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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刻本：明代鼓励民间刻书。明代坊刻地点：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建阳，其中建阳刻书最多。集中在崇化里书坊街，嘉靖、万历年间进入极盛时期。麻沙书坊在元末战争毁了，明只留下崇化里书坊街。杭州刻书不如南宋时期发达。明代如余象斗三台馆也称双峰堂刊小说多种，皆附插图，如《四游记》《列国志传》《英烈传》《东西晋演义传》《皇明诸司公案传》等等，汪氏环翠堂刻《元本出相西厢记》《坐隐先生全集四种》《彩舟记》《投桃记》等等，陈大来继志斋、唐富舂世德堂也刻了不少戏曲小说。再如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忠义水浒传》、永顺堂刻《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等等。明末毛晋绿君亭，后称汲古阁刻印的书，大部头如《十七史》《十三经注疏》《津逮秘书》《六十种曲》，小部头如《宝晋斋四刻》《列仙传》《四唐人诗》《说文解字》等等。坊刻本不仅有上面列举的精本，也有许多特点是官刻本和家刻本不具备的，大体有以下几点：一、坊刻本在刊印经史百家名著及诗文集时，多有加工，如添制插图，增印注疏，以便文化不高的人浏览；二、多刻通俗流行之书，如医书、历书、类书便览等农桑医算，对生产劳动及居家度日有利；三、刊行童蒙读物和科举考试所用的字书、词书，对普及文化、启蒙教育有功，四、刻印民间诗歌、戏曲、小说、评话、弹词之类的通俗文学作品。你自己整理看看有没有用
专著1.《严嵩传》，独著，35万字，黄山书社，1992年7月2.《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第二副主编并撰稿，90万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8月第1次印刷，2007年再版，国家社科“七五”重点科研课题，国家“九五”重点图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3.《孙奇逢评传》，独著，11.5万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编入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册4.《明代政治史》，第一主编，98万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2006年11月第2次印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5.《祸国宰相严嵩》，独著，1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4月6.《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主编并撰稿，61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B），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集1.《张显清文集》，独著，45.9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5月论文（除注明者外皆为独著）（一）社会经济1.《明代缙绅地主浅论》，2.3万字，《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2.《明代官绅优免与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1.7万字，《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3.《明代土地投献简论》，1.4万字，《北京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4.《明代缙绅地主减价买田事例》，0.1万字，《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5.《论严嵩的家资》，1.5万字，《北京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6.《论明代官绅优免冒滥之弊》，2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7.《近二十年来国内关于明代社会变迁问题研究状况读书札记》，1.1万字，《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4期8.《近三十年来国外关于明代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状况》，0.8万字，《明史研究》第8辑，2003年12月9.《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由来和发展》，1.7万字，《明史研究》第8辑，2003年12月10.《明代后期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2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2005年；《学术探索》2005年第5期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史》2006年第1期转载11.《明代后期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结构、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3.3万字，《纪念许大龄教授诞辰八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12.《晚明社会的时代特点》，0.3万字，《河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明清史》2006年第2期转载13.《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0.8万字，《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8期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明清史》2008年第5期转载（二）政治1.《从〈大明律〉和〈大诰〉看朱元璋的“锄强扶弱”政策》，2.8万字，《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1983年6月2.《明代亲藩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0.9万字，《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3.《明嘉靖“大礼议”的起因、性质和后果》，1.4万字，《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4.《〈大明律〉的形成及其反映的时代特点》，1.7万字，《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5.《封建家法是封建国法的补充》，0.9万字，《谱牒学研究》第1辑，1989年12月6.《“以媚术宠”是严嵩政治品格的典型特征》，0.8万字，《严嵩与明代政治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12月7.《修仙皇帝》，笔名程德，1.1万字，王春瑜主编《明宫秘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8.《明末北直清流派的形成及其反阉党斗争》，1.2万字，《明史研究》第3辑，1993年9.《“洪武重典”说辨析》，日本《明代史研究》第28号，2000年4月10.《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2万字，《明清论丛》第2辑，2001年11.《试论明太祖“以教化为本”的治国思想与实践》，1.2万字，《明史研究》第7辑，2001年12.《贵州建省：贵州历史的里程碑》，0.2万字，《纪念贵州建省59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13.《廓清对郑和远航动因的曲解》，0.8万字，《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14.《略论郑和远航的动因及其历史意义》，0.7万字，《中国远洋航务公告》2005年第7期15.《“踪迹建文、耀兵异域”说质疑――纪念郑和远航600周年》，2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2006年2月16.《明太祖朱元璋社会理想、治国方略及治国实践论纲》，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3辑，2007年（三）农民起义1.《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策略》，2.7万字，《农战史论丛》第1辑，1978年12月2.《研究明末农战史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杨文弱集〉》，0.8万字，《文献》第1辑，1980年1月3.《张献忠与西方自然科学——读〈圣教入川记〉》，0.8万字，《农战史论丛》第3辑，1981年4月4.《关于成化年间“妖书妖言”案的史料》，0.4万字，《明史研究论丛》第3辑，1985年5月5.《张献忠“谷城受抚”评析》，1万字，《明史研究》第1辑，1991年9月（四）思想文化1.《论王阳明鼓吹蒙昧主义的反动性》，0.7万字，《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2.《论海瑞的社会政治思想》（合著），0.8万字，《北方论丛》1980年第4期3.《徐光启社会经济思想的几个问题》，1.3万字，《晋阳学刊》1981年第4期4.《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2.6万字，《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1982年4月5.《王守仁的唯心史观》，0.8万字，《浙江学刊》1985年第4期6.《明代社会思想和学风的演变》，1.4万字，《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7.《孙奇逢的“以实补虚”论》，0.8万字，《中州学刊》1986年第6期8.《孙奇逢的“以实补虚”论》，1.3万字，《明清实学思潮史》第25章，齐鲁书社，1989年7月9.《张溥及复社“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经世思想》，1.2万字，《明清实学思潮史》第29章，齐鲁书社，1989年7月10.《陈子龙的实学建设》，1.5万字，《明清实学思潮史》第31章，齐鲁书社，1989年7月11.《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1.5万字，《孔子研究》1990年第2期12.《明清实学思潮及其对日本思想文化的影响》，日本《明代史研究》，1991年3月13.《绚丽的台湾历史风情画卷——读〈台海采风图考〉》，0.3万字，《史学集刊》1992年第2期14.《朱元璋尊孔抑孟刍议》，0.5万字，《北方论丛》1992年第5期15.《明清之际杰出教育家孙奇逢述论》，1.1万字，《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16.《简论孙奇逢兼容并包的治学方针》，0.6万字，《晋阳学刊》1993年第3期17.《徐光启引进和仿制西洋火器述论》，1.7万字，澳门《文化杂志》第13、14期，1993年第2季度18.《科举制历史作用刍议》，0.7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1期19.《陈子龙：晚明实学思潮的健将——兼论明清实学思潮的一些问题》，1.1万字，《明史研究》第6辑，1999年5月20.《略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0.4万字，《光明日报》1999年4月2日21.《要重视明清之际人士文集的整理和研究——以〈孙奇逢文集〉为例》，1.3万字，《明人文集与明代研究》，台湾乐学书局，2001年22.《传统与启蒙》，0.9万字，《明代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23.《大运河：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摇篮》，0.3万字，《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24.《试析明定陵考古发掘的学术和社会意义》，0.8万字，《世界文化遗产——明清皇家陵寝保护与发展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7月（五）序文、评论1.《名相传》序，海南出版社，1994年2.王俞春编著《海南进士传略》序，花城出版社，1998年3.卞利著《胡宗宪评传》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宠中威著《定陵发掘亲历记》序，学苑出版社，2002年5.《孙奇逢集》总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6.梁颂成辑校《杨嗣昌集》序，岳麓书社，2005年；《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转载7.赵克生著《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祀改制》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8.郭培贵著《明史选举志考论》序，中华书局，2006年9.明孝陵博物馆编《明孝陵碑刻》序，广陵书社，2006年10.明孝陵博物馆编《明帝王陵碑刻精品》序，广陵书社，2009年11.胡凡著《明代历史探赜》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2.读汤纲、南炳文著《明史》，《光明日报》1992年6月28日13.评《朱元璋研究》（陈梧桐著），《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6期14.《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论——记近年来王毓铨先生对明代及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论述》，0.5万字，《明史研究》第4辑，1994年15.《他们赢得了赞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12月12日16.《重要的在于科学地说明历史——评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6日17.《增强使命感 深化历史学研究》，《光明日报》2002年5月28日18.《发挥优势 承担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7月30日（六）纪念吴晗1.《〈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读后》，0.5万字，《晋阳学刊》1985年第3期2.《吴晗与明定陵的发掘》，0.2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1月15日；《科学中国人》2002年第9期转载3.《难忘的四年——缅怀吴晗先生》，0.55万字，《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吴晗著《明史简述》导言，0.25万字，中华书局，2005年5.《谈谈吴晗的历史贡献》，0.3万字，《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29日6.《从创造到普及：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与赵克生合著），1.5万字，《古代文明》2009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19期转载古籍整理、辞书：1.《谷山笔麈》（于慎行著），合作点校，10万字，《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1983.62.《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选编》，23.6万字，合编，主持人，福建出版社，1983年3.《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大型集体项目，齐鲁书社4.《中国事典》明代卷主编之一，明代卷100万字，沈阳出版社，1992年7月5.《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明代卷编委之一，明代卷30万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6.《文白对照二十五史精华》，编委会委员，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1993年7.《名相传》（《文白对照二十五史分类传记》），主编，52.3万字，海南出版社，1994年8.《余冬序录》（何孟春著），6万字，《中华野史·明代卷》，泰山出版社，1999年9.《孙奇逢集》，主编，304万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0.《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等辞书某些辞条的编写
明代版刻述略这个链接是全文,一万字不止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1、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2、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3、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4、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毛边纸570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明星或者其他公众人物代言广告，这种现象早已存在，国外早已有之，然而，近年来新兴医院事件、亿霖事件、SK-Ⅱ化妆品事件、藏秘排油茶事件等等层出不穷，这些事件使得公众熟知的明星们站到了风口浪尖上。尤其是去年的三鹿奶粉事件，这些事件将公众的目光聚焦到了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问题上，使他们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笔者不怀疑媒体有炒作之嫌，但基于职业习惯，更有兴趣将明星“代言门”问题引入法律场域加以思辨。一、明星代言是法律问题还是道德问题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消费需求与市场的占有份额往往成为企业的追逐对象，明星和品牌合作自然也无可厚非，最好的结果是：品牌借明星之力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明星也借品牌的推广增加了媒体的曝光度，提升了自己的价值。然而，由于代言广告过分夸大产品的功能与品质，在客观上误导了消费者，而且由于给部分消费者造成了人身以及财产方面的损害。在谴责商人无良、政府失察之余，我们更须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明星代言是法律问题还是道德问题。我们知道，明星代言产品或者品牌，是要收取不菲的代言费的，而这笔代言费并非像明星们认为的那样：是商家自己出资给付的。而事实上， 这笔费用最后会计入产品或者服务价格之中，最终由广大消费者埋单。因此，虽然，代言明星没收消费者钱，也没做产品，更没卖产品，根据现有法律体系从技术上分析，明星与消费者之间并不存在法律关系；既然二者之间没有法律关系，就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明星代言引起公众指摘，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然而，利益与风险相一致乃是法律基本原则，高额代言费对应几近于无的法律责任，显然违背了法律的宗旨，法律技术的适用结论与法律原则的内在精神发生了背离，不能就以此表明纯粹根据法律技术推理的合理性。这首先关涉到法理学上法律调整对象的理论。一般认为，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制不是无界限的，法律必须尊重道德、宗教等社会规范。此固有理，但法律与道德存在交叉领域，一些重大的、关乎公益的道德问题往往也上升为法律问题。据利益与风险相一致原则可知，这不但是起码的商业伦理，也是基本的法律精神。不能仅仅放任处于彻底的商业逻辑支配之下，更应该将其行为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并且在具体规范设计上寻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利益与责任的平衡，在明星广告泛滥的当下，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和事实上的合理性。二、明星代言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158票赞成、3票反对、4票弃权获高票通过。该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条确立了在食品领域虚假广告代言人的连带责任。但是，《食品安全法》毕竟是特殊法，适用的范围也更加有限，除此之外，我国关于明星代言的法律规定几乎属于空白。基于此，笔者主张再从民法的角度进行具体审思。民事主体之间相对性的法律关系，主要有合同和侵权两种主要类型。根据合同法，合同的核心要素是意思表示，其成立是要约与承诺的合意，但明星代言的本质与合同迥异。首先，明星与特定的消费者并不属于合同的相对方，主体不适格；其次，明星代言并不具有意思表示的因素， 更没有与消费者形成某种法律关系的意图；再者，明星代言通过媒体向不特定的公众发布，这与要约针对特定相对人的特征不符。那么明星代言是否适用侵权法那？毒奶粉致婴儿肾衰竭，属于产品责任这一特定侵权类型，法定责任主体是制造者和销售者。从字面上看，代言明星并不在责任主体之列，根据“法无明文不加责”的原则，法律上似乎无从非难明星。笔者以为，法律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特征，仅仅靠道德来调整是不足以维护大多数人的权益的。不能让代言问题产品的明星们的行为游离于法律责任的藩篱之外。但是，侵权的救济手段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问题：若为一般侵权，那么即使存在问题产品，存在对公众的致害后果，但是这种后果与明星的代言行为似乎毫无因果关系，所以不属于一般侵权，而在几种特殊侵权的规定中显然也没有规定这样的条款。然而不问良莠唯利是图的代言行为已经使得伪劣产品大行其道、流毒更广，从损害控制的目的出发，明星代言需承担一定的“准侵权责任”。而法律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可通过扩张解释来实现。1、主体上的扩展解释。在如潮水般的代言广告中，我们发现不仅仅是明星，在关系到人体健康的食品、药品领域甚至所谓的专家、学者也不乏之，如果仅仅局限于明星这一狭小领域，显然不能达到良好的规制效果。所以应该对“明星”做扩张性解释为：为公众所熟知的，能够对人们的心理起到一定引导、暗示作用的社会公众人物。2、通过对产品责任规范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将代言行为视为“准销售行为”。这种主张绝非荒谬。其一，收代言费时依据商业规则，代言产品出现事故时却援引道德庇护，这种双重标准有违“利益与风险相一致”原则。其二，高额的代言费意味着明星对产品瑕疵有较高的注意义务，明星在代言时即应当对可能的产品责任有一定预见。其三，明星代言行为属于间接致害行为。人类步入信息社会以来，明星借助各种媒体已深入社会生活，吸聚公众信赖，其代言行为对消费行为的诱导或强制作用不容否认，社会观念上已逐渐认定明星代言与产品损害之间的间接因果关系；同样是具有合理公信力的中介行为，明星代言也应与时俱进地纳入侵权法视野。3、对于明星代言行为实行差异性的归责原则。根据法学上的共同侵权理论，若明确规定代言问题广告当然承担连带责任显然过重。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产品责任中，明星与制造者、销售者所处的角色、地位毕竟不能一视同仁。认为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应该不同于生产商的产品质量责任，明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失责任，可能导致让明星去承担生产商的责任，因此承担“差别责任”。这种“差别责任”应当将广告代言的法律责任种类扩大到绝对责任、严格责任或无过错责任，而不仅仅是“过失责任”。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连带责任”本质上仍属于民事上“过失责任”的范畴。首先，依笔者之见，应当区分明星的主观心态并依据广告代言人他或她所代言的产品与人的权利的密切程度的不同或广告对象的不同来详定法律责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应的过错责任”。 一般说来，食品和药品，这些东西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权甚至生命权，对于这种与生命和健康密切相关的产品的广告代言人，法律应规定承担“绝对责任、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才符合“损益相抵”的原则。从这个角度讲，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连带责任”还是有些偏轻，而不是过重。这样做是不是太严格了呢。一点都不严格，在有些国家，食品代言就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有些国家干脆规定严格禁止代言药品广告。其次，还应当从广告对象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实行差别责任。比如对象为儿童或老年人的广告，其责任就应当加重。这个原则在很多国家就是这样适用的。这种差异性也应当在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上有所对应。比如代言内衣广告的责任应当重于代言外衣广告的责任。与此类似，代言与皮肤密接触出的化妆品广告的责任就应当重于代言其他与人身没有接触的产品的责任。如果确无过错，则应当在实际取得代言费的范围内承担有限补充责任，在制造者、销售者或保险公司（如有责任险）无力赔偿情况下始引发这一责任。从合理分配责任的角度来看，较之比照产品责任的思路，也更为合理。
明星代言产品利：能把产品更好的介绍给群众，让更多的人了解产品，从而达到宣传目的弊：由于某些人的追星，盲目跟风，使得某些不好的产品也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就打乱了社会秩序（全文完）
试论茶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在《茶经》问世1228年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将在《茶经》的诞生地举办第十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暨首届陆羽茶文化节，这一举措必将极大地推动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这一千二百多年中，研究茶和茶文化的著作层出不穷，茶文化的内涵得到深入的阐发，茶与文化的结合已从诗书画印扩展到小说、诗歌、音乐、舞蹈，几乎涉及到所有文化领域，品茶休闲已经从宫廷、豪门走向市民社会，成为社会时尚。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笔者认为，研究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应该是茶文化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本文试从三个方面表述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认识。 一、传承科学精神，打造现代茶产业的竞争优势 用心研读《茶经》和历代茶书，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茶经》还是各个朝代的茶书，总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研究种茶、采茶、制茶、饮茶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从各方面阐述如何提高茶的品性以适应当时饮茶者的需要。 陆羽通过自己的调查和实践，总结出好茶生在“阳崖阴岭”这种最适合于茶树生长的生态环境，并指出“烂石”是最好的立地条件；采茶的时间是按照不同地区的气候，与不同茶树的生长规律来规定的，关键是看茶芽的生长情况，以“紫者上”、“笋者上”、“叶卷上，”而且要做到“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通过采、蒸、捣、拍、焙、穿、封七个环节，制成当时流行的饼茶。 宋代贡茶的主要产区转向建安，蔡襄《茶录》就着重论述建茶的甄别和饮用方法；而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则进一步阐明北苑茶的生态环境和茶质优劣的关系；尤其是赵佶的《大观茶论》，对白茶的独特性能作了生态的描述，对培育茶的良种有重要启示作用。到明代，改饼茶为散茶，于是有许次纾的《茶疏》，详述罗岕茶的胜人之处，采摘制造之法和烹点饮啜之要；周高起的《洞山岕茶系》更对罗岕茶作深入考察研究，作出更确切的论述。到清代，随着龙井茶的崛起，于是有程淯的《龙井访茶记》，对龙井茶的特色、立地条件、培植、烹瀹、收藏，作了具体的论述。 我们从《茶经》和历代茶书中应该传承什么呢？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传承这些著作中所创导的科学精神。我们应该适应新的需求，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开发新的、品质更优异的茶叶品种和茶的制成品，来提高茶产业的竞争力。 一千二百多年前，湖州长兴的顾渚紫笋是唐代最好的贡茶。由于历史原因，到上个世纪中叶，紫笋茶已经不那么出名了。湖州长兴的茶叶科研人员从研究《茶经》入手，在唐代贡茶的原亍虽旧矫髟孪恳淮≡裆肪澈土⒌靥跫最佳的茶山，采摘最富有营养成分的茶芽，按现代制茶方法，炒制出“芽叶微紫、芽形似笋、茶汤清澈、茶性温和”的紫笋茶。一举夺得全国名茶的称号，这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的成功范例。 安吉县通过茶树良种普查，在大溪横坑坞发现一株宋·赵佶在《大观茶论》中阐述过的“与常茶不同”的白茶，用无性繁殖的方法，开发出氨基酸含量高于普通绿茶二至三倍的现代白茶，市场价格高于绿茶数倍，几年时间，就使白茶种植面积扩大到四万多亩，成为安吉茶农种茶致富的“摇钱树”。事实上，从不发酵的绿茶到半发酵的乌龙茶，到全发酵的红茶和后发酵的确普洱茶，也是茶叶加工方法创新。如果我们还能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开发出适应消费者新需求的茶制品，就能进一步提高湖州茶产业的竞争力。笔者认为，这是在现代条件下，传承历代茶人所坚持的科学精神，努力创新的正确方向。 二、丰富文化内涵，拓展茶和茶文化的产业链 研究茶和茶文化的发展史，还能观察到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儒家、释家、道家和民间人士都非常重视茶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文明，非常重视茶与文化的结合。 研究儒家的人士，从茶性平和、高洁，引伸出茶导和、和为贵的哲学命题，把饮茶和修身养性结合起来；释家提出茶禅一味，把饮茶与修禅悟道融为一体；道家重视茶的怡情养性功能，认为饮茶能轻身换骨，进而追求精神的永恒。民间人士则以茶为礼，以茶会友，以茶待客，形成各有特色的社会习俗。 从上述理念引伸开去，茶与文化的结合就有了多种形式和载体。 在《茶经》这部茶叶专著中，就载有著名诗人有关茶的诗句。如西晋·左思《娇女诗》中：“心为茶 剧，吹嘘对鼎钅历”的诗句。张孟阳《登成都楼》中：“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诗句。据茶史家朱自振先生调查，自晋及清，我国咏及茶事的广义茶诗大约有一万七、八千道。著名诗人几乎都有咏茶的诗。其中最为世人传诵的则是唐·袁高的《茶山诗》，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卢仝的《走笔谢孟谏寄新茶》(即通称为《卢仝茶歌》)和唐·皮日休的《茶中杂咏》，陆龟蒙的《奉和袭美茶中十咏》等。 有名的茶书（法）、茶画淙幻挥胁枋敲炊啵渲写兰炎髟厝胧凡嵴咭膊簧佟Lㄍ宀枞瞬倘僬孪壬谐鲇泄夭璧氖榉ㄗ髌罚陀薪ね豸酥摹独纪ぜ颉罚啤せ乘氐摹犊 帖》，宋·苏轼的《啜茶帖》《一夜帖》，蔡襄的《精茶帖》；明·唐寅的《夜坐》，文彭的《卢仝饮茶歌》长卷；清·丁敬的《论茶六绝句》等三十四种。描写茶事的名画，则有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宋·刘松年《斗茶图》和《茗圆赌市图》，元·赵原《陆羽烹茶图》，明·文徵明《惠山茶会图》，唐寅《品茶图》，清·金农《玉川先生煎茶图》，近代则有傅抱石的《蕉阴煮茶图》等。 在篆刻艺术作品中，清·黄易与赵之琛都刻过“茶熟香温且自看”的闲章，童大年有“天地一壶间”的闲章。 茶具中的艺术作品更多。从唐代起各地名窑就烧制出著名的陶瓷茶具。如越窑在唐代烧制出“青瓷荷叶盏、托”和“秘色瓷茶盂”，从紫砂茶具问世后，明代制壶大师供春、时大彬、惠孟臣和清代的陈鸣远、杨彭年、邵大亨都曾制作出传世的紫砂茶壶。尤其是杨彭年与书画家陈鸿寿合作，刻制出融诗文书画与紫砂艺术为一体的《曼生壶》，使茶文化有了新的载体。 历代茶人，尤其是精通文化艺术者，把他们的理想和追求融入到与茶相关的文化艺术作品之中，使这些作品鲜活起来、厚重起来，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珍品，甚至成为国宝。这就是文化的魅力，就是茶与文化结合的奇妙之处。茶不与文化结合，就是普通的农产品，一旦与文化结合起来，就成为有生命、有灵魂的东西。它的价值就成倍成几十倍地提高了。 在当代社会中，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茶与文化的结合，也必然有新的延伸，新的形态，新的载体。它可以和现代艺术结合起来，用于茶艺演示；可以和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结合起来，在茶馆、剧场、和盛大的茶会上演出；也可以制成光盘、拍成电影和电视剧供人欣赏，成为新的文艺作品，成为现代人生活的新内容。 2004年在四川雅安举行的茶文化一会一节中，以四川传统茶艺——龙行十八式为基础，扩展为一百零八人组成的威武雄壮的茶艺表演，配以几百人的大合唱，赢得了参加开幕式的国内外茶人长时间的鼓掌喝彩。以歌颂首创人工植茶的吴理真为主题，演出的歌舞剧，把茶人的崇高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据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报道，以安溪茶乡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铁观音传奇》拍摄完成，开创了茶与文化结合的新形式，使茶文化有了新的传播手段。 云南省思茅市是普洱茶的原兀衲晁脑戮傩辛耸⒋蟮钠斩杞冢⒔济┦懈奈斩校庖彩呛胙锊栉幕男戮俅搿 湖州是茶人们公认的茶文化发祥地，2008年将在湖州举办的一会一节，应该在茶与文化的结合上有新的拓展。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正在组织茶文化工作者编辑湖州茶文化丛书，既有阐述晋唐以来湖州茶与茶文化的发展历程的《湖州茶史》，又有《湖州茶诗》、《湖州擦茶文》、《湖州茶俗》、《湖州茶业》。由谢文柏主编的《顾渚山志》也将在2008年一会一节中公开发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还有一个演出《茶恋》的计划，把茶圣陆羽的故事搬上舞台，贡献给国内外茶人与越剧爱好者。 三、坚持服务方向，造福种茶人和饮茶人 在选写此文的过程中，笔者还反复思考：《茶经》和历代茶书作者为什么以毕生的主要精力选写茶书？经过仔细阅读《茶经》，有一些启迪。 陆羽在《茶经》中，从一开始就告诉人们，茶是什么，怎么种茶，茶有什么功效，为什么不能粗制滥造。在罗列采茶、造茶工具之后，又进一步说明怎样采茶，制茶，怎样鉴别茶叶的优劣，接着他又用很大的篇幅列举了二十五种艺茶者必须具备的器具，然后再讲怎样煮茶，怎样饮茶，要注意什么问题。非常明白，《茶经》是为种茶人、艺茶人写的，是为他们服务的。但是为什么《茶经》中又类局列举历史上四十八件茶事典故，又十分详细地论述全国出产茶的地方呢？笔者认为：这是让读者扩展视野，知道饮茶的历史久远、产茶的地域十分广阔，饮茶有利健康，同时倡导精行俭德精神。这也是为种茶、艺茶、饮茶人服务的。所以宋以后七篇《茶经》序皆褒扬陆羽是“有利功于茶者”，“有益于人者”，“羽之功不在于稷下”。这就是《茶经》“脍炙千古”的内在原因。 《茶经》以后的茶书作者都以《茶经》的宗旨为圭臬，不断的充实内容，把不同的历史时期、种茶、采茶、制茶、饮茶、藏茶的经验吸纳到出茶书之中，把不同地区出产茶叶的优劣介绍给种茶人和饮茶人。 如果没有茶文化工作者的努力，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在我国广大的产茶地区竟有如此众多的茶树品种，如此众多的制茶方法，出产出如此众多能适合各种需求的茶和茶饮料。各地茶农生产的茶叶也就不可能远销到如此广泛的地区,获得如此众多的收入。同样，如果没有茶文化工作者的介绍，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在全国各地有如此众多的名茶产地，也不可能知道这些名茶产地有如此良好的生态环境，如此引人入胜的山水风光，如此深厚的文化沉积。这些地方也就不可能成为以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旅游胜地。 现在，我们要认真考虑的是：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收入不断增长、生活品位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中，当代的茶文化工作者应该如何坚持正确的服务方向，为种茶人和饮茶人服务呢？ 笔者认为，有几件事是应该努力去做的。 (一)倡导茶为国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茶导和”的社会功能。茶是现代社会三大饮料之一，更适合中国人的品饮习惯，而且有利于营造平和的社会氛围。茶文化工作者要努力在社会各界中普及茶文化，可以在学校中传授茶艺，可以在市民中举办茶文化讲座，可以在传媒中介绍茶文化知识——特别是饮茶有利健康的知识，可以开办茶职业学校，培养专职的茶艺师。 (二)在城市中，把茶馆业打造成为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能提高人们生活情趣、促进社会和谐的现代服务业。茶馆也可以同文化产业结合起来，使爱茶人不仅能够在茶馆中品尝到不同风味的茗饮，而且在饮茶的过程中，能欣赏高品位的书画帐酰鎏芴找鼻椴俚囊衾盅葑啵鼓芸吹接械胤教厣奈囊昭莩觥 (三)在名茶产地建设茶文化村。杭州梅家坞已成为世界闻名的茶文化村。在梅家坞不但出产龙井茶，而且有十分清幽的生态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爱茶人，不仅可以在梅家坞买到龙井茶，而且可以在那里饮茶、休闲。全国各地出产名茶、有条件建成茶文化村的地方不可胜数，但往往没有便捷的对外交通，没有整洁的村庄环境。文化内涵没有充分挖掘，知名度也没有那么高。这正是茶文化工作者可以与当地政府共同努力的地方。 (四)保护茶文化遗址，打造一批茶文化旅游区。《茶经》问世一千二百多年来，凡是名茶产地，都有了自己的文化沉积，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当代茶人的责任是取得政府的支持，保护好这些遗产，努力恢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建筑，使之成为人们向往的旅游目的地。 湖州是茶圣陆羽的第二故乡，是《茶经》的诞生地，市属长兴县顾渚山又是唐代贡茶的原产地。早在唐代中期就建有专门制造贡茶的机构——贡茶院。在市、县政府的重视下，唐代贡茶院的保护性重建工程已启动，能在2008年一会一节以前完成二期工程。顾渚山周围的唐代古茶山，至今保存良好，顾渚山下的金沙泉还在不断涌流。市县政府已决定把顾渚山建设成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度假区。 人们可以期待，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大好形势下，在全国各地一定能建起一大批茶文化旅游度假区,在茶文化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一,中华茶文化与养生 1、茶之为药用，历史悠久： 中华医药学是一个丰富宝库。茶之为药用，历史悠久。古籍中有不少记载。如《本草》、《药书》、《华佗食论》、《茶谱》等都记载了茶的止渴、提神、消食、利尿、治喘、去痰、明目益思，除痰去疾，消炎解毒、益寿延年等20多项功效。唐代大医药学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称：“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乎神化了茶的药用价值。 随着现代茶叶生物化学的深入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分离和鉴定茶叶已知化合物共有500多种，并经过多种实验和临床证明，茶叶的药理作用还有减肥、降压、强心、补血、抗动脉硬化、降血糖、抗癌、抗幅射等等。最近，我国医药界又从绿茶中提取一种水溶性植物色素--茶色素，临床证明有调节血酯、抗凝促纤溶、改善微循环、增加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生长等作用，是茶药理研究又一重大突破，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饮茶与人体健康关系密切。有人预言，茶叶将成为21世纪最受欢迎的健康饮料。因此，只要提倡科学饮茶的适量饮茶，可以说，茶对人体健康长寿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正是中华茶文化与养生关系密切的物质基础。 2、茶文化与养生： 综上所述，中华茶文化是我国传统饮茶风习和品茗技艺的结晶，具有东方文化的深厚意蕴。而贯穿中华茶文化的精神主流受到传统哲学思想影响，并与禅之兴起关系密切。历代相袭而不易。而中国的养生学历来把培养德行作为养生的第一要义。如明代著名养生家高濂所著《遵生八笺》，曾把茶道与中国养生学精神之吻合。明代顾元庆《茶谱》曾引《梦余录》记载：“大中三年东京一僧一百三十岁，宣宗问服何药？云：性唯好茶”，善哉！ 据史书记载，公元九世纪中国茶传入日本。日本建仁寺开祖，入唐前权僧正法印大和尚荣西著有《契茶养生记》一书。称“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同样深刻阐明茶与养生的因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茶文化（中华茶道）与日本茶道有着本质不同，日本茶道源于我国唐代的径山文化，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到明代中期，经绍鸥、利休等人总结和倡导，逐渐演变成为既具宗教哲理（所谓“和、敬、清、寂），又有着严格繁琐的程序的文化体系，被誉为“宗教的美学”。而中华茶道则因时代不同，茶类不同而形成不同类型的茶道和仪式，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是，并不刻意追求繁文缛节，而是着意于品尝和发挥各种茶类的色香韵味，追求一种融洽宽松的气氛，达到“释躁平矜，怡情悦性”的精神境界、其茶道程序和仪式与科学饮茶密切配合，相得益彰，把茶的保健价值、养生价值和欣赏价值三者有机结合了起来，实在是一种精神和物质和谐结合的活动。这正是中华茶道兼有健身与养生功能的道理所在，又是中华茶道能够从古到今，从宫廷到民间，从文人到僧侣，从中原到边疆流传不息，并达到空前繁荣的原因。 二,论中国的茶文化 （ 2006-09-13 08:37） 一、茶文化的定义茶叶是劳动生产物，是一种饮料。茶文化是以茶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二、茶文化的内涵茶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和新闻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包含茶叶专著、茶叶期刊、茶与诗词、茶与歌舞、茶与小说、茶与美术、茶与婚礼、茶与祭祀、茶与禅教、茶与楹联、茶与谚语、茶事掌故、茶与故事、饮茶习俗、茶艺表演、陶瓷茶具、茶馆茶楼、冲泡技艺、茶食茶疗、茶事博览和茶事旅游等廿一个方面。 三、茶文化体系茶史学：茶的起源，发现和利用，茶文化形成、发展、演变、特点及表现形式；茶文化社会学：茶文化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社会发展与进步对茶文化的作用和社会各阶层与茶文化关系；饮茶民俗学：历史和现代，各个地区和民族，城市和农村饮茶习俗；茶的美学：成品茶外形设计、名茶取名、茶包装设计及宣传广告等；茶文化交流学：国际国内研讨、茶文化展示、茶艺表演、少儿茶艺、茶叶历史文化博览及茶事旅游；茶文化功能学：茶文化资源、特性、历史茶文化和新时期茶文化、茶文化功能、茶文化对现代社会及精神文明建设作用等。 四、茶文化特性历史性：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历史非常悠久。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已有一定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汉朝，茶叶成为佛教“坐禅” 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隋朝，全民普遍饮茶。唐代，茶业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清朝，曲艺进入茶馆，茶叶对外贸易发展。茶文化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而孕育诞生的。历史上的茶文化注重文化意识形态，以雅为主，着重于表现诗词书画、品茗歌舞。茶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融化了儒家思想，道家和释家的哲学色泽，并演变为各民族的礼俗，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模式。时代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给茶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这一新时期，茶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正在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新时期茶文化溶进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新闻媒体和市场经济精髓，使茶文化价值功能更加显著、对现代化社会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茶的价值是茶文化核心的意识进一步确立，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新时期茶文化传播方式形式，呈大型化、现代化、社会化和国际化趋势。其内涵迅速膨胀，影响扩大，为世人瞩目。 民族性。各民族酷爱饮茶，茶与民族文化生活相结合，形成各自民族特色的茶礼、茶艺、饮茶习俗及喜庆婚礼，以民族茶饮方式为基础，经艺术加工和锤炼而形成的各民族茶艺，更富有生活性和文化性，表现出饮茶的多样性和丰富多采的生活情趣。藏族、土家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保安族、阿昌族、布朗族、德昂族、基诺族、撒拉族、白族、肯米族和裕固族等茶与喜庆婚礼，也充分展示茶文化的民族性。 地区性：名茶、名山、名水、名人、名胜、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区茶文化。我国地区广阔，茶类花色繁多，饮茶习俗各异，加之各地历史、文化、生活及经济差异，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茶文化。在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以其独特的自身优势和丰富的内涵，也形成独具特色的都市茶文化。上海自1994年起，已连续举办四届国际茶文化节，显示出都市茶文化的特点与魅力。 国际性：古老的中国传统茶文化同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及人文相结合，演变成英国茶文化、日本茶文化、韩国茶文化、俄罗斯茶文化及摩洛哥茶文化等。在英国，饮茶成为生活一部分，是英国人表现绅士风格的一种礼仪，也是英国女王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和重大社会活动中必需的仪程。日本茶道源于中国。日本茶道具有浓郁的日本民族风情，并形成独特的茶道体系、流派和礼仪。韩国人认为茶文化是韩国民族文化的根，每年5月24日为全国茶日。中国茶文化是各国茶文化的摇篮。茶人不分国界、种族和信仰，茶文化可以把全世界茶人联合起来，切磋茶艺，学术交流和经贸洽谈。 五、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发扬传统美德、展示文化艺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促进民族团结、表现社会进步和发展经济贸易等。 传统美德是经过几千年积淀下来的被历代人们所推崇的美好道德，是民族精神和社会风尚的体现。茶文化具有的传统主要有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坚韧不拔、谦虚礼貌、勤奋节俭和相敬互让等。吴觉农先生和湖南刘先和，为茶叶事业鞠躬尽瘁，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当代茶人杰出代表。陆羽《茶经》，是古代茶人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潜心求索、百折不挠精神的结晶。以茶待客、以茶代酒，“清茶一杯也醉人”就是中华民族珍惜劳动成果、勤奋节险的真实反映。 以茶字当头排列茶文化的社会功能有“以茶思源、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联谊、以茶廉政、以茶育人、以茶代酒、以茶健身、以茶入诗、以茶入艺、以茶入画、以茶起舞、以茶歌呤、以茶兴文、以茶作礼、以茶兴农、以茶促贸和以茶致富。 茶是中国的骄傲、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豪。饮茶可以思源。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将中国茶叶作为中国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指南针和印刷术）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重大贡献。唐代陆羽《茶经》是世界第一部茶书。中国茶文化对世界影响功能显著。 以茶会友是茶文化最广泛的社会功能之一。今天所处的市场经济，竞争激烈，优胜劣汰，讲利益、讲效益。但人情较为冷漠，人际关系趋于淡漠。通过茶楼、茶艺馆品茗或茶艺，朋友聚在一起，互通信息，交流感情，增进了解，沟通友谊。朋友相聚在旧式茶馆里，随意说笑，回忆人生，重新享受到生命的乐趣。 古代就有“寒夜客来茶当酒”之说，以茶代酒体现传统美德，符合今天中央倡导的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规定要求。 以茶育人是新时期茶文化孕育出来的新的社会功能。上海少儿茶艺通过自己动手，学习茶科学，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敬茶中，展现出对老人、长辈的尊敬，对父母的孝敬，对同学的敬意。 六、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现代社会依靠高科技和信息，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物质财富将越来越多，生活也将更加富裕。东亚一些国家在推行工业化过程中，在吸收西方的优秀科技和工艺技术的同时，西方颓废的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也侵蚀到社会，随之产生道德危机、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倾向。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现代化不是唯一目标，现代化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需要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茶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性，时代性的文化因素及合理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和正在发挥其自身的积极作用。 茶文化是高雅文化，社会名流和知名人士乐意参加。茶文化也是大众文化，民众广为参与。茶文化复盖全民，影响到整个社会。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茶文化以德为中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倡导无私奉献，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主张义重于利，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倡对人尊敬，重视修生养德，有利于人的心态平衡，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提高人的文化素质；二是茶文化是应付人生挑战的益友。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市场竞争下，紧张的工作、应酬、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各类依附在人们身上的压力不轻。参与茶文化，可以使精神和身心放松一番，以应付人生的挑战，香港茶楼的这个作用十分显著；三是有利于社区文明建设。经济上去了，但文化不能落后，社会风气不能污浊，道德不能沦丧和丑恶。改革开放后茶文化的传播表明，茶文化是有改变社会不正当消费活动、创建精神文明、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四是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丰富文化生活的作用明显。茶文化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康乐性，品尝名茶、茶具、茶点，观看茶俗茶艺，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五是促进开放，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上海市闸北区连续四届举办国际茶文化节，扩大了闸北区对内对外的知名度，闸北区四套班子一致决定茶文化节要一直办下去，并投资在闸北公园兴建茶文化景点，以期建成茶文化大观园。国际茶文化的频繁交流，使茶文化跨越国界，广交天下，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
那你就是找N多，然后自己再重新组合一下呗。。。
中国茶文化历史“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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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明以来韵书中的入声问题，中国语文，1991.52、汉藏语系“风”字的读音，山东大学学报，1989、13、重纽的历史研究，古汉语研究，1991.44、本悟本《韵略易通》与明代云南方音，语言研究，1997.25、近代汉语官话入声消亡的条件，古汉语研究，1996.36、明代官话标准音问题，[日]中国语研究，41号，19987、从《韵略易通》到《韵略汇通》的发展看明代官话语音的几项变化，[日]中国语研究，39号，19978、《韵略易通》三个善本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39、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构成特点及其发展，古汉语研究，2000.210、普通话不规则音变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111、评《普通文字学概论》，古汉语研究，1998.112、《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读后，古汉语研究，1990.413、内外转补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1，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4、方言音韵学构架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1，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5. 方言音韵学研究小史，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 载16、点检二十世纪音韵学通论性著作，音韵论丛，齐鲁书社，200417、周秦时代汉语声调的语音性质及分布，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18、明清欧人传习的汉语语音的性质，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03，高雄师范大学出版社19、朝鲜时期传习的汉语官话的语音性质，语言研究，2005.220、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研究焦点透视，《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研究论文集》，语文出版社，200721、《颜氏家训音辞篇》释要，语言学集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2、《切韵序》释要，纪念廖序东教授逝世周年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3、再释内外转并论及早期韵图的性质 语言研究 2009/0324、《中原音韵》点校失误五则 （与耿军合写）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125、《中原音韵》时代汉语声调的调类与调值 古汉语研究 2010/0226、《合并字学篇韵便览》韵母系统的几个问题（与耿军合写）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227、《中原音韵》版本源流辨正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0/0128、明清时代汉语官话的社会使用状况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0/0129、《中原音韵》的著作权问题，浙江大学学报，在线优先出版30、《琼林雅韵》的声母和声调，载《汉语的历史探讨——庆祝杨耐思先生八十寿诞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31、近代学术转型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3:5-19+2.32、明人袁子让的音韵学[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192-195.33、《中原音韵》所依据的音系基础问题[J]. 语言研究,2012,03:29-34.34、 论葛中选《太律》的音韵学价值[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154-160. （第一作者）35、《中原音韵》的著作权问题[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5:50-59.36、明人叶秉敬的音韵学研究[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4:106-110.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最绚烂的时代好象都是乱世。由上古的《山海经》传说，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可谓一时之盛，文化高峰。一旦秦始皇统一六国便有了‘焚书坑儒’，----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至清朝的’文字狱”和现代的诸如‘书报检查制度“等。往往潇洒如意者少，纵横天下者少，到是产生了不少诸如《思旧赋》一类的文章。其实就是当代也还有’文革‘；在台湾，李敖柏杨等也是把牢底坐穿了的人物。------文人？在这场历史和岁月的洪流中，或摇尾乞怜，或登堂入室；或隐于朝野，或慷慨赴死。看起来是一副无比壮丽的画卷：其实不论那一种结局和方式，都只能说是只有悲剧，没有喜剧。最后的一次文化的高峰应该是’五四”罢？本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曾经起过一些波澜，那时的文学也曾有与之呼应的东西萌现。不过注定是昙花一现。至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大动静。 读史使人明智。---咱们回来看明代。明朝统一天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空前险恶，宋濂、刘基等著名文人先后黜杀----正统文学的沉寂，刚好成就了通俗小说和小品文的繁荣。这时候有些积淀已久的文化特征就很典型的显现了（主要是庸俗和委琐的一面）。而浸淫其中的文人们似乎也并不在意：或治世或出世，有寄情山水有平天下者----或兼而有之。形成了如繁华似锦，如日照群山；或艳丽或阴暗或平静淡泊的心理态势，林林总总光彩眩目。这些就是我们先天的胎里带来的气质。 看来政治险恶是一方面，社会风气与经济、文化也是和文学息息相关。不管那一个朝代，有才能得人必然寻求一个展示、发挥的空间。经世治国也好，诗文自乐也罢都是一个舞台。既是舞台，自然什么声音都应该有，不平之声更多。古人云：“不平则鸣”----当然“平”也可以“鸣”，只是似乎只有这“不平之鸣”更加复杂有味。 ----现在就没有’不平之鸣‘了么？no.中国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恐怕还要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文学作为最能体现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对了，有一个唐朝的特例。说到唐朝的文化高峰，便大体可以看出：虽然仍是帝制的中央集权，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英明，国家实力的强大，民族自信心的空前膨胀，文化优越感也就水到渠成的具有高度。至今还可以从盛唐的诗歌中领略那种文学上的轻松愉悦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流露是真诚的，可以想见哪个时代文人门自由发挥的神姿。到了现代（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正走向类似“盛唐”的时代），民主和自由作为社会精神的核心，“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作为两面伟大的旗帜，更加切近人们的理想。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不只是经济力量的提升。21世纪的中国是处于一个上升时期的历史阶段。在这段历史性的变革之中，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成为主旋律----文化亦步亦趋，狼狈不堪。在一个所有文化现象都得不到充分显现的时代，文学也同样不可能成为主角。 文学作为传达思想的艺术形式的功能被人为的淡化了。因为当今世界的当权者的有些做法并没有超脱“独尊儒术”的境界（包括所有国家）。民主和自由永远是相对的，这决定文学作为一种物质性很弱的东西往往会被排除在社会核心之外。同样，作为文学的创造者，文人们也永远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依附于某种物质性的，实在的东西----如果不是强权，就是财富。这样文人门的独立性也永远具有局限性：所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即是此因。 一部《中国文学史。明代卷》笼笼统统介绍了一个朝代或者几个时代的，文学和文人的命运。读书需要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很难用某一个具体的名词来表达，这就好象是某种惯性：你的眼光往往来源于你身后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此上的杂感，可以想见，也并没有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路子。好在，现在毕竟不是写《思旧赋》的时代了。 唐朝前期马牧业兴旺发达，首先是与马匹在当时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唐朝立国之初，承隋末征战乱离之后，马政残败不堪，只有牝牡三千余匹，颇有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的景象。然而当时征战频仍，军队和馆驿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马匹来充当战骑和运载工具。马牧业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唐初，统治集团在基本上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消除边患。当时“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1）〕从武德四年开始，突厥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十余万，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面对突厥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秦王李世民根据突厥“惟劲骑奔冲”的特点，主张加强军队骑兵的建设，用军事进攻的战略，彻底击溃突厥军队，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 李世民即位伊始，就致力于军队的建设。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召集诸卫将卒习武於显德殿，并说：“我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战，亦望汝前无横敌。”由于唐朝重视军队训练，不久“士卒皆为精锐。”〔（2）〕贞观三年，反击突厥的时机成熟，唐太宗遣派军队十余万，分兵六路，向突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争爆发后，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亲率精兵，自马邑出击，一举袭破定襄城，颉利可汗狠狈逃遁。李靖随即选派轻骑兵一万，携二十日干粮，深入追击。“靖军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颉利畏威先走，部众因而溃散。”在这次反击战中，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自从灭亡了东突厥以后，对外战争基本上就从防御性的自卫战争，转变为进攻性的战争，由于军事战略的转变，就使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具有了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战争主要是汉族与“夷狄”之间的冲突。唐朝前期与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奚、契丹、高丽等，都发生过战争，尤其是和突厥、吐蕃、高丽之间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要同这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就离不开骑兵。 第二，战场辽阔，长途奔袭。唐朝前期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如贞观九年，唐军远征吐谷浑〔（3）〕”、贞观十三年唐朝出兵高昌〔（4）〕、天宝六年，唐将高仙芝率步骑一万人远征小勃律国〔（5）〕等，不仅以骑兵为主，而且从征步兵也自备私马。 在唐朝前期的战争中，为了缩短行军时期，提高进攻速度，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唐军往往使用大量骑兵。杜佑《通典》记载的李靖兵法说，“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三分为奇兵。……”李靖兵法反映的是唐初军队兵种配备的情况。天宝元年，唐玄宗穷兵黩武，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四千人，其中边镇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分属十个节度使。如河西节度使赤水军幅员一千五百里，前拒吐蕃，北抗突厥，有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其它如河东节度使大同军有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有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骑兵在唐朝军队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 第三，战争中普遍使用蕃兵蕃将。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军队里就有蕃兵蕃将。唐太宗开创了大量使用蕃将蕃兵的先例。贞观初年，“自突厥颉利破后，其余酋长至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如突厥人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铁勒人契bì＠①何力等皆拜将军，领兵征战。到开元天宝时，使用蕃将有了更大发展，如安禄山、歌舒翰等蕃将都任节度使，手握重兵，坐镇一方。陈寅恪先生说：“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6）〕 蕃兵也经常被征调。如贞观八年，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突厥、契bì＠①之众击吐谷浑。贞观二十一年，kūn＠②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郭孝恪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精骑十万征龟兹。永徽二年，弓月道行军总管契bì＠①何力与梁建方征调秦、成、岐、雍州府兵三万及回纥兵五万骑，平西突厥贺鲁叛乱。 蕃将蕃兵在战场上，只有和战骑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乾元二年，唐将李光弼在河阳战场上抗击史思明叛军，他命令蕃将论惟贞部投入战斗。论惟贞说：“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7）〕可见蕃将在战争中是离不开战马的。 唐军在战争中，骑兵部队担负攻击、牵制、迂huí＠③、侧击等多方面的作战任务，因此，战马损失也很严重。如贞观十九年唐军征高丽，“初入辽也，将士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8）〕龙朔二年，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轻骑一万四千人讨伐铁勒，“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9）〕 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所以能够坚持数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扬国威于境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有一支称雄于世的强大军队。而空前发达的马牧业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大量高质量的战马，为军队保证了坚强的战斗力。由于战争对战马的依赖，也就为唐朝发展大规模国家监牧养马和民间养私马，繁荣马牧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朝发达的馆驿交通需要大量的驿马 唐朝前期国家疆域广大，“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0）〕为了满足当时国内外交通的需要，唐朝建立了完备的馆驿制度。从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馆驿，以传送公文，迎送来往官吏。当时唐朝有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依照馆驿在交通中的重要程度，分别等级供给一定数量的驿马。按规定京师都邑亭驿配马七十五匹。诸州县馆驿配马分为六等，一等六十匹，二等四十五匹，三等三十匹，四等十八匹，五等十二匹，六等八匹。地形险峻，道路崎岖和江南岭南等地区不宜大马奔驰，配备蜀马。 同时，唐朝还有递驮制度，需要使用大量马匹。《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载： “凡亲王入朝，皆给车牛驮马，车牛六十乘，驮马一百匹。若大妃回来，加车牛二十乘，马二十匹。别chì＠④追入，给马六十匹。内外百官家口应给递送者，皆给人力车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车七乘，马十匹，驴十五头，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车五乘，马六匹，驴十头，三品，手力二十人，车四乘，马四匹，驴六头，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车二乘，马二匹，驴三头，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车一乘，马二匹，驴二头，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车一乘，马一匹，驴二头。若别chì＠④给递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满此数，无车牛处，以马驴代。” 唐朝军队出征，所经州县要提供递驮。开元三年，朝廷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guàn＠⑤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guàn＠⑤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chì＠④许之。”〔（11）〕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释说：递驮者，沿途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 驿马用途日益广泛。李肇《国史补》说：“杨贵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谢枋得《注解选唐诗》说：“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於道。”由于滥用驿马，驿马耗损也非常严重。玄宗时，河南府官在“奏论驿马表”中称诉：“今月一日中使魏光胜至，伏奉手诏，当管每驿更加添鞍马，不得停留往来使命者，优以所到邮传以备急宣。臣某中谢，伏以当府重务，无过驿马，臣到之日，唯此是图，虽牧市百端，死损相继。盖缘府界阔远，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马蹄又软，驰驱石路，bì＠⑥踣实多。比于陕虢以西，以汝郑等处，道路稍异，日夜倍忧。又西自永宁，东自汜水，南到临汝，北达河阳，正驿都管一十六所，常加慎备，动以久缺，此皆臣无政术，上轸圣心，＠⑦地局天，不足所处。臣今分遣吏，稍加价钱兼令外求，冀免有缺。”〔（12）〕河南府这封论奏驿表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驿马的高度重视和驿马在交通中的重要性。 唐朝重视马政建设大规模发展国家监牧养马 马牧业是保障唐朝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唐朝兴衰休戚相关，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马牧业。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为唐朝的马政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贞观初年，唐朝把隋朝遗留在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的三千匹牝牡马迁移到陇右，创建了国家监牧基地。 唐朝为了发展国家马牧业，建立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唐六典》载： “太仆寺，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jiù＠⑧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jiù＠⑧、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及大驾行幸，则供其五辂属车。凡监牧羊马所通籍帐，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丞四人。从六品上。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以上为中监，以下为下监。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补长以六品已下子、白丁、杂色人等为之；补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为之。品子八考，白丁十考，随文武简试与之。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其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其杂畜牧皆同下监，仍以土地为其监名。凡马各以年名籍之，每岁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常以中秋上于寺。诸牧别立南使、北使、西使、东使以分统之。” 唐朝政府颁布律令，从法律上保护马牧业发展。《唐律疏议》中的jiù＠⑧库律规定： “诸牧畜产，准所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亡，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徙三年，羊减三等。” “系饲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余官有管牧者，也准此。” “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谓给访限百日不获，准失处当时作值征纳，牧子及长官各知其半，若户奴无财者，准铜依加杖。” 《唐律疏仪》中贼盗律规定： “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 开元二年六月chì＠⑨：“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13）〕 唐朝前期，统治集团慎重选拔任用马政官员。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认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开元三年，唐玄宗chì＠⑨令：“诸道牧监有缺紧要者，委本使司简择明闲牧养者，奏付选司勘实补拟。如非其材，所由科贬，经负犯者，不在奏补之限。”〔（14）〕，因此，从贞观至开元，出现了张万岁、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称能吏的马政官员。唐朝宰相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说：“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⑩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少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而掌之。”〔（15）〕张万岁经营马政的建树，到宋朝仍受到宋仁宗的赞誉：“唐用张万岁典马政，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16）〕王毛仲，娴习弓马。开元初，为内外闲jiù＠⑧兼知监牧使，”部统严整，群牧＠⑾息，遂倍其初。＠⑿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迥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17）〕县吏出身的牛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开元中历任太仆少卿、太仆卿，政绩显著，〔（18）〕开元二十四年擢登相位。唐朝前期马政修举，与统治者认真选用马政官吏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唐朝建立了马匹的医疗制度和机构。唐朝太仆寺设有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尚乘局有兽医七十人，太子仆寺有兽医二十人。其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地方州县也设有兽医机构和人员。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而所在官司受之，须疗养有法。陇右监牧也设置病马坊：“内jiù＠⑧马每年有＠⒀者、病者、老者、疲者，择其不任者，以颁诸坊，则必倭之、艾之、行之、节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后入之。”〔（19）〕 唐代的兽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撰写了兽医著作。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唐朝人李石著作的《司牧安骥集》，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的名著，不仅为当代所重视，而且在宋、明两朝，还曾经作为官版印刷，广泛发行，甚至传到国外。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今天，《司牧安骥集》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兽医著作，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唐朝前期重视改进中国马匹的品种，提高马匹的素质。贞观初年，同州剌史宇文士及在当地发现一匹隋朝开皇年间从大宛进献的名马流落在民间，“老于朝邑市面家挽＠⒁，鬃尾焦秃，皮肉穿穴。”这匹马被送到京师时，唐太宗亲自到郊外长乐坡迎接，并派人精心调理，“饲以钟乳”。后来此马产下五匹马驹，长大后都成为骏马。 唐朝通过对外马匹贸易，从境外引进大量品质优良的马匹。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购马匹。开元年间，唐朝每年从突厥买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四年买马达一万四千匹，付给马价绢五十五万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说唐玄宗“每岁＠⒂缯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太平广记》韩干篇记载说：“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叠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选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jiù＠⑧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刘禹锡《伤我马词》说：“初，玄宗羁大宛，而尽有其名马，命典牧以时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间得其种，而蕃马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类也。” 唐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常给唐朝进贡，贡献的礼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骏马。如高祖时，康国献马四千匹。贞观四年，龟兹献名马。贞观十一年，jì＠⒃宾国遣使献马。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长安二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贡献来的马匹。许多是珍贵的良种名马，如康国马，体格特别高大壮硕，“今时官马，犹是其种。”〔（20）〕 私人养马业兴盛繁荣促进了唐朝养马业的全面发展 唐朝前期马牧业的兴旺发达，是与当时民间盛行私人养马和社会尚武的风气分不开的。我国古代自从晋朝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1）〕“游牧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形成汉夷杂居。如果从西晋末年永嘉年间算起。其间十六国时期就有一百三十六年。接着，元魏统一黄河流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延续至隋末唐初，又复三百多年，因此，北方社会的生活习俗深受胡俗的影响，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迁。杜牧《樊川集》载《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说，卢秀才名霈者，“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旧唐书》李珙传说“李珙，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新唐书》王难得传说“王难得，沂州临沂人，父恩叔，少隶军试为太子宾客，难得健于武，工骑射。”……由于社会风气的薰陶，唐朝贵贱士庶尚武成风，酷爱骑马，为私人养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代妇女骑马之风也很盛行。《新唐书》车服志说：“初，妇人施mì＠⒄lí＠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坐担以代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⒆，如奚、契凡之服。”因为骑马，贵族庶民都喜好胡服胡帽，“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22）〕天宝时，杨贵妃每骑马，则大宦官高力士执辔授鞭。外戚杨国忠“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23）〕《全唐诗》花蕊夫人《宫诗》描写宫女初学马术的情景说：“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鞍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kòng＠⒇抱鞍桥。” 唐朝政府禁止工商人骑马。“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24）〕但是禁令只是一纸空文。“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恣其乘马，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最为僭越。”〔（25）〕 由于马匹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需要，唐朝私人养马极为兴盛，是唐朝马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官僚饲养大量私马。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给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26）〕太平公主在开元初被诛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於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27）〕官僚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28）〕《新唐书》兵志载：“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贵族官僚为了设置私人牧场，大肆侵占国家和农民的土地。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天宝十一年玄宗chì＠④令：“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过五顷以上、十顷以下，其有余者仰官牧。”〔（29）〕唐朝规定，每匹驿马国家配给牧地二十亩，按此标准计算，则两京五百里内私人可以占有养五十匹马的熟地。 唐代民间富人也大量养私马。“盘禾安氏有马千驷，怙富不虔。”〔（30）〕《太平广记》于远篇说：“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常养良马数十匹。” 唐代农民养私马。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农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规定，府兵被征点服役，所需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均须自备。《唐六典》兵部载：“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主帅以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马，若无马乡，任备驴、骡及牛。”“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唐朝规定，战马由官府给钱购置或供给监牧马，后来“诸州府马缺数稍多，既合官填，复须私备。”〔（31）〕因此，唐代农民也普遍养私马。 唐代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私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六典》太仆寺记载了官马每天的饲料数量。闲jiù＠⑧马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六勺。监牧马春冬季节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二合。而唐代官奴婢的口粮标准则为：“其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二升五合，中男给二升。〔（32）〕唐代养马正是所谓“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如没有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要产生这样盛大规模的养马业是不可能的。 为了发展社会马牧业，唐朝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励民间私人养马的政策。唐朝初年，魏元忠上疏要求朝廷支持发展民间养私马。他说：“师行必籍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驰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33）〕魏元忠的疏奏，得到唐高宗的重视。唐玄宗即位后，在积极发展国家监牧养马的同时，也重视发展私人养马，并革除了一些妨碍私人养马的弊政。唐初武德时，就实行按资产多少，把户分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官府定户等时把私人养的马也作为资产，私马多户等就升高，户税也增加负担，从而挫伤了农民养私马的积极性。同时，州县有邮递军旅之役，官府总是加在养私马户人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34）〕这对养马户来说，更是一种灾难。唐玄宗针对“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骑射之士减曩时”的情况，于开元九年下诏规定：“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贴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若要须供拟，任临时率户出钱市买。”〔（35）〕唐玄宗提出的改革措施，减轻了养私马户的经济负担，调动了农民养马积极性，促进了唐代马牧业的发展。天宝十五年，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唐太子李亨“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军以助军。至平凉郡，sōu＠（21）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36）〕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战乱之后，仅在关辅地区一次就市马三万余匹。由此可见，唐朝前期私人养马业是何等的兴旺发达。 综上所述，唐朝前期马牧业空前繁荣发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马匹在国防军事、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马牧业生产，为此组织和制定了系统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大力开展对外马匹贸易，采取了鼓励养私马的措施和政策；从客观上来说，自西晋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迁徙内地，带来了塞外习俗和畜牧生产的经验技能，并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