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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医学病毒学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但一些危害严重的病毒性疾病，如麻疹、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等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影响着国家的建设。1956年他通过统考，以优良成绩录取为留苏预备生。1956～1957年他进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1958～1962年，在前苏联莫斯科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师从戈尔布诺娃教授研究副流感病毒。在3年时间里，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是全研究所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他首次发现Ⅰ型副流感（仙台）病毒存在着两个亚型，并澄清了仙台病毒是否对人有致病性这个当时尚未解决的问题；首次阐明了仙台病毒的溶血活性与细胞融合活性是由病毒的同一特性引起的；并首先建立了一种病毒溶血抑制试验，用以研究具有溶血活性的病毒的抗原关系；首次发现在单层细胞培养上仙台病毒可引起同种细胞的急性融合，并阐明了融合的机理。1962年，侯云德完成了关于副流感病毒研究的学位论文。由于他的这三项成就，前苏联医学科学院组织的专家组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同意同时通过了副博士和博士论文；前苏联高等教育部于1962年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侯云德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这在伊凡诺夫斯基病毒所几十年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70年代国际遗传学界研究时采用他的方法作为重要的研究手段，他的有关著述受到广泛重视。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第三点发现特别具有重要意义。仙台病毒可引起细胞融合的现象是1958年日本人岗田（Okada）发现的，他发现仙台病毒可使小鼠腹水瘤细胞在试管中经震荡发生融合。侯云德是在1961年发现仙台病毒可使单层细胞发生急性融合，并阐明了其原理。1966年Nell将此发展为异种细胞融合技术。这技术作为一种经典的细胞融合技术，20世纪70年代曾广泛应用于病毒学、遗传学、细胞学和免疫学研究中。回国后，侯云德一直在病毒学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国呼吸道病毒感染病原学的研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即首次在国内分离到流感病毒Ⅰ、Ⅱ、Ⅳ型，阐明了1962～1964年间北京地区呼吸道主要病毒的流行情况。研究并阐明了当时副流感病毒、腺病毒等在中国儿童呼吸道感染中的流行规律。以后又研究黄芪的抗病毒感染作用，研制干扰素，并用基因工程方法进行研究。1973～1985年任病毒学研究所感冒气管炎研究室主任。1977年侯云德晋升为副研究员、抗病毒治疗研究室主任，1983年晋升为研究员。1981年在加拿大卡尔加利大学生物化学系短期进修。1984年晋升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员。1984年被中央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4年侯云德被任命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副所长，1985 年任病毒学研究所所长兼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世界卫生组织病毒参考和研究中心主任。1988年连任所长至1997 年。他首先改革了所内科研经费的管理体制，将科研经费由所统一管理改为由科研课题组管理，引进竞争机制，鼓励科研人员去申请国家攻关课题、高技术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使病毒所的科研经费有了较多的增长。同时又实行了聘任制，从而大大提高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使科研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1986～1996年任命为中国第一至第三届“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1989年他兼任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98年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同年任病毒生物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侯云德既是科学家又是科学工作的组织领导者。
侯云德：中国干扰学之父，他一共有3个小孩
他有两个小孩，一个是女孩，一个是男孩，女孩现在8岁，男孩现在是十岁
2018年，已是耄耋之年的侯云德，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位在医学领域与病毒斗了一辈子的科学家，若是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立志学医的理想，一定会感慨万千。初心不改，是这位病毒学家一生的坚持。童年瘟疫流行，从小立志学医江苏武进，也就是现在常州市，在江南地区也属于鱼米之乡。然而在侯云德出生的1929年，新旧时代的剧烈变革，传统的农民都不堪重负，而处于破产边缘，很多人都进城谋生。而且，彼时的日本早已对我国虎视眈眈，大战一触即发。侯云德的童年，被战乱和各种流行的疫病包围着。在侯云德的小学阶段，战争已经开启，而江苏地区很快也成为沦陷区。那时候，侯云德还是小孩子，对于社会出现的诸多情况都不了解，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他只知道那时候很多人都吃不饱，也有人经常因病死去。而且，死人的情况就发生在侯云德至亲的身上。小时候，侯云德的大哥，就因为流行的瘟疫而去世。彼时医疗条件落后，再加上频繁战乱，社会秩序处于完全崩溃状态，在疾病发生，尤其是瘟疫发生的时候，普通大众就像一只只"待宰的羔羊"。虽然小侯云德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并没有多少清晰的认知，但是看着亲大哥因病去世，还是给他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他不知道世上的人为何要遭受这种痛苦，他也想不通社会上，为什么没有人去阻止这种可怕的情况爆发？就像小时候，经常到药店去给父亲抓药的鲁迅，侯云德从小也遭遇了这种情况。而且相比于鲁迅所遭遇的情况，更为可怕的是，瘟疫的发生是迅速的。人们在短时间内大批地死去，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侯云德的心头，幼小的侯云德于是卖力的学习，希望能够弄清这一切情况。1943年，战争进入了尾声，14岁的侯云德在这一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学。在此之前，因为家庭的贫困，侯云德年纪轻轻就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他帮助家里力所能及的做很多活计，南方地区多河渠，侯云德下河抓鱼，然后再拿到集市上摆摊。整个小学阶段，侯云德都是在这样半工半读的模式中，艰难度过的。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侯云德并没有放弃学习的梦想。他和那些富贵家的弟子比起来，没有更多的资源和优势，侯云德就咬紧牙关，在学习上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努力。就是在这艰难的生计模式下，侯云德开启了自己的中学学习生涯。那时候社会的混乱状态，依旧延续，但是侯云德将学习放在第一位，只要混乱的局面没有蔓延到学校，他的学业也就不会放下。而且随着年龄的逐步增长，侯云德的学习规划之路渐渐清晰了。他要学医。小时候大哥去世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他知道面对疾病的折磨，人们是渺小的。像侯云德这代人以及更上一辈的人，由于直接对旧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感同身受，知道家人以及周边的民众都在遭受着医疗条件差的折磨，因此年轻人一旦到了谈论理想的年龄，都会自然而然将医学放在首位。侯云德知道，要想学医，彼时的中学阶段就要加倍的努力才行。中学的知识是基础，打好了基础，将来的学业才能更加的顺畅。1948年，彼时正处于新中国前夕，社会还处于新旧交替的混乱状态，但是侯云德不为所动，还是依据自身的努力，在那一年顺利考入了国内知名大学同济大学的医学院。侯云德在学医理想的道路上，正式步入了坦途。出国深造的新中国首批人才大学阶段开始的时候，侯云德和他的同学们就沐浴在了新中国的阳光下。这时候全社会终于安定下来，一个全新的中国不但要进行系统的建设，更需要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作为大学毕业生，侯云德那时候就像天之骄子一般。大学生涯的7年时间，侯云德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1955年毕业之后，作为病毒学领域的专业人才，侯云德之后还要开启下一阶段的学习历程。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国内各方面的政策都向苏联看齐。苏联作为战胜国之一，不但国力强盛，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更是处于世界顶尖的水平。因此在当时，国内的专业人才要继续深造的话，都会去苏联学习。1956年到1957年这一年时间，侯云德短暂告别了自己的专业，开始在北京俄语学院专心学习俄语，为接下来的留学苏联做语言上的准备。虽然这不是自己的本专业，但是想要出国学习更好的专业知识，语言这道障碍必须要逾越。俄语和英语等其他语言比起来相对难学一点，尤其在发音上，更是很多人的噩梦。但是侯云德不畏艰难，很快就融入到了语言学习的氛围中。和小时候的困难比起来，这种学习上的难度根本不算什么。如今国家专门培养他们，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后勤保障，只为培养出我们自己的人才，所以在侯云德的内心深处，一定要抓住这种优良的机会，好好的学习才行。从1958年到1962年的4年时间，国内正是异常艰苦的时候，但是国家还是拿出仅有的外汇，保证侯云德这些留学人员在国外的生活。彼时，侯云德就读于苏联医学科学院的病毒研究所，他的专业也逐渐从过去的临床医学，转移到了病毒学的研究领域。侯云德知道，现在所学的一切，将来都是新中国病毒学领域的基础。只要自己学好，将来国内在该领域的起步和发展，才能有一个好的开端。他不能辜负国家的期望，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初心。学成归来的病毒学专家，九十岁高龄仍奋斗在科研一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成归来的侯云德，一直在中科学院的病毒学研究所工作。侯云德知道疾病对大众造成的痛苦有多可怕，所以其后的学术和研究，一直在一线和各种病毒做殊死搏斗。虽然彼时国内的科研条件还很艰苦，但是侯云德不畏艰辛，依然保持着求学时代旺盛的精力。在国家成立了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时候，侯云德又是重要的科研牵头人。他还是我国第一至第三届"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从重组人干扰素α1b，到构建起国内痘苗病毒疫苗株天坛株基因文库，侯云德在病毒学以及基因治疗领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这一切重大的科研成就，都是在侯云德60岁之前完成的。60岁，对于绝大多数的工作者来说，都是退休的年龄了。然而侯云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依旧奋战在科研的第一线。1994年的时候，侯云德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的研究还在继续，而他的理论成果也逐渐汇集起来，给后来人提供专业知识领域的指明。他在国内外的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400多篇，更是著有《分子病毒学》、《病毒基因工程的原理与方法》、《干扰素及其临床应用》、等9部权威专著。尤其在干扰素的发现以及临床应用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使侯云德被誉为"中国干扰素之父"。一直到2018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侯云德还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上班。在侯云德的内心深处，科研是永无止境的，而生命的作用，就是应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苏南地区的一个穷小子，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奋斗，终于成长为一代科学家。侯云德以耄耋之年的亲身作为，告诉后来者，人的一生应该不懈奋斗不懈追求，要树立起坚定明确的目标，每个人在自己的所学领域，都能开创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2018年1月8日上午，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我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每年评审一次。今年，由两位科学家夺得，分别是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侯云徳院士。
2017年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王泽山 侯云德获国家最高技术奖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共评选出271个项目和9名科学家。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35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3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6项，一等奖4项，二等奖6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0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21项（含创新团队3项），二等奖146项。此外，有7名外籍科学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据了解，今年的获奖成果凸显国家战略需求，粮食安全、疾控防治、资源利用、国防建设等领域均有所斩获。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志敏 表示，这次实行了定额的评审，三大奖的总数控制在300项以内。
我国科技奖励制度，近年来不断深化改革。近五年，三大奖总数基本呈现逐年减少趋势。同时，为遏制搭车报奖、拼凑报奖现象，规定2015年和2016年三大奖获奖项目的全部完成人，不能作为2017年推荐项目的完成人。国家自然科学奖提交评审的论文专著数量，减少为“不超过8篇”，“重质量、轻数量”成为风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陈志敏 介绍，他们以奖励的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每一个节点做到有据可查，有章可循，可追溯。
王泽山：一生研究火炸药 攻克世界性难题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每年授予不超过两名科学家，由国家主席亲自签署、颁发荣誉证书和500万元奖金，今年获得最高荣誉的中科院院士王泽山，在火炸药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火炸药是武器能源的核心，高性能的火炸药是提升导弹、火箭、火炮等武器弹道性能的先决条件。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泽山，6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提升火炸药的性能，攻克了一系列军工难题。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泽山表示，火炸药对国防、国家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事这个工作，感觉有意义。
上世纪80年代，王泽山率先攻克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关键技术，90年代，他又着手研究如何降低武器对环境温度敏感性这个世界军事难题。王泽山没有跟着国外的研究思路，而是独辟蹊径地解决这个世界难题。经过一系列材料、结构和工艺的创新，王泽山成功利用燃料的补偿效应，发明了一种低温感含能材料，让各种火炸药在不同温度条件下都能以同一速率燃烧。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泽山介绍，直到现在，这个项目核心的关键技术，在各方面优于国外的水平。
侯云德：建立阻击传染病的防线
2009年中国人首次创造了人类干预大流感成功的记录，而主导建立我国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就是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另一位获得者侯云德院士。
依托各级卫生医疗站，侯云德带领项目团队，迅速构筑起了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的技术体系。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 侯云德表示，流感大流行，在人类的历史上，人类干预都没有成功过，但是最近一次，2009年流感大流行我们干预成功了。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侯云德学生 段招军介绍，全球第一个疫苗用了87天研制出来，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个疫苗诞生以后，让世界卫生组织感到非常惊讶，做了评估之后，世界上所有的这种09年的甲流都按照我们中国的一针就够了，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创举。
第三方评估表明，我国甲流的应对措施减少了2.5亿发病和7万人住院，病死率比国际低约5倍以上。作为我国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的专职技术总师，侯云德领导专家组设计了2008至2020年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重点布置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我国的历次重大疫情，全面提升了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为科学家们致敬~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正式设立至今，已有29位科学家获奖。每位获奖者奖金500万元人民币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 王泽山，侯云德王泽山曾于1993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又于1996年和2017年两次摘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侯云德是中国分子病毒学、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和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 赵忠贤 屠呦呦赵忠贤，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是国际上最早认识到柏诺兹和缪勒关于“在Ba-La-Cu-O中存在可能高达35K 超导性”(后获诺贝尔奖)的重要意义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此外，他还发现系列5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并创造55K纪录。屠呦呦的科学贡献是发现青蒿素，她从中医古籍中得到启迪，改变青蒿传统提取工艺，创建的低温提取青蒿抗疟有效部位的方法，成为青蒿素发现的关键性突破。201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空缺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于敏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在倡导、推动国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我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程开甲 张存浩程开甲院士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是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和国防高新技术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张存浩院士是我国著名物理化学家，我国高能化学激光的奠基人、分子反应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 郑哲敏 王小谟王小谟院士是我国著名雷达专家，现代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主持开展低空雷达技术攻关，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中低空兼顾雷达，并在国际雷达装备同台竞技中为国产雷达赢得了世界声誉。郑哲敏院士是国际著名力学家，我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是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阐明了爆炸成形的机理和模型律，解决了火箭重要部件的加工难题，发展了一门新的力学分支学科——爆炸力学。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吴良镛 谢家麟吴良镛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同时也是新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谢家麟院士是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我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多次就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重要建议和指导意见，对促进我国加速器领域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王振义 师昌绪王振义院士，血液学专家，在60余年的从医生涯中，为医学实践和理论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成功实现了将恶性细胞改造为良性细胞的白血病临床治疗新策略，奠定了诱导分化理论的临床基础；确立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治疗的“上海方案”，阐明了其遗传学基础与分子机制，树立了基础与临床结合的成功典范；建立了我国血栓与止血的临床应用研究体系。师昌绪院士一直致力于材料科学研究与工程应用工作，在国内率先开展了高温合金及新型合金钢等材料的研究与开发。他的成果使我国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由锻造到铸造、由实心到空心迈上两个新台阶，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自主开发该关键材料技术的国家，迄今为止已大量应用于我国战机发动机。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孙家栋 谷超豪孙家栋院士，为我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创建和发展我国人造卫星总体技术、卫星航天工程管理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做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谷超豪，著名数学家，在当今核心数学前沿最活跃的三个分支：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及其交汇点上做出了重要贡献。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徐光宪 王忠诚徐光宪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他基于对稀土化学键、配位化学和物质结构等基本规律的深刻认识，发现了稀土溶剂萃取体系具有“恒定混合萃取比”基本规律，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具有普适性的串级萃取理论。该理论已广泛应用于我国稀土分离工业。王忠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神经外科专家，也是我国神经外科的开拓者之一。在半个世纪的医学生涯中，他为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壮大、走向世界做出了创新性贡献。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吴征镒 闵恩泽吴征镒院士是著名植物学家，从事植物学研究和教学七十年，是我国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著名学者。闵恩泽院士主要从事石油炼制催化剂制造技术领域研究，是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者，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绿色化学的开拓者，在国内外石油化工界享有崇高的声誉。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李振声李振声院士主要从事小麦遗传与远缘杂交育种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同时开展了农业发展战略研究。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吴孟超 叶笃正吴孟超，肝脏外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创立了肝脏外科的关键理论和技术体系，开辟了肝癌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新领域，创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疾病研究和诊疗中心，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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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过的论文评了学术成果,评审时算成果。因为著作和论文在评职称中都算是成果。虽然有部分学术专著可能是学术论文，但我们不能把评职称所用的著作算作是论文，而应该是与论文不同的加分成果。
关于技术方案的论文算是学术成果，应该是科研成果的一部分。但是科研成果必须要有成型的实物方案出来的，有些论文只是空谈，并没有真正的转化可能。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馀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注〕子房受书：见《史记·留侯世家》。以为鬼物：王充《论衡·自然》引人之说云：“或曰：张良游泗水之上，遇黄石公授太公书，盖天佐汉诛秦，故命令神石为鬼书授人。”贲、育：孟贲、夏育，古代勇士。而其末可乘：谓待其力量衰微到极点时始有机会可乘。案：此句一作“而其势未可乘”。连下文博浪一击不中，秦皇大索天下，张良变名姓逃亡之事，理亦可通。伊尹、太公：伊尹，商朝开国功臣。太公，又称太公望，即吕尚，周朝开国功臣。荆轲、聂政：战国时刺客。荆轲曾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始皇），未成被杀。聂政曾为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事成后毁容自杀。鲜腆：无礼。郑伯：即郑襄公。文中所引楚庄王伐郑事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勾践”三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国被吴国打败后，越王勾践曾和范蠡入官（臣隶）于吴，勾践自请为臣，妻为妾，三年后才被放回越国。他卧薪尝胆，发奋复仇，终于灭了吴国。“当淮阴”数句：《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平齐后，派人见汉王刘邦，求封为假（暂时代理）齐王以镇齐。刘邦大骂韩信。张良、陈平暗中踩刘邦足，附耳告以今局势不利于汉，应善待韩信，以免生变。刘邦顿时醒悟，改口答应，并派张良去立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兵攻击项羽。“太史公”二句：见《史记·留侯世家》文末“太史公曰”。
这篇议论文论的是张良。它是作者嘉祐六年（1061）正月应制科时所上“进论”之一，作年当在此前。张良，字子房，辅佐刘邦灭秦破项，建立汉朝，封于留（今江苏沛县东南），称留侯。《留侯论》并不全面评论他的生平和功业，而只论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过人之节。这个问题过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创见。
开头一段是立论，提出能忍、不能忍这个命题。“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是泛言，举凡忠勇、坚毅等等超乎常人的节操，全都包括在内。以下则扣住《留侯论》本题，加以申说，将“过人之节”具体到“忍”字。说“忍”，又是从“勇”字来说，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只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说，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为抱负甚大，志向甚远的缘故。表面看来，勇和忍似乎是对立的，作者却指出了它们的统一性，充满辩证法，非常精警深刻。这是作者的基本论点，也是全篇的主意。虽然这里并未指名，实际是对张良而言。以下全是对张良的具体论证。
文中举了张良狙击秦王、进履受书、劝说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三件事。这三件事表面看来似无关连，但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由此提出了他的独创见解。
第二段先从前两件事说。人们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赠书事，因而把一些神怪传闻当作事实。作者把这件事同张良狙击秦王联系起来，把他为韩报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与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联系起来，指出这是秦时的隐士对张良忍耐心的考验观察，其用意并不在书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动所暗示的，都是圣贤间互相警示劝戒的道理。这几层意思紧密钩连，互为论证，结构非常严密。拂去老人赠书的神奇色彩，关系到基本立论，因为如果这真是神怪的行为而非人事，就无法按常理论之。老人赠书的用意，则是从张良和老人的行动本身这两个方面来论证。从张良讲，他狙击秦王的行动，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现，这种荆轲、聂政式的刺杀行为，在当秦势方盛时无异于白白送死。老人因为痛惜其才，才“出而试之”，故意用傲慢无礼的举动“无故加之”，极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炼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其“能有所忍”。从老人说，他对张良的一系列折辱举动，显然不是出于无心。当老人故意走到张良跟前堕履又命他取履时，张良“欲殴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桥取履是“强忍”着，老人岂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带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张良想，既已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这“能忍”的程度又进了一步，但老人还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里许路，见张良只是目送着他，并无异常的表现，这才再走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试察的用心。太史公的笔墨也很传神：写张良“欲殴之”，“强忍”，“业为取履，因履之”，“殊大惊，因目之”，一连串带动作的心理描写把个“忍”字的深化过程刻画得丝丝入扣。随后因“平明”、“鸡鸣”赴约仍然迟到而一再受到怒责，终于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练。这给作者取为立论主题提供了材料。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赠书，只须将书授与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说明“其意不在书”。“且其意不在书”，而在使其（张良）能忍，二者实为一个意思。清人金圣叹说：“此一句（即“且其意不在书”）乃一篇之头也。”又总评说：“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书’一句起，掀翻尽变，如广陵秋涛之排空而起也。”（《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四）清人沈德潜也说：“‘其意不在书’一语，空际掀翻，如海上潮来，银山蹴起。”（《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一）都指出此句是通篇立意的关键。
为了加强说服力，第三段又引史为证，再次申说上段之意。文中先引郑伯能忍而不战退敌，勾践能忍而终灭吴国，以见忍的极端重要性，说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试之”。又概述老人“深折”张良的情景，证明他的举动确实是对张良的考察试验。前者是从动机讲，后者是从事实讲，行动的目的则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这句系用《论语·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语意，即上文所谓“圣贤相与警戒之义”），后来的结果则是使张良达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以上都是就张良早年的两件事而言，第四段又举他后来在刘邦项籍斗争中的一个例证以实之。没有这个例证，张良在圯上的表现，可以视为偶然；有了这个例证，上面的论证才开花结果，落到实处。这段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不是孤立地讲张良，而是联系到刘、项两家的斗争来举例。文中把刘邦之所以胜和项籍之所以败，归结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韩信求假封为齐王的事例，把刘邦之能忍归结为系由张良成全，不仅说明了能忍对于张良、对于刘、项的事业的重大意义，还说明了圯上老人的启导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强了通篇议论的说服力。末尾以揣度作结，谓子房的状貌也表现出能忍的特征，思致新颖，风调翩翩，余味不尽。
张良一生功业的取得，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能忍起了重要作用，却无疑义，此文扣住能忍、不能忍，反复论说，见解精辟，辞气雄辩。因为始终围绕一个意思说，所以能把问题讲得深透，也能使文章奇正相形，虚实相生，变化无穷。文中论张良的忍，就有正说，有反说，有历史引证，有当代人物作为陪衬，末尾还借司马迁文加以点染，使文章妙趣横生。通篇主意本来是论张良能忍，但大半篇幅（整个二三两大段）又全是讲他不能忍，可以说，通篇结构是用他的先不能忍证出他的其后能忍，可称一奇。明人杨慎《三苏文范》说：“东坡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而尤长于陈述叙事。留侯一论，其立论超卓如此。”王慎中称“此文若断若续，变幻不羁，曲尽文家操纵之妙”（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钞》卷十四引），都颇能道出此文特色。细读原文，我们会发现通篇不作一平庸句，不作一平铺直叙语，所以为后世学文者视为范本。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_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辱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辱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辱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辱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辱惊，无故加之而辱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辱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辱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经常出现，导致学术界对每个词的实际含义有些困惑。这两种论文的主要相似之处以及论文的结构。有介绍、文学评论、主题、结论、参考文献和附录。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似的
毕业论文是专科及以上学历教育为对本专业学生集中进行科学研究训练而要求学生在毕业前撰写的论文。一般安排在修业的最后一学年（学期）进行。学位论文根据所申请的学位不同，可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三种。这里的学士论文和毕业论文相提并论，所以学术论文与毕业论文是包含关系！唯一相同的是都需要论文查重！
以下是关于学术论文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学术论文则是学术研究成果的记录和表达,是科学研究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某一学科的问题进行专门系统深入研究之后,展开地表达其独创性见解的文章,具有学术感、创新感的特性。学术论文是每一个学术研究者都应掌握的发表和交流学术观点、见解和成果的基本方式,而学位论文是学生进行学术研究训练的初级论文,是学术水平的总结和体现,也是学生取得学位的标志性成果。”