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色刊物的故事

杨靖宇1905年2月2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农历正月初十）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古城乡李湾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幼时在村私塾就读，191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确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有一件事情让老师记忆犹新：有一天，

佳惠：听众朋友，现在是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晚间版的国防大家谈时间。本栏目是由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宣传中心联合举办的。 最近一段时间呢，不少电视剧制作单位纷纷把革命年代的一些战争历史题材的小说、电影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据我了解，已经完成或者正在摄制和筹备之中的就有《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红岩》、《红日》、《红旗谱》、《小兵张嘎》、《阿庆嫂》、《红灯记》、《敌后武工队》等等。这些作品有的改编的比较好，也有的由于改编者没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著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因而呢，在读者和观众当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为此呢，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也专门下发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对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问题进行规范。那今天我们《国防大家谈》将就战争题材文学作品改编问题进行讨论，比如这些战争题材的红色经典作品能够改编吗？能不能戏说，改编的时候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等等。现在坐在我旁边的是《国防大家谈》的责任编辑陈桂英，她将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陈：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桂英。佳：那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发来短信参与我们的讨论，只要输入英文字母TB，再把您想要说的话表达的观点发送到9500168就可以了。现在呢，我们马上要请进的是海军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周震天主任，他正在参加《敌后武工队》小说的改编工作。陈：下面呢我就电话联线周震天主任，请他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佳：好的。陈：周主任，你好。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陈：欢迎您来国防大家谈参加我们的讨论！听说您现在正在做《敌后武工队》小说的改编的工作？周：对，对。陈：准备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周：对，20集。陈：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敌后武工队的电影了，为什么还要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呢？周：是这样，这部电视剧是由八一厂出面来改编的，我来担任文学统筹和艺术总监。为什么要把拍了电影的长篇小说再改成长篇电视剧呢？主要是基于一些，就是说，咱们国家经济有很大发展，但人们向往崇高，崇拜战争中英雄，特别是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吧，观众普遍要求在精神领域里，在艺术领域里头能看到英雄复归，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复归的一种愿望。这个应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了。就像前些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长征，多次反映作品仍然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得到专家的好评。所以呢，把抗战的经典小说搬上荧幕应该说对观众，特别青少年观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教育，不忘国耻，特别是强化整个民族的尚武精神，爱国精神我觉得非常必要的。陈：那你们改编遵循什么原则呢？周：因为这个50年代60年代中国的作家描写和展现了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那种可歌可泣、大牺牲、大奉献、不畏强敌奋勇牺牲这样的作品呀，应该说那时是高峰。那么你必须要尊重整个作品原著的精神，实质和精髓，就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而主人公们那种为赶走日本侵略者为了国家的兴亡，做出惊天地，泣鬼神那种壮举的那种精神气魄和他们为国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行为你不能把他歪曲和丑化了。这是一个大的底线。这是坚决不能动摇的。陈：一定要尊重原著！周：尊重原著，特别是原著的思想和理念，这是因为他成为好作品，直到现在让我们怀念的道理之所在，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呢？就说因为电视剧是大众传媒观赏性比较强的作品，他区别于小说什么的，要求形象，要求画面和节奏要明快。那么就说呢，需要做一定的包装和改造，这改造就是在于刚才我说的那个原则前提下，把故事、人物矛盾更强化一些，故事更紧张一些。再一个呢就是从生活出发，从战争的实际的出发 在给他增添一些情节，来强化我刚才说的第一个原则，来讴歌我们的人物。来揭示敌人的丑恶，这一点上也是要遵循的原则，好看，好看！陈：对，现在有一些电视剧制作单位，把一些当年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军事题材的小说呀，电影呀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有点的改编的比较好，有的呢好像是随意性比较大。周：我觉得那个呢，我本身就是剧作者，我的感受就是说，当然投资商投钱来改编红色经典作品也是要赚钱，但是呢，不能以损害原作为前提，这是一个。但是作为编剧来讲，你在改编这作品的时候，你不能随心所欲，你也不能拿个人的情感，或现在人一些比较浮躁的，表层面的，甚至一些用庸俗的理念去为原著中的主人公和故事另外加一些所谓的胡椒面和味精那是不行的，你不能把今天好看的硬加给那些历史人物那是不行的。实际上那是误区，以为这样改，会让今天的观众感兴趣，其实恰恰错了。如果你要写一个言情的三角恋爱，那就写言情戏，你就写三角恋爱，你就不要在经典上去涂涂漠漠，不但把原来作品改坏了，而且观众也不领你情，也会造成反感。所以我们要尊重原著就是说我们要尊重我们的读者对那场战争和对描写那场战争的文学作品心理保持那种圣洁和尊崇的那块干净的领地，不要把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很神圣的很庄严的东西随意去抹一点不协调的色彩，这样对原著没有帮助，对你这个作品的销售和播出和观赏都没有帮助。现在事实证明很多观众对这种乱改红色经典作品提出批评都是这个原因。陈：这些作品的主人翁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这些形象已经在广大读者和观众中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了！周：对，已经定型了，你要尊重他们这个记忆上，你随便来说改坏了就是一种亵渎。陈：对，谢谢你到我们《国防大家谈》参加我们的讨论。周：好！陈：再见！（间奏）佳：当前战争题材，红色经典作品的改编在观众中为什么引起较大反响，这些作品能不能戏说，改编的时候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国防大家谈》敬请参与！佳：听众朋友，现在是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晚间报道的《国防大家谈》时间，我是佳慧，今天我们国防大家谈正在就战争题材文学作品改编的问题进行讨论，欢迎您的收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发送的办法是先输入英文字母TB写上您的观点发送到9500168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的手机短信平台上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短信了，比如手机手机尾号是3418的朋友说：我赞成将这些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现在弦扬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主旋律的片子是太少了。手机尾号是3911的说：有的编导在英雄人物的感情生活上大做文章，故意编造一些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以为会提高收视率，实际上是低估了观众的鉴赏力。陈：那么关于战争题材经典作品的改编问题呢，一些文艺和影视方面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发表评论。这里我联系到了上海高校都市文化研究院的詹丹副教授，下面是不是请他也谈一谈？佳：好的。我们马上电话联线詹丹副教授，来听一听他的看法！陈：詹教授，你好。詹：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陈：很高兴您参加我们《国防大家谈》关于战争题材作品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这个问题的讨论。最近一段时期呢，一些电视剧制作单位，纷纷讲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造的一些战争题材的经典作品，都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这种改编在读者和观众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今天呢，我想和您一起，探讨一下，这些战争题材的红色经典作品的改编，为什么在群众中引起这么大反响？您认为这些的作品的改编存在着哪些问题，我们如何正确的看待这些作品的改编呢？詹：我的看法是红色经典不是不能改编的，可是现在就已经推出荧屏的那些作品来看改编是不是怎么成功的。我个人认为，他改编的基本的定位是错误的，他主要是一种戏说的方式来改编。戏说的方式来改编红色经典我觉得是不妥当的。陈：这些作品呢，大多是以真实的历史为基础创作的。昭示了当时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追求理想的那种精神风貌。这些作品已经成为经典之作了呵？所以有很多的评论家说，应当保存他们的原汁原味，不能戏说！詹：刚才你说的经典含义，可能也有的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我们上海有位教授他提出看法说：红色经典是不是能不能成为经典，现在还是打问号呢，但是我觉得对这个红色经典看法还是有个约定俗成的，因为现在我们一提到红色经典大家自然而然就联想到那些作品。陈：那您说说，我们现在指的红色经典作品是什么含义呢？詹：我觉得主要是五六十年代创作的，也就是以战争题材为主的，他的主题是表现革命理想的，革命的乐观主义，战斗的精神呀，题材比较崇高的这样一些作品。陈：有的改编者说，他们改编的是艺术作品而不是人物传记，不是这个当时的历史事件，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是可以虚构的、也是可以戏说的？詹：我也注意到这样看法，因为有的人也提出过戏说嘛，用演戏的方式就是戏说，既然排成戏了，就可以戏说。我认为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偷换概念，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提出了，这是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吗本身就是虚构，如果你拿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来对号入座的话，证明你自身是文学修养的欠缺。所以到后来就是说如果是反驳他的话好像是自己没有修养。我觉得这个实际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了，因为红色经典他之所以成为一种经典，我觉得现在来看呢，这个问题主要他是从读者的一种接受心里这个角度来认同的，因为他们已经把红色经典作为他心里面很宝贵的那一部分东西和跟他的一种理想都连接在一起了。为了在改编这些作品的时候实际上同时我觉得也在扭曲他们心中的那种尊贵的理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如果有责任感的改编者的话他应该考虑到这一点。而且我个人认为就是现在戏说的成分就是太浓了。我觉得红色经典实际上是不戏说的最后一片净土。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来捍卫这红色经典的。陈：有的听众朋友说，以前描写的英雄形象都是“高、大、全”，很多是脸谱画的，令人不可相信，所以把对英雄的仰视和对敌人的俯视都恢复到平视上来，也就是说对人物进行平识化的处理，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呢？詹：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要分清楚。一个就是说，文革的时候确实制造了一批“高、大、全”的东西，确实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这不等于说以后就一概要往右靠，那好象这才是正确的。我个人理解从文学作品上来说是正面的而且高扬理想的讲崇高的，这样的一些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保存下来，而不应该一概的把它作为文革的那种“高、大、全”等同起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的问题就是说所谓人性化的一个理论。我觉得提了这个理论不应该就没有是非观念了，起码人还有高尚和庸俗之分，那么你对高尚的人是应该平视呢，俯视还是仰视呢 ？那对一个庸俗的人是应该平视，仰视，还是俯视呢？我想这里面有个基本的态度的，对英雄仰视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就是很正常的，所有都平视以后就会导致了一种结果，最后把是非标准都抹杀了。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很容易混淆是非标准了。陈：还有的人认为，之所以戏说呢，是一部老电影只不过是90分钟，可是一部20集的电视连续剧可以有900分钟的容量，可以充分的展开故事，刻画人物的空间，所以在改编作品中呢必然要对主要人物加以情节上的一些描写，就是加上一些现代元素吧，这样可以使人物更丰满更具可看性？詹：我觉得这可能是市场化操作带来的一个问题，市场化现在他们事先都设定好了，不管你作品的容量有多大，20集是最佳的一个卖点了，就是说投资方来说也比较好，观众的接受程度也差不多，然后呢，从赚钱这个角度包括广告的插入，他好多这个考虑实际上都是潜在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一个成为作品需要加入这些内容的艺术元素的理由了。陈：您说的这个问题正好现在手机尾号为5789的朋友说改编这些作品，之所以要戏说是市场的需要，观众需要，也是为了提高收视率。詹：提高收视率问题，事实证明观众也未必能认同。我们也做过调查已经播的那个《林海雪原》并没有引起想象当中的那种轰动效应呀！所以一家报纸说老少都不讨好吗，说老年人认为侮辱了他们，因为他们跟这个作品本身联系的非常紧密后已经是作为他们的理想的化身了。他觉得把这些英雄都改编成这样是侮辱了他们信仰了，而年纪轻的人认为戏说的还不到位。实际上他在两边都兼顾一点，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两边都成了问题了。市场里面的作品我觉得应该分类，戏说的有戏说，也有没有戏说的。这样以来我觉得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各种口味都能找到他所需要看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才是多元化的一种局面了。陈：您认为改编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戏说。所以我这有一个手机尾号是7907的朋友说应该积极的扶持和疏导。趁我们后代还没有完全忘记那段历史的时候留住它。詹：我觉得对这种红色经典两方面来说。一个就是原汁原味继续放老电影，还有觉得是可以改编的可以用彩色的方式来处理。但是我觉得这个改编应该是慎重的，因为最起码的一个定位应该是清楚了，而不应该用戏说的方式来给它改编。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现在这种电视剧的这种创作包括战争的题材的这种电视剧的创作，我觉得现在原创性的作品好的实在太少。最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最好还是能够原创的作品不断的推出。陈：有的听众就说，比如手机尾号是6793的朋友说，现在科技水平，拍摄方法、制作手段比以往先进多了，像过去的老电影都是黑白的，现在可以变成彩色的，重拍这些片子呢，会更好看。詹：我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我觉得实际上你看黑白片和看彩色片带来的效果不一样的。美国也重拍过很多片子，像《美人计》，很著名的他的《美人计》也重拍了，但是我看的感觉还是那个原来的黑白的效果好，所以说艺术的东西很难说先进的技术必然会带来好看。按照这个说法马克思以前说，古希腊艺术在我们今天还有一种永恒的魅力的话，我们早就应该把它淘汰了吧，我觉得就是在衡量这个作品的时候标准最好也不要单一，这样以来可能就是说，各种趣味的人都能找到他的对应作品，这样我觉得这种创造才是一种繁荣的。陈：詹教授谢谢你参加我们国防大家谈栏目的讨论，再见！詹：再见！

红色经典故事没有400字的，400百字的那是压缩版的。

杨靖宇1905年2月2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农历正月初十）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古城乡李湾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幼时在村私塾就读，191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确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有一件事情让老师记忆犹新：有一天，杨靖宇在学校学习（学习情况已无从考证），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大叫，原来是老张被几个兵痞打。于是他们就出来围观。忽然，有一个高高的男孩大叫了一声：“你们太欺负人了！”于是，所有的学生都跟着嚷道。一个兵痞圣气凌凌地说：“怎么拉？他得罪我们了，就该挨！”于是，那个高个子男孩一挥手，说：“上。”几十个学生就连打带赶地把他们赶出了学校，救了老张一命。那个高个子男孩就是杨靖宇。 那几个兵痞不甘心，觉得太丢脸。于是第二天，他们又叫来更多的兵痞，气势汹汹地来到学校。一进学校，就嚷着要找昨天那个高个子男孩。校长急了，就一个劲地道歉。兵痞不听。在这时，杨靖宇爬到房子上，拿着火柴，对兵痞说：“知道这是什么么？是洋火！你们不走，我就把房子烧了。”校长也赶忙说：“诶，我们也管不住他。你们还是走吧，这孩子，你们不走，把他逼急了，他一定会烧。房子烧了，你们头也不会饶你们。快走吧。”于是，兵痞们就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毛泽东在指挥全国战局之余，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凭着对人民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铡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这种表现，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教育深入千千万万农民心中的结果。

江姐原型： 江竹筠（1920—1949），原名竹君，曾用名江志炜，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1944年夏，经组织安排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入党后，按党组织的要求，与共产党员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人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参加领导重庆学生抗暴运动，并为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做了大量工作。1947年，在“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学生运动高潮中，受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指派，1947年冬随彭咏梧到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担任下川东地区地工委和川东临委的联络员。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在丈夫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江姐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竹签钉进十指。特务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她关怀难友，参与领导狱中斗争，被亲切地称为“江姐”。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歌乐山电台岚垭，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江姐在临死前还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是写给安弟（江姐的表弟谭竹安）当时江姐是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写下这封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而这封遗书现在保存在重庆三峡博物馆。而就在2007年11月14日，在江姐牺牲58周年这天，这封人称“红色遗书”的文物终于向世人写开尘封已久的秘密。 信中大概说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江竹筠、彭咏梧两烈士的孩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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