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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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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毕业论文

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一、藏语的基本特征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二、各具特色的方言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藏传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虽然藏传佛教中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但是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始于松赞干布时期,自寂护论师传入大乘佛教及随瑜伽行自续派,莲花生大师来到西藏,制服了外道(苯教),逐渐建立了密教的基础,此一时期称为前弘期。此后经过朗达玛灭佛的波折,佛教经过灭佛运动的破坏后重新振兴,并逐渐形成了宁玛、噶举、噶当、萨迦、格鲁、觉囊等各派的传承,此一时期称为后弘期。在宗喀巴大师创格鲁派,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後,在西藏出现了政教合一的特殊局面。近现代,藏传佛教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地。中国藏传佛教开始於西元七世纪中叶。当时西藏的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底公主(藏名尺尊或赤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後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到了八世纪中叶藏王赤松德赞迎请寂护大师及弟子莲花戒入藏,逐渐奠定藏传佛教的基础,但此时仍有许多人反对。後寂护大师返印,敦请莲华生大士由印度入藏,传入密宗,折服了原来盛行的苯教,佛教於是得到了弘扬。寂护与莲华生大士入藏之後,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度僧出家,成立僧伽,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据现存的登嘎尔目录(布敦认为是赤松德赞王府所编),当时译出的大小显密经律论有738种(内从汉文转译的32种),故当时佛教流传是很兴盛的。莲华生大师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吸取了许多西藏传有的传统与信仰的元素,加入印度佛教之中,使得佛教信仰得与在西藏生根,建立了独特的藏传佛教风格。当时唐朝禅师摩诃衍(Mahayana),藏文称其为「和尚」(Hva-san)或「大乘和尚」(Mahāyāna Hva-san)入藏宏扬禅宗,後与莲花戒辩论失败,赤松德赞下令不得再修顿门法[1]。因为西藏王室刻意压抑汉传佛教的影响力,使得汉传佛教无法进入西藏。但是在西藏固有的大圆满、大手印传承中,仍然可以看出它受到汉传佛教影响的痕迹。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朗达玛灭佛,曾有一段时间(公元842-978年)佛教沉寂了。後来由西康地区再度传入,藏传佛教又得复甦。在朗达玛灭佛後,因经典散失,开始有人发掘编辑旧有保留的佛经,称为伏藏,根据前弘期旧译经典及伏藏所建立的教派称为宁玛派,又称旧派。而在朗达玛灭佛之後,重新由印度取回重译的经典,称新译。西藏史上称朗达玛灭法之前为前弘期,之後由大译师仁钦桑波重兴的佛教为後弘期。此後印度的佛教学者,特别是遭遇变乱时期的那烂陀寺、超岩寺等的学者,(印度比哈尔邦省的佛教各大寺庙在1203年被入侵军全部毁坏),很多人前往西藏取经,传译事业因而兴盛,著名的译师有马尔巴等人。十一世纪时有孟加拉佛教大师阿底峡尊者入藏(1042年),又大弘佛法,重建僧伽,传播中观应成派大义,同时藏族比丘仁钦桑波(宝贤)等翻译了很多的经论。印度传入西藏的佛学,主要的称五大部,就是『因明』,『戒律』,『俱舍』,『中观』,『现观庄严论』。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近六千部中绝大多数是直接由梵文翻译的,少数是从汉文转译的,因此,印度後期佛教的论著丰富保存在藏文大藏经裏,尤其是因明、声明、医方明等论著数量庞大,这些译著都非常重要。喇嘛教传播的另一高潮是在明神宗时代,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见面殿下在蒙古传播的种子,蒙古源流说,俺答汗的从孙切尽皇台吉是第一位信仰喇嘛教的皇族,到十七世纪中几乎所有蒙古人已信仰喇嘛教

藏傳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傳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傳佛教,与漢傳佛教、南傳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傳佛教是以大乘佛教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與顯教傳承。雖然藏傳佛教中並沒有小乘佛教傳承,但是說一切有部及經量部對藏傳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遠的影響。 藏传佛教始于松赞干布时期,自寂護論師傳入大乘佛教及隨瑜伽行自續派,莲花生大师来到西藏,制服了外道(苯教),逐渐建立了密教的基礎,此一时期称为前弘期。此后经过朗达玛灭佛的波折,佛教经过灭佛运动的破坏后重新振兴,并逐渐形成了宁玛、噶举、噶当、萨迦、格鲁、觉囊等各派的传承,此一时期称为后弘期。在宗喀巴大師創格魯派,成為藏傳佛教的主流後,在西藏出现了政教合一的特殊局面。近现代,藏传佛教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地。 中國藏傳佛教開始於西元七世紀中葉。當時西藏的松贊干布藏王,在他的兩個妻子,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爾毗俱底公主(藏名尺尊或赤尊公主)共同的影響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學習梵文和佛經,回來後創造了藏語文字並開始翻譯了一些佛經,到了八世紀中葉藏王赤松德贊迎請寂護大師及弟子蓮花戒入藏,逐漸奠定藏傳佛教的基礎,但此時仍有許多人反對。後寂護大師返印,敦請蓮華生大士由印度入藏,傳入密宗,折服了原來盛行的苯教,佛教於是得到了弘揚。 寂護與蓮華生大士入藏之後,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度僧出家,成立僧伽,並請譯師從梵文翻譯大批佛典,同時也從漢文翻譯一些佛經,據現存的登嘎爾目錄(布敦認為是赤松德贊王府所編),當時譯出的大小顯密經律論有738種(內從漢文轉譯的32種),故當時佛教流傳是很興盛的。蓮華生大師另一個重要的貢獻,是他吸取了許多西藏傳有的傳統與信仰的元素,加入印度佛教之中,使得佛教信仰得與在西藏生根,建立了獨特的藏傳佛教風格。 當時唐朝禪師摩訶衍(Mahayana),藏文稱其為「和尚」(Hva-san)或「大乘和尚」(Mahāyāna Hva-san)入藏宏揚禪宗,後與蓮花戒辯論失敗,赤松德贊下令不得再修頓門法[1]。因為西藏王室刻意壓抑漢傳佛教的影響力,使得漢傳佛教無法進入西藏。但是在西藏固有的大圓滿、大手印傳承中,仍然可以看出它受到漢傳佛教影響的痕跡。 在九世紀中葉,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壞,即朗達瑪滅佛,曾有一段時間(公元842-978年)佛教沉寂了。後來由西康地區再度傳入,藏傳佛教又得復甦。在朗達瑪滅佛後,因經典散失,開始有人發掘編輯舊有保留的佛經,稱為伏藏,根據前弘期舊譯經典及伏藏所建立的教派稱為寧瑪派,又稱舊派。而在朗達瑪滅佛之後,重新由印度取回重譯的經典,稱新譯。西藏史上稱朗達瑪滅法之前為前弘期,之後由大譯師仁欽桑波重興的佛教為後弘期。此後印度的佛教學者,特別是遭遇變亂時期的那爛陀寺、超岩寺等的學者,(印度比哈爾邦省的佛教各大寺廟在1203年被入侵軍全部毀壞),很多人前往西藏取經,傳譯事業因而興盛,著名的譯師有馬爾巴等人。 十一世紀時有孟加拉佛教大師阿底峽尊者入藏(1042年),又大弘佛法,重建僧伽,傳播中觀應成派大義,同時藏族比丘仁欽桑波(寶賢)等翻譯了很多的經論。 印度傳入西藏的佛學,主要的稱五大部,就是『因明』,『戒律』,『俱舍』,『中觀』,『現觀莊嚴論』。藏文大藏經(包括《甘珠爾》和《丹珠爾》)近六千部中絕大多數是直接由梵文翻譯的,少數是從漢文轉譯的,因此,印度後期佛教的論著豐富保存在藏文大藏經裏,尤其是因明、聲明、醫方明等論著數量龐大,這些譯著都非常重要。 喇嘛教傳播的另一高潮是在明神宗時代,俺答汗與索南嘉措在青海仰華寺見面殿下在蒙古傳播的種子,蒙古源流說,俺答汗的從孫切盡皇台吉是第一位信仰喇嘛教的皇族,到十七世紀中幾乎所有蒙古人已信仰喇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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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一、藏语的基本特征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二、各具特色的方言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论文题目介绍如下:

1、家训文化融入当代家庭教育的探讨——以四川资州《王氏族谱》为例。

2、外部教育支持下的家庭教育支出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CFPS的实证研究。

3、那曲市家庭教育需求现状与改进的路径思考——基于教育扶贫的视角。

4、家庭教育对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影响及改进策略。

5、个人所得税改革与家庭教育支出——兼论教育负担与教育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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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

2020年12月24日,《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提出,本科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2%。

而凿刻年代稍迟(1903-1912年间),也属于藏传佛教系统:宣统元年甲戌月吉日立;观音洞 这是洞门上方文字,即横幅(扇面形)。洞门两边刻一副对子,(对于我们而言的)右联:...www.wsdxs.cn/html/lishi

西藏旅游毕业论文摘要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一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地域性特征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建议把“我国西藏地区”这几个字改成“西藏自治区”比较简洁。因为你强调“我国”实属多此一举,就好像你写论文说“我国河南省”,“我国青海省”之类的,画蛇添足。“西藏自治区”就是国家对于西藏的行政区划,已经表达出了西藏的状态,因此建议用“西藏自治区”比较好。另外我们当年写论文的时候要求将题目和摘要翻译成英文,不知你们是否有这个要求,“我国西藏地区”这几个字翻译成英文比较有歧义,“我国”不好翻译,硬翻不伦不类,“西藏地区”翻译成英文就是Tibetan Areas,但是这个意思就是整个藏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康巴藏区和安多藏区,会产生歧义。还有就是语病,特色旅游发展的意义尚通顺,特色旅游发展的建议有些主宾不分,因此建议修改为《发展西藏自治区特色旅游的意义及建议》或者《浅析西藏自治区特色旅游发展--意义及建议》,内容可着重于介绍西藏(河蟹)独特的人文环境,地理优势,分析与其他旅游地不同的地方,再加上一些数据。人文方面就是藏传佛教寺院,神山圣湖的独特性,地理优势方面就是徒步,骑行,漂流,登山等。建议则可由规范化,产业化等等方面入手。

西藏大学毕业论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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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题目,学院,专业,学生姓名、班级,学号,指导老师姓名和职称,评阅老师姓名和职称,编写时间等内容

中国西藏杂志

西藏是个盛产激情的地方,爱情的种子却很难发芽生长。真实反映西藏传统婚俗的爱情小说,定义海拔3700米的爱情,西藏女作家多吉卓嘎倾心创作的情感经典。这是一部既真实又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佳作,这是一段现代情感与传统观念融合的心灵历程记录,这是一幅多角度反映西藏人文风情的画卷……你了解西藏、了解生活在雪域圣地的这群人和她们的情感吗?这本书,会带给你一个情理之中却意料之外的答案!在众多反映西藏生活的文学作品中,《藏婚》是其中令人眼前一亮的小说。民族习俗和奇异的生活画卷把一场男女青年的婚恋装扮得异彩纷呈。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在一个家庭一个人物身上多重交叠,整部小说鼓荡着远古的风范和当代的气息。作者没有停留在表现一妻多夫猎奇的层面,而是把重点放在了这种婚姻形态带给家庭和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上,使我们在体会一种另类生活的同时,被人物的命运所感动。这就是这本小说的价值所在。《中国西藏》杂志社副社长金志国《藏婚》以独特的角度,对西藏传统的一妻多夫制婚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同时通过现代拉萨的世俗生活,从女性视角进行了对比。作品虽然涉及藏族一妻多夫制婚姻这样较独特和敏感的题材,但没有猎奇心态.而是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来解读和描述,使之成为一种较为严肃的探寻,这是值得肯定的。西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吉米平措卓嘎是真实的,起码她的生活是真实存在的,当然也有加、减、乘、除的成分。“卓嘎”和“好好”,小说里的这两个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女性,被作者摆到了同一个地方——西藏,还让她们爱上了同一个人——嘉措。然而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她们又有了如此不同的生活和表现。很有意思,又那么真实。其中人类的本性和极富哲理性的东西不言自喻。西藏自治区摄影家协会主席德穆·旺久多吉

一)贯彻执行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对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调查研究;向县委反映情况,提出全县开展统战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检查统战政策执行情况,协调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关系。(二)负责联系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及时通报情况,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研究、贯彻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落实中央、省、市和县委关于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的工作,为县委同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做好组织联系工作;受县委委托,向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通报县委精神;支持、帮助各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培养选拔新一代代表人物;协助有关部门帮助民主党派改善工作条件。(三)负责调查研究,协调检查有关民族和宗教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联系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举荐工作。(四)负责开展以祖国统一为重点的海外统战工作,联系香港、澳门和海外有关社团及代表人士;做好台胞台属的有关工作。(五)负责党外人士的政治安排;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培养、考察、选拔、推荐、安排党外人士担任政府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的工作;做好党外后备干部和新的代表人物队伍的建设工作;协助县工商联做好干部管理;协助有关部门管理乡镇党委统战干部。(六)调查研究并反映我县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情况,协调关系,提出政策建议;团结、帮助、引导、教育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七)调查研究党外知识分子的情况,反映意见,协调关系,提出政策建议;联系并培养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八)负责开展海内外统一战线宣传工作。(九)负责指导乡镇党委统战工作和统战干部的培训工作,协调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统战工作;指导国有大中型企业、县属学校、科研单位的统战工作。领导县工商联党组、指导县工商联工作;联系县民族宗教局、侨办、侨联等单位。(十)管理县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县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领导和管理县社会主义学校;指导县台胞台属联谊会工作。 求采纳

中国宗教是宗教局出版的,绝对权威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是党中央主管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党中央在统战工作方面的参谋和助手。

中国共产党建立专门的统战工作机构是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开始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中共代表团驻国民党统治区武汉,专门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工作,这是最早的统战工作性质的机构。

中共中央就为统战部门确定了“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调整关系,安排人事”的基本职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后,爱国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战部门的基本职能内涵加深了,内容更加丰富。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先后发电,决定成立新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管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并具体负责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工作。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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