴》卷一一九）朱元璋“严宫闱之政”，规定后妃不得干预外事，及私书与外戚交通。但是，它一直无法禁绝。应该指出：“汉母后预政，不必临朝及少主，虽长君亦然。”洪迈曾列举史实，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容斋随笔》卷北汉母后切所谓“汉家旧典，崇贵母氏”。故当时太后自称亦日“朕”，以诏自行。臣下称她也作“陛下”。少帝即位时即代而摄政，临前殿朝群臣，太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奏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太后，一诣少帝。（《独断》）当时的宫禁仍不是太严，臣下见到后妃的事是较平常的。（《邵氏闻见后录》卷七）故太后临前，径据前殿。唐武则天以女主临，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周，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事变。宋以后，男女之大防更被强调，乃垂帘以隔之。除去明朝对母后的限制甚严外，元代和清代，女主干政的情况都不乏其人。总之，它是一个与封建皇权同始共终的现象，很难避免。身处深宫，素无政治素养的皇太后，一旦称制，最妥当的应付办法就是起用娘家的戚属来作为依靠，即所谓外戚。“隆汉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宠。”这些外戚们，多是以女宠得位，本身也多缺乏政治素养。一旦辅政得权，就骄纵自为，贪污成性，甚而至于浊乱朝政，觊觎皇位。西汉时，外家悉封侯爵，从卫青、霍去病以功封大司马、大将军后，霍光遂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政。队此大司马兼大将军一官就永为外戚辅政之职。西汉后期的外成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资治通鉴》卷二二刘向疏）。纵观西汉一代，“吕、霍、上官，几危国者数矣。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汉书》卷九八《元后传赞》）东汉更因“皇统累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脔，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卷十《皇后纪》）。东汉的政局，从中期起，就成了外戚宦官交相倾轧和残杀的宫廷内乱史，陵夷至于灭亡。外成的擅权，其结果也便是外戚自身的覆灭。《汉书·外戚传赞》说：“夫女宠之兴，由至微而体至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邓成后四人而已。”（卷九七）东京后族，亦唯阴、郭、马三家保全，其余无不败死。（《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外戚之患》）外戚当政的结果，几乎必然是朝廷与外戚的两败俱伤，这当然不能不引起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宋朝对待外成之法，“远鉴前辙，最为周密”。对外戚不界事权，规定不得任宰执、枢密，不管军令，不得为郡司、监守等等。（《宋史研究论文集》第（107—125页）明代的皇后，“率由儒族单门”。后父之封，初秩不过指挥，侯伯保傅，以渐而进。“虽拥侈富之资，曾无凭藉之势。”（《明史》卷一。八《外成思泽侯表》）世宗嘉靖八年，更“除外戚世封，著为令”。故明之外戚，“不得与汗马余勋为齿，虽称肺腑，事劣封君，上机汉唐，殆相悬绝”。嫡长继承之外，又有兄终弟及的事例。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八《晋帝多兄终弟及》中谓：“晋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魏政，是开国时已兄弟相继。后惠帝以太子、太孙俱薨，立弟豫章王炽为皇太弟即位，是为怀帝。成帝崩，母弟岳立，是为康帝。哀帝崩，母弟奕立，是为废帝海西公。安帝崩，母弟德文立，是为恭帝。”其实，惠帝、哀帝都是无嗣，恭帝之立则在刘裕的操纵之下。真正皇位兄弟相承的，只有成帝与康帝。北宋的太祖赵匡民与太宗光义兄弟相承。元朝的武宗海山与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也是兄终弟及的例子。不过，他们都是在特殊形势下相互妥协，以确保帝位能保持在家族之内的权宜措施。而且在传弟以后，再没有循叔侄相承的方向发展，而是无例外地又回到了立嫡的通例。因此，所谓兄终弟及，在我们所论及的范围内（不包括殷商时期）至少在中原王朝中，是并不曾作为制度存在过的。在皇位继承上，清朝的秘密立储办法是带有根本性的一个改革。这个办法可能在康熙晚年已经在酝酿，但未及施行；雍正起才正式采行。它是由皇帝当着总理事务王大臣的面前，将秘密写好的储君名字，固封在锦匣里，藏之于乾清宫中高悬的“正大光明”匾后面。其后，又另书密封一匣，随身携带。等到老皇驾崩之后，诸王公大臣才当众把秘匣取来打开，根据遗诏拥立新君。这个办法突破了传统的嫡长继承制度，把诸王子的贤能放在选择的首位。清朝的皇帝，就个人的素质而言，较之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高，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前期的情况自当别论，但至少雍正以后，皇帝个人的素质仍保持比较高的水平，不能不说是这种秘密立储法的积极效果。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编纂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官修，一为私撰。而官修史书则主要通过设馆修史来完成。由此，史馆就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史馆的研究也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课题之一。中国古代独立的史馆形成于唐代，对史馆的评论，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就对史馆制度的得失利弊进行分析，尤其严厉批评了唐代史馆修史的弊端，诸如设馆修史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凡此种种，触及了史馆修史之专制主义的本质，显示了一个史学批评家的尖锐锋芒。（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清初设馆编纂《明史》，馆臣万斯同、潘耒、朱彝尊、施闰章、李因笃等人也对史馆修史的弊端提出批评，认为史馆修史，书成众手，史才难觅，职任不清，所修史书，文芜体散，并提出矫正弊端的方法，诸如严于选才，因人善任；统一义例，职任分明等。这显然受到刘知几的影响。（王记录《论〈明史〉编修二题》，《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进入20世纪，关于史馆修史制度的研究日益加强，取得了很大成就。百余年来的中国古代史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20世纪40年代，当时学者及政府官员屡次向国民政府倡议设立国史馆，引发人们对古代史馆修史的注意，金毓黻、傅振伦、赵冈、朱希祖、柳诒徵等人都撰写过探讨古代史馆的文章，对古代史馆进行了初步研究。一个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时期的研究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成果多，涉及面广，从北齐到清代的各代史馆的状况几乎都纳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野。二是研究更加深入，厘清了不少人们在史馆修史方面的模糊认识。三是海峡两岸学者齐头并进，在史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一、总论中国是重视历史的国家，也是保留历史资料最完善的国家。史馆在这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总体上对中国古代史馆修史进行梳理，评其利弊得失，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傅振伦《中国历代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4卷合刊本，1944年5月）利用正史资料考察了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制度的状况，是第一篇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史馆修史的文章。刘节在所著《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自殷商至清代史官制度、史馆制度及官修史书的情况，并对其中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评价。朱桂昌《历代史官与修史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3期）概括地论述了古代史官的起源和职责、从汉至唐私家修史与修史机构的发展、唐代的史馆和官修史书、明清时期的翰林院和史书之编纂等情况。倪道善《古代史馆述评》（《历史教学》1988年第8期）介绍了古代史馆的设立、沿革及其职掌，指出史馆的职掌有两个方面，一为修前朝史，一为修当代史。史馆虽然有刘知几所说的种种弊端，但仍有其积极作用，一是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和丰富的史料，为修史提供优越的条件，二是开馆修史，能集众家之长，三是有助于纠正前朝史籍中的隐讳不实之词等。历代统治者重视史馆修史，一是通过修史借鉴前朝经验，二是证明新王朝的合法地位，三是笼络士人、点缀升平，四是垄断修史、控制褒贬大权。商慧明《史馆制度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指出，巨细无遗地征集资料、垄断正史与国史的修撰、规范统一的编纂体裁、完善的官家修史体制，是史馆修史的特点。史馆之所以长期维持不断，是因为统治者和史官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试图通过修史来完善天朝大国的形象、提高传统的地位、强化史学政治化。史馆完成了许多私人史家不可能完成的宏大修史任务，但同时也因循守旧、扼杀才智，史馆既是中国史学的骄傲，又是中国史学的悲哀。他在《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9期）中还指出宰相监修国史和一切唯上的修史规矩使官修史书流弊重重，集天下之人才，将一个原本丰富多彩的史学天地拖入一种思想、一种笔法、一种模式的沼泽之中，用一种思维规范统领众多史官，是史馆修史的最大流弊。陈其泰《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从设馆修史的肇始、史馆在北朝的出现及修史成就、唐初史馆制度的确立及其对中华文明的意义三个方面充分肯定了史馆的意义，特别强调史馆修史在各民族走向统一中所具有的凝聚力量。可以看到，人们对史馆修史已经有了一分为二的看法，既肯定史馆在修史中的作用，又指出其流弊。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官与史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向史馆制度过渡的时期，其间转换，极为复杂。雷家骥在《四至七世纪“以史制君”观念对官修制度的影响》（《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南市久洋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以“以史制君”观念为线索，分析了南朝、五胡、北魏以及六世纪北朝时期“以史制君”观念随着史馆萌芽而削弱的情况。另外，雷家骥所著《中古史学观念史》（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出版）一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书的制度与风气进行了全面分析。该书没有孤立的论述史馆，而是将史馆放到南北朝政治形势和历史观念中进行论述，得出许多富有启发的论断。牛润珍《北齐史馆考辨》（《南开学报》1995年第4期）则对北齐史馆的称谓区别、建置时间、馆址方位以及组织机构、工作条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进行了爬梳整理，指出北齐史馆建置时间在天宝2年或3年，馆址在东山宫，由监修大臣、著作郎、著作佐郎、修史臣、校书郎、令史等组成，北齐史官品第、俸禄很低。并认为北齐史馆是独立修史机构。岳纯之则认为北齐史馆不是独立修史机构（《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牛润珍还出版了《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书，该书阐幽发微、爬梳剔抉，从零碎分散的资料中梳理出自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两汉至唐初，史官制度凡两大变，一变为两汉，二变为唐初，著作官修史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最终被唐代史馆修史制度替代。其中的很多结论，值得注意。另外，胡宝国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也涉及到南北朝官修史书的情况。三、唐代史馆唐代是史馆修史制度正式确立的时期。贞观三年，唐太宗将史馆从秘书省中分离出来，置于禁中，使其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成为独立修史机构。自此以后，尽管官方修史制度不断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唐代史馆的影响一直存在。由于唐代史馆的这一特殊地位，对它的研究，自然就成了一个热点，研究成果甚丰，取得的成就很大，认识最为深入。金毓黻《唐宋时代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9月）利用《新、旧唐书》、《宋史》等资料，从史馆与史官之制度、史料之种类及其征集方法两个方面对唐宋时期史馆修史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考索。指出唐代史馆制度分为两期，自贞观至天宝，为第一期，以宰相监修，其下为执笔修史之士，概称史官，例以他官兼典。第二期亦以宰相监修，但加史官修撰直馆之称。史馆主要修撰前代史、本朝实录、本朝正史。资料主要来自起居注、时政记、各官署录报之材料。另外，金毓黻还在所著《中国史学史》（该书1944年、1957年两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有多种版本）中专辟“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一章，对唐宋设馆修史的状况及官修史书的成就进行了评述。赵冈《唐代史馆考》（《文化先锋》第8卷第10期，1948年5月）则深入考察了唐代设馆修史的状况，并纠正了《唐会要》所记唐初史馆确立年代为“贞观二十三年”的错误，指出正确的年代应该是贞观三年。赵俊《唐代修史机构辨》（《求索》1984年第6期）通过考证，指出以往治史学史者大都认为唐前五代史（梁、陈、齐、周、隋）为史馆所修，是错误的。唐前五代史为秘书内省所修，史馆的任务是修撰国史。史馆和秘书内省这两种修史机构的区别在于：前者为常设机构，修撰本朝史，地点在门下省；后者为临时机构，修撰前代史，地点在中书省。二者有共同之点，都是官方修史，都有宰相监修，又都始于贞观三年，因而容易被混为一谈。纠正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商慧明《唐初史馆略论》（《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中唐史馆探微》（《人文杂志》1986年第3期）两文对唐代史馆进行分析，前文考察了唐初史馆的编撰指导思想，认为预于中兴，通乎创业，以儒术为纲纪，着意提高李氏集团的祖望，为当朝皇帝树碑立传是其指导思想。后文则指出中唐史馆在修史内容上更注重国史和典制史书的修撰，实行了“外修内审”制度，体例、正统、编次等问题受到重视。这种变化，说明史馆非僵死不化之机构。王林善《唐代的史馆修史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对唐代史馆的史官队伍、史馆的组织、史馆制度的优劣进行了分析。认为唐代史官队伍素质极佳，唐代史馆按照宰相监修、修撰官由他官兼任的原则进行组织，其人员配置由监修、修撰人员以及典书手、楷书手、亭长、掌故、装潢直、熟纸匠等各种辅助人员组成。史馆修史具有私人修史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即使存在一定局限，仍不失为编修国史的一种较好的方式。房鑫亮《唐代史馆建置与馆内外修史实况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对唐代馆修史书和馆外修史进行了考察，指出唐代史馆修史可分三个阶段，太宗时成就最巨；高宗至宣宗，稍可称许；懿宗以后，无甚成就。馆外修史可分两类：一为私修，一为经“制许”而修。着重分析了二者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并认为史馆修史的功绩不能一笔抹煞。岳纯之在《唐代史馆略说》（《历史教学》2002年第5期）、《论唐代史馆的人员设置和史料来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两文中对唐代史馆的渊源与创设、撰述活动、基本制度、人员设置、史料来源进行了系统研究。考察问题更加细密，如对史馆的史料来源，一般认为有起居注、时政记和诸司报送三方面，但作者指出还有史官自行采集和馆外人员自行提供两项。岳纯之还出版了《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其中对唐代史馆及实录的修纂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另外，朱清如《论唐初史馆》（《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刘蓉、高锦花《唐代史馆制度略论》（《延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也对唐代史馆修史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在大陆学者对唐代史馆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台湾学者的研究也特别引人瞩目，取得了很大成就。张荣芳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市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年出版）一书，是一部深入探讨唐代史馆的力作，该书将史馆与史官置于唐代官僚体制、社会架构之中进行研究，从史官与史馆的渊源及其成立背景、史馆组织、官僚体系中的史官、史官的社会阶层几个方面入手，对唐代史馆与史官进行了多学科的探讨。作者从统一帝国的需要和史学本身的发展两个方面分析史馆成立的原因，对唐代史馆的创立及其演变、史馆的地理位置、史馆的史料征集工作进行了细致分析，尤其对无人注意的史馆的庶务组织进行了研究。在对史馆中的史官进行探讨时，分析了史官的社会阶层、入仕途径、籍贯、家族及交游，该书没有停留在制度史、史学史的层面上，而是做综合考察，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该书还列出唐代史馆史官表、宰相监修国史组织表、起居郎、舍人迁入官表、区域表、家族表等33个表，功力甚巨，极便省览。邱添生《唐代设馆修史制度探微》（《唐代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详尽分析唐代史馆出现的时代背景、史馆制度的形成与修史成果、史馆的利弊得失等。指出史馆形成的时代背景有四条：一是秘藏典籍私家难以周览，二是繁富史料私家难以综理，三为私家修史易惹祸端，四为明令禁绝私修国史。其修史成果有唐代自高宗至武宗诸帝实录、前朝正史、多部典礼之书和方志。唐代史馆属于朝廷整体政权系统中的一个专设机构，资料收集完备，人力物力充足，但史家的独创性不易发挥，失却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史家理想。雷家骥《唐前期国史官修体制的演变》（《唐代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着重分析了国史修撰由垄断化至禁密化的过程，研究了禁密化下的贞观修注制度、精神与功能，探讨了馆院制度的破坏及其意义，考察了武后时代的官修情况与馆院学派的史学复辟。指出从东汉班固被告私作国史，到王劭被告私撰北齐史，到隋文帝禁止私修国史，再到唐初设馆修史，国史修撰逐步被垄断。在国史禁密之下，善恶必书的修史制度因帝王干预、史臣取媚而不断破坏。武则天时期，史馆制度屡遭专制政权冲击，遂引起刘知几等人的严厉批评，在史学史上意义重大。该文从社会、学术几个方面对史馆制度进行考察，值得我们注意。四、宋、辽、金、元史馆史馆制度在唐代确立后，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重要表现就是史馆规模扩大。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的修史机构可以说是最多的，有史馆、编修院、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起居院、会要所、玉牒所、圣政所、时政记房等多种修史机构，史官地位也较尊崇。百余年来，对宋代官方修史制度的研究，成绩可喜。许沛藻《宋代修史制度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对宋代统治者重视修史、读史，宋代的修史制度、机构以及修撰当代史风气盛行的原因作了详尽的阐述。指出宋承唐制，逐渐形成了以史馆为基础，起居院、两时政记房、玉牒所、日历所为常设分支机构和各种修书局为编撰机构的修史体制；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修史程序，建立了严密的收集、报送史料、档案的制度；皇帝干预修史趋于制度化。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促进了士大夫阶层对历史，尤其对当代史的研究兴趣；官修史书大量流入民间，为私家著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条件。张新民《〈通鉴〉编修与史馆制度》（《贵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分析了司马光以史馆修史的方式组织《通鉴》编修，妙选人才，明确分工，统一方法，限定日程，广泛取材，主修裁断，既避免了官修史书的弊端，又树立了集体编书的良好楷模。宋立民《宋代史馆沿革考》（《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对变化复杂的宋代史馆的兴废演变进行专门考察，指出宋代史馆的发展分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北宋时，太祖朝为因袭时期，史馆主要担负修史和藏书；太宗朝为创新时期，三馆重建、官制更新、制度创新、不再储藏禁书、增加育人职能；真宗朝为史馆发展时期，史馆制度趋于稳定；仁宗朝为衰变时期，编修院夺去史馆修史之职；神宗时期，史馆名存实亡。南宋史馆变革更为复杂，大体经历了重建、改并、发展和消亡四个时期。在宋代修史制度的研究方面，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宋立民的《宋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两书值得注意。蔡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宋代修史制度的著作，该书对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史馆与史院制度、历朝实录、历朝国史、历朝会要以及其它史书的修纂进行了深入研究，考察了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史馆、国史院、会要所等修史机构，分析了各馆院史料汇集、编修体式等问题，尤其是对历朝实录、国史、会要的修撰情况，进行了详细探讨，价值很大。该书指出宋代修史制度的特点和弊端是：当代史的修撰受到特别重视，而以南宋详北宋略；史无专官；皇帝干预修；史官讳避与回护等。宋书则直接对宋代史馆、编修院、起居院、二府修时政记、日历所、修实录院、修国史院、会要所、玉牒所以及其它史局进行了详细研究，重在分析史馆的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史官迁转等问题，指出宋代史官制度的特征是：宰执监修，以提大纲；皇帝自阅本朝史；宋修本朝史多不在外设局；史官多优迁、多兼职、多迁徙不常、多由科举入仕、待遇优厚等等。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有发覆正误之功。辽、金、元都是以少数民族立国的王朝，在史馆制度上既借鉴汉族修史的经验，又有自身的特点。对它们进行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民族史学的特征，大有裨益。朱子方《辽朝史官考》（《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对以前不甚明了的辽代记注官、修史官进行了考察，指出辽代改史馆为国史院，以宰相监领史馆，史官虽常设，但无常员，多以他官兼任等。何宛英《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指出金代的修史机构有国史院、记注院、著作局，记注院的职责主要有朝参日随朝记录朝议，记录皇帝与宰臣议事，随侍皇帝左右。国史院为常设机构，其史职设置为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编修官、检阅官等，主要职责是修本朝实录，其史官的特点是，民族史官占一定比例、以一流人才担任史官、多以翰林官兼任等。台湾学者王明荪撰《元代史馆与史官》（《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兴大学1991年版），阐论了元代起居注和日历的编纂，翰林国史院的建置与沿革，职掌与品秩等，对元代修史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萨兆沩《元代翰林国史院述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则分析了元翰林国史院在选拔人才、修纂史书、科考取士、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他还考证出元翰林国史院的位置在高梁河东支的南岸，而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在高梁河东支的北岸（《元翰林国史院地理方位辨正》，《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五、明、清史馆百余年来，对明清史馆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就明代史馆来讲，研究有所起步。商慧明《明代史馆考述》（《江淮论坛》1991年第1期）认为明代史馆效法唐宋，明初官家修史机构称史局，后来由翰林院兼领史职，在史官选任方面注重进士出身，史官要具备政治家的气度，有“好是正直”的是非观念，博洽与专精相结合；形成了鉴世为旨、分纂严审的修史原则和兼容并蓄的修撰方针。谢贵安《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则对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进行了考证和探讨，认为明代史馆既隶属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内阁；设置地点不在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共分十个馆，东四馆编纂史料，西六馆编纂史书；是虚实相兼的修史机构，虽非恒开之馆也无固定的官员，但有特定的场馆和一定的管理方式。并分析了史馆的人事、供给、门卫、考勤、纂修、奖励等制度。罗仲辉《明初史馆和〈元史〉的修纂》（《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考察了明初设馆修《元史》的情况，分析了围绕《元史》修纂所引发的政治斗争。朱希祖《南明三朝史官及官修史籍考》（《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号，1948年8月）考察了南明三朝的史官建置、修史制度和官修史籍的情况。相对于明代史馆的研究，对清代史馆的研究成效较大。首先，对清代史馆类型进行了介绍和初步分析。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清代宫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出版）、沈原《清代宫廷的修书机构》（《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介绍了清廷的修书各馆的类型。前者指出内府修书馆大体分为常开、例开、特开三种，常开有国史馆、方略馆等，例开有实录馆、圣训馆等，特开有会典馆、三通馆、一统志馆等，并分析了武英殿修书处与修书各馆的关系；后者则将修书馆分为内廷和外朝两类，内廷常设的修书机构有书房、文馆、内三院、内翻书房、南书房、尚书房、方略馆、武英殿修书处等，外朝常设的修书机构有起居注馆、国史馆以及各种临时书馆。秦国经、高换婷《清朝修史与〈清史稿〉编纂研究》（《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也将清代修史机构分为常开、例开、特开三类。这里要特别提到乔治忠的研究，他在所著《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的第一章《清朝的修史制度及其特点》中从宏观上对清朝官方修史活动的组织方式、清朝修史制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内阁、翰林院与修史制度、清朝的各类修史之馆、对修史人才的任用、皇帝干预、史料征用体制、满人参与修史、督察处分制度等，对前人没有涉猎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值得重视。其次，对清代部分史馆进行了具体研究。李鹏年《国史馆及其档案》（《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王锺翰《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乔治忠《清代国史馆考述》（《文史》第39辑）、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均对清代国史馆进行了研究。李文对国史馆的机构职掌、修史内容进行了分析；王文着重考察了国史馆的设置年代，指出国史馆第一次开馆在康熙29年，第二次开馆在乾隆30年；乔文系统地考察了国史馆的建置沿革、官员组成及内部机构、承办的纂修任务，分析了总裁和副总裁、提调、总纂和纂修、协修、清文总校、收掌、校对、翻译、誊录、供事、笔削员的情况，指出国史馆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方法是各史馆的典范，纠正了人们对国史馆的一些模糊认识；邹文则从国史馆的机构设置及职掌、修史制度与方法、人员管理制度与方法三个方面探讨了国史馆的内部情况。王清政《清代实录馆考述》（《江汉论坛》1999年第2期）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实录馆的设置、人员组成、管理制度。姚继荣《清代方略馆与官修方略》（《山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考察了方略馆的设置、清代官修方略的成就及方略的史学价值。夏宏图《清代方略馆设立时间举证》（《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认为方略馆的设立应在康熙21年。而姚继荣《清代方略馆设置年代记载小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则认为乾隆14年为方略馆正式定址建制之始。陈捷先《清代起居注馆建置略考》（《清史杂笔》，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版）对清代起居注馆的设立及废置进行了研究。乔治忠《康熙起居注馆和康熙起居注》（《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对康熙起居注馆的设立始末、康熙起居注的特点和史料价值进行了分析。另外，柳诒徴《记光绪会典馆之组织》（《学原》第1卷第9期，1947年）对光绪朝会典馆的设立、人员、编纂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资料丰富，结论可信。六、几点认识从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出，百余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史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第一，唐、宋史馆的研究比较深入，不仅很多问题得到澄清，而且考察了唐、宋史馆与唐、宋政治、学术的关系。第二，微观考辨值得注意。特别是对部分史馆的建置沿革、管理机制的考证，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百余年来的史馆研究也在启示我们：其一，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等多个学科，因此论究史馆不能囿于史学层面，也不能囿于制度层面，要兼顾到各个层面的相互影响，把握其真正的内涵。要注意史馆的活泼与弹性，及其因时因人而异的运作与转变。其二，必须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以及文献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走出就事论事的窠臼，真正把握史馆修史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探究史馆修史下传统史学的精神本质。其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丰富的文献，放宽史馆研究的视野，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和社会政治、史学发展的关系为突破口，进行社会、政治、学术文化、史学、文献的综合研究，实属必要这是另一个的论文，没有下下来，网址给你吧！《烟台大学》 2007年 加入收藏 获取最新 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及文化刘元德 【摘要】： 中华民族是历史意识发达的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史学的传承和记载。这突出表现在中国古代君主对历史记载的看重与控制,由此而形成了一套几乎完全区别于西方的中国古代史学记载方式,即通过国家建立了类似于行政官制的史官制度,从而使得史官在中国古代具有了两重身份:历史记载者和行政官员。通过对前代和当朝历史的记载和评点,史官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扮演着极其独特的角色。中国古代史官制度有其鲜明的特点:史官机构从一开始的零星散乱到后来的完善严谨;其职能从最初的繁杂众多到最后的专事历史记载;国家监修、专修历史逐渐取代了私人修史,等等。史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及其基本特征的形成过程,体现了专制政治对史学的控制和影响,史权与君权的紧张关系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史官的特殊性格:“秉笔直书”者令人敬佩,而“曲笔阿时”者亦大有人在。 本文第一部分简单明了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历史沿革脉络,论述了史官制度产生、发展、完善的过程。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特点。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分析并反思了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及文化对中国古代历史、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试图发现和探索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及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关键词】：史官 史馆 起居注 著作郎摘要3-4ABSTRACT4-7第一章 中国古代史官制度沿革概述7-10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特征10-18第一节 史官建置的散乱无序到完善严谨10-11第二节 史官职能的多样性到专门性11-13第三节 从私人修史到国家监修、专修13-18第三章 对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及文化的反思18-27第一节 史官精神：书法无隐，秉笔直书18-21第二节 皇权政治下史官功能的异化：曲笔阿时21-27结语27-28致谢28-29参考文献29-30附录一：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应该叫常在、答应。算是等级很低的嫔妃。

1． 皇帝起床 说到了皇帝的日常起居问题当然得从皇帝的起床说起因为一天的开始就是起床，一般来说大清朝皇帝都是清晨5：00――7：00左右起床的，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穿衣服，这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但皇帝穿什么衣服，怎么穿衣服。。。。。。这些问题大家恐怕不是很了解，现在我为大家细细说来。皇帝穿衣服可不那么随便，这可是很有规矩的，因为这就是皇帝权力，地位的象征。整个清朝期间皇帝们都非常重视衣着，特别是在清朝中期，清朝皇帝的衣着（龙袍）既有满族的传统特点，也继承了中国前朝皇帝衣着特点，可谓满汉结合。皇帝衣着的花纹，样式都是皇帝的专利，谁都不能用，谁用就叫谁脑袋在地上滚！ 皇帝穿什么衣服就得看这一天干什么，在处理朝政时穿朝服；在喜庆日子里穿吉服；在平时就常服（便服）；打猎时穿行服；帽子要与衣服配套，分别为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 皇帝穿好衣服后就得洗脸，梳头，皇帝的洗梳有专门的太监服侍，把皇帝的内务做好。 2． 皇帝请安 皇帝他可不是没有母亲和什么前朝皇帝妃嫔的，她们与皇帝一样都住在紫禁城里，她们都在慈宁宫，寿安宫，寿康宫等，皇帝虽是皇帝但也是小辈，当然要对自己的长辈表示尊敬，所以皇帝们每天早上先得向她们请安！ . 3． 皇帝早读 请好了安皇帝得去早读，读书很重要啊！人不读书怎么能获取知识，皇帝他怎么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这会用武，没有文化怎么行？因此便有了皇帝早读，皇帝读的不是别的就是《实录》和《圣训》，这些都是清朝历代皇帝的一些治国方针和各种历史资料。 从这一点便能看出清朝的皇帝比其它朝代的皇帝都要尊重自己的祖先，他们用一日之际来读祖先的治国方针，皇帝从来不会忘记早读，皇帝们也只在读透祖先著作后才开始真正制定自己的政策。 4． 皇帝吃饭 要是说人的生活起床是一天的头等大事，那吃饭100％的能评上二等大事了，皇帝也是人当然也是要吃饭的！ 皇帝的吃饭叫做用膳，分为早膳和晚膳，这是正餐。 皇帝的早膳一般来说在8-9点钟左右进行，晚膳在下午的2-3点钟进行，皇帝是单独一人一个在一个大桌前吃的，饭菜还须用银质小牌测毒，如果它变了色就表示有毒。清朝皇帝一般是一餐12品的菜和一大堆的各种汤，各地进贡的特产（好像有些铺张浪费）。 在两餐之后2个小时左右会有一次便餐（等于现在的小吃概念），想要吃什么都能临时点的！ 5． 上朝理政 皇帝会在早膳过后正式开始理政，一般会持续一个上午，处理各种较大的政务，小的交给了内阁处理，召见很多的大臣。并批阅朝廷御史的奏章。 清朝早期的皇帝都非常勤奋，一大早便开始御门听政（上朝），不需要代笔太监来代批阅，每天都要批几十件的折子，到了清朝中后期，皇帝们都疏于问政，很少批折子,更是废除了御门听政这个百年来的传统，到后来就成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6． 午休娱乐 皇帝的下午时间是用来午休和娱乐的，或看书。先说娱乐，清朝皇帝的娱乐方式还算是比较单一的，一般来说就是弹弹琴，绘绘画，欣赏古物之类的，这可是不是统一的，要知道清朝有13位皇帝，每个人的爱好不可能一样，但一点是300多年来没有变的这就是——看戏，一般来说都是宫中太监们自己演的，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才会请民间戏团！ 7． 皇帝睡觉 皇帝晚上的祭祀活动主要以萨满法事和佛事为主。这之后就是皇帝的就寝时间了，皇帝一般是居住在西暖阁和养心殿。

前面的不知道，反正清朝的应该是按妃子的品级分的吧，位份低的话，要被召见，是要被剥光用被子卷著送到特定的侍寝的地方，到了之后还要从床尾爬进皇帝的床帏，位份高的话，皇帝可以召人到侍寝地点或者去妃子额宫殿。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这是北宋著名诗人苏轼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春宵一刻值千金”，对于普天之下寻常的黎民百姓是如此，而对于那些“一朝选入君王侧”皇后嫔妃也概莫能外。尤其是那些入选为正宫的皇后，更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婚时刻的洞房花烛之夜。古代皇帝大都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但是，皇帝一般一生也只能结一次婚，此即所谓“大婚”。不过也有例外，如果哪位皇后被废了，皇帝就还有可能再来一次大婚的机会。也就是说另有一位美丽女子就要欢度皇宫大内新婚的洞房之夜。如清顺治皇帝福临第一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因“与朕志意不和”，便被降为了静妃，于是，另一个女人便走入了洞房，这第二位女人就是孝惠皇后。除了皇后外，后宫的嫔妃再多，也难享受大婚的排场。顺治时的董鄂妃，虽然宠冠后宫，但是也只能悄悄地被“迎接”进宫，而不是“迎娶”进宫，连册封都不敢逾制，册封时“不设卤簿，不奏乐，王、贝勒、贝子、公等，不次朝贺礼”。所以，皇帝的后宫的嫔妃，除了皇后这位正妻外，其他都是不需要大婚的妾室。一个美丽的女人进入皇帝的后宫而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与民间百姓结婚在程式上大体相同，一般也要遵守《礼记》中约定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亲迎。不同的是，皇家的大婚仪式更为隆重和讲究。被选上皇后的女方，也能接到皇帝派人送来彩礼，但皇帝绝不会亲自去迎亲，而是让皇后的娘家人隆重地送上门。皇帝彩礼对皇后的娘家人来说，是一份真正的厚礼。如在汉代，仅黄金就要送万斤以上。东汉时权臣梁冀的女儿被选上皇后时，汉桓帝刘志“聘黄金二万斤，纳采鴈璧乘马束帛，一如旧典”，礼金翻了一倍。实际上，在完成“六礼”的每一个过程中，皇帝家都要送彩礼。皇帝即便想多结几次，也是不是那么随便的，要花大价钱的。

周代已有负责君主阴事的阴令。汉代的掖廷令“昼漏不尽八刻，白录所记推当御见者”。就是在夜晚来到之前，记上当日谁侍御寝。东汉以后这件任务由宦官负责。各个朝代，宫中都有一本备忘录，专记皇帝御幸之事，以备日后查考。如同外廷大臣恪尽职守一样，负此职的宦官也是一丝不苟。 北魏文成帝偶然登楼四望，见平城宫内有一位美人。文成帝问左右的人，“此妇人佳乎？”众人一致赞同。于是，文成帝走下白楼，向美妇人走去。二人宿于斋库。该女李氏因此怀孕。 日后皇太后查问，恰有守库者在库墙上记下了当时的时间和事件，两相核对，无差错，李氏怀的这个胎得到了承认。由此可知，皇帝办事固然随心所欲，记录者也能捕捉到踪影，守库者本不负责此职，事关重大，也得及时记录。 明代，文书房宦官负责记录皇帝每晚寝宿所在及所幸宫嫔名字。女官彤史，负责记录后妃宫女被幸于皇帝的寝所。看来，明代是双重记录，宦官与女官，各根据皇帝、后妃宫女的形迹，分别记录。 明神宗最初偶然御幸宫女王氏，事后隐讳不言。后来王氏有了身孕，太后急于抱孙，查验了文书房的记录，然后向神宗说起此事，神宗不愿承认。太后遂命人将内起居注拿来让他看，神宗才不得已承认了。神宗这种态度是因他不再对王氏感兴趣，但明代惯例，宫女被幸后怀孕就要进封为妃。他不愿封王氏，只想蒙混过去。 后妃宫女的佩物－－环，在皇帝的御幸制度中有一定的意义。“环”与“还”同音。后妃在侍寝时寻问皇帝何时回去不直言，而是用佩玉鸣佩环，问：“何时大刀头”？这又拐了一道弯，因环系于刀头，使用刀头代指环。如后妃宫女遇月经，不能侍寝时，也不能直言，而是以丹注面，灼然为识。 蜥蜴因其特有的用途被称为“守宫”。蜥蜴被用朱砂喂养于器皿中，因以朱砂为食，身体尽赤，食满七斤以后，将其捣成碎末。用这些赤色粉末涂在或点在宫女肢体上，可以终身不灭，但有房事时则灭。李贺《宫娃歌》中有句诗“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 下朝后走向后宫的皇帝，脚步有些徘徊，打不定主意去找谁，今夜宿在何处。风流皇帝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后宫女子多至四万，不知道怎样安排她们为他服务。后来，玄宗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天将一群宫嫔集中在一起，让她们投骰子，投中者中最优胜者，当夜侍寝。私下里宦官把骰子称为锉角 媒人。 春秋季节，唐玄宗令后宫女子们在门前栽花，玄宗追随着一只蝴蝶走，蝴蝶落在谁的门前，当晚便宿在该处，称此法为蝶幸。 由于进御的女子太多，玄宗难以一一记住她们的姓名和相貌，便又发明了一则风流办法，将已进御的宫女臂上，打上“风月常新”之印，再渍以桂红膏，使印记牢固，经水洗不褪色。 自杨贵妃入宫，夺得皇帝的独宠后，锉角媒人、蝴蝶和“风月常新”印都派不上用场，后宫女子只得在七夕向牛郎织女诉幽情。 唐敬宗发明了一种风流箭，用意也是决定侍寝之事。用竹皮做弓，纸做箭，纸中间密贮龙麝末香。宫嫔聚在一起，敬宗搭箭一射，中箭者浓香触体，了无痛楚。后来宫中流传着“风流箭中的－－人人愿”的话。 西晋武帝的后宫生活是和羊车联络在一起的。武帝司马炎是司马昭之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说司马昭握朝中大权，想取代皇帝，但他至死也没有下定决心。他的儿子司马炎早就不耐烦了。权臣虽然有权，但 *** 的满足却比不上皇帝，权力即使大过皇帝，也不能像皇帝一样享受无数的美色。 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就已经对老妻厌烦了。司马懿曾卧病在床，正室张春华已经色衰爱弛，蹑手蹑脚地前来照着丈夫。司马懿一见这个黄脸婆就骂道：“老物可憎，何烦出也！”张春华又羞又恨，要绝食自杀。司马昭兄弟们都同情母亲，也跟着绝食。司马懿发现连累了儿子们，忙向张氏致歉，张氏和儿子们才开始进食。事后司马懿私下对他人说：“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 司马炎三十岁那年，司马昭死，他取代了父位，立即逼魏帝禅让，自己登上了帝位。他要好好享受只有皇帝才可享受的待遇。祖父的委曲他不会再遇上了，后宫有的是美人。晋武帝开创了后宫万人的历史纪录。 由于宫嫔数量太多，晋武帝最初也头痛于到何处过夜。后来，发明了羊车，用羊车载着他在后宫的小路上漫游，羊停到谁的门前，就由谁来侍寝。 宫嫔们都盼望皇帝的羊车在自己的门前停下。这时，便有聪明的女子显示智慧了，她们用竹叶插在门前，把盐汁洒在通往门口的小路上，引诱羊舐著盐汁，顺路走到门前，吃门上的竹叶，于是，车子就停了下来。 从此，羊车成了后宫的传世宝物。南朝宋文帝乘羊车经过诸嫔妃房前，羊总在潘淑妃的门前停下来，舐地上的盐水。文帝见到潘淑妃，感叹地说，“羊都为你留连，何况人呢？”潘淑妃由此爱倾后宫。 后宫进御是否有规律道理可循？五代后梁的一位国子博士崔灵恩的研究 结果是：后妃进御，十五日轮一遍，从最低位的妃子开始，与月亮的规律相配。月初最小，越来越大。月亮象征阴，也象征女性。月晦和月望即每月初一、十五是需要谨慎的，所以古代君主不在这两日御于内，因为晦者阴灭，望者争明。 《春秋》上说“晦阴惑疾，明谣心疾，以辟六气”。九嫔以下，每九人中进御一人，八十一女御占九个晚上，世妇二十七人占三个晚上，九嫔占一个晚上，三夫人占一个晚上，以上共十四夜，皇后独占一个晚上，共十五夜。上半个月按上述安排进御，下半个月从十六日开始，由皇后起，再御九嫔、世妇、女御，与月亮由盛而衰相对应。至于年龄上的规定是，九嫔以下，女御以上，到五十岁停止进御。三夫人和皇后不在此例。 古代学者的这套理论显然牵强附会，也不能为古代帝王们接受。皇帝拥有众多的女性，是为了满足 *** ，哪一夜由谁来侍寝取决于皇帝的兴致，如果皇帝没有兴致，也可以独寝。如果按照崔灵恩的安排行事，岂不成了一种劳役，周而复始，个个点卯，还有何种乐趣？ 明代后宫，每日天渐黑时，嫔妃所住的宫门前，都挂起两只红纱笼灯。皇帝临幸某宫，则该宫门上的灯卸下来，表示皇帝已选定寝宿的地方。于是，负责巡街的宦官，传令其他各宫均卸灯寝息。失意的嫔妃们只得灭掉希求宠幸的红纱笼，明晚再重新挂上。 明代皇帝第一次临幸嫔妃的住所，要铺宫，由宦官将房间装饰一新，该承幸的妃子也要有相应的装饰。皇帝临幸之所照例焚香，香气异常，其用意有宫词道出“参于鼻观气非清，脉脉遗芳媚寝情。雨迹云踪易牵引，莫容轻露上空明。”一次，崇祯皇帝来到一间便殿，觉得有团异香浸入心脾，心怦怦直跳，问近侍这是什么东西？回答是：“圣驾临幸之所，例焚此香。”崇祯叹息道，“这是皇父、皇兄所以话不长的原因啊（原文：此皇考、皇兄所以促其天年也）！”于是，禁用此香。其实焚香之例，古已有之，唐诗人张籍在《焚宫行》中有句：“下辇更衣入洞房，洞房侍女尽焚香。” 清代嫔妃侍寝与各代不同，不再是皇帝亲自登门。清代皇帝自有一套制度。每日晚膳时，决定哪一个妃子当晚侍寝。每个妃子都有一块绿头牌，牌面上是该妃子的姓名。备晚膳时，敬事房太监将十余块或数十块绿头牌放在一个大银盘中，谓之膳牌。皇帝晚膳用完，太监举盘跪在皇帝面前。如果皇帝没有兴致，则说声“去”。若有所属意，就拣出一块牌，扣过来，背面向上。太监拿过此牌，交给另一位太监，这位太监专门负责把将要求承幸的妃子用背扛到皇帝的寝所来。出于清代皇帝高度的戒备心理，防止妃子中出现刺客，妃子必须裸体来到皇帝寝所。方法是妃子被带到离皇帝寝所不远的一间屋里 *** 衣服，宦官用红锦被或大衣将她裹上，扛上肩，背进皇帝的寝所。到帝榻前，去掉外裹的红锦被或大衣。后面发生的事情当时人的记载道，“届时，帝先卧，被不复脚。妃子赤身由被脚逆爬而上，与帝交焉。敬事房总管与驼妃之太监，皆立候于窗外，如时过久，则总管必高唱曰：是时候了。帝不应，则再唱，如是者三。帝命之入。则妃子从帝脚后拖而出。驼妃者仍以氅裹之，驼而去。去后，总管必跪而请命曰：留不留？帝曰：不留。则总管至妃子后股穴道微按之，则龙精皆流出矣。曰：留。则笔之手册曰：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亦所以备受孕之登也。此宫禁中祖宗之定制也。”

这种问题只有死扛。因为你认罪。皇帝会不再喜欢你这嫉妒的狠毒女人。你不认罪。皇太后和璃妃也不会放过你。所以只有死扛。 演绎如下: 皇太后:“ *** 你认罪不?” 我:“奴婢无罪!” 皇太后:“大刑伺候!” 我:“且慢。皇太后娘娘可否容奴婢讲三个故事。讲完故事即使赐奴婢凌迟处死。奴婢也毫无怨言。” 皇太后:“你说吧。” 我叩首:“第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本朝先皇晴隆年间。当时先皇后为了谋夺皇太子之位诬陷某位王爷谋朝篡位。满朝文武迫于皇后的 *** 都沉默不语。当时情况万分危急。王爷被囚禁天牢。王妃被押到未央宫。当年皇太后、皇后威逼王妃伏写王爷谋逆的供状。王妃孤立无援，有冤不得申。今日奴婢也与当年的王妃感同身受。” 皇太后不由得泪珠在眼眶中转动。【谁都知道我说的王妃就是当今的皇太后。】 璃妃:“住口!贱婢赶快认罪受刑。母后不要再让贱婢说下去了。” 我:“皇太后奴婢还能说么?” 皇太后点点头。 我:“奴婢的第二个故事。本朝建邺5年皇上广征天下美色。有一少女入选秀女。华妃娘娘见秀女美丽端庄。于是在殿试之日，华妃娘娘忽然晕倒。皇上问苏醒后的华妃娘娘。华妃娘娘竟然说是她食用了那个秀女送来的点心才中毒的。秀女孤立无援有冤难鸣。奴婢此刻心如刀绞与当年那个秀女感同身受。” 璃妃汗如雨下，浑身颤动。【因为谁都知道那个秀女就是当年的璃妃。】 璃妃:“不!你不要再……再说了。” 我:“第三个故事。当年那个秀女因为皇后娘娘仁慈厚道将秀女收为侍女。不久秀女受到皇帝的宠幸一路晋升。而皇后娘娘却因此备受冷落。未央宫如同冷宫。生又何妨，死又何惧?奴婢引颈待戮。既然生于尔虞我诈，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倒不如一死了之，也落个清静。纵然贵为皇后母仪天下却也只能孤灯挑尽未成眠，独守空闺奈何天。奴婢一死香魂远去。只是身虽远赴黄泉，心却难舍仁慈厚道的皇后娘娘。一个苦命的女人。奴婢叩首皇太后，奴婢叩首皇后娘娘。娘娘保重!凤儿去亦。” 皇后泪流满面出班跪地:“母后!凤儿冤枉。儿臣伏请母后还凤儿清白。” 璃妃面如土色。 皇太后:“此事就此作罢。璃妃你以为如何?” 璃妃:“既然母后意下如此。那臣妾愿意息事宁人。”

第一眼见他,我便知自己今生劫数已定。 都说一个女子需要经历三个男子,才会从少女、 *** 成为风韵独存的成 *** 人。 可否告诉我,谁是最终的皈依。 是少年时你月白的衣衫和青涩的誓言,还是帝王绝无仅有的怜惜,亦或是他藏匿多年的情愫。 愿你,免我惊,免我苦,免我四下流离,免我无枝可依……

1、 记录康熙皇帝日常起居的书有《清圣祖实录》《康熙起居注》

《康熙起居注》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记载清代康熙帝言行的起居注，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标点整理。 康熙朝起居注册在清代被视作内廷秘籍，所载内容以康熙帝每日言行为主，旁及朝政大事。所载内容距离事件发生时间很近，基本上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史料来源最为直接，或是起居注官待直殿陛时的亲见亲闻，或是抄自文书档案，比其他官修书更为原始可靠。

《康熙起居注》不分卷。 清代皇帝起居注现存起于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至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中间有缺佚，共计一万二千余册。其中包括满汉两种文字，又有正本与稿本之别。满汉文字内容一致，正本与稿本内容也基本相同。 只是稿本往往注明来源，而正本则无。目前分存于北京和台北二地。 现存康熙朝起居注九百八十二册，其中汉文字四百九十三册，满文字四百八十九册，分存于北京和台北。

本书是一部记录康熙皇帝日常起居言行的档案汇编。起居注册是由起居注官逐日记录皇帝的各项起居政务活动的一种日记体裁的档册，先载起居，后载谕旨，又次官员题奏本章，再次引见官员情况顺序，逐月编纂成册。其中既包括了皇帝的日常生活内容，也记载了政务活动的内容及大臣重要奏章内容，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2、记录清代饮食的书，有《清代饮食史》

由林永匡、王熹合著的《清代饮食史》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36万余字,图文并茂，是我国古代饮食史研究方面的第一部学术研究专著，属 《清史研究丛书》之一。 该书在充分丰富的历史档案材料基础上,结合有关文献与技术资料写成。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清代饮食文化概述，第二章清代的民间年节与饮食风尚，第三章清代的饮料与名小吃、风味食品，第四、五章清代的皇室与宫廷膳食，第六章清代的孔府与贵族饮膳，第七章清代少数民族的饮食习尚，第八章清代饮食文献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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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注

丞相的官级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除了皇帝就他大。但封建社会，人治社会，皇帝说了算 太监实则无官无职权，是管理后宫的差事。由于侍候皇帝，深知皇帝的喜怒哀乐，很讨皇帝喜欢。要知道，人言可畏，太监会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时间一久，指不定哪天皇帝降罪，丢官罢职。 君子怕小人，不是小人本事大，而是小人会用下三滥的手段。小人难防，唯有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