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化研究论文

坊刻本：明代鼓励民间刻书。明代坊刻地点：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建阳，其中建阳刻书最多。集中在崇化里书坊街，嘉靖、万历年间进入极盛时期。麻沙书坊在元末战争毁了，明只留下崇化里书坊街。杭州刻书不如南宋时期发达。明代如余象斗三台馆也称双峰堂刊小说多种，皆附插图，如《四游记》《列国志传》《英烈传》《东西晋演义传》《皇明诸司公案传》等等，汪氏环翠堂刻《元本出相西厢记》《坐隐先生全集四种》《彩舟记》《投桃记》等等，陈大来继志斋、唐富舂世德堂也刻了不少戏曲小说。再如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忠义水浒传》、永顺堂刻《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等等。明末毛晋绿君亭，后称汲古阁刻印的书，大部头如《十七史》《十三经注疏》《津逮秘书》《六十种曲》，小部头如《宝晋斋四刻》《列仙传》《四唐人诗》《说文解字》等等。坊刻本不仅有上面列举的精本，也有许多特点是官刻本和家刻本不具备的，大体有以下几点：一、坊刻本在刊印经史百家名著及诗文集时，多有加工，如添制插图，增印注疏，以便文化不高的人浏览；二、多刻通俗流行之书，如医书、历书、类书便览等农桑医算，对生产劳动及居家度日有利；三、刊行童蒙读物和科举考试所用的字书、词书，对普及文化、启蒙教育有功，四、刻印民间诗歌、戏曲、小说、评话、弹词之类的通俗文学作品。你自己整理看看有没有用

专著1.《严嵩传》，独著，35万字，黄山书社，1992年7月2.《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第二副主编并撰稿，90万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8月第1次印刷，2007年再版，国家社科“七五”重点科研课题，国家“九五”重点图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3.《孙奇逢评传》，独著，11.5万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编入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册4.《明代政治史》，第一主编，98万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2006年11月第2次印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5.《祸国宰相严嵩》，独著，1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4月6.《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主编并撰稿，61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B），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集1.《张显清文集》，独著，45.9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5月论文（除注明者外皆为独著）（一）社会经济1.《明代缙绅地主浅论》，2.3万字，《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2.《明代官绅优免与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1.7万字，《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3.《明代土地投献简论》，1.4万字，《北京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4.《明代缙绅地主减价买田事例》，0.1万字，《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5.《论严嵩的家资》，1.5万字，《北京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6.《论明代官绅优免冒滥之弊》，2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7.《近二十年来国内关于明代社会变迁问题研究状况读书札记》，1.1万字，《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4期8.《近三十年来国外关于明代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状况》，0.8万字，《明史研究》第8辑，2003年12月9.《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由来和发展》，1.7万字，《明史研究》第8辑，2003年12月10.《明代后期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2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2005年；《学术探索》2005年第5期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史》2006年第1期转载11.《明代后期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结构、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3.3万字，《纪念许大龄教授诞辰八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12.《晚明社会的时代特点》，0.3万字，《河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明清史》2006年第2期转载13.《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0.8万字，《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8期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明清史》2008年第5期转载（二）政治1.《从〈大明律〉和〈大诰〉看朱元璋的“锄强扶弱”政策》，2.8万字，《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1983年6月2.《明代亲藩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0.9万字，《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3.《明嘉靖“大礼议”的起因、性质和后果》，1.4万字，《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4.《〈大明律〉的形成及其反映的时代特点》，1.7万字，《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5.《封建家法是封建国法的补充》，0.9万字，《谱牒学研究》第1辑，1989年12月6.《“以媚术宠”是严嵩政治品格的典型特征》，0.8万字，《严嵩与明代政治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12月7.《修仙皇帝》，笔名程德，1.1万字，王春瑜主编《明宫秘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8.《明末北直清流派的形成及其反阉党斗争》，1.2万字，《明史研究》第3辑，1993年9.《“洪武重典”说辨析》，日本《明代史研究》第28号，2000年4月10.《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2万字，《明清论丛》第2辑，2001年11.《试论明太祖“以教化为本”的治国思想与实践》，1.2万字，《明史研究》第7辑，2001年12.《贵州建省：贵州历史的里程碑》，0.2万字，《纪念贵州建省59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13.《廓清对郑和远航动因的曲解》，0.8万字，《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14.《略论郑和远航的动因及其历史意义》，0.7万字，《中国远洋航务公告》2005年第7期15.《“踪迹建文、耀兵异域”说质疑――纪念郑和远航600周年》，2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2006年2月16.《明太祖朱元璋社会理想、治国方略及治国实践论纲》，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3辑，2007年（三）农民起义1.《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策略》，2.7万字，《农战史论丛》第1辑，1978年12月2.《研究明末农战史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杨文弱集〉》，0.8万字，《文献》第1辑，1980年1月3.《张献忠与西方自然科学——读〈圣教入川记〉》，0.8万字，《农战史论丛》第3辑，1981年4月4.《关于成化年间“妖书妖言”案的史料》，0.4万字，《明史研究论丛》第3辑，1985年5月5.《张献忠“谷城受抚”评析》，1万字，《明史研究》第1辑，1991年9月（四）思想文化1.《论王阳明鼓吹蒙昧主义的反动性》，0.7万字，《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2.《论海瑞的社会政治思想》（合著），0.8万字，《北方论丛》1980年第4期3.《徐光启社会经济思想的几个问题》，1.3万字，《晋阳学刊》1981年第4期4.《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2.6万字，《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1982年4月5.《王守仁的唯心史观》，0.8万字，《浙江学刊》1985年第4期6.《明代社会思想和学风的演变》，1.4万字，《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7.《孙奇逢的“以实补虚”论》，0.8万字，《中州学刊》1986年第6期8.《孙奇逢的“以实补虚”论》，1.3万字，《明清实学思潮史》第25章，齐鲁书社，1989年7月9.《张溥及复社“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经世思想》，1.2万字，《明清实学思潮史》第29章，齐鲁书社，1989年7月10.《陈子龙的实学建设》，1.5万字，《明清实学思潮史》第31章，齐鲁书社，1989年7月11.《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1.5万字，《孔子研究》1990年第2期12.《明清实学思潮及其对日本思想文化的影响》，日本《明代史研究》，1991年3月13.《绚丽的台湾历史风情画卷——读〈台海采风图考〉》，0.3万字，《史学集刊》1992年第2期14.《朱元璋尊孔抑孟刍议》，0.5万字，《北方论丛》1992年第5期15.《明清之际杰出教育家孙奇逢述论》，1.1万字，《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16.《简论孙奇逢兼容并包的治学方针》，0.6万字，《晋阳学刊》1993年第3期17.《徐光启引进和仿制西洋火器述论》，1.7万字，澳门《文化杂志》第13、14期，1993年第2季度18.《科举制历史作用刍议》，0.7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1期19.《陈子龙：晚明实学思潮的健将——兼论明清实学思潮的一些问题》，1.1万字，《明史研究》第6辑，1999年5月20.《略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0.4万字，《光明日报》1999年4月2日21.《要重视明清之际人士文集的整理和研究——以〈孙奇逢文集〉为例》，1.3万字，《明人文集与明代研究》，台湾乐学书局，2001年22.《传统与启蒙》，0.9万字，《明代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23.《大运河：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摇篮》，0.3万字，《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24.《试析明定陵考古发掘的学术和社会意义》，0.8万字，《世界文化遗产——明清皇家陵寝保护与发展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7月（五）序文、评论1.《名相传》序，海南出版社，1994年2.王俞春编著《海南进士传略》序，花城出版社，1998年3.卞利著《胡宗宪评传》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宠中威著《定陵发掘亲历记》序，学苑出版社，2002年5.《孙奇逢集》总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6.梁颂成辑校《杨嗣昌集》序，岳麓书社，2005年；《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转载7.赵克生著《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祀改制》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8.郭培贵著《明史选举志考论》序，中华书局，2006年9.明孝陵博物馆编《明孝陵碑刻》序，广陵书社，2006年10.明孝陵博物馆编《明帝王陵碑刻精品》序，广陵书社，2009年11.胡凡著《明代历史探赜》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2.读汤纲、南炳文著《明史》，《光明日报》1992年6月28日13.评《朱元璋研究》（陈梧桐著），《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6期14.《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论——记近年来王毓铨先生对明代及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论述》，0.5万字，《明史研究》第4辑，1994年15.《他们赢得了赞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12月12日16.《重要的在于科学地说明历史——评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6日17.《增强使命感 深化历史学研究》，《光明日报》2002年5月28日18.《发挥优势 承担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7月30日（六）纪念吴晗1.《〈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读后》，0.5万字，《晋阳学刊》1985年第3期2.《吴晗与明定陵的发掘》，0.2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1月15日；《科学中国人》2002年第9期转载3.《难忘的四年——缅怀吴晗先生》，0.55万字，《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吴晗著《明史简述》导言，0.25万字，中华书局，2005年5.《谈谈吴晗的历史贡献》，0.3万字，《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29日6.《从创造到普及：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与赵克生合著），1.5万字，《古代文明》2009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19期转载古籍整理、辞书：1.《谷山笔麈》（于慎行著），合作点校，10万字，《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1983.62.《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23.6万字，合编，主持人，福建出版社，1983年3.《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大型集体项目，齐鲁书社4.《中国事典》明代卷主编之一，明代卷100万字，沈阳出版社，1992年7月5.《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明代卷编委之一，明代卷30万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6.《文白对照二十五史精华》，编委会委员，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1993年7.《名相传》（《文白对照二十五史分类传记》），主编，52.3万字，海南出版社，1994年8.《余冬序录》（何孟春著），6万字，《中华野史·明代卷》，泰山出版社，1999年9.《孙奇逢集》，主编，304万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0.《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等辞书某些辞条的编写

明代版刻述略这个链接是全文,一万字不止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1、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2、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3、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4、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毛边纸570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