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眷恋着祖国(编入苏教版八年级上册第八课) 刘敬智 钱学森1911年生于杭州,早年曾在北京师大附中和上海交通大学求学。1935年,他考取了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先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后到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深造,拜读于美国航天科学创始人之一、著名物理学家冯·卡门门下,三年后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这期间,他在冯·卡门的影响下,对火箭技术发生了兴趣,参加了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实验室的火箭研究小组。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为美国火箭技术的摇篮,钱学森就是在这个摇篮里最早研究火箭技术的三名成员之一。 钱学森是冯·卡门教授的得意门生。在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写出了有关高速空气动力学方面的博士论文。1943年,美国军方经过慎重的选择,委托钱学森同马林纳合作,研究用火箭发动机推进导弹这一重大军事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空军高度赞扬钱学森对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无法估价的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认为,钱学森已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1947年,经冯·卡门推荐,钱学森成了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自1949年下半年开始,他肩负起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领导研究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那时,年仅37岁的钱学森,已被世界公认为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以及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人之一,是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呆了20年。这20年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拥有丰厚的待遇。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发出“旅客生涯作到何时”的感叹。他告诉父亲,他不止一次梦见上海,梦见那所伴他度过童年时代的房子。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钱学森兴奋极了。就在那年的中秋节(新中国诞生的第六天),钱学森夫妇心中萌发起一个强烈的念头:回到祖国去,为新生的祖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950年7月,已经下定决心返回祖国的钱学森,会见了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告诉他准备立即动身回国。这位次长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他曾经说:“我宁肯枪毙他,也不愿放他回中国。” 1950年8月,钱学森买好了机票,准备搭乘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离开美国。9月中旬,他辞去了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这个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与此同时,他已将许多科学书籍和研究工作笔记装好箱,交给美国搬运公司启运回国。 就在这时,他突然接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移民局不准他离开美国,并以判刑和罚款加以恐吓!还搜查并扣压了他的全部科学书籍和笔记本,诬蔑他企图运送机密科学文件回国。 那时,中美在朝鲜战场正处于交战的敌对状态。美国正盛行法西斯式的麦卡锡主义。钱学森的回国决心触怒了美国当局。1950年9月9日,钱学森突然被联邦调查局非法逮捕,送到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关押了15天。15天的折磨,使他的体重下降了30磅。 加州理工学院的许多师生和当时远在欧洲的冯·卡门教授闻讯后,立即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又募集了5万美元保释金,才将钱学森从特米那岛的拘留所营救出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美国移民局非法限制钱学森的自由,要他每月到移民局报到一次,并且不准离开他所在的洛杉矶。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一直监视他,时常闯入他的研究室和住宅捣乱。他的信件和电话也都受到了检查。 为了减少朋友们的麻烦,整整五年,钱学森处在与世隔绝的境地。但是,这种变相软禁的生活,并没有磨掉钱学森夫妇返回祖国的意志。他的夫人蒋英回忆说:“那几年,我们总是摆好三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搭飞机动身回国。” 为了回国的方便,他们租住的房子都只签订一年合同。五年中他们竟搬了五次家。那时候,他的七岁男孩和五岁女孩也都知道,离美国远远的地方--中国,有他们的祖父和外祖母在想念着他们。 1955年6月,饱受折磨的钱学森为了早日回到祖国,写信给人大常委会,向祖国母亲发出了求救的呼声。 周恩来总理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指示,速将此信送给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指示他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据理力争,设法营救钱学森回国。 在铁的事实面前,美方代表无言以对。不久,美有关方面匆忙通知钱学森可以离美回国。 1955年9月17日,经过长达五年多的斗争,钱学森、蒋英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终于胜利地乘坐轮船驶向东方的祖国。----------------------------------------------------枣核 萧乾 动身访美之前,一位旧时同窗写来封航空信,再三托付我为他带几颗生枣核,东西倒不占分量,可是用途却很蹊跷。 从费城出发前,我们就通了电话。一下车,他已经在站上等了。掐指一算,分手快有半个世纪了,现在都已是风烛残年。 拥抱之后,她就殷切地问我:“带来了吗?”我赶快从手提包里掏出那几颗枣核。她托在掌心,像比珍珠玛瑙还贵重。 她当年那股调皮劲显然还没改。我问起枣核的用途,她一面往衣兜里揣,一面故弄玄虚地说:“等会儿你就明白啦。” 那真是座美丽的山城,汽车开去,一路坡上坡下满是一片嫣红。倘若在中国,这里一定会有枫城之称。过了几个山坳,她朝枫树丛中一座三层小楼指了指说:“喏,到了。”汽车拐进草坪,离车库还有三四米,车库门就像认识主人似的自动掀启。 朋友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买这座大房子时,孩子们还上着学,如今都成家立业了。学生物化学的老伴儿在一家研究所里做营养试验。 她把我安顿在二楼临湖的一个房间后,就领我去踏访她的后花园。地方不大,布置得却精致匀称。我们在靠篱笆的一张白色长凳上坐下,她劈头就问我:“觉不觉得这花园有点家乡味道?”经她指点,我留意到台阶两旁是她手栽的两株垂杨柳,草坪中央有个睡莲池。她感慨良深地对我说:“栽垂柳的时候,我那个小子才5岁。如今在一条核潜艇上当总机械长了。姑娘在哈佛教书。家庭和事业都如意,各种新式设备也都有了。可是我心上总像是缺点什么。也许是没出息,怎么年纪越大,思乡越切。我现在可充分体会出游子的心境了。我想厂甸,想隆福寺。这里一过圣诞,我就想旧历年。近来,我老是想总布胡同院里那棵枣树。所以才托你带几颗种子,试种一下。” 接着,她又指着花园一角堆起的一座假山石说:“你相信吗?那是我开车到几十里以外,一块块亲手挑选,论公斤买下,然后用汽车拉回来的。那是我们家的‘北海’。” 说到这里,我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沿着卵石铺成的小径,穿过草坪,走到“北海”跟前。真是个细心人呢,她在上面还嵌了一所泥制的小凉亭,一座红庙,顶上还有尊白塔。朋友解释说,都是从旧金山唐人街买来的。 她告诉我,时常在月夜,她同老伴儿并肩坐在这长凳上,追忆起当年在北海泛舟的日子。睡莲的清香迎风扑来,眼前仿佛就闪出一片荷塘佳色。 改了国籍,不等于就改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