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与朱熹诗比较研究论文

朱熹音乐思想的崇古与创新 摘要：朱熹好琴，精于乐律，著有数量不少的谈论音乐文章，其提倡雅乐的思想具有崇古性， 其提出创办音乐学校、培养精通音乐的专门人才的思想又具有创新性。 关键词：音乐思想；崇古；创新；朱熹 朱熹（1130—1200），是伟大的思想家、经 学家、教育家，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堪与孔子 相比肩。朱熹将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加以继 承、改造，建立起庞大的理学体系，使儒学获得 新的生机，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五千 年的中华文化长河中，犹如耸立着的一座航标 塔，导引着航船前行。翻开《朱子语类》卷第九 十二，上面记载的文章，是朱熹与众多门生讲论 古今音乐的内容，涉及衡量尺度、十二律、五音， 以及历代音乐著作，参与讲论的门人有蔡元定、 黄义刚、黄杲、廖德明、杨道夫、万人杰、李闳 祖、滕璘、辅广、陈淳、王力行、陈文蔚、周僩、 潘时举、熊节、包扬、叶贺孙、李方子、潘植等， 而以蔡元定的音乐成就为著。就音乐领域而言， 朱熹及其门人所做的清源正本的贡献，值得后人 去研究。 朱子好琴精于乐律 朱子学专家钱穆先生说：朱子好琴，精于乐 律 ① 。这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朱熹有诗句“琴书 四十年”之自况，而在其生平丰富的著作中，涉 及古今之乐的诗文甚多，如诗《琴》、《闻琴》、《赵 君泽携琴载酒见访分韵得琴字》，为琴作铭，如 《刘屏山复斋蒙斋二琴铭》、《黄子厚琴铭》、《紫 阳琴铭》，谈《琴律说》，作《声律辨》，以及为 《律吕新书序》，表明朱熹对律吕和音乐知识的 了解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精通。限于篇幅，内容 不录，但有必要对刘屏山、黄子厚、赵君泽、蔡 元定、紫阳这个琴师群体作些简单介绍。 刘屏山即朱熹少年时期的从学老师，名叫刘 子翚，厌倦官场生活，从福建路兴化军通判任满 后息影于武夷山下，屏居于五夫的潭溪上，在六 经堂里教授子弟，课余时间，抚琴而歌，对朱熹、 黄铢的影响巨大。朱熹的琴学知识，最早来源于 屏山先生。黄子厚即朱熹少年时期的同窗学友黄 铢，因科举连连失利，隐居于浦城，以诗歌成就 而闻名。子厚经常携琴过境访问朱熹，谈论之余， 抚弦而歌，朱熹为其琴作铭。赵君泽乃赵宋王朝 之王孙，雅好琴声，从福州北上崇安访问朱熹， 朱熹招集一批同人道友会聚，座上饮酒分韵，依 字作诗，即诗度曲，依律而歌，成为音乐现场交 流会。蔡元定字季通，号西山，建宁府建阳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学者蔡发之子，生而颖悟，明 道见心，不事科举，师事朱熹四十年，相互问学 解难，朱熹视为畏友，实为朱熹之高足。其学， 无所不讲，天文、地理、礼乐、兵制、度数皆能 正其源，是个博学多才、造诣很深的学者，其著 作宏富，著有《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等书。 紫阳乃朱熹自称，他请人修制了一只琴，闲暇时 经常应弦而歌，甚至在讲说音乐知识时，还边弹 边唱边说，俨然是个地道的音乐教师。 弹琴唱歌离不开乐律，朱熹所作《琴律说》、 《声律辨》，就是对乐律研究后的成果总结。朱 熹常向门人谈论三分损益法，通过不断将九寸律 管长度乘以2/3，下生一律，此律4/3，上生一 律，如此反复，便可生成十二律；五音的生成， 同样可用三分损益法得出。朱熹用的计算单位， 从尺、寸，到厘、丝，已精确到小数点的后四位， 以保证音调的高低的合律。而《律吕新书序》， 是朱熹为门人蔡元定的著作所作的一篇序文。可 惜的是，蔡元定被反道学的掌权者韩侂胄诬为庆 元伪党而遭受打击，庆元三年三月，编管偏远的 湖南道州舂陵，次年八月九日含恨病逝于贬所。 《律吕新书》中的吹律未谐的部分，经由朱熹与 蔡元定长子的更改而定，实际上也倾注了朱熹的 心血。 尊敬乐家批评时儒 音乐在中国文化中的具有重要的地位，被儒 家看成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孔子提倡“依于 仁，游于艺”之后，朱熹则强调说：“艺”亦不 可不去理会。如礼、乐、射、御、书、数，一件 事理会不得，此心便觉滞碍，惟是一一理会，这 道理脉络方始一一流通，无那个滞碍。朱熹一再 对门人说，若有人不懂音乐中的某些要点，应求 教于乐家或知音律之人，以解决疑难问题。表明 朱熹对音乐家的尊敬。 朱熹的高弟子蔡元定，精于数学，又能言琴 理，著《律吕新书》。该书的撰述完成，多与朱 熹多次探讨、修订而成。朱熹评价蔡元定的“律 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朱熹下此定 语，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对蔡元定所作音乐专 著水平的高于近世诸儒给予充分的肯定；二是对 南宋音乐现状的批评。 朱熹的另一高足詹体仁，淳熙十五年为太学 博士，绍熙四年除太常少卿，长期生活在都城， 在杭州录得歌谱，回老家浦城令乐工以俗乐谱 《诗经》中的风、雅、颂篇章，教人音乐，又以 笙管吹习古诗“二南”、“七月”之属，其歌调却 只用太常谱，尚可听。后吹《文王》诗，则其声 都不成模样。这是朱熹访元善，亲眼所见，亲耳 所闻之后的感受。朱熹又说：“然亦只做得今乐， 若古乐必不恁地美。人听他在行在录得谱子。大 凡压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调， 章尾即以某调终之。”朱熹列举数首后批评道： “元善理会事，都不要理会个是，只信口胡乱说， 事事唤做曾经理会来。如宫、商、角、徵、羽， 固是就喉、舌、唇、齿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 元不知道喉、舌、唇、齿上亦各自有宫、商、角、 徵、羽。何者？盖自有个疾徐高下。”《诗三百首》， 既然分成风、雅、颂，名既不同，其声想亦各别， 但詹体仁却没能区别对待，这与朱熹强调事事理 会的格物致知的学问方法相去甚远，朱熹直接批 评其下学工夫不足。 早在北宋时期，朝廷官员司马光与范镇、胡 安定与阮逸、李照等为古乐发生过争议。朱熹认 为是一场“空自争辩”，他们都不曾去看杜佑编 撰的《通典·乐典》所载内容。南北朝中原离乱， 中华雅乐中绝，又因唐末经历黄巢之乱，乐师离 散，中国原有的古乐失传，而西域传来的胡乐畅 行。唐代杜佑书中，仍收入部分古乐。北宋时期， 俗乐流行，却只有宫、商、羽三种曲调。而宋廷的重大活动，几乎有离不开音乐，使许多朝臣伤 透脑筋。提倡雅乐，对现实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朱熹说：“今世无人晓音律，只凭器论造器，又 纷纷如此。”以至于宋仁宗时，李照造乐，范镇 谓差过了一音，每思之为之痛心。这种不协调的 音乐，使仁宗皇帝听了之后得了心疾。这是朱熹 引用典型事例对当时音乐现状的批评。 朱熹对北宋音乐歌词做了分析，说：“今朝 廷乐章长短句者，如《六州歌头》，皆是俗乐鼓 吹之曲。四言诗乃大乐中曲。本朝《乐章会要》， 国史中只有数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 诗》，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横渠只学古 乐府作，辞拗强不似，亦多错字。”实际上也是 对时儒提出严肃的批评。 仁宗喜好音乐，令胡安定同阮逸修《乐书》， 令天下名山藏之，朱熹认为这种做法甚好。有个 现象，引起朱熹的注意，就是北宋时期之乐没有 徵调，宋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 而不能以徵音终。此乃匮乏精通音乐人才的结 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朱熹认为谱不成徵 调，怀疑必是“其中有个什么欠缺处，所以做不 成”。这似乎是个音乐悬案，未知是否有人破解。 而经历战乱南渡到杭州的赵宋王朝，完全失 去了北宋的雄风，各种机构遭受破坏，掌管官方 祭祀、庆典活动的演出，没有常规的队伍，教授 音乐的人才匮乏，使用的教材不规范，因此，音 乐演奏不能适合大型的、隆重的、庄严的国家庆 典、祭祀等活动的要求。州县使用歌妓演唱俗乐。 这种礼坏乐崩的局面，使朱熹等道学家感到担 忧，并努力为此作出积极的干预。 崇古思想追求中和 朱熹研究历史得失，将音乐与世运、德行联 系在一起考察，他倡导儒家的中和思想，对音乐 的要求也是要求中律。以律管而言，只吹得中声 为定。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史中记载， 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勖造乐于晋 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和岘造乐于周世宗，世 宗亦死。李照造乐，仁宗得了心疾。惟宋太祖， 初不曾理会乐律，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低 一分，其声遂和。朱熹认为唐太宗与宋太祖所定 之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且对门人说，音 律如尖塔，阔者浊声，尖者清声。宫以下则太浊， 羽以上则太轻，皆不可为乐，故取五声者中声也。 朱熹的终身努力，就是要维系人伦，使中庸之道 畅行，而礼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稳定。因此，将 音乐对人的性情、修养乃至与世运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研究，表明朱熹的见解之高明。 古代乐器有长度规定，以尺度衡量，定其尺 寸。古代有用羊头山黍排列宽度作为尺度的做 法，至北宋时以并排一千二百粒黍为阔宽九寸之 度的说法，曾引起争议。南宋朱熹认为此法于今 不可取，其所取度量之古尺有两种，一是短的周 尺，一是长的景表尺。若尺度不定，则十二律就 失准。乐律失准，乐器的规格就会混乱，演奏的 音乐就不能中律，造成高亢或低靡，扰乱听者的 神志，会导致不良后果。 ② 朱熹注意到作乐只用七声的问题。即使是合 律之乐，演奏还须视场合而定，“惟宫声宴席不 敢用，用则宾主失欢”。蔡元定曾截段小竹做笛 子吹出美妙的笛声来，但朱熹在审阅《律吕新书》 原稿时，却发现吹律未谐，便给受伪学之禁蔡元 定写信，期待元定“归来更须细寻讨”，可是， 残酷的事实是蔡元定被编管道州，折磨致死，未 能同朱熹继续商定，朱熹不得不承担起重任，完 成对吹律未谐的修正工作。 朱熹还注意到，时行的音乐，不是主流社会 所需要的音乐，朝廷与庙堂所需要的音乐，必须 是庄重的、和谐的音乐。朱熹所追求的是能登大雅之堂的音乐。那么，对歌词内容、音乐声调的 要求就要求相当严格。而古代流传下来的音乐， 在朱熹看来，就是经过时间考验、没有退出历史 舞台、具有生命力的音乐。因此，朱熹的音乐思 想，具有崇古的一面。 海纳百川独具创新 作为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善吹铁笛，有 穿云裂石之声的思想具有包容性，其音乐思想， 同样存在包容性，更重要的是创新性。 朱熹少年时，曾随刘子翚翻过梅岭到武夷山 的水帘洞访问刘甫，此人与子翚为同族兄弟，隐 居在山崖下的洞天里，晦迹读书、横吹铁笛，过 着悠闲的生活，其笛声清脆悠扬，穿云裂石之声 回荡在山野，也震撼着朱熹的心灵。朱熹在往后 的日子里率友人寻访故地，耳际仍回响着美妙的 笛声，在洞壁留下“百世如见”四个大字。 朱熹自己写了大量的诗、词，有些诗篇、辞 赋，就是可以按律吟唱的，如《招隐操》、《虞帝 庙迎送神乐歌词》、《水调歌头》等，特别是中晚 年时期，朱熹在动员门人道友整理关于礼乐资料 时，在研读大量文献后，对音乐的见解具有自己 的独到之处。甚至当有门人问：“今俗妓乐不可 用否？”朱熹曰：“今州县都用，自家如何不用 得？亦在人斟酌”。斟酌二字，就在于自己能否 鉴赏音乐与区别对待。 有个很会唱歌的女童，给朱熹留下很深的印 象。他告诉弟子说：（其）天然理会得音律，其 歌唱皆出于自然，盖是禀得这一气之全者。这个 未留名的女孩，被朱熹认为是个有音乐天赋的 人，应当让她施展才华。 朱熹曾对门人说：“今之士大夫，问以五音、 十二律，无能晓者。要之，当立一乐学，使士大 夫习之，久后必有精通者出。” ③ 在南宋，朱熹提 出创办一所音乐学校，培养精通音乐的专门人 才，这种独特的思想，超迈前人，虽然南宋衰世 没能实现其愿望，但可以说，后代的专门音乐教 育的机构的创立，与朱熹的大胆建议有关联。单 从这点出发，给教育家——朱熹的音乐思想标注 上独具创新性，当不为过。 引文出处：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02：204.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2185 ③朱熹.朱子全书卷九十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3093.

南宋时期，中国的理学开始分流，有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的分别，虽陆九渊的心学也属理学，但在“心”与“理”定性和为学方法上，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为使他们理论思想趋于统一，在吕祖谦的撮合下，进行了一场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论辩。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在寒泉精舍相会。这次相会，是鹅湖论辩的前奏。鹅湖论辩的主因，是吕祖谦想调和朱熹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学术上的分歧。 陆九龄和陆九渊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陆贺学识渊博。陆贺生有六子，分别是九思、九叙、九皋、九韶、九龄和九渊，在他的引导下，皆学识渊博，号称“陆氏六杰”。 陆九龄生于绍兴二年（1132年），小朱熹两岁，字子寿，人称复斋先生。乾道五年（1169年）中进士，在政绩上没有大的建树。陆九龄以学识博杂见长，不管是诸子百家，还是阴阳、五行、卜筮无所不涉。 陆九渊生于绍兴九年（1139年），小朱熹9岁，字子静，人称存斋先生。乾道八年（1172年）中进士，绍熙二年（1191年）知荆门军（今湖北省荆门市），甚有政绩。陆九渊以善于思考见长，遇事追根究底，很有自己见解。 陆氏兄弟在学术理论上，认为主观的“心”与客观的“理”完全等同，“心”即“理”，“我心即宇宙”，“心”是一切事物的基础和出发点；在为学方法上，提倡“发明本心”，只要阐明本心，万事万物之理自然通晓。 朱熹在学术理论上，认为“心”属“气”，“性”属“理”，二者合一；在为学方法上，强调“格物致知”，要追求事物的本源，直到穷尽其理。 从中可以看出，朱熹与陆氏兄弟学术思想上的鲜明差异。 “东南三贤”在对待陆氏学说的态度上，也不尽相同。朱熹与张栻把陆氏学说看成是如同佛教一样的邪说，朱熹在与吕祖谦的通信中直接点明，“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吕祖谦在师学渊源上与陆氏兄弟相近，反认为陆氏学说是“务实”之学，这才想调和朱、陆之间在学说上的矛盾。 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朱熹携蔡元定、范念德等弟子陪同吕祖谦北归，二十一日抵达信州铅山（今江西省铅山县）鹅湖寺。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也带一众弟子应约而来。临川太守赵景明也邀著名学者刘清之等人，来看双方的辩论大赛。  鹅湖寺位于铅山县鹅湖镇鹅湖山麓，寺虽不大，但因朱陆鹅湖之会而闻名。鹅湖书院在鹅湖寺的左边，建筑规模类似孔庙，四周有山有溪，环境幽雅。辩论会一开始，就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 陆九龄当场发表了一首《鹅湖示同志》诗，阐明自己的见解，反对朱熹的观点，诗云：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於今。 陆九龄意识是说，人小的时候知道爱，长大了知道恭敬，自古圣贤相传的只有一个“心”。有了“心”这个根基才能“筑室”，离开“心”犹如“无址”而“成岑”。认为朱熹“留情传注”“着意精微”，是在圣贤经典里求“天理”，最终会走向阻塞和沉沦。陆九龄的态度还比较温和，最后认为“有朋自远方来”切磋学问，对于今天来讲，是件非常快乐的事。 陆九渊的态度就有点咄咄逼人了，他以原韵作了一首《鹅湖和教授兄韵》诗：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     陆九渊意思是说，到了墓地哀痛，到了宗庙恭敬，这是“心”的自然表现，千古以来都不用去修练。涓涓的细流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大海；拳头大小的石头垒积起来，就能够成为高山。自己这种“发明本心”简单的学说，终究会流传广大，而朱熹繁琐的“格物致知”工夫，最终会飘散而去。要想从低向高处升达，成功的关键先要辨识“本心”。 不管怎样，当时朱熹已是理学思想的顶极人物，再加上辩论时那么多的学者在场，而陆九渊将朱熹“格物致知”方法称为“支离事业”，这多少会让朱熹心里不高兴。 吕祖谦也感到气氛不对，觉得陆九渊有点过了，忙出来打圆场。朱、陆之辩第一回合，就这样不欢而散、草草收场。第二天的辩论，围绕着陆九渊诗中的“支离事业”展开。 朱熹首先就反问陆九渊，如果说传注圣贤经典是“支离事业”，那么圣贤说的“穷理居敬”就是一句废话，圣贤之书岂不是可以束之高阁了。 二陆反诘道：“尧舜以前，更读何书？”意思是说，远古时期无书可读，尧舜一样成为圣贤，人只要“存心养心”即可，不必多读书外求。 这一场辩论，朱熹主张“格物致知”，二陆主张“发明本心”，双方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直辩到夜幕降临，才暂告一段落。 第三天的辩论，也是异常的激烈，重点围绕如何“教人”展开。 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认为人要多读书，多观察，探究事物原理，而从中获得智慧。二陆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认为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考察外物。 朱陆双方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问题。 “尊德性”与“道问学”，语出《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意思是，君子既要尊重与生俱有的善性，又要经由学习、存养发展善性。 朱熹的观点，认为人应以“道问学”为起点，再上达“尊德性”，强调“下学上达”工夫。二陆认为，人要以“尊德性”为先，所谓“先立乎其大”，然后读书穷理，强调“上学下达”工夫。二人的分歧是在出发点上。 从道理上来讲，“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应该兼顾，不可偏颇。后来，朱熹也意识到这一点，回顾鹅湖论辩时说：“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编著《宋元学案》时也指出，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只是理学教人入门方法的不同，二者也不能截然分开；朱陆虽各强调一面，却同时兼顾另一面，他们的争议不是理学根本上的分歧。从第四天开始，双方转换了话题，就一些具体的经学和理学问题进行探讨，也取得大体上一致的意见。鹅湖论辩最终在比较缓和的气氛中降下帷幕。 鹅湖论辩后，朱陆双方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朱熹也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校正，使理学思想体系更加缜密。三年后，朱熹与陆九渊再会于铅山县时，朱熹作了一首《鹅湖寺和陆子寿》诗：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诗的前四句，表达了朱熹对二陆“道义风流”的钦佩、敬仰之情。后四句朱熹认为，旧学如不商量，就不能遂密完整，新知如不培养，就不能推陈出新，讨论到非常精深的地方，精神就同古人贯通了。这是对鹅湖论辩的充分肯定。 后来，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发扬光大了“心学”，因此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因王阳明在学术上成就比陆九渊更高，知名度反而超过了陆九渊。但不管怎样，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属理学范畴，都认可“天理”。朱熹后来经过福建与江西交界的分水铺时，作了一首《分水铺继赵仲缜留题》诗： 水流无彼此，地势有东西。 若识分时异，方知合处同。 在诗中，朱熹认为自己和陆九渊学术理论，追认到“天理”的认识上，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