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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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是先锋小说作家余华在90年代很具影响力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以先锋精神与中国沉重的乡村现实相结合的作品。也是余华创作由冷漠血腥转向温情的转型代表作。 《活着》的艺术成就最典型的是它的语言特色 (一)充满温情的语言 《活着》这部作品中主人公福贵一家人之间的互相关爱通过人物的语言得到很好体现,福贵与家珍的夫妻之情,凤霞和有庆的姐弟之情以及福贵与二喜、苦根之间的亲情都是通过语言体现出来的。如福贵在输光家产之后,家珍并没有埋怨他,只是跟他说“只要你以后不赌就好了。”他娘也跟他说“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当福贵跟他娘商量搬到城里去开铺子时,他娘只说了一句“你爹的坟还在这里”,这些简短的话语里面有夫妻之间的爱也有母子之间的情,这样的语言把人物的感情表达得含蓄而又意味深长。又如家珍在福贵被抓壮丁回家后对他说:“我也不想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这是最朴实的话语却又是最真切的内心表白,在那个年代,能每年给丈夫做一双新鞋就意味着夫妻两人从今以后再不分开。这是那时人人都希望得到的一种福分。这样的温情也存在于人与动物之间,《活着》里有庆与他的羊之间的感情也让人为之动容,在看到自己心爱的羊要被卖掉时,有庆可怜巴巴地对他爹说“爹,你别把它卖给宰羊的好吗?”这样的温情是力透纸背、催人泪下的。“作者在叙述中充满了感情,比如主人公福贵在对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女儿及女婿和外孙等亲人的回忆叙述中,用语非常亲切,整个作品虽然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悲凉意味,但在叙述语言上却是饱含深情的。整个作品被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所笼罩。”[5] (二)充满民间特色的语言 《活着》一文中的俚语口语是很具民间特色的,既贴近人物性格又符合整部作品的背景。这也是《活着》的语言独具特色的地方。如福贵在输光家产后,他娘不怪他却怪他爹,“上梁不正下梁歪”一句把这层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把人死了说成人“熟”了也很符合江南农村的风俗习惯。福贵在教训儿子有庆穿鞋坏得快时说“你这是穿的,还是啃的?”这样独特的问法恐怕也只能出自农民之口了。刚开始实行人民公社时,食堂天天都有肉吃,队长这样感叹道:“这日子过得比二流子还舒坦。”这些看似粗俗的语言实则反映出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天天都有肉吃的日子谁都愿意过,可这也预示了随后到来的大饥荒。老年的福贵在听到两个女人谈论村里挣钱最多的那个男人时这样说道:“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这样的俚语口语既反映出主人公福贵经历了一生的坎坷起伏后得出的做人哲理,也使作品充满了乡土气息,别具特色。 独特而又恰如其分的比喻。余华在创作中对比喻这种修辞手法的运用熟练而又高超,这在《活着》中表现犹为明显。有人统计《活着》中有五十四处精当巧妙的比喻,这些比喻构成了余华小说叙述风格很重要的一方面。《活着》中故事的讲述者是农民福贵,所以作者在使用比喻时也必须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喻体。余华自己也说过:“比如福贵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而且他的一生wk_ad_begin({pid : 21});wk_ad_after(21, function(){$('ad-hidden')hide();}, function(){$('ad-hidden')show();}); 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写,必须时刻将叙述限制起来,所有的语词和句式都为他而生,因此连成语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连孩子们都愿意是使用的成语,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2]确实如此,《活着》几乎所有比喻句的喻体都是一个农民所知道和熟悉的事物。如“我听到爹在那边像是吹唢呐般地哭上了”,“爹说的话就像是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脖子,脑袋掉不下来,倒是疼得死去活来”,“好端端的一个家成了砸破了的瓦罐似的四分五裂”,“穿上绸衣滑溜溜的像是穿上了鼻涕做的衣服”等等类似的比喻在作品中俯拾皆是。“唢呐”、“钝刀子”、“瓦罐”、“鼻涕”等事物是与农民息息相关的,用这样的事物打比方既形象生动又符合人物身份,具有特别的艺术感染力。 福贵自我评价的语言。《活着》采用的是倒叙的叙述方式,因此,叙述者即主人公福贵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加入了大量的自我评价。其中有对自己年轻时所犯错误的忏悔,有对自己生活的宽慰也有乐天知命的顺从。福贵在讲述中对自己的出场是这样介绍的:“我是我们徐家的败家子,用我爹的话说,赵深艳,向章婷:论余华小说《活着》的语言艺术7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28卷增刊我是他的孽子。”讲到妻子家珍时,他说“家珍是个好女人,我这辈子能娶上这么一个贤惠的女人,是我前世做狗吠叫了一辈子换来的。”“现在想起来叫我心疼啊,我年轻时真是个乌龟王八蛋。这么好的女人,我对她又打又踢。”讲到儿子有庆时,福贵说“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子。”谈到自己现在孤单一人的生活时,他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1]这些都是福贵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发出的肺腑之言,他是带着感恩和忏悔的心态去述说的,所以,福贵一家人的命运呈现给读者是温暖的,是充满感情的。在叙述中,福贵在该责备的时候责备了,在该遗憾的时候遗憾了,在该宽慰的时候也宽慰了。通过这些自我评价的语言,读者也仿佛跟随着福贵又经历了一次人生。 对《活着》语言特色的评价 (一)转折:从人物失语到人物的个性化语言 《活着》这部作品的语言风格在余华的整体创作中呈现出一种过渡的形态,他的前期作品中的人物只是作者叙事的符号,人物形象大都飘忽朦胧,幽灵般捉摸不定,人物对话更是少之又少,即使有也多为书面化语气,带有很强的作者主观态度,缺乏个性化色彩,不具有独立的品格和地位。到《活着》这种现象有了明显改变,作品中福贵、家珍、有庆、即使是苦根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并且都是非常符合人物性格的语言。这种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到《许三观买血记》表现更为明显,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人物的对话“一方面是人物发言,另一方面是叙述前进时的旋律和节奏。”[6]《许三观卖血记》大量人物对话的成功运用是余华的创新但也得益于《活着》语言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二)突显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 《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的语言是最具特色的,福贵一生中多种身份的变化,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期他都有自己的语言,如在当少爷时,他对年过花甲的私塾先生这样说话:“好好听着,爹给你念一段。”对教训自己的爹说道:“爹,你他娘的算了吧。老子看在你把我弄出来的份上让让你,你他娘的就算了吧。”这些语言是大逆不道的、是粗俗的。但却很符合福贵当时少爷的身份,塑造出福贵年轻时不思进取、浪荡不羁的形象。等到家产输光,自己沦为一无所有的佃户时,他的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赢光自己家产而成为地主的龙二说话点头哈腰且一口一个“龙老爷”,这样的形态和语言让一个卑微的佃户形象跃然纸上。正是这些富有特色的语言塑造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以及典型形象的典型性格。 (三)细节处打动人心 余华是善于细节描写的作家,《活着》中多处细节的描写表达了人物细腻的感情,有庆每天光脚拿着鞋跑去上学,为的是怕母亲做鞋太累;福贵在送凤霞回去的半路上又折回来,为的是不舍;二喜宁可自己去喂饱蚊子,为的是怕凤霞被叮咬;家珍遭到打骂,在爹爹的账房前哭泣,却怀着身孕走了十几里夜路回家,为的是不让爹爹操心;苦根在知道二喜死后,仍然嚷着要爹爹领他回家,为的是不知道死的含义等等,每一个细节都让人辛酸泪下。即使是只出现了几次的福贵的父母也因细节而鲜活。福贵的爹让他肩挑三担铜钱而不是换成银元去城里还债,为的是让他知道生活的苦;福贵的娘用朴素的人生观“只要活着,穷点也不怕”做着家庭的精神支柱。相比福贵年轻时的花天酒地,这种辛苦但充满感动的生活,才算真正地活着。这些俯拾皆是的细节抓住了人物的内心和深层意识,发掘起了读者真正的感动。 (四)彰显主题 福贵回忆式的叙述充满了温情,余华在作品中对福贵的措辞选取的是最简洁、最朴实的。“在《活着》中,余华摒除了一切知识分子的叙事语调,摒除了一切过度抽象的隐喻性话语,也摒除了一切鲜明的价值判断式的表达,而将话语基调严格地建立在福贵的农民式生存背景上。”[7]故事中接连不断的苦难和死亡在福贵平静的叙述中显得波澜不惊。但这样的叙述却使得故事本身的情感冲击力获得了空前的加强,把苦难和温情的主题向读者展露无遗。余华对苦难的态度是以一种非常温暖的方式表达的,区别于前期作品的揭露和批判,在《活着》中,余华展示的是一种高尚:“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对善与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世界。”余华称《活着》是一部高尚的作品,在于他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生命之间的友情以及一个人如何去不死。对于如此沉重的话题和如此重大的苦难,余华让作品中的叙述者用平静得几乎轻描淡写的语气来述说,苦难是在一种达观知足的状态下承受下来的,这样用温情来表达苦难的语言让读者感受到一种亲切,一种领悟以及这样的一种静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他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活着》整体上的叙述风格和叙事语言很好的表现了作品苦难和温情的主题

这个刊的级别应该很高。全国就只有三座这种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