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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 01先秦汉魏六朝文学02唐宋文学03元明清文学 初试科目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202俄、203日任选③716古代文学作品阅读分析④828 中国古代文学史 参考书目 716古代文学作品阅读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上海古籍出版社828中国古代文学史 1、《中国古代文学史》，马积高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3、《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复试备注 复试笔试科目：写作同等学力考生加试：①中国文学批评史②古代汉语华东师范大学研究方向 01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02 唐宋文学 03 元明清文学 初试科目 ①101政 ②201英或202俄或203日 ③618作文(A) ④847文学基础(A) 参考书目 618作文(A) 大作文：2000字左右的记叙文，不要写成诗歌或议论文。小作文：1000字左右的议论文，不要写成诗歌。 847文学基础(A) 含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内容包括美学、中西方文论、作家作品、文学史。 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参考选题下载地址
康震老师：李白道家文化人格的哲学意义——兼论李白生命价值观的对立统一周振甫-----【谈谈以禅喻诗】http://tieba.baidu.com/f?kz=301102848【宋词中的元宵「情」境】李中国假日里赏鉴宋词，那些被长短句定格的美妙意境影显脑际。于是，奇奇怪怪地联想到柏吉尔的《琥珀》———眼底的「鹧鸪天」、「青玉案」、「永遇乐」等珠圆玉润的牌调，「通感」似的幻化成光艳透明的树脂球，把那个遥远的年代里许多鲜活的民俗画面、瞬间时光固化得栩栩如生。其中数不胜数的描摹夏历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盛景的慢词小令印象最深。自唐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火三夜」而升温的元宵节，至宋太祖开宝年间又加两夜，新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从正月十四要「闹」到十八方休，称「五夜元宵」。活动于仁宗年间的柳永在《迎新春》中纪事说「庆嘉节，当三五，列花灯千门万户」，神宗时期王诜的《人月圆》则颂称「年年此夜，华灯盛照」。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亦追昔抚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乃至宋代历经靖康之耻移都临安(杭州)后也很快「续上了烟火」。李清照南渡后所作《永遇乐》可证，「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来相召，香车宝马」，姜夔作于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也说「谁教岁岁红莲(指莲花灯)夜」。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节日能像元宵之于宋那样，成为整整一代文人瞩目的亮点。宋词中「看上去很美」的元宵意境主要是被灯火照靓的。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当年灯景堪称大观，如「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又「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类似现在的彩色喷泉)，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这类实况在词人笔下无不幻化得光彩夺目，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磨洗依然生动而灿烂：「风销绛蜡，露邑红莲，灯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花语·上元》)，「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时光深处的灯火不管怎样热烈亮丽，在宋词的意境里更像一种背景和衬托，意在掩映人物出场，或「照见人如画」：如周邦彦的「灯市光相射」实为「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毛滂的「闻道长安灯夜好」，紧随其后的是「雕轮宝马如云」(《临江仙·都城元夕》)，在李清照《永遇乐》笔下元夜出行的女子也个个「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人物形象若隐若现者有之，呼之欲出者有之。最经典的镜头当数辛弃疾的《青玉案》，全词十三句，极尽铺张地用了其中的九句渲染灯火之闹，裙屐之盛，竟只为心目中那位孤高、淡泊的「佳人」出场亮相进行烘托比对———「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欧阳修的《生查子》，亦在「花市灯如昼」后，笔锋一转，把一对幽会雅聚的男女调动了出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经典「情」景。宋词中的元宵秘境「情人幽会」由此点出。佐证以《大宋宣和遗事》等时人笔记推之，这一「情」景并非词人自我情结的寄寓，而是一种时尚民俗的聚集。古代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实行都市夜禁(街道断绝通行)。唐以后，京师于正月十五日前后例行解禁，称「放夜」。心灵上备受压抑、行动上多有制约的青年男女终于盼来了一个释放狂欢的节日，良辰美景，纵横阡陌，深坊小巷之地，既有机会，又有场所，更加心有灵犀———所有产生爱情的条件都具备了，焉得不诱发、滋生出一桩桩「情」事来！敏感而细腻的词人无不盯住这些「情」景，点化成笔下的「词眼」，例证不胜枚举。如贺铸的《思越人》「步莲禾农李伴人归」，姜夔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堪称汴京上元节风俗绘本的柳永《迎新春》词，则捕捉到更典型的画面：「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可以想象得出，赏灯的人流中发生过多少乐而不淫的风流艳遇！周邦彦的《解花语·上元》下阕的「情」节则显得复杂了些：他从「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的大背景中，定格了这样一个特写：「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追马」———有个坐着钿车的女子，在与所期男子约定的地点相遇后，不远处居然还有个骑马而来蹑迹潜踪于风尘中的「第三者」。若从这一角度去看苏东坡的《密州上元》「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当是一种心有所期而终归失望的落寞了。而一位不知姓名的民间女子所作的叙事词《鹧鸪天》，较之文人的「犹抱琵琶」，其表「情」达意几近和盘托出：「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表近，帝恩荣。琼浆饮罢脸生春。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全杯作明证」。从《大宋宣和遗事》中复原的背景和故事是，徽宗宣和年间某个元夜，有位年轻媳妇和丈夫手拉手逛街观灯时被人群挤散。无奈中，正遇皇帝给百姓赏酒，便挤上前去争得一杯喝了，且将银制的酒杯揣入怀中。不料被卫兵发现，捉她去面君。她不慌不忙地向皇帝朗诵了这首说明窃杯理由的「打油词」。略加思考，黏附在词作背后的民俗信息就透露出来了。这位年轻媳妇何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刻意留个「恐被儿夫怪」的证据呢？理由只能是：元宵节在宋代被普遍认为是情人幽会的日子，倾城而欢之夜，难免邂逅旧爱，遭遇新知，更有「暗尘追马」。而今妾身已是「别人的新娘」，瓜田李下，常有说不清楚的地方，需倍加小心才是。于此，我们不难从那些已经固化的宋词秘境里探出，元宵已于千百年前就被货真价实地打造成了个东方的「情人节」。而优雅含蓄的国人隐称「灯节」，更像是情人们找了个外出雅聚幽会的漂亮借口。中国的元宵节与西方情人节一般仅相差数日，可称之为「珠联」。以夏历推算的元宵和以公历确定的情人节，在时间上相去不远，都是早春时节的一个定情日，这又岂止是巧合！【手指抚琴 音在弦外】——禅诗与禅画翟宗祝宋代诗人苏轼有一首《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这是此诗之本，经苏轼点化，更有机锋。此诗在儿童般天真的发问中，阐述了耐人寻思的理趣，表明了禅与诗的密切联系，正如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把禅意引入诗中，以禅入诗或以禅喻诗，从而大大提高了诗的审美价值，这是慧能创立的中国教派——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直指人心」较之「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显然是一个飞跃。传统禅学之所以主张「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是因为它认为人的心本不清净，佛性只有通过苦修才能获得。而禅宗则认为，「真如佛性」的「心」，是「人及非人」，「一切万法」的「本体」，是宇宙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佛性本清净」，圣者与凡者的界线仅仅在「一念」之间，因此无需苦修，「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禅宗反复强调，悟性要从自身心中去寻找，这与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研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按照荣格的看法，人的意识仿佛处在两面受敌的地位，它既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又受内部现实(innerreality)的制约。荣格说：「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正如外部世界从前面和外部影响我们的意识一样。」根据这一思想，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区分为心理学式的和幻觉式的，心理学式的创作从人类意识领域中寻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家，幻觉型艺术则从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因而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心理学与文学》)。还让我们回到这首《琴诗》上来。苏轼怀着一颗天真稚拙的童心，在这首诗中，对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既极为平常而又无法作出明确答案的问题，提出了发问。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呢？如果说是来自琴上，把琴放进匣子里为什么就听不到了呢？如果说以手抚琴，才能产生音乐，音乐来自手指，那么为什么你不在手指上听音乐呢？这与慧能在广州制旨寺面对三千僧俗所讲的「不是风动，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不是同出一辙吗？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是来自琴弦，还是来自手指，苏轼在这首诗中均已作了否定的回答。确切地说，美妙的音乐既不是来自手指，也不是来自琴弦，而是来自演奏者的心，「十指连心」，是「心」的颤动牵动手指的运动，从而颤动了琴弦，发出了美妙的音乐。古老的「心学」对现象与本质、本原与本心的生动阐释，再次证实了它与现代心理科学之间的相似是何等惊人！按照欧洲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解释：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它从食物中获取能量，同时又为了种种目的而消耗能量，这种能叫做心理能，心理能和其它形式的能如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一样做功，如思维、感知和记忆等，如机械能做机械功一样。当然，现代心理学对人的内部世界的研究极其复杂而又深奥的内容，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但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人们一般常说的人的心理活动中的「心」不是心脏，而是人的大脑。不论是「心学」所说的心，还是禅宗所说的「本心」，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用语，它所指的，实际上就是宗教和科学所共同解释的人的内部世界，正如美妙的音乐一样，它是在人的心理能的作用下，实际上是由人的大脑指挥着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活动，即所谓心的颤动，再通过手指与琴弦的相互作用，才能把旋律和节奏传送到欣赏者的「心」里，并使人们产生一种美感，而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既无法用量的数字来加以测定，也无法用明确的语言来加以具体阐述，它只能如佛祖拈花一样，通过心灵感受来领悟其愉悦和忧伤。禅宗的「绝假纯真」的「本心」呼唤着自然和人性的复归，「唯心任运」的思维方式，冲破了理性的拘束、让感情的潮水冲决坝堤，从而为禅宗与文学艺术的汇合，铺平了一条广宽的河床。禅宗对诗歌的渗透与影响。概括来说可以从禅悟、禅境、禅悦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禅悟：禅宗一再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的悟道方式，突出就是一个「悟」字，「悟」就是领悟、感悟、觉悟，拈花微笑就是典型的悟，由于强调「悟」，禅宗尽可能地要求「不立文字」不通过语言来传递佛教真谛。但是完全摒弃语言，采用暗示、猜谜的方式也很难传宗立派，因此就出现了不少记载禅宗公案的各种语录和灯录。所谓语录就是僧徒和师父言行的记录，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录，有如灯火相传，所以叫灯录。这两种典籍所记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称为公案，有如官府判案，禅宗喻为用教理来解决难题。在这些语录和灯录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公案，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或胡言乱语，或故弄玄虚，其目的是打断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使之进入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状态，藉以考验其悟性，以一种迅捷敏锐的语言或方式来加以回答，这就是斗机锋，禅家机锋对诗人的影响就是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变化无常的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把禅悟这一非理智思辨的直觉体验引入诗中，有时恰恰可以给真正的诗人带来深刻的哲学内容。比如苏轼那首充满儿童般天真稚拙的琴诗，却表达了一种耐人寻思的理趣便是一例。禅境：「境」是指人意识中的景象、环境，「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俱舍诵疏》)。佛教中的境，就是感觉的存在：「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签翁，独钓寒江雪。这里，既有诗的意境，又有禅的境界；既有诗人的主观精神，又有禅家的「无我之境」。诗人把主观心灵与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主观精神与宇宙精神共存的广延境界。这就是禅境与艺术境界高度统一的范例。禅悦：悦即愉悦，通过禅悟，体验到「梵我合一」、「天人合一」，也就很自然地把感觉中的物质世界都看作是精神本体虚幻的表现形式，佛性就体现在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溪水之中，因此对于习禅的人们来说，自然山水和物质世界就再也不存在一种所谓冷漠感和恐惧感，而是充满了一种信赖感、亲切感和愉悦感，这种对自然景物的亲切信赖，很自然地通过禅悦将一种宗教感情转化为审美体验。请看常建的一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这是一个多么优美、宁静，令人心旷神贻的境界！清晨的古寺、阳光照进浓密的树林，曲径通幽，花木掩映，特别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将宇宙与心灵融为一体，理性的静穆将人间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引向空无的永恒，尽管这种寂静淡泊的避世情绪有它一定的消极性，但是那美妙神秘的宁静世界，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的境界，它给人感受到的不是宗教的冷漠无情，而是如甘泉净化心灵一般给人以美的享受。禅对诗歌的影响，不是禅的教义，而是禅的精神，禅的精神就是通过「顿悟」来理解「空无」的哲学精神和直觉思维方式。「空」与「无」的实质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宇宙的本原，「灵魂」的「实体」。如果我们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所谓「空」「无」确切地说，就是人的意识，但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沟通从而产生意象。意象，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经由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想，「幻想是由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瞬间沟通产生的，这种瞬间沟通的过程也许就是幻觉，人们凭借幻觉印象产生幻想」(参见《心理学与文学》)。而幻觉和幻想正是艺术创作中的灵魂，禅宗哲学用直觉思维直指那些未知的神秘世界，从而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觉空间，就像柳宗元写的那首诗，这是一幅画，但是画面的视点失落了，究竟是「俯」视的，还是仰视的，都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何等广阔的空间，这里既有鸟，又没有鸟，既有人也没有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幻觉空间，它的视平线就是整个宇宙，而视角线就是人的心。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看出，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诗歌。在中国，诗与画历来是相通的，这是一首诗，但展现在欣赏者的心目中又是一幅画，是一幅没有视点广阔无边的画，又是一幅有具体空间，具体形象的画。当然，要是有人能把它画出来，那么它应该就是一幅典型的禅画。因此，禅诗、禅画，她们是一对孪生的姐妹。究竟什么叫禅画，还是不要首先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像诗歌一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究竟算不算禅诗？似乎没有必要去追根求源，禅画也同样如此，禅宗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它必然也要涉及到绘画领域。禅画者，「禅」与「画」也。论及禅画的起源，或者说禅宗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当然首先要推唐代著名诗人兼画家王维。王维是一位诗人，王维受禅宗的影响首先从他的诗中表露出来，且看王维的一首小诗《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那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诗中借指芙蓉)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自生自灭，一切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这是一个没有时空、没有欢乐与悲哀的寂静空灵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就是禅的「空无」之境吗？但是禅的空无，并不是要把人的心灵引向虚无和死寂，而是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美学散步》)。王维不仅通音律，工草书，而且是一位诗人兼画家。由于王维是一位参禅的诗人，他是以禅的静观心态来过滤他的诗的语言，同时又善于将诗、画融为一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因此他以禅境、诗境、画境的高度统一，而被后世文人画家尊为「南宗」始祖。王维的绘画真迹现在已保留无几，仅从古代文献中窥见其一斑。苏轼在一则短文中记载：「嘉佑癸卯上元夜，来观王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然，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这段记载说明王维曾在当时开元寺画过一铺壁画，壁画内容是高僧像，其画特点是：「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风翔八观》)诗的意思是说他画的高僧像生动地表现了高僧那种萧闲寂静的韵度和清瘦飘然的容貌。显然这是对唐代禅僧形貌神韵的写真。苏轼还有一首记载王维画竹的诗：……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风翔八观》)王维画的丛竹，充满生机，写出了竹的傲霜冒寒精神，和他写的诗一样，脱去窠臼，一片清新。吴道子是和王维同时代的大画家，而且也是画道释画的，据说他一生绘制的壁画有三百余堵。尽管吴道子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画家，但是人们并没有把吴道子的画和禅宗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佛画不等于禅画，禅属于宗教，但其实质已经不是宗教，「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吴道子虽然是著名的佛画家，但他表现的是宗教教义，而王维尽管画的主要是水墨山水，但他表现的却是禅的意境。唐人是这样评价吴道子和王维的画的：杜甫诗云：「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杜甫评价吴道子的画突出的是一个「动」字。据说吴画《地狱变相图》「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东观条论》)。吴道子把经变故事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地狱的阴森恐怖，使观者毛骨耸然，可见其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而韦庄诗云：「静阅王维画，闲翻褚允棋。」(《和友人》)这里着重突出的是一个「静」字和「闲」字，传为王维所作的《辋川图》，就是一幅「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而且「意出尘外」之作。这幅画和他的诗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联系起来，充分证明王维在他的诗与画中表达的正是一种「寂」与「空」的「无我之境」。像《辋川图》这幅画，实际上不就是一幅禅意盎然的禅画吗。如果说禅画始于王维，早期的所谓禅画实际上只能说是禅意画，禅意画与文人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此王维不仅是禅画之祖，而且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开山。文人画不仅从一开始就和禅结下不解之缘，而且以后的很多文人画家都深受禅的影响，禅的心物合一以及明心见性正是文人画家表现清高气息、脱俗心理的哲理依据。只是到了宋元之后，随着佛教禅宗的高度发展，禅林墨戏，异军突起，禅画家从表现清高脱俗的文人墨戏中解脱出来，不仅把顿教妙悟作为一种创作题材，而且在表现这一题材的创作手法上，也探索出一种把禅的思维方式变为艺术创作的表现方式，这才使禅意画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所谓禅画。例如宋代的梁楷、法常，以及元代的传为「梵僧」的因陀罗等禅画大师，不少作品不仅在直接表现禅机妙悟，而且在手法上也创造出许多禅画所独具的艺术语言，这才使禅画真正成为禅之画。例如梁楷的「减笔法」，已达到筛去所有多余的、不必要的笔墨，只保留精华，以表现其禅悟灵机。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 采用吹墨法画人物头发，使之有一种蓬松感，用阔笔焦墨画衣襟衣带，使之产生强音般的韵律节奏，用渴笔点缀树木坡石，使画面在变化中显得更加舒畅自由，这些手法就像六祖慧能撕经一样，蔑视「古法」，随心应变，以一种奇特的表现形式来表现禅的禅机妙悟，这才真正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文人画，甚至比文人墨戏更高一筹的古代禅画。诗、画、禅的相互影响渗透，不仅使中国古代的诗歌与绘画创作异彩纷呈，即使在现代，对于文学与艺术家们，也同样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宋代文学的研究特色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求，京城的勾栏、瓦肆为宋代小说、戏剧的生成提供了广阔舞台。宋代文学的发展，表现在雅和俗两个方面，一是以话本、杂剧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学，另一是以诗、词、古文为主要内容的古典文学，而前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教师在宋代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相继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级课题多项，研究范围涉及宋代语言、戏剧、小说、词、诗、文、出版印刷等领域。在宋代语言研究方面，杨永龙教授专门从事宋代语法研究，先后在《语言研究》、《语文研究》、《古汉语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专著《〈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运用现代语言理论，从句法结构、事件类型、情状类型、时制结构等方面对《朱子语类》中表达完成体意义的若干副词、助词、语气词、完毕义动词予以描写和分析。目前，杨永龙还承担了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汉语虚词研究”。宋代杂剧是中国古代戏剧的雏形，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钟彦先生即著有《戏曲丛谈》一书，讲述戏曲的渊源、体制、声韵、宫调、角色，以及南北曲的区分与作法、度曲法、流派等，开启了河南大学宋代戏剧研究的先河。到80—90年代，郭振勤发表了一系列宋代戏曲研究的文章。目前，张大新教授主攻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中国戏剧》及其他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他还先后承担了2002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宋金时期中原俗文化的发展与古代戏曲的成熟”和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戏曲与民俗文化关系研究”。唐代传奇发展到宋代演绎成了古体小说，赵维国教授对宋代小说尤其是丽情小说的研究可谓情有独钟，他先后在《文献》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宋代小说研究的文章，其博士论文为《两宋古体小说历史轨迹》，并出版了专著《说部论稿》。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词学文献研究一向是河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词学家卢前和华钟彦等即进行词学文献的研究工作。1933年，卢前先生发现、复印了晚清端木垛的重要词文献《宋词赏心录》(又名《宋词十九首》)，在当时词学界引为盛事，吴梅、柳诒徵、陈匪石、唐圭璋等均有题跋。华钟彦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花间集注》是现代第一部《花间集》注本。佟培基先生出版了《辛弃疾选集》。邹同庆先生的专著《苏轼词编年校注》解决了苏轼词的校勘、编年、注释等诸多学术问题，被称为苏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孙克强教授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曾主持1998年度河南省教委项目“宋代词学”，最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文艺思想研究”，也把宋词文献的整理列为重要内容，其专著《唐宋人词话》将唐宋词人215家的历代总评整理汇编，以文献挖掘深细而受到学界好评，被收入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代文学研究年鉴1977—1999年》。此外，宋景昌、齐文榜等对苏轼的词也有一定的研究；刘军政的“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词坛研究”，被列为2003年度河南大学校内基金项目。河南大学的宋代诗歌研究比较集中于王安石、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高文先生常年从事王安石研究，撰写了大量研究论文，并出版了《王安石选集》。1986年，《河南大学学报》连续发表了华钟彦、李博、白本松的3篇文章，对苏轼的诗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王立群、李贤臣也对陆游、黄庭坚的诗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宋尔康对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进行了探究，另外，宋尔康还承担了河南省教委规划项目“宋代诗歌研究”。“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占六个，宋文在唐宋文章学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刘溶从文章学的角度对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的文章理论进行探讨;张弛、杨国安则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了韩愈、欧阳修在唐宋“古文运动”中承先启后的作用；王立群的兴趣集中在以苏轼、陆游为核心的宋代游记文章；张弛、柯翔涌则对苏轼的宗教信仰、历史人物论的逻辑法则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谢桂荣、耿纪平对范仲淹的师承关系、王安石的先世及王安石与曾、谢两家的交往进行了考察，为范仲淹、王安石的早期学术生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另外，李贤臣主持了1999年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宋代黄庭坚创造美学论笺”，耿纪平承担了200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宋新学与文学”。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宋代印刷业的发展和图书出版的繁荣，促进了各民族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围绕宋代的刻书、编书、图书流通等课题，王星麟、孔学、陈广胜、赵维国分别就宋代的刻书业、宋代书籍文章出版和传播禁令、宋代图书文献的搜集整理、吕祖谦与《宋文鉴》、《太平广记》传入韩国的时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
1、中国古代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刍议 2、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3、中国古代神话的美学意义 4、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5、论《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的忧患意识 6、论《诗经》的婚恋诗 7、论《诗经》中的妇女形象 8、论《诗经》的讽刺艺术试论 9、《诗经》大小雅怨刺诗之异同 10、孔子与《诗经》 11、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12、浅析《左传》中关于“梦”的叙述 13、论《左传》的战争描写艺术 14、《左传》与《战国策》行人辞令比较研究 15、《战国策》的寓言艺术 16、论《战国策》的纵横家形象 17、《孟子》与《庄子》寓言异同论 18、从《孟子》看孟子的人格魅力 19、《庄子》的神话意象 20、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的比较 21、《史记》人物塑造论 22、汉乐府叙事诗研究 23、汉乐府与《诗经》中弃妇形象比较 24、汉乐府中女性题材作品研究 25、论《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 26、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 27、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 28、陶渊明的田园诗（可侧重内容，也可侧重艺术特色） 29、三曹诗歌比较 30、论“正始诗风”与“建安风骨”的关系 31、嵇康与阮籍诗歌风格比较 32、南朝乐府特色及其成因 33、陆机诗论与创作的关系 34、《玉台新咏》所选宫体诗研究 35、从《世说新语》看西晋文人的心态 36、论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 37、论唐人的咏马诗 38、王孟山水田园诗（可分别写王、孟，也可分写山水、田园） 39、中唐山水田园诗（可选某一、二个作家，也可以比较研究） 40、李白诗与酒的关系 41、论李白的古题乐府 42、杜甫咏史怀古诗研究 43、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多义性 44、唐宋咏物诗之比较（也可着眼于一个朝代，或者某一主题） 45、论柳宗文散文风格的发展变化过程 46、论白居易诗歌艺术的演变过程 47、论李贺与李白诗歌想象艺术的异同 48、论中晚唐咏史诗的艺术
感想、根据现代社会比较
大致方向有要求吗？
你可以写唐宋文学形成的原因跟当时社会的联系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或者将当时的文风细细的分类评论，各个文学大家之间的联系与不同写当时唐宋文学的风格
研究历史服饰，主要参考当代的历史文献或者遗留下来的服饰文物。当代的历史文献主要见于当代的官修史书或者个人的传记等记录中。
以研究明代的女子服饰为例，可以参考明初官修的《大明集礼》、明后期官修《大明会典》和《明实录》以及清代的官修《明史》。
当然，如果你只想了解的话，可以阅读一些研究古代历史的服饰的文章或者著作。
扩展资料：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是一部专业辞书，系统介绍了中国历代衣冠服饰文化。另外还有从古代服饰与社会风俗角度下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关于服饰发展脉络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以女子服饰为主要论述内容的《中 国历代妇女装饰》。
再有黄能馥、陈娟娟的《中国服装史》，作为服饰研究的常识性了解，内容包括各朝服饰制度、服装的形制、面料、纹样、及其相应的配饰等。还有《衣冠天下:中国服装图史》、《中 国文化通志·服饰志》、《中国历代服饰艺术》 等著作。
还有华梅的《服饰与中国文化》，该书是以服饰的文化内涵作为分章依据，提及了中国的服饰观念与中国哲学，中国的服饰制度与中国礼制，中国服饰的图纹与中国文化符号，历朝服饰的演化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等，详尽论述了服饰的种种文化内涵。另外还有《中国服装史》、《人类服饰文化学》 、《中国服饰》 等。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明代女子服饰研究文献综述
[1] 刘岳屏. 服装展示空间设计初探[J]. 广东建筑装饰, 2007, (04) . [2] 李洪琴. 民族民间服饰的现代设计方向[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6, (09) . [3] 梁宇,李曼. 法国天才的时装设计师——伊夫·圣·洛朗[J]. 世界博览, 1985, (05) . [4] 陈沛照,王希辉. 花蓝瑶服饰文化内涵阐释[J]. 承德民族师专学报, 2006, (02) . [5] 孙云. 浅析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与现代服装设计相结合的意义途径[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06) . [6] 朱剑波. 朝鲜族传统服饰特征及其民俗探源[J]. 东北电力大学学报, 2006, (05) . [7] 尹笑. 飘如游云 矫若惊龙 中国古代服装之美[J]. 东方艺术, 2006, (02) . [8] 林朝阳. 中国古代服色的审美意识[J]. 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03) . [9] 蒋孝锋,刘国联,蒋琳. 中、日、韩三国人对于民族服装的态度与选择要素的比较研究[J]. 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03) . [10] 高秀明. 服装展示与服装艺术[J]. 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0, (01) .
服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就已出现。古代人把身边能找到的各种材料做成粗陋的“衣服”，用以护身。人类最初的衣服是用兽皮制成的，包裹身体的最早“织物”用麻类纤维和草制成。在原始社会阶段，人类开始有简单的纺织生产，采集野生的纺织纤维，搓绩编织以供服用。随着农、牧业的发展，人工培育的纺织原料渐渐增多，制做服装的工具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发展，服装用料品种也日益增加。织物的原料、组织结构和生产方法决定了服装形式。用粗糙坚硬的织物只能制做结构简单的服装，有了更柔软的细薄织物才有可能制出复杂而有轮廓的服装。最古老的服装是腰带，用以挂上武器等必需物件。装在腰带上的兽皮、树叶以及编织物，就是早期的裙子。古代服装类型古代服装一般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①块料型：由一大块不经缝制的衣料组成，包缠或披在身上，有时用腰带捆住挂在身上。例如古埃及人、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穿着的服装。②缝制型：用织物或裘革裁切缝制成为小褂和最早的裤子。这种原始服式直到现在还留存在许多民族之中，如爱斯基摩人和中亚一些民族所穿的服装。中国服装的历史中国服装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在北京周口店猿人洞穴曾发掘出约 1.8万年前的骨针。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管状骨针等物出土。可以推断，这些骨针是当时缝制原始衣服用的。中国人的祖先最初穿的衣服，是用树叶或兽皮连在一起制成的围裙。后来,每个朝代的服饰都有其特点,这和当时农、牧业及纺织生产水平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男女衣着通用上衣和下裳相连的“深衣”式。大麻、苎麻和葛织物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大宗衣着用料。统治者和贵族大量使用丝织物。部分地区也用毛、羽和木棉纤维纺织织物。汉代，丝、麻纤维的纺绩、织造和印染工艺技术已很发达，染织品有纱、绡、绢、锦、布、帛等，服装用料大大丰富。出土的西汉素纱禅衣仅重49克，可见当时已能用桑蚕丝制成轻薄透明的长衣。隋唐两代，统治者还对服装作出严格的等级规定，使服装成为权力的一种标志。日常衣料广泛使用麻布，裙料一般采用丝绸。随着中外交往增加，服式也互有影响，如团花的服饰是受波斯的影响；僧人则穿着印度式服装“袈裟”。现今日本的和服仍保留着中国唐代的服装风格。唐宋到明代服式多是宽衣大袖，外衣多为长袍。清代盛行马褂、旗袍等满族服式，体力劳动者则穿短袄长裤。近代，由于纺织工业的发展,可供制做服装的织物品种和数量增加,促进了服装生产。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吸收西方服式特点的中山服、学生服等开始出现。1950年以后，中山服几乎已成为全国普遍流行的服装，袍褂几近消失。随着大量优质面料的出现，服装款式也有发展。现代服装设计已成为工艺美术的一个分支，而服装生产已经实现工业化大批量生产。概述人类通常会将衣物（也称为服装、衣服、衣着）穿戴在身体上。最广义的衣物除了躯干与四肢的遮蔽物之外，还包含了手部（手套）、脚部（鞋子、凉鞋、靴子）与头部（帽子）的遮蔽物。衣物的功能有保护身体来抵抗犟烈的日晒、极度的高温与低温、冲撞、蚊虫、有毒化学物、武器、与粗糙物质的接触——总而言之，就是抵抗任何可能会伤害未经保护的人体的东西。人类在设计衣物以解决某些实际的问题上已经展现了高度的创造力。衣物、配件与饰品传达的社会讯息则包含了社会地位、职业、道德与宗教连结、婚姻状态、以及性暗示等等。人类必须知道这些符码以辨认出传递出来的讯息。如果不同的团体对於同一件衣物或装饰解读出不同的涵义，那么穿衣者可能会激发出一些自己所没有预期到的反应。社会阶级：在许多社会中，拥有高地位的人会将某些特别的衣物或饰品保留给自己来使用。只有罗马皇帝可以穿戴染成紫红色的服装；只有高地位的夏威夷酋长可以穿戴羽毛大衣与鲸齿雕刻。在许多情况下，有些抑制浪费的法律体系会精细地管理谁可以穿什么衣物。在其他的一些社会中，没有法律会去禁止低地位者去穿戴高地位者的服装，然而那些服装的高价位很自然就限制了他人的购买与使用。在当代西方社会里，只有富人能够负担得起高级订制服装（haute couture）。担心受到社会排挤也有可能限制了服装的选择。职业：军人、警察、消防队员通常会穿著制服，而许多企业中的员工也可能如此。中小学生经常会穿著学校制服，而大学生则穿著学院服装。宗教成员可能会穿著修道士服或道袍。有时候单是一件衣物或配件就能够传达出一个人的职业与／或阶级。比如说，主厨头上所戴的高顶厨师帽。道德、政治与宗教连结：在世界上许多地区中，民族服装与衣服风格代表了某个人隶属於某个村庄、地位、宗教等等。一个苏格兰人会用格子花纹来宣告他的家世；一个正统犹太人会用侧边发辫来宣告他的信仰；而一个法国乡村妇女会用她的帽子（cap or coif）来宣告她的村庄。衣物也可以用来表现一个人对其文化规范与主流价值观的异议，以及个人的独立性。在十九世纪的欧洲，艺术家与作家会过著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并且刻意穿著某些衣物来震惊他人：乔治·桑穿著男性的服装、女性解放运动者穿著短灯笼裤（bloomers）、男性艺术家穿著丝绒马甲（waistcoat）与俗丽的领巾。波希米亚族、披头族（beatnik）、嬉皮、哥德族、庞克族继续在二十世纪的西方进行这个反文化传统。近年来连高级订制服装都抄袭了街头时尚，这或许让街头时尚丧失了某些震惊他人的力量，然而它仍旧激励无数人试图把自己打扮的酷炫有型。婚姻状态：印度女人一旦结了婚，她们会在发际间点上朱砂痣），一旦守寡，她们就要抛弃朱砂痣与珠宝并且穿著朴素的白衣。西方世界的男女可能会戴上结婚戒指来表示他们的婚姻状态。商周时代衣服的基本形制是上衣下裳。《说文解字》说："上曰衣，下曰裳。"下身穿的裳实际上是裙，而不是裤。金文中常见有周天子赏赐给臣下"赤芾"的记录。"赤芾"是一块红色的布，系在腰间垂于腹前，是贵族的服饰和身份的标志，又叫韦，后世称为蔽膝。华夏族的习俗是束发的，发髻要用笄别?I檀胖分谐鐾凉矶喙侵实姆Ⅲ恰?先秦时代，华夏族服饰的特点是上衣下裳、宽衣博带。衣服是右衽窄袖、长度在膝盖上下。领、袖、襟、裾都用花边装饰，没有纽扣，以带束腰。而胡人的服饰是短衣窄袖，左衽长裤，革带皮靴。赵武灵王把胡服引进中原，这对战国秦汉时期华夏族服装的变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一种新式服装叫做深衣。《礼记·深衣》孔颖达正义说："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深衣。"战国秦汉之人不论贵贱、男女、文武都穿深衣，贵族以冕服为礼服、深衣为常服，平民以深衣为吉服、短褐为常服。深衣连衽钩边，穿时要束腰带。贵族用丝织的绅带，故称绅士或缙绅。皮带已经流行，皮带的两端分别用带钩和环相连接，叫做钩络带或蹀躞带。皮带上可以悬挂或佩带刀剑、弓箭、印玺、荷包等各种物件。先秦时没有棉花，所谓"布衣"是指用麻布裁制的衣服。夏天穿的细麻布叫葛，冬装有袍和裘。袍是穿在里面的夹衣，内实丝绵，充填新绵的叫襺，充填旧絮的叫袍。穷人填不起丝绵，只能填些碎麻，叫做缊袍。袍因是内衣，所以只能居家穿着，但不能作为礼服，外出时只能衬在正服里面。短袍叫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袄。质地粗劣的襦叫褐。裘是皮衣，先秦时代也是主要的冬衣。秦汉时代的服饰比先秦要丰富。《礼记》曰："衣不帛襦袴。"这是因为襦和都是内衣，儒家崇尚俭朴，认为不应该用丝绸来裁制内衣。而到了六朝时，那些世家子弟居然用白色的丝绸来做裤子，所以被称为"纨绔子弟"。古代的裤子通常都没有裤裆，只有两只裤脚管，上端连在一起，用带系在腰间，所以叫做袴。《释名》曰：跨也。两股各跨别也。"袴是内衣，不能外露的，袴的外面一定还要穿裙或深衣。平民劳作时穿短衣，则袴内要系一兜裆布，就像日本大相扑运动员的装束。在宋初的《盘车图》中，还能见到这种穿法。连裆的短裤，叫做裈。裈短如牛鼻，俗称犊鼻裤。司马相如带卓文君回到成都，就穿着犊鼻裤当垆涤器，以羞辱卓王孙。男子的外衣亦统称为袍。袍身长大的下摆叫袂，袖子宽松。紧窄的袖口叫祛。袍有衬里，是夹衣。单衣叫。袍和的衣襟都有曲裾和直裾两种，曲裾就是深衣。深衣穿着时包裹身体行动不便，慢慢地被直裾的 褕所取代了。女子穿连体的深衣或者分体的襦裙，汉代女装的式样与男装差别不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出现了两个变化，一个是汉装的定式被突破了，另一个是胡服被大量地吸收融合进汉人的服饰之中。男子的服饰以衫代替了袍。《释名》曰："衫，衣无袖端也。"就是说衫的袖端没有，因此衫袖比袍袖更加宽大，大到"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的地步，这样走起路来甩手的时候就显得更加潇洒了。秦汉时服色以青、紫为贵，平民布衣只能穿白色的衣服。而六朝一反常态，服色尚白。由于经学的独尊地位受到冲击，儒家的冠服制度也动摇了，不仅服装的式样、颜色都突破了汉代的规矩，而且穿法、打扮也常常标新立异，或科头跣足，或坦胸露背，或袍裙襦裤，或奇装异服，都突破了旧时的礼仪。妇女服饰也崇尚褒衣博带，有的把裙摆放长，裁剪成三角形，叫做；有的在肩臂间搭一帔帛，走起路来大袖翩翩、华带飞，显得格外飘逸。胡人的裤褶和皮靴已经被汉人普遍接受。胡服的裤是作为外衣穿的长裤，裤腿宽松，膝盖处用带束缚，叫作缚裤。褶是与裤相配的紧身齐膝短衣，裤褶和皮靴都适合于骑射。隋唐时代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加上经济繁荣、社会开放，服饰也日趋丰富华丽。开元以前女装以窄袖为时尚，胡服尤其盛行，初唐妇女多喜欢戴胡帽，穿翻领窄袖袍、条纹小口裤，着软靴、系蹀躞带。中唐以后衣衫又趋于宽大。唐代社会上思想比较开放，常有妇女穿着男装，还流行袒胸的低领衣服，喜欢在襦衫外面罩一件对襟短袖衣，叫做半臂或半袖，肩部搭一条披帛。唐代女裙的式样繁多、色彩艳丽，尤其流行像石榴花那样的红裙，诗人称之为石榴裙。男装以圆领窄袖袍衫为主要的服饰，靴已成为士庶通用的鞋了。宋代把单上衣叫做衫，衫的袖口没有祛。有作为内衣的短小的衫，也有作为外衣的长大的衫。下摆加接一幅横襕的襕衫是男子的常服。夹衣和绵衣叫襦和袄，襦袄是平民的常服。宋代还流行在衣衫外面加罩一件不加横襕的宽大外衣，斜领交裾的叫直身，直领对襟的叫鹤氅。女装外衣以襦衫和裙为主，上衣趋向短窄贴身，下裳流行褶裥裙。内衣有抹胸和裹肚，裤子是不露在外面的，只有下等人才单穿裤子。唐代流行的"半臂"是一种短袖外套，而宋代流行的外套叫背子。背子有长有短，有长袖有短袖，其特点是两边的衩一直开到腋下。建立辽、金、元朝的都是少数民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的服饰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契丹族的服装，不论男女，都穿左衽、圆领、窄袖的长袍，袍里面衬衫袄，下身穿套裤，裤腿塞在靴中。妇女在袍里穿裙，也穿皮靴。女真族的服饰和契丹族相似，由于北方气候寒冷，衣服以毛皮为主。元朝时，汉人保持原来的服饰。蒙古族男子以窄袖长袍和套裤为主要服饰，但由于受汉人影响，多改为右衽，而妇女的袍服还是以左衽居多。明代官员的袍服为团领衫，系革带，带上镶有玉片，这就是所谓的玉带。职官的服色和花纹按品级高低而异。前胸和后背各织一块方形的纹饰，叫做补子。文官的补子绣飞禽，武官的补子绣走兽，纹样按品级各不相同。儒生都穿镶黑边的蓝色直身，戴有黑色垂带的软巾，又称儒巾。皂隶穿青色布衣，市井富民商人虽然能穿绫罗绸缎，但是只许用青色或黑色。万历以后禁令松弛，艳衣丽服才遍及黎庶。朝廷命妇的礼服为凤冠、霞帔和大袖衫，常服为袄衫和裙，很少穿裤。背子穿得更加广泛，合领大袖的背子可以作为礼服，直领小袖的背子则为便装。还有一种无领、无袖、长至膝盖对襟的马甲，叫做比甲，深受青年妇女喜爱。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后用武力强迫汉人接受了满族的服饰。男子的服饰有袍、衫、褂、裤。清代的长袍以衩来区分贵贱，皇族宗室开四衩，官吏士人开两衩，一般市民不开衩。袍的袖口装有箭袖，平时翻起，行礼时放下，因其形似马蹄，又称马蹄袖。职官朝服的胸背正中也各缝一块补子，称为补服。补子也沿用明制文禽武兽，但是花纹与明朝不同，而且由于清朝的补服是对襟的，所以胸前的一块分成两半。有一种长不及腰、袖仅掩肘的短褂，叫做行褂，又叫马褂。马褂以黄色为贵，非皇帝特赐不能穿。还有马甲，北方称为坎肩或背心，是无袖短衣，男女都能穿。男子下身穿裤，穿裙的已不多见。清初改服易冠规定"男从女不从"，所以妇女的服饰有满汉两式。汉族妇女的头饰有簪、钗、冠子、勒子等等，满族妇女则以高如牌楼的"大拉翅"最具特色。满族妇女的服装和男子相似，也是穿袍衫马褂，但一般比较紧窄，不像汉族女装那么宽大。汉族妇女在清初仍然穿明装，以裙衫为主。以后满汉服饰慢慢合流，衣衫渐趋短小，外面罩一件齐膝的背心。女装特别讲究用花边来装饰衣缘，于是花边越滚越多，形成宽宽的衣缘。晚清流行穿裤子，穿裙子的渐渐少见了。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望采纳~~~~~~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 ——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 【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 【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 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 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 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 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 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 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 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 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 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 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 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唐诗有其自有的宏伟霸气宋词有其独特的婉转婀娜二者无可比较既然无可比较如果要我写我就以“各自都很美，不必强求差异”为主题区展开论述。如果你喜欢抒情散文的话，就更好办了，什么“驾着想象的翅膀，梦回唐宋那个纸醉金迷的年代。”然后填充一些诗词展露文采，最后整个主题思想 要么向往当年的文化气息 要么迷恋上了哪个诗人作者啥的。挺好写的。给你一篇我的文章估计和你要的不一样 仅供参考了烟花巷里的词魂名落金榜一朝狂，抛浮名，浅低唱。奉旨填词，三变做情郎。自是穿行烟柳巷，寻佳人，访娇娘。三秋桂子弄荷塘，楚天阔，浸斜阳。心高气傲，谁人解轻狂？终生徘徊风月场，结知己，合金葬。归结你的一生，送你一首江城子。那是怎样的一种落寞，让满腹才情的你愤然选择了舍弃功名？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怀，让年少志高的你甘心放弃执着追求？那又是怎样的一种风流，让无数歌姬为你所倾倒。无法想像，就如同谜一样的，你悄然登上了宋词之巅，又轰轰烈烈地留名而去。纸醉金迷里的风花雪月夜，烟柳巷深却难以遮盖你横溢的真情。长亭外，是你与伊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惜别之情；危楼上，是你独自醉酒“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相思之苦；寒风中，是你空惆怅“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的想念之意。你的词是盛开在温柔的北宋园里的一朵奇葩，独树一帜地开创了婉约的篇章；你的词是生长在江南水乡畔的少妇，字里行间总是结着幽怨惆怅；你的词是漂泊在湛蓝的天边的半片浮云，优哉游哉间道出没的享受。偶失龙头望，岂不是机缘？不然怎生使你安心写词。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那该是怎样的脍炙人口？莺愁蝶倦，最是离人恨，当一曲满是别离的《雨霖铃》悄然升起在宋词的东方之时，又有多少人不为之怅然？心约无声，却满载不舍。那是怎样细腻的情感，岂是追名逐利之辈能领会得来的？恃才傲物，不会伪装的你就是这样直白地演绎着生活的乐趣。宋朝的男儿，骨子里是叛逆，眼睛里是忧郁，脸上却是温德。这样的虚伪永远不会属于你，敢爱敢恨的你敢于直言：“无憀恨，相思意，尽分付征鸿。”你将满腔的情愁洋洋洒洒地留在纸上，留在苍茫天地间。词啊，就是那狂妄不羁的灵魂的归宿吧。终生徘徊在风月场的你啊，是否早已看透？功名利禄，终归尘土，过眼烟云，到头来只是南柯一梦罢了。于是乎，花前月下赏不尽才子佳人；春宵一醉道不完千种风情呵！人生在世，于茫茫人海中寻一二知己，既得，尔命尔幸！如飞凤凰，显尽风流。倾千金以换佳人一笑的你，早已是家徒四壁。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一片哀声，半城缟素，"群妓合金葬柳七"。青冢旁合葬了那对你一往情深的谢玉英吗？笑着的，你离开了，你的一生能按着你的意愿走完全程，夫复何求啊？轰轰烈烈地，你走了。就这样走了，烟花巷里，却留下了千古传颂的词魂，你会觉得遗憾吗？
你可以写唐宋文学形成的原因跟当时社会的联系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或者将当时的文风细细的分类评论，各个文学大家之间的联系与不同写当时唐宋文学的风格
感想、根据现代社会比较
康震老师：李白道家文化人格的哲学意义——兼论李白生命价值观的对立统一周振甫-----【谈谈以禅喻诗】http://tieba.baidu.com/f?kz=301102848【宋词中的元宵「情」境】李中国假日里赏鉴宋词，那些被长短句定格的美妙意境影显脑际。于是，奇奇怪怪地联想到柏吉尔的《琥珀》———眼底的「鹧鸪天」、「青玉案」、「永遇乐」等珠圆玉润的牌调，「通感」似的幻化成光艳透明的树脂球，把那个遥远的年代里许多鲜活的民俗画面、瞬间时光固化得栩栩如生。其中数不胜数的描摹夏历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盛景的慢词小令印象最深。自唐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火三夜」而升温的元宵节，至宋太祖开宝年间又加两夜，新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从正月十四要「闹」到十八方休，称「五夜元宵」。活动于仁宗年间的柳永在《迎新春》中纪事说「庆嘉节，当三五，列花灯千门万户」，神宗时期王诜的《人月圆》则颂称「年年此夜，华灯盛照」。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亦追昔抚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乃至宋代历经靖康之耻移都临安(杭州)后也很快「续上了烟火」。李清照南渡后所作《永遇乐》可证，「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来相召，香车宝马」，姜夔作于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也说「谁教岁岁红莲(指莲花灯)夜」。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节日能像元宵之于宋那样，成为整整一代文人瞩目的亮点。宋词中「看上去很美」的元宵意境主要是被灯火照靓的。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当年灯景堪称大观，如「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又「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类似现在的彩色喷泉)，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这类实况在词人笔下无不幻化得光彩夺目，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磨洗依然生动而灿烂：「风销绛蜡，露邑红莲，灯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花语·上元》)，「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时光深处的灯火不管怎样热烈亮丽，在宋词的意境里更像一种背景和衬托，意在掩映人物出场，或「照见人如画」：如周邦彦的「灯市光相射」实为「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毛滂的「闻道长安灯夜好」，紧随其后的是「雕轮宝马如云」(《临江仙·都城元夕》)，在李清照《永遇乐》笔下元夜出行的女子也个个「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人物形象若隐若现者有之，呼之欲出者有之。最经典的镜头当数辛弃疾的《青玉案》，全词十三句，极尽铺张地用了其中的九句渲染灯火之闹，裙屐之盛，竟只为心目中那位孤高、淡泊的「佳人」出场亮相进行烘托比对———「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欧阳修的《生查子》，亦在「花市灯如昼」后，笔锋一转，把一对幽会雅聚的男女调动了出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经典「情」景。宋词中的元宵秘境「情人幽会」由此点出。佐证以《大宋宣和遗事》等时人笔记推之，这一「情」景并非词人自我情结的寄寓，而是一种时尚民俗的聚集。古代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实行都市夜禁(街道断绝通行)。唐以后，京师于正月十五日前后例行解禁，称「放夜」。心灵上备受压抑、行动上多有制约的青年男女终于盼来了一个释放狂欢的节日，良辰美景，纵横阡陌，深坊小巷之地，既有机会，又有场所，更加心有灵犀———所有产生爱情的条件都具备了，焉得不诱发、滋生出一桩桩「情」事来！敏感而细腻的词人无不盯住这些「情」景，点化成笔下的「词眼」，例证不胜枚举。如贺铸的《思越人》「步莲禾农李伴人归」，姜夔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堪称汴京上元节风俗绘本的柳永《迎新春》词，则捕捉到更典型的画面：「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可以想象得出，赏灯的人流中发生过多少乐而不淫的风流艳遇！周邦彦的《解花语·上元》下阕的「情」节则显得复杂了些：他从「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的大背景中，定格了这样一个特写：「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追马」———有个坐着钿车的女子，在与所期男子约定的地点相遇后，不远处居然还有个骑马而来蹑迹潜踪于风尘中的「第三者」。若从这一角度去看苏东坡的《密州上元》「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当是一种心有所期而终归失望的落寞了。而一位不知姓名的民间女子所作的叙事词《鹧鸪天》，较之文人的「犹抱琵琶」，其表「情」达意几近和盘托出：「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表近，帝恩荣。琼浆饮罢脸生春。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全杯作明证」。从《大宋宣和遗事》中复原的背景和故事是，徽宗宣和年间某个元夜，有位年轻媳妇和丈夫手拉手逛街观灯时被人群挤散。无奈中，正遇皇帝给百姓赏酒，便挤上前去争得一杯喝了，且将银制的酒杯揣入怀中。不料被卫兵发现，捉她去面君。她不慌不忙地向皇帝朗诵了这首说明窃杯理由的「打油词」。略加思考，黏附在词作背后的民俗信息就透露出来了。这位年轻媳妇何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刻意留个「恐被儿夫怪」的证据呢？理由只能是：元宵节在宋代被普遍认为是情人幽会的日子，倾城而欢之夜，难免邂逅旧爱，遭遇新知，更有「暗尘追马」。而今妾身已是「别人的新娘」，瓜田李下，常有说不清楚的地方，需倍加小心才是。于此，我们不难从那些已经固化的宋词秘境里探出，元宵已于千百年前就被货真价实地打造成了个东方的「情人节」。而优雅含蓄的国人隐称「灯节」，更像是情人们找了个外出雅聚幽会的漂亮借口。中国的元宵节与西方情人节一般仅相差数日，可称之为「珠联」。以夏历推算的元宵和以公历确定的情人节，在时间上相去不远，都是早春时节的一个定情日，这又岂止是巧合！【手指抚琴 音在弦外】——禅诗与禅画翟宗祝宋代诗人苏轼有一首《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这是此诗之本，经苏轼点化，更有机锋。此诗在儿童般天真的发问中，阐述了耐人寻思的理趣，表明了禅与诗的密切联系，正如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把禅意引入诗中，以禅入诗或以禅喻诗，从而大大提高了诗的审美价值，这是慧能创立的中国教派——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直指人心」较之「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显然是一个飞跃。传统禅学之所以主张「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是因为它认为人的心本不清净，佛性只有通过苦修才能获得。而禅宗则认为，「真如佛性」的「心」，是「人及非人」，「一切万法」的「本体」，是宇宙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佛性本清净」，圣者与凡者的界线仅仅在「一念」之间，因此无需苦修，「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禅宗反复强调，悟性要从自身心中去寻找，这与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研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按照荣格的看法，人的意识仿佛处在两面受敌的地位，它既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又受内部现实(innerreality)的制约。荣格说：「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正如外部世界从前面和外部影响我们的意识一样。」根据这一思想，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区分为心理学式的和幻觉式的，心理学式的创作从人类意识领域中寻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家，幻觉型艺术则从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因而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心理学与文学》)。还让我们回到这首《琴诗》上来。苏轼怀着一颗天真稚拙的童心，在这首诗中，对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既极为平常而又无法作出明确答案的问题，提出了发问。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呢？如果说是来自琴上，把琴放进匣子里为什么就听不到了呢？如果说以手抚琴，才能产生音乐，音乐来自手指，那么为什么你不在手指上听音乐呢？这与慧能在广州制旨寺面对三千僧俗所讲的「不是风动，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不是同出一辙吗？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是来自琴弦，还是来自手指，苏轼在这首诗中均已作了否定的回答。确切地说，美妙的音乐既不是来自手指，也不是来自琴弦，而是来自演奏者的心，「十指连心」，是「心」的颤动牵动手指的运动，从而颤动了琴弦，发出了美妙的音乐。古老的「心学」对现象与本质、本原与本心的生动阐释，再次证实了它与现代心理科学之间的相似是何等惊人！按照欧洲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解释：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它从食物中获取能量，同时又为了种种目的而消耗能量，这种能叫做心理能，心理能和其它形式的能如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一样做功，如思维、感知和记忆等，如机械能做机械功一样。当然，现代心理学对人的内部世界的研究极其复杂而又深奥的内容，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但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人们一般常说的人的心理活动中的「心」不是心脏，而是人的大脑。不论是「心学」所说的心，还是禅宗所说的「本心」，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用语，它所指的，实际上就是宗教和科学所共同解释的人的内部世界，正如美妙的音乐一样，它是在人的心理能的作用下，实际上是由人的大脑指挥着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活动，即所谓心的颤动，再通过手指与琴弦的相互作用，才能把旋律和节奏传送到欣赏者的「心」里，并使人们产生一种美感，而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既无法用量的数字来加以测定，也无法用明确的语言来加以具体阐述，它只能如佛祖拈花一样，通过心灵感受来领悟其愉悦和忧伤。禅宗的「绝假纯真」的「本心」呼唤着自然和人性的复归，「唯心任运」的思维方式，冲破了理性的拘束、让感情的潮水冲决坝堤，从而为禅宗与文学艺术的汇合，铺平了一条广宽的河床。禅宗对诗歌的渗透与影响。概括来说可以从禅悟、禅境、禅悦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禅悟：禅宗一再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的悟道方式，突出就是一个「悟」字，「悟」就是领悟、感悟、觉悟，拈花微笑就是典型的悟，由于强调「悟」，禅宗尽可能地要求「不立文字」不通过语言来传递佛教真谛。但是完全摒弃语言，采用暗示、猜谜的方式也很难传宗立派，因此就出现了不少记载禅宗公案的各种语录和灯录。所谓语录就是僧徒和师父言行的记录，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录，有如灯火相传，所以叫灯录。这两种典籍所记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称为公案，有如官府判案，禅宗喻为用教理来解决难题。在这些语录和灯录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公案，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或胡言乱语，或故弄玄虚，其目的是打断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使之进入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状态，藉以考验其悟性，以一种迅捷敏锐的语言或方式来加以回答，这就是斗机锋，禅家机锋对诗人的影响就是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变化无常的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把禅悟这一非理智思辨的直觉体验引入诗中，有时恰恰可以给真正的诗人带来深刻的哲学内容。比如苏轼那首充满儿童般天真稚拙的琴诗，却表达了一种耐人寻思的理趣便是一例。禅境：「境」是指人意识中的景象、环境，「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俱舍诵疏》)。佛教中的境，就是感觉的存在：「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签翁，独钓寒江雪。这里，既有诗的意境，又有禅的境界；既有诗人的主观精神，又有禅家的「无我之境」。诗人把主观心灵与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主观精神与宇宙精神共存的广延境界。这就是禅境与艺术境界高度统一的范例。禅悦：悦即愉悦，通过禅悟，体验到「梵我合一」、「天人合一」，也就很自然地把感觉中的物质世界都看作是精神本体虚幻的表现形式，佛性就体现在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溪水之中，因此对于习禅的人们来说，自然山水和物质世界就再也不存在一种所谓冷漠感和恐惧感，而是充满了一种信赖感、亲切感和愉悦感，这种对自然景物的亲切信赖，很自然地通过禅悦将一种宗教感情转化为审美体验。请看常建的一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这是一个多么优美、宁静，令人心旷神贻的境界！清晨的古寺、阳光照进浓密的树林，曲径通幽，花木掩映，特别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将宇宙与心灵融为一体，理性的静穆将人间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引向空无的永恒，尽管这种寂静淡泊的避世情绪有它一定的消极性，但是那美妙神秘的宁静世界，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的境界，它给人感受到的不是宗教的冷漠无情，而是如甘泉净化心灵一般给人以美的享受。禅对诗歌的影响，不是禅的教义，而是禅的精神，禅的精神就是通过「顿悟」来理解「空无」的哲学精神和直觉思维方式。「空」与「无」的实质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宇宙的本原，「灵魂」的「实体」。如果我们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所谓「空」「无」确切地说，就是人的意识，但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沟通从而产生意象。意象，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经由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想，「幻想是由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瞬间沟通产生的，这种瞬间沟通的过程也许就是幻觉，人们凭借幻觉印象产生幻想」(参见《心理学与文学》)。而幻觉和幻想正是艺术创作中的灵魂，禅宗哲学用直觉思维直指那些未知的神秘世界，从而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觉空间，就像柳宗元写的那首诗，这是一幅画，但是画面的视点失落了，究竟是「俯」视的，还是仰视的，都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何等广阔的空间，这里既有鸟，又没有鸟，既有人也没有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幻觉空间，它的视平线就是整个宇宙，而视角线就是人的心。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看出，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诗歌。在中国，诗与画历来是相通的，这是一首诗，但展现在欣赏者的心目中又是一幅画，是一幅没有视点广阔无边的画，又是一幅有具体空间，具体形象的画。当然，要是有人能把它画出来，那么它应该就是一幅典型的禅画。因此，禅诗、禅画，她们是一对孪生的姐妹。究竟什么叫禅画，还是不要首先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像诗歌一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究竟算不算禅诗？似乎没有必要去追根求源，禅画也同样如此，禅宗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它必然也要涉及到绘画领域。禅画者，「禅」与「画」也。论及禅画的起源，或者说禅宗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当然首先要推唐代著名诗人兼画家王维。王维是一位诗人，王维受禅宗的影响首先从他的诗中表露出来，且看王维的一首小诗《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那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诗中借指芙蓉)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自生自灭，一切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这是一个没有时空、没有欢乐与悲哀的寂静空灵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就是禅的「空无」之境吗？但是禅的空无，并不是要把人的心灵引向虚无和死寂，而是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美学散步》)。王维不仅通音律，工草书，而且是一位诗人兼画家。由于王维是一位参禅的诗人，他是以禅的静观心态来过滤他的诗的语言，同时又善于将诗、画融为一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因此他以禅境、诗境、画境的高度统一，而被后世文人画家尊为「南宗」始祖。王维的绘画真迹现在已保留无几，仅从古代文献中窥见其一斑。苏轼在一则短文中记载：「嘉佑癸卯上元夜，来观王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然，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这段记载说明王维曾在当时开元寺画过一铺壁画，壁画内容是高僧像，其画特点是：「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风翔八观》)诗的意思是说他画的高僧像生动地表现了高僧那种萧闲寂静的韵度和清瘦飘然的容貌。显然这是对唐代禅僧形貌神韵的写真。苏轼还有一首记载王维画竹的诗：……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风翔八观》)王维画的丛竹，充满生机，写出了竹的傲霜冒寒精神，和他写的诗一样，脱去窠臼，一片清新。吴道子是和王维同时代的大画家，而且也是画道释画的，据说他一生绘制的壁画有三百余堵。尽管吴道子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画家，但是人们并没有把吴道子的画和禅宗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佛画不等于禅画，禅属于宗教，但其实质已经不是宗教，「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吴道子虽然是著名的佛画家，但他表现的是宗教教义，而王维尽管画的主要是水墨山水，但他表现的却是禅的意境。唐人是这样评价吴道子和王维的画的：杜甫诗云：「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杜甫评价吴道子的画突出的是一个「动」字。据说吴画《地狱变相图》「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东观条论》)。吴道子把经变故事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地狱的阴森恐怖，使观者毛骨耸然，可见其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而韦庄诗云：「静阅王维画，闲翻褚允棋。」(《和友人》)这里着重突出的是一个「静」字和「闲」字，传为王维所作的《辋川图》，就是一幅「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而且「意出尘外」之作。这幅画和他的诗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联系起来，充分证明王维在他的诗与画中表达的正是一种「寂」与「空」的「无我之境」。像《辋川图》这幅画，实际上不就是一幅禅意盎然的禅画吗。如果说禅画始于王维，早期的所谓禅画实际上只能说是禅意画，禅意画与文人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此王维不仅是禅画之祖，而且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开山。文人画不仅从一开始就和禅结下不解之缘，而且以后的很多文人画家都深受禅的影响，禅的心物合一以及明心见性正是文人画家表现清高气息、脱俗心理的哲理依据。只是到了宋元之后，随着佛教禅宗的高度发展，禅林墨戏，异军突起，禅画家从表现清高脱俗的文人墨戏中解脱出来，不仅把顿教妙悟作为一种创作题材，而且在表现这一题材的创作手法上，也探索出一种把禅的思维方式变为艺术创作的表现方式，这才使禅意画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所谓禅画。例如宋代的梁楷、法常，以及元代的传为「梵僧」的因陀罗等禅画大师，不少作品不仅在直接表现禅机妙悟，而且在手法上也创造出许多禅画所独具的艺术语言，这才使禅画真正成为禅之画。例如梁楷的「减笔法」，已达到筛去所有多余的、不必要的笔墨，只保留精华，以表现其禅悟灵机。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 采用吹墨法画人物头发，使之有一种蓬松感，用阔笔焦墨画衣襟衣带，使之产生强音般的韵律节奏，用渴笔点缀树木坡石，使画面在变化中显得更加舒畅自由，这些手法就像六祖慧能撕经一样，蔑视「古法」，随心应变，以一种奇特的表现形式来表现禅的禅机妙悟，这才真正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文人画，甚至比文人墨戏更高一筹的古代禅画。诗、画、禅的相互影响渗透，不仅使中国古代的诗歌与绘画创作异彩纷呈，即使在现代，对于文学与艺术家们，也同样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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