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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重视写人，尤其重视写人的思想性格，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 （2）受古典散文的影响，精于艺术构思。 （3）讲究语言精练，追求简约美。 （4）受民间传说和“说话“艺术的影响，形成了讲故事的传统。 （5）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形成纪传体的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 （6）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多在叙事中穿插诗词韵语。 （7）受古典绘画的影响，讲究传神写意，在人物塑造中追求神似。2、我国古代小说有如下特点： 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 ⑵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 ⑶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这是古代小说吸收民间口语、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而形成的又一重要特点。 ⑷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叙述是表述小说生活内容的一种方式。3、简述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哪些时代特征? ⑴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新特点，主要是市民（特别是商人）的生活的思想感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小手工业者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繁荣情况，以及小手工业者如何依靠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的具体情景。 ⑵爱情婚姻小说中表现出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主要有两类。一类从正面表现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新观念、新追求，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另一类是描写情与礼的矛盾，或以悲剧结局来揭露和控诉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以喜剧结局来否定礼而肯定情，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⑶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也可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描写恶霸压迫人民，如《灌园叟晚逢仙女》，另一类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揭露其凶残阴险的本性，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4、在确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范围时，应该考虑的三个小说文体的基本要素是： ⑴必须是写人的，以人为中心，比较着意于刻画人物形象； ⑵必须有故事，有情节，反映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矛盾冲突 ⑶必须有非纪实性的特征，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有选择、有提炼、有虚构，在艺术上概括和集中。5、古代的史传文学和寓言故事对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小说本身，它们和小说文体的异同主要是： ⑴寓言故事和小说都重视故事，但是寓言的目的在于说理，而小说则要通过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倾向。 ⑵史传文学和小说都重视叙事和人物描写，但史传文学要符合史实，不容夸饰、虚构，而小说则离不开夸饰和虚构。6、为什么说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真正走向成熟？ (1)传奇的作者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和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市美特征，这是古代小说走向成熟的最重要标志。 (2)在内容上，由志怪走向现实，题材扩大，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⑶在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提高。这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种质的新变。7、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的基本特点： ⑴创作目的与唐传奇有很大的不同，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需要。 ⑵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听众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的。 ⑶表达根据是在口语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白话，通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⑷故事性很强，有头有尾，线索清楚，生动曲折，关于布置悬念，非常引人入胜。 ⑸注意写人物，特别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时，多从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完成，很少静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写。⑹在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开头常有“入话”，中间或结尾常穿插或引入诗词韵语。8、明清小说繁荣的三个标志是： ⑴中国古典小说的各种形式体制都已经完备成熟，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 ⑵作家辈出，名作如林。 ⑶现实主义艺术，在创作方法和具体表现手法上，都已经成熟。总的特色是丰富、细腻、深刻。9、在明清长篇小说名著中有四部代表作，它们分别属于什么小说类型？如下： ⑴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 ⑵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传》。 ⑶神魔小说，如《西游记》；⑷人情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 ⑸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⑹公案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10、简要谈谈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传统； ⑴由于中国古典小说最初的源头来自民间，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始终同民间文学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它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 ⑵有训诫的传统，同时又强调小说要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要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 ⑶中国古典小说作家有“发愤著书”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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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中的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宝黛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 】《红楼梦》悲剧 独特性 必然性 社会根源 【正文】《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不仅深刻，也极其广泛。封建社会里所存在的很多问题，无论是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以至风俗习惯等等，曹雪芹都做了广泛的反映和不同程度的审视。其涉猎之广，堪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正如王希廉所说：“《红楼梦》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红楼梦总评》)(1)而其中尤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激起读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曹雪芹在表现这一爱情悲剧时，并没有把悲剧冲突放在肤浅、表面的尖锐状态中，而是真切细腻地描叙了林黛玉和贾宝玉从两小无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历程中同周围环境的对立。 一、《红楼梦》爱情之悲剧性 林黛玉初来贾府时，贾府上上下下对于她可能成为贾府儿媳怀着很大兴趣。善于看风使舵、窥察贾母神色的凤姐就多次打趣林黛玉，第二十五回，亲昵地戏称：“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2）第六十六回，兴儿对尤氏姊妹介绍贾府人物时，颇自信地说：“贾宝玉的婚事，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3）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林黛玉孤傲性格的发展和叛逆思想的外露，她逐渐失去贾府统治者们的喜爱。她和贾府的冲突，是以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在深刻的形式进行的，是真正尖锐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成为悲剧，不是由于宝钗的出现，也不是简单地由凤姐、王夫人，贾母造成的。对于这些宝黛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曹雪芹并没有把她们写成像传统的戏剧小说里的小丑一样拨乱其间，而是写她们沿着封建社会不可抗拒的社会法则在进行活动。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一） 不合“礼”的“木石前盟”——注定的悲剧 《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 （二）宝黛感情产生嫌隙的根源——宝玉的软弱多情 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显然，所有这些人物同主人公的关系远远不是那一张谱系表所能包罗和表示的。 看贾氏四春同宝玉间的关系，可以说手足之情各各在案，省亲一节写到元春与宝玉虽系姐弟，情同母子，发蒙开智，手引口传，悉心教养，属望至殷。探春与宝玉虽则隔母，其于宝玉的亲厚绵密较一母所生的贾环胜过十倍。二十七回写她特地叫宝玉离了众人到石榴树下说话，央及宝玉给买新雅玩意，应允亲手给宝玉做鞋，还诉委曲、数落生母赵姨娘的不是。此处作者特借宝钗之口点明：“显见得是哥哥妹妹了。”（4）懦弱迎春，少言寡语，平日同宝玉似乎没有什么可资“特写”之处。然而当迎春嫁后，宝玉跌足叹气，独自至紫菱洲徘徊瞻顾，触景伤情，吟诗忆念的正是手足之情。惜春年幼，性又孤介，宝玉对她一视同仁，虽无特写，亦可包举。至于李纨凤姐，与宝玉之间既系叔嫂，亦同姐弟。李纨执掌大观园，园中一切活动，以她为首，自是宝玉感情天地中不可少的一个人物。凤姐更不必说，与宝玉同有“姐弟逢五鬼”之在厄，同命共运，情如骨肉。再有秦氏，她虽是宁府的人，较李纨凤姐远了一层。但她是导引宝玉人梦进入太虚幻境的人。在小说中占有特殊地位。史湘云不是贾府的人，但其与宝玉的关系几可与黛钗鼎足而三，除去对她才情品格的种种描写外，有“金麒麟”一案足资证明。此外还有一个妙玉，与贾府不沾亲不带故，她之人正册除了因出身高贵外，也因为同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情”的连系。由“品茶”、“乞梅”等情节，特别是贺宝玉生日那一个“遥叩芳辰”的拜帖，可以见出这个“褴外人”已蹈人栏内，不知不觉地为“情”所牵动。 此外，贾宝玉同情于画蔷的龄官，庇护过烧纸的藕官，替彩霞瞒赃，为芳官不平，怕和尚的臭气熏了尤氏姐妹，破例接待付家婆子惟恐薄了付秋芳……等等。可以这样认为，列名其上的所有女子，几乎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诸艳之冠”的贾宝玉“挂号”。也就是说，这些艺术形象，不论他们自身的重要性如何，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与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感情上的联系，足以揭示贾宝玉性格的特征“多情”。 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 （三）宝黛反世间之道而行的结局——理想的幻灭 《红楼梦》中两个爱情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不再是以前戏剧小说所常写的“金榜题名”式的才子和温婉贤淑的佳人，而是两个性情乖僻，被当时人嘲弄为有“痴病”的封建主义的叛逆者。他们不单单是在自由恋爱这点上与那个社会相抵触，而是在许多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上与那一社会相违背。贾宝玉坚决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他对举世趋之若鹜的科举仕进道路非常冷淡，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进底下的人痛骂为“国贼”、“禄蠹”，并对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给以激烈地憎恶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传封建正统教义的书给烧了。贾宝玉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一些浊沫渣滓”(5)。林黛玉虽然口头上说得不多，但在许多实际行动上背离了那一社会的妇道，特别是她对贾宝玉的叛逆行为始终采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不仅对他从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把贾宝玉引为知已、视为生活的终生伴侣。 宝黛之间的爱情尽管有着反封建的叛逆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有着浓重的没落贵族的气息。这一方面表现在男女主人公由于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们的爱情生活打上了绮艳轻柔、闲愁万种的情调。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这一爱情的阶级性，更规定了他们爱情的反封建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他们的爱情，只能局限在大观园那一狭小的天地里，他们无力到荣国府外面去开拓新天地。他们对封建家长还存在着某些幻想，在爱情最后的阶段，他们消极地等待由封建家长做主完成婚姻，以至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面前失去了斗争的能力。 这种反封建爱情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致命弱点。因此，这一爱情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固然是由时代所造成的，但爱情本身所存在的贵族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二、《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 《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主要在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一）林黛玉的性格 林黛玉悲愁和眼泪最深刻的根源，是她和周围环境世俗人群的不相协调。不必说恪守名教的薛宝钗，也不必说逆来顺受的贾迎春，便是豪爽旷达的史湘云，也有她从俗认命的一面，随遇而安，因而她们虽则各有自己的悲剧，却都不如林黛玉的悲剧那样富于社会意义和激动人心。林黛玉那种孤高敏感的个性和气质，的确是十分独特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贾府上下的人，尤其是贾宝玉并未伤害林黛玉，林黛玉却认为别人伤害了自己。有时甚至别人的好意也会成为她伤感的由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合情合理，完全显示出了这一个性的独特性。一次贾府伶人扮戏其中小旦扮上活象一个人，风姐、宝钗、宝玉等人心里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或不敢、或不肯，都是为了怕伤着林黛玉。惟有史湘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宝玉忙使眼色制止，好意调停解释，到头采，黛玉不但不领宝玉的情，恼他比恼湘云更甚，宝玉分辩说自己并未拿黛玉比戏子，并未笑她，黛玉回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6)这是怎样—颗敏感自尊的心。的确，谁也没有想给黛玉难堪；然而她脆弱而倔强的个性，时时处处都在防范自卫的心理，对宝玉由相知而苛求的感情，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值得同情的吗!就如宝钗送燕窝赠土仪一类事情在黛玉心理上引起的反应，也当作如是观。在宝钗这面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在黛玉这面，伤感悲泣又实在出自必然。可见，连好意的关切和体谅都会触发她的联想，引起他的伤感。 在林黛玉身上，真正属于她自身的个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她的所谓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带有更多的个人性质。从一些细微末节之中已可见出端倪。周瑞家的分送宫花，别人都谢过收下，唯独黛玉发问：“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粗粗看去，黛玉确实挑剔、小器，透过表象，可以感到她时时处处看重作为一个独立个性的自我。行酒令时，她随口说出了《西厢记》(牡丹亭)等“淫词艳曲”里的句子，失于检点，以致受到宝钗的箴规。黛玉似乎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放在了脑后，总想展露才智，争强斗胜。省亲之日黛玉安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只命作一匾一咏，又不好违谕多作，大为扫兴。后采到底憋不住，替正在大费神思的宝玉作了“枪手”，令宝玉喜出望外，觉得比自己高过十倍。 （二）贾宝玉的性格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着作者的影子，也寄托着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 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7)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 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8)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9)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10)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三、《红楼梦》爱情悲剧之必然性及社会根源 （一）家庭环境背景造成的必然性 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人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 （二） 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生成悲剧的根源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问。金陵应天府尹贾雨村初上任不知内情，本想依法办理，一个门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一通“护官符”的缘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11)于是贾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事后又连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父贾政，舅父王子腾请他们放心。“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在贾府上下看来，贾宝玉如和宝钗结合，他将赢得世俗艳羡和锦绣前程。贾宝玉如和黛玉结合，他将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只能允许贾宝玉和宝钗结合，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 综上所述，《红楼梦》这部小说很有研究价值同时它包含巨大的社会意义。它一方面通过宝黛爱情的悲剧故事，反映贵族判逆者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礼教纲常，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给他们规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个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将在人类历史上永放光辉。 我写得是《红楼梦》的悲剧意识求求给分啊啊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一） 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2、原因分析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二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二） 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1、 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 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2、原因探析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 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
一篇好的古代文学论文首先是要选好标题，选准了标题就等于完成论文写作的一半，题目选得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古代文学 毕业 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一) 1. 论先秦儒家“乐”的思想之政治意义 2. 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 3. 论先秦两汉时代游戏的文学表现 4. 论先秦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美学思想 5. 论先秦道家科技伦理思想 6. 论先秦到汉代孔子历史地位的变迁 7. 论先秦孝道观的演变 8. 论先秦两汉诗歌的表演性 9. 论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 10. 论先秦儒家学习伦理思想 11. 论先秦儒家治国理论的现代应用 12. 论先秦义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3. 论先秦楚乐的审美取向 14. 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 15. 论《诗经》中的玉 文化 16. 论《诗经原始》之解《诗》主张 17. 简论《诗经》中的女性思想 18. 论《诗经·卫风·氓》在高中 语文教材 中的接受 19. 论《诗经》中的天命信仰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二) 1.《诗经》的审美学特色 2.论《诗经》中的征役诗 3.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4.论《诗经》中的史诗 5.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6.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7. 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8. 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9. 先秦史传寓言研究 10. 先秦史书寓言研究(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1. 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 12. 《吕氏春秋》与杂家 13. 《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 14. 论《左传》的战争描写 15. 论《左传》的妇女形象 16. 《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17. 《战国策》名篇研究 18. 老子的思想 19. 《老子》的艺术特色 20. 《庄子》的艺术特色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三) 1、历史的界河——论先秦“礼崩乐坏”之“乐坏” 2、论先秦两汉的颂、赞、箴、铭 3、论先秦儒家道德 教育 思想及其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启示 4、论先秦“道”“势”关系与士人的精神超越 5、论先秦道家教育思想对我国高校教学的启示 6、论先秦儒家礼乐文化与当代社会公德教育 7、再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 8、论先秦儒家生命价值观 9、论先秦法律文献中的和谐思想 10、从“中和”准则到“平和”心境 11、论先秦东夷文化分布范围的演变 12、论先秦法家社会进化历史观 13、论先秦礼治思想的演变过程 14、中国早期铭文石刻新论 15、论先秦文学的水意象 16、浅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体系 17、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 18、论先秦诸子的“以史为鉴” 19、论先秦乐论与诗论的同构与分化 20、论先秦儒家 散文 文学表现的历时性发展 猜你喜欢： 1.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 2. 最全古代文学论文题目参考 3.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 4.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 5. 文学论文题目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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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最好是去图书馆解决 《外国文学研究》（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评论》都是较为全面的查索工具 网上资源也很丰富 可以通过google 或者是学校局域网的论文搜索查找 一般都有很多 对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Iceberg Theory）几十年来中外各国已经有很多阐述了 应该不难查找 但要出心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祝你成功海明威曾在《午后之死》中提出：“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中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了出来。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上。”[1](P79)这就是海明威著名的“冰山理论”。 对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研究者们注意到了海明威的文体风格，认为海明威早年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练就了简约干练的文体风格，在从事小说创作后，他还是提倡简练的电报体写作风格。海明威的小说使用的是最普通的词和日常用语，摒弃了空洞词藻。而且海明威获诺贝尔奖的颁奖词就是“由于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突出表现在其近作《老人与海》中，同时也由于他对现代文体的影响”。这样一来，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也便成了关于文体学的一种理论了。在解释“冰山理论”时，人们更多地从海明威被称之为“电报体”的文体特点来论证。于是，“电报体”同“冰山理论”就常常被混淆了。 英国著名的评论家赫·欧·贝茨对海明威的评价十分独到、准确，他认为海明威是一个拿着板斧的人，力求砍去遮住读者视线的一切障碍，把并不代表大树本身的叶子砍去，给读者一个基本枝干的清爽的面目。这样可以把作者、读者和描写对象三者之间的距离缩短到最低限度，认为这种文体“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2](P132)。笔者认为，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所引起的文学革命，或者说是对小说创作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他的文体风格，而在于他大胆地把原在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隐藏在水面以下，也就是“八分之七”部分。本文主要从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创作，来谈谈海明威到底隐藏了什么。 一、海明威隐藏了人物丰富的感情世界 文学作品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表现人物的感情世界。应该说，整个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一部心灵发展史，文学家们把揭示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一直是做为第一任务来完成。到了19世纪，作家们更加关注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感波澜。作家们经常用大段的笔触来描绘人物的感情，进行心理描写。可以说，《红与黑》的主线就是于连在复辟王政时期心灵的挣扎过程；《复活》的核心也无非是表现聂赫留朵夫精神忏悔的过程；《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一部克利斯朵夫灵魂发展的历程。应该说，这是文学的一个主调。而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看到，这一切被降到最低限度，甚至都被省略了。在海明威的创作中，经常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人物的感情，不论是兴奋、失望、悲痛、轻蔑等，从不用过分渲染，也几乎没有心理描写，给读者以最大的感受空间。他笔下人物的内心，不是作者告诉我们的，而是读者自我感受的。这正是海明威所提倡的美学原则：“任何文学作品的作用都在于从读者身上唤起某种特定的情绪。” 海明威的作品，就是为读者提供一个特定的环境，从而唤起读者在这种环境下的“特定情绪”。所以，海明威的小说往往只表现人物的活动过程，而不去细致地展现人物的感情，最重要的感情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麦康伯先生同妻子一同去非洲狩猎，雇用了一个当地的白人猎人威尔逊一起打猎。在一次遭遇狮子时，麦康伯在危险时转身逃走，受到了妻子和威尔逊的嘲笑，而且妻子在晚间公然地同威尔逊偷情，使麦康伯遭受了极大的污辱，他力图要证明自己“男子汉”的力量。对于这个心理过程，作者并没有细致的心理描写，只是在三个人下一次狩猎活动中，使他的主人公突然有了一种自信。 被打伤的野牛进入到林子里了（最危险的时刻）。“咱们现在能进去撵它吗？”麦康伯热切地问。威尔逊用估量的眼光望着他。这不是个奇怪的家伙才有鬼哪，威尔逊想。昨天，他吓坏了；今天，他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他的妻子也发现了他的变化。“你变得勇敢得很，突然变得勇敢得很。”他妻子轻蔑地说，但是她的轻蔑是没有把握的。麦康伯哈哈大笑，这是非常自然的衷心大笑。“你知道我变了。”他说，“我真的变了。”“是不是迟了一点呢？”玛戈沉痛地说。因为过去多少年来她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现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弄成这个样子不是一个人的过错。“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迟。”麦康伯说。[3](P42) 作者在这里省略了麦康伯的内心经受的巨大煎熬以及整个的挣扎过程，但每一个读者，却在他妻子同威尔逊发生奸情之后，同他一起经受了煎熬和挣扎。直到麦康伯哈哈大笑——非常自然而由衷的大笑，读者才能畅快地长舒一口气。整个过程，作者没有写，但读者却真切地感受到了。 再看海明威30年代创作的一部优秀的、也是作者本人最满意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美国作家哈里在自己非常富有的妻子的陪同下来到非洲乞力马扎罗山一带狩猎，因为不小心受伤被感染，生命危在旦夕，他们在等待救援的飞机。整篇小说主要是表现哈里的回忆和内心感受，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虚实结合。作品结束前表现哈里的意识在飞翔，向着乞力马扎罗山上飞翔。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哈里是生是死，作者没有实写，也没有交待，只是表现哈里的妻子的感受： ……接着鬣狗的大声嚎叫把她吵醒了，一时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很害怕。接着她拿起手电照着另一张帆布床，哈里睡着以后，他们把床抬进来了。在蚊帐的木条下，他的身躯隐约可见，但是他似乎把那条腿伸出来了，她不忍再看这副景象。 “莫洛，”她喊道，“莫洛！莫洛！” 接着她说：“哈里，哈里！”接着她提高了嗓子，“哈里！请你醒醒，啊，哈里！” 没有回答，也听不见他的呼吸声。 帐篷外，鬣狗还在发出那种奇怪的叫声，她就是给那叫声惊醒的。但是因为她的心在怦怦地跳着，她听不见鬣狗的嚎叫声了。 其实，海明威就是要通过哈里妻子的反应暗示哈里已经死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一幅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甚至我们连哈里妻子的悲伤也没有看到。这正是海明威一贯提倡的，作者省略了读者所能感知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一对夫妻千里迢迢来到非洲，来时俩人健康快乐，而此时却只剩下哈里的妻子一个人在非洲原野，那么她的的悲伤，她的痛苦应是读者不言而喻的。但作品中，关于哈利妻子的内心感情没有丝毫的描写，那么读者感受不到吗？哈利妻子怦怦的心跳声淹没了鬣狗的嚎叫声，同时也唤起了读者对人物情绪的感知，也就是“唤起了读者特定的情绪”。这样，就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像空间和再创作的余地，甚至是许多的遗憾，但这也正是海明威小说的魅力所在。 二、海明威隐藏了作品复杂的主题思想 作为20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海明威既有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对生活的真实描写，也有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对现实的曲折反映。所以，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不仅仅隐藏了人物的丰富的感情世界，而且还隐藏了复杂的主题思想。 海明威的小说有一些主题易于把握，如上面说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还有像《印地安人营地》、《没有被斗败的人》等，主题相对鲜明；还有一类主题隐蔽，较难把握，如《雨中的猫》、《世上的光》、《白象似的群山》等，后一类作品从另一侧面体现了海明威倡导的“冰山原则”。 《雨中的猫》讲述的是，一对美国夫妇在旅馆里，同旅馆主人、侍女之间发生的几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故事。只是通过一只猫，才把这些毫不相干的人联系起来。夫妻俩在旅馆里百无聊赖，丈夫看着书，太太向窗外眺望，她看到雨中的窗下有一只猫，就想给捉进来，但没捉到，还遭到旅馆侍女的嘲笑。回房间后，开始同丈夫絮絮叨叨，想要这要那，而丈夫也终于不耐烦了。最后，旅馆老板叫侍女把猫送来了。 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人物也是非典型化的，其主题按照传统的典型化理解是无法理解的。我们的的确确无法从小说中看到一个鲜明的主题。海明威创作的独到之处就是把本应该由作者表现的思想和交待的内容，省略下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粗粗看去，海明威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只是感到是一些无聊的人们，做了一些非常无聊的事，发生了一些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从小说所反映的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来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再同海明威这个时期的主要的思想情绪相结合，我们就能体会到作品中还是在表现这一时期的一个基本主题：迷惘的思想情绪。 我们注意到，一向惜墨如金的海明威，在这篇不足3000字的小说里却用几百字进行环境描写： 旅馆里，留宿的美国客人只有两个。他们打房间里出出进进，经过楼梯时，一路上碰到的人他们都不认识。他们的房间就在面海的二楼。房间还面对公园和战争纪念碑。公园里有大棕榈树，绿色的长椅。天气好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带着画架的艺术家。艺术家们都喜欢棕榈树那种长势，喜欢面对着公园和海的旅馆的那种鲜艳的色彩。意大利人老远赶来望着战争纪念碑。纪念碑是用青铜铸成的，在雨里闪闪发光。天正下着雨。雨水从棕榈树上滴下来。石子路上有一潭潭的积水。海水夹着雨滚滚地冲过来。停在纪念碑旁边的广场上的汽车都开走了。广场对面，一个侍者站在餐馆门口望着空荡荡的广场。 这段描写，似乎同故事没有什么关系，但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环境。这个特定的环境描写，是理解小说的一把钥匙。小说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我们从公园里用青铜铸的纪念碑，以及老远赶来看战争纪念碑的意大利人身上，可以感受到战争过后特定的氛围。 而小说中，我们看到旅馆里的美国客人只有两个，他们住在面向美丽的大海的房间里，从房间里不仅可以看到大海，还可以看到公园以及公园里长势很好的大棕榈树，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让艺术家也喜欢的优美风景和鲜艳的色彩。在这一段的环境描写中，作者提供给读者的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自然环境。但是，真的就让人们这样轻松愉快吗？我们回到人类社会中，我们感受的却是另一番景像：他们打房间里“进进出出”，一路上碰到的人他们“都不认识”。这才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孤独——真正的孤独是在人海中的孤独。 就是在这种孤独的气氛中，我们进入到了小说之中。我们看到的所有人，都是处在一种无聊情绪中。站在餐馆门口望着空荡荡广场的侍者，在窗前看着雨中的猫的太太，躺在垫得高高的两只枕头上看着书的丈夫，有一张上了年纪而迟钝的脸的旅馆主人，随时可能绷紧脸的侍女。这一系列人物之间互不相干。作品通过太太去捉雨中的猫这一事件，把几个人联系起来。但我们发现，故事中的人物之间，表面看来通过捉猫似乎有一种交往，但其实相互之间都有一种隔阂，根本无法交流。 丈夫听说太太要去捉猫，先是表示可以替她去，客气一下就又躺在“垫得高高的两只枕头”上看他的书了。旅馆主人，从“太太喜欢他”来看，他似乎还好，但他那张上了年纪而迟钝的脸上，永远是“听到任何怨言时那种非常认真的态度”，结果还都是一种职业的虚假。侍女一开始是面呈笑容，关心太太别被雨水淋湿。当她听到太太要去捉雨中的猫，感到非常好笑，继而就绷紧了脸。其实，太太并不一定非要一只猫，只是在这无聊中做一点什么事罢了。但无人理解她，她只会在这一举动中，感到自己的无聊与尴尬。无奈中，她开始絮絮叨叨，最终引起了丈夫的不满，让她“住口，找点东西来看吧”。 这部小说表现的背景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而此时的海明威对美国和欧洲青年的思想情绪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迷惘”情绪。战争初期，他们听信了什么“神圣”、“光荣”等宣传，带着青年人的激情和梦想，投入到战争当中。但是，战争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充满血腥的杀戮，他们的美好梦想被现实击得粉碎。这些青年普遍认识到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了，人生理想、伦理道德都破灭了，他们对战争厌倦，普遍出现了“迷惘”的情绪。这种“迷惘”不是因为痛恨战争而成为自觉的反战主义者，而是苦闷、无聊、空虚，不知所措。就像《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他的最基本的情绪，并不反对战争，但“我已经与此无关”了，战争中人们的勇敢、镇定、明智，“但现在不再是我的事了”。 《雨中的猫》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情绪，人们都处于一种冷漠中，什么事都与我无关，身边发生什么都不再是我的事。作品中太太想得到那只雨中的猫，其实是作品中唯一对生活寄予了希望的人。但是，正是因为她的希望，才使得她在迷惘的人群中，在冷漠的环境中有点格格不入。其他人都在冷漠地观察她不合拍的行为，使她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尤其是他的丈夫，对她想得到那只雨中的猫，看来并不反对，从最初他要去替太太抓猫的情节中可以看出。但问题是，捉猫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与此无关”，太太愿意去捉，捉到捉不到，那是她的事，重要的是不要打扰我。所以当太太絮絮叨叨打扰了他时，他会喝令太太“住口”。 小说在淡淡的故事中，使我们看到了战争对人们心灵造成的极大伤害，使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了隐藏在水下八分之七的深厚内涵。 在海明威其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中，也常常有对主题的隐藏。如上面提到的《白象似的群山》，就很好地体现了“冰山原则”。小说讲述一对男女恋人在车站酒巴等火车时，两人之间的一些对话。最初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看到这一对男女青年之间并没有什么隔阂，甚至是很友好。姑娘说要喝啤酒，男人马上吩咐要两大杯；姑娘想尝尝掺了水的茴香酒，男人马上让酒保照办。在之后的对话中，我们似乎感到了男女的分歧：女人总是眺望远方，看到远处的群山像一群白象；而男人更关心的是让女人去手术。这种分歧只是在平平淡淡中发生的，好象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冲突。但是，当我们认真研究了男女隐藏了的思想感情和作者隐藏了的主题之后，就会发现这种冲突不仅不是一般意义的矛盾，简直就是人物间心灵的碰撞。女人眺望远处的群山，其实是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一再向男人提到白象似的群山，但男人只关心尽快把女人肚里的孩子打掉，不想为这个未来到世上的孩子担责任。最终女人终于明白了，“我们本来可以尽情地欣赏这一切”，“我们本来可以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中的一切”，但是“这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了。”最后，女人也醒悟了，“‘我觉得好极了，’她说：‘我又没有什么毛病罗。我觉得好极了。’”读者这个时候才真正地感受到了被作者所省略的主题，揭示战后青年对人生万念俱灰，采取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最初是在男青年的身上体现出来的，但随着女青年的“醒悟”，这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已经被扩散了，同时主题也进一步深化。 我们只有探明了海明威文学创作中“水下的八分之七”，才能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冰山原则”，而不仅仅是把这种认识停留在对写作形式的分析上。
叙事学是对叙事文本的一种系统性研究，着眼于文本的框架结构、叙事方式，意在为科学地认识叙事文提供理论支持。通常，叙事作品被研究者划分为三个彼此因依的层面，即“文本、故事、叙事话语”。研究角度上，可以从“叙事文本”、“叙事功能”、“叙事语法”、“叙事时间”、“叙事情境”、“叙事声音”叙事学六大基本问题入手展开探讨。本文拟对六大基本问题的发展与应用做研究综述。从语言角度分析文本多见于叙事学，通过隐喻、转喻手法的应用，扩大文本内涵，引导读者去探寻意象中的言外之意，丰富作品意蕴。现实主义作品中，需要加强同客观世界的对应以建构一个“与客观经验相适应的艺术客体”，因此以转喻原则来组织文本十分常见。在文本话语的运动过程中隐喻和转喻可以表现为：横组合型隐喻，纵聚合式隐喻，横组合式转喻，纵聚合式转喻。正是种种不同类型的隐喻和转喻的组合，构成了叙事文本细致的肌理。（一）叙事功能 结构主义叙事学先驱、俄国民俗学家弗拉迪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提出了关于叙事功能的理论，其著作《民间故事形态学》（Morphologyof the Folktale, 1928）为叙事学之肇端，对后世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布雷蒙（C.Bremond）、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 1917-1992）等影响深远。他创造了一种分析民间故事的“功能·行动”模式，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归纳出31个“功能”和人物的七种“行动范围”，并认为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是故事中的基本单位，故事的功能由角色的行动构成，同一种行动可以有不同的功能，反之亦然。因此在分析叙述功能时应着重考察“行动”对故事产生的作用。如《水浒传》中，林冲曾在东京挽救了失足者李小二，被发配到沧州后竟偶遇在此成家立业的李小二并得到了他的帮助，预知了陆谦富安企图谋其性命的阴谋。在这段故事中，是“李小二”还是“王小二”、“赵小二”均无所谓，重要的是作者让他在这段情节中履行某种功能，即通过他的行为使林冲提高警惕，起到一种中介作用，林冲命运转折也于此体现，这就是李小二在小说中的功能性意义。（二）叙事语法 关于“叙事语法”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即布雷蒙的“叙事逻辑”、格雷马斯的“角色模式”和“语义方阵”及托多罗夫对叙事句法的分析。这一阶段叙事学研究已突破民间文学范围，学者们在普洛普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开拓研究方法，理论体系更加精致严密，研究成果也更为卓著。 法国著名叙事学家布雷蒙发展了普洛普的研究，引入逻辑学原理提出将“叙事序列”作为叙事的基本单位，阐明“叙事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他把“叙事序列”分为“基本序列”和“复合序列”两种。基本序列可以构建一个简单完整的故事，由“情况形成”、“采取行动”、“达到目的”三种逻辑严密、不可分割的功能构成；“复合序列”更为繁复，由“连接式”、“镶嵌式”、“两面式”构成，能适应多样化的叙事类型。连接式体现了叙事序列的前后相续，“第一序列的最后一个功能又是第二序列的第一个功能”，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和西方通俗文学如侦探推理小说通常使用这种行文模式，并逐渐在情节设置、人物设定、环境描写等方面形成一定之规，构成程式文学。镶嵌式是指“故事中套故事”，“在某一序列完成之前，在其中插入另外一个序列”。两面式即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人眼中有着截然相反的定义，一件事在好人眼里可能是坏事，在坏人眼里却是好事，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则在视角转换中得以充分显露。法国叙事学家A·J·格雷马斯提出了“角色模式”和“语义方阵”两大概念，享誉叙事学界，其著作《结构语义学》（1966）被誉为法国百年来第一部语义学专著、符号学法国学派奠基之作。他拓展了普洛普“功能”说，引入语言学框架，吸收索绪尔与雅各布森的“二元对立原则”，探求故事中的二元对立关系以推演故事。他的“角色模式”（也称为“行动素模式”）即“支使者引发主角的行动，主角的行动指向一定的对象，在此过程中主角往往遭到对头的阻挠，通过助手的帮助，主角终于克服困难，获得对象，并授予承受者（主角往往也是承受者）。”当然在实际文本中，情形远比上述简化模式复杂。这套理论对于解码文学乃至影视作品意义重大。此外，“语义方阵是产生一切意义的基本细胞”，以一个基本的对立关系的语义轴为发端，引入其各自的矛盾项，并将上述二者联系起来以体现出对立、矛盾与补充的三重关系，与故事推演脉络相呼应，被誉为“格雷马斯符号学的最高成就”。保裔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叙事语法方面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叙事学家。1969年他在《<十日谈>的语法》中提出了“叙事学”的概念，从分析文本的语法结构入手，仿照语言学的例子，将叙事分为“语义、句法、词汇”三个层面，对“叙事句法”着力最多。“叙事句法”即“一个单一的句子”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叙事文本的结构不过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句子结构”。例如《西游记》的基本情节可以表述为：“唐僧师徒四人前往西天取经”。叙事句法的基本单位是命题和序列，命题是最基本的叙事单位，由角色（包括人物身份地位）与情节（包括人物行为）构成；序列“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故事的一系列命题组成”，一个故事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序列。此外他还提出了以叙事学语法理论为基础的“平衡——不平衡——新平衡”故事发展常见叙事模式：“典型的故事总是以四平八稳的局势开始，接着是某种力量打破了这种平衡，由此产生不平衡的局面。另一种力量进行反作用，又恢复了平衡，第二种平衡与第一种相似，但不等同。”这种叙事模式也被称为“圆形叙事”，在我国文学作品中时常可见，如《西游记》中主人公孙悟空破石而出，“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玉帝，石猴乃天地精华所生，灵力过人，东胜神州安宁祥和的“平衡”状态就此打破，此后石猴拜师学艺，大闹天宫地府，被压五行山下，又随唐僧西天取经，情节在“不平衡”的状态中反复扩大、修复，当师徒四人终于取经归来，修成正果，“至此各归方位”，天下复归平静，实现了“新平衡”，全书完结。（一）叙事时间 叙事时间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一部文学作品必然涉及到两种时间：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叙事时间）。前者符合事件发生的正常逻辑，后者是我们读到的叙事顺序，出于文本需要的考量两种时间往往发生倒错，即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提出的“时间倒错”（Anachronies），它主要表现为顺序、时距、频率。“顺序”即叙述的时间顺序，“时距”是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长短的比较，有省略、概要、场景、停顿等四种情形，例如小说中常见的“时光荏苒”“多年之后”即明示省略。“频率”指“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在文本中叙述的次数之间的关系”，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即单一叙事、单一叙事的某种特殊种类（即讲述若干次发生过若干次的事）、重复叙事（即讲述若干次发生过一次的事）和概括。这种叙事策略尽管古老，但应用广泛，形态复杂，乃中外古今小说共同的基本特征，如《三国志演义》中三顾茅庐、七擒孟获等情节的多次铺叙即属“单一叙事的某种特殊种类”，再如鲁迅《祝福》中祥林嫂反复絮叨儿子阿毛的死，以此展现人物性格、烘托悲剧效果，这就是“重复叙事”的应用。（二）叙事情境 学者们根据叙述者与故事的复杂关系，提出了“叙事角度”的概念，由于“角度”一词容易产生歧见，奥地利学者斯坦策尔（K·F·Stanzel）采用“叙事情境”替换之。“一种叙事情境总是由某种叙事因素占据支配地位，构成基本特征，然后其它因素也参加进来，构成其次要特征，最后形成一个独立的整体。”（罗钢《叙事学导论》）最基本的叙事情境有：第一人称叙事情境、作者叙事情境、人物叙事情境。构成叙事情境的要素有：叙事方式、叙事人称、叙事聚焦。我国古典小说大多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而当代流行的网络小说则大多以第一人称叙事，以利感情抒发与读者形成强烈共鸣，如流潋紫《后宫·甄嬛传》。（三）叙述声音 叙述声音是叙述者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根据叙述者介入程度可分为“缺席的叙述者”、“隐蔽的叙述者”、“公开的叙述者”等类型。“缺席的叙述者”中，读者几乎无法察觉叙述声音的存在，例如《狂人日记》主体部分直接记录语言与思想，无“他认为……”之类的记述。“隐蔽的叙述”即能够“以间接的方式来表现一个人的思想言行”。“公开的叙述”是指“我们能够在文本中听到清晰的叙述声音”，这种声音有强弱之分，其中最能公开传达叙述者声音的评论，如“阐释性评论”、“判断性评论”和“自我意识评论”。参考文献 [1]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63 [2]胡亚敏.叙事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托多罗夫.叙事文的结构分析[J].Novel，1969(3) [4]格雷马斯.论意义.序言[M].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9年英文版 [5]罗钢.叙事文本分析的语言学模式[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3) [6]李芳芳.经典叙事学理论之综述[J].大众文艺.2011(9) [7]张俊喜.金圣叹小说评点的叙事学研究[D].内蒙古.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二、当代沈从文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一）背景研究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注释：[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 文学生活》1卷 1期[2]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3]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4] 李同愈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6] 黄献文《 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9] 韩立群《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 谭怡楚《 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参考文献：[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9] 孙冰编《 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11]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盛行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迷惘的一代”文学流派公认的代表作家就是被称为美国二十世纪上半期最有才华的天才小说家厄内斯特·海明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为人，那就是：一个酷爱体育和运动的硬汉；一位世事练达的记者；一名浑身伤疤的战士；一位西班牙斗牛的狂热爱好者；一位既擅饮烈酒又讲究生活的美食家。海明威的思想十分深邃，而且观点独特，用诗人艾伦?泰特的话说，他具有“一个极其微妙的心灵和强大的选择性观察能力”。在他深奥奇特的艺术思想中，“冰山原则”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而且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了。 1932年，海明威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中，第一次把文学创作比做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他说：“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他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其后，有多次作过这样的比喻。海明威这种形象的比喻，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兴趣。于是，所谓“冰山原则”就成了文学批评界研究海明威创作的重要课题之一。可以说”冰山原则”是海明威对自己多年创作经验的形象总结，是他处理艺术和生活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准则。 那么，究竟什么是”冰山原则”呢？ 关于这点，西方批评家做过不少探讨。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理解的。美国艺术批评家马儿科姆指出：“你从生活中提取那些唤起了自己情绪的鲜明细节，如果你对暴行与恐怖并不闭目塞听，而按照适当的顺序准确地描述了这些细节，那么你就写出了会依旧唤起读者的情绪的东西来。这就是海明威在他早期特写中遵循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其自行限定的范围内是极其成功的。甚至在其范围以外，他也是成功的，因为他所描绘的图景表明具有一种广泛的暗示力。”英国批评家贝茨在谈到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时说：“掌握暗示的艺术，用一句话说明两件或两件以上不同事情的艺术，那就把短篇小说家要干的活儿完成了多一半。”美国批评家艾德尔对海明威的”冰山原则”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这是“回避的手法”，“甩开情绪来造成一种情绪的气氛”。 批评界展开的的多方面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冰山原则”的含义。但是，如果进一步从美学上和诗学上对”冰山原则”作深入理解，显然，上诉各家的论述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冰山原则”，海明威自己在《午后之死》中有一个解释，他写道：“如果一位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能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家写得真实，会强烈的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作者写出来似的。”显而易见，作家在这里强调的是省略，主张水面下的的“八分之七”应该留给读者去感受。根据海明威的解释，可以对”冰山原则”作一个粗略的概括：所谓”冰山原则”，就是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身的感受和思想情绪最大限度的埋藏在形象之中，使之情感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沉而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的结合起来，让读者对鲜明形象的感受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 简洁的文字、鲜明的形象、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是构成”冰山原则”的四个基本要素。具体地说，文字和形象是所谓的“八分之一”，而情感和思想是所谓的“八分之七”。前两者是具体可见的，后两者是寓于前两者之中的。文字塑造了形象，形象包含了情感，而情感之中蕴涵着思想。诚然，就一般文学作品而言，这四个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他强调了情感和思想的含蓄性。 研究海明威的”冰山原则”，首先要搞清楚水下的“八分之七”，因为这一部分是冰山的基础。如果按艾德尔的观点，海明威作品的实质性内容被作者“以明显的追求表面效果”回避掉了，那么就引出了一个尖锐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即海明威究竟是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大作家，还是浅薄的、仅限于玩弄文字技巧的末流文人？显然，海明威作品的实质性内容并不是被回避掉了，而是艾德尔没有看出来罢了。 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二)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我以为，首先，水面下的“八分之七”包含着海明威深刻的思想，这思想建立在多年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以及他对生活理解的程度上的。 在海明威的作品里，省略并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他曾强调说：“如果一位作家省略某一部分是因为你不知道它，那么在小说里就有破绽了”。很清楚，作家省略的东西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也必须是读者所能够心领神会的。这样一来，没有被省略的文字就要有典型意义，只要读者看到这些文字，便会联想到那些省略掉的内容。这就犹如高楼大厦的基石，大厦固然雄伟，但离开了基石却不能成立的。 海明威的“基石”埋藏得深厚而又牢固，这和他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涉世的第一步是亲自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红十字救护队的志愿人员，海明威对这场战争是抱有幻想的。象许多单纯幼稚的青年一样，海明威怀着“拯救世界民主”的宏大抱负走上了战场。在意大利北部的意奥战场，海明威用自己的勇敢行为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他是非战斗人员，却在战场上到处奔波，甚至受了伤。战争的残酷、统治者的虚伪和无谓的流血在战后一下子都表现出来了。海明威发现，当年的勇士不过是上当者，不仅受了伤，精神上也受到了创伤，变得迷惘消沉起来。海明威的创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在他早期的名作《永别了，武器》中，主人公亨利与巴克莱的悲剧正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有趣的是，他笔下的主人公几乎和他走过同样的路。对这场战争的回忆，成了海明威最痛苦的事。在《海明威，一个巨人的生与死》里，有一段是他去逝前不久说的：“我现在还记得，我对于第一次大战感到十分可怕，吓得我有十年写不出它。战争在你内心造成的创伤，愈合起来是十分缓慢的。”海明威早期作品带有强烈的反战情绪。他的高明之处是他把反战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联系起来了。他从反对战争、怀疑社会出发，树立了一种除了个人勇气和自我感觉外，别无可信的人生态度。这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海明威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抵触。尽管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国势日渐强盛，但是，在海明威看来，战争给人的生命和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接踵而来的又是社会的动荡不安。 一战铸成了海明威对人类社会的根本看法，也给海明威的早期作品奠定了一种灰暗、郁闷的基调。在他眼里，世界充满了暴力和邪恶，死亡不可避免的等待着每一个人。如果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生存法则，这就是：在生活中，即便你不能取胜，但也不必认输；你可以在默默的忍受中尽力活下来；在户外的体育运动中寻求欢乐，把“硬汉性格”作为生命的支柱。 海明威有句名言：“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这体现了海明威主人公对待人类社会的基本态度，因此，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硬汉性格”显得深沉、有力、真实。 在读到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大两心河》很能说明上面的问题。小说的第一部分叙述了主人公尼克·亚当斯返回阔别多年的故里。这是个偏僻幽静的乡间，一年前被一场大火烧光了。但主人公仍然对这次旅行感到很激动，因为他毕竟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那条熟悉的小溪和溪中的鱼了。从表面上看，尼克这次重反故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钓鱼，不过当我们看到尼克的种种行为时，似乎感到作者在暗示尼克另有企图。尼克朝宿营的地方走去，路上不时停下来寻找鱼饵，接着他平整场地，放好地毯，拉起帆布。从尼克机械的举动中，人们可以隐约看出，他的性格颇有些变形，就像溪中的鱼儿一样。显然，尼克企图通过连续不断的动作来逃避什么。他把所有东西都抛在脑后，从而获得了快活。当一切安顿就绪又突然觉得“脑子又在思索了”，顿时又紧张起来。接着，尼克进入了梦乡。 小说第二部分叙述了尼克次日一整天都在忙碌钓鱼。一旦有大鱼上钩，他兴奋不已。一天的时光就在这不停的兴奋中消磨光了。 作品中，钓鱼至多是个表面现象。实际上，小说描写了一个精神上严重受过刺激的人的形象。从尼克·亚当斯系列小说中可以看出，这时的尼克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回来，战争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和作者一样，尼克不敢想也不愿想战争的情景。“钓鱼活动”寄托了尼克“逃避”的思想。 《大两心河》的故事说明，海明威不仅具有杰出的叙述才能，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著名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曾就海明威作过这样的论断：“海明威的最优秀的散文给人以深度感。”的确，海明威的作品几乎没有就事论事之弊，它们无不给人以思考的广阔天地。 “八分之七”包含着海明威丰富的情感，这种情感往往和作者的思想相联。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白象似的群山》是海明威的著名短篇作品。故事是说一个男人带一位姑娘到马德里去做堕胎手术。这对男女在路边的车站等待开往马德里的快车。由于天气炎热，他俩不停地喝啤酒。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说话，整个作品是由对话构成的。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此刻姑娘的情绪等等，都没有提到。尽管如此，从他们的言谈中，我们仍能感觉到姑娘复杂的情绪变化。对于姑娘来说，显然有什么东西就要被毁了，而这东西又是姑娘期盼已久的。文中有这么一句，姑娘说：“样样东西都是甜丝丝的像甘草。特别是一个人盼望了好久的那些东西，简直就像艾酒一样”。毫无疑问，这里是在指孕育在身的胎儿。姑娘原本指望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但眼下，男人改变注意了，一旦胎儿被打掉，姑娘就要面临被抛弃的危险。姑娘吓坏了。这里海明威始终没有把姑娘的感情写在明处。 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三)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我想海明威可能有这样一种特点，他好象不愿意让读者一下子就看懂他的作品。因为，他有这样一种观点：让读者感觉的东西应该比让读者理解的东西多一些。因此，海明威从来不企图在作品中说明自己的倾向性。从客观上讲，战争的残酷带给他的痛苦，已经到了难以用文字来表达的程度，这种痛苦使他的神经麻木起来。现在海明威唯一能做的是把他所经历体验到的一切准确地传达给读者，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充实、想象。 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二十年代末创作的重要作品。这部作品通过一对恋人在意大利战场上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明了作者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强烈愿望，但同时流露出人生无常、悲观绝望的思想情绪。《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冰山原则”创作的较为典型的长篇作品。尤其是作品的结尾部分，充分体现了省略掉的“八分之七”的力量。作者在描写亨利向凯瑟琳遗体告别时，似乎不待有任何感情色彩，但读者却感到有一股强烈而深沉的感情潜流，催人泪下。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潜在的，感情也是潜在的，它们两者互相依存，互为表里。作品的故事情结在在主人公冒雨走回旅馆之处嘎然而止，作者赋予作品的潜在感情达到了最高潮。亨利告别了战争，也告别了感情。海明威暗示读者，在细雨蒙蒙的黑里，亨利迷失了方向。他是帝国主义大战的牺牲品和受害者，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成为了“迷惘的一代”。 作品所省略的部分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海明威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流动宴会》中说：“按照我的新理论，你可以省略任何东西，只要你了解他们。省略的部分会增强小说的力量”。无论是他的长篇还是短篇，简练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特点，并使整个作品显得气势磅礴。 那么，海明威作品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是通过什么形式体现出来的呢？这正是他的作品八分之一之所在。 首先是简洁的文字突出塑造了画面感较强的人物和场景。为了使人物形象和场景描写产生光鲜如画的效果，海明威主要采用了白描手法。在他笔下，几乎没有总体上的风景描写，都是十分准确的物体观察，对于所描写的场面也很少进行特别强调。记得课上，教授曾经强调过，海明威的描写和电影摄象机的作用颇为相似。这里我节选了小说《太阳照样升起》里的一段描写： …楼下狭窄的街道上空荡荡的。楼上阳台上却挤满了人。突然，一群人顺着街道跑下来。他们都在奔跑，挤成一团，他们沿着街道朝斗牛场的方向跑去。后面的人更多，跑得更快。接着又跑过来几个落在后面的人，他们才真是在奔跑呢。这伙人身后有一段空隙，这时几只斗牛上下摇晃着脑袋飞也似的跑过来。奔跑的人们和斗牛都在路口消失了。一个人摔倒了，滚到路边的沟里，静静地躺着。而斗牛则在他身上奔过，并不理会他。 这段描写就像一幅画一样。作者除了交待了视点在楼上之外，再没有多余的环境描写，笔墨直接用在了主要事物的描写上。 海明威与他的“冰山原则”(四) 2002年05月24日10:21:47 网易报道 Kelseytu 许多研究海明威的书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他的这种对场景和人物画面感的描写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它所显示出的形象的直接性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感性材料和手段，实质上，它是为了更好地超出自身本来的意义，与作品的情感和思想内容联系起来。从上述《太阳照样升起》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着意于画面感的描写并不是死板固定的静态场面，而是“静”中有“动”。这样写的好处是：场景为人物形象塑造可以提供直接服务，不但人物形象的鲜明性有了保证，而且其性格发展也有了充分条件。 在他的“八分之一”中，为了使作品的画面感取得准确、生动的效果，海明威还对文学语言进行了大胆革新。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离开语言这一要素，作品就无从谈起了。海明威正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给英语乃至许多其他语言的现代文学带来了巨大影响。他的语言朴素无华、准确生动、简洁明了。这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承认。具体来说，海明威是通过以下几点获得成功的： 其一，海明威很少使用形容词和副词，几乎不用各种修饰性的从句。他依靠名词的准确和动词的生动直接触及到事物的本来面目，丝毫没有矫柔造作之感。 其二，海明威把美国口语经过提炼，应用到书面文章中，给文学作品带来生气。这样做既很好地体现了人物个性，又能够清楚地揭示人物心理。 其三，海明威总是选择那些尽可能不直接影响读者，却能使读者产生联想的词语。作者不直接对事物进行判断，一切取决于读者。例如，如果写胆怯，一般的作家除了对讲话环境进行烘托性的描写外，还常常会这么写：“他声音惊恐、结结巴巴地说道”或诸如此类的句子，而海明威除了对必要的讲话环境烘托外，至多只用“他说道”这么简单的句子。有人曾对我说，这是因为海明威缺乏文学艺术表达的能力。其实这正是他的风格。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姑娘站起身来，走到车站的尽头。铁路对面，在那一边，艾布罗河两岸是农田和树木。远处在河的那一边，便是起伏的山峦。一片云影掠过粮田；透过树木，他看到了大河。 《白象似的群山》他把一切有碍于景物本身的言词统统踢在一边，几乎没有什么修饰语和形容词，让描写对象自身说话。 以上我们探讨了“八分之七”和“八分之一”的基本含义，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水面上的“八分之一”是建立在水面下的“八分之七”的基础之上的，后者要前者直接体现，两者是互为依存的统一体。“冰山原则”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从文字塑造的形象中，可以看出作品包含的思想感情；同样，通过对作品思想感情的理解，也可以进一步认识作品那简洁的文字、鲜明形象的特殊意义。 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海明威一生思想和艺术的总结。他的”冰山原则”在这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海明威大量使用象征、隐喻等手法，把作品主题思想高度抽象化，使其完全隐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中。对老人来说，大海不像对年轻渔夫那样是一个具体的捕捞领域，而被认为是一种人格。它既体现仁慈，又体现残忍。因为它一方面养育了象老人这样许许多多以海为生的渔夫，另一方面又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在大海的深处，老人找到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大马林鱼。海的宽广足以使老人能了解和体验到那种未知的神秘领域。如果说作品深奥的寓意是从这方面体现出来的话，那么他和老人孤单一人出海打鱼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只有这样，关于大海的这样一种观念才会显得格外鲜明。或许正是这样的考虑，海明威才让老人唯一的伙伴曼诺林离开了他。 “冰山原则”的形成除了海明威自身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外，也有其历史原因。从英语文学的发展史看，到了十九世纪，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日益繁杂，书面英语变得浮华、罗唆起来，其发展趋势已经不是力求表现和描绘某个对象，而偏重于无休止地解释和探讨。英语语言的革新势在必行。作为英语文学的一个分支，美国民族文学的建立经历一个艰苦的过程。西欧文学的影响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仍未完全消失，甚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矫揉造作的文风在美国文坛上还是一种时髦。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美国不少有远见的作家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如马克·吐温、斯梯芬·克莱恩、舍伍德·安德迅等，海明威是他们的继承者，也是集大成者。他果敢地担负起了革新语言的重任，一开始登上文坛就给人以崭新的面貌。 从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文学中的主观色彩与日俱增，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成分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作家们无休止的解剖自己，希望读者对自己的每一段描述，甚至每个字都能够理解。在海明威看来，要得到读者的理解，首先要信任读者。换句话说，就是作品要给读者留以思考的余地。那种一览无余的写法是历史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读者欣赏趣味的变化。作者完全替代读者思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二十世纪的生活节奏远远快于十九世纪，一篇小说的优劣往往取决于是否在很短的篇幅内讲到了人们感到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这是时代的特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海明威的风格使他成了这个时代的开路先锋，他为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树立了楷模。 海明威擅长描写具有画面感的场景，是和他长期爱好绘画分不开的。海明威的父母是他艺术上最早的启蒙老师，曾希望把他培养成艺术家。他本人也做了不少努力。毕加索、马奈、莫奈等著名画家对他的影响不亚于马克吐温、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据我所看到的多本海明威传记中都曾写到，法国后印象派大师保罗·塞尚对海明威的影响最大。 塞尚是一位艺术风格独特的画家，他要求的是根据个人的特殊感受，改造对象的形体，使之更加单纯、坚实和引起重量感。表面上看，他的作品简单，其实，正是这种简单的形式下，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海明威在回忆录中自己也承认，他从塞尚的画中学到了如何去创作一篇“有容量”的小说。 海明威重视场景画面感的描写，还有各重要原因，就是他受过意象诗歌的影响。在这方面，他受美国著名诗人庞德的影响较大。庞德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对意象主义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诗要具体，避免抽象；形式上要允许连行，不要切成一行行；要精练，不要废字，不用修饰等等。海明威不仅在理论上这样陈述，在创作上也是这样实践的。海明威描写的事物本身总是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的措辞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甚至小孩都能一目了然。文字的浅显不等于思想内容的浅薄，关键在于作者的文字运用是否恰倒好处。 实际上，海明威博采了许多名家的长处，并将这些长处化为自己的东西。他的”冰山原则”是时代的需要，历史赋予海明威的任务是：放弃无关的素材、写作的花招、泛滥的情感，用精练的文字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冰山原则”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它开创了一代文风。随着历史的发展，海明威的那种具体的写作方式始终将会象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写作方式一样，被后人以新的方式取代，但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冰山原则”的影响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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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阿Q正传·英文版序》）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置于被解剖客体的位置，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置，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这种章回体在近代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大量运用，成为阻碍新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鲁迅在小说中，采用章回体分章分回的形式，来讲述阿Q的生命历程。鲁迅对章回体的模仿，并在模仿中加以拆解，既达到了借助它流传的目的又在使用中使之被解体。中国传统文学陈套，喜欢营造善有善报恶有恶的大团圆的结尾，喜欢在“皆大欢喜”中使弱者得到麻醉的欢欣；文化中喜欢奉承别人福禄寿喜，喜欢用“九”象征长寿。中国传统小说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国民“十全十美”心理的表征，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体现。在艺术上，它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的长期匮乏。鲁迅对此所进行的仿制，使读者在截然相反的结局中，在欢乐和悲哀的巨大落差中，在实际的悲哀与叙述的幸灾乐祸中，让阿Q被绑缚杀场砍头，并设计出阿Q为圆圈——画押没有画圆而遗憾的细节；尤其是结尾，他故意将悲剧性的结局写成喜剧，让读者看到如此的“大团圆”和如此的“九”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此外，还有情节结构安排的巧妙和细节描写的精彩。阿Q被逮捕时的夸张的情节，阿Q向吴妈求爱以及阿Q与闲人等打架的细节，阿Q的“大团圆”结局等，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别致的意味。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都曾给予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阿Q正传》，以其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刻画分析及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作者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治病救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鲁迅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为目的，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通过艺术描绘，深刻地指出：即便阿Q这样不觉悟的农民，也真心向往革命，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启发农民觉悟，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当时封建统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历史根源，小说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对决定本民族生死存亡的环境和内弱的无情批判精神。对于明灯，正常人要看的是它的光线，用它来照明；只有疯子才用放大镜去找到它上面的灰尘，并因此打烂它。鲁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旗帜，不要以找到旗帜上的灰尘就沾沾自喜，正常的是要抹去它的灰尘，使它更鲜明，更光辉。鲁迅精神的认识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的，那种精神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空中，呼入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活着的理由，但的确深入到我们的血液深处，影响着一代代“精神领域的后来者”。鲁迅所刻画的阿Q及其种种弱点，应当永远是我们的警钟。鲁迅那疾恶如仇的精神、战斗不息的风格、甘当孺子牛的品德，我们是永远不能丢的，丢掉了这些也就丢掉了鲁迅，也就是丢掉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鲁迅的《阿Q正传》2007年04月19日 星期四 08:51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首先当然是阿Q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Q正传》以前，阿Q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仔细分析起来，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小说的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辛亥革命，讲到半夜里一只大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暗示：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倘若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依然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慌过一阵子。当阿Q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Q”，赵白眼们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Q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Q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美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Q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开始，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Q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Q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Q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Q的遭遇更成为了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方面，作者对阿Q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为深刻的，当农民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变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Q正传》之后说过，今后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Q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Q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Q支撑着赵大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在《阿Q正传》中，对阿Q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一方面的刻画非常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要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Q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实际上就是把阿Q当作了一个象征。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Q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Q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D，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许多远非他个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大概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Q那种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浓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使用夸张的手法，阿Q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D和阿Q的那一场“龙虎斗”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可在《阿Q正传》中，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把阿Q和未庄当作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作品简述《阿Q正传》是一篇中篇小说。鲁迅著。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分章刊载，共9章。后收进小说集《呐喊》。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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