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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了30余年的历史，但启蒙在中国仍然是个热点话题。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紧迫，启蒙也成为一个既敏感又必须面对的问题。从历史视角认识启蒙从历史上看，中国遭遇“启蒙”问题，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民族自觉的标志。一般来说，发端于《新青年》创刊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鲜明地举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鼓吹个人自由，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主张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而且，从实践上来看，新文化运动也确实在沉闷、黑暗的中国掀起了一阵旋风，起到了启蒙的效果。在新文化运动中，代表封建专制势力的孔子及其学说受到了严峻的批判，民主与自由也成为中国发展的潮流，个体的权利意识有了很大的增长，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白话文也替代了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启蒙和西方的启蒙是完全一样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启蒙为什么会转向？换言之，西方的启蒙之路是不是中国的必经之途？这个问题的核心实质是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问题。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指出“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一度成为对这一问题的经典回答。很明显，这一回答是以启蒙和救亡的区别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一回答承认启蒙有着独立的、外在于救亡的价值和意义。按照这一逻辑推论，在“救亡”不再成为问题之后，中国理应再来一次启蒙运动进行“补课”。自新中国以来，民族危亡不再，“救亡”也随之成为一个历史问题。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相当成的一段时间里，不用说全民式的运动，单就一种学界的思潮而言，“补课”式的启蒙也没有成就什么气候。或许尚有待于将来？其实，在此不妨从历史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来释疑。纵观中国近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中华民族救亡历程中“自然”的产物。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揭示的是中华儿女探索救国救民的心路历程，其主题始终是“救亡”。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中有启蒙的元素，那也只能是“副产品”。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对民族振兴的憧憬，是大多新文化运动领袖拥有的共同情感。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到处洋溢着“救亡”的气息，正所谓“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青年”正是为了“新社会”；而孤独苦闷彷徨的鲁迅“不得不”在黑暗中大声呐喊，与其早年“弃医从文”理想一脉相承，最终也是为了刷新民族与社会；胡适以鼓吹“全盘西化”而闻名，但其初衷何尝不是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改造国人？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启蒙始终是为救亡服务的，也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当启蒙不能解决救亡问题时，或者是人们发现了解决救亡问题的捷径时，启蒙只能被“压倒”，被抛弃。中国由“启蒙”转入“救亡”，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严复、孙中山等人已经对西方的社会问题有了轮廓性的认知，早已在思想上破除了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西方文化危机的总爆发，即便说这种“爆发”还只是处于调整和过程中，处于完成中，但是西方文化内在的缺陷已经昭然若揭。因此，当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长期受实用思维影响的中国人很快就转移了视线。罩着“救亡”的“启蒙”外衣被毫不留情地扒掉了，“德先生”也只好沦为一种历史资源以备来日发掘和使用。在中国文化的大视野中审视启蒙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启蒙精神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石。但这种精神在遭遇中华文化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在“救亡”的主题下，很多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涉及中西文化关系及取舍的问题。中国文化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前者寄予了中国人的集体和族群情结，后者则意味着中国人对个体价值的体认。这也构成了处理个人和集体矛盾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文化。据此视角来看，西方式的启蒙在中国难免不发生变形、变种，倒是附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得以迅速传播并发展。因此，启蒙在中国总是摆脱不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启蒙总是与民族的救亡联系在一起，启蒙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和个体觉醒从根本上也摆脱不了“天下情怀”的束缚。正如前文提到的鲁迅，被誉为反传统的斗士，然而其最终却又淹没于传统中。那种直面现实、勇往直前的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正是蕴藏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底层的东西，而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其他很多致力于启蒙救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启蒙的实践就要处理一个核心问题：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传统文化中，个体价值必须通过集体才能体现出来，而没有独立的、自在的意义。然而，启蒙的本意却是彰显个体独立的价值和主张个体自在的权利。这种矛盾既是中西文化交锋的一种缩影，也是中国在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之于中国文化的特性和近代中国的实际，对该问题的解决又必将直接诉诸于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中。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的实现都有赖于政治这一平台。在传统社会政治几乎是唯一的平台。而说到政治，启蒙的最高理想就是实施宪政。孙中山不仅对西方社会有着直切的了解，对中国社会也有着深刻的观察，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五权宪法”就不乏中西合璧的设想，而后来提出的“知难行易”学说更是基于中国国情的考量。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设计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路线图。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的《中国革命史》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简言之，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在“救亡”大背景下，这种设计尽管难免带有一些功利色彩，甚至由此而出现一些急功近利、无视客观实际的人为因素，但其基本路径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长期受“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文化滋润的中国人需要被训练成“个体的理性人”；而要实现启蒙救国（强国），实现宪政，就必须解决“知难”的问题。当民众对“启蒙”达到彻底地“知”时，“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同样，带着“救亡”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后才能爆发出理论的伟力。从对人民力量的肯定，对群众智慧的尊重，到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就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相融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封建积弊和西方现代文明缺陷“双重超越”的尝试。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实现强国梦，宪政一直是先进的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上，朝向这一目标的路径却反复曲折，从君主专制到一党专政，最后以“一党执政和多党参政”的模式相对稳定下来。中国启蒙的现实选择中国需要启蒙，因为中国需要自由和民主，中国离宪政目标还有距离。那么，中国的启蒙之路在哪里？首先，启蒙离不开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即便以西方文化为参考系，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也绝不是启蒙的对立面。特别是担当意识，作为个体价值的一种判断标准，更与启蒙精神鼓励个性和个人价值的一面相通。不可否认，启蒙还有重视个体自由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中比较缺少的。但过度重视个人自由，特别在当前这样一个没有充分受到启蒙“训练”的中国，其隐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理念迅速风靡全国，并为全社会所认可，就是中国式启蒙的一种表现。可以说，如何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构建合适的张力，既保证充分的个人空间以鼓励个人创造力和积极性，又照顾到集体的关切以实现大众的公平，仍将是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其次，启蒙不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启蒙虽然鼓吹自由平等，但也同样需要领袖和鼓手。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洛克、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些精神领袖的鼓与呼，启蒙能发展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运动？而在中国，这一责任由谁担当？非知识分子莫属。一方面，相对于大众而言知识分子更容易承继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更容易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和营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往往视野开阔，总是处于时代的前沿，容易接触新事物。就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和对接而言，知识分子最有发言权，也最有资格。在启蒙的路上，这些知识分子就和西方启蒙运动中的精神导师一样，担负着传承文明、启迪大众的使命。当然，当下“救亡”问题已经远去，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启蒙运动完全可以从容一些、淡定一些。因此，当下的启蒙重点在于“知难”而不是“行易”，其目的不是为了“救亡”（也就不存在孙中山由“知难行易”学说中推出的把先知先觉者之知强加于普罗大众的必要），而是从根本上解决“知难”的问题，以使普罗大众明白“个人”之意义与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改造社会，刷新民族。从文化建设到政治实践。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高，其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无论是执政者，还是部分社会大众，对政治体制改革诱发社会不稳定的疑虑尚存，改革共识难以凝聚。如何处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不妨从普及启蒙理念开始，首先在思想领域放开搞活，在思想层面“模拟”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应该把当前的启蒙纳入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在营建宽容、理性的文化氛围，促进公民文明文化素质提升方面下功夫。也就是说，我们要优先在观念上为启蒙扫除障碍，理顺社会和大众的观念。当然这个观念是知识分子们“深思熟虑”的产物，这一“深思熟虑”应当得益于开放的舆论，得益于不同观点的交锋，得益于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普罗大众的打成一片。在未来，文化建设必须替代经济建设在推动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从而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力。
立论是对一定的事件或问题从正面阐述作者的见解和主张的论证方法。写立论性的文章，必须做到：①论点要正确、鲜明。正确就是论点本身要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符合客观实际，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鲜明就是说作者必须旗帜鲜明地表示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决不可含含糊糊，模棱两可。②论据要真实、充分。就是说，必须举出足够的事实或公认正确的道理，证明论点的正确性。作为论据的事实，包括有代表性的确凿的事例或史实，以及统计数字等。用事实作论据，有很强的说服力。用科学道理作为论据，也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如用自然科学的原理、定律和公式等作为论据，也能有力的起到证明论点的作用。③论证必须符合正确的推理形式。写立论性的文章，要言之成理，合乎逻辑。论点统帅论据，论据证明论点。论据必须足以证明论点，论点必须是从论据中推断出来的必然结论。（2）驳论驳论是就一定的事件和问题发表议论，揭露和驳斥错误的、反动的见解或主张。驳斥错误的、反动的论点有三种形式：①直接驳斥对方的论点。先举出对方的荒谬论点，然后用正确的道理和确凿的事实直接加以驳斥，揭示出谎言同事实、谬论与真理之间的矛盾。有的文章，首先证明与论敌的论点相对立的论点是正确的，以此来证明论敌的论点是错误的。②通过批驳对方的论据来驳倒对方的论点。论据是论点的根据，是证明论点的。错误和反动的论点，往往是建立在虚假的论据之上的，论据驳倒了，论点也就站不住脚了。③通过批驳对方的论证过程的谬误（驳其论证）来驳倒对方的论点。驳倒了它的论证中关键问题，也就把谬论驳倒了。驳论文的驳法有三种：反驳论点、反驳论据、反驳论证。反驳论证相对于前两者更高了一个层次。议论虽有立论、驳论两种方式，但两者不是完全分开的。驳和立是辨证的统一。在立论性的文章中，有时也要批驳错误论点；在驳论性的文章中，一般也要在批驳错误论点的同时，阐明正确的观点。因此，立论和驳论在议论文中常常是结合起来使用的。直接驳和间接驳的差别①如果直接以论点出发，那就算是直接驳论②如果通过各种论据来反驳论点的算间接驳论③如果从始至终都通过论点论据来论证中心的，就是典型的驳论文，如鲁迅先生的《友邦惊诧论》就是典型的驳论文章。
小学教育处于国民教育的基础地位。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小学教育本科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自新课改之后，为适应基础教育阶段对小学英语教师的新要求，作为培养未来小学英语教师的地方本科院校，其小学教育专业英语口语课程必须进行改革。本文以地方本科院校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英语口语课程为研究对象，找出影响学生英语口语提高的因素，提出相应的策略，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提高师范生的英语口语水平，以满足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的需求，适应基础教育教学的改革。
关键词：新课改;小学教育专业;英语口语;课程改革
2004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师范院校和教师培训机构要进一步树立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指导思想，……根据新课程改革对师资的要求，改革教师教育培养模式，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高办学质量。要注重加强综合课程师资的培养，努力为中小学输送适应新课程要求的新型师资。”[1]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小学英语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承担小学英语课程的小学英语教师的要求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由于种种现实因素，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小学英语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令人担忧。在小学英语课堂中，英语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对课堂教学效果影响深远，为了满足师范教育的需求，现行的小学教育专业英语口语课程的教学内容必须进行改革，因此，探讨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英语口语课程改革对提高未来小学英语教师英语口语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如何适应基础教育阶段对小学英语教师的新要求，找出符合目前英语口语课堂教学实际情况并且具有鲜明特色的英语口语课堂的教学方法与策略，提高小学英语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已成为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一、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英语口语课程的现状
从2001年到目前为止，我国小学已经开设英语课程长达十四年。然而，各地区小学英语教学还处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小学英语教学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教师紧缺，二是师资英语水平低，特别是英语口语较差，三是师资配备结构不合理，这些都是小学英语教育中无法避免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提高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师范生们的英语口语便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目前高校中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只能通过公共必修课程《大学英语》的学习才能接触到英语知识，虽然《大学英语》课程里设置了对学生英语听说读写方面要求的标准，但是在不少高校中，大学英语基础课程分为精读(或读写译)和听力(或听说)两大类。精读课占课程总学时的3/4，而所谓的听力课由于受师资、班级规模等制约，大都只是进行集中听力训练。此外，大学英语课程考试中普遍没有口语测试，这也使习惯于应试教育的学生忽略口语学习。[2]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是培养具备小学教育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一定的教育研究能力，能够胜任并创造性从事小学教育教学工作的小学英语教师。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的学生属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因此该专业的学生想要单纯通过《大学英语》课程的学习来提高自己的英语口语水平是比较难的。而英语口语的掌握和运用是学生们成为未来合格小学英语教师所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因此，《英语口语》课程对该专业师范生们来说非常重要。英语口语是一门口头表达型课程，是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学生主要的专业基础课，也是专业方向必修课，旨在通过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英语口语训练，使学生具有较流利正确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养成良好的语言运用习惯，保证他们使用英语语言时的正确性和准确性。笔者所在二级学院的小学教育专业开设的《英语口语》课程有6个学分，共96学时，分3个学期授课，每个学期32课时，每周2个课时(一学期按16周授课)。选用的教材是《英语口语教程》(1、2册)，由姚保慧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授课使用的教室是配备多媒体设备和蓝鸽教学系统的教师语言实训室。
二、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英语口语课程存在的问题
虽然上了三个学期《英语口语》课程，通过一系列口语技能训练，师范们的英语口语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基本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但是笔者在不间断地授课之中还发现当前英语口语课程存在着一些不足。
1.课程中三维目标落实不够到位。新课程目标的三个维度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要求学生在过程中掌握方法，获取知识，形成能力，培养情感态度。但是在《英语口语》课程的课程目标中，三维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不够到位，主要表现在：过于注重学生对学科知识的掌握，对学生能力的要求、学生学习过程与采用的学习方法、学生学习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形成的关注度不够;较为偏重学生英语口语技能的培养和训练，而学生使用英语进行教学方面的培养和训练则相对薄弱。比如学生英语语感好，发音正确，会话流利，能针对某一主题侃侃而谈，却不一定能发挥好自己的口语优势去上好一堂优质英语课。
2.缺乏语言交际环境。克拉申在输入假设中提出英语口语的流利程度是随时间的累积自然而然地达到的，不能直接通过教学就学会。[3]而英语口语能力的提高则依赖于在一个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学习者通过接收大量的语言输入后转化为语言输出来实现。事实上，学生每周只有2个课时固定的英语口语学习时间，课堂成为他们学习和训练口语的主要阵地，很难实现大量英语语言输入和输出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课堂的学习中，很多时候是按照各样的专题活动来模拟真实的语言场景，学生想要获得身临其境感觉比较困难，加上掌握的语言知识没有得到经常性的使用，学生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甚至会出现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用英语交流的情况。
3.课堂中学生主体地位意识不足。新课改之后，各个学科的教学都强调要改变以往教师一言堂的授课模式，采用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的教学模式，但是在英语口语的课堂教学之中，教师的讲授式教学仍旧成为主导模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学生的主体地位意识不足。由于英语基础知识不够扎实，语音语调不够标准，许多学生对自己的英语口语没有自信，害怕出错，羞于在课堂之中开口练习，处于一种学习上的被动态，没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发挥自己在学习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课程评价方式过于简单。当前英语口语课程的评价方式还是过于单一。考核采用期末口试的方式，选用教师语言实训室的录音设备进行录音，成绩评定由期末口试成绩和平时课堂表现成绩相结合决定，其中期末口试成绩占总分的70%，平时成绩占总分的30%，以百分制计算。评价的内容、方法、主体等还是有些单一，还不能做到真正全面地评价学生。[4]终结性评价在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总体评价中占据主要地位，形成性评价未能体现出其特点和优势，不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进步和收获，反而考试过程中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了学生考试成绩，进而干扰到对学生最终学习效果的评价，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小学教育专业(英语方向)英语口语课程改革的对策
1.建构和落实三维目标。新课改提出的“三维”课程目标，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了全人发展的新时代要求。[5]在英语口语课程中，首先应该提出对专业知识和能力要求更明确更详细的要求，把小学教育专业中师范性的特点融入到学科知识教学之中，如把小学英语课堂中教师正确课堂用语、与学生交流用语等教学技能训练加入到课程内容学习里。让学生增强自身英语口语水平的同时锻炼自己作为师范生教书育人的能力。再次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变被动态为主动态，创新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古语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英语口语的学习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过程，因此英语口语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每个学生英语基础不同，掌握知识能力有高低，但是不同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采用不一样的学习方法，经过自己的努力之后可以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最后在课程的学习中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帮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习俗和礼仪，同时也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能让学生受到西方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
2.创设语言交际环境。一个好的语言环境对学习语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课堂是师范生们接触英语最密集的场所，教师要牢牢抓住这一重要场所。通过语音视频的播放，帮助他们纠正发音和语调;学习英语歌曲和绕口令可以帮助他们消除内心学习外语的紧张感，培养出英语语感;英语电台和新闻可以帮助他们“磨耳朵”———掌握英语发音节奏和语速;而英文原版电视剧和电影则可以让他们模仿英语国家人士地道的说话方式，进一步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单纯地依靠课堂的时间创设语言交际环境是不够的，教师还要利用课外的时间开设英语角、英语演讲比赛和各项英语专题活动等各种方式来拓宽学生练习英语口语的渠道。还可以邀请外教和外国留学生参与到上述活动之中，让学生有机会真正使用到英语，在真实的交际活动中锻炼自己的口语交际能力。
3.创新英语口语教学方式。高校自扩招以来，学生人数不断地增多，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人数也日趋增多，每个班级的人数都在40人左右。对于英语口语课程而言，大班化的教学非常不利于学生英语口语的学习。因为课堂时间有限，教师没有办法兼顾到众多的学生，每个学生得到课堂练习口语的机会就更少了，极易出现教师由课堂中的引导者变主导者，学生由主动学习者变被动学习者的情况。教师容易顾此失彼，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被挫伤，因此口语教学必须创新教学方式，符合高校教学的特点。因为高校教学的主要特点应该是：由教师直接控制转变为师生共同控制信息的传递;教师教的成分逐渐减少，学生自学的成分逐渐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递增;教学方法与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和结合。[6]针对班级人数众多，而口语教学又需要小班化教学才能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这一实际情况，教师应该采用分任务式的小组化教学。口语学习中最需要伙伴合作，因此学生可以先自由找到一位练习的伙伴，再跟另一组同学组成4人小组，教师给每组布置具体的学习任务(分为基础任务和提高任务)，由组长负责监督组内基本任务完成情况，提高任务可以由组员在完成基础任务之后根据自身学习情况选择是否完成，最后教师对每组的学习成果做点评。教师还要鼓励学生大胆开口练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在课堂中适当的“留白”———留出学生自我学习的机会。
4.建构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当前英语口语课程考核评价体系不够健全，对学生学习效果评价太过单一，往往侧重于把他们平时课堂上的表现和期末时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的依据。然而英语口语课堂教学的学应着眼于促进学生发展，侧重于观察和衡量学生的表现;着眼于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激励教师转变观念，进行课堂教学的改革。[7]因此要建构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采用多元化、过程性的评价方式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首先要确定出评价的标准，由检验学生真实学习成果的具体量化指标组成。学生可以对照标准先做自我评价，然后学习小组成员之间开展互相评价，最后教师也给出相应的评价。最终的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本人，让其充分了解到这一阶段自己的口语水平，发扬学习中的闪光点，弥补不足之处。这样既让学生了解到自己的学习成果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又能让他们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为今后的学习找出努力的方向和树立清晰的学习目标。提高小学英语教师的英语口语水平已成为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迫切的需要，而小学教育专业英语口语课程改革是培养服务地方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基础教育阶段的新型小学英语教师，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04，(03).
[2]林兰.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刍议[J].中国高教研究，2006，(05).
[3]冯颖妍.小学英语口语有效教学设计研究[D].广州大学，2012.
[4][5]姚锦莲.面向新课改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课程改革之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1.
[6]教育部人事司.高等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66-267.
[7]王贵彬.论英语口语课程评价系统[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9).
摘要：90年代逐渐开展起来的“国学热”遇上了21世纪的全球化背景，保存本土国学教育的内容，结合西方的思维训练和现代化学习方法，使之融入语文教学尤其是小学启蒙教育中来，才能够保护好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传统文化，迎接全球化趋势影响下文化领域的挑战。
关键词：全球化;国学;小学教育
随着“地球村”的建立，全球化的潮流不光发生在政治、经济领域，也发生在教育领域。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在带给我们全新启示的同时，也带给我们一些担忧，比如西方的文化影响力是否会高于本土?它的流行是否会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从教育入手，从教育着眼，以小学教育为切入点，弘扬传统文化。“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一方面，增加文化软实力靠的是人才，而良好的国学启蒙教育对从小形成传统文化信念、培养爱国情感有帮助。另一方面，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理应随环境而变，不断修正，以达到教育目标。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多元、有竞争力同时又有传统文化功底和现代技术运用能力的人才。因此，国学启蒙教育进入小学教育意义重大。通常意义上的国学启蒙教育，是指用国学经典来启蒙孩子的教育方式。包括《论语》《大学》《诗经》《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经典书籍，影响孩子的年龄层可以从幼儿到少儿。本文研究的主要是在小学教育中的应用，举例书籍为《三字经》。
一、道德教育的启蒙角色
国学启蒙教育应用到小学教育中应该是一种德育实践，也就是一种“做人的教育”，对小学时期的孩子品德具有奠基作用。比如《三字经》中会教孩子怎么对待家人、师长、朋友、上司，比如“融四岁，能让梨，香九龄，能温席”告诉孩子们要孝敬亲人、恭敬兄长、友爱兄弟姐妹，通过讲故事、讲道理这样循循善诱的方式，规范孩子的品行，健全孩子的人格。小学时期学生的思维和心理特点是好奇心强，内心纯真，接受力和想象力特别强。比如在教学实践课给孩子们讲《三字经》时“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这一段的时候，提问孩子们“夏代为什么会灭亡呀?”会听到“因为他们朝代的君主不好，所以就下岗了”这样孩子气又成熟的答案。然后追问“那什么样的君主才算好君王呢?”有的孩子就抢答说“受人们爱戴的，德才兼备的人就是好君王。”这说明，孩子们的思想和理解潜力都超过成人想象。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国学经典读物可以引发孩子们的思考，并且是修正他们道德观的好机会。比如“首孝悌、次见闻”强调“百善也要孝为先”，“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写出了应该遵守的道德顺序，在这样的讲解中，把好的道德价值观树立起来，让孩子们在朗读和思考中潜移默化的习得，就会起非常大的作用。从上面的实践案例可以看到，开展国学启蒙教育，从近处说，可以帮助孩子们读书识字，提高记忆能力和文学接受能力;从长远看，可以协助他们培养福德，增长智慧，求取人生幸福，进而肩负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神圣使命。这种国学经典的熏陶能“养正气，养心”，启发孩子心里“真善美”的本性，使他们成为道德价值观端正、知识广博、行为优雅的人。通过几千字的精炼概述来“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
二、通识教育的传递角色
国学启蒙教育从知识的层面上看是一种通识教育。因为《三字经》写于宋代，历经了数个朝代的更替，帝王君主的治国兴衰，囊括了很多内容，人文自然都有，深入浅出的介绍了很多知识和故事;对其他学科比如历史、地理都有铺垫，同时也没有遗漏地渗透了生活常识，如五色五味五行、六谷六畜、七情……首先是典故多，比如孟母三迁的故事———“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把孟母为了教导儿子，三次搬迁，为了督促儿子学习，用剪刀剪断机杼上的织布的例子，用十二个字概括，简洁明了，好理解，也让孩子们能够意识到母亲劝学的用心良苦，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武王伐纣的故事“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刻苦学习的囊萤读书，程门立雪的典故———“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诸多典故的作用，一是传递知识，告诉孩子们历史上出现过的经典人物;二是说理授课，让孩子们了解历史故事背后的道理。上到为人处事“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下到朝代更迭，“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从天地到人到四时到万物，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都是怎么发展变化的。其次是地理知识的讲述。比如“曰春夏，曰秋冬”，让孩子们知道四季是什么，“此四时，运无穷”进一步说了，四季是循环往复的，“曰南北，曰西东”展示了地理方位。
三、语言能力的培养角色
语言功底是进行所有学习的基石，包括积累和表达两个部分。根据科学实验，孩子的语言能力养成，14岁前是关键时期，也就是小学毕业之前的时期。那么这个阶段培养语感就显得非常重要。《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这样的国学经典启蒙读物大多是三五成组，易诵读易记忆，朗朗上口。经常听到和朗读“融四岁，能让梨”的孩子自然能够潜移默化地形成谦让的意识，而语言词汇和故事积累的丰富，也会使孩子在向他人讲述时能够“引经据典”，博学多识。
四、思维能力的训练角色
通过诵读传统文化典籍，不光是可以亲近我们的祖先，了解他们的故事，同时也是锻炼思考能力的一种途径。比如夏是怎么由“禅让制”变成“世袭制”的?商纣王为什么成了亡国君?他的贡献又是什么?周武王是怎么维护八百载的统治的?被任用的贤才譬如姜尚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倡“从做中学”，结合到思维领域就是从思考中成长。通常思维的理解习惯是按顺序，按逻辑，由少到多，由浅入深，层层递进。从《三字经》这样朗朗上口的浅近教材入手，感受语言的优美，了解生活习俗、传统礼仪、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进而理解作品大意，体会其意境情感，思考事情发展的线索和变迁规律，对小学阶段的学生思维建构，确是一种有效的锻炼。以上几种角色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学启蒙教育在小学教育中的应用。过去就有的、好的德育启蒙功能和通识教育传递功能应该保留，新的多媒体形式也可以适当采用，诸如听书、PPT文档展示、电子书等形式……也就是说，传统国学的内容+现代科技的手段。当然我们也要辩证的考虑问题，比如不能过度扩大化国学启蒙教育的德育功能，不能忽视先进设备把有温度的文化变得冰冷，失去它原本的韵味……
参考文献：
[1]王应麟.三字经[M].气象出版社，2005.
[2]张雪琳,施肩吾撰，李竦编.西山群仙会真记[M].
[3]龚伟.义务教育阶段(7～9年级)科学学科能力测评框架构建及应用研究[J].学科教育,2014(3).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了30余年的历史，但启蒙在中国仍然是个热点话题。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紧迫，启蒙也成为一个既敏感又必须面对的问题。从历史视角认识启蒙从历史上看，中国遭遇“启蒙”问题，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民族自觉的标志。一般来说，发端于《新青年》创刊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鲜明地举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鼓吹个人自由，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主张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而且，从实践上来看，新文化运动也确实在沉闷、黑暗的中国掀起了一阵旋风，起到了启蒙的效果。在新文化运动中，代表封建专制势力的孔子及其学说受到了严峻的批判，民主与自由也成为中国发展的潮流，个体的权利意识有了很大的增长，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白话文也替代了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启蒙和西方的启蒙是完全一样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启蒙为什么会转向？换言之，西方的启蒙之路是不是中国的必经之途？这个问题的核心实质是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问题。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指出“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一度成为对这一问题的经典回答。很明显，这一回答是以启蒙和救亡的区别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一回答承认启蒙有着独立的、外在于救亡的价值和意义。按照这一逻辑推论，在“救亡”不再成为问题之后，中国理应再来一次启蒙运动进行“补课”。自新中国以来，民族危亡不再，“救亡”也随之成为一个历史问题。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相当成的一段时间里，不用说全民式的运动，单就一种学界的思潮而言，“补课”式的启蒙也没有成就什么气候。或许尚有待于将来？其实，在此不妨从历史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来释疑。纵观中国近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中华民族救亡历程中“自然”的产物。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揭示的是中华儿女探索救国救民的心路历程，其主题始终是“救亡”。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中有启蒙的元素，那也只能是“副产品”。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对民族振兴的憧憬，是大多新文化运动领袖拥有的共同情感。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到处洋溢着“救亡”的气息，正所谓“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青年”正是为了“新社会”；而孤独苦闷彷徨的鲁迅“不得不”在黑暗中大声呐喊，与其早年“弃医从文”理想一脉相承，最终也是为了刷新民族与社会；胡适以鼓吹“全盘西化”而闻名，但其初衷何尝不是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改造国人？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启蒙始终是为救亡服务的，也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当启蒙不能解决救亡问题时，或者是人们发现了解决救亡问题的捷径时，启蒙只能被“压倒”，被抛弃。中国由“启蒙”转入“救亡”，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严复、孙中山等人已经对西方的社会问题有了轮廓性的认知，早已在思想上破除了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西方文化危机的总爆发，即便说这种“爆发”还只是处于调整和过程中，处于完成中，但是西方文化内在的缺陷已经昭然若揭。因此，当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长期受实用思维影响的中国人很快就转移了视线。罩着“救亡”的“启蒙”外衣被毫不留情地扒掉了，“德先生”也只好沦为一种历史资源以备来日发掘和使用。在中国文化的大视野中审视启蒙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启蒙精神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石。但这种精神在遭遇中华文化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在“救亡”的主题下，很多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涉及中西文化关系及取舍的问题。中国文化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前者寄予了中国人的集体和族群情结，后者则意味着中国人对个体价值的体认。这也构成了处理个人和集体矛盾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文化。据此视角来看，西方式的启蒙在中国难免不发生变形、变种，倒是附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得以迅速传播并发展。因此，启蒙在中国总是摆脱不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启蒙总是与民族的救亡联系在一起，启蒙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和个体觉醒从根本上也摆脱不了“天下情怀”的束缚。正如前文提到的鲁迅，被誉为反传统的斗士，然而其最终却又淹没于传统中。那种直面现实、勇往直前的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正是蕴藏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底层的东西，而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其他很多致力于启蒙救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启蒙的实践就要处理一个核心问题：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传统文化中，个体价值必须通过集体才能体现出来，而没有独立的、自在的意义。然而，启蒙的本意却是彰显个体独立的价值和主张个体自在的权利。这种矛盾既是中西文化交锋的一种缩影，也是中国在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之于中国文化的特性和近代中国的实际，对该问题的解决又必将直接诉诸于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中。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的实现都有赖于政治这一平台。在传统社会政治几乎是唯一的平台。而说到政治，启蒙的最高理想就是实施宪政。孙中山不仅对西方社会有着直切的了解，对中国社会也有着深刻的观察，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五权宪法”就不乏中西合璧的设想，而后来提出的“知难行易”学说更是基于中国国情的考量。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设计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路线图。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的《中国革命史》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简言之，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在“救亡”大背景下，这种设计尽管难免带有一些功利色彩，甚至由此而出现一些急功近利、无视客观实际的人为因素，但其基本路径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长期受“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文化滋润的中国人需要被训练成“个体的理性人”；而要实现启蒙救国（强国），实现宪政，就必须解决“知难”的问题。当民众对“启蒙”达到彻底地“知”时，“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同样，带着“救亡”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后才能爆发出理论的伟力。从对人民力量的肯定，对群众智慧的尊重，到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就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相融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封建积弊和西方现代文明缺陷“双重超越”的尝试。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实现强国梦，宪政一直是先进的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上，朝向这一目标的路径却反复曲折，从君主专制到一党专政，最后以“一党执政和多党参政”的模式相对稳定下来。中国启蒙的现实选择中国需要启蒙，因为中国需要自由和民主，中国离宪政目标还有距离。那么，中国的启蒙之路在哪里？首先，启蒙离不开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即便以西方文化为参考系，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也绝不是启蒙的对立面。特别是担当意识，作为个体价值的一种判断标准，更与启蒙精神鼓励个性和个人价值的一面相通。不可否认，启蒙还有重视个体自由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中比较缺少的。但过度重视个人自由，特别在当前这样一个没有充分受到启蒙“训练”的中国，其隐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理念迅速风靡全国，并为全社会所认可，就是中国式启蒙的一种表现。可以说，如何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构建合适的张力，既保证充分的个人空间以鼓励个人创造力和积极性，又照顾到集体的关切以实现大众的公平，仍将是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其次，启蒙不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启蒙虽然鼓吹自由平等，但也同样需要领袖和鼓手。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洛克、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些精神领袖的鼓与呼，启蒙能发展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运动？而在中国，这一责任由谁担当？非知识分子莫属。一方面，相对于大众而言知识分子更容易承继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更容易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和营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往往视野开阔，总是处于时代的前沿，容易接触新事物。就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和对接而言，知识分子最有发言权，也最有资格。在启蒙的路上，这些知识分子就和西方启蒙运动中的精神导师一样，担负着传承文明、启迪大众的使命。当然，当下“救亡”问题已经远去，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启蒙运动完全可以从容一些、淡定一些。因此，当下的启蒙重点在于“知难”而不是“行易”，其目的不是为了“救亡”（也就不存在孙中山由“知难行易”学说中推出的把先知先觉者之知强加于普罗大众的必要），而是从根本上解决“知难”的问题，以使普罗大众明白“个人”之意义与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改造社会，刷新民族。从文化建设到政治实践。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高，其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无论是执政者，还是部分社会大众，对政治体制改革诱发社会不稳定的疑虑尚存，改革共识难以凝聚。如何处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不妨从普及启蒙理念开始，首先在思想领域放开搞活，在思想层面“模拟”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应该把当前的启蒙纳入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在营建宽容、理性的文化氛围，促进公民文明文化素质提升方面下功夫。也就是说，我们要优先在观念上为启蒙扫除障碍，理顺社会和大众的观念。当然这个观念是知识分子们“深思熟虑”的产物，这一“深思熟虑”应当得益于开放的舆论，得益于不同观点的交锋，得益于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普罗大众的打成一片。在未来，文化建设必须替代经济建设在推动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从而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力。
具体看你的方向而定1 、关于幼儿教师职业倦怠感的研究。 2 、关于幼儿争抢行为及其教育策略的研究。 3 、关于幼儿“告状”行为的研究及其指导策略。 4 、关于幼儿不良饮食习惯的教育研究。 5 、关于幼儿“人来疯”现象及其教育策略的研究。 6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研究。 7 、幼儿教师工作压力现状的研究。 8 、幼儿教师社会支持的现状研究。 9 、幼儿教师家庭支持的现状研究。 10 、幼儿同伴关系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 11 、幼儿园的奖惩制度与幼儿教师工作积极性的相关研究。 12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13 、关于幼儿学习兴趣的培养途径和方法的研究 14 、关于幼儿争抢玩具的现象及其教育策略的研究 15 、关于幼儿冲突行为及其干预策略的研究。 16 、关于父亲角色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的研究。 17 、关于幼儿欺负行为及其干预策略的研究。 18 、关于父母教育态度的一致性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 19 、关于幼儿园开展英语教育的可行性研究。 20 、关于某市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取向的研究。21 、关于幼儿园的社会支持现状研究。 22 、关于家长选择幼儿园时的主导因素研究。 23 、关于家长对幼儿园教育期望的现状研究。 24 、关于家长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的配合现状研究。 25 、 35 岁以下年轻父母的早教观念的现状研究。 26 、关于父亲与母亲对于幼儿发展认识上的差异研究。 27 、关于幼儿教师离岗，跳槽现状的研究。 28 、关于家长对幼儿园开展双语教育的认识研究。 29 、关于幼儿教师对幼儿园开展双语教育的认识研究。 30 、关于小班幼儿教师与大班幼儿教师的工作压力的对比研究。 31 、关于男幼儿与女幼儿在师幼互动中的差异因素研究。 32 、关于小班幼儿性别认同的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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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剖析当代世界与中国的发展态势、全面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依据。只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看问题，才能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论文开题报告基本要素
各部分撰写内容
论文标题应该简洁，且能让读者对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目了然。
摘要是对论文提纲的总结，通常不超过1或2页，摘要包含以下内容：
目录应该列出所有带有页码的标题和副标题， 副标题应缩进。
这部分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研究背景，缩小研究问题的范围，适当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不只是你已经阅读过的相关文献的总结摘要，而是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论，并能够将这些文献与你提出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部分应该告诉读者你想在研究中发现什么。在这部分明确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研究问题应该足够广泛，而次要研究问题和假设则更具体，每个问题都应该侧重于研究的某个方面。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了30余年的历史，但启蒙在中国仍然是个热点话题。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紧迫，启蒙也成为一个既敏感又必须面对的问题。从历史视角认识启蒙从历史上看，中国遭遇“启蒙”问题，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民族自觉的标志。一般来说，发端于《新青年》创刊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鲜明地举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鼓吹个人自由，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主张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而且，从实践上来看，新文化运动也确实在沉闷、黑暗的中国掀起了一阵旋风，起到了启蒙的效果。在新文化运动中，代表封建专制势力的孔子及其学说受到了严峻的批判，民主与自由也成为中国发展的潮流，个体的权利意识有了很大的增长，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白话文也替代了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启蒙和西方的启蒙是完全一样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启蒙为什么会转向？换言之，西方的启蒙之路是不是中国的必经之途？这个问题的核心实质是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问题。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指出“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一度成为对这一问题的经典回答。很明显，这一回答是以启蒙和救亡的区别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一回答承认启蒙有着独立的、外在于救亡的价值和意义。按照这一逻辑推论，在“救亡”不再成为问题之后，中国理应再来一次启蒙运动进行“补课”。自新中国以来，民族危亡不再，“救亡”也随之成为一个历史问题。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相当成的一段时间里，不用说全民式的运动，单就一种学界的思潮而言，“补课”式的启蒙也没有成就什么气候。或许尚有待于将来？其实，在此不妨从历史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来释疑。纵观中国近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中华民族救亡历程中“自然”的产物。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揭示的是中华儿女探索救国救民的心路历程，其主题始终是“救亡”。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中有启蒙的元素，那也只能是“副产品”。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对民族振兴的憧憬，是大多新文化运动领袖拥有的共同情感。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到处洋溢着“救亡”的气息，正所谓“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青年”正是为了“新社会”；而孤独苦闷彷徨的鲁迅“不得不”在黑暗中大声呐喊，与其早年“弃医从文”理想一脉相承，最终也是为了刷新民族与社会；胡适以鼓吹“全盘西化”而闻名，但其初衷何尝不是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改造国人？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启蒙始终是为救亡服务的，也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当启蒙不能解决救亡问题时，或者是人们发现了解决救亡问题的捷径时，启蒙只能被“压倒”，被抛弃。中国由“启蒙”转入“救亡”，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严复、孙中山等人已经对西方的社会问题有了轮廓性的认知，早已在思想上破除了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西方文化危机的总爆发，即便说这种“爆发”还只是处于调整和过程中，处于完成中，但是西方文化内在的缺陷已经昭然若揭。因此，当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长期受实用思维影响的中国人很快就转移了视线。罩着“救亡”的“启蒙”外衣被毫不留情地扒掉了，“德先生”也只好沦为一种历史资源以备来日发掘和使用。在中国文化的大视野中审视启蒙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启蒙精神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石。但这种精神在遭遇中华文化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在“救亡”的主题下，很多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涉及中西文化关系及取舍的问题。中国文化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前者寄予了中国人的集体和族群情结，后者则意味着中国人对个体价值的体认。这也构成了处理个人和集体矛盾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文化。据此视角来看，西方式的启蒙在中国难免不发生变形、变种，倒是附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得以迅速传播并发展。因此，启蒙在中国总是摆脱不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启蒙总是与民族的救亡联系在一起，启蒙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和个体觉醒从根本上也摆脱不了“天下情怀”的束缚。正如前文提到的鲁迅，被誉为反传统的斗士，然而其最终却又淹没于传统中。那种直面现实、勇往直前的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正是蕴藏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底层的东西，而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其他很多致力于启蒙救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启蒙的实践就要处理一个核心问题：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传统文化中，个体价值必须通过集体才能体现出来，而没有独立的、自在的意义。然而，启蒙的本意却是彰显个体独立的价值和主张个体自在的权利。这种矛盾既是中西文化交锋的一种缩影，也是中国在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之于中国文化的特性和近代中国的实际，对该问题的解决又必将直接诉诸于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中。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的实现都有赖于政治这一平台。在传统社会政治几乎是唯一的平台。而说到政治，启蒙的最高理想就是实施宪政。孙中山不仅对西方社会有着直切的了解，对中国社会也有着深刻的观察，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五权宪法”就不乏中西合璧的设想，而后来提出的“知难行易”学说更是基于中国国情的考量。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设计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路线图。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的《中国革命史》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简言之，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在“救亡”大背景下，这种设计尽管难免带有一些功利色彩，甚至由此而出现一些急功近利、无视客观实际的人为因素，但其基本路径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长期受“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文化滋润的中国人需要被训练成“个体的理性人”；而要实现启蒙救国（强国），实现宪政，就必须解决“知难”的问题。当民众对“启蒙”达到彻底地“知”时，“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同样，带着“救亡”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后才能爆发出理论的伟力。从对人民力量的肯定，对群众智慧的尊重，到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就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相融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封建积弊和西方现代文明缺陷“双重超越”的尝试。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实现强国梦，宪政一直是先进的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上，朝向这一目标的路径却反复曲折，从君主专制到一党专政，最后以“一党执政和多党参政”的模式相对稳定下来。中国启蒙的现实选择中国需要启蒙，因为中国需要自由和民主，中国离宪政目标还有距离。那么，中国的启蒙之路在哪里？首先，启蒙离不开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即便以西方文化为参考系，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也绝不是启蒙的对立面。特别是担当意识，作为个体价值的一种判断标准，更与启蒙精神鼓励个性和个人价值的一面相通。不可否认，启蒙还有重视个体自由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中比较缺少的。但过度重视个人自由，特别在当前这样一个没有充分受到启蒙“训练”的中国，其隐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理念迅速风靡全国，并为全社会所认可，就是中国式启蒙的一种表现。可以说，如何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构建合适的张力，既保证充分的个人空间以鼓励个人创造力和积极性，又照顾到集体的关切以实现大众的公平，仍将是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其次，启蒙不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启蒙虽然鼓吹自由平等，但也同样需要领袖和鼓手。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洛克、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些精神领袖的鼓与呼，启蒙能发展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运动？而在中国，这一责任由谁担当？非知识分子莫属。一方面，相对于大众而言知识分子更容易承继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更容易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和营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往往视野开阔，总是处于时代的前沿，容易接触新事物。就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和对接而言，知识分子最有发言权，也最有资格。在启蒙的路上，这些知识分子就和西方启蒙运动中的精神导师一样，担负着传承文明、启迪大众的使命。当然，当下“救亡”问题已经远去，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启蒙运动完全可以从容一些、淡定一些。因此，当下的启蒙重点在于“知难”而不是“行易”，其目的不是为了“救亡”（也就不存在孙中山由“知难行易”学说中推出的把先知先觉者之知强加于普罗大众的必要），而是从根本上解决“知难”的问题，以使普罗大众明白“个人”之意义与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改造社会，刷新民族。从文化建设到政治实践。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高，其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无论是执政者，还是部分社会大众，对政治体制改革诱发社会不稳定的疑虑尚存，改革共识难以凝聚。如何处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不妨从普及启蒙理念开始，首先在思想领域放开搞活，在思想层面“模拟”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应该把当前的启蒙纳入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在营建宽容、理性的文化氛围，促进公民文明文化素质提升方面下功夫。也就是说，我们要优先在观念上为启蒙扫除障碍，理顺社会和大众的观念。当然这个观念是知识分子们“深思熟虑”的产物，这一“深思熟虑”应当得益于开放的舆论，得益于不同观点的交锋，得益于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普罗大众的打成一片。在未来，文化建设必须替代经济建设在推动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从而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研究本科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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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 文化 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 故事 ，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它把基督__诠释成人的自我异化，它主张人要活在当下，一种全新的观念便激发出来。从此，摆脱了自然主义态度下经验主义思想的束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超越性观念。笔者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需要以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进行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民族精神塑造，并不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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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传媒发展思路 》
摘要：这些年以来，笔者对我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深入性研究，也将相关的文学现象开展了理论性的探索，通过当代传播媒体层面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不单单将报纸书籍当作研究载体，同时也将文学本体拿来探索。为此，此研究能够推动现代文学探究模式、现代文学理念等方面的发展与完善，构建一个新型的探究局面，以此能够增加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理解深度，基于文学史研究模式总结了现代“大文学”的探索思路，同时开展实践研究，并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现代传媒;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其探索深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人们对社会学的“外在探索”产生了疲倦感，那么西方的一些结构主义、语义理论等“内在探索”也随之出现，文体探索也慢慢代替了那些以政治经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文学探索。不过通过现代文学的探索历史能够看出，方法并非是全能且唯一的。各类探索方式介绍的系列作品，假如被整合到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中，那么就会产生新问题。也可以说，当现代传媒和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理论范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探索模式，以此会全面地论述我国历代文学的理论特征，以此可以增强对理论问题的理解程度。
一、现代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常规关系
(一)媒体即为载体
对于信现代传媒而言，它属于古代传媒与传媒模式的创新发展成果，能够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明确完善的传媒模式及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媒体即为载体，现代传媒也就是现代文学之载体。无论哪一个文学作品都需要物质载体，比如古时候的竹筒、纸扇、墙壁等，均通过特定物质形式得以展现。现代文学的出现即为现代传媒的出现，没有现代报纸媒体就没有现代文学，此为学术界已达到一致的认同。不过，传播媒体的变化也会带来现代文学的变化，如马拉印刷机时期的期刊与设备印刷机的报纸，它们的出版效率与质量等有明显的差距，文学创作可否随着印刷效率与质量的增强而发生对应的改变呢?不过，此两者并非是正比例关系，文学创作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成就的大小不会受到媒体改变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媒体即为中介
现代传媒属于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报纸期刊属于文学创作的传媒工具，相关作品是利用特点的媒体得以发展的，即，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中介。现代传媒能够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联系展现出来，同时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及其创 作文 学的整体倾向。其实，读者也不是被动性地受影响或者被指引，如果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报刊或书籍的话，读者其实属于此“共同体”构成一部分，同时根据个人想法改变这个“共同体”。但是，由于作家力量及文学创作的不断增强，作家与报刊之间的影响力会减弱，个别报刊邀请有威望的学者撰稿并未是为了发行需要，大部分是为了能够点缀门面而已。反之，编辑部在明确选题、方针方面，也需要体现出高尚品格，通过获得大众称赞的方式得到有识人士的认同。29]
(三)媒体即为语境
现代报刊而已，不单单属于载体，也属于创作作品，属于文化形态的展现内容，报刊的发展能够为文学的出现提供特点的文化氛围，明确话语模式，甚至当作文学素材融入到作品内容中来。其实，对于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而言，其语境的内联包括两点内容，其一是现代传媒具有的时尚特征，能够指导大众生活、艺术理念的改变，对全社会审美观带来一定的影响。梁启超兴建的《新小说》与《新民丛报》和其“新民”理念、《申报》等明确了不同的建报理念，均展现了报刊面对普通市民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此氛围中出现的现代文学，通过启蒙为关键引导方向，现代文学具有凝重感，其实这和现代报刊更注重社会、政治有一定的联系。其二现代报刊对应的传播手段，能够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的出现构建相应的文体模式。现代报刊大多数是稳定连续出版，考虑到现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能够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由于此迅速交流的模式与固定持续出版的特征，能够为作家连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也能够为作家实现一次性创作奠定基础，这和基于手抄与说唱的古典文学相比，此传播手段更能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现代传媒视野里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文化传播视野里我国现代文化史的构建，必须研究“现代性”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分析我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发展与其规律。我国现代文学和我国古典文学的关键准则的一个特殊标注即为传播手段与媒体的不同。也就是，文学出现系统的实质改革，是造成文学现代性变化的关键诱因。
(一)重读“现代性”
“现代性”属于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定义，不过对此定义的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通常来看，学术界普遍提到的“现代性”定义是由西方国家演变过来的。在西方，“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当下”，大部分是被社会学家引用，属于“当代社会或文明发展的缩略语”。不过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它重点是阐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并且也体现出民族观念的现代化状况，体现出理想化、未来化的特点。这些年以来，个别研究学家也慢慢重视文学史变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过程的现代性开展了深入性探索，并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现象。杨春时总结出“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的近代性”，此观念其实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性，是通过“现代文学”还是“近代性文学”来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不单单属于材料凭证的文学，也属于理论研究模式的问题。奕梅健编撰了《前工业文明和中国文学》一书，其通过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原理与社会变化特征的层面，总结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我国文化带来影响的相关论点。所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不单单要重视现代文学的根本特性，同时也要重视其传媒媒体与传播手段，站在时间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它比我国古典文学或西方文学更具有“现代性”特点。在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时，就要重视现代传播媒体对我国文学造成的影响。就拿报刊是载体的现代传统媒体来说，我国现代文学也属于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异变的一部分，也就是，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我国文学在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层”，一个新的文化理念与审美意识也在缓慢地形成。
(二)媒体属性和雅俗问题
对于现代文化传统媒体来说，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缠绕着我国文学数百年的理论问题，即为“雅”“俗”与我国文学的高端化与普及化的问题。这数百年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学理念。“通俗文学”代表着中性含义，不过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的批驳者而言，却体现出贬义意义，此为“五四”文学特别是文学探讨会的批驳方向，也是之后被文学史家丢弃的一角。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也慢慢将目光转向了“被丢弃的一角”，一些探索文献也说明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缺陷。即①，文学作品具有“通俗文学”内容;②个别学者认为，“文学母体包括两类，即‘纯’与‘俗’。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属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关键组成内容，其获得了成果即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成果。不过，怎么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雅”和“俗”，也是缠绕人们的一个难题。
(三)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
通常而言，我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意识属于我国文学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标识，也属于我国现代文学启蒙思维特点与显著的思想影响力的根本体现。在我们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文化理念的时候，必须重视现代理性和文学的内在联系。但是，对于支持现代理性的科学形态来说，它和现代传播媒体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文化角度来看，基于现代文学与工业社会代表的印刷媒体，由物质理念至语言创作，再至传播的实质形态与消费模式，均展现出现代文学里显著的理性意识。和古典物质文化氛围中的理性对比来看，现代传播媒体支撑下形成的理性即为基于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理性。
三、结语
总之，随着现代传播媒体与传播模式的不断改变，也慢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得以释放，具备了和“世界”直接互动的特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也慢慢影响着人类形成的文化形态，它属于一种要击垮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以此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的社会地位。同时，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与引导也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文学，不过新的现代理念也在不断地形成，人们在此也慢慢能够看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即便我们基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无法真正地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理念。为此，现代传播媒体从本质上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变化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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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之一：落后就要挨打 血色黄昏：偶然背后的必然 68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惊了卢沟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满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了对华侵略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趾高气扬的日本，已掩饰不住要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 上世纪3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挑起侵华序幕，随后将枪口瞄向内蒙古、华北，步步进逼；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 回顾近代中日关系史，国防大学徐焰教授认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具体战斗在某一地点发生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同日本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必然的！ 中日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开战？这背后的根源在哪里？一个岛国为什么能一步步地侵吞国土面积数十倍于它的大国？历史学家的评论一针见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 战争是两国实力的对抗 战争是精神的较量，更是物质的对抗。“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然而，虚弱的国力，有国无防的现实，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民心士气，让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 让我们来看一看开战之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对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中国为1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580万吨，年产弹药可达50万吨，旧中国没有重工业基础，年产钢不过4万吨，年产弹药几千吨，武器主要靠进口。 就军队装备而言，日本海军吨位为190万吨，是中国0倍～30倍。日本作战飞机有2700架，而中国仅有305架。拥有近百万之众的中国陆军只是数量上的优势。日本1个师的武力装备，在战争之初相当于中国1个师武力装备的3倍；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8倍～9倍。 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让欧美列强也不敢轻视，而中国只有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和数十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经济结构、组织形态和技术水平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谁都知道，一个软弱乏力的国度与一支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开战意味着什么。 在淞沪战场长达3个月的鏖战中，中国方面共投入70多万兵力，伤亡20余万人。史料记载，当时的正面战场整营整连阵亡不是罕见之事，每日经由兵站送往后方的伤员常在万人以上。从西部内地行军赶到东南、华北前线的川军官兵们没有见过坦克车，一些战士所拥有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他们上战场就像是羊入虎口，甚至还没见到敌人就战死疆场。据统计，仅仅是中央军校1929年至1933年毕业的25000名年轻军官中，就有10000名牺牲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4个月，阵亡的比例高达40％。 回顾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历史，我们除了对血肉拼搏的感动，更有对实力不济的无奈。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贵，但总呈现出一种苍白无力的悲壮。周总理曾对那场战争感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只有在国家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方面能追赶上世界水平，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的侵略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可谓创巨痛深。侵略战争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延误了50年时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积累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财富丧失殆尽。 一项不完全统计表明，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钢铁3350万吨，煤5.86亿吨，粮食5.4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要知道，1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26年的工业总产值，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索要赔款总数额的数十倍。 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安定。这，就是那段屈辱与悲壮同行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示。
一、经济发展是国防强大的基础经济是国防的物质基础，国防的强大有赖于经济的发展。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管仲就提出“富国强兵”的思想，孙子则更直接地指出：兵不强则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富国是强兵之本，强兵之急。这一观点抓住了国防强大的根本所在。我国古代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王朝，无不强调富国强兵。秦以后的汉、唐、明、清各代前期国防的强盛，都是与民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结果；与此相反，以上各朝代的衰败，也都由于经济的衰落导致政治腐败和国防孱弱所至。无数历史史实证明经济发展是国防强大的基础。二、政治开明是国防巩固的根本政治与国防紧密相关，国家的政治是否开明，制度是否进步，直接关系到国防能否巩固，良好的政治是固国强兵的根本。纵观我国数千年的国防史，不难发现，凡是兴盛的时期和朝代，都十分注意修明政治，实行较为开明的治国之策。原本西陲小国的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修政治，明法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国防日渐强大，为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唐初建之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正是由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开明的政治制度，使国家很快从隋末的战争废墟中恢复过来，很快成为国力昌盛、空前统一的大唐帝国。凡是衰落的时期和朝代，无不因为政治腐败导致国防虚弱。唐朝中期以后，两宋乃至晚清都是如此。三、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国防强大的关键翻开几千年的国防史，人们都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国防就是巩固、就强大；凡是国家分裂、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国防就虚弱、就颓败。晚清时期，在西方列强的进攻面前，不仅不敢发动反侵略战争，不依靠、不支持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反而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火”。对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反侵略斗争实行残酷的镇压，最终造成对外作战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是广工的吧!haha ^^我也是写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