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研究的论文摘要

摘 要： 中原古音随着唐军南下平乱播种在闽粤，加之中原语音和闽粤土著语音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闽南语”方言。本文从中原文化的播迁，唐宋古音潜移默化，孕育着闽南语方言的萌生及促成闽南语方言的形成进行综合探讨，力求阐明闽南语对唐宋古音的继承与发展并形成自己的方言特色。 关键词： 中原文化 唐宋古音 闽南语 继承与发展 一、中原文化的播迁，促成闽南语方言的形成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唐宋时代建都长安、开封等中原地区，使唐宋古音成为当时中原地区的标准语音。作为闽南语系的主要区域闽东南、粤东、台湾及南洋地区，相距中原地区万里之遥，又是土著部落杂居，言语交流十分困难，不利于交流和发展需要。据《漳州府志》[1]所载，由于闽南地区的自然条件相对优越，那些来自中原的将士逐渐把中原地区的家眷迁入闽越，有的和当地土著百姓通婚，从此在这片温暖而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成为大多数闽南百姓的祖先。他们还带来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同时把中原地区的母语——唐宋古音播种在闽粤，而且这种中原语音和当地土著语音随着时代推移互相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后来众多方言中独具特色的“闽南语”。据《泉州史志》记载，他们“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2]他们对中原地区流散的人才和北方避难入闽的文人均能包容接纳，而且为他们提供了较为优厚的待遇，并设立了书院，教化中原文明，培养人才，促成了民族的大融合。当年王氏兄弟入闽的中原将士后来大都定居于泉州周边，他们也把中原语音传入福建，进一步扩展了闽南语的流通范围。据《云霄厅志》载：“盗起，攻南海边邑，循州（今广州惠州）司马锭受命专征，檄元光潜师入潮，沿山倍道袭寇垒，俘获以万计。岭南悉平，还军于漳。”[3]在陈元光初任刺史时，“广寇陈谦连结洞蛮苗自成，雷万兴等攻朝阳，陷之，守帅不能制，元光以轻骑讨平之。”（《漳州府志》）陈元光的《龙湖集》中有“平獠宴喜”诗句：“扫穴三苗窜，旋车百粤空。”[4]当时一位将领许天正也唱和吟诗：“长戈收百甲，聚骑破千重。落剑唯戎首，游绳系胁从。”（《和陈元光平潮寇诗》）[5]所有这些无不记叙了入粤平乱的情形。由于粤东区域辽阔，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民穷则生变，寇乱频繁。陈元光“兵革徙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6]的政治理念，“伦理则风俗自尔渐孚，治法彰则民心自知感激”[7]的施政主张，被当地百姓接受，中原文化、礼仪也得到重视和崇尚，开漳史料《忠毅文惠公行状》中就有“潮人以事闻，请乞陈元光兼戍朝阳”[8]的记载。在陈元光的统辖下，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漳州、潮汕之间的语言不断地交流和融合。至今粤东一带的方言基本纳入闽南语系，同属闽南语范畴，从此往后，无论是闽南地区的“芗剧”，还是潮汕地区的“潮剧”在语言表达上都为两地民众所理解和喜闻乐见。 台湾早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有漳、泉一带的百姓前往定居垦荒了。爱国史学家连横先生在《台湾通史·开辟纪》中记载：“历更五代，终极两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台湾为垦服之地，当明中叶，漳、泉之至者已数千人。”他们“手耒耜，腰刀枪，以与生番猛兽相争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难缔造之功，亦良苦矣！”[9]这些记载，体现了明代闽南一带百姓已经跨过海峡，到台湾去开拓创业了，而闽南语方言因此移植台湾，并且在岛上扎下了根。《台湾通史·户役志》所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诏以五十年丁册为常额，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乾隆元年（1736）诏曰：凡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皆一视同仁，轻徭薄赋，使之各得其所。”[10]于是有大批福建、广东民众迁入台湾定居。如此往来闽台之间，闽南语就成为台湾岛上最主要的日常交流工具，始终维系着闽台两地的宗族情感。 大概也在明清时期，为数不少的闽南、粤东百姓飘洋过海，来到南洋谋生，当时被称为“过番”。据《漳州简史》载：“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漳、泉之民贩吕宋者，或折关破产，及犯压各境不及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咋作为生活，或聚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11]其余如印度尼西亚的旧港（当时称“三佛齐”）、马来半岛的北大年（当时称“大泥”）、文莱（当时称“婆罗”），大都有闽南、粤东人聚居的记载。这些勇敢的拓荒者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拼搏，在当地开发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家园，定居下来繁衍后代。他们的后代子孙成了现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而他们的祖先当年带往南洋的家乡母语——闽南语就在这一片广阔的地域传播世世代代，永不泯灭。 二、唐宋古音潜移默化，孕育着闽南语方言的萌生 探究闽南语的诸多因素，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与唐宋古音有着千丝万缕的特殊关系。由于汉语的发音通常离不开声、韵、调三要素，即“声母、韵母和声调”。古代称声母为“声”或“母”，宋人有三十六母的提法。依据发音部位，分为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和喉音五类。现代唇音又细分为轻唇、重唇；舌音也细分为舌头、舌上等等。比较现代汉语语音系统，其中最主要的差异有两点：一是唐宋古音无舌头、舌上之分。舌上音即现在所说的“翘舌音”，如zh、ch、sh、r；舌头音即现在的“舌尖音”，如d、t、l。在唐宋时代，这两类音读是分不清的，这正好与闽南语发音相吻合。闽南语中几乎没有翘舌音，普通话里许多翘舌音，在闽南语都读为舌尖音。例如“蜘蛛、踌躇”，普通话读为“zhīzhū、chóuchú”，而闽南语则读为“dīdū/tiútú”。再注意下列汉字，普通话中声母都是zh，读翘舌音，在闽南语中却读为d：如“重、逐、侄、值、植、朝、张、摘、展、致、直、兆、罩、镇、珍、郑、阵……”二是唐宋古音无轻唇音，即没有现在的唇齿音f。这个特点与闽南语相符。在闽南语中，没有上齿摩擦下唇这个发音动作，也就没有了f这个声母。凡f声母的音节，或读为重唇音，即上唇摩擦下唇爆破发音动作。如“飞、肥、分、富、幅、蜂”等；或读为舌根音h，如“发、翻、反、丰、扶、服”等。闽南语方言区人们学普通话，总是把“繁、凡、烦……”读成“还”；把“泛、犯、范……”读为“换”；把“非、妃、飞……”读成“辉”；把“福、扶、浮……”读成“胡”，诸如此类造成了许多交流困扰，给当今工作、生活、学习带来了诸多不便。

关于ū韵母，唐代的韵书《切韵》分韵母为206部，后来改称为《唐韵》[12]。由于当时的科举考试有“试贴诗”的科目，写诗必须按一定的标准去押韵，因此《唐韵》成为官书，成为各时学子考举写诗用韵的绝对标准。《唐韵》至少有两个地方和普通话的韵母系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是唐代的撮口呼韵母尚未形成，虽然韵目有“鱼”、“虞”之名，但实际上与合口呼u混在一起。例如“书、初、除、猪”和“余、居、渠、徐”同属“鱼”韵部；而“扶、朱、胡，儒”和“区、娱、渝、须”同属“虞”韵部。可见，在唐代语音中ü和u是混在一起的，当时人们发音也许并没有明显的撮口动作，就这一点与闽南语正好相同。在闽南语中，至今找不到有撮口发音的音节，漳州人读ü为i；厦门及泉州地区则读ü为u；诏安及潮汕地区读ü则近似于-i（后）。如“居、区”两个词，漳州人读gī、kī；厦门及泉州人读gū、kū；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有撮口呼韵母。二是鼻辅音m、n、ng充当韵尾的问题。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n、ng充当韵尾，分别组合成为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而m只当声母，不能充当韵尾了。但在唐代语音中，这三个鼻辅音却都能充当韵尾，例如《唐韵》中的“侵、覃、盐、咸”四个韵部，收录的就是以m为韵尾的字。例如“林、临、阴、心、琴、今、金、音……”为“侵”韵部；“潭、参、南、男、庵、涵、含、甘……”为“覃”韵部；“檐、严、帘、帘、嫌、蟾、添、尖……”为“盐”韵部；“咸、函、缄、衔、杉、监、岩、谗……”为“咸”韵部。 如果我们用普通话朗读上面的例字，那么第一行的韵母都是in，本来不应该和属于《唐韵》中“真”韵部的“因、辛、亲、邻、津”等字分开。而其他三行的韵母都是an或ian，本来也不应该和属于《唐韵》中“寒”韵部的“寒、安、丹、残、刊”等字分开。但是在当年，这两者之间的读音那是决然不同的，试着用闽南语读读这些字，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归入《唐韵》中“侵”韵部的字，韵尾都是m，例如“林”，闽南语读为līm；“邻”，闽南语读为līn，其实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韵部。归入“覃、盐、咸”韵的字，韵尾也都是m，例如“含”，闽南语读为hām；“寒”，闽南语读为hān，它们应属于不同的韵部。由此可见，闽南语比较完整地继承了唐宋古音中鼻辅音充当韵尾的语音特点。唐陈元光的《龙湖集》中有“落成会咏”诗句：“云霄开岳镇，日月列衙瞻。胜日当佳庆，清风去积炎。山畚遥猎虎，海船近通盐。龙泽覃江浦，螭坳耀斗蟾。文床堆玉笏，武座肃金签。奇计绳陈美，明诚学孔兼。忠勤非一日，箴训要三拈。千古清漳水，居官显孝廉。”[13]全诗共用八韵，依次是“瞻、炎、盐、蟾、签、兼、拈、廉”，全属“盐”韵部之韵，假如用闽南语读之，全是m收尾的鼻韵母。而且这种语音现象持续到元代，元代以后，大概由于北京成为国都，北方话成了“官话”广泛流传，北方方言取得了绝对的优势，那么大部分地区以m为韵尾的字音逐渐消亡，最终归并到以n为韵尾的字音中去了。 至于声调，古人把它分为“平、上、去、入”四调，且以平为“平”；以上、去、入为“仄”。“平”者不升不降，其音轻扬；“仄”者或升或降，如山路之起伏。古代格律诗每两个字为一个节奏，平仄递替，构成一种抑扬顿挫的音乐感。到了近代，入声渐渐分化消失，原来的入声字后归入“阴、阳、上、去”四声中去了，因此现代汉语语音中已经没有了入声这个声调了。据说现在的北方人学诗词格律，辨别平仄时，古入声字这个部分总是把握不好，也许他们会感到困惑，一些明明现在读起来音调属于阴平的字，为何要把它们归入据说是急迫而短促的入声调里去呢？在通行闽南语一带，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因为在闽南语里，至今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入声这种声调。试以普通话朗读下列例字：“剥、削、卓、踢、逼、突、出、发、一、膝、屋、督、约、缺”；“德、国、竹、笛、学、习、集、合、值、得、独、逐、敌、革”。很明显第一部分为阴平调，第二部分为阳平调。可是改用闽南语读之，它们就变成一种又急又短的入声调了。原来这些字都是古入声字，在诗词格律中属于仄声字。 综上所述，说明闽南语仍然保留了唐宋古音在声、韵、调方面的许多重要特征，无怪乎有人把它称为“中古音的活化石”了。拥有一口闽南语，伴随着这一群华夏儿女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的足迹从历史的烟云中走来，见证多少悲欢离合，创造了多少辉煌业绩。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还会继续发扬艰苦拼搏的开漳精神，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朝着祖国强盛、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朝着民族大团结的明天奋勇前进。

论文摘要：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方言繁杂，有着自己的特征，人们在交际中用不规范语言交谈极不方便。而普通话是我国规范的现代民族共同语，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作为人类思维、交际的工具，具有基础作用。所以要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推进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这是是保证社会协调运转的必要条件。方言不仅是承载信息的工具,而且还是负载情感文化的纽带。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文章首先对我国语言学界关于“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议予以解析，然后分析了方言对于语言习得的影响，并提出几点建议。笔者认为，只有重视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才能实现真正的跨际文化交流。关键词：语言 方言 语言习得 意义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语言的亲缘性极其强烈，任何民族、地区、国家的语言对自身而言可称为主体语言或母语；反之，则称为客体语言或外语。一般情况下，人类对母语的掌握是习得而来的，也就是说在母语的自然环境中无意识地学成的，而对外语来说则是学来的，即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有意识地学成的。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例如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人们操着南方方言，而北部人则操着带有儿化音的北方口音。但大多数情况下，相邻地区的地域方言较为相近。方言对语言习得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鉴于语言学界对“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论颇多，所以笔者认为深入解析语言习得对研究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录一、解析语言习得二、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一）方言对母语习得的影响（二）方言对外语习得的影响1、缓解学习者的文化紧张心理2、缩短学习者的文化适应过程3、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