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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是民间传说驱除瘟疫的神。为驱除疫鬼，我国许多地方都有迎神赛会的习俗，赛会由巫师主持，内容主要是民间说唱与巫教的祭祀活动。从事祭祀演唱的人，都要戴面具，一唱众和，是世界最早的假面舞派对话动。这种赛会，在湘西称为傩戏，其中辰州傩戏已经入选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辰州傩戏是湘西傩戏中最神秘古老的一种，现在保留的剧目有《孟姜女》、《七仙女》、《龙王女》、《鲍三娘》四大本和《蛮八郎卖猪》、《三妈土地》、《观花教子》等小本戏。 辰州傩戏以保留较为鲜明的古巫遗风而独树一帜，被称为世界戏剧活化石，引起国际巫傩文化研究人员的注意与重视。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的沅湘巫傩文化研讨会，曾指定在古辰州辖地，今湖南沅陵县七甲坪镇召开。 七甲坪傩戏在鸣锣开唱前，先要在堂上设神坛，坛上供奉傩公傩娘，坛后要张挂彩绘的五岳神象。而且坛前还要布置彩纸扎的三洞桃源门，象征远古人类居住的岩洞。戏台则扎在堂屋门前。请班子的东家，目的是酬神许愿，因此他们请班子来演唱傩戏，被称为“还傩愿”。 还傩愿供奉的傩公傩母，传说是远古时候的两兄妹。有一天，兄妹俩的父亲，捉住了雷公，把它关在一口大缸里，准备杀了来吃，因为正好家中没有盐了，父亲就出门找盐，临走时一再交待兄妹俩，不可揭开缸上的盖子，千万别放跑了雷公。 兄妹俩当时答应的蛮好，可等父亲一走，就起了好奇心，想偷看雷公到底长的啥样。雷公于是哀求兄妹俩放它走，兄妹俩不敢，雷公就求给口水喝，对于这个要求，兄妹俩应允了。谁知雷公喝了水，一下就来了劲，它飞出大缸，现了原形。临别时，从口中拔出一颗牙齿交给兄妹俩说：“你们把这颗牙齿栽了，到天下发洪水时，牙齿会结出一个大葫芦，可保你兄妹二人逃生。”兄妹俩就照雷公的话做了。 后来，果然天象漏了似的，大雨不断，接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大地洪水泛滥，所有陆地，全被淹没了，一切生灵，都让洪水吞噬了。人类只剩下傩氏兄妹俩靠着雷公牙齿为种，长出的葫芦舟，得以幸存。 洪水退后，上帝为重生人类，就下旨要傩氏兄妹结为夫妻。兄妹俩认为这有违伦理，起初都不愿意，后来上帝显出种种迹象，表明这是神的旨意，兄妹俩终于在经过相追、剖竹、高山滚磨等等后，确信了他们的婚姻是神的意愿，于是兄妹就成夫妻，人类又开始得到繁衍生存。这就是最古老的“血缘婚”。 因为傩氏兄妹虽然根据神的旨意，结为夫妻，但毕竟二人还是兄妹，内心存在着羞愧，于是每日相处，都以面具遮脸，这种面具，演化到后来，就成为人们还傩愿时必不可少的傩面具。 现在的傩面具，大多是工匠用木材雕刻而成。其时，在古代，傩面具通常都是青铜制成的。而这种以青铜制造面具的历史，大约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那时，生活在湘西崇山峻险中的古代先民，为纪念自己的首领蚩尤，也为了与大自然搏斗生存，无论是牧鱼还是游猎，都戴着狰狞恐怖的面具。即使在酬神还愿的歌舞娱乐时也不摘下，久而久之，就融入了傩戏之中。因傩戏的流传而将古代的这种假面舞戏剧形势保留了下来。 上古时代，中国主要有三大宗族集团，它们是夏族集团，夷族集团与黎苗集团。当时，黎苗集团生活于今河南中南部及湖北、湖南一带，其领袖人物就是蚩尤。在当时，由于湖南的金属矿特别丰富，很多裸露山外，森林被焚后，这些金属矿被熔化变形，而且比石头还要坚硬。这使黎苗部落最先掌握了冶炼技术，先于其它两大集团跨入青铜器时代。蚩尤指挥族人冶炼出铜剑、铜盔，并投入与夏族争夺中原的战争。 史书载蚩尤部“兽面鸟语”，就是指其部的动物头盔及民族语言。蚩尤的兵器与实力虽强于夏族，夏族首领轩辕（即黄帝）在用兵上却胜于蚩尤，他采用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把蚩尤引到夏族与夷族交界之处的涿鹿，使蚩尤劳师远征，终成疲惫之旅，而后大举反击，终于打败蚩尤军，擒杀蚩尤。 蚩尤残部，或降或逃。降的，渐渐与夏族融合，逃的，则逃过长江，躲进湘西大山，才免杀戮，得于生存。 为在恶劣环境下生存下去，幸存的人们虽远离了战争，但仍不丢弃造型狰狞的面具，他们戴着它，一是对蚩尤的缅怀，二是可以此吓住山中野兽。久而久之，历代相传，就演变为今天的傩神面具与傩戏。
nuó形声。从人,难声。本义:步行有节度(1)同本义 [temperance;abstinence]巧笑之瑳,佩玉之傩。――《诗经·卫风·竹竿》(2)指古迎神赛会 [an ancient festival to exorcise the devil causing any plague]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阼:古指东面的台阶。)――《论语·乡党》(3)古代腊月驱逐疫鬼的仪式：～舞。～戏（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演员戴木面具，多用反复的、大幅度的程式动作表现请神驱邪、祈福及简单的战斗故事）。～神（传说中驱除瘟疫的神灵）。傩祓 驱除疫鬼,祓除灾邪傩逐 驱除疫鬼仪式中所唱的歌傩鼓 驱除疫鬼仪式中敲击的鼓声傩神 nuóshén [the god driving away the plague] 迷信传说中的驱除瘟疫的神傩戏 nuóxì [kind of a local opera] 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流行于安徽贵池、青阳一带以及湖北西部山区。戴柳木面具的演员用反复的、大幅度的程式舞蹈动作表演,多在节日演出郑码：NXNI，U：50A9，GBK：D9D0笔画数：12，部首：亻[编辑本段]傩文化傩文化傩是黄河流域惟一的古傩戏，被称为“戏剧活化石”。它是上古时代图腾崇拜时期的一种仪式，目的是祈求神灵逐鬼除疫，保佑百姓过上安宁生活。傩文化是巫文化发展到后期而应运而生的，当时的人类已进入农耕时代，而此时鸟类是农耕的重要帮手，所以，傩也就是人们进行的一种祭祀活动，而祭祀的对象就是鸟。像这样的东西直接到百度百科上查就知道了
傩是黄河流域惟一的古傩戏，被称为“戏剧活化石”。它是上古时代图腾崇拜时期的一种仪式，目的是祈求神灵逐鬼除疫，保佑百姓过上安宁生活。 傩文化是巫文化发展到后期而应运而生的，当时的人类已进入农耕时代，而此时鸟类是农耕的重要帮手，所以，傩也就是人们进行的一种祭祀活动，而祭祀的对象就是鸟。
傩文化傩文化，傩是黄河流域惟一的古傩戏，被称为“戏曲舞蹈的活化石”，由于傩中最重要的祈福、驱役逐鬼之神是陕西西安户县钟馗故里的钟馗，人们往往直接将傩称为“跳钟馗”，它是上古时代图腾崇拜时期的一种仪式，目的是祈求神灵逐鬼除疫，保佑百姓过上安宁生活。 傩文化是巫文化发展到后期而应运而生的，当时的人类已进入农耕时代，而此时鸟类是农耕的重要帮手，所以，傩也就是人们进行的一种祭祀活动，而祭祀的对象就是鸟。 傩(nuo)和傩祭、傩仪是一种世界性的古文化事象，它以驱鬼逐疫、酬神纳吉为目的，以巫术活动为中心，是原始民族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及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经历过原始社会阶段，有过信仰原始宗教的历史，并产生了本民族的宗教职业傩舞者——巫。巫师为驱鬼敬神、逐疫去邪所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称为傩或傩祭、傩仪。傩师所唱的歌、所跳的舞称为傩歌、傩舞。傩戏又是在傩歌、傩舞的基础上出现的。中国巫文化的起源与史前社会的图腾制有关，在中国的古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傩文化的记载。当今中国一些地区，还保存着相当完整的傩戏，便是古老傩文化的载体。傩戏是由傩祭、傩舞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娱神与娱人相结合的古朴、原始、独特的戏曲样式，一直在民间传承，成为我国傩文化的“活化石”。 傩和傩戏在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神话学、文化交流史和戏剧发生学等相当广泛的学科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近年来，在广泛发掘各地傩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了一门跨文化研究的新学科--傩学。傩文化在我国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中国的傩，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各有特点。以服务对象、演出对象和演出场所划分，分为民间傩、宫廷傩、军傩和寺院傩四种。土家、壮、侗、仡佬、苗等民族的傩戏属民间傩；地戏、关索戏属军傩；藏族聚居区大寺院的跳鬼，包括北京雍和宫的正月跳鬼属寺院傩。据有关专家调查表明，贵州是我国傩戏最多，品种较齐全的省份，因而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兴趣，美国、日本、法国、西德等10多个国家的专家多次专程前往考察。傩是黄河流域惟一的古傩戏，被称为“戏剧活化石”。它是上古时代图腾崇拜时期的一种仪式，目的是祈求神灵逐鬼除疫，保佑百姓过上安宁生活。 傩舞傩文化是巫文化发展到后期而应运而生的，当时的人类已进入农耕时代，而此时鸟类是农耕的重要帮手，所以，傩也就是人们进行的一种祭祀活动，而祭祀的对象就是鸟。江西南丰傩南丰傩历史悠久，几经演变。南丰古属扬州，商周已有先民开发，春秋战国时先为吴、赵、楚之属地，兼受吴赵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南丰县志》曰"吾乡信鬼而好坐"，"南方淫祀，自古已然"这样的环境为南丰跳傩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据南丰县紫霄镇余氏重修族谱中的《金砂余氏傩神辨记》称：汉代吴芮将军，驻兵军山时，对丰人语曰："此地不数十年，必有刀兵，盖由军峰耸峙，煞气所钟，凡尔乡民一带介在山陬，必须祖周公之制，传傩以靖妖氛。"由此可知，当时"傩"是为靖妖驱疫而"舞"的仪式。 从南丰傩舞的品种上分，既有传统的大傩舞，也有衍生的竹马、和合、八仙等杂傩舞，还有傩戏《孟姜女》和傩舞与狮舞结合的《打大狮》。从傩舞的仪式上看，大致分为起傩（下殿）、演傩（跳傩）、驱傩（解傩、搜傩、搜除），圆傩（上殿）四段仪式，每段仪式有规定的礼仪和套数，傩乐、傩服、傩具、傩歌丰富多彩，神词、赞诗、符咒内容丰富。从傩舞的内容上看，大多取材神话传说及 历史典故，既有驱鬼逐疫的《开山》等节目，也有演义传奇人物的《关公祭刀》等，还有农耕文化情结的《獭捉鲤鱼精》等，现今还保存了近百个优秀传统节目和2000多个傩面具。从表演特点来看，还有文傩与武傩之分，单人舞、双人舞和多人舞之分。 南丰傩仪结构复杂，由跳傩仪式、杂傩仪式等构成。跳傩仪式由起傩、跳傩、驱傩等基本程序构成；杂傩仪式有"跳竹马"、"跳和合"及"跳八仙"仪式三种。南丰傩仪中的舞蹈形态众多，现保留82个，其中包括单人舞《开山》、《钟馗》、《财神》、《哪咤》，多人舞《跳判》、《傩公傩婆》、《对刀》，技巧舞《演罗汉》、《观音坐莲》、《普贤骑象》及舞剧节目《西游记》等。南丰跳傩面具造型各异，千容百态，有180种之多，其中包括驱疫神祗、民间俗神、释道神仙、传奇英雄、精怪动物、世俗人物等。其所用道具法器名物众多，主要可为五类，兵器军具类包括斧、刀、枪等，法事器具类包括铁链、桃剑、棕叶等，灯烛炮杖类包括火把、蜡烛等，食物供品类包括三牲（肉、鱼、鸡）等，生活用具类包括手巾、镜子、酒杯等。南丰跳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地方风味浓郁，文化底蕴深厚，深受民众的喜爱。 南丰傩风格古老稚拙、粗犷豪放，具有原生形态特质，因在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等众多领域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被誉为"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1992年8月江西省文化厅正式命名南丰为江西"傩舞之乡"，1996年11月，国家文化部命名南丰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傩舞艺术)"。 南丰是"中国民间艺术(傩舞艺术)之乡"，更是江西的"傩舞之乡"作为中国傩文化的典型代表，南丰"跳傩"所包括的丰富内容和遗存形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南丰"跳傩"是一种艺术复合体，它的傩舞、傩面、傩乐都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南丰"跳傩"是中国傩文化的一个代表，也是亚洲汉字文化圈内的一种文化遗存。中国的傩文化和许多国家类似文化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城镇化发展趋势的加强，南丰跳傩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民俗生态依托渐失，艺人队伍后继乏人，傩班渐减。有鉴于此，急需加以保护扶持。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南丰跳傩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徽贵池傩贵池民间素有“无傩不成村”的谚语。几乎清代以前居住于此的家族都有傩事活动。目前，流行在贵池东、南部的众多村落以及青阳县的陵阳、杜村等乡。它的活动，仅仅以家族或不同家族因地缘关系或姻亲关系而建立起的社祭祀圈为范围。反映出古老的农耕文化特色。 傩，源于原始社会的逐疫，甲骨文中即有室内驱赶疫鬼的卜辞。《论语·乡党》已有“乡人傩”的记载。到了汉代，宫迁每年举行“大傩”仪式，除了戴面具摹仿十二种神兽，舞蹈驱除鬼魅外，还有手执鼗鼓的侲子合唱礼神的歌曲。贵池的逐疫活动也称作“傩”，当是沿袭了中原的古代傩文化传统。倡贵池地处长江以南，古代为吴越和荆楚之地，属水稻作业区，所以，贵池傩又具有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它是中原文化与越、楚文化长期交融的产物。傩在贵池流传的历史，不见史籍记载。明代《嘉靖池州府志·风土篇》最早对贵池一带的傩事活动作了简单勾勒。记载的活动内容与今日对比，仍然基本相同。清人郎遂编纂的《杏花村志》记载池州府治的四乡傩队八月十五日朝觐梁昭明太子萧统（池人奉为“土主”）的活动最为详细。证明，在清顺治以前，贵池每当秋季，要举行全境范围的朝觐“土主”活动体现着对土地春祈、秋报的农耕文化传统。从现存的仪式舞蹈、戏剧和音乐以及民俗活动各方面考究贵池傩是长期文化积淀的产物。它既有着原始的自然崇拜的内涵，也受到儒、道、佛教文化的影响；在艺术方面，古代文化的层累面也很清晰地展现，如汉代的绂舞、矰舞，唐代的胡腾舞、西凉伎等；在戏剧方面，也可以看出变文、词话、傀儡、村俚歌谣及至宋杂剧、南戏对傩文化的影响。因此，贵池傩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 清咸丰以后，由于多次战争影响，傩事活动在贵池逐渐式微，一些家族的傩戏失传，未失传者也由于中辍时间过长而呈现伎艺的退化。60年代后期，傩事活动曾一度匿迹。1982年以来，在一些村庄陆续恢复演出活动。河北武安傩武安傩由祭祀、演出两大部分组成，两部分有时分别单独进行，有时交叉举行。举办时间为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祭祀由请神、迎神、祭神、送神四部分组成，据固义村老年人回忆，旧时要摆60多个神灵牌位。演出主要有队戏（包括脸戏，即面具戏）、赛戏、花车、旱船、舞龙、舞狮、霸王鞭、武术等民间艺术形式，直接参加演出的达600余人，把辅助人员算在内不下千人。 武安傩的重头戏是捉黄鬼。捉黄鬼是一出沿街演出的哑剧，其角色有阎罗王、判官、大鬼、二鬼、跳鬼和被捉拿的对象黄鬼。黄鬼既是洪涝、虫害、疫病等灾异的人格形象，又是人间忤逆不孝、欺小凌弱等邪恶势力的代表。通过对黄鬼开膛抽肠和一系列仪式，表现了百姓战胜自然灾害，向往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呈现鲜明黄河流域文化特征的武安傩戏，其规模之巨大、气势之雄浑、内容之丰富、历史文化意蕴之深厚以及群众参与的狂热程度，为全国罕见。据悉，河北省已将“武安傩”列为全省十大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之一。 据专家考证，武安傩至今至少有500多年历史，文革期间视为迷信活动停止演出，1987年元宵节恢复。一般情况下，傩戏演出须三年连续举办，然后再停三年。如遇重大社会变故或自然灾难，随时应变。江西萍乡傩萍乡傩之所以被傩研界称为中国傩文化的宝库，除了它源远流长外，也是因为它具备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傩庙、傩面具和傩舞这三大宝。这三大宝中的傩庙数量多、规模大，可称为全国之冠。而古傩面具的遗存可堪称中国之最。在萍乡，记者了解到，萍乡傩阵容庞大，一堂傩最多时竟有126个面具。那么，流传至今的萍乡傩面对数千年的多元历史文化冲击，是否玉瓦俱全呢？ 萍乡流传着关于“铜面具”的传说。据说古时傩面具全为铜制。一千多年前，因“亵渎了神灵”才绝迹，改用樟木雕刻。现民间流传着“大安里的皇帝———轮流做”的歇后语颇有来由。一种说法是指五个傩队为争最后一个铜面具而大打出手，最后由族长调解，五个傩队每年轮流供奉铜制面具。 萍乡“五里一将军，十里一傩神（庙）”之谚将傩推进鼎盛时期。据考证，其原因是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的洪武元年，立即派安徽籍人氏杜谷珍接任萍乡知州，因时发大疫，杜谷珍是个傩信奉者，因此借傩驱疫遍及萍乡每个村落。到了清代，萍乡县令胥绳武曾用萍乡方言作过一首咏傩诗：“五隅年例扮迎春，忙煞城里城外人；所幸太平没个事，我随你去跳傩神”。可见傩祭已成为萍乡官民同乐的文化活动之一。 危远辉说，199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傩学研究会顾问薛若林考察萍乡傩文化时，盛赞“萍乡傩文化三宝俱全，全国少有”。 不但如此，中央美术学院梁任生教授也说：“江西萍乡傩文化很精彩，其中有的更具人物色彩，也即是以当地百姓形象为依据着力创造的形象。”想必，震撼梁教授的除了傩舞、傩面具和傩庙之外，傩神每逢“出洞”（出行），扫堂（又称扫荡）所带的兵器、用来放置唐、葛、周三大将军面具的傩轿、古朴而又绚丽的傩服，都让梁教授心潮澎湃。 “活化石”萍乡傩终于迎来了八方赞誉：1991年，萍乡傩参加北京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展，一件3000多年前的石傩兵器和一批古朴豪放的傩舞录像，引得首都观众和各地学者的赞赏；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感叹说：“你们为挖掘抢救古文化做了一件好事”；法国全国艺术委员会主任吉莱姆留言：“看到萍乡的傩文化，好像小孩第一次看到月亮一样新奇”的赞叹……江西傩文化傩文化是江西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全赣有南丰的石邮傩、乐安的流坑傩、婺源的长径傩、万载的沙桥傩、萍乡的车湘傩、德安的樟树傩，赣州的客家傩等等多种地方形式。 中国其他地区也有傩戏的演出。但江西傩与众不同的特征是既分文傩又分武傩，文傩以演生活小戏为主，而武傩大多以兴废战事、君臣忠烈、演义志传为内容，以表演武力、斗技为主。 万载沙桥傩以民间流传的各种天上、人间、阴间神性人物为傩，共二十四个。在十七种傩事节目中，大部分是武傩，且不限于简单傩仪，多演有情节的傩戏，其中关羽戏是重点。《古城会》独存于赣剧“十八本”之中，这多因为江西傩偏好以关羽为重点的戏码。 乐安流坑傩已由仪式转向娱人化，多演《西游》、《封神》、《三国》等题材，而且武傩逐渐具有了实用价值。乐安流坑道光十九年（1839年）胤明房谱《乐邑流溪董印明房傩神会略》云： 古者岁终而时傩，吾乡之举此神，犹古之道也。我先祖立庙北垣，就拱宸门上架造敌楼。祭炎储关帝，旁纳诸傩神面。所由来者，吾族地居谷口，实为闽广山寇经途，扰攘之时，屡遭其害。我先世尝修武备，借戏舞以为训练，内以靖其氛，亦外以御其侮也。然而事虽近戏，而周礼部废，似亦未敢厚非，一举而两得。古之人有行之者，吾何以未独不然哉?因以纪其事。每年终月，弟子操习拳棍团牌。新春月之初，结合演戏，装扮古传，成部教演战阵兵法。（《千古一村》，周鸾书，401页） 明·嘉靖时闽广江西经常受山寇滋扰，流坑傩以“操习拳棍团牌”、“成部教演战阵兵法”、抵御流寇为主要目的，因此“武傩”成为首选。 江西悠久的傩事活动与目连大戏的演出传统，对赣剧传统剧码与演出风格具有重要影响，形成此地英雄演义剧作拥有广阔舞台的事实。但随着南戏其他声腔的发展，明代的弋阳腔从南戏和传奇中移植了一些剧码，如《珍珠记》、《卖水记》、《长城记》、《八义记》、《三元记》、《鹦鹉记》、《白蛇记》、《十义记》、《洛阳桥记》、《清风亭》、《乌盆记》和《摇钱树》等。这批早期剧码与弋阳腔的结合，虽然影响到民间常演的高腔剧码，成为“十八本”的剧码，但它们的侵入仍然不会消减目连连台本戏的地位。如江西高腔的各种演出仍以演历史戏为主。每年在各种演出活动中，历史剧占有很大比例。如庙台演剧就有严格的规定：不准“三脚班”进庙演戏；每年请大班演出庙会戏；正月唱“五贤戏”(又称“大神戏”)、五月唱“端阳戏”、六月唱“关爷戏”。
傩文化是巫文化发展到后期而应运而生的，当时的人类已进入农耕时代，而此时鸟类是农耕的重要帮手，所以，傩也就是人们进行的一种祭祀活动，而祭祀的对象就是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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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傩文化？傩文化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一种原始信仰，是指导人们思想言行的一种“意识形态”。简而言之：从原始信仰的角度来说，“傩文化”就是“神农文化”。是古代中国农耕民族为了祭祀农神———傩神而创造出来的原始文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由于古代中国的农耕民族是神鸟的崇拜者，所以“傩文化”也就是“鸾(luan)文化”；从生产的角度来说，由于古代中国的农耕民族最早种植的是糯稻，所以“傩文化”也就是“糯文化”。由于原始人的语言简单，同一文化中的不同内涵，往往是用一个相同的音加上声调变化来表达，有了文字之后，就用象形、会意、记音等方式来区分。因而就出现了这一类同音异字的复杂现象。傩文化为什么要叫“傩”呢？要知道什么是傩文化，首先得了解什么叫“傩”。“傩”这一名称，用的并不是汉族的语言，用的是侗台语族的语言。傩，音挪(nuo)，在侗台语族中，这一个音符只要变化声调，就可以代表许多事物。侗台语族称稻、田、鸟、人、民族等为“傩”，故“傩”有祭祀稻神、田神、水神、鸟神、祖神等多种含义。中国字是象形文字，由象形、会意、记音三要素组合而成。它的意义往往包含在它的象形之中。傩字的繁体字由“亻”、“堇”、“隹”三字合成，“亻”字表示它与人事有关，“堇”是记音，“隹”就是雀。因此，“傩”就是崇拜神雀的农耕民族所举行的“神雀祭”。“傩文化”就是因祭祀神雀而产生出的一系列“神雀文化”。雀、鸾是一音之转，因此，这种被中国人崇拜的神雀，也就是鸾鸟，在中国古籍上有雀、雒、鸾、丹雀、彩鸾、鸾凤、丹凤、凤凰等种种称谓。这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傩文化”就是“鸾文化”的原因。为什么说“傩文化”又是“糯文化”呢？我们所吃的大米饭，在历史上曾有过三次较大的演变。中国的先民最早栽种的水稻是糯稻，随后，因为原始的糯稻产量很低，而且脱粒困难，又培育出了产量较高、容易脱粒的“粳稻”，即“中国粳”。最后，又推广了产量更高、可用机械脱粒的“籼稻”。“喝水不忘挖井人”嘛，中国便把最早栽培的稻子，依旧叫“糯”，随后栽培的稻子命名为“粳”(古读“更”，今读“京”)，最后推广的稻子命名为“籼”了。但因籼稻也有“籼”、“糯”两种，为了进一步区分，便把原始“糯”命名为“粳糯”，籼稻中的“糯”命名为“籼糯”，解决了名称混乱这一矛盾。在历史上，“种糯民族”被称为“糯民”，“糯文化”则是“种糯民族”创造的文化。在中国古籍上，往往称中国的南方民族为“雒民”、“倭人”、“僚人”、“骆越人”，字面虽不同，但都是“糯”字的一音之转。傩文化的诞生地在哪里呢？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处于北纬30度左右。中国的文明是农业文明，中国农业文明的核心文化是水稻文化。水稻是一种喜暖畏寒、宜水忌旱的农作物。因此，只有在北纬30度左右，具有平原和沼泽地貌的地区最适合水稻的生长。中国南方的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大面积水域和它的水源地都有可能是水稻文化的发祥地。由于“傩文化”是农耕时代的意识形态，它只能依附农耕文化才能生存。因此，它也应发祥于上述地区。根据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水稻文化的发祥地，应以中国第一大湖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为首选。洞庭湖地区正处于北纬30度的锦绣江南，延绵八百里的水域处处都有广大的沼泽地，是生长野生稻的理想环境，有发展农耕的最佳条件。水稻文化的发祥地应该是具有万古粮仓实力的湖湘地区。作为水稻文化的意识形态，傩文化当然也应产生在这一地区。洞庭湖地区不但出现了9000年以前的彭头山遗址，而且还有大批时代相近的文化遗址，犹如众星拱月似的环绕着彭头山遗址，连绵千余里，持续数千年。不像其他地区，有的虽然有古老的历史，但后继乏力，没有历史相近的遗址来传承它的文化，有的地方虽然遗址密布、文化发达，但历史却没有洞庭湖地区悠久。更具体一点，中国最早的农耕定居点及傩文化艺术的发祥地，竟都集中在过去被人称为蛮荒之地的湖南西部的古黔中地。傩文化离我们这么久远，研究傩文化有什么现实意义？傩文化是一种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就像“儒家文化”是封建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一样，“傩文化”则是古代中国原始社会农耕阶段的意识形态。因此，研究“傩文化”与研究“儒家文化”的意义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但由于“傩文化”是中国原始时代的意识形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极力推崇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学说：“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社会”的哲理，中华文明的“文明要素”就在古老的傩文化之中。因此，傩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文化DNA(基因)。我们研究生物的DNA，能够在生物学界产生一场空前的生物学革命，我们研究物质分子的DNA，曾导致了原子弹、宇宙飞船等尖端科学的诞生。我们也同样可以企望从中华文明之源的傩文化基因中，清除阻碍社会发展的有害基因，筛选能促进社会发展的有益基因，使我们的祖国能够突飞猛进地前进。“杂交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说：“旧式的驯化稻之所以不能再增产，完全是驯化过度的结果，要想进一步增产，就必须在驯化稻中注入野生稻的野性基因，获得远缘杂交优势，形成良性组合、恢复它的野性活力。”因此，如何利用文化基因的良性组合，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幸福、公正、公平、充满活力的未来社会，这就是研究傩文化的意义所在，也是我研究傩文化的最终目的。傩文化与湖湘文化是什么关系？考古发现已证明最早的水稻文化发源于湖湘大地，则作为水稻文化意识形态的傩文化的发祥地，当然也会产生在湖湘大地这一方热土上，因此，傩文化就是湖湘文化的根，至少也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中国的各个民族都对我们伟大的祖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若进行一次全国大评比，湖湘人创造的傩文化对我们伟大祖国的贡献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就目前的考古资料而论：临澧县竹马村出土了18000年前的高台式木楼，道县玉蟾洞出土了15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15000年前的圆形陶器，是湖湘人开辟了中国的第一块水田(彭头山文化)，是湖湘人开辟了中国的第一条灌溉水渠(彭头山文化)，是湖湘人修筑了中国的第一条街巷(彭头山文化)……就像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一样，在没有马克思主义之前，人民又笃信神灵的古代，傩文化就是当时指导中国农耕民族生产生活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因此，也可以这样说，中国湖湘文化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也就是在湖湘傩文化的指导下取得的光辉成就。
生命科学是通过分子遗传学为主的研究生命活动规律、生命的本质、生命的发育规律，以及各种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下面是由我整理的生命科学学术论文，谢谢你的阅读。
有机化学与生命科学的关系
摘 要：有机化学在生命科学发展中起着理论基础，研究工具，阐明本质的重要作用，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从有机化学的发展与生命科学，有机化学的主要研究成果与生命科学，有机化学研究的任务与生命科学，三个方面说明有机化学课程与生命科学中的关系。
关键词：有机化学;生命科学;关系
有机化学是生命科学的基础，有机化合物是构成生物体的主要物质，生物体中各种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性质以及它们在生物体内的的合成、分解、转化、代谢无不以有机化学为基础。有机化学产品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农业。如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化肥、农膜等保证了农业生产;兽医药、饲料添加剂促进了畜牧业生产。要正确地使用，必须了解这些有机化合物的组成、性质和生理功能。但是，目前有些学校的生命科学专业越来约忽视有机化学课程，课时越来越少，这样对学生的进一步学习不利，比如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后续课程的学习。本文将从有机化学的发展与生命科学，有机化学的主要研究成果与生命科学，有机化学研究的任务与生命科学，三个方面说明有机化学课程与生命科学中的关系。希望能引起从事生命科学专业人对有机化学的重视。
1. 有机化学的发展与生命科学有密切的关系
有机化学就其最初的意义而言，是生物物质的化学。1807年，J. F. Yon Berzilius首先把从活细胞中获得的化合物命名为有机化合物。那时人们对生命现象的本质还没有认识，因而便赋予有机化合物一种神秘的色彩，许多化学家认为有机物是不可能用人工的方法合成的，它们是“生命力”所创造的。但是1828年，F. Wohler从无机物氰酸铵制得了尿素，否定了关于“生命力”的假说，可以说是化学家第一次干预了生命科学。
随后有机化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有机物的结构研究和合成方法上，较少关心它们的生物功能。尽管如此，许多化学家的研究成果还是成为了生命科学发展过程的里程碑。比如，19世纪中叶，I. Pasteur关于左旋和右旋酒石酸经典式的研究，导致70年代Vanthof和LeBel碳原子四面体构型学说的建立，它是生命分子结构不对称性的基础。E. Fischer对碳水化合物立体化学和肽合成化学的贡献是这两大类重要的生命分子化学的奠基石。20世纪50年代，A. Todd建立的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化学结构，为Vatson-Crick DNA双螺旋结构的提出铺平了道路。60年代H. G. Khorana开创的磷酸二酯法合成寡核苷酸，不但证明了DNA上每三个碱基组成一个三联体密码子编码一个氨基酸从而提出了一套遗传密码，而且也开始了人工合成DNA的研究。化学家也将用化学小分子和化学工具研究生命体系。1985年H. Smith和K. Mullis发明了聚合酶链式反应(PCR)从而使分子生物学在技术上有了一个突破和飞跃。1988年SchrEiber在做靶向合成(TOS)天然产物FK506时发现FK506的结合蛋白FKBP12。1991年他们又利用小分子探针FK506和Cyclosporin发现他们可以抑制磷酸化酶神经组蛋白Calcineuin的活性。同时发现了可以生成FKBP-12-FK506神经组蛋白复合物和cyclophilin-cyclospolin-calcineulin的复合物。这些小分子同时与两个蛋白结合，而表现出的生物活性也是细胞内信号传导通路的分子基础。1992年，SchrEIber在美国《化学与工程新闻》发表了题为“用有机化学的原理探索细胞学”的论文，确信生命的过程就是生物体中化学变化过程[1-3]。
总之，有机化学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为现代生物学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价键理论、构象学说、反应机理等成为解释生化反应的有力手段，蛋白质和核酸的组成和结构研究，顺序测定方法的建立，合成方法的创建，酶催化机制的研究，模拟酶的合成的化学模型的建立，小分子探针技术，单分子激发的技术，单分子操作的技术等重大成就，为现代生物学及生物技术开辟了道路。有机化学与生物问题的密切结合是推动生命科学发展的有力柱，也将人们对生命过程的了解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4, 5]。
2. 一百多年来，有机化学的最高科学成果—— 诺贝尔化学奖综览
1901-2010年共110年，除去8年未授奖外，共授化学奖102项，其中有机化学方面得化学奖65项，占整个化学奖的63.7%。碳水化合物、光合作用得研究共8项;蛋白质、酶和核酸方面得研究共18项;甾族化合物、维生素和生物碱方面研究共8项;其它方面共31项。其中与生物相关的占34项。占有机化学的52.3%。由此可以看出有机化学与生命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3. 有机化学研究的任务与生命科学的关系
有机化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分离提纯、物理有机化学、合成。分离提纯即分离、提取自然界存在的各种有机物，测定它们的结构和性质，以便加以利用。物理有机化学是研究有机物结构与性质间的关系、反应经历的途径、影响反应的因素等，以便控制反应向我们需要的方向进行。合成是在确定了分子结构并对许多有机化合物的反应有相当了解的基础上，以由石油或煤焦油中取得的许多简单有机物为原料，通过各种反应，合成我们所需要的自然界存在的，或者自然界不存在的全新的有机物[6]。
3.1 有机化合物的分离提纯与生命科学
有机化学的分离提纯与生命科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天然有机化学，二是分离与分析。
天然有机化学是研究动植物(包括海洋、陆地和微生物的次级代谢产物)及生物体内源性生理活性物质的有机化学。目的是希望发掘有生理活性的天然化合物，作为发展新药先导化合物，或者直接用于临床或为农业生产服务。天然有机化学的发展与国民经济有密切的联带关系，对于开发新型药物、新型农药至关重要。我国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又有几千年传统防治疾病的经验积累，在我国大力发展天然有机化学的研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对内源性生理活性物质的发现及其生理活性研究，又开辟了天然有机化学研究的新领域。充分利用开发我国动植物资源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努力开拓新的生理活性物质，为国民经济服务是天然有机化学的重要任务。
分离提纯和分析的紧密结合是有机分析的一大特点。在生命科学中也涉及到复杂系统的痕量或微量的有机物分离分析问题，比如生物活性物质的提取和分析等。气相色谱的发展是高效分离的突破口，而高效气相色谱和高效液相色谱是现代分离技术的基础。在气相色谱中新型高选择性的耐高温固定相(如手性固定相和异构体选择性分离的固定相)仍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液相色谱中选择性色谱柱和选择性流动相
的应用发展是今后若干年中的主攻方面。细径柱的合理开发，多维色谱以及以色谱为主的系统分析网络将使复杂系统有机痕量物质的分离和分析跃上新的台阶。超临界流体色谱，包括毛细管柱超临界流体色谱是正在发展中的新技术。毛细管电泳是生命科学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新型的高效技术，在蛋白质和核酸的分离方面已显出极大的威力，是有很强发展活力的新领域。核磁共振波谱技术在谱仪性能和测量方法上有了巨大的进步，其中二维方法的发展已成为解决结构问题最主要的物理方法。NMR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如何得到更多的相关信息、简化图谱、提高检测灵敏度和发展三维核磁共振技术。质谱技术最突出的进步是新的解析电离技术的发展。随着接口技术的进步，联用技术的应用面更扩大，效果更为提高。这将使质谱成为生命科学中的一个崭新的研究手段。
3.2 物理有机化学与生命科学
物理有机化学主要是通过现代物理实验方法与理论计算方法研究有机分子结构及其物理、化学性能之间的关系，阐明有机化学的反应机理。生命科学中的物理有机化学研究，包括主——客体化学中的模拟酶催化反应，主体分子提供的微环境可控制反应，主体分子对客体分子的识别作用以及疏水亲脂作用等都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研究领域。量子有机化学由静态向动态方向的发展是当前物理有机化学的重要组成，分子力学方法在有机分子结构与构象的研究方面有着非常乐观的发展前景。我国化学家蒋锡夔院士等发表了题为“物理有机化学前沿领域两个重要方面——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的研究”的论文，提出了可用物理有机化学方法解决生命科学的难题。
3.3 有机合成与生命科学
有机合成也与生命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与生命科学的联系中，金属有机化学和元素有机化学是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比如，有机磷化合物在农药、医药、萃取剂等方面以及有机合成化学中都有重要的应用。开展有生物活性的有机磷化合物的研究，在生命科学研究中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近年生物有机硅化合物以及有机硅化合物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有新的迅速发展。在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硅烯、硅宾、硅的3d空轨道化学和多硅烷的研究是当今有机硅化学重要研究课题。有机硅化合物在有机合成中特别在天然有机物的合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无论从有机化学的发展、有机化学的研究成果和有机化学研究的任务来看，有机化学课程在生命科学中都起着理论基础，研究工具，阐明本质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生命科学中要加强有机化学的学习。
[参考文献]
[1]SchrEiber SL. Using the principle of organic chemistry ti explore cell bidogy.C&E New，1992，70：22~ 32.
[2]周晓俊，吴晖. 有机化学与生命科学.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18(1)：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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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光美，杜灿屏. 试谈生物有机化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大学化学，1994.9(4)：6-8.
[5]吴毓林，陈耀叠. 探索有机体的奥秘—谈世纪交替时代的有机化学. 中国科学院院刊，1995，10(10)：215-219.
[6]汪小兰，有机化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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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生命科学的关系生命科学是研究生命现象、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各种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用于有效地控制生命活动，能动地改造生物界，造福人类生命科学与人类生存、人民健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当今在全球范围内最受关注的基础自然科学。 生命科学是系统地阐述与生命特性有关的重大课题的科学。支配着无生命世界的物理和化学定律同样也适用于生命世界，无须赋于生活物质一种神秘的活力。对于生命科学的深入了解，无疑也能促进物理、化学等人类其它知识领域的发展。比如生命科学中一个世纪性的难题是“智力从何而来？”我们对单一神经元的活动了如指掌，但对数以百亿计的神经元组合成大脑后如何产生出智力却一无所知。可以说对人类智力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解释智力本身。对这一问题的逐步深入破解也将会相应地改变人类的知识结构。 生命科学研究不但依赖物理、化学知识，也依靠后者提供的仪器，如光学和电子显微镜、蛋白质电泳仪、超速离心机、X-射线仪、核磁共振分光计、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等等，举不胜举。生命科学学家也是由各个学科汇聚而来。学科间的交叉渗透造成了许多前景无限的生长点与新兴学科。 生命科学研究或正在研究着的主要课题是：生物物质的化学本质是什么？这些化学物质在体内是如何相到转化并表现出生命特征的？生物大分子的组成和结构是怎样的？细胞是怎样工作的？形形色色的细胞怎样完成多种多样的功能？基因作为遗传物质是怎样起作用的？什么机制促使细胞复制？一个受精卵细胞怎样在发育成由许多极其不同类型的细胞构成的高度分化的多细胞生物的奇异过程中使用其遗传信息？多种类型细胞是怎样结合起来形成器官和组织？物种是怎样形成的？什么因素引起进化？人类现在仍在进化吗？在一特定的生态小生境中物种之间的关系怎样？何种因素支配着此一生境中每一物种的数量？动物行为的生理学基础是什么？记忆是怎样形成的？记忆存贮在什么地方？哪些因素能够影响学习和记忆？智力由何而来？除了在地球上，宇宙空间还有其它有智慧的生物吗？生命是怎样起源的？等等。 生物技术 本专业培养具备生命科学的基本理论和较系统的生物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能在科研机构或高等学校从事科学研究或教学工作，能在工业、医药、食品、农、林、牧、渔、环保、园林等行业的企业、事业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与生物技术有关的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生产管理和行政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生化技术 生物学的分支学科。它是研究生命物质的化学组成、结构及生命过程中各种化学变化的科学。 生物化学若以不同的生物为对象，可分为动物生化、植物生化、微生物生化、昆虫生化等。若以生物体的不同组织或过程为研究对象，则可分为肌肉生化、神经生化、免疫生化、生物力能学等。因研究的物质不同，又可分为蛋白质化学、核酸化学、酶学等分支。研究各种天然物质的化学称为生物有机化学。研究各种无机物的生物功能的学科则称为生物无机化学或无机生物化学。60年代以来，生物化学与其他学科融合产生了一些边缘学科如生化药理学、古生物化学、化学生态学等；或按应用领域不同，分为医学生化、农业生化、工业生化、营养生化等。 生物化学这一名词的出现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它的起源可追溯得更远,其早期的历史是生理学和化学的早期历史的一部分。例如18世纪80年代,A.-L.拉瓦锡证明呼吸与燃烧一样是氧化作用，几乎同时科学家又发现光合作用本质上是动物呼吸的逆过程。又如1828年F.沃勒首次在实验室中合成了一种有机物——尿素，打破了有机物只能靠生物产生的观点，给“生机论”以重大打击。1860年L.巴斯德证明发酵是由微生物引起的，但他认为必需有活的酵母才能引起发酵。1897年毕希纳兄弟发现酵母的无细胞抽提液可进行发酵，证明没有活细胞也可进行如发酵这样复杂的生命活动，终于推翻了“生机论”。 生物化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静态的描述性阶段,对生物体各种组成成分进行分离、纯化、结构测定、合成及理化性质的研究。其中E.菲舍尔测定了很多糖和氨基酸的结构，确定了糖的构型，并指出蛋白质是肽键连接的。1926年J.B.萨姆纳制得了脲酶结晶，并证明它是蛋白质。此后四、五年间J.H.诺思罗普等人连续结晶了几种水解蛋白质的酶,指出它们都无例外地是蛋白质,确立了酶是蛋白质这一概念。通过食物的分析和营养的研究发现了一系列维生素，并阐明了它们的结构。与此同时，人们又认识到另一类数量少而作用重大的物质——激素。它和维生素不同，不依赖外界供给，而由动物自身产生并在自身中发挥作用。肾上腺素、胰岛素及肾上腺皮质所含的甾体激素都在这一阶段发现。此外中国生物化学家吴宪在1931年提出了蛋白质变性的概念。 第二阶段约在20世纪30～50年代，主要特点是研究生物体内物质的变化,即代谢途径,所以称动态生化阶段。其间突出成就是确定了糖酵解、三羧酸循环（也称克雷布斯循环）以及脂肪分解等重要的分解代谢途径。对呼吸、光合作用以及腺苷三磷酸 (ATP)在能量转换中的关键位置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当然，这种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对生物合成途径的认识要晚得多，在50～60年代才阐明了氨基酸、嘌呤、嘧啶及脂肪酸等的生物合成途径。 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要特点是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生物化学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以及物理学、技术科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细胞学等其他学科的渗透，产生了分子生物学，并成为生物化学的主体。 蛋白质和核酸是两类主要的生物大分子。它们的化学结构与立体结构的研究在50年代都取得了重大进展。蛋白质方面，如β-螺旋结构的提出，测定了胰岛素的化学结构以及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的立体结构。核酸方面，DNA 双螺旋模型的提出打开了生物遗传奥秘的大门。根据双螺旋结构，完满地解释了DNA的自我复制,在后来的发展中又阐明了转录与转译的机理，提出了中心法则并破译出遗传密码。 1973年重组DNA获得成功,从此开创了基因工程。自1977年以后，用这一技术先后成功地制造了生长激素释放抑制激素、胰岛素、干扰素、生长激素等。1982年用基因工程生产的人胰岛素获得美、英、联邦德国、瑞士等国政府批准出售而正式工业化。 在生物大分子的合成方面，1965年中国科学家首次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合成的产物经受了严格的物理及化学性质和生物学活性的检验，证明与天然胰岛素具有相同的结构和生物活性。继美国科学家在1972年人工合成DNA以后,中国科学家又在1981年首先合成了具有天然生物活力的酵母丙氨酸tRNA。英美等国科学家在 DNA序列分析及人工合成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DNA自动合成仪的问世，大大简化了人工合成基因的工作。
因为通过翻译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大家有通用的语言文字
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 要：
全球化时代需要翻译通过能动性干预助推本国文化向世界文化舞台中心迈进，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主导性。本文从翻译话语概念和中国翻译话语特点出发，讨论了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并提出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即：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 :
文化自信；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引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多样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各放异彩。中国璀璨的文化若想迈进舞台中心，必经翻译架起之长桥，因为“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进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王宁，2013:5）在定位过程中，翻译通过能动性的干预助推本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即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有主导性。然而，多数翻译理论和术语均来自西方学界，中国翻译话语却近乎“失声”，“西强我弱”的局面导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误读、曲解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初衷相悖。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传统译论、国内翻译名家的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虽然近百年来为西方翻译理论所冲击，但鉴于中西语言的极大差异，对中国文化外译具有较之西方理论更强的指导作用。本文拟从中国翻译理论、中国译者的自我主体性意识和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等方面探讨中国翻译话语的重构策略，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建立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一、中国话语与中国翻译话语
“话语”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即人类语言现象中的“言语”维度。随后，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意义进行多视角解读，其概念也得到延伸。米歇尔·福柯便是其中一员，其话语观从社会学维度探讨了话语的权力属性：话语是人们必争的权力。“张佩瑶（Cheung,2009:223）曾认为，翻译话语是指‘作者表达的任何有关翻译的观念、想法和理论化的文本（包括译作），具体涉及翻译操作模式、动因研究、原则与方法、翻译的哲理、知识论、本体论和阐释学，同时它强调权力与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耿强，2020:7）由此可见，话语和翻译话语都有权力属性。
中国翻译话语涵盖翻译话语应有之意，但也有别于西方翻译话语。中国翻译话语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立足于中国文化，解决中国翻译问题，满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正确建立中国国际形象需求；既有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对西方译论的甄别与吸收，使其符合中国翻译实际，从而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
二、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2010:4-8）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曾是世界文明的代表，但鸦片战争的炮火遮住了中国文化的耀眼光芒，西学东渐使一些国人一味盲目尊崇西方思想，对本土文化妄自菲薄。加之囿于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和中国话语的边缘化地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频繁出现被误读、曲解的现象。若想摆脱“西方塑造中国”的谬论，必须建设文化自信，其核心就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话语，翻译则起到桥梁作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做支撑，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因此，重构中国翻译话语迫在眉睫。
三、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离不开对传统译论的继承，也不能少了翻译研究者理论的创新，更不能脱离开翻译实践和中国文化而孤立进行。
（一）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
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虽非翻译强国，但堪称翻译大国。众多学者在中国翻译实践中积淀了很多翻译思想、理论、标准、原则、方法等，这些传统译论可谓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基石。从支谦佛经翻译的“文质”到严复的“信、达、雅”等，这些传统译论起源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极具中国文化特色。同时，绝大多数传统译论来源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中国翻译话语重构应重新阐释传统译论，形成历史与传统的相互观照。这样，中国翻译话语才会具有独特的个性、一定的自信和自豪，以及明确的文化身份。
潘文国（2016）认为，中国正处于“大变局”中，中国翻译学术研究必须实现转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自信，从中国关注出发，变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打破西方翻译话语领跑的局面。因此，许多中国翻译研究者在整理国故、筛选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也注重理论创新，涌现了一批原创性的翻译理论话语，如“谢天振的译介学、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傅敬民的应用翻译学、陈东成的大易翻译学、任东升的国家翻译学”。（耿强，2020:8-9)
“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话语权。”（潘文国，2012:5-11）“中国翻译理论唯有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方能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文化之窗，也才能为中国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门。”（姜燕，2015:116)
（二）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
福柯的话语权力属性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等的认同和接受绝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主动译介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期间中国文化的'保留与价值观念的传播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与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译者应明确他们是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译者。汉学家在译介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够完全浸润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并客观传播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少之又少。因此，中国译者必须有担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重任的主体性意识。
其次，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增强主体性意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飞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译者对所译介材料的精心筛选。选材既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又要与译者的文化取向、审美情趣等相契合，选材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能让选材和译者最相适切。
译者的翻译立足点和视角决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目标的达成度，也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东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译文完全保留原文本中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改变一百年来的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不再迎合西方读者或以译语读者接受为翻译的终极目标，而是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译文中凸显中国优秀文化，适度扬弃糟粕文化，让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
在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增强其实也是逐步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过程。语言必然刻有本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烙印，同时也带有表达情感、观点和态度的自我表现的印记。译者在翻译这一语言活动中，自然或有意识地在译语中留下或彰显译者文化身份及本土民族语言的独特印记，从而奠定了译本在异质文化中的文化地位，增强了翻译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了国家的文化沟通与传播能力。
（三）增强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人对自己的灿烂文化首先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为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必须是中国文化中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而文化典籍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因此，做好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一个有效路径。中国文化典籍中众多的传统思想核心词、传统文论核心词、历史文化关键词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带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独有的特质。这些词语的首译和定译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认同的过程，也是话语权争夺的过程。同时，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为重构中国翻译话语提供了实践基础，“真正适合中国翻译需求的翻译理论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潘文国，2016:10)
四、结语
全球化时代需要话语权来构建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翻译话语是为之架起的一座桥梁。树立文化自信，重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使中国翻译话语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与西方翻译话语对话，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树立良好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2):5-11.
[2]耿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内涵与意义[J].上海翻译2020,(3):7-11.
[3]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 [J]红旗文稿,2010,(16):4-8.
[4]刘建珠,穆雷.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划界[J]上海翻译2017.(2):1-5.
[5]潘文国.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J]外语界,2016.,(1):6-11.
[6]潘文国.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1):1-7.
[7]姜燕文化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本土特色翻译理论[J].甘肃社会科学，2015,(6):116-119.
可以去搜一些翻译家的名字，把中国的四大名著诗歌等等的优秀作品带到国外，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
含有中国元素的作文论文可以用中国元素来为题目选择其中的一点进行书写。比如说北京奥运会，活字印刷术，诗歌等等都可以写在论文当中，而且都含有中国元素。
中文名：王兆乾
外文名：Wang Zhaoqian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山东省临沂市
出生日期：1928年
逝世日期：2006年
职业：音乐家，剧作家，戏曲理论家
毕业院校：贵阳师范学院
主要成就：《谈傩戏》
代表作品：谈傩戏王少舫简介，在假面背后
1947年肄业于贵阳师范学院，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特务钉梢，乃辗转至大别山投奔革命，历任文工团音乐教员、《皖西日报》记者、文工团长、创作员、执行副主编等。1947年在大别山时，即开始搜集民间音乐和黄梅调。
1949年9月，将《王贵与李香香》改编为黄梅调上演，首次为黄梅戏改革探索了道。
1951年，安徽省组团赴上海观摩演出，为严凤英、王少舫等主演的黄梅调《柳树井》《新事新办》等配曲，开创了黄梅戏音乐改革的先河。
1952年，完成了戏曲音乐研究著作《黄梅戏音乐》（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1957）。曾为《海上渔歌》《窦娥冤》《两个苹果》《金印记》等多部黄梅戏剧本配曲，1956年，获省戏曲会演音乐一等奖。
1957年后，兼事戏剧剧本创作和戏曲史研究，剧本创作有《洪波曲》《女驸马》（1958）《赵桂英》（1959）《红灯志》（1963）等；
1953年，在上海《文艺月报》发表《谈傩戏》一文，较早涉足于傩戏学之研
《谈傩戏》（《文艺月报》，1953,7，上海）
《池州傩戏与宋代瓦舍伎艺》（《戏曲艺术》1983年4期，北京)
《戏曲祖师二郎神考》（《中华戏曲》总第2辑，1986,10）
《关索与关索戏》原载《云南戏剧》，并收入《关索戏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北京）及《云南傩戏傩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董永遇仙故事的演变》（《黄梅戏艺术》1989年)
《从贵池对昭明太子的祭祀看傩戏的形成》（收入《中国傩文化论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10，贵阳）《池州傩戏与明成化本<；说唱词话>；》——兼论肉傀儡（《中华戏曲》总第6辑，1988，第2辑，山西临汾）《贵池傩舞“舞伞考析”》——原始戏剧发生的信息（《中华戏曲》总12辑，1992,3，山西临汾）
《楚人祝国的祭仪》——贵池傩舞“打赤鸟”再探（北京，《文艺研究》1983年3期）
《安徽省贵池市刘街乡太和章村的傩神会》（台北，《民俗曲
六识王兆乾
柏龙驹
我和王兆乾相识虽有四十多年，但身处两地，直接接触不多，似在了解与不了解之间。这是一。
我们虽同在文艺界，但所处环境不同。他即使身处逆境仍在学海艺林之中拼搏，，而我则经常为行政事务所困扰，对他的研究是处于似懂非懂之间。这是二。
更重要的是，他对弘扬皖江文化所做出的多方面贡献，不仅为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所肯定，博得了群众的赞扬，而且其成果已载入历史文献。要说也只是重复而已。这是三。
思之再三，还是按照文艺创作规律办事王少舫简介，就我了解的、熟悉的、感受最深的说几句。题目就叫《六识王兆乾》。
（一）
初识王兆乾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我是通过《柳树井》这出戏才知道安庆有个王兆乾。当时，我在治淮文工团工作。为了向民族民间文艺学习，我团特派李琦带领一个小组由蚌埠到合肥、安庆学习黄梅戏。后又派我到安庆了解该组学习情况，并考察黄梅戏的沿革和发展前景。在安庆有幸观摩了严凤英主演的《柳树井》，我震惊了！原来我省拥有这样的
我国传统艺术的元素就是中国民族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步累积形成的文化成果，包括有形的艺术作品，还有无形的精神内容，是历史长期累积下来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灵魂所在。
巫傩活动在赣鄱大地可上溯到殷商。经三千年的沿袭、发展，江西傩文化形成了历史积淀丰厚、原始形态古朴、文化遗存众多、文化体系完整等鲜明的特点；江西傩事活动分布广泛，其中的许多民俗遗存和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据 1995 年调查统计，全省有 25 各县（市）有傩事活动，保留的傩舞傩戏节目 247 各；江西傩被学术界誉为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倍受瞩目，多次应邀远赴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及香港、台湾地区表演、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据《山海经》记载，夏朝帝泄十二年，在华北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商族首领亥，赶着牛群去有易国（地当今河北易水流域），有淫秽不轨之事，被有易国王绵臣杀死。亥的儿子微，“假师千河伯，以伐有易”。最后消灭了有易国，杀了绵臣。微，又叫上甲微或上甲。也说微是名，上甲是字。他与夏帝泄是同一时代人，约在公元前19世纪初叶。从商族始祖契到汤建立商朝前共14代，微是第8代，处在当中。他是商族历史上一位重要的领袖，消灭了有易国，替父报了仇，为商争了光。为祭祀亡父又创建了“?五祀”之礼。(禓，shang ),一是鬼名，指非正常死亡之鬼，称为“强死鬼”；二是礼名，禓礼；三是行祭，动词。五祀，有五种祭祀对象：门、窗、井、灶、中霤（屋檐或堂屋）。禓五祀，《说文解字》示部说：“禓，道上祭”，要将亥的尸体从有易国运回，当然也有一个“道上祭”的过程。而微创建的是“禓五祀”，还不是一般的“道上祭”。在当时，禓五祀很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仪典，因为?鬼死得冤，特别不安分，所以禓礼要将门、窗、井、灶、屋檐（堂屋）都搜索驱赶一遍，以免有强死鬼被遗漏。可见，禓礼比傩礼更细、更费力气。后代则把禓和五祀，分成两类仪典。创禓五祀本来祭祀亡父，但其深层意图或许是为增强国力，以征服邻国，并夺取夏王政权。这是商族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商族不断壮大。甲，是天干之始，殷人将天干应用于天文、历法、农业生产、宗族谱系和宗教信仰等多方面，使商族在科学、文化方面逐渐发达，乃至超过夏王朝的实力，这应当都是在上甲微手上加速发展起来的。商禓，就是商傩。饶宗颐说:“按?#91;即禓，与傩字同”。东汉学者郑玄注《礼记·郊特牲·乡人禓》说：“禓，或为献，或为傩。”这样说来，实际上它是一礼三用。你看：第一，傩，驱赶一般的鬼疫，是定期的。第二，禓，不定期。因系驱赶强死鬼——非正常死亡之鬼，所以要比傩礼更激烈，更复杂，需要将门、窗、井、灶和屋檐(或堂屋)等处都要搜索驱赶干净。第三，献，上甲微祭祀亡父亥，必有献。 中国古代的礼，是一种基本政治制度，关系到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礼从风俗中提炼而来。礼就是法，违礼就是违法。礼又是一种宗教，古代的礼也是由国家组织和管理的宗教活动。所以，中国宗教史常称其为“国家宗法制宗教”。中国古代的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称为五礼。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也是五礼的历史。汉族统治者用这个系统，掌管中央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用这个系统。甚至民国时期也将当时的礼仪制度都纳入五礼分类中。古代的傩礼，有两大任务：一、定期驱傩；二、为死去的帝王将相送葬。它至少与军礼和凶礼有关。所以，要了解和研究傩文化，也需要多少知道一点五礼的常识。简单的说：一吉礼，是对天神地祗和宗庙（祖先）的祭祀之礼。封禅就是历代最大的吉礼。二凶礼，是指伤亡灾变之礼，包括水旱、饥馑、兵败、寇乱等礼，以丧礼最为重要。三军礼，主要是指军武之礼，有亲征、遣将、受降、凯旋、大射等礼。傩礼，多数朝代都归于军礼。四宾礼，是指君臣、父子等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中央与地方、中国与外国之间关系的仪典。五嘉礼，则是指登基、册封、婚冠、宴乐、颁诏等“喜庆”之礼。傩礼，在五礼中是军礼的一个项目，它本身就是一种带军事性质的行动，诚如唐代贾公颜疏所说，傩礼“亦是武事”。周代傩礼的主角方相氏，由掌管军政军赋的大臣夏官大司马领导。方相氏本人没有爵位，不在士大夫阶级之列，却是掌管驱鬼逐疫的下层专职军官。方相氏被称为“狂夫”，就是因为他们是个子高、力气大、本领强的军中能人。由此可见，周代傩礼的礼意是“军人战胜鬼疫”。 傩戏是一种从原始傩祭活动中蜕变脱胎出来的戏剧形式，是宗教文化与戏剧文化相结合的孪生子，积淀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宗教文化和民间艺术。这种戏曲艺术形式，曾经一度遍布三湘四水，省内的苗、侗、瑶、土家族村寨都有其活跃的身影，是我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湘西称之为傩堂戏、傩神戏、土地戏、师公子戏，湘南称为师道戏、狮子戏、脸子戏，湘北一带则称为傩愿戏、姜女儿戏，湘中称为还傩愿、老君戏等。傩是古代驱疫降福、祈福禳灾、消难纳吉的祭礼仪式。巫傩歌舞逐步溶入了杂技、巫术等内容，扮演因素、表演因素也增多了，并与其他地方戏剧种有所借鉴与交流，甚至出现了傩、戏杂陈的局面。随后，我省各地的巫傩活动出现了逐渐戏曲化的倾向，剧目日渐增多。到了清代的同治、光绪年间，傩戏已初步脱离了傩坛，登上了戏台，而且常年都可以演出。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傩戏还进入到热闹的城镇演出。新中国成立之后，傩戏的封建迷信色彩受到抑制。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傩戏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消失，但在我省的一些地方还保存着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湘西、湘南、湘北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活动着一些业余的或半职业化的傩戏剧团。 宫廷特设的专职驱疫赶鬼的军官方相氏，是宫廷傩礼的主角。他头上顶着熊皮，再从肩部披下。熊皮的头部装着四只金黄的眼睛,穿着褐色的上衣和红色的裙子,左右手分别挥舞着盾和戈,率120名“罪隶”，狂呼狂叫地在宫中一个一个房间地搜索鬼疫，把它们驱赶出宫去。《周礼·夏官》是这样写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索室驱疫”。这就是西周宫廷傩礼的基本式样,就是那么简单,那么粗犷。“黄金四目”是什么意思，学界还有很多争论。清代孙诒让认为：方相氏的面具，不是装在熊皮的头部，而是将黄金铸成的四只眼睛用索串连起来，然后两端挂在耳朵上，四只金眼布置在鼻子的两边。这种说法有合理的成分，现今江西乐安的“鸡嘴”和“猪嘴”面具，就类似此法。西周有罪、蛮、闽、夷、貉五种奴隶，后四种都是外族俘虏。罪隶，则是周族内部因罪被贬为奴隶的人，其中挑选120 名，平时在百官官府做“家中小事”（轻微劳动），举行傩礼时，则由方相氏率领在宫中驱疫赶鬼。傩礼中的“百隶”是个概数，实际上是120名。周代的礼制相当繁复，大多追求庄严隆重，配有乐舞。却也保存着像傩礼这样粗糙的礼典。这种宫廷傩礼后世称为“周之旧制”，当做傩礼的样板。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朝廷规定必须举行的礼典。宫廷每年定期在春、秋、冬各举行一次。冬季是在除夕进行，由于天气最为寒冷，要求全国上下全都要各自参加不同等级的傩礼，称为“大傩”，奴隶也得参加。第二，它是原始傩仪意念的遗存。主角方相氏还是半人半兽的打扮。长期继承着驱赶“无形之鬼”的格式（傩传到日本则很快改用有形之鬼。中国和韩国有些地方后来也用有形之鬼）。整个傩礼不信神，更不求神。傩礼驱疫总是驱之必胜，凭的是方相氏的凶丑和力量。第三，它保留了浓厚的原始群舞成分。整个仪式简单、粗犷，没有迎神送神等多余的程序。只是在傩礼前，有个“舍萌”仪式，是为天子求来年吉梦的，也是为傩礼开路。而傩礼本身宗教因素很淡。方相氏与百隶驱疫，也只表达一种疾恶如仇的情绪，没有其他情节。 上古的傩，简单而又粗犷，保持着浓厚的原始群舞特点。进入秦汉时期，由于信仰和艺术活动的新发展，要求傩礼也要有所提高。从秦和西汉的傩礼开始，逐渐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和程序。先是在方相氏和百隶的基础上加进了童男童女，东汉前期又将童男童女改成只有童男担任的“侲子”。到了汉末，更增添了“十二兽吃鬼歌”及其表演过程。晋代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记载的这种汉末傩制，其他所有后汉史书全都没有提及。其中，十二兽（又称“十二兽神”或“十二神”）的多数出典无从查考，被十二兽“吃”的十一疫大多也找不到来源。这很可能是这种傩制经历的时间极短，又逢兵荒马乱，使典故失传，终成千古之谜。“十二兽吃鬼歌”的内容是说：甲作、巯胃、雄伯、腾简、揽诸、伯奇、强梁、祖明、委随、错断、穷奇、腾根十二位神兽，分别要吃鬼虎、疫、魅、不祥、咎、梦、磔死、寄生、观、巨、蛊等十一种鬼疫；最后还要劝鬼疫赶快逃跑，不然就会被十二兽掏心、挖肺、抽筋、扒皮，以致被十二兽吃掉。十二兽中能找到明确出典的有四种：①雄伯，传说中能吃“魅”的神。②伯奇，即百劳鸟、鵙 。他本来是人，其父轻信后母谗言将他杀死，变成伯奇鸟，父亲发现错杀后，便射死了后母。伯奇变成了鸟，但心明如镜，故能知恶梦、吃恶梦；③强梁，又叫疆良，虎首人身，四蹄长肘，能衔蛇操蛇的神。强梁与祖明一起共同吃磔死、寄生两类鬼疫；④穷奇，像牛，一身长着坚硬的刺猬毛，其声如狗，吃人。又说像虎，长长的尾巴，爪如钩，手如锯。它专吃正直忠良的人，却细心侍候奸邪恶劣的人，是一个奇得不能再奇的“穷奇”。穷奇与腾根一起，能吃流传最广的鬼疫蛊。可见，十二兽出身都不好，连根基很正的伯奇，人们也嫌他的叫声会令人家死人。不过，司马彪记载的这种傩仪的整体结构是清楚的。它有一个“先倡→后儛→再驱疫”的简单情节，整个仪式就是一出雏形傩戏。即：开始，由太监中的艺人中黄门带领120 名侲子倡（似唱非唱，似说非说）“十二兽吃鬼歌”；接着是“方相与十二兽儛”（请注意：这是带单人旁的舞字，强调的是其表演成分）。中国戏剧史专家任半塘《唐戏弄》一书说：“汉制大傩，以方相斗十二兽，以斗始，而以舞终。”斗，是镇服十二兽的过程，令其改恶从善；舞，是方相率领十二兽和120名侲子，在宫中一间一间房子地赶鬼出宫。120名侲子们各自手摇拨浪鼓（鼗鼓），鼓声和人的呼号声，惊天动地，声势十分浩大，鬼疫还能不被吓跑吗！ “傩起源于原始狩猎活动”的假说，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这种假说认为，它有一个从驱兽到驱傩的发展过程。狩猎，是人类延续了几百万年的生产项目，再驱赶中猎取动物是一种基本的技能。经历了旧石器时代长期的狩猎实践，人们不断观察和摹仿动物行为，在狩猎之余也会手舞足蹈，以表达狩猎成功的喜悦和对动物的喜爱，并力求摹仿得逼真。这便是原始驱赶式群舞，一种最接近自然状态的艺术。稍晚，发明了面具狩猎法，人们靠着面具伪装，接近和袭击野兽变得比较容易，狩猎成功率大为提高。人们便以为面具本身具有某种力量，因而产生了崇敬甚至敬畏面具的心理，早期的狩猎面具是假形和假头。在原始假面驱赶式群舞与原始巫术结合之后，逐渐演变成原始假面式巫舞；进入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驱赶巫舞逐渐转向以农耕为主题，成为农业社会的驱赶式巫舞。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早期人类，本来就有相对不同的生活状况。私有财产的出现，促成了社会的大分化。在我国，就有定居的旱作农业、稻作农业、半定居农业、草原游牧业、高原农牧业等不同经济类型同时并存。最迟到青铜时代，便形成了中原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北方萨满文化等不同文化形态。至少在考古学上，它们之间有着质的区别。进而造就了许多不同形态的假面驱赶巫舞。在中原，则形成原始傩仪。这种原始傩仪应当有这样一些特点：最初是随意、杂乱无章的，没有整齐的步伐，摹仿的是追捕动物时的速度和效率。没有程式，无需继承，每次的舞姿可以不同。但是，少不了“驱逐状“这个基本形态语言；要披兽皮（准假形）或戴兽皮假形面具，跟真狩猎时一样做动物打扮，并且力求摹仿得逼真。 我国各地有数不清的傩神，也有数不清的戏神。稍稍辨认就可以发现，傩神和戏神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民间普遍称唐明皇为戏神，但早在明代，湖北蕲州的傩队，就抬着唐明皇的神像四方游走，可见唐明皇也是傩神。同样，二郎神、老郎神、太子神，都兼有傩神和戏神的双重身份。其次，戏神的偶像，往往为童子相。旧时戏班中的婴孩道具就是戏神的偶像，演员上台前要对着木偶道具作揖，祈求上台演出平安顺利。这个婴孩道具被称为唐明皇或老郎神。内蒙古、河北、天津和东北三省普遍流行“供彩娃子”习俗，“彩娃子”为一男一女两个木雕的小童，身着彩色衣裤。演员上台前要对“彩娃子”燃香扣拜。陕西、河南的戏神“庄王爷”也是木刻的童子，清康熙时甘肃某戏班直称戏神为“童子爷”。傩神的偶像也往往是木雕的童子相。江西有不少傩班供奉傩神太子，把一个童子偶像摆在祭桌上，演出前后都要对着“太子”祭拜；傩班演员的衣服上，写着“傩神太子”几个字。南丰县石邮村的“傩神庙”中供奉的傩神就是少年童子相。安徽贵池傩戏的神像，是一个高二尺馀的农村小孩儿形象。福建邵武有“太子菩萨”信仰，其偶像为一木雕小孩。傩戏品种之一的福建龙岩师公戏，把一婴孩砌末称作“太子爹”，演出前后有迎送“太子爹”仪式。贵州傩仪也有“送太子”仪式，偶像是一个约一尺长的木雕男童偶像，其生殖器被刻意雕出。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傩神与戏神的相似，不仅反映出戏源于傩这一事实，而且反映出童婴崇拜、生殖崇拜在我国根深蒂固。傩的根本目的是驱逐疫鬼，因为疫鬼使人生病、致人死亡。在先民们看来，童婴是最容易生病、夭折的，因而为童婴驱逐疫鬼早在上古已成为傩的基本目的之一。同时，妇女不能生育或不生男婴，也被看成是疫鬼作祟，所以傩中包含着生殖崇拜的旨义是不奇怪的。早在汉代，宫中大傩便使用120个10岁到12岁的童子，而江苏南通一带流行的傩戏至今被称为“僮子戏”，反映出人们延续后代的强烈愿望。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文献的民族。有关巫风傩俗的记载泛见于经、史、子、集。经、史主要记载宫廷“大傩”的仪式程序；子、集大都记载民间“乡傩”的形态。记载固然丰富，却“述而不作”，缺乏条分缕析的研究。继王国维之后，20世纪30年代，留学日本的学者岑家梧著《图腾艺术史》一书。书中主要介绍西方学者有关原始图腾艺术的研究视角以及成果，同时附录《中国图腾跳舞之遗制》一文，对中国古代文献中与图腾相关的巫风傩俗进行了归纳。作者认为，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百兽率舞”，就是原始人类拟兽舞蹈的遗绪。文中还梳理了经、史、子、集中的典型事例，以及各地民间习俗中的牛舞、祈年舞、贵州苗族的“跳月”、海南黎族的“盘瓠舞”等等，文中写道：关于傩舞、傩的起源，传说皆运用模拟动物的跳舞以驱逐四方疫鬼。春秋前后，傩舞习俗的用意已转为驱邪逐疫。百戏、角抵也演变为民间节令的娱乐形式之一。然跳舞中的动作、仪仗、身体装饰仍然有模仿动物的用意，所表现的图腾跳舞的痕迹至易找寻。这一观点具有“发现”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过，仅仅局限于“拟兽”的图腾因素，未及其它。戏剧史学者也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周贻白在40年代完成、1953年出版的《中国戏剧史》第一章“中国戏剧的胚胎”中这样写道：最初祀神的乐舞本属巫觋。三代以下，乐舞虽渐用于娱乐，但……亦仅仪式的一部分。其歌者或舞者为优为巫，很难分别。汉代……承接了周秦之制，……祀祭所用依然崇尚旧有的仪式，不过规模已较不同。如“驱傩”一项，虽为仪典，实以舞蹈方式出之。……这形式虽或来自民间，但其形式仍很庄重，由此，反衬出乐曲的发展完全依仗着民间的来源。这里涉及了巫傩与戏剧的关系，强调了民间的创造。由于巫傩涉及封建迷信，50年代以后，渐渐被视为学术禁区。1956年春、1957年夏，文化部中国舞蹈研究会、中国舞蹈家协会曾两次组织调查小组，对江西、广西遗存的傩舞进行过调查、记录，此后便不再进行。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巫风傩俗自然属于被扫荡的“牛鬼蛇神”之列，研究无从谈起。无庸讳言，巫傩现象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然而它所负载的人文的、历史的、艺术的信息，却是难以取代的珍贵资料。80年代初，随着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相关的课题才被提到日程上来。随即，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当时的美术家协会主席华君武认为：巫傩面具是“民间艺术的宝库”；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惊叹：巫风傩俗所负载的文化现象是我们民族的又一道“文化艺术长城”，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戏剧史或许将因此而改写”。在各地一系列研讨活动的基础上，1988年11月，中国傩戏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有关巫风傩俗的研究进入了集团性研究的层面。该学会成立至今12年，团结、联络来自戏剧界、民俗界、舞蹈界、美术界、音乐界等领域的300余名学者，成果颇丰。据统计，会员们撰写的专著有20余部，论文1000余篇。又与台湾学者合作，出版巫风傩俗的调查报告及民间傩戏、地戏、目连戏剧本集80余种。还与有关单位合作，自1990年至2002年，在全国各地区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近10次之多，为弘扬我国的传统傩文化作出了极大努力。此外，各地区举办的调查考察、学术研讨、展览、表演、中外互访等活动不计其数。毫无疑义，80年代以来，巫风傩俗以及傩戏的研究业已成为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