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晖毛毛雨研究论文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四、结语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应该是1927年吧。。。

直接百度 黎锦晖 你会发现很多文章的，选取一篇对你有用的这是从百度学术摘取的黎锦晖是中国儿童歌舞剧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个中国歌舞学校的创办者。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与歌舞音乐，在人民大众中影响相当广泛。“五四”运动后的十年间，创作了十二部儿童歌舞剧和二十四首儿童歌舞表演曲而闻名全国。。音乐选用民歌、戏曲曲牌等改编而成，词曲通俗易懂，作品带有民歌风味，音乐简炼明快、情节生动易于上口，主题内容和语言适合儿童的心理和兴趣，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讲科学、讲民主的精神，因此流传面很广。被当时中小学广泛采用为音乐教材。但1928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至抗战前，他受到当时社会腐朽风气影响也编写一些委靡颓废的歌舞音乐，如：《毛毛雨》、《桃花江》、《特别快车》、《妹妹我爱你》等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受到当时音乐界的批评。1936年后写过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歌曲，如《向前进攻》，标志着创作作风的转变。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的代表作有《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神仙妹妹》等。儿童歌舞表演曲代表作有：《可邻的秋香》、《吹泡泡》等。二十年代，因创作了十二部儿童歌舞剧和二十国首儿童歌舞表演曲代表作有歌舞剧《麻雀和小孩》、《月明之夜》、《小小画家》，歌舞表演《可怜的秋香》、《好朋友来了》、《谁和我玩》、《神仙妹妹》等。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一般都采用童话的方式，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操，而其中的歌曲大都亲切、好唱、好记，再加以优美的舞蹈动作和真实的表演，对儿童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大家都喜欢演、喜欢看。在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当时上海几家外商经营的大唱片公司，都以能约到黎锦晖的作品为骄傲，每个公司的大堂上都高悬黎锦晖的巨幅画像。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化界，他是位多种成就集于一身的奇人。中国的音乐史、戏剧史、电影史、文学史、教育史他都占有重要席位，在有些领域，他更无愧于“奠基者”、“创始人”之誉，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他创造了中国文化事业的一个个“里程碑”。当然，他最重要的成就，首先是音乐。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音乐界都承认，他是中国流行音乐之父。他创作的《桃花江》、《特别快车》、《夜深沉》、《小小茉莉》、《蔷薇处处开》、《妹妹我爱你》等，是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他的流行歌曲集《家庭爱情歌曲100首》，由上海文明书局分16册出版，在当时的中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还把中国流行歌曲推出国门，近年一位美国音乐人出版了《黄色音乐》（黄种人群的音乐）一书，把黎锦晖称为“黄（肤）色音乐第一人”，并指出：黎锦晖将中国音乐的发展向前推进了“至少二十年”，黎锦晖将西方爵士乐与中国本土民族音乐结合后，在中国乃至东南亚的推广，使中国音乐向国际化发展。 又有人称黎锦晖为中国儿童歌舞剧之父。他创作的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小羊救母》，和儿童歌舞表演曲《好朋友来了》、《三个小宝贝》、《谁和我玩》、《可怜的秋香》等，在当时的儿童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剧作家吴祖光当时只有六岁的妹妹吴乐，“穿件黑色长裙跳舞衣，插上一对黑绸翅膀翩翩起舞，”在北京孔德学校参加黎锦晖《月明之夜》演出的情景，至今还被人忆起。而他1928年编剧并作曲的《小小画家》，则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歌剧的滥觞。黎锦晖所做的，还远不只这些。1927年，黎锦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训练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科学校”。他凭着丰富的民间音乐素养和汉语音韵学功底，继承、发展民族乐舞的传统，秉承“中西合璧、雅俗共赏、改进俗乐、创造平民音乐”的主旨，以新颖、实用、快速为舞蹈教学的准则，聘请当时颇富声望与造诣的中外教师授课，教育方法与课程内容相当规范。此外，为配合舞蹈教学，学校还开设时事、外语、会话、戏剧常识、乐理、声乐、器乐等课程，采用启发式教育，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特长。这种教学法使学员在短短三个月便可上台演出，学校也因此为中国新舞蹈艺术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演员。正是这年的中秋之夜，上海一所小学礼堂里，在小朋友们演唱完黎锦晖创作的童谣《摇啊摇》之后，他宣布：“我们要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此刻当空皓月，人人得以欣赏。以此为宗旨，‘明月歌舞社’即日成立。”这被视为中国近现代最早的专业歌舞表演团体。歌舞社成立后不久，即创造了惊人业迹。在一位南洋商人3000块大洋的资助下，1928年5月，他们闯出国门，远赴南洋演出。第一站先到香港，在香港大剧场，八位青年女演员，身着雪白小纺袖衫和长裙，满怀深情地合唱戴传贤作词、黎锦晖作曲的《总理纪念歌》，一时间，剧场里观众肃然起立。一些身着大礼服的英国贵族，也随之站起，全场气氛庄严肃穆。一曲唱完，掌声雷动。当晚，香港同胞举行晚宴招待全体演员，庆贺他们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为国争光。新中国成立后，黎锦晖一直背负着“黄色”十字架。1957年，“百家争鸣”之际，他曾要求重新考虑他的《毛毛雨》、《葡萄仙子》等是否沾有“黄色”，但在那种政治形势下，终未有人敢作正面回答。其实，黎锦晖所写的情爱歌曲，多为情非所愿，他自己就有“十不写”的准则，如妓女唱的不写，猥亵的不写，“三妻四妾十美图”不写等等。但为了事业，他又不得不生产一些“卖身”之作。比如“明月歌舞社”曾因经费紧张而一度向米店赊账，险些被米店老板告到警方。为了筹钱，黎锦晖只得到英商百代唱片公司，按老板要求违心写歌，以“风花雪月”为演员换米换肉。又如赴南洋演出，因经营不善，歌舞社竟无回程路费，他只好向国内“卖歌求款”，在半年内写出百余首恋爱歌曲，以稿费把演员带回祖国。而“文革”前被判“十足”色情的《桃花江》，则是“十足”的蒙冤，这是黎锦晖及歌舞社被困马来西亚时，与夫人徐来在海边思念湖南家乡风景如画的桃花江，有感而作。其实，人们对黎锦晖作评价时，往往忽视了他艺术生涯的另一面。抗战期间，他出版《抗日三字经》；创作发表爱国歌曲数十首，其中如《中华民族战歌》、《十里送夫》等都在当时产生过不小影响。由于当时的红军队伍中也流行黎锦晖的歌，陈毅曾代表中共中央派人给黎锦晖送钱，希望他“能到延安看看”，后因故终未成行。他对革命充满同情，1927年“四一二”后，田汉把中共早期党员钱壮飞的女儿钱蓁蓁托付给黎锦晖，黎锦晖知道钱的特殊身份，表示一定会照顾好他女儿。在黎锦晖的悉心培养下，钱蓁蓁的歌舞表演潜质很快被发掘出来，与王人美、薛玲仙、胡笳并称歌舞社的“四大天王”。并认黎锦晖为义父，取名黎莉莉。后黎锦晖应邀创作彩色歌舞剧有声电影《芭蕉叶上诗》，让黎莉莉、王人美主演，从此把黎、王二人领上银幕。后来黎莉莉能成为三四十年代当红影星，黎锦晖具有重要影响。黎莉莉谈起当年的引路人，仍深深感念。黎锦晖的才华不仅表现在音乐方面，他还曾编写各类教科书，编辑多种报刊，1920年至1927年在上海任中华书局编辑所国语文学部部长和国语专修学校校长，在推广国语上，曾有过突出贡献。他一生对儿童教育情有独钟，除创作儿童歌舞剧、儿童歌曲外，还曾创办主编儿童读物《小弟弟》、《小妹妹》、《新少年》等。192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由黎锦晖创办编辑的“可以陶冶儿童的性情，增进儿童的智慧，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国民，替社会服务，为民族增光”的儿童刊物，取名《小朋友》。4月26日正式出刊。它印刷精美，内容包括诗歌、小说、谜语，还有小朋友自己的作品。两三期后，即成为风靡全国及南洋、日本等地的热销刊物。当时没有人专为孩子们写作，作为部长的黎锦晖就动员“国语文学部”的编辑们为《小朋友》写稿，他自己更是热情高涨，乐此不疲。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在回忆《小朋友》对他的影响时，深情写道：“中华书局出的儿童周刊《小朋友》，夸张一点儿说，其时风行全国，我在交通不便的乡间也接触到了。它不仅作为我给学生们选择课外读物的宝库，同时也作为我学习写作的蓝本，它是我在文学修养、写作实践上不出声的一位好老师，是它，循循善诱地引起了我的创作冲动，并展示了美好的学习榜样。”2002年，《小朋友》迎来它80岁“生日”，这恐怕是中国最长寿的儿童刊物。2001年9月，文化部音乐司、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召开了“纪念黎锦晖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黎锦晖音乐创作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指出：“纪念黎锦晖的意义超过纪念黄自、萧友梅。”有人说：当年批评黎锦晖是一种“无知和偏见”。并强调，研讨会做了解除“禁区”、为黎锦晖先生的“跨世纪悬案”揭谜的工作。

解释那个词？

黎锦晖(1891~1967),湖南湘潭人,音乐家。近日，有媒体回顾流行音乐的历史，黎锦晖的名字被第一个提出来。随后，牵扯出他营造的那个“三四十年代老歌的花样年华”。此时的黎锦晖，已被冠以“流行音乐之父”之名，他的《毛毛雨》，成为中国第一首流行音乐。在被埋没几十年后，他的儿子如今禁不住感慨，“父亲的事迹，将和他当年的音乐一样流行”。关于当年这段流行，当时的记载给了一个更好的概括：黎锦晖时代。作为歌曲创作者，他一改时人抄袭搬用西洋音乐的习惯，“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把“人人得以欣赏”作为作曲的目标。于是，不论古今中外各家诗词、西洋诗歌、民间小调、土风舞曲，甚至南洋一带唱的西洋小曲、爱情歌等，“一古脑儿搬来作为创作素材”，一时满街传唱。据说，当时的大唱片公司，都以求得他的作品为荣，有的公司甚至说过“非黎锦晖作不出”的话。黎锦晖的照片也高挂在各大公司，胜利公司把他挂得比梅兰芳还靠前。老板对前来询问的人解释：我们是做生意，谁的销路最广、最多，谁就是第一位。音乐史学者评价，这开创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流行曲时代，也就是“时代曲”。而黎的创作经过别人跟进、出版，与当时的歌星、电台等文化元素共生，几乎塑造了“整个30与40年代海派文化”。除了写歌曲，他还写教材、编辑报刊，并为儿童创作歌舞剧。他写的歌舞剧，当时由小女孩表演，“穿件黑色长裙跳舞衣，插上一对黑绸翅膀翩翩起舞”，这一情景，至今留在人们回忆里。等到他自己开起歌舞团，成为老板之后，又是另一番光景。从他的门下，走出了小提琴手出身的聂耳，以及由人介绍来的穷家女王人美、周璇等。甚至连她们后来的艺名，也都是黎锦晖帮他们取的。他和他的歌舞团四处巡演，出版作品，影响极大。不过，这名音乐家显然不是个好商人。学者孙继南在传记中记述，他缺乏从商经验与意识，只顾及演出效果及演员个人利益，忽略团体积累。他办学校，组歌舞团，不收学费培养人才，却任其来去自由，不肯限制弟子自由发展。有人曾劝他与演员订立合同，他却说：“我不是商人。”当时，许多学生出名以后，被其他歌舞团挖走，老板兼老师黎锦晖一面叮嘱工作人员给付银元，一面追上去不断嘱咐，不要荒废了学业。他的学生聂耳公开在报刊上发文抨击他，社团内的人纷纷出来指责，他却从未公开回应。结果，“虽然从明月社飞出众多的金凤凰，而在另一方面却注定了他个人在歌舞事业上屡遭失败的必然结局”。他的“明月歌舞社”有时候不得不向米店赊账，险些被米店老板告到警方。作为音乐人，他定下了“十不写”的准则，自称猥亵的不写，“三妻四妾十美图”不写等等。而到后来，这位靠写歌赚的钱可以“买下半条南京路”的老板，却因为没钱买回国的船票，不得不答应别人，写一些小调子赚路费。或者按出版公司要求违心写歌，“以风花雪月为演员换米换肉”。这些作品，连同他所有的“时代曲”一起，被左翼人士视作国难当头时的靡靡之音。变成了颓靡情调与不作为的精神化身。另一种流行出现了，人们纷纷批判“黄色”的音乐人，抨击时代曲。此时，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工作，只做些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他曾经希望重新思考自己的作品是不是“黄色”的，却没人理睬。到后来，坏分子黎锦晖只有偷偷地生活着，一边听着人们对于“时代曲”作出的“黄色歌曲”的评价。他的作品，被明令禁止。年轻一点的人，早忘记了他是谁，只有在当时的《辞海》中，他的名字后面，写着“曾编写黄色歌舞音乐”的解释。如今，“时代曲”重新成为许多人追捧的潮流，有人感慨，如果他能看到当年他带动的时代曲，经由一个叫作邓丽君的歌手唱回大陆，成为大街小巷人人传唱的场面，不知是什么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