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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为人不断探求新知识的历程。尊重知识是人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拉丁语称知识为scientia，由此而来的科学（science）一词便成为现代最受敬重的那一部分知识的名称。在西方犹太——基督文化的创世神话中，曾有这样一段传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在没有光之前我们一无所知，在有了光之后我们仍然一无所知，不过我们能看到一无所知了。为了摆脱一无所知的尴尬局面，人类便说，“要有科学，就有了科学”（Let there be science， and there was science）。现代人类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借助科学的手段才能有效地提高、扩展自己的生存能力，社会历史必然会向更有保障、更安逸、更有生存主动性的阶段发展。但是，仅仅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是不够的，这会使知识成为一种对人封闭的客观力量，反过来窒息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妨碍社会继续进步。当科学发展越来越快时，对于科学发展历程的理解就变得更为必要，同时也变得更为复杂。随着科学成果的激增和知识的爆炸，事实和理论互为影响，仅仅是总结现有的成果，就已成为一项可怕的任务。然而，对于历史性的思考来说，如何看待科学本身也正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395年前的一个夜晚，伽利略使用一架望远镜观看月亮。这是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它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开端。现代科学是建立在观测和实验的基础之上，它已历经四个世纪了。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是从明末开始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光启在翻译西方书籍时，把science译成“格物穷理之学”，后来简称为格致、格物或格致学。明末清初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学问主要是天文学与数学，“格致之学”的含义很笼统。到清代后期，传入的西方学问迅速增多，有声学、光学、电学、化学、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等，名目繁多。1895年，严复特别使用了“西学格致”一词表达science。到这个时候，在汉语中还没有“科学”这个词。1897年，维新派人士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组织翻译日文书籍。开局不久后出版的一批书中，有康有为编订的《日本书目志》第二卷“理学门”。其中，首次出现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这样的书名。虽然汉语和日语中，“科学”写法相同，但汉语中从前没有此词，这个译名是康有为从日语中引入的。1912年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通令全国在学校机构设置和课程设置中一律取消了“格致科”。自此之后，“格致”基本上属于被弃用的旧词。1915年，留学归国学生在上海创办刊物《科学》，从此“科学”一词在中国就大行其道了。 在汉语中，“科学”这个名词，是与“玄学”相对应而存在的。“玄者，幽�万类而不见形者也。”（杨雄《太玄?玄�》）玄是指精神性的宇宙本体。至于为何用“科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动机是值得揣摩的。隋唐以来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分科考试选拔官吏，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由于西方之学与东方儒学相比，门类各异，故此日本首先以“分科之学”称之，这就是“科学”一词的来历。“科学”与科举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至今尚有余绪。20世纪50年代，流行全国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早期西方传教士的著作也为上述说法提供一些佐证，他们写道：“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重视科学，使科学与政府事务发生关系。然而，中国人只是在一些与公德有关的范围里才对科学发生兴趣。他们对于一切与公德关系较少，甚或对其无所裨益的科学，则很少加以注意，但同时也不嗤之以鼻。”（这段文字见诸由在北京的传教士所撰写的《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道德、习俗的回忆录》，该书于1776年在巴黎出版。） 为了应付西方的入侵，在备尝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之后，一批务实的清代官员开始注视现代科学。他们发起一场所谓的洋务运动，试图通过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工艺和军事技能来增强国力。为了培养洋务运动急需的技术人才，他们创建了各种学校：首先是1862年北京的同文馆，然后是上海和广州的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和湖北自强学堂等等。洋务派官员建立这些学校仅仅是为了培养翻译、机械工程和军事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并不是为了培养学术研究特别是科学研究人才。与此同时，一些最好的民间书院已开始引入现代科学，例如创建于1884年的江苏省江阴市的南菁书院设立了一所天文台。近代中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走的是条曲折道路，这种重技术轻研究的传统更是影响久远。当人类考虑未来的科学进步时，很容易犯理想化的错误，即认为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到。事实上，许多原则上能完成的事情，实际上是无法完成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要获得信息就需要做功。利用这一普遍的科学定律，可以量化任何科学研究的耗费。在任何人类活动领域里，仅仅具有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知道完成它的代价，这一代价最终可以用能量或计算能力来衡量。在20世纪之前的科学进步讨论中，获取知识的经费问题几乎不在考虑之列。而到了今天，这似乎已成为首要问题了。以国际合作为标志的“大科学”的诞生，使经费成了研究计划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与当年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探险很相似，原则上，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派船队去探索大海，但实际上，这些航行需要发起人，而明朝永乐帝和西班牙伊莎贝拉（Isabella）女王都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得到回报。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竞争异常激烈而残酷，创新已成了一个十分流行的名词。因循守旧，重复前人的工作（无论是低水准重复，还是高水准重复），是无法创新的。不能争朝夕，捷足先登，就会坐失良机，居人之后，成果的优先权就会失之交臂，胜券旁落。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勇气和动力，勇气来源于动力，而动力又来源于事业心和责任感；又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能力和方法，当今科学迅速发展，如果知识面过于狭窄和陈旧，是无法达到创新需要的；还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创新者的素养和品格，如此等等。事实上，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一个真正的科学研究氛围，正如文学、艺术伟大作品的诞生需要良好的氛围一样。如果仅将科学、文学、艺术都看成是一种手段，并且像儒学家那样着手将手段转变为目的，手段的价值将会成为绝对的价值。由此而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实利超越于真、善、美之上而统辖一切。我们不能奢求被实利占据一切的人具备大胆、热忱、廉洁和崇高的品格，更不用说责任感和事业心了。因为这些品格，只有在一个不为实利所束缚的人，向往未来，力图超越所有现存条件时，才会表现出来。人们把自己的翅膀剪短，然后叹息为何不能振翅翱翔。人们把自己囚禁在实利之中，然后惊异自己视界太窄，如井底之蛙，无法创新。 人啊！让未来对你开启吧，你就不会再徘徊在眼前。你就会像先辈那样说：“Let there be science， and there was science。”
创新是科学的灵魂，没有创新，要科学何用？可惜我们离真正的创新还差之甚远，正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2007年指出的地质学研究中存在的“三多三少”现象，即“证明西方学者提出的假说和理论的研究多，提出我国自己的假说和理论少；单一学科封闭式研究多，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研究少；模仿性研究多，独创性的成果少”。无可辩驳，事实的确如此。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创造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鼓励争论，鼓励创新，在学术上搞一言堂是非常有害的，不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也是不可能的。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主张“多歧为贵，不取苟同”，意思是出现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很宝贵的，当然也不要没原则地同意，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苟同（轻易地、勉强地同意）是不可取的（汪洋，私人通讯）。科学不同于技术和生产，科学特别需要自由探索的环境，科学忌讳来自各方面的干预。科学是不能计划的，也不可能限期出成果。科学需要自由争论，争论的是非和结果是从争论中自然产生的，不需要“中间”的或居高临下的评判人。争论需要时间，有的问题可能争论几年，几十年，不需大惊小怪。科学需要将才和帅才，不需要学霸，学霸不可能长期统治学术界，学霸终归要走向反面。压制批评和争论是不道德的，压制批评和争论等同于犯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问大小与职称大小无关，与老弱尊卑无关。做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昨天你提出一个新鲜的认识，你可能成为一流的科学家；明天你不思进取，你就降为二流；后天你明白过来，还可再回一流。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这是科学的认识论。因为，当大多数人陶醉在前人创造的成果中时，最早去发现一个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论的，总是那些在科学的征途中艰难跋涉的少数先行者。新的认识往往不合早先众所公认的认识，很少能够自然地被多数人接受。而一旦新的认识被多数人接受，又会有少数不满现状的人去探索新的未知领域。因此，我们的各项制度应当有利于保护少数人，宽容并支持少数人自由发表见解，宽容并支持“异端邪说”的存在以及挑战主流观点的权利。科学不可能少数服从多数，学术争论也不可能少数服从多数。科学不可能垄断，科学不可能一统天下，一种观点再正确也不可能被全部科学家接受。如果学术界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了“杂音”，该论点离寿终正寝的日子就不远了。科学不讲论资排辈，科学没有终身制。外国有的国家有“终生教授”一职，那是给确有创造和贡献的少数人保留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象是一种荣誉。中国的院士制度亦然。中国学术界存在盲目的SCI崇拜。据了解，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率先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随后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纷纷跟进，将SCI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等挂钩，并制定相关的奖励政策，演变成一场整个科技界的SCI崇拜。学术界的一举一动无不与SCI挂钩，连博士生毕业也要SCI文章，否则准许毕业但是没有毕业证书。我们承认，这些年来，我国科技论文在数量上的确增长了，但质量并不尽如人意，国产论文平均累计引用次数只有德国、美国等先进国家的1/2至1/3。我们的SCI论文的数量已经占到国际第4位，但是，我们的SCI论文引用率还不高，只占第10位。我们不乏理论的建树，不乏SCI，独缺真知灼见，为什么？窃以为是我们没有把学问真正做到家，没有真正深入到学问中去，没有真正弄明白问题的来龙去脉。值得反思的是，SCI崇拜不是提升了中国的科学水平，而是引发中国整体学术水平的连年下降。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北大和清华在世界大学中的排名均位於200名之外，它们不仅在世界上落后，即使在亚洲也算不上一流。有人统计，在2000到2002这三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这六所全国最强的学校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总共发表了27篇论文，仅及哈佛大学的6％，剑桥大学的15％，东京大学的20％。考虑到这六所大学的规模（师生人数）都至少在哈佛大学的两倍以上，因此可以说，一所哈佛大学的科学产出相当于大约200所中国一流大学（12÷6％＝200）。这就是中国学术界与世界一流的差距。另外，根据发表论文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论文引用率来衡量，靠在国内刮起SCI旋风起家的南京大学，其化学论文总数在1992～2002年间排在世界第41位，但如果按平均引用次数来计算，它的排名却一落千丈，居第675位！ 所以说，中国的学术界正在加速制造学术垃圾。实际上，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目前是在从低下向更低发展（以上来源于：ht－tp：///posts/1/6774642）。科研领导者的责任有四：(1)选择好的项目；(2)选择好的科学家；(3)给足经费；(4)当好后勤。科学网电子杂志2008年第72期李宁介绍美国制订科技政策有“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核心的一条是：政府提供资金，由科学家决定研究的方向和深度（质量）。科研管理不同于其它行业，“无为而治”可能是最好的管理。管理也是一种文化，有的部门很宽松，表明管理者懂科学；有的部门很死板，说明他们不懂科学；有的部门不仅把科学家管死，还从中刮油，只能说他们既无知又无耻。当然，国家有科学规划，科学需要转化为生产力，国家不得不有所约束，需要而且可以借鉴某些生产和行政管理的办法。但是，仍然需要宽松再宽松一些。科学管理主要靠自律。科学家群体中也有败类，那只是极少数，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我们应当给科学家群体以更多的信任和理解，相比科学家的贡献，些许不正之风我们的社会应当还是可以容忍的。如果还象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由政府部门一管到底，科学家没有活路了。尊重科学，也不应把科学家当工具使用或作为政府的御用工具或替罪羊。如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某些专家论证会，名义上是论证，实际上仍然是政府主导，企图借专家之口说出政府想说的话，把政府的责任转嫁到专家身上，这也是不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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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刊由中南大学主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与创业教育学会协办，我校党委书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与创业教育学会理事长高文兵教授任编委会主任，校党委副书记徐建军教授任主编，编辑部设在校出版社。本刊主要面向高校师生，刊登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旨在搭建创新创业教育学术交流平台，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促进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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