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创造与创新期刊

始终不遇

1小时前发布

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为人不断探求新知识的历程。尊重知识是人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拉丁语称知识为scientia，由此而来的科学（science）一词便成为现代最受敬重的那一部分知识的名称。在西方犹太——基督文化的创世神话中，曾有这样一段传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在没有光之前我们一无所知，在有了光之后我们仍然一无所知，不过我们能看到一无所知了。为了摆脱一无所知的尴尬局面，人类便说，“要有科学，就有了科学”（Let there be science， and there was science）。现代人类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借助科学的手段才能有效地提高、扩展自己的生存能力，社会历史必然会向更有保障、更安逸、更有生存主动性的阶段发展。但是，仅仅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是不够的，这会使知识成为一种对人封闭的客观力量，反过来窒息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妨碍社会继续进步。当科学发展越来越快时，对于科学发展历程的理解就变得更为必要，同时也变得更为复杂。随着科学成果的激增和知识的爆炸，事实和理论互为影响，仅仅是总结现有的成果，就已成为一项可怕的任务。然而，对于历史性的思考来说，如何看待科学本身也正显得越来越重要。在395年前的一个夜晚，伽利略使用一架望远镜观看月亮。这是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它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开端。现代科学是建立在观测和实验的基础之上，它已历经四个世纪了。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是从明末开始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光启在翻译西方书籍时，把science译成“格物穷理之学”，后来简称为格致、格物或格致学。明末清初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学问主要是天文学与数学，“格致之学”的含义很笼统。到清代后期，传入的西方学问迅速增多，有声学、光学、电学、化学、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等，名目繁多。1895年，严复特别使用了“西学格致”一词表达science。到这个时候，在汉语中还没有“科学”这个词。1897年，维新派人士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组织翻译日文书籍。开局不久后出版的一批书中，有康有为编订的《日本书目志》第二卷“理学门”。其中，首次出现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这样的书名。虽然汉语和日语中，“科学”写法相同，但汉语中从前没有此词，这个译名是康有为从日语中引入的。1912年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通令全国在学校机构设置和课程设置中一律取消了“格致科”。自此之后，“格致”基本上属于被弃用的旧词。1915年，留学归国学生在上海创办刊物《科学》，从此“科学”一词在中国就大行其道了。在汉语中，“科学”这个名词，是与“玄学”相对应而存在的。“玄者，幽�万类而不见形者也。”（杨雄《太玄?玄�》）玄是指精神性的宇宙本体。至于为何用“科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动机是值得揣摩的。隋唐以来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分科考试选拔官吏，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由于西方之学与东方儒学相比，门类各异，故此日本首先以“分科之学”称之，这就是“科学”一词的来历。“科学”与科举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至今尚有余绪。20世纪50年代，流行全国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早期西方传教士的著作也为上述说法提供一些佐证，他们写道：“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重视科学，使科学与政府事务发生关系。然而，中国人只是在一些与公德有关的范围里才对科学发生兴趣。他们对于一切与公德关系较少，甚或对其无所裨益的科学，则很少加以注意，但同时也不嗤之以鼻。”（这段文字见诸由在北京的传教士所撰写的《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道德、习俗的回忆录》，该书于1776年在巴黎出版。）为了应付西方的入侵，在备尝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之后，一批务实的清代官员开始注视现代科学。他们发起一场所谓的洋务运动，试图通过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工艺和军事技能来增强国力。为了培养洋务运动急需的技术人才，他们创建了各种学校：首先是1862年北京的同文馆，然后是上海和广州的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和湖北自强学堂等等。洋务派官员建立这些学校仅仅是为了培养翻译、机械工程和军事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并不是为了培养学术研究特别是科学研究人才。与此同时，一些最好的民间书院已开始引入现代科学，例如创建于1884年的江苏省江阴市的南菁书院设立了一所天文台。近代中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走的是条曲折道路，这种重技术轻研究的传统更是影响久远。当人类考虑未来的科学进步时，很容易犯理想化的错误，即认为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到。事实上，许多原则上能完成的事情，实际上是无法完成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要获得信息就需要做功。利用这一普遍的科学定律，可以量化任何科学研究的耗费。在任何人类活动领域里，仅仅具有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知道完成它的代价，这一代价最终可以用能量或计算能力来衡量。在20世纪之前的科学进步讨论中，获取知识的经费问题几乎不在考虑之列。而到了今天，这似乎已成为首要问题了。以国际合作为标志的“大科学”的诞生，使经费成了研究计划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与当年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探险很相似，原则上，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派船队去探索大海，但实际上，这些航行需要发起人，而明朝永乐帝和西班牙伊莎贝拉（Isabella）女王都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得到回报。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竞争异常激烈而残酷，创新已成了一个十分流行的名词。因循守旧，重复前人的工作（无论是低水准重复，还是高水准重复），是无法创新的。不能争朝夕，捷足先登，就会坐失良机，居人之后，成果的优先权就会失之交臂，胜券旁落。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勇气和动力，勇气来源于动力，而动力又来源于事业心和责任感；又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能力和方法，当今科学迅速发展，如果知识面过于狭窄和陈旧，是无法达到创新需要的；还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创新者的素养和品格，如此等等。事实上，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一个真正的科学研究氛围，正如文学、艺术伟大作品的诞生需要良好的氛围一样。如果仅将科学、文学、艺术都看成是一种手段，并且像儒学家那样着手将手段转变为目的，手段的价值将会成为绝对的价值。由此而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实利超越于真、善、美之上而统辖一切。我们不能奢求被实利占据一切的人具备大胆、热忱、廉洁和崇高的品格，更不用说责任感和事业心了。因为这些品格，只有在一个不为实利所束缚的人，向往未来，力图超越所有现存条件时，才会表现出来。人们把自己的翅膀剪短，然后叹息为何不能振翅翱翔。人们把自己囚禁在实利之中，然后惊异自己视界太窄，如井底之蛙，无法创新。人啊！让未来对你开启吧，你就不会再徘徊在眼前。你就会像先辈那样说：“Let there be science， and there was science。”

创新是科学的灵魂，没有创新，要科学何用？可惜我们离真正的创新还差之甚远，正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2007年指出的地质学研究中存在的“三多三少”现象，即“证明西方学者提出的假说和理论的研究多，提出我国自己的假说和理论少；单一学科封闭式研究多，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研究少；模仿性研究多，独创性的成果少”。无可辩驳，事实的确如此。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创造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鼓励争论，鼓励创新，在学术上搞一言堂是非常有害的，不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也是不可能的。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主张“多歧为贵，不取苟同”，意思是出现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很宝贵的，当然也不要没原则地同意，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苟同（轻易地、勉强地同意）是不可取的（汪洋，私人通讯）。科学不同于技术和生产，科学特别需要自由探索的环境，科学忌讳来自各方面的干预。科学是不能计划的，也不可能限期出成果。科学需要自由争论，争论的是非和结果是从争论中自然产生的，不需要“中间”的或居高临下的评判人。争论需要时间，有的问题可能争论几年，几十年，不需大惊小怪。科学需要将才和帅才，不需要学霸，学霸不可能长期统治学术界，学霸终归要走向反面。压制批评和争论是不道德的，压制批评和争论等同于犯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问大小与职称大小无关，与老弱尊卑无关。做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昨天你提出一个新鲜的认识，你可能成为一流的科学家；明天你不思进取，你就降为二流；后天你明白过来，还可再回一流。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这是科学的认识论。因为，当大多数人陶醉在前人创造的成果中时，最早去发现一个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论的，总是那些在科学的征途中艰难跋涉的少数先行者。新的认识往往不合早先众所公认的认识，很少能够自然地被多数人接受。而一旦新的认识被多数人接受，又会有少数不满现状的人去探索新的未知领域。因此，我们的各项制度应当有利于保护少数人，宽容并支持少数人自由发表见解，宽容并支持“异端邪说”的存在以及挑战主流观点的权利。科学不可能少数服从多数，学术争论也不可能少数服从多数。科学不可能垄断，科学不可能一统天下，一种观点再正确也不可能被全部科学家接受。如果学术界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了“杂音”，该论点离寿终正寝的日子就不远了。科学不讲论资排辈，科学没有终身制。外国有的国家有“终生教授”一职，那是给确有创造和贡献的少数人保留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象是一种荣誉。中国的院士制度亦然。中国学术界存在盲目的SCI崇拜。据了解，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率先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随后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纷纷跟进，将SCI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等挂钩，并制定相关的奖励政策，演变成一场整个科技界的SCI崇拜。学术界的一举一动无不与SCI挂钩，连博士生毕业也要SCI文章，否则准许毕业但是没有毕业证书。我们承认，这些年来，我国科技论文在数量上的确增长了，但质量并不尽如人意，国产论文平均累计引用次数只有德国、美国等先进国家的1/2至1/3。我们的SCI论文的数量已经占到国际第4位，但是，我们的SCI论文引用率还不高，只占第10位。我们不乏理论的建树，不乏SCI，独缺真知灼见，为什么？窃以为是我们没有把学问真正做到家，没有真正深入到学问中去，没有真正弄明白问题的来龙去脉。值得反思的是，SCI崇拜不是提升了中国的科学水平，而是引发中国整体学术水平的连年下降。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北大和清华在世界大学中的排名均位於200名之外，它们不仅在世界上落后，即使在亚洲也算不上一流。有人统计，在2000到2002这三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这六所全国最强的学校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总共发表了27篇论文，仅及哈佛大学的6％，剑桥大学的15％，东京大学的20％。考虑到这六所大学的规模（师生人数）都至少在哈佛大学的两倍以上，因此可以说，一所哈佛大学的科学产出相当于大约200所中国一流大学（12÷6％＝200）。这就是中国学术界与世界一流的差距。另外，根据发表论文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论文引用率来衡量，靠在国内刮起SCI旋风起家的南京大学，其化学论文总数在1992～2002年间排在世界第41位，但如果按平均引用次数来计算，它的排名却一落千丈，居第675位！所以说，中国的学术界正在加速制造学术垃圾。实际上，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目前是在从低下向更低发展（以上来源于：ht－tp：///posts/1/6774642）。科研领导者的责任有四：(1)选择好的项目；(2)选择好的科学家；(3)给足经费；(4)当好后勤。科学网电子杂志2008年第72期李宁介绍美国制订科技政策有“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核心的一条是：政府提供资金，由科学家决定研究的方向和深度（质量）。科研管理不同于其它行业，“无为而治”可能是最好的管理。管理也是一种文化，有的部门很宽松，表明管理者懂科学；有的部门很死板，说明他们不懂科学；有的部门不仅把科学家管死，还从中刮油，只能说他们既无知又无耻。当然，国家有科学规划，科学需要转化为生产力，国家不得不有所约束，需要而且可以借鉴某些生产和行政管理的办法。但是，仍然需要宽松再宽松一些。科学管理主要靠自律。科学家群体中也有败类，那只是极少数，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我们应当给科学家群体以更多的信任和理解，相比科学家的贡献，些许不正之风我们的社会应当还是可以容忍的。如果还象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由政府部门一管到底，科学家没有活路了。尊重科学，也不应把科学家当工具使用或作为政府的御用工具或替罪羊。如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某些专家论证会，名义上是论证，实际上仍然是政府主导，企图借专家之口说出政府想说的话，把政府的责任转嫁到专家身上，这也是不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