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蒙与中国的论文范文

小学教育处于国民教育的基础地位。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小学教育本科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自新课改之后，为适应基础教育阶段对小学英语教师的新要求，作为培养未来小学英语教师的地方本科院校，其小学教育专业英语口语课程必须进行改革。本文以地方本科院校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英语口语课程为研究对象，找出影响学生英语口语提高的因素，提出相应的策略，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提高师范生的英语口语水平，以满足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的需求，适应基础教育教学的改革。

关键词：新课改;小学教育专业;英语口语;课程改革

2004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师范院校和教师培训机构要进一步树立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指导思想，……根据新课程改革对师资的要求，改革教师教育培养模式，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高办学质量。要注重加强综合课程师资的培养，努力为中小学输送适应新课程要求的新型师资。”[1]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小学英语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承担小学英语课程的小学英语教师的要求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由于种种现实因素，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小学英语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令人担忧。在小学英语课堂中，英语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对课堂教学效果影响深远，为了满足师范教育的需求，现行的小学教育专业英语口语课程的教学内容必须进行改革，因此，探讨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英语口语课程改革对提高未来小学英语教师英语口语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如何适应基础教育阶段对小学英语教师的新要求，找出符合目前英语口语课堂教学实际情况并且具有鲜明特色的英语口语课堂的教学方法与策略，提高小学英语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已成为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一、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英语口语课程的现状

从2001年到目前为止，我国小学已经开设英语课程长达十四年。然而，各地区小学英语教学还处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小学英语教学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教师紧缺，二是师资英语水平低，特别是英语口语较差，三是师资配备结构不合理，这些都是小学英语教育中无法避免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提高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师范生们的英语口语便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目前高校中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只能通过公共必修课程《大学英语》的学习才能接触到英语知识，虽然《大学英语》课程里设置了对学生英语听说读写方面要求的标准，但是在不少高校中，大学英语基础课程分为精读(或读写译)和听力(或听说)两大类。精读课占课程总学时的3/4，而所谓的听力课由于受师资、班级规模等制约，大都只是进行集中听力训练。此外，大学英语课程考试中普遍没有口语测试，这也使习惯于应试教育的学生忽略口语学习。[2]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是培养具备小学教育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一定的教育研究能力，能够胜任并创造性从事小学教育教学工作的小学英语教师。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的学生属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因此该专业的学生想要单纯通过《大学英语》课程的学习来提高自己的英语口语水平是比较难的。而英语口语的掌握和运用是学生们成为未来合格小学英语教师所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因此，《英语口语》课程对该专业师范生们来说非常重要。英语口语是一门口头表达型课程，是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学生主要的专业基础课，也是专业方向必修课，旨在通过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英语口语训练，使学生具有较流利正确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养成良好的语言运用习惯，保证他们使用英语语言时的正确性和准确性。笔者所在二级学院的小学教育专业开设的《英语口语》课程有6个学分，共96学时，分3个学期授课，每个学期32课时，每周2个课时(一学期按16周授课)。选用的教材是《英语口语教程》(1、2册)，由姚保慧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授课使用的教室是配备多媒体设备和蓝鸽教学系统的教师语言实训室。

二、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英语口语课程存在的问题

虽然上了三个学期《英语口语》课程，通过一系列口语技能训练，师范们的英语口语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基本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但是笔者在不间断地授课之中还发现当前英语口语课程存在着一些不足。

1.课程中三维目标落实不够到位。新课程目标的三个维度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要求学生在过程中掌握方法，获取知识，形成能力，培养情感态度。但是在《英语口语》课程的课程目标中，三维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不够到位，主要表现在：过于注重学生对学科知识的掌握，对学生能力的要求、学生学习过程与采用的学习方法、学生学习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形成的关注度不够;较为偏重学生英语口语技能的培养和训练，而学生使用英语进行教学方面的培养和训练则相对薄弱。比如学生英语语感好，发音正确，会话流利，能针对某一主题侃侃而谈，却不一定能发挥好自己的口语优势去上好一堂优质英语课。

2.缺乏语言交际环境。克拉申在输入假设中提出英语口语的流利程度是随时间的累积自然而然地达到的，不能直接通过教学就学会。[3]而英语口语能力的提高则依赖于在一个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学习者通过接收大量的语言输入后转化为语言输出来实现。事实上，学生每周只有2个课时固定的英语口语学习时间，课堂成为他们学习和训练口语的主要阵地，很难实现大量英语语言输入和输出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课堂的学习中，很多时候是按照各样的专题活动来模拟真实的语言场景，学生想要获得身临其境感觉比较困难，加上掌握的语言知识没有得到经常性的使用，学生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甚至会出现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用英语交流的情况。

3.课堂中学生主体地位意识不足。新课改之后，各个学科的教学都强调要改变以往教师一言堂的授课模式，采用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的教学模式，但是在英语口语的课堂教学之中，教师的讲授式教学仍旧成为主导模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学生的主体地位意识不足。由于英语基础知识不够扎实，语音语调不够标准，许多学生对自己的英语口语没有自信，害怕出错，羞于在课堂之中开口练习，处于一种学习上的被动态，没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发挥自己在学习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课程评价方式过于简单。当前英语口语课程的评价方式还是过于单一。考核采用期末口试的方式，选用教师语言实训室的录音设备进行录音，成绩评定由期末口试成绩和平时课堂表现成绩相结合决定，其中期末口试成绩占总分的70%，平时成绩占总分的30%，以百分制计算。评价的内容、方法、主体等还是有些单一，还不能做到真正全面地评价学生。[4]终结性评价在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总体评价中占据主要地位，形成性评价未能体现出其特点和优势，不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进步和收获，反而考试过程中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了学生考试成绩，进而干扰到对学生最终学习效果的评价，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英语口语课程改革的对策

1.建构和落实三维目标。新课改提出的“三维”课程目标，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了全人发展的新时代要求。[5]在英语口语课程中，首先应该提出对专业知识和能力要求更明确更详细的要求，把小学教育专业中师范性的特点融入到学科知识教学之中，如把小学英语课堂中教师正确课堂用语、与学生交流用语等教学技能训练加入到课程内容学习里。让学生增强自身英语口语水平的同时锻炼自己作为师范生教书育人的能力。再次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变被动态为主动态，创新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古语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英语口语的学习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过程，因此英语口语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每个学生英语基础不同，掌握知识能力有高低，但是不同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采用不一样的学习方法，经过自己的努力之后可以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最后在课程的学习中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帮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习俗和礼仪，同时也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能让学生受到西方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

2.创设语言交际环境。一个好的语言环境对学习语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课堂是师范生们接触英语最密集的场所，教师要牢牢抓住这一重要场所。通过语音视频的播放，帮助他们纠正发音和语调;学习英语歌曲和绕口令可以帮助他们消除内心学习外语的紧张感，培养出英语语感;英语电台和新闻可以帮助他们“磨耳朵”———掌握英语发音节奏和语速;而英文原版电视剧和电影则可以让他们模仿英语国家人士地道的说话方式，进一步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单纯地依靠课堂的时间创设语言交际环境是不够的，教师还要利用课外的时间开设英语角、英语演讲比赛和各项英语专题活动等各种方式来拓宽学生练习英语口语的渠道。还可以邀请外教和外国留学生参与到上述活动之中，让学生有机会真正使用到英语，在真实的交际活动中锻炼自己的口语交际能力。

3.创新英语口语教学方式。高校自扩招以来，学生人数不断地增多，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人数也日趋增多，每个班级的人数都在40人左右。对于英语口语课程而言，大班化的教学非常不利于学生英语口语的学习。因为课堂时间有限，教师没有办法兼顾到众多的学生，每个学生得到课堂练习口语的机会就更少了，极易出现教师由课堂中的引导者变主导者，学生由主动学习者变被动学习者的情况。教师容易顾此失彼，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被挫伤，因此口语教学必须创新教学方式，符合高校教学的特点。因为高校教学的主要特点应该是：由教师直接控制转变为师生共同控制信息的传递;教师教的成分逐渐减少，学生自学的成分逐渐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递增;教学方法与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和结合。[6]针对班级人数众多，而口语教学又需要小班化教学才能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这一实际情况，教师应该采用分任务式的小组化教学。口语学习中最需要伙伴合作，因此学生可以先自由找到一位练习的伙伴，再跟另一组同学组成4人小组，教师给每组布置具体的学习任务(分为基础任务和提高任务)，由组长负责监督组内基本任务完成情况，提高任务可以由组员在完成基础任务之后根据自身学习情况选择是否完成，最后教师对每组的学习成果做点评。教师还要鼓励学生大胆开口练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在课堂中适当的“留白”———留出学生自我学习的机会。

4.建构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当前英语口语课程考核评价体系不够健全，对学生学习效果评价太过单一，往往侧重于把他们平时课堂上的表现和期末时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的依据。然而英语口语课堂教学的学应着眼于促进学生发展，侧重于观察和衡量学生的表现;着眼于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激励教师转变观念，进行课堂教学的改革。[7]因此要建构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采用多元化、过程性的评价方式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首先要确定出评价的标准，由检验学生真实学习成果的具体量化指标组成。学生可以对照标准先做自我评价，然后学习小组成员之间开展互相评价，最后教师也给出相应的评价。最终的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本人，让其充分了解到这一阶段自己的口语水平，发扬学习中的闪光点，弥补不足之处。这样既让学生了解到自己的学习成果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又能让他们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为今后的学习找出努力的方向和树立清晰的学习目标。提高小学英语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已成为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迫切的需要，而小学教育专业英语口语课程改革是培养服务地方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基础教育阶段的新型小学英语教师，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04，(03).

[2]林兰.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刍议[J].中国高教研究，2006，(05).

[3]冯颖妍.小学英语口语有效教学设计研究[D].广州大学，2012.

[4][5]姚锦莲.面向新课改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课程改革之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1.

[6]教育部人事司.高等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66-267.

[7]王贵彬.论英语口语课程评价系统[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9).

摘要：90年代逐渐开展起来的“国学热”遇上了21世纪的全球化背景，保存本土国学教育的内容，结合西方的思维训练和现代化学习方法，使之融入语文教学尤其是小学启蒙教育中来，才能够保护好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传统文化，迎接全球化趋势影响下文化领域的挑战。

关键词：全球化;国学;小学教育

随着“地球村”的建立，全球化的潮流不光发生在政治、经济领域，也发生在教育领域。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在带给我们全新启示的同时，也带给我们一些担忧，比如西方的文化影响力是否会高于本土?它的流行是否会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从教育入手，从教育着眼，以小学教育为切入点，弘扬传统文化。“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一方面，增加文化软实力靠的是人才，而良好的国学启蒙教育对从小形成传统文化信念、培养爱国情感有帮助。另一方面，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理应随环境而变，不断修正，以达到教育目标。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多元、有竞争力同时又有传统文化功底和现代技术运用能力的人才。因此，国学启蒙教育进入小学教育意义重大。通常意义上的国学启蒙教育，是指用国学经典来启蒙孩子的教育方式。包括《论语》《大学》《诗经》《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经典书籍，影响孩子的年龄层可以从幼儿到少儿。本文研究的主要是在小学教育中的应用，举例书籍为《三字经》。

一、道德教育的启蒙角色

国学启蒙教育应用到小学教育中应该是一种德育实践，也就是一种“做人的教育”，对小学时期的孩子品德具有奠基作用。比如《三字经》中会教孩子怎么对待家人、师长、朋友、上司，比如“融四岁，能让梨，香九龄，能温席”告诉孩子们要孝敬亲人、恭敬兄长、友爱兄弟姐妹，通过讲故事、讲道理这样循循善诱的方式，规范孩子的品行，健全孩子的人格。小学时期学生的思维和心理特点是好奇心强，内心纯真，接受力和想象力特别强。比如在教学实践课给孩子们讲《三字经》时“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这一段的时候，提问孩子们“夏代为什么会灭亡呀?”会听到“因为他们朝代的君主不好，所以就下岗了”这样孩子气又成熟的答案。然后追问“那什么样的君主才算好君王呢?”有的孩子就抢答说“受人们爱戴的，德才兼备的人就是好君王。”这说明，孩子们的思想和理解潜力都超过成人想象。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国学经典读物可以引发孩子们的思考，并且是修正他们道德观的好机会。比如“首孝悌、次见闻”强调“百善也要孝为先”，“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写出了应该遵守的道德顺序，在这样的讲解中，把好的道德价值观树立起来，让孩子们在朗读和思考中潜移默化的习得，就会起非常大的作用。从上面的实践案例可以看到，开展国学启蒙教育，从近处说，可以帮助孩子们读书识字，提高记忆能力和文学接受能力;从长远看，可以协助他们培养福德，增长智慧，求取人生幸福，进而肩负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神圣使命。这种国学经典的熏陶能“养正气，养心”，启发孩子心里“真善美”的本性，使他们成为道德价值观端正、知识广博、行为优雅的人。通过几千字的精炼概述来“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

二、通识教育的传递角色

国学启蒙教育从知识的层面上看是一种通识教育。因为《三字经》写于宋代，历经了数个朝代的更替，帝王君主的治国兴衰，囊括了很多内容，人文自然都有，深入浅出的介绍了很多知识和故事;对其他学科比如历史、地理都有铺垫，同时也没有遗漏地渗透了生活常识，如五色五味五行、六谷六畜、七情……首先是典故多，比如孟母三迁的故事———“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把孟母为了教导儿子，三次搬迁，为了督促儿子学习，用剪刀剪断机杼上的织布的例子，用十二个字概括，简洁明了，好理解，也让孩子们能够意识到母亲劝学的用心良苦，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武王伐纣的故事“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刻苦学习的囊萤读书，程门立雪的典故———“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诸多典故的作用，一是传递知识，告诉孩子们历史上出现过的经典人物;二是说理授课，让孩子们了解历史故事背后的道理。上到为人处事“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下到朝代更迭，“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从天地到人到四时到万物，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都是怎么发展变化的。其次是地理知识的讲述。比如“曰春夏，曰秋冬”，让孩子们知道四季是什么，“此四时，运无穷”进一步说了，四季是循环往复的，“曰南北，曰西东”展示了地理方位。

三、语言能力的培养角色

语言功底是进行所有学习的基石，包括积累和表达两个部分。根据科学实验，孩子的语言能力养成，14岁前是关键时期，也就是小学毕业之前的时期。那么这个阶段培养语感就显得非常重要。《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这样的国学经典启蒙读物大多是三五成组，易诵读易记忆，朗朗上口。经常听到和朗读“融四岁，能让梨”的孩子自然能够潜移默化地形成谦让的意识，而语言词汇和故事积累的丰富，也会使孩子在向他人讲述时能够“引经据典”，博学多识。

四、思维能力的训练角色

通过诵读传统文化典籍，不光是可以亲近我们的祖先，了解他们的故事，同时也是锻炼思考能力的一种途径。比如夏是怎么由“禅让制”变成“世袭制”的?商纣王为什么成了亡国君?他的贡献又是什么?周武王是怎么维护八百载的统治的?被任用的贤才譬如姜尚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倡“从做中学”，结合到思维领域就是从思考中成长。通常思维的理解习惯是按顺序，按逻辑，由少到多，由浅入深，层层递进。从《三字经》这样朗朗上口的浅近教材入手，感受语言的优美，了解生活习俗、传统礼仪、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进而理解作品大意，体会其意境情感，思考事情发展的线索和变迁规律，对小学阶段的学生思维建构，确是一种有效的锻炼。以上几种角色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学启蒙教育在小学教育中的应用。过去就有的、好的德育启蒙功能和通识教育传递功能应该保留，新的多媒体形式也可以适当采用，诸如听书、PPT文档展示、电子书等形式……也就是说，传统国学的内容+现代科技的手段。当然我们也要辩证的考虑问题，比如不能过度扩大化国学启蒙教育的德育功能，不能忽视先进设备把有温度的文化变得冰冷，失去它原本的韵味……

参考文献：

[1]王应麟.三字经[M].气象出版社，2005.

[2]张雪琳,施肩吾撰，李竦编.西山群仙会真记[M].

[3]龚伟.义务教育阶段(7～9年级)科学学科能力测评框架构建及应用研究[J].学科教育,2014(3).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了30余年的历史，但启蒙在中国仍然是个热点话题。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紧迫，启蒙也成为一个既敏感又必须面对的问题。从历史视角认识启蒙从历史上看，中国遭遇“启蒙”问题，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民族自觉的标志。一般来说，发端于《新青年》创刊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鲜明地举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鼓吹个人自由，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主张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而且，从实践上来看，新文化运动也确实在沉闷、黑暗的中国掀起了一阵旋风，起到了启蒙的效果。在新文化运动中，代表封建专制势力的孔子及其学说受到了严峻的批判，民主与自由也成为中国发展的潮流，个体的权利意识有了很大的增长，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白话文也替代了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启蒙和西方的启蒙是完全一样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启蒙为什么会转向？换言之，西方的启蒙之路是不是中国的必经之途？这个问题的核心实质是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问题。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指出“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一度成为对这一问题的经典回答。很明显，这一回答是以启蒙和救亡的区别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一回答承认启蒙有着独立的、外在于救亡的价值和意义。按照这一逻辑推论，在“救亡”不再成为问题之后，中国理应再来一次启蒙运动进行“补课”。自新中国以来，民族危亡不再，“救亡”也随之成为一个历史问题。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相当成的一段时间里，不用说全民式的运动，单就一种学界的思潮而言，“补课”式的启蒙也没有成就什么气候。或许尚有待于将来？其实，在此不妨从历史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来释疑。纵观中国近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中华民族救亡历程中“自然”的产物。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揭示的是中华儿女探索救国救民的心路历程，其主题始终是“救亡”。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中有启蒙的元素，那也只能是“副产品”。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对民族振兴的憧憬，是大多新文化运动领袖拥有的共同情感。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到处洋溢着“救亡”的气息，正所谓“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青年”正是为了“新社会”；而孤独苦闷彷徨的鲁迅“不得不”在黑暗中大声呐喊，与其早年“弃医从文”理想一脉相承，最终也是为了刷新民族与社会；胡适以鼓吹“全盘西化”而闻名，但其初衷何尝不是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改造国人？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启蒙始终是为救亡服务的，也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当启蒙不能解决救亡问题时，或者是人们发现了解决救亡问题的捷径时，启蒙只能被“压倒”，被抛弃。中国由“启蒙”转入“救亡”，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严复、孙中山等人已经对西方的社会问题有了轮廓性的认知，早已在思想上破除了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西方文化危机的总爆发，即便说这种“爆发”还只是处于调整和过程中，处于完成中，但是西方文化内在的缺陷已经昭然若揭。因此，当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长期受实用思维影响的中国人很快就转移了视线。罩着“救亡”的“启蒙”外衣被毫不留情地扒掉了，“德先生”也只好沦为一种历史资源以备来日发掘和使用。在中国文化的大视野中审视启蒙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启蒙精神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石。但这种精神在遭遇中华文化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在“救亡”的主题下，很多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涉及中西文化关系及取舍的问题。中国文化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前者寄予了中国人的集体和族群情结，后者则意味着中国人对个体价值的体认。这也构成了处理个人和集体矛盾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文化。据此视角来看，西方式的启蒙在中国难免不发生变形、变种，倒是附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得以迅速传播并发展。因此，启蒙在中国总是摆脱不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启蒙总是与民族的救亡联系在一起，启蒙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和个体觉醒从根本上也摆脱不了“天下情怀”的束缚。正如前文提到的鲁迅，被誉为反传统的斗士，然而其最终却又淹没于传统中。那种直面现实、勇往直前的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正是蕴藏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底层的东西，而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其他很多致力于启蒙救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启蒙的实践就要处理一个核心问题：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传统文化中，个体价值必须通过集体才能体现出来，而没有独立的、自在的意义。然而，启蒙的本意却是彰显个体独立的价值和主张个体自在的权利。这种矛盾既是中西文化交锋的一种缩影，也是中国在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之于中国文化的特性和近代中国的实际，对该问题的解决又必将直接诉诸于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中。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的实现都有赖于政治这一平台。在传统社会政治几乎是唯一的平台。而说到政治，启蒙的最高理想就是实施宪政。孙中山不仅对西方社会有着直切的了解，对中国社会也有着深刻的观察，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五权宪法”就不乏中西合璧的设想，而后来提出的“知难行易”学说更是基于中国国情的考量。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设计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路线图。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的《中国革命史》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简言之，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在“救亡”大背景下，这种设计尽管难免带有一些功利色彩，甚至由此而出现一些急功近利、无视客观实际的人为因素，但其基本路径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长期受“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文化滋润的中国人需要被训练成“个体的理性人”；而要实现启蒙救国（强国），实现宪政，就必须解决“知难”的问题。当民众对“启蒙”达到彻底地“知”时，“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同样，带着“救亡”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后才能爆发出理论的伟力。从对人民力量的肯定，对群众智慧的尊重，到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就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相融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封建积弊和西方现代文明缺陷“双重超越”的尝试。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实现强国梦，宪政一直是先进的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上，朝向这一目标的路径却反复曲折，从君主专制到一党专政，最后以“一党执政和多党参政”的模式相对稳定下来。中国启蒙的现实选择中国需要启蒙，因为中国需要自由和民主，中国离宪政目标还有距离。那么，中国的启蒙之路在哪里？首先，启蒙离不开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即便以西方文化为参考系，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也绝不是启蒙的对立面。特别是担当意识，作为个体价值的一种判断标准，更与启蒙精神鼓励个性和个人价值的一面相通。不可否认，启蒙还有重视个体自由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中比较缺少的。但过度重视个人自由，特别在当前这样一个没有充分受到启蒙“训练”的中国，其隐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理念迅速风靡全国，并为全社会所认可，就是中国式启蒙的一种表现。可以说，如何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构建合适的张力，既保证充分的个人空间以鼓励个人创造力和积极性，又照顾到集体的关切以实现大众的公平，仍将是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其次，启蒙不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启蒙虽然鼓吹自由平等，但也同样需要领袖和鼓手。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洛克、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些精神领袖的鼓与呼，启蒙能发展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运动？而在中国，这一责任由谁担当？非知识分子莫属。一方面，相对于大众而言知识分子更容易承继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更容易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和营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往往视野开阔，总是处于时代的前沿，容易接触新事物。就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和对接而言，知识分子最有发言权，也最有资格。在启蒙的路上，这些知识分子就和西方启蒙运动中的精神导师一样，担负着传承文明、启迪大众的使命。当然，当下“救亡”问题已经远去，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启蒙运动完全可以从容一些、淡定一些。因此，当下的启蒙重点在于“知难”而不是“行易”，其目的不是为了“救亡”（也就不存在孙中山由“知难行易”学说中推出的把先知先觉者之知强加于普罗大众的必要），而是从根本上解决“知难”的问题，以使普罗大众明白“个人”之意义与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改造社会，刷新民族。从文化建设到政治实践。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高，其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无论是执政者，还是部分社会大众，对政治体制改革诱发社会不稳定的疑虑尚存，改革共识难以凝聚。如何处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不妨从普及启蒙理念开始，首先在思想领域放开搞活，在思想层面“模拟”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应该把当前的启蒙纳入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在营建宽容、理性的文化氛围，促进公民文明文化素质提升方面下功夫。也就是说，我们要优先在观念上为启蒙扫除障碍，理顺社会和大众的观念。当然这个观念是知识分子们“深思熟虑”的产物，这一“深思熟虑”应当得益于开放的舆论，得益于不同观点的交锋，得益于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普罗大众的打成一片。在未来，文化建设必须替代经济建设在推动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从而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