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立本步辇图研究论文

这是当时吐蕃和中原文化友好交流的一种象征，当时文成公主和亲了松赞干布。据说阎立本每次观画，都要从头到尾欣赏三次，不断发现绘画的巧妙之处。

《步辇图》是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作品，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从绘画艺术角度看，作者的表现技巧已相当纯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圆转流畅中时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图像局部配以晕染，如人物所著靴筒的折皱等处，显得极具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淳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步辇图》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盛大场面,是表现盛唐时期各民族之间融洽友好氛围的一部分。这幅画卷说明了汉臧两兄弟的历史真实面目,文成公主入吐蕃,增强了两族人民的深厚感情。至今,在拉萨的布达拉宫里还保存着有关文成公主的精美壁画和雕刻。

在整幅画卷中，唐太宗无疑是最主要的人物，他虽然置于画的右边，又被众多宫女簇拥，照理不易突出，但画家巧用宫女手持的两把大扇在唐太宗头部上方相交，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主角。画家笔下的唐太宗面相丰腴英俊，体魄魁伟，面对吐蕃使者，思虑着汉、藏和亲，稳定边陲的国家大事。其头像刻画尤为出色：双目上挑，透着睿智，眉宇宽松展示了信心和愉快，嘴唇微闭，含威示重，丰满的脸庞、长长的耳朵都属于“帝王之相”，细长的胡须更添加了几分王者风范。 当然，画面中的次要人物年轻宫女，画家也画得天真活泼，栩栩如生。首先从造形比例上对比：宫女们娇小玲珑、五官细小、身材修长，尤显唐太宗的高大健壮。从表情上形成对比：宫女们年轻可爱、顾盼生姿，反衬出唐太宗的深沉庄重。再从动与静各异上形成对比：几个宫女或抬辇或执扇，或躬背或昂头，或侧趋或正行，左摇右晃，姿态多样，表情不一，而唐太宗则正襟端坐于辇上。色彩上也形成对比：在红绿相间的宫服掩映中，唐太宗的褐黄色衣衫，黑色靴帽尤具庄严之感。而左边三个人物身材由高到矮的构图，则描绘了对象的特定性。前面一人红袍虬须，手执笏板，表情沉着老练，导引禄东赞前来晋见。最后者译员，身穿白衣，手执笏板，谨慎惶恐。中间使者禄东赞，是画家着力刻画的第二号人物。画家笔下的禄东赞，脸颊丰满，高鼻、络腮胡，体现了藏族人矫健中略带粗犷的特征。特别是他那宽阔的额头上几条长长的皱纹，与他质朴的颜面组合在一起，表现了他的才智和丰富的经历。他举止谦虚，敬畏中显得精干，憨厚中使人信任。

从构图的角度来讲，这幅画很明显将所有人物分成两组：以画卷中轴线为界，左边三个男士依次排开，井然有序，没有任何装饰，在规矩中略显拘谨；右边以唐太宗为中心的人物群，左右簇拥的仕女形象，以及装饰物“两把屏风扇”、“一展旌旗”、“步辇”等等，把人物的布局按照其功能自然分工成不同的角色，而且仕女衣带飘飘和晁盖的迎风招展都有意刻画一种充满了柔情、安详、和善的情调。左右这种对比，尤其是译官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和仕女们神情自若、仪态万方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张一弛、一柔一刚，让人的视觉得到了充分地享受。就像我们弹琴时的左手伴奏，稳健而低沉；右手高音区炫音技巧的展示，华丽而不俗脱；一唱一和，和谐有序。 从色彩上讲，这幅图的场景是一个喜庆的场面。根据我国的传统习俗，喜庆的场面通常由红色装点基调。这幅图作者为了突出这一特点，特地将典礼官——位于画面正中间的轴心人物画成红色。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一上来夺人眼目地突出红色，又不会太突兀得难于接受。因为按照习俗，禄东赞来自西域，服饰多以网状彩绘织成，很少有一整块同样颜色的衣服。再者，由于红色代表正气，代表恢宏的气势，理应当由中原大唐朝独享，而非喧宾夺主地给吐蕃穿戴上。其次，唐太宗也不合适着红装，一者皇上为至尊天子，然而能够与尊贵相配的颜色只有黄色；二者红色由皇上穿戴，不免显得皇帝过于轻浮，不够稳健睿智。如果我们在考虑仅由于年代久远，风蚀和破坏，原本皇帝身着的镀金装束成了现在的土黄色，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在颜色安排上的独到之处。 另外，只有典礼官一个人是红袍在身，未免显得孤零零的，仍然早不出喜庆的气氛。于是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晁盖顶，和宫女服饰的配色，映衬出一团祥和、喜庆的气氛。

这幅作品是在迎接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传做出来的，体现了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阎立本观画强调的是三次观赏后的不同感受，侧面的表现出了这幅作品的优秀之处。

唐朝书画大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其艺术性主要表现在当代社会环境下劳苦农民为了生活，而不得不辛勤劳作的画面，因为土地就是农民的生活来源，反映了当时农民被剥削严重。

步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