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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儿子中，作为储君而册立的叫太子、或皇太子；此外的其他儿子则称王子。不过，我们这样说也远非绝对。在元朝，立为储君的弟弟也称皇太子；早期蒙古的诸王子，也例以太子称呼。任何事情，大概都是不乏例外可寻的。作为储君，太子的问题，也就被认为是关系国本的大问题。唐宋务光上书，说：“臣闻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所以守器承桃，养民赞业。”（《新唐书》卷一一八本传）因此，册立太子，在当时是一个国运攸关的严重问题。《白虎通》所谓：“国在立太子者，防篡煞，压臣子之乱也。”（卷四《封公侯》）后汉人袁宏也说：“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统，一民心也。”（《资治通鉴》卷四三）显然，择立皇太子、培养皇太子，并保证传位的顺利完成，确是一个关涉国家根本的重大政务；同时，也一直成为折腾和苦恼老皇帝，使他往往死不瞑目的老大难问题。皇帝这个富有天下、贵极人寰的位子太诱人了，古往今来，引来了无数“英雄”为之争夺厮杀。天下未定之时，争在群雄，演成竞争的残酷搏杀；天下即定，然老皇宴驾，同样也给觊觎者留下了希望，只不过这时大多是争在宫阃。兄弟子侄之间，为了抢班而骨肉相残、腥风血雨的事也是史不绝书的。从西周开始，王位继承的原则，基本上是明确的，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郑玄注：“适，谓适夫人之子，尊无与敌，故以齿。子，谓左右腾及侄娣之子，有贵贱，又防其同时而生，故以贵也。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梯……”（《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按说，有了这样经典生的详尽规定，皇位的继承是不会发生问题了，但事实却是大谬不然。据杨鸿年、欧阳鑫两先生所著《中国政治史》统计，秦汉两代共二十六个皇帝，以嫡子继承皇位的只有西汉时三位；东汉竟没一位。两宋十八个皇帝，以嫡长继承的仅三位。明十六个皇帝中仅五位。（《中国政治史》）可见嫡长继承这条规律，在实际生活中，远非决定性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无嗣或嫡长死亡等自然原因之外，决定的因素无非是两条：一是老皇帝的喜爱；二是继位竞争者之间实力的对比。首先，即使是以嫡长的身份，得立为太子，但太子位能否保得主，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老皇帝的喜爱。隋文帝之于太子杨勇、唐太宗之于太子承乾，康熙之于太子允礽，都是喜爱发生变化，而终遭麦黜的。太子这个位置，是候补的皇帝。对老皇帝而言，他意味着取代。他们之间，虽亲为父子，但权势所熏，确有熊掌难熟，干掉父皇帝的事情。刘宋的太子劭弑父文帝，既得太子位的杨广弑父隋文帝都是例子。至于政见不一，习性有差，这本是人情之常，但一旦发生在皇帝与太子之间，往往就会上升为原则的分歧。因此，作太子的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过日子。他的处境是非常特别的。旧对于臣下言，这位未来的君主现在却是空有势而没有权。臣子们无论是拥护者或者是反对者，都希望在他身上投机。对于亲附也的人，他却不敢接近，因为那样将招来老皇帝的忌刻，认为他是在结党谋位。对于不满他的人，他又无力阻止他们借机进谗，动摇他的地位。因此，东宫永远是是非丛生，谗毁交集的所在。作太子的时间越长，被废黜的可能就更大。一旦老皇帝爱有所移，太子就会轻而易举地以“失德”而终被废黜。夜长梦多，日久变生，这也更刺激了熊掌难熟的心理。皇帝对皇后的色衰爱弛也往往影响作为嫡长的太子的储君地位。刘邦有宠于戚夫人，移爱于戚夫人所出之赵王如意，便要废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只是因为别有原因，终于作罢。汉武帝的儿子据，卫皇后所出，七岁立为皇太子。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遂以巫蛊诬太子。太子杀江充而举兵自卫，兵败自杀。唐高宗的太子忠，本后宫刘氏所生。由于王皇后不育，收为己子，故得立为太子。及王皇后被废，武氏有宠，忠不自安，因辞得允，降封梁王，然仍不兔废为庶人，终身禁铜。当皇后不保时，儿子遭殃，这也是情理中的事。可见在择定继承人问题上，关键仍在于皇帝的意愿。唯一能够改变这种意愿的，无它识能是竞争者本人的实力。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朱棣的靖难之变，都是依靠自己的实力，剪除作了太子的哥哥与推翻侄皇帝。取而代之。在暴力面前，嫡长继承的道德规律就显得苍白无力。也有的时候，太子的废与立，外朝的权臣起着很大的作用，甚至完全操持在权臣、权宦、外戚的手中。这同样也是实力影响太子命运的事例。当雍正还是王子时，他的谋士戴择曾上书为他策划。书中说：王子的地位很难处，“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竿，被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一》）。这无疑正是作皇太子的尴尬处境。不幸的是在皇帝当中，即使不是英明之主，他们对权力的丧失也大多是十分敏感的；儿子又通常总是几个或一大群。太子为了博取老皇帝的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伪，即善于伪装。在这方面，后来成了隋炀帝的杨广就是最好的标本。隋文帝直到临死，才看出他的真面目，痛悔莫及地说：“独孤（文帝后）误我。”为了对付自己的竞争对手，就只有拚死地争，即勾结党羽，发展势力，以求一逞。所以，没有巧妙的伪装，没有拚死的争夺，要想保住或争得太子的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是位即使得到手，但由继承引起的旧怨还远没有结束，为了彻底剪除旧日的竞争者，一场残酷的报复与杀戮，还要继续进行。刘宋的前废帝刘子业为了巩固帝位，把恐为外患的诸叔“皆聚之建康，拘千殿内，殴捶陵曳，无复人理。湘东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祜指肥壮，帝为竹笼，盛而称之。以或尤肥，谓之猪王；谓休仁为杀王，休祐为贼王。以三王年长，尤恶之，常录以自随，不离左右。东梅王伟，性凡劣，谓之驴王”。“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杭，实以泥水，裸或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为欢笑。前后欲杀三以十数；休仁多智数，每以谈笑佞泱说之，故得推延。”（《资治通鉴卷一三○）雍正即位之后，将他的兄弟允禩更名为“阿其那”（或谓意为狗），允搪更名“塞思黑”（或谓意为猪），残酷虐待致死。允、允禵均遭迫害。所有这些，无一不是围绕继承这一问题所引发的暴行。应该指出：嫡长继位制度是落后的宗法制度的核心，是一种僵死、丧失任何活力和阻塞任何发展的自杀性制度。自己的嫡长用明是一个弱智、白痴，但是也只好让他来继承皇位。晋武帝的儿”惠帝，“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晋书》卷四《惠帝》）。晋武帝当然知道他根本负担不了国君的重任，但废嫡必然引起诸子的纷争。因此，他尽管对儿子惠帝很不满，也只能按照常规，把皇位传给他。其结果，是“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贿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西晋败亡，如此其速，和这低能儿皇帝是直接关连的。这种以天下为我私产的制度，其结果是：其得天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其既得之后，则但求子孙万代，永保私产，而根本不问子孙是何等人样？有何德才？最终却是坏了国家，也同时毁了他们拚死争来的基业。太子所居日东宫。不过在西汉时候，东宫、东朝，指的却是皇太后，因为她的宫殿在长乐宫之东。把东宫当成太子的代名词，至少不晚于东汉。《后汉书·班彪传》载：“时，东宫初建。”就是证明。太子的东宫又称震宫，《易经》以震为长男，其方位为东，故云。（《东汉会要》卷二《杂录》）汉制：东宫置太傅、少傅，以辅导太子。其属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先（或作洗）马、舍人。又有詹事，统领率更，家令、丞、仆，中盾、卫率，厨、厩长丞。唐制则设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各一人；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各一人，以道德辅教太子，官不必备，唯其人，无其人则缺。通常多以朝臣之德高望重者兼任。譬如：唐太宗就曾特令魏征领太子太师。詹事“统东宫、三寺、十率府之政令，举其纲纪，而修其职务”（《唐六典》卷二六）。从总体上讲，东宫的官制以詹事府拟于外朝之尚书省，左右春坊拟中书。门下，三寺拟五监九寺，戍卫东宫的十率府拟十六卫禁军，是比拟外朝而小其规模建制的。太子既身系国本之重，因此，对其教育与培养就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西汉的思想家贾谊、戴德等人都认为秦之速亡，是与对太子的教育培养密切相关的。他们都认为殷、周之所以享国长久，都是因为在这方面有过成功的经验。“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团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时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日少保、少傅、少帅，是与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新书·保傅》）《大戴礼记》的作者戴德，在《保傅》章中，同样强调这些观点，要求把太子自幼即以正人、正道相薰染，使“少成若性，习惯之为常”。古者太子八岁人小学，十五人太学，承师问道。“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吏，有彻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之。”“于是有进善之，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鼓使诵诗，工诵正谏，土傅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攘，化与心成。”（卷三）历朝的君主，大体上都是企循用这种古典式的儒学教育来培育太子的。大抵幼年的皇子，通常就以宫内有文化的妃嫔宫娥教读，如宋神宗时张夫人“久在宫掖，尝教哲宗、道君（徽宗）读书”。宋朝宫中专设有资善堂，设翊善、赞读、直讲等，教皇子书。东宫还曾特设小学教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三）明朝建大本堂，教育诸皇子，后移至文华殿东厢房，教师多在阁臣与翰林中指派。“每早各官皆绣服进，俱行叩礼后分班立。东宫自座上背诵先日之书，毕，东讲官直上至地平前立，内侍授以牙签，手执指书而讲。《四书》讲毕，从西而下，横折过东，还班。西讲官从下横折过东，直上地平前，讲经如东仪。讲毕，从西下，横折还班。盖左进而右退，折旋中矩，礼也。书册皆向上。讲毕退食后，东宫乃易，金镶宝石或玉钩条，向西窗下习仿书一张。各官易素袍复进，通讲三日之书。”（《謇斋琐缀录一》）中期以后，讲读已流为形式。孝宗时东宫詹事吴宽上书：“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明会要》卷十四《东宫出阁讲学》）万历时，皇长子常洛出阁讲学，时已十四岁。二十年中辍学就达十二年之久。这样的学习，其效果自不难想见。清皇朝对于皇太子、皇子的教育是十分严格的。康熙就说过：“自古帝王，莫不以预教储贰为国家根本。朕恐皇太子不深通学问，即未能明达治体，是以孳孳在命，面命耳提泊幼时勤加教育，训以礼节，不使一日遐免。”（《康熙起居注》第1638页）为了锻炼太子的实际工作能力，老皇帝往往让他们有机会参与政务。如梁武帝以萧统为太子（昭明），“自加元服，帝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南史》卷五三）。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六年，用群臣请，“下诏皇太子燕王（真金）参决朝政，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元史》卷十《世祖纪七》）。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命政事启皇太子裁决奏闻”（《明史》卷二《太祖纪二》）。也有的皇帝，因健康、出征或享乐等原因，以太子监国，权理政务。这当然不失为一个老皇帝在世时，培养锻炼太子的有效办法。但是，如果太子不是十分小心谨慎，而是执意推行自己的主张，违拂老皇帝的意见，后果也往往不堪设想。譬如真金在主政之后，决意把汉化运动继续推向前进，这就惹起了在这方面已趋保守态度的忽必烈的不满。所以，至元二十一年，忽必烈突然彻底改组了中书省，使真金所倡导的继续推行汉化的路线夭折。这时，恰巧有人上书，以忽必烈年高，患风湿，艰于行动，建议他传位太子。一些不满真金的官员乘机煽动，忽必烈大为震怒。尽管由一些蒙古重臣出面调解，平息这一危机，但真金也因此忧惧而死。由此可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太子的基本保全之术，就是缄默与顺从，否则是很容易招致灭顶之祸的。所以，说来说去，太子自我保全的基本原则是“职当视膳问安，不宜言外事”（唐王叔文语）。《礼记》载：“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后退。”（《文王世子第八》）晨昏定省，才是作太子的最基本的任务。文王、武王的这一套就是千古不易的标本。东汉制度，太子五日一朝，因坐东厢省视膳食。其非朝日，使仆中允旦旦请问而已。（《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当然，恪守晨昏定省，也不一定能保住太子的职位，但是，在谨行定省之外，不言外事，无疑是保全自己的惟一办法。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太子一旦被废，他的命运是远比一般人更悲惨的。东汉时候，被废的太子，还可以保全首领；隋唐以后，一旦被废，则很少有可以得到善终的。可见太子也的确不是好当的。在继位问题上，我们往往见到，继位的新皇帝有时还是一个幼稚的孩童，甚至是初生不久、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这种情况，东汉最为突出：所有皇帝中，除光武帝得寿六十二岁、明帝四十八岁。章帝三十一岁之外，和帝十岁即位，在位十七年，二十七岁死。殇帝始生百日即位，十月后即夭折。安帝十三岁即位，在位十九年，三十二岁死。顺帝十一岁即位，在位十九年，三十岁死。冲帝二岁即位，在位不足一年夭折。质帝八岁即位，数月后即为梁冀毒死。桓帝十五岁即位，在位二十一年，三十六岁死。灵帝十二岁即位，在位二十二年，三十四岁死。献帝九岁即位，一生充当了董卓、曹操手中的傀儡，遂至亡国。连续九个皇帝都是在未成年时即皇帝位的。在这种主少国疑的严重形势下，称之为皇太后的母后，就不能不挺身出来承担保护幼主、操持政务的重大使命，而在中国皇权史上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谓之“临朝称制”。颜师古解释说：“天子之言，一日制书，二日诏书。制书者，谓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称。今吕太后临朝行天子事，决断万机，故称制诏。”（《汉书》卷三《高后》）吕后临朝，几移刘祚。由于这一教训，汉武帝严母后之制，所宠铭弋夫人生子弗陵，武帝爱之，欲立为太子，于是借故谴责钩大夫人，令人持去，送掖廷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顷之，帝闲居，问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资治通鉴》卷二二）这个办法首先是太不近人情；其次也更无补而且有害于实际。在小皇帝尚无法管理国政的情况下，他唯一可以依靠和相信的只有母后；没有母后的护持，肯定情况会更糟。因此，汉武帝的这个作法并没继续实行。但是在北魏时期，凡立嗣子，辄先杀其母，成为一代制度。（《资治通鉴》卷一一五；参考《陔余丛考》卷十六《元魏子贵母死之制》）故当时妃嫔之中，皆私自祝愿生诸王、公主，而勿生太子。（《资治通鉴》卷一四七）及到宣武帝元烙立皇后胡充华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这个制度也就从此取消。母后临朝无代无之，是与封建皇权制度相始终的制度。因此，尽管封建统治者再三立法，防止母后临朝干政，如曹魏黄初三年，诏：“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士之爵。以此诏传之后世，若有违背，天下共诛之。”（《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刘宋武帝（裕）在临终时，也亲为手诏：“后世若有幼主潮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资治通鉴》卷一一九）朱元璋“严宫闱之政”，规定后妃不得干预外事，及私书与外戚交通。但是，它一直无法禁绝。应该指出：“汉母后预政，不必临朝及少主，虽长君亦然。”洪迈曾列举史实，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容斋随笔》卷北汉母后切所谓“汉家旧典，崇贵母氏”。故当时太后自称亦日“朕”，以诏自行。臣下称她也作“陛下”。少帝即位时即代而摄政，临前殿朝群臣，太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奏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太后，一诣少帝。（《独断》）当时的宫禁仍不是太严，臣下见到后妃的事是较平常的。（《邵氏闻见后录》卷七）故太后临前，径据前殿。唐武则天以女主临，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周，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事变。宋以后，男女之大防更被强调，乃垂帘以隔之。除去明朝对母后的限制甚严外，元代和清代，女主干政的情况都不乏其人。总之，它是一个与封建皇权同始共终的现象，很难避免。身处深宫，素无政治素养的皇太后，一旦称制，最妥当的应付办法就是起用娘家的戚属来作为依靠，即所谓外戚。“隆汉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宠。”这些外戚们，多是以女宠得位，本身也多缺乏政治素养。一旦辅政得权，就骄纵自为，贪污成性，甚而至于浊乱朝政，觊觎皇位。西汉时，外家悉封侯爵，从卫青、霍去病以功封大司马、大将军后，霍光遂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政。队此大司马兼大将军一官就永为外戚辅政之职。西汉后期的外成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资治通鉴》卷二二刘向疏）。纵观西汉一代，“吕、霍、上官，几危国者数矣。及王莽之兴，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汉书》卷九八《元后传赞》）东汉更因“皇统累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脔，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卷十《皇后纪》）。东汉的政局，从中期起，就成了外戚宦官交相倾轧和残杀的宫廷内乱史，陵夷至于灭亡。外成的擅权，其结果也便是外戚自身的覆灭。《汉书·外戚传赞》说：“夫女宠之兴，由至微而体至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邓成后四人而已。”（卷九七）东京后族，亦唯阴、郭、马三家保全，其余无不败死。（《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外戚之患》）外戚当政的结果，几乎必然是朝廷与外戚的两败俱伤，这当然不能不引起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宋朝对待外成之法，“远鉴前辙，最为周密”。对外戚不界事权，规定不得任宰执、枢密，不管军令，不得为郡司、监守等等。（《宋史研究论文集》第（107—125页）明代的皇后，“率由儒族单门”。后父之封，初秩不过指挥，侯伯保傅，以渐而进。“虽拥侈富之资，曾无凭藉之势。”（《明史》卷一。八《外成思泽侯表》）世宗嘉靖八年，更“除外戚世封，著为令”。故明之外戚，“不得与汗马余勋为齿，虽称肺腑，事劣封君，上机汉唐，殆相悬绝”。嫡长继承之外，又有兄终弟及的事例。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八《晋帝多兄终弟及》中谓：“晋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魏政，是开国时已兄弟相继。后惠帝以太子、太孙俱薨，立弟豫章王炽为皇太弟即位，是为怀帝。成帝崩，母弟岳立，是为康帝。哀帝崩，母弟奕立，是为废帝海西公。安帝崩，母弟德文立，是为恭帝。”其实，惠帝、哀帝都是无嗣，恭帝之立则在刘裕的操纵之下。真正皇位兄弟相承的，只有成帝与康帝。北宋的太祖赵匡民与太宗光义兄弟相承。元朝的武宗海山与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也是兄终弟及的例子。不过，他们都是在特殊形势下相互妥协，以确保帝位能保持在家族之内的权宜措施。而且在传弟以后，再没有循叔侄相承的方向发展，而是无例外地又回到了立嫡的通例。因此，所谓兄终弟及，在我们所论及的范围内（不包括殷商时期）至少在中原王朝中，是并不曾作为制度存在过的。在皇位继承上，清朝的秘密立储办法是带有根本性的一个改革。这个办法可能在康熙晚年已经在酝酿，但未及施行；雍正起才正式采行。它是由皇帝当着总理事务王大臣的面前，将秘密写好的储君名字，固封在锦匣里，藏之于乾清宫中高悬的“正大光明”匾后面。其后，又另书密封一匣，随身携带。等到老皇驾崩之后，诸王公大臣才当众把秘匣取来打开，根据遗诏拥立新君。这个办法突破了传统的嫡长继承制度，把诸王子的贤能放在选择的首位。清朝的皇帝，就个人的素质而言，较之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高，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前期的情况自当别论，但至少雍正以后，皇帝个人的素质仍保持比较高的水平，不能不说是这种秘密立储法的积极效果。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编纂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官修，一为私撰。而官修史书则主要通过设馆修史来完成。由此，史馆就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史馆的研究也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课题之一。中国古代独立的史馆形成于唐代，对史馆的评论，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就对史馆制度的得失利弊进行分析，尤其严厉批评了唐代史馆修史的弊端，诸如设馆修史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凡此种种，触及了史馆修史之专制主义的本质，显示了一个史学批评家的尖锐锋芒。（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清初设馆编纂《明史》，馆臣万斯同、潘耒、朱彝尊、施闰章、李因笃等人也对史馆修史的弊端提出批评，认为史馆修史，书成众手，史才难觅，职任不清，所修史书，文芜体散，并提出矫正弊端的方法，诸如严于选才，因人善任；统一义例，职任分明等。这显然受到刘知几的影响。（王记录《论〈明史〉编修二题》，《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进入20世纪，关于史馆修史制度的研究日益加强，取得了很大成就。百余年来的中国古代史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20世纪40年代，当时学者及政府官员屡次向国民政府倡议设立国史馆，引发人们对古代史馆修史的注意，金毓黻、傅振伦、赵冈、朱希祖、柳诒徵等人都撰写过探讨古代史馆的文章，对古代史馆进行了初步研究。一个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时期的研究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成果多，涉及面广，从北齐到清代的各代史馆的状况几乎都纳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野。二是研究更加深入，厘清了不少人们在史馆修史方面的模糊认识。三是海峡两岸学者齐头并进，在史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一、总论中国是重视历史的国家，也是保留历史资料最完善的国家。史馆在这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总体上对中国古代史馆修史进行梳理，评其利弊得失，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傅振伦《中国历代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4卷合刊本，1944年5月）利用正史资料考察了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制度的状况，是第一篇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史馆修史的文章。刘节在所著《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自殷商至清代史官制度、史馆制度及官修史书的情况，并对其中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评价。朱桂昌《历代史官与修史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3期）概括地论述了古代史官的起源和职责、从汉至唐私家修史与修史机构的发展、唐代的史馆和官修史书、明清时期的翰林院和史书之编纂等情况。倪道善《古代史馆述评》（《历史教学》1988年第8期）介绍了古代史馆的设立、沿革及其职掌，指出史馆的职掌有两个方面，一为修前朝史，一为修当代史。史馆虽然有刘知几所说的种种弊端，但仍有其积极作用，一是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和丰富的史料，为修史提供优越的条件，二是开馆修史，能集众家之长，三是有助于纠正前朝史籍中的隐讳不实之词等。历代统治者重视史馆修史，一是通过修史借鉴前朝经验，二是证明新王朝的合法地位，三是笼络士人、点缀升平，四是垄断修史、控制褒贬大权。商慧明《史馆制度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指出，巨细无遗地征集资料、垄断正史与国史的修撰、规范统一的编纂体裁、完善的官家修史体制，是史馆修史的特点。史馆之所以长期维持不断，是因为统治者和史官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试图通过修史来完善天朝大国的形象、提高传统的地位、强化史学政治化。史馆完成了许多私人史家不可能完成的宏大修史任务，但同时也因循守旧、扼杀才智，史馆既是中国史学的骄傲，又是中国史学的悲哀。他在《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9期）中还指出宰相监修国史和一切唯上的修史规矩使官修史书流弊重重，集天下之人才，将一个原本丰富多彩的史学天地拖入一种思想、一种笔法、一种模式的沼泽之中，用一种思维规范统领众多史官，是史馆修史的最大流弊。陈其泰《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从设馆修史的肇始、史馆在北朝的出现及修史成就、唐初史馆制度的确立及其对中华文明的意义三个方面充分肯定了史馆的意义，特别强调史馆修史在各民族走向统一中所具有的凝聚力量。可以看到，人们对史馆修史已经有了一分为二的看法，既肯定史馆在修史中的作用，又指出其流弊。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官与史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向史馆制度过渡的时期，其间转换，极为复杂。雷家骥在《四至七世纪“以史制君”观念对官修制度的影响》（《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南市久洋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以“以史制君”观念为线索，分析了南朝、五胡、北魏以及六世纪北朝时期“以史制君”观念随着史馆萌芽而削弱的情况。另外，雷家骥所著《中古史学观念史》（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出版）一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书的制度与风气进行了全面分析。该书没有孤立的论述史馆，而是将史馆放到南北朝政治形势和历史观念中进行论述，得出许多富有启发的论断。牛润珍《北齐史馆考辨》（《南开学报》1995年第4期）则对北齐史馆的称谓区别、建置时间、馆址方位以及组织机构、工作条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进行了爬梳整理，指出北齐史馆建置时间在天宝2年或3年，馆址在东山宫，由监修大臣、著作郎、著作佐郎、修史臣、校书郎、令史等组成，北齐史官品第、俸禄很低。并认为北齐史馆是独立修史机构。岳纯之则认为北齐史馆不是独立修史机构（《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牛润珍还出版了《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书，该书阐幽发微、爬梳剔抉，从零碎分散的资料中梳理出自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两汉至唐初，史官制度凡两大变，一变为两汉，二变为唐初，著作官修史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最终被唐代史馆修史制度替代。其中的很多结论，值得注意。另外，胡宝国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也涉及到南北朝官修史书的情况。三、唐代史馆唐代是史馆修史制度正式确立的时期。贞观三年，唐太宗将史馆从秘书省中分离出来，置于禁中，使其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成为独立修史机构。自此以后，尽管官方修史制度不断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唐代史馆的影响一直存在。由于唐代史馆的这一特殊地位，对它的研究，自然就成了一个热点，研究成果甚丰，取得的成就很大，认识最为深入。金毓黻《唐宋时代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9月）利用《新、旧唐书》、《宋史》等资料，从史馆与史官之制度、史料之种类及其征集方法两个方面对唐宋时期史馆修史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考索。指出唐代史馆制度分为两期，自贞观至天宝，为第一期，以宰相监修，其下为执笔修史之士，概称史官，例以他官兼典。第二期亦以宰相监修，但加史官修撰直馆之称。史馆主要修撰前代史、本朝实录、本朝正史。资料主要来自起居注、时政记、各官署录报之材料。另外，金毓黻还在所著《中国史学史》（该书1944年、1957年两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有多种版本）中专辟“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一章，对唐宋设馆修史的状况及官修史书的成就进行了评述。赵冈《唐代史馆考》（《文化先锋》第8卷第10期，1948年5月）则深入考察了唐代设馆修史的状况，并纠正了《唐会要》所记唐初史馆确立年代为“贞观二十三年”的错误，指出正确的年代应该是贞观三年。赵俊《唐代修史机构辨》（《求索》1984年第6期）通过考证，指出以往治史学史者大都认为唐前五代史（梁、陈、齐、周、隋）为史馆所修，是错误的。唐前五代史为秘书内省所修，史馆的任务是修撰国史。史馆和秘书内省这两种修史机构的区别在于：前者为常设机构，修撰本朝史，地点在门下省；后者为临时机构，修撰前代史，地点在中书省。二者有共同之点，都是官方修史，都有宰相监修，又都始于贞观三年，因而容易被混为一谈。纠正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商慧明《唐初史馆略论》（《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中唐史馆探微》（《人文杂志》1986年第3期）两文对唐代史馆进行分析，前文考察了唐初史馆的编撰指导思想，认为预于中兴，通乎创业，以儒术为纲纪，着意提高李氏集团的祖望，为当朝皇帝树碑立传是其指导思想。后文则指出中唐史馆在修史内容上更注重国史和典制史书的修撰，实行了“外修内审”制度，体例、正统、编次等问题受到重视。这种变化，说明史馆非僵死不化之机构。王林善《唐代的史馆修史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对唐代史馆的史官队伍、史馆的组织、史馆制度的优劣进行了分析。认为唐代史官队伍素质极佳，唐代史馆按照宰相监修、修撰官由他官兼任的原则进行组织，其人员配置由监修、修撰人员以及典书手、楷书手、亭长、掌故、装潢直、熟纸匠等各种辅助人员组成。史馆修史具有私人修史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即使存在一定局限，仍不失为编修国史的一种较好的方式。房鑫亮《唐代史馆建置与馆内外修史实况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对唐代馆修史书和馆外修史进行了考察，指出唐代史馆修史可分三个阶段，太宗时成就最巨；高宗至宣宗，稍可称许；懿宗以后，无甚成就。馆外修史可分两类：一为私修，一为经“制许”而修。着重分析了二者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并认为史馆修史的功绩不能一笔抹煞。岳纯之在《唐代史馆略说》（《历史教学》2002年第5期）、《论唐代史馆的人员设置和史料来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两文中对唐代史馆的渊源与创设、撰述活动、基本制度、人员设置、史料来源进行了系统研究。考察问题更加细密，如对史馆的史料来源，一般认为有起居注、时政记和诸司报送三方面，但作者指出还有史官自行采集和馆外人员自行提供两项。岳纯之还出版了《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其中对唐代史馆及实录的修纂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另外，朱清如《论唐初史馆》（《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刘蓉、高锦花《唐代史馆制度略论》（《延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也对唐代史馆修史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在大陆学者对唐代史馆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台湾学者的研究也特别引人瞩目，取得了很大成就。张荣芳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市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年出版）一书，是一部深入探讨唐代史馆的力作，该书将史馆与史官置于唐代官僚体制、社会架构之中进行研究，从史官与史馆的渊源及其成立背景、史馆组织、官僚体系中的史官、史官的社会阶层几个方面入手，对唐代史馆与史官进行了多学科的探讨。作者从统一帝国的需要和史学本身的发展两个方面分析史馆成立的原因，对唐代史馆的创立及其演变、史馆的地理位置、史馆的史料征集工作进行了细致分析，尤其对无人注意的史馆的庶务组织进行了研究。在对史馆中的史官进行探讨时，分析了史官的社会阶层、入仕途径、籍贯、家族及交游，该书没有停留在制度史、史学史的层面上，而是做综合考察，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该书还列出唐代史馆史官表、宰相监修国史组织表、起居郎、舍人迁入官表、区域表、家族表等33个表，功力甚巨，极便省览。邱添生《唐代设馆修史制度探微》（《唐代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详尽分析唐代史馆出现的时代背景、史馆制度的形成与修史成果、史馆的利弊得失等。指出史馆形成的时代背景有四条：一是秘藏典籍私家难以周览，二是繁富史料私家难以综理，三为私家修史易惹祸端，四为明令禁绝私修国史。其修史成果有唐代自高宗至武宗诸帝实录、前朝正史、多部典礼之书和方志。唐代史馆属于朝廷整体政权系统中的一个专设机构，资料收集完备，人力物力充足，但史家的独创性不易发挥，失却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史家理想。雷家骥《唐前期国史官修体制的演变》（《唐代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着重分析了国史修撰由垄断化至禁密化的过程，研究了禁密化下的贞观修注制度、精神与功能，探讨了馆院制度的破坏及其意义，考察了武后时代的官修情况与馆院学派的史学复辟。指出从东汉班固被告私作国史，到王劭被告私撰北齐史，到隋文帝禁止私修国史，再到唐初设馆修史，国史修撰逐步被垄断。在国史禁密之下，善恶必书的修史制度因帝王干预、史臣取媚而不断破坏。武则天时期，史馆制度屡遭专制政权冲击，遂引起刘知几等人的严厉批评，在史学史上意义重大。该文从社会、学术几个方面对史馆制度进行考察，值得我们注意。四、宋、辽、金、元史馆史馆制度在唐代确立后，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重要表现就是史馆规模扩大。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的修史机构可以说是最多的，有史馆、编修院、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起居院、会要所、玉牒所、圣政所、时政记房等多种修史机构，史官地位也较尊崇。百余年来，对宋代官方修史制度的研究，成绩可喜。许沛藻《宋代修史制度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对宋代统治者重视修史、读史，宋代的修史制度、机构以及修撰当代史风气盛行的原因作了详尽的阐述。指出宋承唐制，逐渐形成了以史馆为基础，起居院、两时政记房、玉牒所、日历所为常设分支机构和各种修书局为编撰机构的修史体制；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修史程序，建立了严密的收集、报送史料、档案的制度；皇帝干预修史趋于制度化。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促进了士大夫阶层对历史，尤其对当代史的研究兴趣；官修史书大量流入民间，为私家著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条件。张新民《〈通鉴〉编修与史馆制度》（《贵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分析了司马光以史馆修史的方式组织《通鉴》编修，妙选人才，明确分工，统一方法，限定日程，广泛取材，主修裁断，既避免了官修史书的弊端，又树立了集体编书的良好楷模。宋立民《宋代史馆沿革考》（《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对变化复杂的宋代史馆的兴废演变进行专门考察，指出宋代史馆的发展分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北宋时，太祖朝为因袭时期，史馆主要担负修史和藏书；太宗朝为创新时期，三馆重建、官制更新、制度创新、不再储藏禁书、增加育人职能；真宗朝为史馆发展时期，史馆制度趋于稳定；仁宗朝为衰变时期，编修院夺去史馆修史之职；神宗时期，史馆名存实亡。南宋史馆变革更为复杂，大体经历了重建、改并、发展和消亡四个时期。在宋代修史制度的研究方面，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宋立民的《宋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两书值得注意。蔡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宋代修史制度的著作，该书对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史馆与史院制度、历朝实录、历朝国史、历朝会要以及其它史书的修纂进行了深入研究，考察了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史馆、国史院、会要所等修史机构，分析了各馆院史料汇集、编修体式等问题，尤其是对历朝实录、国史、会要的修撰情况，进行了详细探讨，价值很大。该书指出宋代修史制度的特点和弊端是：当代史的修撰受到特别重视，而以南宋详北宋略；史无专官；皇帝干预修；史官讳避与回护等。宋书则直接对宋代史馆、编修院、起居院、二府修时政记、日历所、修实录院、修国史院、会要所、玉牒所以及其它史局进行了详细研究，重在分析史馆的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史官迁转等问题，指出宋代史官制度的特征是：宰执监修，以提大纲；皇帝自阅本朝史；宋修本朝史多不在外设局；史官多优迁、多兼职、多迁徙不常、多由科举入仕、待遇优厚等等。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有发覆正误之功。辽、金、元都是以少数民族立国的王朝，在史馆制度上既借鉴汉族修史的经验，又有自身的特点。对它们进行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民族史学的特征，大有裨益。朱子方《辽朝史官考》（《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对以前不甚明了的辽代记注官、修史官进行了考察，指出辽代改史馆为国史院，以宰相监领史馆，史官虽常设，但无常员，多以他官兼任等。何宛英《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指出金代的修史机构有国史院、记注院、著作局，记注院的职责主要有朝参日随朝记录朝议，记录皇帝与宰臣议事，随侍皇帝左右。国史院为常设机构，其史职设置为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编修官、检阅官等，主要职责是修本朝实录，其史官的特点是，民族史官占一定比例、以一流人才担任史官、多以翰林官兼任等。台湾学者王明荪撰《元代史馆与史官》（《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兴大学1991年版），阐论了元代起居注和日历的编纂，翰林国史院的建置与沿革，职掌与品秩等，对元代修史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萨兆沩《元代翰林国史院述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则分析了元翰林国史院在选拔人才、修纂史书、科考取士、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他还考证出元翰林国史院的位置在高梁河东支的南岸，而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在高梁河东支的北岸（《元翰林国史院地理方位辨正》，《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五、明、清史馆百余年来，对明清史馆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就明代史馆来讲，研究有所起步。商慧明《明代史馆考述》（《江淮论坛》1991年第1期）认为明代史馆效法唐宋，明初官家修史机构称史局，后来由翰林院兼领史职，在史官选任方面注重进士出身，史官要具备政治家的气度，有“好是正直”的是非观念，博洽与专精相结合；形成了鉴世为旨、分纂严审的修史原则和兼容并蓄的修撰方针。谢贵安《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则对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进行了考证和探讨，认为明代史馆既隶属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内阁；设置地点不在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共分十个馆，东四馆编纂史料，西六馆编纂史书；是虚实相兼的修史机构，虽非恒开之馆也无固定的官员，但有特定的场馆和一定的管理方式。并分析了史馆的人事、供给、门卫、考勤、纂修、奖励等制度。罗仲辉《明初史馆和〈元史〉的修纂》（《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考察了明初设馆修《元史》的情况，分析了围绕《元史》修纂所引发的政治斗争。朱希祖《南明三朝史官及官修史籍考》（《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号，1948年8月）考察了南明三朝的史官建置、修史制度和官修史籍的情况。相对于明代史馆的研究，对清代史馆的研究成效较大。首先，对清代史馆类型进行了介绍和初步分析。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清代宫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出版）、沈原《清代宫廷的修书机构》（《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介绍了清廷的修书各馆的类型。前者指出内府修书馆大体分为常开、例开、特开三种，常开有国史馆、方略馆等，例开有实录馆、圣训馆等，特开有会典馆、三通馆、一统志馆等，并分析了武英殿修书处与修书各馆的关系；后者则将修书馆分为内廷和外朝两类，内廷常设的修书机构有书房、文馆、内三院、内翻书房、南书房、尚书房、方略馆、武英殿修书处等，外朝常设的修书机构有起居注馆、国史馆以及各种临时书馆。秦国经、高换婷《清朝修史与〈清史稿〉编纂研究》（《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也将清代修史机构分为常开、例开、特开三类。这里要特别提到乔治忠的研究，他在所著《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的第一章《清朝的修史制度及其特点》中从宏观上对清朝官方修史活动的组织方式、清朝修史制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内阁、翰林院与修史制度、清朝的各类修史之馆、对修史人才的任用、皇帝干预、史料征用体制、满人参与修史、督察处分制度等，对前人没有涉猎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值得重视。其次，对清代部分史馆进行了具体研究。李鹏年《国史馆及其档案》（《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王锺翰《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乔治忠《清代国史馆考述》（《文史》第39辑）、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均对清代国史馆进行了研究。李文对国史馆的机构职掌、修史内容进行了分析；王文着重考察了国史馆的设置年代，指出国史馆第一次开馆在康熙29年，第二次开馆在乾隆30年；乔文系统地考察了国史馆的建置沿革、官员组成及内部机构、承办的纂修任务，分析了总裁和副总裁、提调、总纂和纂修、协修、清文总校、收掌、校对、翻译、誊录、供事、笔削员的情况，指出国史馆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方法是各史馆的典范，纠正了人们对国史馆的一些模糊认识；邹文则从国史馆的机构设置及职掌、修史制度与方法、人员管理制度与方法三个方面探讨了国史馆的内部情况。王清政《清代实录馆考述》（《江汉论坛》1999年第2期）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实录馆的设置、人员组成、管理制度。姚继荣《清代方略馆与官修方略》（《山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考察了方略馆的设置、清代官修方略的成就及方略的史学价值。夏宏图《清代方略馆设立时间举证》（《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认为方略馆的设立应在康熙21年。而姚继荣《清代方略馆设置年代记载小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则认为乾隆14年为方略馆正式定址建制之始。陈捷先《清代起居注馆建置略考》（《清史杂笔》，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版）对清代起居注馆的设立及废置进行了研究。乔治忠《康熙起居注馆和康熙起居注》（《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对康熙起居注馆的设立始末、康熙起居注的特点和史料价值进行了分析。另外，柳诒徴《记光绪会典馆之组织》（《学原》第1卷第9期，1947年）对光绪朝会典馆的设立、人员、编纂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资料丰富，结论可信。六、几点认识从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出，百余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史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第一，唐、宋史馆的研究比较深入，不仅很多问题得到澄清，而且考察了唐、宋史馆与唐、宋政治、学术的关系。第二，微观考辨值得注意。特别是对部分史馆的建置沿革、管理机制的考证，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百余年来的史馆研究也在启示我们：其一，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等多个学科，因此论究史馆不能囿于史学层面，也不能囿于制度层面，要兼顾到各个层面的相互影响，把握其真正的内涵。要注意史馆的活泼与弹性，及其因时因人而异的运作与转变。其二，必须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以及文献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走出就事论事的窠臼，真正把握史馆修史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探究史馆修史下传统史学的精神本质。其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丰富的文献，放宽史馆研究的视野，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和社会政治、史学发展的关系为突破口，进行社会、政治、学术文化、史学、文献的综合研究，实属必要这是另一个的论文，没有下下来，网址给你吧！《烟台大学》 2007年 加入收藏 获取最新 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及文化刘元德 【摘要】： 中华民族是历史意识发达的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史学的传承和记载。这突出表现在中国古代君主对历史记载的看重与控制,由此而形成了一套几乎完全区别于西方的中国古代史学记载方式,即通过国家建立了类似于行政官制的史官制度,从而使得史官在中国古代具有了两重身份:历史记载者和行政官员。通过对前代和当朝历史的记载和评点,史官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扮演着极其独特的角色。中国古代史官制度有其鲜明的特点:史官机构从一开始的零星散乱到后来的完善严谨;其职能从最初的繁杂众多到最后的专事历史记载;国家监修、专修历史逐渐取代了私人修史,等等。史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及其基本特征的形成过程,体现了专制政治对史学的控制和影响,史权与君权的紧张关系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史官的特殊性格:“秉笔直书”者令人敬佩,而“曲笔阿时”者亦大有人在。 本文第一部分简单明了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历史沿革脉络,论述了史官制度产生、发展、完善的过程。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特点。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分析并反思了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及文化对中国古代历史、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试图发现和探索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及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关键词】：史官 史馆 起居注 著作郎摘要3-4ABSTRACT4-7第一章 中国古代史官制度沿革概述7-10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特征10-18第一节 史官建置的散乱无序到完善严谨10-11第二节 史官职能的多样性到专门性11-13第三节 从私人修史到国家监修、专修13-18第三章 对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及文化的反思18-27第一节 史官精神：书法无隐，秉笔直书18-21第二节 皇权政治下史官功能的异化：曲笔阿时21-27结语27-28致谢28-29参考文献29-30附录一：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应该叫常在、答应。算是等级很低的嫔妃。
1． 皇帝起床 说到了皇帝的日常起居问题当然得从皇帝的起床说起因为一天的开始就是起床，一般来说大清朝皇帝都是清晨5：00――7：00左右起床的，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穿衣服，这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但皇帝穿什么衣服，怎么穿衣服。。。。。。这些问题大家恐怕不是很了解，现在我为大家细细说来。皇帝穿衣服可不那么随便，这可是很有规矩的，因为这就是皇帝权力，地位的象征。整个清朝期间皇帝们都非常重视衣着，特别是在清朝中期，清朝皇帝的衣着（龙袍）既有满族的传统特点，也继承了中国前朝皇帝衣着特点，可谓满汉结合。皇帝衣着的花纹，样式都是皇帝的专利，谁都不能用，谁用就叫谁脑袋在地上滚！ 皇帝穿什么衣服就得看这一天干什么，在处理朝政时穿朝服；在喜庆日子里穿吉服；在平时就常服（便服）；打猎时穿行服；帽子要与衣服配套，分别为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 皇帝穿好衣服后就得洗脸，梳头，皇帝的洗梳有专门的太监服侍，把皇帝的内务做好。 2． 皇帝请安 皇帝他可不是没有母亲和什么前朝皇帝妃嫔的，她们与皇帝一样都住在紫禁城里，她们都在慈宁宫，寿安宫，寿康宫等，皇帝虽是皇帝但也是小辈，当然要对自己的长辈表示尊敬，所以皇帝们每天早上先得向她们请安！ . 3． 皇帝早读 请好了安皇帝得去早读，读书很重要啊！人不读书怎么能获取知识，皇帝他怎么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这会用武，没有文化怎么行？因此便有了皇帝早读，皇帝读的不是别的就是《实录》和《圣训》，这些都是清朝历代皇帝的一些治国方针和各种历史资料。 从这一点便能看出清朝的皇帝比其它朝代的皇帝都要尊重自己的祖先，他们用一日之际来读祖先的治国方针，皇帝从来不会忘记早读，皇帝们也只在读透祖先著作后才开始真正制定自己的政策。 4． 皇帝吃饭 要是说人的生活起床是一天的头等大事，那吃饭100％的能评上二等大事了，皇帝也是人当然也是要吃饭的！ 皇帝的吃饭叫做用膳，分为早膳和晚膳，这是正餐。 皇帝的早膳一般来说在8-9点钟左右进行，晚膳在下午的2-3点钟进行，皇帝是单独一人一个在一个大桌前吃的，饭菜还须用银质小牌测毒，如果它变了色就表示有毒。清朝皇帝一般是一餐12品的菜和一大堆的各种汤，各地进贡的特产（好像有些铺张浪费）。 在两餐之后2个小时左右会有一次便餐（等于现在的小吃概念），想要吃什么都能临时点的！ 5． 上朝理政 皇帝会在早膳过后正式开始理政，一般会持续一个上午，处理各种较大的政务，小的交给了内阁处理，召见很多的大臣。并批阅朝廷御史的奏章。 清朝早期的皇帝都非常勤奋，一大早便开始御门听政（上朝），不需要代笔太监来代批阅，每天都要批几十件的折子，到了清朝中后期，皇帝们都疏于问政，很少批折子,更是废除了御门听政这个百年来的传统，到后来就成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6． 午休娱乐 皇帝的下午时间是用来午休和娱乐的，或看书。先说娱乐，清朝皇帝的娱乐方式还算是比较单一的，一般来说就是弹弹琴，绘绘画，欣赏古物之类的，这可是不是统一的，要知道清朝有13位皇帝，每个人的爱好不可能一样，但一点是300多年来没有变的这就是——看戏，一般来说都是宫中太监们自己演的，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才会请民间戏团！ 7． 皇帝睡觉 皇帝晚上的祭祀活动主要以萨满法事和佛事为主。这之后就是皇帝的就寝时间了，皇帝一般是居住在西暖阁和养心殿。
前面的不知道，反正清朝的应该是按妃子的品级分的吧，位份低的话，要被召见，是要被剥光用被子卷著送到特定的侍寝的地方，到了之后还要从床尾爬进皇帝的床帏，位份高的话，皇帝可以召人到侍寝地点或者去妃子额宫殿。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这是北宋著名诗人苏轼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春宵一刻值千金”，对于普天之下寻常的黎民百姓是如此，而对于那些“一朝选入君王侧”皇后嫔妃也概莫能外。尤其是那些入选为正宫的皇后，更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婚时刻的洞房花烛之夜。古代皇帝大都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但是，皇帝一般一生也只能结一次婚，此即所谓“大婚”。不过也有例外，如果哪位皇后被废了，皇帝就还有可能再来一次大婚的机会。也就是说另有一位美丽女子就要欢度皇宫大内新婚的洞房之夜。如清顺治皇帝福临第一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因“与朕志意不和”，便被降为了静妃，于是，另一个女人便走入了洞房，这第二位女人就是孝惠皇后。除了皇后外，后宫的嫔妃再多，也难享受大婚的排场。顺治时的董鄂妃，虽然宠冠后宫，但是也只能悄悄地被“迎接”进宫，而不是“迎娶”进宫，连册封都不敢逾制，册封时“不设卤簿，不奏乐，王、贝勒、贝子、公等，不次朝贺礼”。所以，皇帝的后宫的嫔妃，除了皇后这位正妻外，其他都是不需要大婚的妾室。一个美丽的女人进入皇帝的后宫而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与民间百姓结婚在程式上大体相同，一般也要遵守《礼记》中约定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亲迎。不同的是，皇家的大婚仪式更为隆重和讲究。被选上皇后的女方，也能接到皇帝派人送来彩礼，但皇帝绝不会亲自去迎亲，而是让皇后的娘家人隆重地送上门。皇帝彩礼对皇后的娘家人来说，是一份真正的厚礼。如在汉代，仅黄金就要送万斤以上。东汉时权臣梁冀的女儿被选上皇后时，汉桓帝刘志“聘黄金二万斤，纳采鴈璧乘马束帛，一如旧典”，礼金翻了一倍。实际上，在完成“六礼”的每一个过程中，皇帝家都要送彩礼。皇帝即便想多结几次，也是不是那么随便的，要花大价钱的。
周代已有负责君主阴事的阴令。汉代的掖廷令“昼漏不尽八刻，白录所记推当御见者”。就是在夜晚来到之前，记上当日谁侍御寝。东汉以后这件任务由宦官负责。各个朝代，宫中都有一本备忘录，专记皇帝御幸之事，以备日后查考。如同外廷大臣恪尽职守一样，负此职的宦官也是一丝不苟。 北魏文成帝偶然登楼四望，见平城宫内有一位美人。文成帝问左右的人，“此妇人佳乎？”众人一致赞同。于是，文成帝走下白楼，向美妇人走去。二人宿于斋库。该女李氏因此怀孕。 日后皇太后查问，恰有守库者在库墙上记下了当时的时间和事件，两相核对，无差错，李氏怀的这个胎得到了承认。由此可知，皇帝办事固然随心所欲，记录者也能捕捉到踪影，守库者本不负责此职，事关重大，也得及时记录。 明代，文书房宦官负责记录皇帝每晚寝宿所在及所幸宫嫔名字。女官彤史，负责记录后妃宫女被幸于皇帝的寝所。看来，明代是双重记录，宦官与女官，各根据皇帝、后妃宫女的形迹，分别记录。 明神宗最初偶然御幸宫女王氏，事后隐讳不言。后来王氏有了身孕，太后急于抱孙，查验了文书房的记录，然后向神宗说起此事，神宗不愿承认。太后遂命人将内起居注拿来让他看，神宗才不得已承认了。神宗这种态度是因他不再对王氏感兴趣，但明代惯例，宫女被幸后怀孕就要进封为妃。他不愿封王氏，只想蒙混过去。 后妃宫女的佩物－－环，在皇帝的御幸制度中有一定的意义。“环”与“还”同音。后妃在侍寝时寻问皇帝何时回去不直言，而是用佩玉鸣佩环，问：“何时大刀头”？这又拐了一道弯，因环系于刀头，使用刀头代指环。如后妃宫女遇月经，不能侍寝时，也不能直言，而是以丹注面，灼然为识。 蜥蜴因其特有的用途被称为“守宫”。蜥蜴被用朱砂喂养于器皿中，因以朱砂为食，身体尽赤，食满七斤以后，将其捣成碎末。用这些赤色粉末涂在或点在宫女肢体上，可以终身不灭，但有房事时则灭。李贺《宫娃歌》中有句诗“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 下朝后走向后宫的皇帝，脚步有些徘徊，打不定主意去找谁，今夜宿在何处。风流皇帝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后宫女子多至四万，不知道怎样安排她们为他服务。后来，玄宗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天将一群宫嫔集中在一起，让她们投骰子，投中者中最优胜者，当夜侍寝。私下里宦官把骰子称为锉角 媒人。 春秋季节，唐玄宗令后宫女子们在门前栽花，玄宗追随着一只蝴蝶走，蝴蝶落在谁的门前，当晚便宿在该处，称此法为蝶幸。 由于进御的女子太多，玄宗难以一一记住她们的姓名和相貌，便又发明了一则风流办法，将已进御的宫女臂上，打上“风月常新”之印，再渍以桂红膏，使印记牢固，经水洗不褪色。 自杨贵妃入宫，夺得皇帝的独宠后，锉角媒人、蝴蝶和“风月常新”印都派不上用场，后宫女子只得在七夕向牛郎织女诉幽情。 唐敬宗发明了一种风流箭，用意也是决定侍寝之事。用竹皮做弓，纸做箭，纸中间密贮龙麝末香。宫嫔聚在一起，敬宗搭箭一射，中箭者浓香触体，了无痛楚。后来宫中流传着“风流箭中的－－人人愿”的话。 西晋武帝的后宫生活是和羊车联络在一起的。武帝司马炎是司马昭之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说司马昭握朝中大权，想取代皇帝，但他至死也没有下定决心。他的儿子司马炎早就不耐烦了。权臣虽然有权，但 *** 的满足却比不上皇帝，权力即使大过皇帝，也不能像皇帝一样享受无数的美色。 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就已经对老妻厌烦了。司马懿曾卧病在床，正室张春华已经色衰爱弛，蹑手蹑脚地前来照着丈夫。司马懿一见这个黄脸婆就骂道：“老物可憎，何烦出也！”张春华又羞又恨，要绝食自杀。司马昭兄弟们都同情母亲，也跟着绝食。司马懿发现连累了儿子们，忙向张氏致歉，张氏和儿子们才开始进食。事后司马懿私下对他人说：“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 司马炎三十岁那年，司马昭死，他取代了父位，立即逼魏帝禅让，自己登上了帝位。他要好好享受只有皇帝才可享受的待遇。祖父的委曲他不会再遇上了，后宫有的是美人。晋武帝开创了后宫万人的历史纪录。 由于宫嫔数量太多，晋武帝最初也头痛于到何处过夜。后来，发明了羊车，用羊车载着他在后宫的小路上漫游，羊停到谁的门前，就由谁来侍寝。 宫嫔们都盼望皇帝的羊车在自己的门前停下。这时，便有聪明的女子显示智慧了，她们用竹叶插在门前，把盐汁洒在通往门口的小路上，引诱羊舐著盐汁，顺路走到门前，吃门上的竹叶，于是，车子就停了下来。 从此，羊车成了后宫的传世宝物。南朝宋文帝乘羊车经过诸嫔妃房前，羊总在潘淑妃的门前停下来，舐地上的盐水。文帝见到潘淑妃，感叹地说，“羊都为你留连，何况人呢？”潘淑妃由此爱倾后宫。 后宫进御是否有规律道理可循？五代后梁的一位国子博士崔灵恩的研究 结果是：后妃进御，十五日轮一遍，从最低位的妃子开始，与月亮的规律相配。月初最小，越来越大。月亮象征阴，也象征女性。月晦和月望即每月初一、十五是需要谨慎的，所以古代君主不在这两日御于内，因为晦者阴灭，望者争明。 《春秋》上说“晦阴惑疾，明谣心疾，以辟六气”。九嫔以下，每九人中进御一人，八十一女御占九个晚上，世妇二十七人占三个晚上，九嫔占一个晚上，三夫人占一个晚上，以上共十四夜，皇后独占一个晚上，共十五夜。上半个月按上述安排进御，下半个月从十六日开始，由皇后起，再御九嫔、世妇、女御，与月亮由盛而衰相对应。至于年龄上的规定是，九嫔以下，女御以上，到五十岁停止进御。三夫人和皇后不在此例。 古代学者的这套理论显然牵强附会，也不能为古代帝王们接受。皇帝拥有众多的女性，是为了满足 *** ，哪一夜由谁来侍寝取决于皇帝的兴致，如果皇帝没有兴致，也可以独寝。如果按照崔灵恩的安排行事，岂不成了一种劳役，周而复始，个个点卯，还有何种乐趣？ 明代后宫，每日天渐黑时，嫔妃所住的宫门前，都挂起两只红纱笼灯。皇帝临幸某宫，则该宫门上的灯卸下来，表示皇帝已选定寝宿的地方。于是，负责巡街的宦官，传令其他各宫均卸灯寝息。失意的嫔妃们只得灭掉希求宠幸的红纱笼，明晚再重新挂上。 明代皇帝第一次临幸嫔妃的住所，要铺宫，由宦官将房间装饰一新，该承幸的妃子也要有相应的装饰。皇帝临幸之所照例焚香，香气异常，其用意有宫词道出“参于鼻观气非清，脉脉遗芳媚寝情。雨迹云踪易牵引，莫容轻露上空明。”一次，崇祯皇帝来到一间便殿，觉得有团异香浸入心脾，心怦怦直跳，问近侍这是什么东西？回答是：“圣驾临幸之所，例焚此香。”崇祯叹息道，“这是皇父、皇兄所以话不长的原因啊（原文：此皇考、皇兄所以促其天年也）！”于是，禁用此香。其实焚香之例，古已有之，唐诗人张籍在《焚宫行》中有句：“下辇更衣入洞房，洞房侍女尽焚香。” 清代嫔妃侍寝与各代不同，不再是皇帝亲自登门。清代皇帝自有一套制度。每日晚膳时，决定哪一个妃子当晚侍寝。每个妃子都有一块绿头牌，牌面上是该妃子的姓名。备晚膳时，敬事房太监将十余块或数十块绿头牌放在一个大银盘中，谓之膳牌。皇帝晚膳用完，太监举盘跪在皇帝面前。如果皇帝没有兴致，则说声“去”。若有所属意，就拣出一块牌，扣过来，背面向上。太监拿过此牌，交给另一位太监，这位太监专门负责把将要求承幸的妃子用背扛到皇帝的寝所来。出于清代皇帝高度的戒备心理，防止妃子中出现刺客，妃子必须裸体来到皇帝寝所。方法是妃子被带到离皇帝寝所不远的一间屋里 *** 衣服，宦官用红锦被或大衣将她裹上，扛上肩，背进皇帝的寝所。到帝榻前，去掉外裹的红锦被或大衣。后面发生的事情当时人的记载道，“届时，帝先卧，被不复脚。妃子赤身由被脚逆爬而上，与帝交焉。敬事房总管与驼妃之太监，皆立候于窗外，如时过久，则总管必高唱曰：是时候了。帝不应，则再唱，如是者三。帝命之入。则妃子从帝脚后拖而出。驼妃者仍以氅裹之，驼而去。去后，总管必跪而请命曰：留不留？帝曰：不留。则总管至妃子后股穴道微按之，则龙精皆流出矣。曰：留。则笔之手册曰：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亦所以备受孕之登也。此宫禁中祖宗之定制也。”
这种问题只有死扛。因为你认罪。皇帝会不再喜欢你这嫉妒的狠毒女人。你不认罪。皇太后和璃妃也不会放过你。所以只有死扛。 演绎如下: 皇太后:“ *** 你认罪不?” 我:“奴婢无罪!” 皇太后:“大刑伺候!” 我:“且慢。皇太后娘娘可否容奴婢讲三个故事。讲完故事即使赐奴婢凌迟处死。奴婢也毫无怨言。” 皇太后:“你说吧。” 我叩首:“第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本朝先皇晴隆年间。当时先皇后为了谋夺皇太子之位诬陷某位王爷谋朝篡位。满朝文武迫于皇后的 *** 都沉默不语。当时情况万分危急。王爷被囚禁天牢。王妃被押到未央宫。当年皇太后、皇后威逼王妃伏写王爷谋逆的供状。王妃孤立无援，有冤不得申。今日奴婢也与当年的王妃感同身受。” 皇太后不由得泪珠在眼眶中转动。【谁都知道我说的王妃就是当今的皇太后。】 璃妃:“住口!贱婢赶快认罪受刑。母后不要再让贱婢说下去了。” 我:“皇太后奴婢还能说么?” 皇太后点点头。 我:“奴婢的第二个故事。本朝建邺5年皇上广征天下美色。有一少女入选秀女。华妃娘娘见秀女美丽端庄。于是在殿试之日，华妃娘娘忽然晕倒。皇上问苏醒后的华妃娘娘。华妃娘娘竟然说是她食用了那个秀女送来的点心才中毒的。秀女孤立无援有冤难鸣。奴婢此刻心如刀绞与当年那个秀女感同身受。” 璃妃汗如雨下，浑身颤动。【因为谁都知道那个秀女就是当年的璃妃。】 璃妃:“不!你不要再……再说了。” 我:“第三个故事。当年那个秀女因为皇后娘娘仁慈厚道将秀女收为侍女。不久秀女受到皇帝的宠幸一路晋升。而皇后娘娘却因此备受冷落。未央宫如同冷宫。生又何妨，死又何惧?奴婢引颈待戮。既然生于尔虞我诈，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倒不如一死了之，也落个清静。纵然贵为皇后母仪天下却也只能孤灯挑尽未成眠，独守空闺奈何天。奴婢一死香魂远去。只是身虽远赴黄泉，心却难舍仁慈厚道的皇后娘娘。一个苦命的女人。奴婢叩首皇太后，奴婢叩首皇后娘娘。娘娘保重!凤儿去亦。” 皇后泪流满面出班跪地:“母后!凤儿冤枉。儿臣伏请母后还凤儿清白。” 璃妃面如土色。 皇太后:“此事就此作罢。璃妃你以为如何?” 璃妃:“既然母后意下如此。那臣妾愿意息事宁人。”
第一眼见他,我便知自己今生劫数已定。 都说一个女子需要经历三个男子,才会从少女、 *** 成为风韵独存的成 *** 人。 可否告诉我,谁是最终的皈依。 是少年时你月白的衣衫和青涩的誓言,还是帝王绝无仅有的怜惜,亦或是他藏匿多年的情愫。 愿你,免我惊,免我苦,免我四下流离,免我无枝可依……
1、 记录康熙皇帝日常起居的书有《清圣祖实录》《康熙起居注》
《康熙起居注》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记载清代康熙帝言行的起居注，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标点整理。 康熙朝起居注册在清代被视作内廷秘籍，所载内容以康熙帝每日言行为主，旁及朝政大事。所载内容距离事件发生时间很近，基本上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史料来源最为直接，或是起居注官待直殿陛时的亲见亲闻，或是抄自文书档案，比其他官修书更为原始可靠。
《康熙起居注》不分卷。 清代皇帝起居注现存起于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至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中间有缺佚，共计一万二千余册。其中包括满汉两种文字，又有正本与稿本之别。满汉文字内容一致，正本与稿本内容也基本相同。 只是稿本往往注明来源，而正本则无。目前分存于北京和台北二地。 现存康熙朝起居注九百八十二册，其中汉文字四百九十三册，满文字四百八十九册，分存于北京和台北。
本书是一部记录康熙皇帝日常起居言行的档案汇编。起居注册是由起居注官逐日记录皇帝的各项起居政务活动的一种日记体裁的档册，先载起居，后载谕旨，又次官员题奏本章，再次引见官员情况顺序，逐月编纂成册。其中既包括了皇帝的日常生活内容，也记载了政务活动的内容及大臣重要奏章内容，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2、记录清代饮食的书，有《清代饮食史》
由林永匡、王熹合著的《清代饮食史》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36万余字,图文并茂，是我国古代饮食史研究方面的第一部学术研究专著，属 《清史研究丛书》之一。 该书在充分丰富的历史档案材料基础上,结合有关文献与技术资料写成。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清代饮食文化概述，第二章清代的民间年节与饮食风尚，第三章清代的饮料与名小吃、风味食品，第四、五章清代的皇室与宫廷膳食，第六章清代的孔府与贵族饮膳，第七章清代少数民族的饮食习尚，第八章清代饮食文献述略。
起居注
丞相的官级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除了皇帝就他大。但封建社会，人治社会，皇帝说了算 太监实则无官无职权，是管理后宫的差事。由于侍候皇帝，深知皇帝的喜怒哀乐，很讨皇帝喜欢。要知道，人言可畏，太监会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时间一久，指不定哪天皇帝降罪，丢官罢职。 君子怕小人，不是小人本事大，而是小人会用下三滥的手段。小人难防，唯有远离。
《康熙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有一查字口诀，一二“子”中寻，三三问“丑”“寅”，四归“卯”“辰”“巳”，五向“午”中寻，六居“申”未变，七划入“酉”名，八九归“戌”部，余下“亥”内寻。
字典是属于参考文献的。
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中说明参考文献类型及文献类型以英语单字母规定，检索工具用W来表示，因此字典属于参考文献。
具体格式：
[1]舒新城.辞海[W].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谢光辉.汉语字源字典图解本[W].2000.8.
[3]洪超.中学生文化百科辞典.中学生书局，1931.
扩展资料：
参考文献类型及文献类型，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
专著M、报纸N、期刊J、专利文献P、汇编G、古籍O、技术标准S、学位论文D 、科技报告R、参考工具K、检索工具W、档案B、录音带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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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参考文献
在电脑上查不认识的字有两种方法：1、直接选中这个字，点击“搜索”，就会出现很多网页的解释，可从中查到读音和释义。2、根据你平常喜欢用的字典，比如《新华字典》，找到它的在线网站，打开后，上面有一行网址，复制网址，在你的主页上建立一个链接。以后，凡是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打开这个链接，就能查到这个字了。有些字典收录的字数有限，遇到生僻字查不到，可以查《康熙字典》（网上也有）。如果《康熙字典》也没有，说明这个字不是中国汉字，可能是日韩或东南亚汉字，不会有汉语读音的。还有少量的古字，早已淘汰。
《康熙字典》是按部首编排的，不像现在的字典按拼音排序。所以查《康熙字典》要按部首来查。它分为214个部首，由于这书篇幅太大，最初分为十二册，用十二地支给它排序，即“子丑寅卯……”，笔画少的在前。现代的影印本一般把它合印为一厚册，所以这些“子丑寅卯”对我们作用就不大了，直接按笔画找到需要查的部首就行了。古人所说的部首和现在不大一样。古人把一个字归入某个部首时考虑的是该字与哪个部件的意义相关就归入哪部，而不像现在是先取左边后取右边，先上边后下边。比如“颖”字，它归入禾部，因为颖是麦芒，与禾苗有关。而“颍”归于水部，因为它是河流名。另外，《康熙字典》在标明部首时不是按简化后的部首来写，而是按它原来的形体写，比如“氵”要查“水”部，“忄”要查“心部”，左阝要查“阜部”，右阝查“邑部”。所以查《康熙字典》需要懂一些文字学知识。现在有些新版的《康熙字典》附有四角号码查字法，非常方便。《康熙字典》里面的注音有直音和反切。所谓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来注音，如“筹，音俦”。这个很容易掌握，但要注意有些古代同音的字现在不同音了。反切是用两个字来给另一个字注音，取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及声调，合成新的音，如“毛，莫袍切。”即用“莫”的声母m+“袍”的韵母ao组成新的音mao，就是“毛”的读音。由于语音演变，很多反切不能拼切出现代的读音，很难完全掌握。
·人物与书林·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评述。【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之一。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的奠基之作。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108200516《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等多项文化工程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所注新版也有疏漏。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3 《吴枫学术文存》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1092005.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参考文献】[ 1 ]王余光等. 中国文献学理论百年概述[ J ]. 图书与情报, 1999, (3) : 13.[ 2 ]吴枫. 古典文献学[M ]. 济南:齐鲁书社, 1982.[ 3 ]郑鹤声,郑鹤春. 中国文献学概要[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5.[ 4 ]李诗. 谈谈我国古籍[N ]. 文汇报, 1961 - 01 -01.[ 5 ]王树伟. 我国古籍知多少[ J ]. 百科知识, 1981,(12).[ 6 ]纪晓平. 四库文化工程与古籍数量问题[ J ]. 周书馆杂志, 2001, (11).[ 7 ]吴枫. 吴枫学术文存[M ]. 北京: 中华书局,2002.【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13. 43%。随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7.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3.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34. 73% ,共出现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3.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参考文献】[ 1 ]周晓英. 情报学概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2 ]王欣,孟连生. 互联网上3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比较研究[ J ]. 图书情报工作, 2002, (6).[ 3 ]杨祖国,李秋实. 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篇名词统计与分析[ J ]. 情报科学, 2000, 18, (9).[ 4 ]安秀芬等. 期刊工作文献计量学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分析[ J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2, 13,(6).【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110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005. 6
文献学综论 〔摘要〕文献学是我国一门传统学科,曾受到国内外人们重视。本文略论文献学的产生发展、基本理论及学科体 结构等问题。 〔关键词〕文献;文献学; 在20世纪初,文献学曾盛行一时,并一直延续至今。但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信息理论的发展,似乎已淹没或 替代了“文献”和“文献学”。但是,目前在我国各类型图书 馆的工作中,主要从事的仍是文献信息类型,而且,我国高 等教育专业目录,仍保留了文献学这门学科。可见,它并没 有在“信息”、“网络”浪潮中消失,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 传承性。然而,研究现代文献学的专著和论文,却寥若星辰。 本文仅作一试述,以引发“知音”者共鸣。 1 文献学的产生与发展 文献工作,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可追溯到春秋战国 的孔子,而后汉代刘向、刘歆整理宫廷典籍,就是文献工作。 但文献学这个名词和学科的产生,却是上世纪初的事。正如 张舜徽先生所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 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仇学家。所以校 仇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见《中国文献学》)这就把我 国传统文献学的涵义、内容、范围和任务作了一个比较简明 的概述。张先生所编的《中国文献学》,主要指文献学是研究 我国古文献的分类,目录,版本,校勘,辩伪,注释,编纂 与印刷源流的一门学科。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我国已有郑鹤声,郑鹤春编著了《中国文献学概要》,其内容 与《中国文献学》基本相同。近年来,我国又陆续出版了吴 枫先生《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洪 湛侯先生《中国文献学新探》、张玉勤先生《实用文献学》、 杜泽逊先生《文献学概论》等,但从内容上说,都没有脱离 古文献学的范围。如王欣夫所说:“广度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 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 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他的目 录、版本、校仇三个部分作为文献学的主要内容。“编目录是 为了介绍文化遗产,讲版本是为了选择可靠的材料,佼仇是 整理材料的方法。”应该说,这是我国古文献学的基本内容。 因此,我国这几部有关文献学的专著,有的书名称为 “古典文献学”,无可非议,而称“文献学”的,实际也只是 古典文献学,没有涉及近现代文献以及国外文献的基本情况 和研究问题。 现代文献学是古代文献学的继承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新学科与新型文献载体的出现,那 些不适应时代发展内容的文献已逐步减少。因此,文献的类 型扩大了,文献整理的技术进步了,文献研究的方法更新了。 现代文献学是适应国际与国家发展的要求,古典文献学主要 是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 用的一门学科。现代文献学就要与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 传播学、信息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紧密结合,更注重研究文 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开发、利用等规律的探索。因此, 文献学应与时俱进,扩展其研究空间,这样才能传承、发展 这门学科。 2 文献学的基本理论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独特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科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 质特征或一个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研究对 象,是指人们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事物和认识的客体; 研究内容,是指研究对象的内部实质和外部联系。这些都是 每门学科基础研究的重大课题。同时,上述原理往往又不是 一门学科刚建立时就明确了的,只有随着学科的发展成熟和 不断研究探讨才能趋于一致。 “文献学”这个词汇,是1905年由比利时的保尔·欧莱特 律师(Paul Otlet, 1868—1944)提出来的,也是从法文docu- mentation一词演变而来的,当时他主要是将文献工作作为一 种人类实践活动来认识,以至出现了文献工作和文献学的混 淆与纷争,甚至有人只承认文献工作而不承认文献学这种现 象,反映了现代文献学还不很成熟。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多位著名的文献学家,他们对文献 学的定义,也持有不同说法。如英国文献学家S·C·布拉德福 认为:“文献学是搜集、分类和迅速提供所有形式的精神活动 的技艺”;德国学者R·S·泰勒认为:“文献学指一系列的技术 而言,其目的是为了有条不紊地提供组织传递记录的专业知 识,使所包含的情报达到最高的取得率和利用率”;美国文献 学家J·H希拉认为文献学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发展新的分 析、组织和检查的方法,使它能够充分的利用各种记录得来
1.《韩非子寓言的艺术特点》，《石家庄市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2.《论屈赋语言的节奏特点》，《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3.《离骚求女喻意何在》，《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复印4.《艺苑奇葩 争相斗艳——论庄子与屈原浪漫主义之异同》（第一作者），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5.《论金瓶梅的讽刺艺术》，《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6.《元散曲散论》（第二作者），《国际元曲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版7.《河大馆藏聊斋文集研究》，《蒲松龄研究》1996年第2期8.《屈原法家思想置疑——兼与任国瑞先生商榷》，《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增刊9.《反常态而露微意——论〈金瓶梅〉的主体意识观念》，《河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10.《南国忠魂——屈原》，收入《中国古代二十大悲壮英杰》丛书，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1.《楚辞学史的滥觞——〈四库全书总目〉之楚辞论》，《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8期复印12.《可贵的探索——评〈南朝诗歌思潮〉》，《河北日报》1997年5月31日13.《追根溯源 开拓创新——谈〈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4期14.《发其幽微 探其胜境——评〈屈骚探幽〉》，河北日报1999年5月11日15.《架起古今文论的津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一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年会综述》 《河北日报》1999年11月26日16.《清官的赞歌——评阿宁的中篇小说〈无根令〉》，《作品与争鸣》1999年第12期17.《论屈原之崇道精神》，《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18.《屈原与先秦士文化精神》，《文学评论》（2000年青年学者专号）19.《打通文史哲 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20.《重视大学语文教学 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河北大学学报》 2001年第4期21．《探索的足迹——评王长华教授的〈诗论与子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22 .位有诗人气质的学者》，《文艺报》2002年3月23日23．《兼济独善皆相宜——访著名学者詹福瑞》，《河北工人报》2002年4月22日24．《2002年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七届年会综述》，《文艺报》2002年9月7日25．《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大学召开》，《光明日报》2002年10月19日26．《屈原与先秦士人的修身传统》，《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27．《文心雕龙学术国际研讨会暨中国文心雕龙年会第七届年会综述》，《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28．《由士到仕——屈原与先秦士人的仕宦情结》，《中国楚辞学》（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3年2月29．《论屈原的悲剧意识》，《中国古典文献学》（澳门）30．《“滋兰树蕙”证解——也读〈离骚〉香草的象征意义》，《先秦两汉论文集》2004年7月31．《论屈原的生命意识》，《中国楚辞学》第5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5月32．《毛诗的传承者——毛亨毛苌》（第一作者），收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河北文化名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33．《灵魂自传》，《中国文学分类专题选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34.《“妙”解——明清小说评点范畴例释》（第二作者），《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35.《屈原修身的文化意义》，《中国文化报》（文史版）2008年6月7日36.《马端临“淫诗”说述论》（第一作者），《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37. 《马端临<文献通考> “诗序”观考论》（第一作者），《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呵呵 学习是要靠自己的哦
2楼，您好！请问：你的这篇文章是从那里摘到的。。我看了一遍，简直太有感觉。
美学（希腊语：Aesthetica），是德国哲学家鲍姆加通在1750年首次提出来的。美学是研究人与世界审美关系的一门学科，即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活动。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以意象世界为对象的人生体验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美学属哲学二级学科，要学好美学需要扎实的哲学功底与艺术涵养。它既是一门思辨的学科，又是一门感性的学科。美学与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神话学等有着紧密联系。西方美学的历史是从柏拉图开始的。尽管在柏拉图之前，毕达哥拉斯等人已经开始讨论美学问题，但柏拉图是第一个从哲学思辨的高度讨论美学问题的哲学家。在中国，先秦是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老子、孔子、《易传》、庄子的美学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方向。但中国美学的真正起点是老子。老子提出和阐发的一系列概念，“道”、“气”、“象”、”无“、”虚“、”实“、”虚静“、”玄鉴“等等，对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中国古典美学的元气论，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说，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说，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等等，都发源于老子的哲学和美学。在当代，美学在人文学科当中地位日益凸显，审美体验的意象性特征被认为在应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危机当中，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同时，美学在中国近现代历次启蒙运动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百家争鸣实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各自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解 释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另一种说法：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鸣：发表见解。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论互相批评。出 处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诸子百家:原指先秦时期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各个派别，后用来对先秦至汉初各种流派的总称。诸子百家来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百家争鸣的背景百家争鸣的阶级基础：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对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已的见解和主张。百家争鸣的主体：战国时期，官府文化教育的局面打破了，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大量出现，由于出身、政治见解和思想方法的不同，他们分别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充当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代言人，士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主体。百家争鸣的社会基础：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就无法在文化上实行专制，各国的国君及贵族、官僚为壮大自己的势力，纷纷招揽人才，养士成风。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而言的自由，受政府干涉较少，使得各学派有发展的机会，有发表自己主张的场所。百家争鸣发启于春秋末年，兴盛于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首先，社会大变革带来思想大解放。其次，王室的衰微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再次，社会交往的频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最后，讲学风气的盛行，私学的兴起，使文化典籍广为传播，各种学说广为流传，形成了争鸣氛围。意义：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建立和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意义。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P27-29：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过去的一切怎么看？需要人们回答。现在应该怎样生活？需要人们创造。历史的车轮要向哪里转动？需要人们预测。数不清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一句话，社会历史需要重新认识！百家争鸣便是历史变动在认识上的表现。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每个诸侯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两大课题，都面临着生存与死亡的抉择。……斗争不仅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所以各国争着招揽人才，有的下令求贤，有的重金收买，百家的兴起正是适应了智力竞争。他们中的多数目的也很，那就是“干世主”。形成百家争鸣的再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自由驰骋。这并不是说当时有什么开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诸侯国林立，便于知识分子在各国间迂回。“朝秦暮楚”不只是形容说客，对思想家也是适用的，著名的思想家几乎都周游列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抢着招纳智囊，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较高。“礼贤下士”虽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于需要，士人“分庭抗礼”也常常使君主恼火，但是君主为了谋求方略而不得不容忍。……他们著书立说虽然是为了“干世主”，但大多数人是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君主，而不是一味阿谀奉承，取悦于君。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把握百家的政治归宿。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页三一至三二：古代政治思想之兴盛，实以先秦时代为最。先秦时代实为中国政治思想之发达时期。盖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百家争鸣，思想学说，罔不归宿于政治。晚周战国时代正社会经济组织，根本变动之时，牵连及于社会一切之关系，实为一空前时代。思想家受此影响，对于学术上乃为空前之建设。其发达之原因，有可得而言者：先秦时代一方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至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他方面又为各民族接触频繁之时代，原始诸夏民族思想，因政治进化最早，故发展较为完备。而儒墨两家之思想即发源于诸夏民族重实践之民族性。与此相反者，则有道家与阴阳家两派，其源则均出于东夷民族之思想，因之各种思想系统彼此竞争雄长；加之，周室既衰，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其次，自春秋之末，以至战国，兼并盛行，列国之竞争最剧，相率以登进人材，扩张国势为务。其雄鸷之主，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故敬礼处士，招致客卿。自是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言论思想之自由，至是而极矣。在政治方面，贵族政治之崩坏，实为当时大势之所趋，周之一代，实贵族政治之时代也。周制以家为国，而宗法制度，实为其政治之基础。王室与诸侯之关系，赖以维系；诸侯与其境内诸侯之关系亦赖之，乃至国中一切大小团体所以相维持相固结者皆赖之，周代群治，悉以此为中心。逮至战国而社会风潮大变，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度乃根本上发生变化。因政权之聚散，而影响于学术思想者至巨，各派政治思想乃纷然并起。又西周学在王官，故贵族中人，即为知识阶级；至春秋之际，王官失守，散在四方。加以孔老讲学，平民读书之机会益多，贵族不能专知识阶级之利，思想尤易发展。钱穆：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序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界初发奇采，而其时已开士人预政之门。自秦以下，中国正式有士人政府之组织。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页五六：故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虽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纵，半亦由时代之影响。敬非时机成熟，虽有至理名言，其谁能领悟而接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哀公十六年，正当春秋之末叶，由封建天下转入专制天下过渡时代之初期。周礼已废而未泯，阶级方坏而犹著。孔子身受旧社会之薰陶，又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当时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传其术于平民，使其学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机会。当时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亩市进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踊跃以赴之。故孔子学术之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页五七：就荡平阶级之功言，孔子不啻陈涉吴广之发难，而首享其成者反为商、韩、苏、张“异端”“邪说”之流亚。汪大华《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丛》，帕米尔书店，1969年初版，1982年再版页三七：孔子教学以六艺，六艺原是士人从政干禄的本领：知书数可以为冢宰，知礼乐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所以，他所教出来的弟子，多有从政的技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有哪些学派？派别创始人或者主要人物儒家孔丘道家李耳墨家墨翟法家李悝名家惠施兵家孙膑阴阳家邹衍纵横家苏秦杂家吕不韦农家许行小说家屈原除了这些以外的，就都不太著名，故人们都称做“九流”，三教九流从此而来在春秋战国数百个诸侯国家兵戎相见、弱肉强食之际，却出现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左传》、《春秋》等详尽记载当时历史的著作也相继诞生。这场“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早了将近2000年。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传统百家争鸣研究对百家的划分，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对百家的具体说法上，都欠妥。百家争鸣实质上是我国古代各学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开的学术论争。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百家应划为德、礼、法、儒、孝、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百家争鸣的性质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过渡。百家争鸣始于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迄于汉武帝采纳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探索百家争鸣时不要忽略百家合流。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学地认识百家争鸣，不仅对深入研究百家争鸣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百家争鸣的看法，无论是在对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上，还是在对百家争鸣的性质、起迄点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不想对此谈新看法。百家的科学划分之我见即然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那么从政治思想出发，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可划分为儒、孝、德、礼、法、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7）绝对平等观：创始人是许行。《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认为，国君要与人民绝对平等，“先耕后食，先织后衣”，并取消商品经济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绝对平等观。无君论：创始人是吴虑。《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自比于舜”就是“我即国君”，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但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应为“无君论”。以上十家，严格说来，可归为八家。因为“孝”可并入儒家，“义”可并入术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完善于《孝经》，《孝经》以孔子为先师，其基本思想体系又与“仁”极接近，故可认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义”的创始人是韩非，过去理论界认为他是法家，或法、术、势集大成者。其实，韩非虽有法家思想，但也有术家思想，他本人认为术大于法，所以韩非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术”，即属申子术家。而且，韩非的“义”，原则上是对“术”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故可认为“义”是术家的思想分支。过去，理论界认为百家争鸣迄于秦统一，值得商榷。秦的统一，虽实现了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但这一过渡是失败的，未能使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进入稳定态。秦亡后，项羽、刘邦都先后恢复了分封制。而且，秦的“焚书坑儒”也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汉初，思想界又重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陆贾著《新书》；贾谊、王臧、赵绾都先后试图通过“兴礼乐”来改制；晁错以“术”削藩；辕固生以儒反“黄老”；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义”来呼唤“大一统”；文帝“广游学”，置《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一时间再次百花齐放，虽未有新思想的提出，但亦属百家争鸣性质。汉初百家争鸣的复起，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再次向统一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舆论准备。因此，将百家争鸣的终点定在秦统一说不过去。七、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百家合流过去，理论界在探讨百家争鸣时，大都眼于百家争鸣，很少谈及百家合流，这种研究方法亦欠妥。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已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做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做儒家。就是说，百家争鸣的争鸣是有保留的克服，争鸣中有吸收，吸收是为了更好地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说明，争鸣各家在学术上都有片面性，它们只有相互吸收，才能做到互补，并使自己的学说趋于完善。如墨子在回答程子的“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时，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13）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百家争鸣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争鸣，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合流。如战国后期两个官办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与秦国的“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活动，搞的基本都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其中既有德家思想，也有礼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等，但是以“礼治”为主；吕不韦门客集团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更杂：德、礼、法、术、孝、义等均有，以致有人将其误为杂家。其实，这是对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缺乏认识的缘故，杂家根本就不存在。《吕氏春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德”，其余均起辅助作用。百家合流的形式，一是理论上的合流，二是实践上的合流。理论上的合流，礼、德、术等三家做得比较好。礼家，如前引《荀子》、《管子》；德家，如前引《吕氏春秋》；术家，如前引《公羊春秋》、《春秋繁露》等。儒家做得较差，但儒家将《五经》及各《传》都纳入到了其经典之中，这样内容也较丰富，基本上也包括了礼、德、术、义等思想。实践上的合流，主要指当时的统治者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同时立几种思想不同的著作为经，作为治国的主导以及辅助思想。如汉初的“黄老之治”，曾立法家的《经法》、《称》、《道原》、《十大经》和老子的《德道经》等为经；武帝时期，置《五经》博士，合《论语》、《孝经》为《七经》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上的百家合流。百家合流在百家争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向解决问题迈进，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秦之所以没能最后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并结束百家争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焚书坑儒”来拒绝百家合流，绝对以申、商、韩的术家思想治国，致使其走向了灭亡。汉武帝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就是结合实际进行百家合流。如武帝：在政治思想上虽突出儒家的孝，但其余《六经》均起辅助作用；体制上的双轨制，既吸收了术家的郡县制，也未完全抛弃德、儒、礼、法、孝等家的分封制；主父偃的“推恩令”，既有儒家的仁孝思想，也包含了术家的“术”、“义”等理论；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重农重商，也未完全抛弃术家的“诈农灭商”；意识形态上，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思想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术家的思想禁锢；教育风化上，既有儒家的兴学办校，也有术家的“以吏为师”，如用“举孝廉”与“选三老”为民做表率等。这和秦代在政治上只以申、商、韩术家思想治国，体制上绝对行郡县，经济上诈农灭商，思想上搞专制，教育上“以吏为师”等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要想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没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