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论文题目有关中西戏剧

利用两部或多部文学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例如人物形象,写作手法等都可以. 给个例子你看：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之比较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百年孤独》是拉美文坛的杰作。它们都以描写了一个大家族数代人从发迹、鼎盛到衰败的百余年漫长的过程，表达出整个社会的滞重。在创作手法上也各具特色：《红楼梦》是一个由社会——贾府——大观园——怡红院组成的空间向心环状结构，《百年孤独》则是从第一代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分成阿卡迪奥与奥协良诺两个系统直至第七代长猪尾巴的奥雷良诺，是一个按时间顺序的链状结构。 由于长篇小说本质上不受任何既定的形式所限，因此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它都能自如发展，常具规模。而小说家仿佛要用大量精密的细节来替代那些较难把握的思想和知识上的集成。中西传统对结构概念的不同，但在努力将大堆材料作系统的组织时，却都找出相似的方法来。即以几代人为基础建立循环式的小说结构，极力把各种纵横交错的母题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 长篇小说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它能以批评的态度来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观。它根基于现实，却要越进一个假想的“非现实”层次里去。小说家（至少是其中最伟大者）在力求忠实地表现一个满布可信的细节深具说服力的完整世界时，必然要面临现实世界一些比较深入的本质上的难题。小说家一开始去追求客观现实的世界，则早晚上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局面。他会发现，客观事物之存在实际已假定了有一双外在格物的眼睛，因而也早不确定了一个主观而相对的视点。“长篇小说不若史诗般拥有一颗天真灿烂的童心，它乃一门雄浑老成的艺术。“（卢卡契）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作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创造了一个发自内心的世界，它不是确实世界的重复，而是要谴责它的丑恶和虚假，因此他们探求，他们重建，他们发明。对这个世和这个时代，他们既不进行复制又不使其理想化，也不简单地加以歪曲。他们从中截取的不是偶然性，而是深刻的规律。他们还证明了按其它规律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他们使现实之树长出了新枝。他们创造了一些种类陌生的事物，也有一些魔鬼，但是他们都具有有机的统一性，这些生机勃勃的生物是由一种巨大的发问和挑战和赋予活力的。可能的和幻想的绘画是现实和日常的绘画的延续。 “真正的艺术就是使人想起它的一种方式”。艺术作品的使命不再是再现世界，而是表达人的愿望。“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偶然的东西变成符合法的东西。他的使命是带有预言性的。”（雅奴赫《卡夫卡谈话录》P162） 《红楼梦》并卷就勾勒了一个女娲补天的创世神话，因而引出了“无材可去补苍天”的宝玉，以及灵河岸边的绛珠仙子。加以“还泪说”，真是神而又奇。这个“朱兰白石绿树清溪、人迹罕逢飞尘不至”的理想世界就是与《红楼梦》中描写的丑恶肮脏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太虚幻境”。它是全书的基石，给整部红楼罩上了梦幻飘渺的气氛。 《红楼梦》中的现实世界是龌龊不堪之至了，如柳湘莲的名言：“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让我们先从贾赦说起。贾赦在《红楼梦》里可算是最肮脏的人物这一。《红楼梦》中有条无形的章法，即凡是比宝玉长一辈的人，对其不堪之处，描写都多少有相当保留，这也可以说是“为尊者讳”吧。尽管如此，作者对贾赦仍不肯轻易放过。所以第四十六回专章声讨，详写强纳鸳鸯为妾的丑事。曹雪芹借袭人之口写出他的史家定评：“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红楼梦》中对贾琏淫行最多特写镜头，恐怕是表达“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名古谚吧。东府自然更为肮脏：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贾珍诸人整日聚赌玩娈童，以致曾跟老太爷打天下的焦大痛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当然如鲁迅指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为贾府好，不过是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应当指出的是大观园的归属问题。大观园是曹雪芹着力最深的地方，是作者的希望所在。在庚辰本脂批有这样一条： 大观园系玉史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幻）境，岂可草率？ 根据脂砚斋的看法，所谓“天上人间诸景备，未许凡人到此来”的大观园便是理想世界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这两个世界是融合的。我们虽然不能过于相信指批，可是在内证充分的情况下脂批却是最有力的旁证。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中的直接证据，第五回宝玉随秦可卿游太虚幻境： ．．．．．．至一所在。但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罕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相到：“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 第十七回宝玉随贾政入大观园，行至沁芳亭一带，书中所描写的正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这八个字的充实和放大。就心情而言，宝玉初进大观园时（第二十三回）作家写道：“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岂是偶然？更为明显的是宝玉和贾政一行人离了蘅芜院，来到一座玉石牌坊之前： 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是哪里见过一般，却一时想不起来哪年月日的事了。 宝玉自己也许忘了，可是读者一定还记得第五回宝玉梦游至一所在，有一石碑坊上书有“太虚幻境“，所以脂批于此点明：“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幻境。”贾政说：“这是要紧之处”，是的，《红楼梦》中还有比太虚幻境更要紧的所在吗？作者一再再而三地点明：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1972年宋淇发表《论大观园》提出： 大观园是一个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观园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保垒，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 这段话说得既平实又中肯。大观园是一片理想的净土，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是“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线索。清道光年间王香雪评曰： 《石头记》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在有真，假不是假，真不是真。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 可是令我们痛心更令曹雪芹痛心的是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基础上，第十六回对大观园建造有很清楚的叙述： 从东府一带借着东府花园起，转至北起，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先后令人拆宁府含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的一段活水，今也无须再引。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 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 我们知道东府诸公及荣府的贾赦是最为淫滥之人。它让我们不能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从最肮脏的里面出来的。最干净的最后仍旧要回到最肮脏中去的。“欲洁保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两句诗不但是妙玉的归宿，同时也是大观园的归宿。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残理想世界，直到完全毁灭为止。“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也构建了一片神奇的土地，那就是马孔多。由于两位作者文化传统与历史的背景不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是曹雪芹根据中国传统佛道思想虚构的，其在人间的投影大观园则是建立在旧势力的阴影里，是人为的退缩，是有院墙的具体的封闭。《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虽然在人间，但又是无处寻觅的。马尔克斯对其环境的描写也似伊甸园般美好。 马孔多是一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庄，座落在水流清彻的河边；这些水流沿着洁白而巨大的像史前时期的化石蛋一样的光滑的石床向下流。这块天地是如此之新，许多东西都尚未有名字，提起来还得用手指指点点。 在许多村庄中，马孔多是最有秩序最勤劳的一个。那是一个幸福的村庄，那里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也从未死过人。 但“因为这个村子隐没在辽阔的沼泽地里”。环境险恶闭塞，它是布恩地亚第一代及二十多户亲友怀着冒险精神背井离乡开拓创建的，是人们的逃避，是无形的空间的隔绝。 马尔克斯曾有段文字描述一艘搁浅的西班牙大帆船： 整个船身处于孤寂的地方，被子人忘却了，没有遭到时光的侵蚀，也没有受到飞到飞禽的骚扰。．．．．．．里面除了一大簇花卉，没有任何东西。 这充满象征性的语言就是马孔多初期的写照。在没被殖民者发现之前，它闭塞、贫困、没有任何嵌有物质文明的东西，它有的仅是一簇花卉，它代表着和平、宁静、纯洁、美好，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 如果说曹雪芹是极力想保护大观园这块理想之地不受外界侵袭，结果“历史的必然与现实世界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导致大观园的破产；那么马尔克斯则是有意安排一个世外桃园马孔多，把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当面摔给人看。” 悲剧同工，却有异曲。前面我们说过大观园是建立在旧的园子基础上，虽然它处处小心严加防范，不惜以封闭来求得保护自己，但毕竟它的“干净”是建立在包围之中。大观园里的人物对这两个世界的看法是清醒的。我们不妨检讨一下“黛玉葬花”的意义。“黛玉葬花”发生在第二十三回，宝玉和诸钗刚刚在大观园里开始他们的理想生活，所以这个故事的安排富有深意。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上挂着纱囊，手中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业，撂在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哪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她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黛玉葬花一节正是作者开宗明义地点明《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她。黛玉的意思很明显，大观园里面是干净的，但是出了大观园就是脏的臭的了。把花葬在园子里让她们日久随土而化，这才能永远保持清洁。花在这里自然是园中女孩子的象征。她们若想保持干净纯洁，唯一的途径便是永驻理想之城而不到外面的现实世界去。从主观愿望上说，宝玉和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所企求的是理想世界的永恒，是精神生命的清澈；但在客观认识上，他们对外在世界不是茫无所知，他们虽然天真烂漫，却并非幼稚糊涂。事实上她们一方面把两个世界区别得泾渭分明，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意识到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高度危害性。“黛玉葬花”这正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把这两层意思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曹雪芹有时也用明确而尖锐的语言点出外面世界的险恶。第四十九回史湘云警告宝琴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子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会无防。老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的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到底湘云是直率人。 绣香囊出现于大观园里中是一个信号（七十三回）被夏志清比之于伊甸园中蛇的出现，因为蛇一出现，亚当和夏娃就从天堂坠落到人间。黛玉一句“冷月葬花魂”标志大观园的气数是真的要尽了。抄检大观园，晴雯被逐，迎春误嫁，通灵走失，黛玉夭亡，探春远嫁，妙玉遭动，巧姐被卖，惜春独守青灯，真是“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正应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红楼梦》作者就是这样将两个世界于强烈的对比中写出，以显示肮脏丑恶的现实世界（淫）无时无刻不在对理想世界（情）进行围困侵害。 宝玉是一个有情有欲的人，所不同是他的欲永远是为情服务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第六回作者安排宝玉与袭人偷演警幻所训之事是有深意的，表明此后宝玉在大观园中和那些清静的女孩各不相扰，乃由于不为而非不能。可见宝玉情淫具备，清浊兼资，他属于“泥做的骨肉”，却终日混在“水做的骨肉”中。只有这样宝玉才构成了大观园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接榫。 我们知道宝玉出生时嘴里含着通灵宝玉，也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粗通红楼的人也会知道贾宝玉与那块“顽石”是一而二，二而一，即假作真时真亦假，它的具体而统一的表现形式就是作为护身符的通灵宝玉。 清同治年间人解庵居士，《石头臆说》云：“通灵宝玉兼体用论，论体为作者之心，论用为作者之文。夫从胎里带来，口中吐出，非即作者之心与文乎！何以言石上所记即通灵所说？观夫青埂峰下鲜莹明洁之石倏尔缩如扇坠，幻形入世，迨取本还原，将一生所历情事尽记在石，意欲问世传奇，非即以通灵之心作此通灵之文乎！” 此言得之。通灵宝玉作为现实与虚幻想的融合点在全书中如草蛇灰线，经历了几番大纠葛。 首先通灵宝玉就被外部势力利用，以金玉良缘为借口，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拿联姻作交易，把魔爪伸进在观园，强行拆散了宝黛以纯洁爱情为基础并且是在太虚幻境灵河岸边就已命定的“木石前缘。”通灵宝玉成为宝黛有情的主要障碍，也是他们经常呕气的肇因。 在第二十五回，通灵宝玉第一次显示作为希世奇珍能除邪崇的功能。宝玉因受贾环充满妒意的母亲赵姨娘的巫法而身染重疾里来了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把玉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然后借助于恢复玉石因与尘世声色相刃相靡而被玷污的奇迹力量，治愈了宝玉。这里已再明白不过指出能灵宝玉就是青埂峰下自怨自叹日夜悲号的顽石。 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的化身，贾宝玉则是它在尘世的幻形。正如袭人说道：“进业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似的东西呢，真要丢了这个，比丢了宝二爷还利害呢。”（第九十四回） 通灵宝玉的丢失实际上就是宝玉自我的迷失，是他耽地尘世声色犬马，在日常生活的表面布景里上演了一场本体论的悲剧。失却了理想世界理性之物的宝石陷入了痴呆状态，这恰恰相反恰恰给金玉良缘的实现以可乘之机，苦降珠也终于魂归离恨天了。 还玉一场（第一百零六回）是两个世界对通灵宝玉同时也是对贾宝玉拯救与毁灭展开的 最为激烈的正面冲突： “．．．．．．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地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业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哪里来的？”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道：“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也该还我了。” 袭人闻知，“两只手绕着宝玉的带子不放松，”紫鹃也“抱住宝玉”，宝玉难以脱身，叹道：“为一块玉这样死命不放，若是我一个人走了，又待怎样呢？”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当宝玉答应不还玉了，只要见见和尚，宝钗明快地说：“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 宝玉怎不顿悟！笑道：“你们这些人原来得重玉不重人哪。你们即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 那块玉米面被尘世玷污的“假”宝玉留了下来，而由此顿悟的“真”宝玉则决计抛弃红尘，由肮脏邪恶的此岸奔向干净纯情的彼岸。这个没有流放的流放者，这个到处都是异乡的人，这样的抉择对于他将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 通灵宝玉，作为仙境中的一块石头，它的存在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先行统一。而在红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虚伪玄学所理解的青春韶华。他体验着主体与客体的分化，自我与他人的对峙，实际情况与沉沦的冲突。王夫人道： “古往今来，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么。．．．．．．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第一百零六回） 宝玉生命的给定部分乃是他自身与石头关系的辨认。他的存在虚空既不能以黛玉的存在关系来充填，也不可能以他的这种尘世的自我来充填。 以上我们谈了《红楼梦》中现中现实与理想的鲜明对比、冲突及作为交叉点通灵宝玉的作用。下面我们再来探讨《百年孤独》中的两个世界。 与《红楼梦》不同的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只明确描述出了马孔多这个理想世界。而那丑恶的外部世界隐藏在幕后，虽然看不见，却时刻能感受到其对马孔多的压榨、操纵和侵蚀，仿佛“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到蚁穴中去。“ 最早敲开马孔多这个世个桃源和平与幸福的是以黑尔基阿德斯为首的吉卜赛人，马尔克斯以形象神奇的笔触描写殖民者的掠夺： 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挨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倒下，木板因铁钉和螺丝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就是这两块小小的磁铁,霍·阿·布恩地亚用一头大骡子和一群山羊换了下来,后来两块磁铁再加上三枚金币成为换取放大镜的代价.为了看一下马孔多从未见过的冰块,他们每个需付给吉卜赛人五个里亚尔,摸一下价钱还要加倍!这里殖民者贪得无厌的嘴脸不是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吗?马孔多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村庄,其初期是“但有父子无君臣”,在此桃花源中无政治秩序，只有伦理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马孔多居民以为翻过几座山梁就可以逃避殖民者的魔爪是多么幼稚。贪婪是他们的动机，残忍是他们的本性。党派纷争，内战频仍，接着被称为绿色地狱的美国香蕉公司登陆了。火车的出现则完全摧毁了空是上隔绝的这个小镇。“这列样子好看的黄色的火车注定要给马孔多带来那么多的变化、灾难和忧愁。“美国人的到来更使这儿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造成的乱混大大超过从前吉卜塞人造成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根本不是短时间的，容易理解 。”随这而来的是所谓的外部世界的物质文明：妓女、赌博、醉汉、斗殴和死亡，以及大白天就在吊床上当众乱搞的丑恶现象。“在短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马尔多的居民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市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工人们自发走向了破坏工厂反对工贼的斗争，大罢工则把它推向了顶点。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可能善心的，他们的回答只能是屠杀。结果是倒下了三千多工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得不用“有两节车厢，前中后各有三个车头牵引”的火车装运这些尸体给扔进海里。 不错，马孔多曾经拥有过幸福，是一座用“晶莹夺目的材料砌成”的纯洁的冰城。但从吉卜赛人带来了望远镜，“科学缩短了距离，”马孔多就已经进入了殖民者掠夺的视野，再也别想有安静的生活。 当霍·阿·布恩地亚第一次看见吉卜赛人的冰块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钻石，”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表明马孔我居民是把他们的家园（冰城）看得象钻石般美好。冰块总归是冰块，虽然象钻石但毕竟脆弱多了。当能够借太阳光使干草燃着的放大镜出现，冰块就要融化了，用冰块砌成的冰城也将要慢慢解体了。马孔多在世纪末的恐惧中颤栗了。一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两天暴雨“掀开了屋顶，刮倒了墙垣，连根拔起种植园最后剩下的几棵香蕉树，紧接着一场飓风将弱小的马孔多人从地面上一扫而光。”这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忍受了百年孤独的世外桃源马孔多，“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墨尔基阿德斯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吉卜赛人，来自充满疾病灾难的丑恶外部现实世界。他在波斯患过癞病，在马来亚群岛患过坏血病，在亚历山大患过麻疯病，在日本患过脚气病，在马达加斯加患过淋巴腺鼠疫，在西西里岛碰到过地震，在麦哲伦海峡遭到过牺牲惨重的轮船失事。 就是这个“坎肩布满了多年绿霉”的老头率先踏上了马孔多这块没有疾病没死亡的净土。虽然非墨氏初衷所愿，但事实却是现代文明带来了现代罪恶，羊皮书以预言般的力量将现代文明的罪恶深深地烙进了马孔多古老的土壤中。 羊皮书出于墨尔基阿德斯之手绝非偶然，表明脆弱的马孔多一经被现实发现注定要走向崩溃，理想的破灭史是由现实来撰写的。 因为理想的破灭是像冰一样逐渐融化的，现实的渗透也如阳光一样是悄没声息的。尽管黑氏的幽灵时常出现在布恩地亚家族后代面前提醒他们外界文明的危害性，但在短期内殖民者以“科学进步”为幌子进行掠夺所造成的后果是看不见的，因此在良诺上校等人眼里羊皮书不过是一堆垃圾，发出难以忍受的腐烂的气味。直到第四代孪生兄弟看出了马孔多正在逐渐走向世界末日，为了摆脱恐惧拯救马孔多的未来，他们开始钻研羊皮书，懂得“必须解开预言之谜，这样他们就不会完蛋。”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终于明白了马孔多的历史悲剧，但为时已晚。世外桃源马孔多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被现实世界的文明罪恶无情的击碎了。 现实世界满布疑惑，而小说即拴于现实的模拟世界，故此人类的本质根本不容有一种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存在。伟大的艺术家不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人物的仿制品和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们内在节奏。他不仅担负着报道战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战士，有他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对他和对任何所有人一样，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于对世界的改造。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要求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其基本的运动和未来的前景。这是一种哲学的而且是美学的要求。对一个既定时代里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一部作品也许是很不完整甚至极为主观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却可能是真实而伟大的。艺术特有的道德不在于训诫人，而在于提醒人。 曹雪芹不是一个绝望者，而是一个见证者。 马尔克斯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启发者。 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 因为“有”的世界拒绝度量，“存在”的世界不用度量。 因为人不能自己拯救。 艺术是把目前现实变成神话，变成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密码”的艺术。像一切神话的伟大创造者一样，曹雪芹与马尔克斯在作品中创造了形象和象征的世界，察觉并暗示事物之间的联系，把经历、梦想、虚构、甚至巫术合成一个看不见的整体，而且在感觉的重复印象或重叠中，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日常事物的轮廓，隐瞒的梦想、哲学或宗教的概念，以及超越它们的愿望。人们不会听任自己对作品中比喻的细节作一种犹太教法典的注释。在象征的具体发挥和它抽象的意义之间没有一种从字眼到字眼的对应是可以理解的。在象征总范围里活动的是活生生的人，有个怀的人，细节的现实主义并不与象征主义背道而驰，而是给了它生命力。 《红楼梦》和《百年孤独》并不是一种被隐喻弄得怪里怪气的抽象观念。它们是一种揭示性的神话，一幅使天上人间成为一统世界的生活景象。对它们的作者来说，现存的一切只是习惯，伟大就在于拒绝社会。 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统一的。 他们生活过的世界和他们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

俯视与仲视——谈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详细内容观众心态视角不是指观众从某种学科角度(如社会学、历史学角度)去看戏剧演出，而 是指观众与戏剧演出之间的心态落差造成的视角。观众把自己的心态放在一定的位置去 观看戏剧演出，而观众的心态位置与演出在观众心中的位置不是完全平等的，这种落差 造成的视角就是观众心态视角。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戏曲观众采用的是俯视角，西方戏剧 观众采用的是仰视角。也就是说，中国戏曲观众处在一种心态上的高位置，去俯视演出 ；而西方戏剧观众处在一种心态上的低位置去仰视演出。这种视角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观演关系的中心不同。在剧场里，演员表演戏剧，观众观看演出，但在观演关系中，二者却不占同等的位置 。不同的戏剧，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一是以观众为中心，一是以演出为中心。观演关系 中的观众中心制是指观众处在中心地位，在演出时间、演出长度、演出内容上具有较大 的决定权，观看时也有较大的自由度。演出中心制则相反，演出者具有较大的自主性， 演出时间，剧目内容由演出者决定，观众在观看演出时有较大的限制。在观众中心制的 观演关系中，观众在心态上处于高位置去俯视演出，形成俯视的心态视角。在演出中心 制的观演关系中，观众在心态上处于低位置去仰视演出，形成仰视的心态视角。西方戏剧的观演关系倾向于演出中心制，演出者较少与观众提前商量，演出时，与观 众的直接交流较少，注重演出的整一连续性，演出过程中较少有与演出无关的穿插。观 众提前买票进入剧场，按号入座，观看时不宜做与观剧无关的事，甚至鼓掌也只适合在 幕间和演出结束后，以免干扰演出。这时，观众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演出。中国戏曲的观演关系倾向于观众中心制。中国古典戏曲演出可以分为公众演出和堂会 演出，公众演出不管在剧场还是在广场，观众前去观剧的时间都是自由的，观看演出时 的限制较少，可以做与观剧无关的事(如聊天、吃东西)，也可以随时表示对演出的喜恶 甚至干涉演出(如喝彩、喝倒彩)。为少数观众服务的堂会演出，则完全以观众为中心。 演出时间、演出剧目由观众决定，甚至剧目的情节台词因为避讳等原因要做临时改变。 演出过程中常加入与剧目不相干的节目(如每有重要人物到场，演出立刻停止，加演“ 跳加官”之类向来宾祝福的“例戏”)。[1]这时，观众用俯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演出。这种心态视角的差别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戏曲以唱念做打为表现方法，欣赏戏曲主要是欣赏演员的 唱做技艺；而西方戏剧的文学性很强，欣赏西方戏剧主要是欣赏戏剧的思想内容。的确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戏剧心态视角差别的形成。但是，这句话却解释不了以下 事实：作为西方戏剧重要部分的大歌剧和芭蕾舞，文学性并不强，也是以展示歌舞技艺 为主，而人们却以仰视的心态视角去欣赏。昆曲的文学性是很强的，而在堂会演出中， 宾客仍以俯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不同。西方戏剧发端于古希腊祭祀大典上的歌舞表演。每年春季祭祀中有人化装成酒神的伴 侣——羊人，众人载歌载舞，颂赞酒神的功绩。后来，在歌舞中加进一个演员，由他轮 流扮演几个人物，并与歌队长对话，这是最初的戏剧因素。内容也扩大到其他神的丰功 伟绩和超人英雄的故事。至此，戏剧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已经成型。整个中世纪的 戏剧都是在教堂、广场演出的宗教剧，主要表现上帝的伟大和圣徒事迹。文艺复兴时期 正式形成了话剧、歌剧、舞剧三大剧种。中国古典戏曲的源头说法不一，一说源于俳优，但这仅包含了戏剧的一些表演因素； 另一说是源于具有宗教祭祀性质的巫祭祀仪式，但它对中国戏曲的形成起到多大的决定 性作用还未达成共识。中国戏曲正式形成较晚。北宋时，为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 娱乐需要，各种民间技艺便纷纷从各地汇集到城市里来了。其中，对戏曲的形成影响最 大的主要有说唱性质的艺术：诸宫调；歌舞性质的艺术：大曲；扮演性质的艺术；傀儡 戏、参军戏等，这三种性质的艺术样式相互吸收，才形成了戏曲的雏形阶段——宋杂剧 、金院本。这些都是多种民间(或已经走向民间)的娱乐样式的杂合。北宋末南宋初，宋 杂剧的一支演变为南戏，中国戏曲才发展成熟。[2]从中西戏剧形成可以看出，西方戏剧产生于祭祀，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 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严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 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 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 剧虽然脱离了祭祀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祀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 来。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祀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 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 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 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以后，戏曲走向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走 向农村集市庙会的庙台，走向农村庆丰收的草台，它的观众都是怀着喜洋洋的轻松心情 去俯视它。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 的庄严神圣的宗教氛围。这种形成渊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戏剧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影响了戏剧在 正统文艺中地位的差异，这些都加强了观众的心态视角的差异。古希腊戏剧演员和剧作家的社会地位很高，他们被看作宗教仆人，受人尊敬，古希腊 联邦会议规定，他们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无论战时平时，他们能去各地，甚至敌国演 出。[3]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戏剧家的社会地位仍很高，法国戏剧家高乃依、布瓦洛等 都是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院士，这种现象不只在法国，在欧洲都是普遍的。陈 独秀在《论戏曲》中谈到西方戏剧家在民族战争中用戏剧使国民振奋，民族复兴的壮举 ，并说“戏园者，实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大学教师也。”这虽然是他 根据西方的情况对中国戏剧提出的希望，但从侧面反映出了西方人对戏剧的重要性的认 识以及戏剧演员社会地位的评估。试想，“学生们”观看“大学教师”的演出，自然是 仰视的心态。俯视与仲视——谈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详细内容 来自: 免费论文网戏剧艺术在西方的文艺样式体系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古希腊的文艺理论代表作—— 《诗学》就是戏剧理论，古罗马时的《诗艺》有三分之一是戏剧理论，黑格尔认为：“ 戏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要形成最完美的整体，所以应该看作诗乃至一般艺术 的最高层。”[4]这种认识强化了戏剧观众的仰视视角。中国戏曲演员古时的社会地位与古希腊的演员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们被社会鄙视， 被称为“倡优”、“戏子”。先秦时，戏曲艺人的远祖——优，只不过是逗王侯开心的 玩物，倡优的身份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进入封建社会后，——他们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隶官倡优(隶籍于宫廷和官府)，一类是私家倡优，前者为官伎，后者为家伎， 性质分别为官奴和家奴”，[5]他们“或战争俘虏沦为奴，或属有罪之家罚为奴，或为 穷人家子弟卖为奴。他们必须自相婚配，故其奴隶身份也世代相传”。[6]至清朝前期 ，乐户、官伎等贱民制度被废除，但仍有“一妓二丐三戏子”之说。戏曲作家也只是在 元朝废除科举时才专职从事戏剧创作，而正统文人把创作戏曲只是当作业余兴趣而已， 抱着一种“玩”的心态，他们出文集时决不把戏曲收入。戏曲艺术始终被拒斥于正统文 艺的大门之外。古时观众看“戏子”的演出，自然是俯视的心态。观众心态视角与戏剧的悲喜色彩的选择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观众心态视角的差异使 得戏剧的悲喜色彩倾向不同。反过来，戏剧悲喜色彩的不同又加强了心态视角的差异。在西方“悲剧历来被认为是戏剧中的冠冕。”[7]但丁认为喜剧是“从逆境与恐怖开始 ，但以幸福、欢乐与充满魅力的情调结束。”所以，“他的表现风格是卑下的。”[8] 丹尼诺认为“喜剧作家拈来素材都是人们熟悉的家庭琐事，虽不能说是低级的甚至邪恶 的，但悲剧诗人处理的都是高贵帝王的死亡和庞大帝国的毁灭。”[9]这些话的潜台词 就是强调悲剧高于喜剧。西方人推崇悲剧的重要原因是悲剧庄严肃穆的气氛，与作为戏 剧源渊的宗教祭祀的庄严气氛最接近，都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中国戏曲观众喜欢看喜剧。戏谚有“无丑不成戏”之说。清代流行剧集《缀白裘》中 大半是喜剧。这与戏曲形成时的娱乐滑稽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反映出的俯视心态 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典戏曲的演出场合多为农村的年节庙会，城市中的戏园茶园， 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等喜庆场合。观众都想来得到娱乐，所以不适合演悲哀死伤等 不愉快不吉利的事。这影响到了剧作家的创作。李渔有诗：“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 笑是我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即使悲剧(苦戏)中也有许多喜剧成分 ，也采用喜剧化的手法，如大团圆结局，丑角插科打诨，甚至“苦戏笑唱”。[10]许多 剧种都流传这样一出折子戏《傻女婿拜年》，写一农家姑娘被迫嫁给财主的傻儿子。这 本是一出悲剧，但却选取了一个喜剧场景：两口子回门给丈人拜年，傻子丑态百出闹出 许多笑话。这种“苦戏笑唱”，一来适合了演出时的喜庆气氛；二来把苦事当做笑话讲 ，这本身就加强了观众俯视心态的意味。难怪有人认为中国戏曲没有真正的悲剧。同样是看悲剧，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也不相同。中国戏曲悲剧冲突带有鲜明的伦 理批判倾向。冲突的基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如秦香莲与陈世美，敫桂英与王 魁之间的冲突都是如此。西方悲剧不管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都是人对于 其强大的对立面，即命运、社会、性格所做的奋力挣扎反抗。如俄狄浦斯之于命运，哈 姆雷特之于性格，斯多芒克之于社会，但他们最后都以毁灭告终。中国戏曲悲剧中的主 人公往往是弱小善良的老百姓，尤其是有不幸遭遇和无辜受冤的女性。而西方悲剧的主 人公多是高贵、威严、有强大力量的帝王将相、贵族富人、神人英雄等。由此可见，中 国戏曲的悲剧是把观众推在高高的道德伦理的评判席上，让观众俯视这些可怜的无辜的 弱者，进而对这故事、人物做出道德评判。而西方悲剧的观众仰视着台上那些比自己更 有力量的主人公在命运、性格、社会面前做拼死抗争，却仍逃不脱失败的结果，进而产 生了“恐惧和怜悯”，从而使观众感情得到“净化”。中西戏剧各自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只有认清它们的相同和差 异，并互相借鉴，才有助于它们更好的发展。【参考文献】[1][5][6]路应昆《中国戏曲与社会诸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P41；P13 ；P15[2]俞为民《中国古代戏曲简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P13[3]罗念生《古希腊戏剧·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4][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240[7][10]蓝凡《中西戏剧比较论稿》[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2.P542；P558[8][9][英]尼科尔著 徐士瑚译《西欧戏剧理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P1 00

观众心态视角不是指观众从某种学科角度(如社会学、历史学角度)去看戏剧演出，而 是指观众与戏剧演出之间的心态落差造成的视角。观众把自己的心态放在一定的位置去 观看戏剧演出，而观众的心态位置与演出在观众心中的位置不是完全平等的，这种落差 造成的视角就是观众心态视角。 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戏曲观众采用的是俯视角，西方戏剧 观众采用的是仰视角。也就是说，中国戏曲观众处在一种心态上的高位置，去俯视演出 ；而西方戏剧观众处在一种心态上的低位置去仰视演出。

体裁不同的可以比较！《孔雀东南飞》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部作品有比较的价值！学术论文里有参考价值的文章。比如；生则同衾 死则同穴--《孔雀东南飞》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比较研究 郑青虬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还比如：弥合与抗争——从《孔雀东南飞》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看中西古典悲剧的不同美学风格王利平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富阳311400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5年第3卷第5期除了发表的学术论文，还有网上的一些文章。在《孔雀东南飞》中，本来，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焦仲卿“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她们的爱情悲剧也就结束了。正如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双双殉情。但《罗密欧与朱丽叶》不仅要表现罗密欧与朱丽叶对爱情的追求，而且要表现他们的爱情对两家世仇的战胜。“在维洛那名城，有两家门第相当的巨族，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争，鲜血把市民的白手污渎。是命运注定这两家仇敌，剩下了一对不幸的恋人，他们的悲惨凄凉的殒灭，和解了他们交恶的尊亲。”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悲剧作品中，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家门第相当的巨族，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争，刑法也没能阻挡他们溃烂的纷争，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却化解了他们的世仇。正如罗密欧所说：“这些都是怨恨造成的后果，可是爱情的力量比它还要大过许多”。神父劳伦斯之所以愿意帮助罗密欧一臂之力，就是“因为你们的结合也许会使你们两家释嫌修好，那就是天大的幸事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死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死更具有震撼力。虽然黑格尔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朵柔嫩的鲜花都种植在不相宜的土壤里，但是他们不是只有死，才能捍卫爱情。而刘兰芝和焦仲卿却是只有死，才能捍卫他们的爱情。因此，《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尾是两家和好，而《孔雀东南飞》的结尾则是他们死后的团圆。“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这种死后团圆不但是对他们真挚爱情的有力肯定，而且是对摧毁他们的邪恶势力的坚决否定。也就是说，他们不但生前拼死抗争，而且死后继续斗争，邪恶势力可以碾碎他们的骨头，但打不垮他们的精神。申纯、王娇娘的爱情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悲剧的深化和发展。申纯、王娇娘所追求的爱情与刘兰芝、焦仲卿相比，可以说境界更高，即他们所追求的是“同心子”爱情。无论是《孔雀东南飞》的刘兰芝、焦仲卿，还是《娇红记》的申纯、王娇娘，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不惜以死抗争。 2.A`比较一下三剧的异同 （1）发生的背景相似。都发生在封建社会 （2）发生的原因相似，都受到了封建家长的干涉或阻挠。 （3）故事的结局相似，主人公都双双殉情而死；悲剧的制造者最后都被感化求和解。 主题相似，都通过青年男女在追求自由爱情婚姻过程中被逼无奈而双双殉情的故事揭露了封建家长的自私、狭隘、专制和无情，也都借此表现了反对封建压迫的主题。 B`他们双双殉情的意义何在？ （1）充分表现了真爱的忠诚和执着，他们为此不惜以死来捍卫自己的爱情。 （2）对迫害他们的占据优势的封建势力表现出宁死不屈的反抗，也给他们以示威或惩戒。 （3）给后来者以鼓舞，为他们追求自由爱情扫清障碍。 《梁山伯与祝英台》：三载同窗共读---十八相送楼台惜别--- （结局） 祝被逼嫁人撞墓殉情 化蝶双飞 3.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新教材高语第四册),与我国汉代的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新教材高语第三册),都是享誉世界文苑的奇葩,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阅读,不仅可以加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有助于学生对比鉴赏文学作品能力的培养。 两部作品虽然时隔千年，地阻万里，但却存在着诸多相同之处。 （一）内容性质相同，都是爱情悲剧。《罗》剧叙述了一对青年恋人罗密欧和朱丽叶在舞会上一见钟情，私自完婚，然而却因两家是世仇而无法结合，最终为追求自由爱情而双双殉情。《孔》诗叙述了汉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与其妻刘兰芝恩爱相处，却被焦母活活拆散，最后在刘兄的逼迫下一同走上了绝路。因此，它们都是爱情悲剧的代表作。 （二）故事结局相同，都以青年恋人双双殉情为代价换来两家的悔悟与和好。《罗》剧中面对悲惨的场面，两家世仇在亲王的训导下双双悔悟，罗密欧的父亲蒙太古说：“我要用纯金替她铸一座像，只要维洛那一天不改变它的名称，任何一尊都不会比忠贞的朱丽叶那一座更为卓越。”朱丽叶的父亲凯普莱特也说：“罗密欧也要有一座同样富丽的金像卧在他情人的身旁，这两个在我们的仇恨下惨遭牺牲的可怜的人儿。”痛悔之心，溢于言表。《孔》诗虽然没有《罗》剧这样明确，但末段“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中的“求”字，也暗示出焦刘两家的后悔与和解。 （三）表现手法相同，都运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罗》剧所创设的背景和环境具有典型的时代特点，但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却充满了鲜明的理想色彩；尽管主人公的结局是悲剧，但封建贵族之间的世仇却从此消除，爱情的理想也仍然得胜。《孔》诗主体上以浓烈的现实主义叙述了封建家长制对主人公的迫害，但最后一段写两家合葬，墓上桐柏交荫，鸳鸯双飞，象征两人的爱情永久不渝，也反映了人们争取爱情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因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两作中都浑然融为一体。 （四）主题思想相同，都通过青年爱人的死来抨击封建家长的专制和封建婚姻包办制度，抒发了人们对自由爱情婚姻的热烈追求，表达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 当然，两作的不同点也是较为明显的。 （一）作品样式不同。《罗》剧是一出五幕话剧，是莎士比亚问世的第一部伟大的戏剧，它自十九世纪以来开始在世界流行，这段凄艳动人的故事现在已家喻户晓。《孔》诗是一首五言乐府民歌，我国古代最长最杰出的叙事诗，自汉代以来即广为流传，与《木兰辞》合称为“乐府双璧”。 （二）悲剧过程不同。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虽然都双双殉情而死，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死是因误会而产生的，因此其命运是偶然的而不是悲剧性的；而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死则是必然的，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下，他们的自由爱情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孔》诗更具有悲剧性。 （三）塑造的人物性格不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新思想的代表，处处充满了青春和活力，为了追求自由爱情，他们敢于不顾家族的世仇，敢于大胆违抗父命私自结合，虽然因偶然的失误而走向死亡，但他们身上始终洋溢着新时代热烈的理想气息。刘兰芝和焦仲卿身上虽然也有反抗精神，但这种反抗是消极的，带给读者的除了渺茫的希望外，更多是悲愤和痛惜。 （四）反映的社会背景不同。《罗》剧的故事发生在欧洲文艺复兴前夕的维洛那，那时，新兴资产阶级已经崛起，但封建势力仍然固守着统治地位，罗密欧与朱丽叶为追求个人的自由爱情与封建家族发生的冲突，即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孔》诗的故事发生在汉末庐江，那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臻于成熟，封建制度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反映了封建势力的强大，刘兰芝的不幸具有社会普遍性，体现了当时社会里千百万被压迫妇女的共同遭遇。 4.罗密欧朱丽叶梁祝爱情故事的异同点，主要求不同点 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者同为爱情悲剧,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试从两者文本的比较中,探求中西审美在主观善美与客观真美、伦理与个性等方面的不同及原因.并从动画版<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评析中,探讨中西审美的同质化倾向及中西审美的互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