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1、参与撰写《历代文献精粹大典》，学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2、参与撰写《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汇典》，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3、参与撰写《遗憾与教训》一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出版。4、参与撰写《国粹大词典》，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5、论文《天津十番乐与刘楚青先生》，发表于《音乐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3期。6、论文《民族音乐散论》，发表于《音乐学习与研究》1995年第2期。7、论文《琴筝辨》，发表于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副刊》1996年6月。8、论文《略论施光南音乐创作中的民族性》，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院1996年出版论文集。9、论文《琴曲墨子悲丝研究》，发表于《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2期。10、论文《杨荫浏与古琴音乐研究》，发表于《中国音乐》1999年第7期。11、论文《中日尺八比较研究》，发表于《音乐研究》2000年第2期。12、论文《琴学述略》，发表于《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13、论文《新的社会人文环境对古琴的传统传承方式的影响》，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论文集。14、论文《高罗佩与琴学研究》，文联出版公司2002年7月出版论文集。15、撰写《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艺术卷）·音乐》，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16、主编“‘十五’国家重点教材”《音乐欣赏》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一) 尺八，汉笛与魏晋长笛的传承尺八是我国古代的一件重要吹奏乐器。如今提起尺八，知道的人已为数不多，熟悉它的人就更少。关於尺八，《中国音乐辞典》有如下说明：“尺八，古代吹奏乐器。唐代已出现，相传吕才善制此器”。若对这段文字细加推敲，就不难发现这段文字并没有把问题说明白。例如，善制尺八的吕才，乃是隋唐时期的人。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他於贞观3年之前就已制作出一套（十二支）“与律谐契”的尺八。由此可见，“唐代已出现”一语，并没有把尺八出现的具体时间说清楚。实际上尺八这种乐器，唐朝之前就早已存在，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唐以前叫笛，唐代始有尺八的称谓。吕才之所以要制作尺八，乃是为了正雅乐；吕才所设计的尺八，乃是对魏晋长笛的继承和改进；至於魏晋长笛，实乃是汉笛的发展，汉笛又是京房对羌笛的改进。关於羌笛和汉笛之间的关系，东汉著名学者马融（79—166）的名篇《长笛赋》，可以作为证明。马融的《长笛赋》写道：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簻便易持。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为商声五音毕。马融认定汉笛是从羌人那儿传过来的。按马融的说法，羌笛原本四孔（四孔是指连同被称作笛体中声的底孔在内，实际上只有三个指孔）。京房（前77—前37）在这种羌笛上加了一个后出孔，并将这个音孔奏出的音定为商声，从而使它能奏全宫、商、角、徵、羽五声。从“君明所加孔后出”的说明又可知，汉笛和羌笛一样，都是竖吹的笛。把后出孔定为商声，据说是因为“古笛筒音尚角”的缘故。马融所说的双笛，除《长笛赋》中通篇所咏的用於“雅乐”的长笛而外，另一支为何种笛，未见交代。这种长笛，魏晋时期不仅延续了下来，而且又有了重大改进。原先经京房加孔的笛，只有四个指孔，只能奏出五声；而魏晋长笛已有了六个指孔，能奏全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等七声。此外，魏晋长笛的筒音（笛体中声），已不再是角音，因此荀勖於泰始十年（西元274年）制定笛律（即“荀勖笛律”）时，将按照他的笛律制作的笛（即“泰始笛”）的筒音（笛体中声）定为“角”，并说，“角声在笛体中，古之制也”。这儿附带说一句，关於笛子的起源，《周礼‧春官》就有“笙师掌教吹竽、笙、埙、龠、箫、篪、笛、管”的记载，若此说可信，那麼笛本身就是汉族乐器。不过周代的这种笛，到了汉代可能已经绝迹，否则不会又有许多新的说法。至於汉代出现的笛，除了羌笛传入说而外，又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说法，以及汉武帝时人丘仲造笛的说法。这些说法孰是孰非？笔者以为，可能全都正确。原来我国汉代以前，无论横吹还是竖吹的，统统都叫作笛，就同很多弹拨乐器于魏晋时期都被叫做琵琶一样。《周礼》所述之笛，丘仲所造之笛，张骞从西域带回之笛，我们无法判断它们为同一种样式。若不是同一种样式，它们之间又有些什麼区别，由於文字记载不详，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但是马融《长笛赋》中所说之笛，其样式就比较明确，故而可以断定它是魏晋长笛的前身。至於汉魏时期的竖“笛”，常被今人误认作“箫”。例如《中国音乐词典》“箫”条下的释文就说：“也称洞箫。单管，竖吹。汉代陶俑和北魏云岗石窟雕刻中已有吹箫的形象。”就因为这一缘故，上海博物馆将馆藏的“古代雕塑”编成了《中国古代雕塑馆》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战国秦汉时期”部分的第六幅图之说明，就被说成“吹箫雕塑”。笔者一眼就看出所吹的不是“箫”，而是地地道道的“笛”——汉魏长笛。这尊雕塑形象生动，除演奏指法偏重於写意而外，所用之器的样式、演奏时的口型，都十分切近实际。该器长至腰下，若演奏者为中等身材，那麼该器之长应该是50厘米左右，相当於《晋书·律历志》所载十二支“泰始笛”中的仲吕笛，与今日洞箫从吹口至调音孔的有效长度相近。细观演奏者吹奏时的口型，完全是吹奏尺八的样式。尺八的新月形吹口，比今日洞箫吹口宽，加上两端通洞，因此对演奏时口型的要求，与洞箫明显不同。这一点是不搞尺八与洞箫演奏的人所无法体味的。关於魏晋长笛的具体样式，如今已不可考。至於“荀勖笛律”所说的“泰始笛”（由於此笛的制作规格制定於西晋泰始十年，后世故有此称谓），《宋书‧律志序》和《晋书‧律历志》有详细的记载。“荀勖笛律”，乃是我国音乐史上的一篇极其重要的律学文献，“荀勖笛律”所说的乃是严格符合三分损益律之“泰始笛”的制作方法，因此它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乐器工艺史上一篇极其难得的竖笛制作文献。“荀勖笛律”所说的，乃是如何用三分损益法制作出符合十二律吕的十二支“泰始笛”。荀勖制定笛律和设计十二支“泰始笛”，乃是为了正雅乐；因为笛子“犹如钟磬”，有比较稳定音高的缘故。近年来，笔者对於“荀勖笛律”的研究和对“泰始笛”的复制，倾注了大部分精力。杨荫浏先生首先按照现代洞箫的样式制作过一支“黄钟笛”。杨先生所制作的，笔者认为应该称作“黄钟箫”，而不是黄钟笛。杨先生认为这支笛“基本符合”晋书所记载的要求。笔者认为，杨先生所据的黄钟正律是不可信的，因此结论也就不可信。笔者也曾按照日本现代尺八的样式制作过泰始笛，结果发现，这种笛虽然能符合三分损益律，但各个音孔的音高无法符合十二律吕【1】。近年来笔者又多次按照日本正仓院藏存的唐代尺八选材标准制作，结果发现，如此制作的泰始笛，它的绝对音高就能符合“黄钟正律”和由“黄钟正律”生出的十二律吕（笔者是用黄钟正律管校音的），因此各音孔之间的音程关系也就必然能符合三分损益律。泰始笛只要按照唐代尺八样式制作，就能符合十二律吕的事实，绝不是制作上偶然的巧合。这一事实充分证明，唐代尺八乃是魏晋长笛的延续和发展；尺八其器，唐代之前就有，只是唐以前叫笛，唐代始有尺八之名而已。 （二） 尺八是魏晋长笛的改进关於尺八之名始于唐代，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唐之前确实没有尺八之名。吕才设计尺八，同荀勖设计泰始笛一样，都是为了正雅乐，这有新旧《唐书》的记载可以证明。《旧唐书·吕才传》载文：“贞观三年，太宗令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乃与明音律人王长通、白明达递相长短。太宗令侍臣更访能者。中书令温彦博奏才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於声乐，请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征又盛称才学术之妙。征曰：‘才能为尺八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何谓“尺八”？尺八就是长度为一尺八寸的竖笛。从魏征“（吕）才能为尺八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的话可知，吕才当时就制作了十二支长度不同的尺八。既然十二支的长度各不相同，何以又叫“尺八”？原来十二支尺八管中的黄钟管之长度为一尺八寸，吕才就以黄钟笛管的长度来代指十二支笛管的名称，并不是所有的尺八都是长一尺八寸。吕才设计的尺八和荀勖设计的泰始笛一样，一套都是十二支，都是对魏晋长笛的改进。关於荀勖制定笛律，是因为当时所制“笛之长短无所象则，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应；吹其声韵，多不谐合”的缘故。荀勖认定“笛有一定调，故诸弦歌皆从笛为正，是为笛犹钟磬，宜必合於律吕”，故而便“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使笛的七声“能尽名其宫、商、角、徵”。不论荀勖的设想如何好，制作如何合情合理，但是泰始笛没有付诸实际应用也是事实，更别说流传开来了。西晋以后，就出现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统一的唐帝国建立以后，当然也就有了“正雅乐”的要求。吕才当时设计并制作了十二支“与律谐契”的尺八，虽然不是受命于执政者，但吕才所为乃是正雅乐之目的则是毫无疑问的。吕才所设计的尺八，虽然缺少历史资料，但是还是可以断定它是受了荀勖设计泰始笛的影响。若把吕才所设计的尺八与荀勖所设计的泰始笛作一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承继关系与差别。这承继关系就是，笛体中声都是所应之律的倍数：泰始笛的笛体中声是角音，故而笛长是四倍或八倍角律；尺八就黄钟一支来说，其长度为一尺八寸，就是黄钟律长之倍，其声就是黄钟正律，於此足可见其一般。其差别则为：尺八比泰始笛短，也不似泰始笛坚持笛体中声为角，以崇尚古制。何以见得呢？就以尺八之名来说，前文已经说过，就黄钟这支而言，其笛体中声为黄钟，那就是宫声，顺应了乐手的演奏需求。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点则是，笛长比魏晋长笛以及荀勖的泰始笛短。说吕才设计的尺八比魏晋长笛以及泰始笛短，从《宋书》的记载就可以得出结论。列和曾说：“太乐东厢长笛，正声已长四尺二寸。令当复取其下徵之声，於法，声浊者笛当长，计其尺寸乃五尺有余。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宋书》的注文说：“太乐四尺二寸笛，正声均应蕤宾。以十二律还相为宫推法，下徵之孔当应律大吕。大吕笛长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长五尺余”。这儿列和指出，五尺余的大吕笛不可吹，注文则指出大吕笛为二尺六寸有余的同时，也交代了四尺二寸笛乃是蕤宾。查荀勖十二支泰始笛中，最长的是蕤宾笛，其长度为三尺九寸九分五，而不是四尺二寸。这就足以说明，荀勖设计泰始笛的时候，除了音孔位置与魏晋长笛有异而外，其长度还是无多少改变的，只是为了符合十二律吕，长度略有缩减罢了。在十二支泰始笛中最短的一支是仲吕笛，其长度为二尺一寸三分三厘有余，而吕才设计的尺八，其黄钟笛的长度就是一尺八寸，即使黄钟是十二支尺八中最短的一支，也足以证明十二支尺八比十二支魏晋长笛或泰始笛要短，何况我们如今还没有根据说黄钟是十二支尺八中最短的一支呢？笛的长度缩短，无疑使演奏更为方便，从而增强了尺八的表现力。（三） 尺八传入日本的年代尺八，我国古代的这件乐器是何时传入日本的，这一问题是中日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多数人认为，尺八是唐代传入日本的。理由是，不仅唐代始有尺八之名，而日本又於西元六三О年至八九四年（唐太宗贞观四年至唐昭宗乾甯元年），先后派遣过十三批遣唐使，尺八由遣唐使带回日本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何况正仓院还藏存著八支分别用牙、玉、石、竹制作的唐代尺八？但是日本法隆寺藏有一支“笛”，这支“笛”的选材标准与制作样式，与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八支尺八完全一致。据说这支笛乃是圣德太子亲自吹奏过的。由於这支笛的样式与正仓院所藏八支尺八无异，因此人们认为它就是尺八；又因为圣德太子逝世于唐高祖武德五年，早于史书记载吕才设计尺八的年代，因此又有人认为它不是尺八——林谦三就持这一观点。山根银二先生在他的《日本音乐史》一书中就有如下一段叙述：尺八的起源也很古。据说最初是在推古朝由中国输入的。这是雅乐中所用的乐器之一，但详情当然不得而知。据史传，圣德太子喜爱这乐器，曾亲自吹奏；他当时所用尺八现今秘藏在法隆寺中。小中村清矩氏在他的《歌舞音乐史稿》中说：“尺八，今大和法隆寺所藏，乃当时真物。以曲尺量之，有一尺四寸五分。可知唐小尺为一尺八寸。.........”但据林谦三氏说：尺八是唐太宗贞观年间（西元627—649年）吕才所发明的乐器；而圣德太子生在这以前，是唐高祖武德五年（西元622年）逝世的；所以年代不合。那麼，圣德太子所用的恐是另一种笛。无论怎样，全心全意地倾慕中国文化的圣德太子，拿任何种舶来乐器来亲自吹奏，是可喜的事【2】 。从以上引文可知，有不少日本专家在力图证实法隆寺所藏之笛就是唐代的尺八。因此小中村清矩氏在他的《歌舞音乐史稿》中才说：“尺八，今大和法隆寺所藏，乃当时真物。以曲尺量之，有一尺四寸五分。可知唐小尺为一尺八寸”；山根银二氏的言谈中也显露出这支笛不是尺八的遗憾。这儿值得注意的是，小中村清矩氏的考证法隆寺藏笛之长度合“唐小尺为一尺八寸”，是并无多大说服力的。因为圣德太子生於574年（我国南朝陈太建六年），逝世於622年（唐高祖武德五年），并於607至614年之间三次派遣遣隋史，由此可见，圣德太子所用的这支笛与唐代尺八毫无关系；假若法隆寺所藏这支笛的长度确实符合唐制，在我们没有证明唐代的计量乃是继承了隋制之前，只能说明这支笛是膺品。实际上圣德太子所用的这支笛倒的确是“尺八”，理由何在？前文已经述及，尺八乃是魏晋长笛的继承与改进，尺八之名始于唐代，而“尺八”之器早已存在。我们若将这支隋朝的笛，同正仓院藏存的尺八略作比较，就足以证明这问题。请看正仓院八支尺八的尺寸【3】：三节 Ⅵ Ⅴ Ⅳ 二节 Ⅲ Ⅱ Ⅰ 一节 全长 雕刻 14 18.7 21.7 25.8 27.5 29.1 32.2 36.5 39.65 43.7 玉 11.9 14.85 17.65 21 23.9 24 26.45 29.8 32.35 34.35 竹 12.3 16.5 19.45 22.8 24.6 25.6 28.4 31.8 35 38.25 桦缠 7.1 16.1 18.75 22.5 24.25 25.3 28.1 32 37.6 38.5 雕石 12.7 14.1 16.35 20 22 22.55 25.2 28.3 33 36.1 牙 11.85 15.05 17.85 20.85 22.5 22.3 25.65 28.65 31.3 35.2 竹东大寺 12.1 17.1 19.7 23.3 23.3 26.1 28.9 32.4 34.5 39.3 竹 17.85 17.85 20.7 24.2 24.2 27.1 29.85 33.5 37 40.9再看法隆寺所藏之笛的资料【4】：三节 Ⅵ Ⅴ Ⅳ 二节 Ⅲ Ⅱ Ⅰ 一节 全长 13.2 18.8 22.6 26.5 27.1 29.1 33.7 37.2 38.6 44.4从正仓院所藏尺八与法隆寺所藏之笛来看，除了每一支的长短和音孔位置不等而外，其选材标准与制作工艺则是完全相同的。前文已经述及，吕才所设计的尺八与荀勖设计的泰始笛一样，都是对魏晋长笛的改进，因此从样式来说，无论是魏晋长笛和泰始笛，或者隋朝的笛或唐代的尺八，其样式都是相同的。由此证明，圣德太子所吹奏过的笛，与正仓院所藏的尺八是同一种乐器，我国的尺八这类乐器，至迟于七世纪初的隋朝就传到了日本。（四） 对正仓院藏存尺八测频的评价日本正仓院藏有八支我国唐代传过去的尺八。这八支尺八分别用玉石、象牙和竹子制作。其中一支用竹子制作的尺八，就材料而言，似乎十分平常，但雕刻得尤为精美，可见这些尺八绝非民间所能拥有。前文已经述及，这八支尺八与法隆寺秘藏的隋朝的笛，无论是选材标准还是制作工艺，都完全相同。但是就八支唐代尺八而言，其音律显然不是三分损益律，当然也就无法“与律谐契”，显然不合吕才的设计要求。由此可见，无论是魏晋还是隋唐，宫廷雅乐所用乐器的音律，都不合三分损益律。魏晋长笛不合三分损益律，因此荀勖便制定笛律，规定严格符合三分损益律之泰始笛的制作方法。如今虽然不知魏晋长笛的音律情况，却留下了符合三分损益律的泰始笛的制作情况。唐朝初年，吕才为了正雅乐，设计了符合十二律吕的尺八。如今吕才所设计的尺八的详细情况已不得而知，但从法隆寺所藏隋朝之笛，以及正仓院的八支尺八，却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所用乐器的音律情况。此事对了解我国古代的乐器制作与乐律情况，无疑是极有意义的。关於正仓院所藏八支尺八，在《正仓院的乐器》中记录著日本专家们的测试报告，其中包括这八支尺八的制作规格、所测得的频率，以及测频时所用的指法。其“叉口”指法（OXXOXX）无疑是近代洞箫的演奏指法，而与现代洞箫指法（OXXOOO）微有差异。现将测频时所用指法罗列如下（X表示按没之孔，O表示开启之孔）【6】：
尺八从来就是小众东西，日本人用这个说明符合日本人的口味，也说不上保存传统文化，因为现在的尺八早不是当年传过去的模样了，王金旋的论文对此考证过。 总感谢日本人，欧洲人还不是保存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火药和造纸么。 先秦宫廷乐器普遍存在表现力弱或者叫过于含蓄的问题，张骞通西域后，大量西域乐器传入，中国的乐器出现了大规模换代。比如现在都觉得是中国传统乐器的琵琶，其实就是西域来的胡人乐器。 胡人乐器大行，不是因为当时媚洋，就单纯的是人家乐器更好，胡乐里表现差的在传播过程中自然淘汰。流传过来的最广为流传的乐器就是唢呐，体积小声音亮连贯性强。再一个就是二胡，顾名思义，二胡就是两根弦的胡琴。现在，经过长时间的融合和民间艺人的改良，不论演奏方式和乐器的形制都和传入时候迥异了，我们认为二胡是我们的传统乐器。同样，日本尺八也是日本的一个小众的民族乐器，和我国的尺八有一定的渊源罢了。 尺八再说苍凉也比不了胡人乐器。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里面提到的乐器有磬箫筝笛，箜篌也有，但没有尺八。 尺八在唐朝就不流行，宫廷也不流行，从来就是小众，现在就是日本人做的一个营销概念。 唐诗宋词都知道吧，有多少唐诗宋词里提到了尺八？就一个宋朝葛胜仲写了句“谁吹尺八嘹亮”，只有一首宋词。 但是你去找一下羌笛，琵琶，胡笳，洞箫，都在十首以上。参看作者链接：
汉族的农历节有：正月初一时春节；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正月二十五是填仓节；正月二十九是送穷日；二月初三时春龙节；清明日是清明节；四月初八是牛王诞；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六月初六是姑姑节；六月初六是天贶节；七月初七是女儿节；七月十五是盂兰盆节；八月十五是中秋节；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十月初一时祭祖节；十二月初八是腊八节；冬至日是冬至节；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是送(祭)灶节；十二月三十是除夕节。讲中国传统节日的书有很多，新华书店就有文学类里各个民族都有，或是图书馆里都有的。书名我不是很记得，反正每次去都看到过的！像我家万年历上各个民族的农历节日都有写。
在平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里，大家对作文都不陌生吧，作文可分为小学作文、中学作文、大学作文（论文）。相信写作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腊八粥作文，欢迎大家分享。
天，骤地冷了下来，片片雪花轻舞纷扬，又一年腊八。曾经傲骨的菊花这时终也抵不过严寒一片片花瓣落下，悄然无声。
腊八，离了腊八粥便少了情味。岁月的花瓣随风飘舞，记忆又回到了从前。
童年的时光是彩色的，单纯，美好。每年腊八，奶奶总会早早备好食材，熬几个小时，腊八粥的香，便会溢满整间小屋。
如今再忆，那时的生活，简约明净，奶奶也还不那样老，做起活来亦能干练生风。
厨房细碎的声音让我从回忆中醒来，悄悄溜进厨房，刚一进去便闻见了各种食材淡淡的清香。奶奶正往锅里放食材，“奶奶，煮腊八粥吗?”好奇着询问。“是啊，记得原来你最喜欢吃了。”奶奶一边笑着，一边将黑米倒进锅。接而又将另一盘中的绿豆，薏米倒了进去。“哎呀，何必如此麻烦?干脆一起倒进去算了。”我耐不住性子，便嚷嚷着。“那可不能乱放。桂圆寓意一家人团团圆圆，这莲子呢，多子多孙……”奶奶说着，倒入桂圆、莲子。几粒红枣滚落，“啪嗒”跌入锅内。“哎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一番虔诚的祈祷，才继续去做手上的活计。“人老啦，不中用了……”奶奶叹息着。我不忍，想去帮忙。却被劝了回来，“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老祖宗定下的顺序，不能乱了。”灯光轻洒，奶奶头上的银发根根白亮。岁月无情，她老了，她的岁月之花，怕已落了大半，却是那样悄然无声。
奶奶守在炉旁，微闭着眼，岁月的年轮，满头的银发。脸上，却仍是慈祥的笑容，岁月静好，流年宛转。曾经傲如秋菊的她，干起农活来能抵一男子，却终究输给了岁月，只静守在锅炉边，守着一家人的幸福与希望，任凭花瓣凋落，寂静无声。
如美花眷，似水流年，终抵不过无情岁月，花有时谢，草有时枯，万物皆难逃。唯愿在花瓣凋落的一刻，坦然接受，任岁月无情，皆作悄无声息，一切平常。
闲花落地听无声，愿秋菊依旧傲然，奶奶，仍静守炉旁，而我，在旁相伴。
“好香啊。”农历腊八的早上，一起来，我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匆匆穿好衣服，来到饭桌前。这时，一碗粥浮现在了我的眼前，正准备拿起筷子好好品尝一番，妈妈突然走过来笑笑说：“小馋猫，你知道这是什么粥吗?”我摇了摇头。
“这个是腊八粥，每年农历腊八，人们都要吃腊八粥。”妈妈说着，拿起勺子舀了一点粥，吃了下去。“说起腊八粥的来历，那就悠久了。你想不想听?”我开心的笑了：“肯定啦，了解一下也好嘛。”妈妈念念有词的讲解着腊八粥的来历：“好了，我开始讲了：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出家修行，云游四海。
有一天，他因饥饿和劳累昏倒在野外，被一放牧女童发现，女童急忙跑回家寻找食物。可她家境贫寒，缺衣少食。自己家种的杂粮都快吃光了，只剩下很少的几粒米。姑娘向来慷慨大方，乐于助人，她将每个粮袋子底下所剩无几的粮食搜罗在一起，加上一些自家种的果仁，用清泉水煮了一大碗粥，端到佛祖面前，一口一口地喂他。释迦牟尼吃了香喷喷的粥后，很快苏醒过来，并跑到附近的河中洗了澡，坐在菩提树下静思，终于在腊月初八这天悟道成佛。后来佛教信徒就在每年腊月初八煮粥供佛。
所以，腊八粥又称佛粥。每到这一天，寺庙里的僧众将募化来的斋粮煮成稀饭，来供奉神佛，将佛粥供过之后，再分给穷人食用。后来，腊八粥流传开来，成为民间的一种习俗。南宋诗人陆游留下了这样的诗句：‘今朝佛粥更相赠，更觉江村节物新。’腊八粥作为民间的吉祥食品相互赠送，寓意一年之末的大丰收以及来年风调雨顺，吉祥如意。从此，每年农历腊八，人们都要吃腊八粥了。”
我用汤勺轻轻地在碗里的四周划了几下。然后，舀一勺放进嘴里，粥熬得烂烂的，不用嚼，很快融化了，嘴里还留有余香。喝下了这碗腊八粥，我的心就暖了起来。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吧?没错，今天是1月2日，腊月初八，简称腊八节。在这天里，大家都要喝腊八粥，泡腊八蒜，食用腊八面、腊八豆腐等食品，这些普普通通的食品，正因为在这一天内熬制，而成为了人们的传统习俗。今天，我有幸随富阳日报视频哥、奶茶姐姐来到延寿院了解腊八节，品尝腊八粥。
经过短暂的车程，我们便来到了延寿院，黄墙黑瓦，颇有一番风味。走进斋房，这里好不热闹，十几位奶奶阿姨忙着制作腊八粥、分腊八粥。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小记者把一位奶奶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采访起来。
经过一番“争夺”，我终于抢到了话筒，急忙问道：“奶奶，请问您的腊八粥为什么熬制的那么好喝，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向我们传授一下吗?”奶奶思索了一番，告诉我们熬腊八粥时要先放米，煮烂了之后再放大的莲子啊之类的，然后加适量的白糖，最后放红豆小的那种，要不停的搅拌。
之后，其它小记者们又提出了各种五花八门的问题，奶奶也和蔼可亲，笑着一一做了解答：
“请问奶奶腊八节的为什么要吃腊八粥呢?”
“具体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是祖宗传下来的习俗，腊八节喝腊八粥。给你们小朋友每人喝一碗，祝你们都平平安安，健康成长。”
“请问奶奶你为什么要来这里给大家熬粥啊?”
“我们来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心里也会快乐很多。”
“请问……”
最后，奶奶为我们每人都盛上了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腊八粥，喝进嘴里，原本冻僵了的身体瞬间涌上了一股暖流，这正是奶奶们的一片心意，她们一百多个人在三天三夜之内轮流不停地辛苦工作，在五口大锅内熬制腊八粥。
农历腊月初八是一年一度的腊八节，为了庆祝这一传统的民俗节日，铜陵日报社小记者工作室为我们小记者组织了一场“穿越千年，体验传统，我们来过腊八节”活动。
活动这天，早上一起来，我吃完早饭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小记者工作室，和大家一起坐大巴车前往安徽老家酒业。
刚进酒厂大门，我们就感受到浓郁的节日氛围，只见一面面彩旗随风飘扬，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到来。那锣鼓声声，打鼓的人们笑容满面，更是感染了我们，我们也不由跟着快乐起来。
老师首先带我们来到了存放酒的地方，只见屋子里到处是红红的酒坛子，大的、小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用鼻子轻轻一吸，你会闻到粮食发酵后的香味，一阵阵沁人肺腑。
接着，我们又来到了酿酒的地方，一进屋子里，大家就围住了一个巨大的酿酒器，议论纷纷，“哇!”“这也太大了吧!”“里面装的是什么呀?”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起了这个酿酒器。这时一个更大 的 盖 子往酿酒器上面一盖，便开始酿酒了。老师对我们说：“过十几个小时后，一些液体会通过酿酒器下面长长的管子流出来，这些液体便是酒。”我们转过身来，只见酿酒器后面还有一个一个的坑，上面盖着一层层塑料布。老师指着那些坑对我们说：“这坑里有小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把它们放在坑里经过发酵，就可以通过酿酒器制作成酒了。”哦，原来酒是这样酿出来的。
走出酿酒车间，我们又来到了讲座现场，一位老爷爷告诉我们腊八节的来历。原来，人们将十二月称为“腊月”，十二月初八被称为“腊日”。腊八节一般有两大习俗———吃腊八粥，做腊八蒜。腊八粥一般由红豆、花生米、红枣、莲子、薏米、葡萄干等放在一起熬制而成。而做腊八蒜就是在这一天腌制大蒜，等到开春再吃。腊八节居然还有这么多知识，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这次腊八节活动不但让我们了解了酿酒的过程，更感受到我国传统节日的丰富内涵。我们应该多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好香啊。”农历腊八的早上，一起来，我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匆匆穿好衣服，来到饭桌前。这时，一碗粥浮现在了我的眼前，正准备拿起筷子好好品尝一番，妈妈突然走过来笑笑说：“小馋猫，你知道这是什么粥吗？”
我摇了摇头。
“这个是腊八粥，每年农历腊八，人们都要吃腊八粥。”妈妈说着，拿起勺子了一点粥，吃了下去。“说起腊八粥的来历，那就悠久了。你想不想听？”
我开心的笑了：“肯定啦，了解一下也好嘛。”
妈妈念念有词的讲解着腊八粥的来历：“好了，我开始讲了：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出家修行，云游四海。有一天，他因饥饿与劳累昏倒在野外，被一放牧女童发现，女童急忙跑回家寻找食物。可她家境贫寒，缺衣少食。自己家种的杂粮都快吃光了，只剩下非常少的几粒米。姑娘向来慷慨大方，乐于助人，她将每个粮袋子底下所剩无几的粮食搜罗在一起，加上一些自家种的果仁，用清泉水煮了一大碗粥，端到佛祖面前，一口一口地喂他。释迦牟尼吃了香喷喷的粥后，非常快苏醒过来，并跑到附近的河中洗了澡，坐在菩提树下静思，终于在腊月初八这天悟道成佛。后来佛教信徒就在每年腊月初八煮粥供佛。所以，腊八粥又称佛粥。每到这一天，寺庙里的僧众将募化来的斋粮煮成稀饭，来供奉神佛，将佛粥供过之后，再分给穷人食用。后来，腊八粥流传开来，成为民间的一种习俗。南宋诗人陆游留下了这样的诗句：‘今朝佛粥更相赠，更觉江村节物新。’腊八粥作为民间的吉祥食品相互赠送，寓意一年之末的大丰收以及来年风调雨顺，吉祥如意。从此，每年农历腊八，人们都要吃腊八粥了。”
我用汤勺轻轻地在碗里的四周划了几下。然后，舀一勺放进嘴里，粥熬得烂烂的，不用嚼，非常快融化了，嘴里还留有余香。喝下了这碗腊八粥，我的心就暖了起来。
“喝腊八粥啦!喝腊八粥啦!”听到学校里广播的'通知后，我忍不住的在教室里叫了起来。同学们的眼光齐刷刷地向我看来，异口同声地说：“看你就是个吃货”。我向他们做了个鬼脸，嘴里轻轻地念叨着，“好像你们都不想吃似的。”
没一会儿，就有两个不熟悉的叔叔抬着一大篮东西向教室走来，我想肯定是腊八粥来了。
果然，他们走进教室就给我们每人送上一碗碗装的腊八粥。“谢谢叔叔!谢谢叔叔!”我接过腊八粥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盖子，一阵阵浓浓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我拿起勺子盛了一口粥就往嘴里送，哇!又甜又糯的粥滑进嘴里，嗯，真好吃!我一边吃一边仔细地观察这盒暖暖的粥，心想，是用什么材料熬出来的粥啊，会有这么好吃?点了点搀在粥里的材料有不下二十种之多，其中有红枣、莲子、核桃、栗子、杏仁、松仁、桂圆、棒子、葡萄、白果、菱角、红豆、花生……哇!“这粥里面的品种也太丰富了吧!”我对同桌葛方冉说。“是啊，美味吧!”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
这时，她突然话题一转，问到：“你可知道这腊八粥是谁送来让我们吃的吗?”“不知道!”“我就知道你这个吃货就管好吃的，不知道去品味好吃以外的另一种味道!”“还有另外一种味道?”我感到疑惑。“告诉你吧，看你好奇的样儿?当然，允许你一边喝粥一边听!”葛方冉平时知道的八卦最多，这时她又娓娓道来……
原来是这样的啊，我停下手中的勺子，对葛方冉说：“那我们还是得真心地感谢陈思奇的爸爸，把我们想的如此周到，在这样一个温暖的节日里，给我们大伙儿还这么多人都能吃上又温暖有美味的腊八粥!”“是的!”葛方冉微笑地静静点头，诺有所思……
不知不觉碗里的粥已被我吃得见底了，我慢慢懂得分享的快乐，那是腊八粥以外的另一种味道，美好深远!
又是一个腊八节，吃着自己亲手做的香喷喷的腊八粥，那一丝丝的甜意，又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腊八节……
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腊八也是个非常特别的节日，早早地就盼望着腊八节的到来。到初七傍晚，早已迫不及待的我们放学就约好了伙伴，三五成群，男孩背着自制的冰车，女孩拎着个大篮子，一路小跑，直冲我们冬天的乐园——村外大河边。
六、七米宽的大河冰冻结实，冰面光洁如镜，阶梯似的石头上流水结的冰，凸凹波纹如鱼鳞，疙疙瘩瘩，非常是美观。男孩们放上冰车，有的跪在上面，有的两人坐一起，双手冰钎一凿，“哧溜”一声，滑的无影无踪。女孩也不甘示弱，从河边找上薄而大的石块，再用双手捧上几捧背阴处没化的积雪，分撒在冰面上，放好石块坐上去，“推吧。”后面的人一推，嘎啦啦一阵冲向前，有的原地打转摔倒，有的冲出不远屁股下的石头早已不见踪影，四脚朝天，任凭后脑勺被磕的有点闷疼，依然会找一块更大的石块，大伙像串糖葫芦，一个一个拽着前面人的袄后襟，齐声令下，一起使劲，还是不到几步，东倒西歪，人仰马 翻，脑勺着地，玩的起劲的我们根本没有在意冻的通红的小手都蹭破了皮。寂静而空旷的山涧回荡着顽皮的欢声笑语……
天色已晚，兴致未尽的我们匆忙各自赶到上游（为的是干净），用石块砸上几大块冰凌，按照自己心中的想象，把冰块稍做敲凿，像娃娃，像动物……载着满心的喜悦，不停的用口中的热气哈着冻的发青的小手，回家的路上，仍然忘不了欢闹嬉戏……
腊八的早晨，早早起床，与姐姐弟弟争先恐后，端上妈妈做的红红的腊八粥，跑到院里，抢着去喂昨晚放在每个门口两边的冰凌人儿，用红色的豆子给他安上小嘴，看着似笑了的冰凌人儿，心里别提有多美……
不觉太阳已经升起，尽管没有了孩提时的情趣，但那甜甜的腊八粥依然给人以浓浓的回味。
现在，一些地方还把冬至作为一个节日来过。北方地区有冬至宰羊，吃饺子、吃馄饨的习俗，南方地区在这一天则有吃冬至米团、冬至长线面的习惯。各个地区在冬至这一天还有祭天祭祖的习俗。） 农历腊月初八：腊八节 （古代十二月祭祀“众神”叫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叫腊月。腊月初八这一天，旧俗要喝腊八粥。传说释迦牟尼在这一天得道成佛，因此寺院每逢这一天煮粥供佛，以后民间相沿成俗，直至今日。） 农历十二月大年三十：除夕 （大年三十晚上叫除夕。“除”，本义是“去”，引申为“易”[交替]；“夕”字的本义原是“日暮”，引申为“夜晚”。故而除夕之夜，便含有“旧岁到此而除，明日另换新岁”的意思。“除”乃除旧布新之意。除夕最早源于先秦时期的“逐除”。据《吕氏春秋·季冬记》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除“疫疠之鬼”，来年才会无病无灾。这就是“除夕”节的由来。“除夕”在古时还有许多别称，如除夜、逐除、岁除、大除、大尽等等。称呼虽多，但总不外乎送旧迎新、祛病消灾的意思。） 农历正月初一：春节 （是农历的一岁之首，俗称“大年”。春节的来历，在我国大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我国民间最热闹、最隆重的一个传统节日。古代的春节，是指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立春”时节，南北朝以后才将春节改在一年岁末，并泛指整个春季，这时大地回春，万象更新，人们便把它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到了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改农历为公历[阳历]后，便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直到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才正式把正月初一的新年定为“春节”，因而至今仍有许多人将过春节叫过年。） 年： （人人常把过春节说成“过年”，而“年”的最初含义与今天根本不同。据说，在很古的时候，世界上有一种最凶恶的野兽叫“年”。它生长得比骆驼还大。跑起来比风还快，吼起来比雷还响。它一出来，见人吃人，见畜伤畜，人们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天神为了惩罚“年”，把它锁进深山，只许它一年出山一次。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了“年”有“三怕”——怕红颜色、怕响声、怕火光。于是，有一年腊月三十晚，大伙在门口贴上红纸，不断地敲锣打鼓、放鞭炮，晚上屋子里彻夜点上灯。“年”晚上来了一看，家家灯光通明；一听，处处放炮声，吓得它不敢进村。白天它又偷偷下山来，见还是户户门上红，遍地咚咚响，吓得它胆颤心惊，调头又跑回去了。从此后，“年”一直没敢再来，据说饿死在深山老林里了。后来，人们才把防“年”、“驱年”，变成安安稳稳地过年了。“年”没有了，但是过年的习俗仍保持着。鲜红的春联，辉煌的灯火，清脆的爆竹，响亮的锣鼓，年年如此。）
如果是阴茎大小，一般成人阴茎正常状态超过三厘米厘米，勃起超过8厘米，都是正常的，如果勃起是13厘米，是正常的，可见于正常人，如果没有其他异常症状，性功能正常，没有出现阳痿早泄等疾病，可以暂时观察，不必进行治疗，不必担心，平时注意饮食营养，避免不良刺激，避免性生活过频。正常男性中，双侧睾丸的大小不是完全相同的。据统计，右侧睾丸略大于左侧，以睾丸的长、宽、厚度计算，右侧平均为3.38crnX2．37cmX1.78cm，左侧平均为3.30cmX2．27cmX1.71cm。即使是同一个年龄组的人，睾丸的大小也有很大差别。
从尺寸来看正常，属于国人的平均水平，婚后和不和这个不起决定作用。祝新婚快乐。
人的阴茎和身材高矮、胖瘦、五官大小等一样存在着众多的差别，长短不一，粗细不齐。国内史成礼曾测定1412例中国健康男性青年的阴茎大小及126例健康男性的阴茎勃起长度。结果表明，常态时最长为19．5厘米，最短3厘米，平均8．375厘米；周长最大14厘米，最小2．5厘米，平均7．3厘米。勃起时最长23厘米，最短8厘米，平均12厘米；勃起时周长最大14厘米，最小8厘米，平均10．75厘米。刘国振等调查的1000例正常成年男子的阴茎长度为：常态下长度范围为4．9－8．6厘米，平均6．55厘米，最长11．6厘米，最短3．7厘米。吴伟成等对2547例16－25岁男大学生阴茎进行测量，其长度平均值为7．43厘米，周径平均为8．17厘米；阴茎牵长平均13．34厘米，与计算出的勃起长度13．08厘米相似，故考虑牵长可代表勃起后长度。可见不同作者的测量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其结果还受地区、民族等影响。此外，在常态下同一个人的阴茎长度也不恒定，如紧张、寒冷或严重疲劳时都可使阴茎短缩。
阴茎的主要组成是海绵体，不是普通的肌肉细胞，无论是药物还是磁力内裤方式都不能让阴茎的海绵体变大；当然现在也有的医生通过注射的方式注射玻尿酸来增粗，但由于玻尿酸会被人体降解吸收，因此增粗也是能短时性，同时注射对医生的技术也有一定的要求，注射之后并发症较多；目前唯一能增加长度的方法还是传统手术，内置生物套手术在不损伤阴茎体的前提下，在阴茎体背部植入HADM再生组织生物材料，实现阴茎体软组织增厚，从而使阴茎增粗，材料不会产生排异或被人体降解吸收，最终HADM与自体组织相融合转归为自体组织，实现长远性增粗的作用。
写作要点：紧扣文章主题，对八德的内容进行辨析，阐述八德的类容，言语简练。
八德，中国封建社会表彰的八种德行,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是宋代对中华道德的新建构，是对中华道德的新发展，它一直影响到明清，以致影响到朝鲜、韩国等东亚各国。
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2001年公民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20个字公民道德规范的面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建设的新发展，也是对中华美德的新承接。
十年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国家教育科学规划，连续开展重点研究课题“大中小学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实验研究“，锁定的八个核心德目是：忠、孝、诚、信、礼、义、廉、耻，意在承接中华传统美德，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体现民族生命力的全新价值。
依据每个德目的不同功能，这八德又大致可分为四个层面：
”义”与”忠”。”义”人间正道的向导，是道德灵魂，是道德精神境界和价值导向;”忠”尽己报国的责任，是道德核心，是道德自觉意识和价值目标。
”诚”与”信”。”诚”求真务实的品质，是道德品质，是道德人格要求和经济价值;”信”立身兴业的基点，是道德品质，是道德人格要求和经济价值。
”礼”与”廉”。”礼”人际文明的规范，是道德品质，是道德外在表现和文明价值;”廉”清白正气的根基，是道德良心，是道德外在表现和政治价值。
”孝”与”耻”。”孝”生生不息的爱心，是道德情感，是道德情感基础和价值动源;”耻”人之为人的底线，是道德心理，是道德心理基础和价值选择。
这”八德”，从社会、经济、政治等等领域，涵含盖了个人与家庭、社会的道德关系。一个中国人，如果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这八种品德，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仅不会落后于时代，而且会成为新世纪的强者。整个国家，建立这种道德规范体系，就可以逐步建成新世纪的”礼仪之邦”。
偶然第一线的图像vhufgiughxuydhgkhdjkdghkj加班费定好地方一iuhg客户包括坚持不健康呼吸发一份催收
“四品八德”是对“自尊、敬人、乐观、执着”四种品质和“爱国守法、文明礼让、孝亲尊师、团结友善、勤劳节俭、好学向上、诚实守信、勇于担当”八个方面德行的简称，是把中小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品质、优良道德行为现代公民的基本要求。供参考。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轰地一声巨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沈阳城，日本军国主义者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声巨响，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一声巨响，把日本法西斯战争阴谋暴露无遗。 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满蒙中心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实践，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增长，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产生与其民族固有的“大日本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大日本精神”宣扬“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有其独一无二、不可企及的优越性，高站于世界之上”、所有其他国家“宛如朝露，转瞬即逝”；武士道精神信奉“武力为立国之基础”，对内主张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对外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正是在这种狂热的所谓民族优越感和以武力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野心驱使下，明治政府在建立之初，就以天皇名义公然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把侵略扩张的目标确定为中国和朝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政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陆政策”。在“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890年3月，他以首相和陆军大臣的身份向天皇呈递一份奏折，在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临近区域是也。”甲午战争后，他在给天皇的奏议中进一步阐述，“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这里，“此次胜利”即指甲午战争的胜利，“利益线之开辟”，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 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大陆政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以“满蒙积极政策”作为控制中国、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重大关键”。用后来《田中奏折》中的话总结就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满蒙”，即今天的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这个有着辽阔土地和丰厚物产的地方，很早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看中；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但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处心积虑要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大陆分割出去，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早在1911年，日本就曾诱说清政府愿意协助其巩固政权，只要以东三省为代价，但由于英国干涉，未能实现。民国时期，日本当局又授意日本浪人纠集清朝贵族策划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但都没有成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美国在远东积极扩张的势头，日本对独占“满蒙”的前途忧心忡忡。1927年，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把日本帝国主义推向了武力吞并“满蒙”的边缘。 1927年6月底，日本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一个极其重要而神秘的会议――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外务省次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陆军次官火田 俊六等。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形成了一份正式文件――《对华政策纲领》，尽管这个纲领被一些含蓄而巧妙的外交辞令所包裹，但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条款中看到日本当权者对“满蒙”政策的巨大变化。比如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东方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把“满蒙积极政策”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以东方会议为指导，日本军部、参谋本部、关东军、各右翼团体为武力侵占“满蒙”而竞相活动起来。 战争准备态势 在日本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中，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是侵略“满蒙”的急先锋。从1907年起，以守备铁路的名义取得在东北的驻扎权后，这支部队一直图谋分割东北。他们霸占土地，广筑军营、靶场，派遣间谍，大搞颠覆活动，还于1925年非法出兵阻击郭松岭反奉部队，1928年蓄意炸死张作霖，以扰乱东北局势。东方会议确定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后，关东军如鱼得水，马上进入阴谋策划的战备实施状态。从1929年到1931年关东军参谋先后组织了四次“旅行”，对北满、辽西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作为军事侦察的成果，关东军制定一系列文件对如何武装占领东北，以及占领后的行政统治等事宜作了明确规定。1929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起草文件《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30年9月，关东军参谋佐久间亮三起草完成《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同年，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处理满蒙问题方案》。此外，作为吞并“满蒙”作战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东军还对占领“满蒙”的各种作战技术进行了专门研究。1930年，石原和佐久先后研究出“夜袭弓长岭的现场设计”和“奉天城进攻要领”。到了1931年，随着局势的日趋紧急，关东军更是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各种具体的现场作战技术。总之，为了吞并“满蒙”这一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关东军精心制定了包括中心突破方案、具体作战技术在内的一套多层次、密实的整体作战方案。满蒙在关东军的阴谋策划下，已是汹潮暗涌，罗网密布。 对于关东军武力侵占满蒙的计划，日本军部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一向是心有默契的。随着日本对“满蒙积极政策”的确立，日本军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动。1929年，冈村宁次调任陆军省补任课课长，负责佐尉级军官人事调动。冈村宁次是少壮派军官的骨干分子，当初在陆军士官学校与永田铁山、小火田敏四郎有“三只乌鸦”之称，对“满蒙”问题一向主张武力解决。趁此机会，冈村宁次将陆军省部之要职，调整为“适合要求”的人员充任，一些侵华的积极分子如今田新太郎、桥本欣五郎等都被安插在了重要岗位。1931年，本庄繁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就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本庄繁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建川美次调任前一个月作为解决“满蒙”问题核心会议委员长刚刚领导制定出《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对武力侵占“满蒙”具有一套成熟而系统的想法。以冈村、建川为首的少壮军官成为关东军阴谋集团在军部内的秘密同盟。这样，关于在东北制造阴谋，进而达到武力占领的计划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与关东军之间形成了串通一气、相互配合的通道。除了人事上的调配，军部还在兵力部署方面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行动。1931年4月，调驻仙台的第2师团到南满地区换防，第2师团的士兵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长，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8月，调第16师团5000人前往朝鲜，朝鲜原驻部队则集结于鸭绿江、图们江沿岸，与对岸的关东军遥相呼应。9月，又向朝鲜增派两个师团。 就在军方紧锣密鼓地进行政治策划和军事调配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也都倾巢而出，为即将发生的武装侵占东北大造舆论，一时间，形形色色的武装入侵东北的所谓理论根据纷纷出笼。有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满蒙”独立论的；有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要“牢固确保和死守”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的；有叫嚣“战争不可避免”、必须“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在这其中，日本军方也直接出面，向国民灌输武装入侵的思想，曾出动军用飞机，向金泽、福井、富山、松本等地散发10万份传单，题目为《醒来吧，为了国防！》。 1931年七八月，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把日本朝野上下的战争狂热推向极点。各路要人借题发挥，右翼组织青年联盟头目冈田猛马要求立刻以武力占领东北，对石原质问：“难道你们腰上的刀是竹刀吗？”石原断然回答：“不管是微薄之力还是竹刀”，“我作为作战参谋主任，可以这样说，一旦打起来，用不了两天即可攻克奉天，事情要决断于迅雷不及掩耳之中”！另一法西斯青年团体大雄蜂会头目笠木良明宣扬：“天国总是存在于剑影之中。”政友会头目森恪则公开声称：现在再也“不可能解决事态”，解决的办法“只有动用国力”，并说“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夜”的敌对状态。 一场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满蒙”上空阴云密布。 柳条湖畔的爆破声 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是由关东军拉开的，一般认为，这一军事行动的系统构想是由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最先提出的，并在坂垣征四郎的支持下付之实践的。 石原毕业于陆军大学，精明强干，善谋略，被誉为“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1928年到关东军司令部任作战主任。他针对日本关东军在兵力数量、武器装备等方面不如中国东北军的状况，提出了“以寡制众”的军事学术观点。1931年春天，石原作战计划初具雏形，“集中兵力攻克沈阳城”，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为达此目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等人多次密谋，于1931年6月底终于炮制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这一具体的行动方案，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城北2．5公里、北大营西南1000米处的柳条湖，这里偏僻静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攻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 （二）时间安排在9月28日，其时庄稼已经收割，大地裸露，便于野外作战。 （三）确定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攻击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为了秘密实施这一行动计划，坂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大尉。不久，今田又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负责现场爆破；同时，他们又网罗驻奉天的日本部队的骨干分子，寻求支持，以便行动。这些骨干分子，有第2师团驻奉天第29联队大队长名仓少佐、队副儿岛少佐；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还有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少佐等人。 进入9月初，沈阳城内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爆破和攻城计划的顺利实施，日军第29联队和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连同驻沈宪兵队和警察，对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进行多次围攻演习：9月2日至5日，关东军在文官屯、关帝庙等处进行围攻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的各种作战演习；9月8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架设机枪，作攻城演习，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9月14日至17日，日军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有时，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可谓嚣张猖狂到了极点。 在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了配合计划，对沈阳实施致命一击，先后调兵遣将，云集沈阳：8月下旬，从日本国内运来飞机30余架，野炮20余门，存放于苏家屯车站。8月27日，将驻大连柳树屯守备队秘密调往沈阳火车站。8月27日和28日，向在沈阳的日侨发放枪支。9月上旬，将驻安奉线守备队第3大队集中到沈阳、苏家屯一带。9月14日，授意抚顺守备队安排四辆可以随时出动的编组列车，以便事变发生后可以立即进占奉天。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则从9月7日开始对日本第2师团和独立守备队进行了为期12天的检阅，先后到达海城、鞍山、本溪、公主岭、长春、沈阳、辽阳等地，其中沈阳是他视察的重点。在视察期间，本庄繁一方面检阅各地武装，进行战前总动员，一方面观看各地日军举行的军事演习。在沈阳，他详细观看了第29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举行的攻打沈阳城墙的夜间演习，这个军事演习把具体作战的每个步骤、每个细节都模拟了一遍。以至事变后一个日军军官惊讶地说，九一八夜间的军事行动，使人“仿佛大梦初醒，这不是把白天的检阅重做一遍吗”?! 就在一切安排妥当之际，事情遭遇了小小的挫折。原来关东军的紧锣密鼓的行动引起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疑虑。林久治郎作为领事馆官员，代表日本外务省的立场，对“满蒙”问题主张以外交途径，谨慎解决。因此9月15日，林久治郎给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出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就此事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询，考虑到大部分阁员的意见，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并给本庄繁带去密信，“希望暂时不行使武力”。眼看关东军策划的行动就要泡汤了，在这关键时刻，建川美次起了扭转形势的作用。他事先向坂垣泄露情报，要其提前行动，并一路耽搁，以造成既成事实之结果。这样，在建川美次的大力协助下，柳条湖爆破事件比既定日期提前10天即9月18日顺利实现了。 关于当天晚上的情形，负责爆破任务的花谷正是这样回忆的：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南满线路上驰骋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做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爆破成功后，日本关东军一面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一面大造舆论：“华兵爆破铁路，引起中日两军大冲突”。19日，东京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此次事件之发生，由于破坏满铁”，因此“日军之行动，系属正当”。关东军怕败露破绽，还制造假现场，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破铁路“凶犯”。 但事情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1946年，在远东国际法庭上，记者乔・毕・巴鲁回忆他在事变第二天到沈阳调查时，在现场看到的是：“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据说，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在参观了现场后也认为：“日本的做法太愚蠢了，人们一看现场就知道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战后，日本战犯对事变的真相供认不讳。曾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于1946年的笔供中说：“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9月18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的。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曾经亲手炸死张作霖，并积极主张制造“满洲事变”的关东军高级幕僚河本大作，于1953年的笔供中说：“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石原和坂垣）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各方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外务省陆续收到沈阳方面的情报，各方势力对此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反应。 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为代表的军部中央接到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污蔑“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和袭击守备队”的电报后，对关东军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9月19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参谋总长金谷范大将及陆军中央部在参谋总长办公室召开了军部中央的首脑会议。会上，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说：“关东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动。”对他的说法，与会者一致赞同。然后，确定了陆军方针，即九一八事变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不但要确保原来在满洲的权益，而且还要以此对整个东北实行军事占领。最后会议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军事占领是适时宜的”，并考虑派兵“应急救援”。 与军部中央接到的情报完全相反，外务省得到奉天领事馆方面关于事变真相的报告是“此事系军方积极策划”，“中国军队并未抵抗”，“种种情况证明关东军并非处于自卫”。受外务省情报的影响，内阁联席会议做出了暂时“不扩大事态”的处理决定。 关东军对于日本内阁的决定很不满意，极力反对，连续发给军部中央两个电报，迫切要求扩大侵略军事行动。对于关东军扩大侵略的要求，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虽然表面上反对事变进一步扩大，但迟迟不肯发出制止关东军军事行动的命令。只是假装软弱无力，不负责任地要求关东军“依内阁决议决定，不超过必要之限度”、“此次中日冲突事件”，“帝国政府仍不愿事态扩大，希本此旨为之”。而若木规首相、币原外相等政府首脑又遇事优柔寡断，抱暗中默认的态度，对于九一八事变始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9月21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南陆相提议向满洲增兵，虽然遭到了币原外相和井上藏相的反对，但驻朝鲜日军却不等日本政府的决定就独断越过国境进入东北。22日，南陆相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这件事以后，内阁政府抱妥协的态度予以事后默认了。若木规 首相表示：“既然已经出动，也就没有办法了。”币原外相此时虽认为驻朝鲜军的独断越境是“干犯大权”的行动，但也已经没有勇气敢于提出这样的主张了，最后只好“既已承认事实，亦决定支付经费”，一并上奏天皇，并很快得到了天皇批准的敕命。 至此，日本最高权力中枢完全站在了关东军一边，“不扩大事态”成为一纸空谈。关东军在东北大地上攻城掠地势如猛虎，一日千里。以关东军一区区驻外殖民军能够影响并左右东京军部内阁的有关计划，造成以下克上的结果，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天皇在侵华基本立场上的一致性，也从侧面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日本方面在事变前的周密计划、事变中的不宣而战、事变后的一致行动，加上中国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致使日本武力侵占东北的计划进展得异常顺利，九一八事变当夜占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20余座、略地1000余里，4个月零18天占领东北3个省1个特区，一口气吞下相当于日本国土3倍的中国国土，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这样被日本侵占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近现代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由此而得逞，他们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妄想充当亚洲的霸主。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以至灭亡也是从此开始。东条英机、坂垣等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也落得了可耻的下场。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 *** *** 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 *** 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 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 *** 领导的全国抗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多年来，“九一八事变”被我国民众视为国耻。
至今，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在“九一八事变”76周年之际，传统与网络媒体上，我们也处处可见“国耻日”这样的提法，许多评论中也对“九一八”这样的“国耻日”进行反思，并希望通过用“国耻日”给我国人民带来的耻辱去激发国人的爱国注意精神。
“九一八”是一个所有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日子，不仅在9月18日之际，而是在其他的每一天里，国人也都应该记住“九一八”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更需要让他们记住“九一八”事件深刻的历史意义以及所含有的现实意义。因此，无论是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还是媒体上的文字都是反思“九一八”事件所不可缺少的媒介。
但就我个人认为，把“九一八”称为“国耻日”还是有些不太恰当的。曾经有一位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说过，西方倾向于用正与邪来判断一些事情，而东方则更喜欢采用荣与辱的观点。
例如在对于日本人攻击珍珠港，美国方面就是从正与邪的角度来做出定义的，并以次对下一代进行教育。他们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攻击珍珠港是对美国人犯下的罪行，但并非只是让美国人蒙受了耻辱；同样，美国向日本宣战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报仇，而更重要的是要参与到主持正义的一方，与中国等亚洲国家一起向日本军国主义作战。
我们现在也应该学习美国的观点，不要把只把“九一八”当做“国耻日”，那样的话，它只会变成一个包袱，我们也难以走出“九一八”事件所带来的仇恨。虽然仇恨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动力，但是它更可能会扭曲自己。
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九一八”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邪恶造成的，并以次来激发国人，既要在和平崛起中去富民强国，也要增强自己的实力去面对任何来自外来邪恶的挑战。这才是“九一八”纪念日需要“纪念”的意义所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日本逐步确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 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方针， 开始规舰东北三省领土，寻找武力占领的机 会。
1930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 本，日本加快了武力侵华的步伐，于1931年 7月和8月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 “中村事件”。由于国民 *** 实行妥协的不抵 抗政策，日本遂于9月发动了大规模武装侵 占东北羊省的战争。
9月I8日夜10时余，日 本关东军按照预谋的计划，炸毁沈阳北郊柳 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然后诬称系中国 军队所为，当即派兵突然进攻中国军队驻守 的北大余和沈阳内城。
多年来，“九一八事变”被我国民众视为国耻。
至今，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在“九一八事变”76周年之际，传统与网络媒体上，我们也处处可见“国耻日”这样的提法，许多评论中也对“九一八”这样的“国耻日”进行反思，并希望通过用“国耻日”给我国人民带来的耻辱去激发国人的爱国注意精神。
“九一八”是一个所有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日子，不仅在9月18日之际，而是在其他的每一天里，国人也都应该记住“九一八”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更需要让他们记住“九一八”事件深刻的历史意义以及所含有的现实意义。因此，无论是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还是媒体上的文字都是反思“九一八”事件所不可缺少的媒介。
但就我个人认为，把“九一八”称为“国耻日”还是有些不太恰当的。曾经有一位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说过，西方倾向于用正与邪来判断一些事情，而东方则更喜欢采用荣与辱的观点。
例如在对于日本人攻击珍珠港，美国方面就是从正与邪的角度来做出定义的，并以次对下一代进行教育。他们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攻击珍珠港是对美国人犯下的罪行，但并非只是让美国人蒙受了耻辱；同样，美国向日本宣战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报仇，而更重要的是要参与到主持正义的一方，与中国等亚洲国家一起向日本军国主义作战。
我们现在也应该学习美国的观点，不要把只把“九一八”当做“国耻日”，那样的话，它只会变成一个包袱，我们也难以走出“九一八”事件所带来的仇恨。虽然仇恨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动力，但是它更可能会扭曲自己。
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九一八”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邪恶造成的，并以次来激发国人，既要在和平崛起中去富民强国，也要增强自己的实力去面对任何来自外来邪恶的挑战。这才是“九一八”纪念日需要“纪念”的意义所在！。
铭记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意义如下： 九一八事变及时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
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并付诸实践；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人人应视为与己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团结也日益增强，两党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强，有力的促进了两党的再次合作，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新局面，实现了民族大团结。
扩展资料“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订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沈阳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
当前，已有哈尔滨、长春、昆明、合肥、杭州、乌鲁木齐、南昌、齐齐哈尔、金华、本溪、太原、西安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1、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益深重，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的呼声.蒋介石却实行不抵抗政策.不甘做亡国奴、富有民族感和爱国心的中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 2、首先是 *** 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给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目标和方向.接着是沦陷区东北人民自发组织抗日义勇军和在党的领导下组成抗日联军，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和国民 *** 连连退让，引起民主人士和 *** 内爱国力量的不满，他们纷纷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这些都反映了在民族矛盾上升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与组合，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社会基础.。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轰地一声巨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沈阳城，日本军国主义者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这一声巨响，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一声巨响，把日本法西斯战争阴谋暴露无遗。 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满蒙中心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实践，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增长，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产生与其民族固有的“大日本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大日本精神”宣扬“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有其独一无二、不可企及的优越性，高站于世界之上”、所有其他国家“宛如朝露，转瞬即逝”；武士道精神信奉“武力为立国之基础”，对内主张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对外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
正是在这种狂热的所谓民族优越感和以武力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野心驱使下，明治 *** 在建立之初，就以天皇名义公然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把侵略扩张的目标确定为中国和朝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政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陆政策”。在“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890年3月，他以首相和陆军大臣的身份向天皇呈递一份奏折，在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 *** 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 *** 线？国家之疆域是也。
何谓利益线？即同我 *** 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临近区域是也。”甲午战争后，他在给天皇的奏议中进一步阐述，“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 *** 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
这里，“此次胜利”即指甲午战争的胜利，“利益线之开辟”，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 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大陆政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以“满蒙积极政策”作为控制中国、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重大关键”。
用后来《田中奏折》中的话总结就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满蒙”，即今天的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这个有着辽阔土地和丰厚物产的地方，很早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看中；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权益。
但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处心积虑要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大陆分割出去，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早在1911年，日本就曾诱说清 *** 愿意协助其巩固政权，只要以东三省为代价，但由于英国干涉，未能实现。
民国时期，日本当局又授意日本浪人纠集清朝贵族策划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但都没有成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美国在远东积极扩张的势头，日本对独占“满蒙”的前途忧心忡忡。
1927年，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把日本帝国主义推向了武力吞并“满蒙”的边缘。 1927年6月底，日本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一个极其重要而神秘的会议――东方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外务省次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陆军次官火田 俊六等。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形成了一份正式文件――《对华政策纲领》，尽管这个纲领被一些含蓄而巧妙的外交辞令所包裹，但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条款中看到日本当权者对“满蒙”政策的巨大变化。
比如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东方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把“满蒙积极政策”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以东方会议为指导，日本军部、参谋本部、关东军、各右翼团体为武力侵占“满蒙”而竞相活动起来。 战争准备态势 在日本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中，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是侵略“满蒙”的急先锋。
从1907年起，以守备铁路的名义取得在东北的驻扎权后，这支部队一直图谋分割东北。他们霸占土地，广筑军营、靶场，派遣间谍，大搞颠覆活动，还于1925年非法出兵阻击郭松岭反奉部队，1928年蓄意炸死张作霖，以扰乱东北局势。
东方会议确定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后，关东军如鱼得水，马上进入阴谋策划的战备实施状态。从1929年到1931年关东军参谋先后组织了四次“旅行”，对北满、辽西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作为军事侦察的成果，关东军制定一系列文件对如何武装占领东北，以及占领后的行政统治等事宜作了明确规定。
1929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起草文件《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30年9月，关东军参谋佐久间亮三起草完。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 *** *** 的不抵抗主义。
在中国 *** 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 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 *** 领导的全国抗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
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
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