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杂志封面人物李桂英

《平凡的世界》写出了一个时代中最平凡的中国人的成长和改变经历，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七八十年代农民的代表，他们开始想要有改变，想要不仅仅是能吃饱饭，想要拥有更多的精彩和不一样。赋予他们这一切的作者路遥，其实也与他们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甚至可以说，路遥的一生，是孙少平的一种升华，他也一样有着极其苦难的童年以及少年。如果没有最后考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或许路遥最终也无法摆脱一个普通农民的宿命。路遥给故事中的人物们灵魂和未来，那又是谁给了他未来呢？这就不得不说他的养母，也是他的大伯母李桂英了。可以说，如果没有李桂英，就没有后来的路遥。可是没有路遥，李桂英的日子或许会好过很多。李桂英严格说来，是路遥的大伯母，北方人叫大婶。她的丈夫王玉德是路遥的大伯，也就是和路遥的父亲王玉宽是兄弟俩。李桂英嫁给王玉德时，家里本来光景就不咋样，过得苦兮兮的，勉强可以一日三餐吃口饭。可等他们帮弟弟王玉宽娶了老婆后，他们家是更穷了，连米粥都不是经常能喝到的。帮扶了弟弟成家，王玉德与李桂英两口子可以说是穷得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不过李桂英没有半句埋怨，一心一意和丈夫努力把日子过好。二人花了好几年时间终于自己动手挖了三口普普通通的土窑，这才算有一个家了。什么叫家？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住处，有一双儿女，这才叫家。所以日子安稳后，王玉德和李桂英就想着能生养两个孩子，让家里多一些生气。可惜夫妻二人或许只能做苦命夫妻吧，李桂英前后有过三个孩子，都没等到他们长大，就意外夭折了。可是弟弟王玉宽家里，却人丁兴旺，小两口竟然一口气生下八个孩子，还个个都健康可爱。在那个年代，孩子越多家里的日子越是不好过，要养活八个孩子太不容易了，弟弟念及哥嫂对自己的帮扶，也想让孩子过得没那么苦，便与妻子商量，将他们7岁的儿子过继给大哥，也好让哥嫂有一个孩子继承香火。而这个孩子，被李桂英取名王卫国，他就是后来的文坛大家路遥。面对弟弟和弟媳的恩情，李桂英很是感激，把路遥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来养育。当时他们夫妻起早贪黑的下地种田，也不过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可是路遥说他想要读书，而且读完小学还要读中学。丈夫王玉德是不愿意的，想着孩子能识个字就行了，读那些个书也没啥用。可李桂英不答应，还许诺说哪怕是要饭，也要供孩子上学。如果丈夫王玉德没有去世，两口子咬着牙关，每一餐少吃两口饭，也还是能让路遥在学校里不至于忍饥挨饿的。可惜李桂英太苦命，丈夫早早的就病逝了，她一个女人不仅要养活自己和孩子，还要供孩子上学，这个日子苦得用几个字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可是这个坚毅的女人，哪怕过得这么苦，她也依然没断了路遥的求学路。为了可以让路遥在学校不断顿，农闲时，她真的揣上一口碗，拄着一根拐，走上七八十里路，到隔壁县城去讨饭。而别人问她为啥不就在自己的县城乞讨，好歹熟人多，也不用那么辛苦。李桂英老人却说，不能在家门口要饭，这会让孩子脸面上不好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路遥在学校里吃的口粮，都是老人家这么几十里路几十里路，在寒风烈日下，一口一口要来，然后再捂在口袋里，走几十里路送到路遥的学校去的。这也是为什么路遥在后来的写作生涯中，总是能把贫穷人家，或者说把农村人最真实，最困苦的一面写得如此细腻的原因。他是真切经历过农村生活的农民的儿子，他饿过，苦过，知道贫苦人民最真实的模样。原本好不容易挨到路遥中学毕业，终于回家了，虽然还是做回了农民。可是不管怎样，孩子在自己身边了，李桂英也终于有个依靠呢。心里的牵绊不过放下仅三年，高考恢复了，路遥想要继续读书，他的志向不在黄土地里。已经身形佝偻的李桂英照样没反对，她仍然无条件的支持孩子的想法。路遥这一走，几乎就与自己的养母天各一方，再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很多。之后的日子里，他一边求学，一边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而李桂英呢？孩子离开的前面十来年，几乎都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甚至连一分钱都拿不出来。等到路遥毕业开始工作后，日子稍微好过了一些，但是当时路遥也不过勉强糊口，并没有因为写作而大富大贵。所以也只能偶尔寄给养母一些生活费，贴补一下。等路遥的日子稍微好过一点时，因为工作性质太过特殊，他没将养母接到身边来一起生活，而是嘱托自己的三弟帮忙照顾。为此，他还专门将三弟的户口迁到养母家，希望年迈的老人身边时刻能有个人。谁知道三弟没过两年就去城里生活了，毕竟不是他的亲娘，也没有养育过他，哪里会仅凭路遥的一点好处，就对一个老太太如此上心呢？路遥心疼老太太，就对她说过段时间自己回去接她，一定要让她与自己一起住着，方便照料。还对老太太说，一定要给她建两孔老又大又漂亮的砖窖，让老太太也享享福。太太虽不愿离开自己的老家，可心里也始终是高兴的，孩子孝她敬她，让她这一辈子都有了盼头。可惜，老太太最终等来的，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路遥年仅42岁就早逝了，甚至还没来得及向李桂英老人告别。李桂英在知道孩子病逝后，哭得肝肠寸断，她不图孩子回报她什么，就希望孩子平平安安一生，可是怎么连这最简单的心愿，都不能让她如愿呢？而在路遥过世后，李桂英老人的日子过得更是凄苦，一个人孤零零的守着三口破窑，养着十来只鸡，每天坐在村口眺望远方（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想着哪一天能看见路遥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村口的大路上呢）。这就是她的全部生活。有时路遥的其他几个兄弟姐妹，抑或是他们的孩子，会给老人寄来几毛几块的零钱，让想她改善一下生活。可是李桂英老人根本舍不得花，总想着攒起来，以后总有急用时。而平日里，老人几乎是没有一件好衣裳穿，几个月吃不上一口肉，窑洞里夏天挡不了热气，冬天挡不了冷风。可李桂英老人还是这么一日又一日的过着。没事时，为了感谢村子里帮她打水做重活的村民，她也时常帮人家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甚至帮邻居带小娃娃也算弥补了她的应该有的天伦之乐。她纯朴一生，也善良一生，不愿意白享别人的便利。日子上的苦，老人都能承受，真正折磨人的，是一个人终年的孤独。为了打发这孤苦的日子，老人甚至让出一孔窑给一个外乡人居住，就为了偶尔能有个人说两句话。不然她想要唠两句嗑，也只能是对着院子里那十来只鸡了。最让人绝望的是，好不容易攒出来的六块钱，老人一分没舍得花，却被老鼠啃了个干净。后来路遥有一个又穷又苦的养母的消息不胫而走，随着已逝的路遥的名声越来越大，李桂英老人在人生最后的几年光景里，终是享了路遥的一点福。县里成立了帮扶组，每个月会定期给老人一点生活费。而国内的一些文学组织，也纷纷捐款给老人。这恐怕是李桂英老人这88年里，活得最富裕的光景了。可是她的内心却有着极大的不安，因为她不认为自己应该享受这些帮助，哪怕作为路遥的母亲，她也没有资格贪图儿子留下的福荫。她曾经说过，接受大家这样的帮助，让她很惶恐，也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报答大家的好心。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养育路遥几十年，不求一丝回报。这是一个平凡的母亲，辛酸孤苦几十年，也只盼孩子安好。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李桂英，我们的文学界，还会不会有路遥。

女，彝族，1927年生，云南嶍峨(今峨山)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峨山县区委副书记。建国后历任峨山彝族自治县副县长；云南省妇联副主任；云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云南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谷羽，原名李桂英，曾用名周淑贞、黎明、王志远。1918年12月生于安徽省天长县（现改为天长市）城内。父亲李兴泰是个小商人，经营香烛和杂货。母亲周氏，希望把李桂英培养成有出息的人，教育她要自强自立，要有文化，不要像自己只能带孩子做饭，因此对她特别严格。李桂英在天长读完小学后，进入天长中学读初中，后又到当时的省会安庆，进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高中。把一个女孩送出去读书，这在当时她的家乡是不多见的。　　天长中学教学质量较高。因为校长宣啸秋是安徽省教育厅的科长，所以天长中学在安徽省的地位也较高。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天长中学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而宣啸秋也同情革命，对各种思想都能包容。如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不少进步书籍，督学来检查图书馆时，宣啸秋就设法掩盖过去。学校有些进步教员和学生。李桂英当时受他们的思想影响，也看进步书籍，是学校三个进步女生之一。　　1933年夏，李桂英进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高中。时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省。1934年6月，天长县共青团组织被国民党特务机构破坏，李桂英的同学好友也被捕了，消息传到安庆，她思潮澎湃。1934年暑假，未经家里同意，李桂英即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转入北平安徽中学高二学习。半年后，安徽中学因经费困难停办。据国文老师说：北平女一中有位孙荪荃老师思想进步，于是1935年初她转入北平女一中高二（第二学期）学习。　　孙荪荃，安徽桐城人。原是女一中校长，因在“九·一八”事变中领导女一中学生抗日运动被捕，营救出来回校后，被撤掉校长职务，仍留校任语文教员。上课时孙常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并经常讲时事。李桂英因而主动与她接近，常得到孙的思想影响，偶尔也得到孙的经济帮助。从孙老师处所受的思想影响主要是：“妇女要解放，民族要解放。”　　高一学生郭桂英（现名郭明秋）是共青团员。李桂英与她同住一屋，接触密切，1935年10月经郭介绍，李桂英加入共青团。此后，李桂英曾帮助郭编印《时代妇女》。郭写稿，李校对。只出了几期，后被认为该刊有“色彩”而停刊。郭桂英又介绍李桂英认识了师范大学的周怀球（后改名周小舟）。李桂英曾参加周负责的抗日武装自卫会西城区工作，在女一中秘密宣传抗日救国。“一二·九”运动中，李桂英主要在校内活动，后也替郭做过学联工作。　　1936年1月，郭桂英去天津，到省委工作，将李的关系介绍给老夏（后改名王国华）。是年秋，通知取消共青团，团员均转为党员，党龄从入团时计算。此时，由老夏将李的关系转到“铁委”的老孔（即吴德）处担任联络。从此，她离开了学运工作。年底，因中共北方局要建北平分局，根据吴德指示，要李桂英与黄爱民假扮夫妻住机关，在北平分局担任刻印蜡版和送文件工作。后来，这对假夫妻宣布结婚，成了真夫妻。　　卢沟桥事变后，因形势紧张，机关停止工作。李桂英和黄爱民搬进陕西会馆，清理和变卖东西，焚烧和埋藏书籍，并等待组织决定他们的去向。7月底，吴德到陕西会馆，通知黄爱民和李桂英去延安，并要他们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杨尚昆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